Category: 符号学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功能和调整的新思考:兼论符号学界的作风问-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 2000 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2000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南师大外院的支持与合作,在此表示感谢。我将三十多年来本人的国内外符号学相关活动积累的经验贡献于国内学界,不仅是我的志趣所在,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在我任职于国际学会的最后一年也适逢我参与创立的、至今中国唯一存在的全国跨学科符号学实验平台—-“中国符号学论坛”—-处于功能模糊和运作不利之际。人所共知,南京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来,某些符号学集团,借助于其在体制内的权势和关系,开始由明趋暗再由暗趋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破坏本人实乃三十余年来参与的上述符号学推进工作。从而一举将中国符号学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本人几年来期待从南京大会开始促进中国符号学大家庭平等共进的理想今已遭到破坏。他们说:“你批评我们什么,我们就照原样做给你看。我们就这样拉帮结派,而且势力大增,看你怎么办?”我只能对此说:“承教”!谢谢你们給与我了认清你们的机会!此一图穷匕首见的戏剧性发展,更加促使我意识到与其分道扬镳的绝对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论坛是“李某的事业”,却不知论坛只是“李某协助国内学人推进符号学事业”的步骤而已;他们损害的不是我,而是学术界的正方向!我为此惋惜的是中国学术理论事业正能量的损耗,而不是我李某“利益”的任何损失。我什么损失也没有,反而是因此连环出现的教训而认知了目前学界学人的真相!有什么比获得对人与事的真相认知更可贵的吗?现在,本人根据十几年来在国内外从事符号学推动工作的经历,重新思考了有关论坛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前思考的结果发表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和继续提出批评意见。谢谢!           ************* 在与南师大外院共同筹划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过程中,考虑到这将是一个在百年现代化后首次在古都南京面对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界的历史性场合,同时在抗战以来两岸四地现代化学术理论科研本质上停滞了40年和七十年代末起全面恢复了35年之后,我们中国学人该如何应对此一特殊国际人文理论交流机遇,就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之所以说是特殊机遇,因为文教和学术恢复仅30多年的人文学界,在知识的程度上是远远不能和外国先进地区相提并论的,何况两岸都还不存在可代表各界的全域性符号学学会。顺便在此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以及符号学发展问题,我都需要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几乎“对立”的角度来面对同一个对象或计划。也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对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方面:理想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努力“办好事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为办事而办事,即不能够老是满足于“只要能和老外在一起就是风光和成就!”。我们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将现实的作为和未来理想的境界予以初步地“挂钩”,如果根本没有理想的影子在,靠搞符号学来“过日子”,这就如同80年代文化热时靠搞“萨特热”、“三论热”过日子一样,不过是肤浅无聊的凑热闹,谁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在学术风气不佳的环境里干这种事呢!但是,从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把南京国际大会“当一回事”,即把它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看作是未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前进的一种驱动力。在此思考下,我和南师大大会负责人遂设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实验性平台。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此“准组织”来凝聚国内各界学术的力量,形成一个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的“中国符号学集体”的形象,以作为中方的国际学术对话方的象征性“代表”,来“迎接”(迎战?)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家们的到来(我也的确以此论坛的成立作为在和国际同仁进行各种协议时的中方学术背景之显示,借以暗示今日的中国符号学并非仅限于广义外语界人士)。为了使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南京国际学术对话舞台具有较合理的代表性,一方面我们通过“论坛”将“中国符号学”的组成成分扩大,使其超出外语和传媒界,另一方面我又企图超越国际学会的现状,将国际方的组成成分加以扩大,特别是将其扩至西方哲学、史学和电影理论等(可惜后二者均未成功)。因为,按照我的符号学理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其“符号学学者组成”都是过于片面了。我还满怀信心地,(特别在天津王铭玉先生等那时突如其来的支持信的鼓励下)将此一论坛看作是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垒”的象征性基地。 实际上,当时论坛的作用有三:趁国际大会场合凝聚中国各界符号学力量,以“共商国是”,即趁此难得的机会(知道中国学人普遍具有的“势力心态”:觉得到有洋人在的地方去露面才有面子,我们也就“现实地”循此方式来聚集人数,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悲哀,却是难以绕开的悲哀:中国文人为什么总是见了洋人就喜笑颜开的?)共同讨论如何发展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其次,在大会前后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符号学业已(象征性地)“初步成军”;再次,随着论坛活动的推进,也曾一度想到如何更认真地将论坛充实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实验平台。实验什么?实验不同学科间平等的“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派独大”。(本来按照我的个人日程表,南京大会和世界论坛会议后,我在初步协助形成了这个全国性跨学科平台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了,以为论坛可以从此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学会的雏形或实验基地。但当看到论坛甚至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被单方面依仗人多势众加以“掠夺”后,不觉奋起,决意参与抵制此一“知识分子侵夺其他知识分子”的突发事件。而且惊讶于如此多学人,此后一年来,都是习惯性地旁观看热闹,而视此侵犯行为为理所当然,并不在意?对于我,后者比前者更可怕,侵犯的始作俑者毕竟只是少数学界“枭雄”,而“围观大众”才是学术的基本资源所在)固然,在国外,在个人主义膨胀的今日,没有哪家研究所不是“老王卖瓜”的。可是,“国情不同”,在国外学术大国,各种学术、学科、学派单位都是到处林立,各家的自我标榜不足以破坏整体的平等相处。所以各国都有公平的符号学学会组织,即在该组织内,没有谁可以独享“权力的垄断”,有影响的“学术力量”只能是在有水平的学界内经受过验证的学术贡献本身。可是,在中国25年来的符号学事业发展经验中,由于学术复苏不久,符号学主要是因外语方便而首先由外语界人士和外语界出身人士率先推进,一如中国的现象学西学理论界情况一样。随着学术的逐渐发展,新知新学必定会并应该会扩及各个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外语界背景人士是持此同一理解而积极无私地协助符号学推广呢?还是打算趁先走一步的时差方便而企图对初步掌握的符号学加以垄断呢?我曾经以为,论坛的成立可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此信心的一个具体根据是,合作方南师大外院在其两次筹办国际会议过程中表现出了“服务精神”,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们的从事者普遍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特意人为宣传、抬高本院某个人自身的学术形象(如果这样,其他各界学人日后就没有兴趣参加了)。此一事实观察,遂坚固了我对于论坛发展的信心,虽然与此同时,几年来我也不断继续和他们协商如何“超越”隶属于外语学会的意识而勇敢地承担多学科间“公平组织者”的角色。我不属于国内体制内,所以不具有国内学界的习气。可是国内学人却老是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在那里“争权夺利”,我如果要干这类事会采取另类生存观吗?一方面我们赞赏外语学会发展自身的学术,但反对他们(当然许多学会均如此,但我现在只与符号学的外语界打交道)的学会利益本位主义。不是“怕”你们学会张大势力(虽然本人憎恨学人有结党营私意识),而是“怕”你们如果意图“以小吞大”,一是你们只是一厢情愿,必不能得逞,二是你们的企图却将直接损害中国符号学事业全局的健康发展!很简单,外语界,比较文学界,传媒界都非“中国人文科学”主流,从学术上你们就不可能“驾驭”主流学科的主流学者们。你们如果企图将符号学垄断在自己的“自留地”内,那就阻碍了我们按照“理想角度”企图将符号学方法扩及主流学科的长远目标。中国符号学如果不是有朝一日和中国人文科学主流汇通以贡献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大发展事业,我们搞符号学干什么?就是搞些形式主义的“雕虫小技”和“玩物丧志”吗?从2000年回国推动符号学起,我就一手介绍国外符号学理念的重要性,另一手即不断指出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的每况愈下,这就是因为包含如此广泛的“符号学界”也同样是一个易于“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了廉价炫技的职业工具。后者的存在是任何社会中难免的文化学术现象,特为一些不耐艰苦研习而希图几年之间成为“学术土豪”者的温床。而对于知识、理论一切尚在初步阶段的中国人文学界而言,这样的倾向就更易发生了。自南京大会的成功和论坛内迭次发生“冲突”以来的一年多里,我的种种作为都是源于这一思考,尽管一些深植于体制内学术土壤中者老以为我和他们的心思一样,在那里暗中“争权夺利”。试问,我可能因此有什么权?有什么利吗?不正是你们在靠着“符号学名号”在那里拿钱、聚势、增名吗?我如果像你们这样贪图名利早就是另一种生活状态了。可惜,文革后遗症仍然存在,不少学人的结党营私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从今日反腐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哪桩腐败案件不是通过结党营私方式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结党营私之一种。如果学术界未来也开展反腐和反对利益固结运动的话,所谓“官学勾结”的事件也必不在少数吧?),他们总是以己度人,还以为他们的“获利”成果会引起我的“嫉妒”和“气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果不其然! 的确,我的“符号学心思”和许多人并不一样。我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是独立进行的一件事,属于“独善”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九),和上述属于“兼济”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一)的国内外符号学事业关切不是一回事。一年多来的相关“冲突”事件,都属于我的“兼济”工作中的正反经验,二者其实都是我的认知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即进展和挫折,都是认知上的“收益”,这些冲突经验让我对于国内学界的体制内结构和学人的分类和品质都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事件就不可能认识到的“真相”!这使我有机会在人情反复中看到一些学人的里里外外、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和虚情假意。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另一些学人朝向“正能量”的心态和有心无力的实情。按照各种负面的表现,我们继续发觉,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最大阻碍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特别是我从一些人的前后反复和言行不一中看到他们性格的软弱。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这才是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的最大绊脚石!机会主义就是性格软弱。其表现就是急求蝇头小利和趋炎附势,自然也就是文学界早就指出的“墙头草”倾向:没有原则,只有利害取舍。换言之,这就是“贪小”心态,因为贪小,所以随时变换“旗帜”,窥伺投靠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更贴切地领悟为什么孔子要说“我未见刚者”!有刚强才有原则,才有坚守,才有拒诱,才能够“君子不器”而朝向自身学术之“大局”,才可能有对天下“学术大事”的关怀,才可能不去哗众取宠和假仁假义,才可能真地本“致良知”而努力于学术。我们今日不追求此类特深、特广、特大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大元素”,如仅企图通过市场和传媒去“炒作”祖宗文化遗产这类琐细的“中国小元素”,这是在推进中国的真知真学还是要利用西方的东方猎奇情结来到国际上做“文化买卖”以谋利呢?当年的中国“萨特热”早已成为泡沫,今日的中国“符号学热”,如果采取同样的心态和路线,也会同一结局。不,同一结局倒还好,就怕真是坚持下来成为在学术崇洋媚外大环境下蔓延下去的“舶来学术”,其引动青年人追逐肤浅学术时髦的力道自然不可小觑。但这已经不属于我们可以在此关心的范围了。我们只能自己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却不需“卷入”各种学界利害冲突中去。我们哪有这个力量! 南京大会后一年多来的经验促使我进一步反思这个“论坛”的可行性和可取性问题,再结合我三十多年来与国际人文学界和符号学界交流的经验,渐渐地更明确了问题所在。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中国的符号学完全是跟着国际潮流跑(我在南京大会前后多次表达过中国符号学事业应该走独立自主路线的愿望,但其后确知其在两岸四地绝难实行),因此更为根本的问题存在于国际学会和西方符号学界。在本次索菲亚大会上(如果我最后真地参加的话,这取决于我对该会节目的最后判断)我将对西方符号学现状提出根本性批评。(不久前,非常遗憾地和一位昔日好友明言彼此最好中断联系,因为对方竟然误解了我的学术批评和学人批评之意图,竟劝告我“不要想改造别人”,也就是不赞成我的学术批评言论。如果这样,岂非正是“悖孔”之论?如此一来“诤友”何义?的确,西方学术理论界也同样在反对“批评”,因为批评“伤和气”,其实质为:我们都应该在商业化的大时代改行商人的做法:即要暗斗,不要明斗;要讲求策略和计谋,要尔虞我诈。一句话,商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不起,本人不信这个邪,就是要辨析相关学术理论之真假。而且我们中国学人需要信这一套吗?那我们今日倡言孔学又有何意谓?如将孔子的重要原则都排斥掉,根本不予奉行,而只利用其大名来创造文化市场品牌形象,这有意思吗?)这也是我在结束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任期时的临别“谠言”:必须谈出“学术真相”。正因为我无“官守”,无利害纠葛,所以无论在国内外学界(这是我本“素其位而行”之故训的结果)都须言所当言!有人公然讽刺说这只是“一人的声音”,他们却不懂得这一事实岂非正是我的“特权”和“光荣”?我会“怕”孤立吗?那我研读孔孟还管什么用?时人把孔孟当职业,我把孔孟当座右铭。区别即在于此。 那么,读者会又发现我的矛盾:为什么你又要鼓励和动员大家去索菲亚大会呢?一些小肚鸡肠的舶来式学人【这类学人就知道把有名洋人说的任何话加以重复以作为自身学术观点的根据,对此我不知道在批评其他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观点时指出过多少次了。早在1987年就对按此同一立场持论的某一哈佛比较文学博士提出过批评:他的根据只是“我们哈佛权威是这样说的”,而他不知道我批评的正是你这位哈佛权威的立场!他们接下来可能的反驳则是“李某太狂妄了吧?敢批评中外大师?”这正是我对比较文学界出身的学者最不放心的地方,恰恰是这个专业最不“专”,他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学理根据所在,只能够对名人亦步亦趋,还以为别的中国人都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个理论的高低深浅,一以中外体制内等级名势为准。这些人实乃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前进中的最大问题所在!因为他们这样的背景和言论却足以忽悠学官们的眼力,从而在体制内造成制度性的唯洋是从的惯式!这些人因为个人本无理论家素质而又欠缺学历中的理论训练,因此根本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结果只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国内各种西学理论界内这类人比比皆是,而符号学界因为最不严格,所以比起其他各界舶来学术的理论分辨能力也就更差。当然正是这样的学术风格可能最符合本来就只能浅尝辄止者的一些人的需要。这是他们的职场内的学术要求,我们当然无权干涉。我们所需要去做的,就是和他们划清界限。既然论坛不再企图“照料”中国符号学全局,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关心各式各样以符号学标称者的议论之高下深浅,也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什么理论深浅,而只关心什么“理论话语”“好使”,你如劝告他先从事基础补课,他把你的建议视作对他的“轻视”。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大腕们,情况就更复杂了。一些人最初想“利用”你,所以学术上力捧你,等到利用不成,他们就开始立即变脸改为学术上攻击你。此类反复无常伎俩,只能增加大家对于此类人人品的认识,而我们切不可上当卷入和这种学术程度的人进行辩论,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他们就是想“拉住你”进行炒作,他们采取的永远是一个“混在一起搅”的策略,或者是正面混在一起搅,或者是反面混在一起搅,总归要与你“接触”(搅在一起),以便能够有机会“发力”。我们的论坛活动经历虽然在学术上尚未能成功,却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正派学人本来根本想象不到的、今日一些低级学术人士的可能作为!他们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以为我们要到洋人面前去争面子、争风头,彼此的动机和目的真不知要相差几万里之遥!我已说过,在我们从事“兼济”之事时,早知其“有成”的机会不仅不足十分之一,甚至于不足百分之一!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成功”机会,我们也要“尽其在我”,尝试于其万一。此种心态又是今日拜金主义时代必被视为“怪物”者。(正如在世界科技之都“矽谷”把专业职场外读人文理论书者视为“怪物”一样)也是不久前一位友人好意而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明知无法“成功”还要劳这个神呢?“是出于信仰吗?”多么“幼稚到天真可爱的问题”!但这可能是时代风气下的自然提问。在无利不起早的时代里,学人已经完全丧失传统读书人意识。只知道读书为了求个人发达,为此必须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以确保自己成功。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失去传统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学术为公意识”!而我们的民国人文学人不分左中右,大多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才是他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个各文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根源。(我曾多次指出,80年代文化学术青年精英一代都是批判社会与学术的积极分子,但没有一个谈论如何“批评自身”和“个人进德之策”的,他们都忘了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正视自己的真实学养问题)因为“五四学人”维持着“向真”的意志力,所以能够认真进行思考和做学问。今日学人呢?人人只想着怎么去“成功”,而要想成功就必得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以符合学术市场需求。 好,再回到这个为什么还要参加国际大会的问题,如果明明知道今日学术聚会主要成为了职业性交流的场合的话?还是那个理由:在理想的层面上,让我们再尝试一种象征性地民族学术关切努力。半年前,在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我和南师大外院之所以最初曾经商量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索菲亚圆桌会议,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国内学人增加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主流学术场合显示,南京大会之后,一个潜在的、严肃的“中国符号学集体”之仍然存在,以作为未来中西符号学学术对话的人事基础。是的,一方面我已经并不看好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我还想最后一次地“借助该场地”来象征性的表达未来中西符号学理论对话机遇之可能存在。而且我们也要通过国际大会这样一个具体的西学理论“代表性场地”,来表达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整体的批评性意见。同样是在同一种活动中含具理想和现实两种立场和目的。我们总要在最艰难时期,朝向最好的期望!当然,这一设想看来最后仍然难以实现,因为今日中外学人都欠缺符号学集体性存在的意识。 最近事态的发展又进而深化了我对有关符号学的国际学会、国内学会以及我们的“论坛”的组成和功能的反思。有一个结论现在可以明确在此表达一下。四十余年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组成、功能、前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方面和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当初在符号学初起时期大家都不熟悉什么是符号学【六十年代巴尔特在法国文学主流界尚被视为“异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文学符号学才开始影响了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方向,也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的史学理论新潮才被引入不善理论思维的美国史学界;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创新性的人文学界“思想家”理查罗蒂的欧洲学理知识中竟然没有任何“符号学元素”,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人、美学和哲学大家丹托的当代欧洲哲学关注还只到萨特为止】,就是法国本土的学术环境内还要靠来自保加利亚的两位青年率先向西方学人引介苏俄符号学理论;我于1988年到西柏林时,东西德的符号学学术几乎是处于同一层级,出身语言学的德国符号学家还只能以莫里斯这类简易哲学式符号学理论为理论思考基础,德国的电影理论家(当然还有美国电影理论家)那时还不能领悟同时期法国电影符号学的意义何在。而当巴尔特被邀请到意大利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讲演时,还需要把符号学思考看作是一种“历险”。但是那个时期,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都感觉到了跨学科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包括东西欧洲阵营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都需要各国、各界学人跨越学科界限聚集到一起来“共商学术理论突破的大计”。等到198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会大会时,应该说是国际学会维持其学术水平的最后一次。那次艾柯在巴塞罗那大学讲演,另一国际“大腕”格雷马斯临时缺席(我幸而在巴黎咖啡馆见到他一次,记得王论跃和几位学生同在)。【当然,1982年夏在多伦多夏季符号学讲习大会上,尚未加入学会的我看到了西方符号学界仍属欣欣向荣的场面:福柯,艾柯,西比奥克,塞尔,布衣萨克,波斯纳等。就在这两天晚间我在重新翻阅Deleuze 的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那是那次多伦多会上认识的福柯崇拜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Fred在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后送我的书。一本新书今已泛黄,却成为我记忆那次多伦多之行的纪念物。那次与会打开了我其后接触西方符号学的大门。我自己那时对这一切也是极为热心和看好其前途的】在1994年艾柯在伯克利最后一次大会讲演并发表对日本山口昌男卸任副会长的赞赏言论的大会期间,我在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首次提出了符号学必须走跨学科大方向的主张(记得曾遭到一位只懂得符号学理论就是哲学理论的德国青年学者的反驳和我的“反反驳”:在德国人的民族性骄傲意识里,不觉得中国学者能够对西方理论提出批评)。会后中国参会者大家到会议筹备会主要成员张丽华老师家中聚会时,大会主席-德语系教授劳赫夫妇已经开始抱怨说,大会的选举是tricks了。1987年墨西哥大会上西班牙语学者人数众多,争取到西班牙语成为学会“官方语言”的成绩。他们在理事会上意气风发的样子,却导致我和邻座的澳大利亚学者的共同怀疑和不解。我于是进一步想,大家到国际大会来干什么?这个西班牙语的“面子”管什么用?他们兴奋个什么?结果,在2004里昂大会上我们就看到了大批西班牙语到会者关在一间屋子里用西班牙语相互“交流”符号学思想的滑稽场面。这就是西班牙语同仁们争取到官方语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实质的益处?虚荣心,可怕的民族性虚荣心。我多次提到不久前国际同仁对我抱怨西方符号学界的mafia现象,学术黑帮现象。世界人文学者越来越没有出息,不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勇于面对时代根本性思想挑战,而是满足于凭“一技之长”来在职场内循规蹈矩,争取名利。什么名,什么利?蝇头小利而已(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家的气局狭小,这才是人文科学理论危机难以被克服的根本性原因。人文学者们根本上失去了“择善固执”的意志力)。当然,学术组织活动的另一种职业性功能也不可一概抹杀:即商业化职场竞争所需要的自我宣传机会和“拉帮结派”机会。不过,这些对于今日国际学术环境来说也已成为常态了。我们自然也要通情达理地容许学者有“治生”意识并具有实用性地安排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利。但这已不属我们符号学的问题范围了。 从纯学术角度看,跨学科的符号学组织活动的需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符号学学术已为大家所熟悉并吸收到各专业研究中去了。在符号学初起阶段所需要的那种相互激励和启发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小了。人们今日有极为方便的条件接触新知新学新理。这样,当初的符号学学会这样的“大杂烩”式的聚会渐渐减弱或失去作用。首先,很难真地实现跨学科的“随意”交流,跨学科会议期间基本上仍然是分科、分组进行,也就是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和在本学科内一样。不过是各学科都“比邻而坐”而已,互相知道他们也在同一建筑物里讨论各自的符号学话题而已。这和单学科内的跨学科讨论会没有什么区别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没有变,但符号学家们聚会的方式要改变了。这是世界学界共同的趋势,具体说,组织上的跨学科的规模在缩小,以便形成更有效果的跨学科交流。另外专题性符号学方向的讨论会越来越多,甚至于不需要再打出符号学的旗号了,特别当“跨学科”的幅度还会超过常规符号学的规模时。同时,一个不容视而不见的现象是: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小,特别当后者在电脑商务时代正在变成宣传性的技巧和技术时,其作为商业化营销的应用技术性工具的作用越来越远离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了。可以说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所谓“符号学家”根本不是“一路人”。不仅如此,符号学的学术事业还要有意与将符号学名词随意铺伸到媒体文化宣传领域以制造文字炫奇效果的商业化技术性行为“划清界限”。否则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现象将会大量发生。学界不可能再用同一个名词“符号学”来覆盖性质功用互异如此的繁多学术门类了。除非,你根本不关心学术理论虚实,而只想着如何利用新颖学术名号聚众集势,借以在学术市场化时代“吸人眼球”,在知识落后环境里制造影响力大小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学术活动背后的运作机制及其动机和目的所在,同时要切实估量其对于我们在同一名号“符号学”标称下从事的远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革新事业的负面影响问题。当然任何学术资讯传播都是有益的,但不应该使其同时产生另一种副作用:影响了严肃学术理论事业的发展。如果大家都用同一个名号,就难免会如此。这是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健全的规定“跨学科活动”的主要理由。遗憾,一些人注定了只知道借学术谋名利的“真理”,以为人人都是这个心思。学界之大,自然无奇不有,这当然也不是我们需要关注或企图介入的事。岂非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中国符号学事业未来的有效发展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了。参照国际经验,我个人开始改变对于符号学的“战略性方向”的看法,今更明确倾向于认为:各科理论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文化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传媒学,理论电影学等)和各门应用符号学(包括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学)应该分属不同的学术组织;前者的数量必然较小,后者的数量必然较大,而且必然分化越来越仔细,越专业化(音乐符号学,美术符号学,新闻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的独立经营)。由于中国符号学较西方符号学发展晚几十年,可能要部分地重复国际符号学发展当初的路径,即跨学科聚会中专业分化较小而在初级水平上的“大杂烩”聚集较多。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必定在跨学科的框架内,逐渐趋于合理的分工细化。这是后话,暂且不议。除此之外,各学科领域内在符号学初起阶段也许还有需要采取这种“大杂烩”方式,以便开阔眼界。这是另一个问题。自然,这样的未来符号学组织性活动的方式大改组也有一个好处:防止中国符号学变成派系间争权夺利的舞台。也必须与一些只知道抄袭洋人表面言论的所谓“符号学家”们划清界限。不能再让这类人与我们“混”在一起,挑拨离间,设计阴谋,意图从内部“攻破堡垒”! 让我们在索菲亚大会进行深入观察后再来准备明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组织的第三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这是由浙江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组织”本身——“人文学院”承担和主持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让我们把此次聚会设想为一次新的尝试,具体说,(我个人希望)这是一个“文史哲主流”和“外语界理论符号学”的合作大会,是一个对于中国理论符号学的实践方向和方式的实验平台。【每一单位,外语界和文史哲界的每一单位都是双重学术实践者:一方面在自身领域从事一种学术实践方式,在跨学科的合作领域内尝试另一种学术实践。如南师大外院,作为外语界符号学学会的重要成员自然应该按照你们十年来形成的惯例从事符号学研究,但作为跨学科符号学活动的组织者,你们也需要尝试与文史哲学科对话和合作的新方式。这样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哲学界也是一样,一方面当然要专深于常规哲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开辟跨学科理论探讨方向,成为“多面手”有什么不好?】除论坛成员外,我们还将设法动员各界有兴趣的主流学界理论爱好者与会,如果成功,我们就有信心再办下去,如果失败,我们就可考虑解散此一其实并未成形的“准组织”了。论坛成立两年多来,我曾经多次试图宣布实验不成功、干脆解散的主张。而每次都获得若干积极人士的“挽留”(当然也多次见识到某次表态积极挽留论坛而不久后就自行离去者。我于是也从中见识到一些学人表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五分钟热度”特点,的确名不虚传。我常诧异怎么读书人可以“变脸”如此迅速!稍有利诱即可改旗易帜,学界如此,遑论其他真正存有利益争夺的领域。这些变脸行为遂也成为我们认识人性虚实的难得机会。何处不是“获知”的场合?)。这样,这个基本上由我临时“组配”起来的实验性学术平台,其本身今后将肯定朝向理论符号学方向发展,也就是将缩小其关注范围(一些或许以为“论坛”要企图扩大“地盘”者,你们想错了,我们要做的是:缩小地盘)。具体说,它将朝向于符号学和“文史哲”理论主流的合作方向,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史哲的理论化发展。只有这样合理的“精兵简政”之后,才可能各得其所,应用符号学各域也不必耗费时间关注与己关系不大的他科的理论性问题。如果这样进行多方面调整,可能“论坛”名称日后也需要改变。让我们暂时还用这个名称来标志今年国内外的一些相关学术活动。等到索菲亚大会后,我们会约集相关积极人士重新思考论坛的适当的新名称和其重组后的存在形式(组成和活动)等问题。 我们也要从另一个积极角度来看待今日中国符号学学界的多元化状态:这是35年来中国符号学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于任何方面的符号学活动进展都应看作是可能继续前进的基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多元化必然逐年扩大。改组后的“论坛”无意于再成为一个作为体制内职场功能性的全国性组织的雏形,而是将其学术实践主力用于国内外学术理论“攻坚”目标,特别是古今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化革新的艰难目标。因此“论坛”(还不确知其未来的名称)将不涉及日趋大众文化化的各种应用符号学领域,而将集中于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史哲理论革新的大目标。至于再往后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两种实践是不是还有全面“对话合作”的需要,就要看未来世界与中国的人文学术文化的演变如何了。 (2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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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的建议 (2014,3,31)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最近以来在与国内外学人通信中,大家深感商业化竞争风气和制度已经逐渐弥漫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又特别是实验性、前沿 “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的建议       (2014,3,31)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最近以来在与国内外学人通信中,大家深感商业化竞争风气和制度已经逐渐弥漫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又特别是实验性、前沿性的跨学科领域。正像‘符号学’一词可以被任意使用一样,‘跨学科’一词也可以被任意使用。‘跨学科’一词本身就具有含混性:一是指试图将某‘理论’或‘观点’推广应用到各个学科去,另一是指诸学科理论之间的创造性互动。二者完全不同。我们长期以来宣导的‘符号学跨学科’研究属于后者,因此涉及到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中最艰难的部分。显然,按此,研究者必须首先深化常规学科专业,其次再以此为基础与其他常规学科理论进行‘实验性理论沟通’。二者均要求学者具有长期努力的决心和实践,否则不可能完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众所周知,在几年来学术文化商业化炒作日甚一日的时代,上述符号学实践理念,正和许多其他人文学术理念一样,正受到商业化包装宣传风气和市场竞争化制度的全面冲击,其原有几十年的学术实践生态已然受到系统的颠覆和歪曲。在商业化时代兴起的国际上所谓‘后现代运动’的总背景下,“符号学”今已变成文化学术市场内的品牌和商标的代称。当此之时,我们也不得不重新认真观察检讨几十年来拟定的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名称’合宜性问题。自然,在商业化竞争时代,谁都有资格任意使用现有名词而变更其意涵。(例如,最具‘崇高性’的‘哲学’这个词就可以并曾经被加以任意庸俗化的使用)同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的常规学科领域,也并非均已充分掌握了相关符号学理论知识。实际上,大家要一方面为常规学术知识全面补课,又须开始学习新知新学新理,所以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我们长期以来主张的中国符号学发展理念是否过于脱离实际了?是否根本上是一个“还没有学会走就急于开始跑”的主观畅想?2012与南京国际大会同时召开的第一届论坛会议,最初是在此理念下制定的。尽管不可能期待出现什么突出进展,但以为这是‘第一步’,以后可以逐步提高。这样就又计划了‘第二步’:贵阳会议。遗憾,由于人所共知的诸多意外干扰而未曾达成预定目标。正在论坛面临解散危机之际,突然出现了论坛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浙大人文学院答应承办的论坛第三届研讨会。所谓“中国符号学论坛”不是指任何某一学术团体的名称,而是包含着其的确难于推进的特点:不同学科学人间平等互动的可能性。之所以困难,因为其性质属于体制外的实验性活动。本质上,论坛的存在性考验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动关系顺利发展可能性。我们要在体制内的框架里经营体制外的学术任务。因为体制内的规章制度尚未涉及不同学科间的理论互动课题,无法代为管理经营。(2004年我们试图说动中国社科院承担此一学科间互动协调的工作,最后为其婉拒)于是,我们现在就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承担的第三届论坛研讨会,重新看作是考验‘论坛理念实践’能否向前推进一步的最后机会了。 所谓‘最后机会’,不是指符号学学术而言,而是指中国学人间能否平等相待、同舟共济的心胸之有无的问题?这个‘机会’一词,就是指我们能否形成一个比前两次论坛研讨会更具成效的‘跨学科实验起步点’,而不是指我们一定要届时达到什么学术性成就。我们的目前实际困难尚不在于学术水平,而在于学界风气和学者心态。因为论坛的主要创新性和实验性就是要将各界、各域、各学科的学者们聚集一堂进行多元异质性的学术观点‘交汇’。这样的聚会首先就须打破各学科体系内部存在的‘等级结构’。体制外的论坛会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将参加者在本领域内的‘等级身份’‘纳入括号’。因为该等级身份是在体制内设定的,我们的论坛则是体制外的。而且我们的论坛之精神和原则正是要强调民主化和平等化,因此与等级身份这样的传统意识没有关系。如此一来,许多并无继续学习意愿而只有显示身份意愿的资深学者可能就不愿意参加了。这是可以预料的,而我们本来的希望也不在他们身上。我们只希望他们能够对此任务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至少不加予阻碍)即可。自然,更困难的任务是我所不了解的体制内运作体制外学术活动的制度方面的可能性到底如何? 论坛会议是论坛委托某单位按照其所认同的论坛理念所组织的学术活动,而不是该单位按照自身体制内规划而举行的某一多单位参加的全国性学术活动。让我们期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能够在以往中国的符号学活动经验基础上,成功地举行明年的第三届论坛研讨会。所谓“中国符号学”作为特定学术理念(而非指“中国人的符号学活动”),就是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认识论方针的学术志愿者组织。因此论坛会议的主题和课题配置应该符合此一大方向。幸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早于2002年就与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与世界史所合办过这样的研讨会,名称即“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因此,在论坛会议上,内容方面将包括各人文学科,在学术方向上将涉及全体人文科学。因此,我愿向浙大论坛会议筹备会提出:我们明年的会议是否仍然选用这个在世界符号学界也属于具有特色的标题“中国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我们以此标题向国内外再次宣示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学术目标是全面性、高端性的,而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起步性准备而已。我们关注的是学术活动的方向(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和实行框架(民主运作)之正确性问题,而并不苛求于学术水平问题。方向和方式的正确性才是人文学术真实前进的根本性保障;我们绝对不能追求学术市场的“宣传+广告”(=政绩)效应。让我在此根据相关经验再次解释一下论坛以往议程规划的理由,提供给浙大筹备会参考,并希未来筹备会可据以继续改进。 1.    可以把论坛预定学科范围预先大致勾出,即选择十数个学科名称及其1-2名召集负责人(尽量选择参加论坛者)。和以往两次不同的是,可以提前选择自己表示愿意承担工作的负责人,其责任只在于组织本学科参加人选并鼓励参加者预先进行学术性准备。我们希望此一分科负责构想有助于提升大家的参与意识。学科门类分组不仅是未来会议议程划分的基础,其本身也是一临时性诸符号学研究小组。 2.    这些学科名目只是代表论坛学术兴趣范围,但非一定相当于会议分组会名称。论坛会议议程及分组会设置,应该由筹备会届时根据参加者情况具体设定。 3.    明年浙大会议也将成为人文学院在本院扩展跨学科活动的契机,但浙大论坛会议是面对全国人文科学界的。浙大筹备会的任务将自然是超出体制内的常规范围的。于是我们估计,筹备会将再次遇到如何协调体制内和体制外学术范围和任务不同的矛盾。我们期待筹备会最后顺利处理此问题。这也关系到论坛未来的命运问题。我们的最低期待是:让我们把明年浙大会议看作是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否有其“生命力”和“存在必要性”的一次实验场合。如果不幸不够成功,也让我们可以最后安心地集体告别按此精神组建的论坛。这说明维持这样的跨学科学术事业在中国尚不成熟。而如果由于论坛成员和浙大筹备会在未来一年里能够同舟共济,并构建出一个具可行性的跨学科合作的基盘来,我们就继续将论坛维持下去。 4.    按照以前两次论坛会议的经验,现将议程分科清单加以重新整理后列此,以供筹备会和论坛成员检查和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学术研究组门类表: 1.    认知科学符号学研究组 2.    哲学符号学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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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草案的说明(修订稿)-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成立草案的说明 ( The New Forum of China Semiotics. NFCS ) (2014,4,3/4,22再修订)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1978年以来,由于刚引进的当代欧美符号学运动属于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学界没有相应学术机构来对此新学新知新理组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成立草案的说明  (The New Forum of China Semiotics. NFCS)                 (2014,4,3/4,22再修订)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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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东荪《道德哲学》(1930-1931)后有感-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本文刊载于《中国符号学研究》, 南京, 2012年春季号
我在1959年初至1960年代初的几年间,曾经在文津街“北图”大量阅读49年前的文史哲出版物,在诸多民国时期哲学家著作中,最为心仪的,就是张东荪先生的论著,尽管对于二十年代科玄论战,我是赞成科学派的。其后我的研学集中于外语和现代西方哲学原著,民国旧著阅读渐少。在阅读过的民国哲学家中(那时的哲学兴趣远大于历史)已确认张为民国时代最居前沿地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时图书馆旧藏都是经过删选的,我不仅并不了解他战后从政的遭遇,…
Youzheng Li
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主席

读张东荪《道德哲学》(1930-1931)后有感 时间: 2026-06-29 08:18 来源: 未知 作者: 李幼蒸 读张东荪《道德哲学》( 1930-1931 )后有感 李幼蒸 我…. [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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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功能和调整的新思考:兼论符号学界的作风问-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 2000 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2000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南师大外院的支持与合作,在此表示感谢。我将三十多年来本人的国内外符号学相关活动积累的经验贡献于国内学界,不仅是我的志趣所在,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在我任职于国际学会的最后一年也适逢我参与创立的、至今中国唯一存在的全国跨学科符号学实验平台—-“中国符号学论坛”—-处于功能模糊和运作不利之际。人所共知,南京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来,某些符号学集团,借助于其在体制内的权势和关系,开始由明趋暗再由暗趋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破坏本人实乃三十余年来参与的上述符号学推进工作。从而一举将中国符号学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本人几年来期待从南京大会开始促进中国符号学大家庭平等共进的理想今已遭到破坏。他们说:“你批评我们什么,我们就照原样做给你看。我们就这样拉帮结派,而且势力大增,看你怎么办?”我只能对此说:“承教”!谢谢你们給与我了认清你们的机会!此一图穷匕首见的戏剧性发展,更加促使我意识到与其分道扬镳的绝对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论坛是“李某的事业”,却不知论坛只是“李某协助国内学人推进符号学事业”的步骤而已;他们损害的不是我,而是学术界的正方向!我为此惋惜的是中国学术理论事业正能量的损耗,而不是我李某“利益”的任何损失。我什么损失也没有,反而是因此连环出现的教训而认知了目前学界学人的真相!有什么比获得对人与事的真相认知更可贵的吗?现在,本人根据十几年来在国内外从事符号学推动工作的经历,重新思考了有关论坛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前思考的结果发表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和继续提出批评意见。谢谢!           ************* 在与南师大外院共同筹划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过程中,考虑到这将是一个在百年现代化后首次在古都南京面对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界的历史性场合,同时在抗战以来两岸四地现代化学术理论科研本质上停滞了40年和七十年代末起全面恢复了35年之后,我们中国学人该如何应对此一特殊国际人文理论交流机遇,就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之所以说是特殊机遇,因为文教和学术恢复仅30多年的人文学界,在知识的程度上是远远不能和外国先进地区相提并论的,何况两岸都还不存在可代表各界的全域性符号学学会。顺便在此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以及符号学发展问题,我都需要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几乎“对立”的角度来面对同一个对象或计划。也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对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方面:理想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努力“办好事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为办事而办事,即不能够老是满足于“只要能和老外在一起就是风光和成就!”。我们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将现实的作为和未来理想的境界予以初步地“挂钩”,如果根本没有理想的影子在,靠搞符号学来“过日子”,这就如同80年代文化热时靠搞“萨特热”、“三论热”过日子一样,不过是肤浅无聊的凑热闹,谁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在学术风气不佳的环境里干这种事呢!但是,从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把南京国际大会“当一回事”,即把它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看作是未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前进的一种驱动力。在此思考下,我和南师大大会负责人遂设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实验性平台。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此“准组织”来凝聚国内各界学术的力量,形成一个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的“中国符号学集体”的形象,以作为中方的国际学术对话方的象征性“代表”,来“迎接”(迎战?)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家们的到来(我也的确以此论坛的成立作为在和国际同仁进行各种协议时的中方学术背景之显示,借以暗示今日的中国符号学并非仅限于广义外语界人士)。为了使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南京国际学术对话舞台具有较合理的代表性,一方面我们通过“论坛”将“中国符号学”的组成成分扩大,使其超出外语和传媒界,另一方面我又企图超越国际学会的现状,将国际方的组成成分加以扩大,特别是将其扩至西方哲学、史学和电影理论等(可惜后二者均未成功)。因为,按照我的符号学理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其“符号学学者组成”都是过于片面了。我还满怀信心地,(特别在天津王铭玉先生等那时突如其来的支持信的鼓励下)将此一论坛看作是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垒”的象征性基地。 实际上,当时论坛的作用有三:趁国际大会场合凝聚中国各界符号学力量,以“共商国是”,即趁此难得的机会(知道中国学人普遍具有的“势力心态”:觉得到有洋人在的地方去露面才有面子,我们也就“现实地”循此方式来聚集人数,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悲哀,却是难以绕开的悲哀:中国文人为什么总是见了洋人就喜笑颜开的?)共同讨论如何发展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其次,在大会前后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符号学业已(象征性地)“初步成军”;再次,随着论坛活动的推进,也曾一度想到如何更认真地将论坛充实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实验平台。实验什么?实验不同学科间平等的“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派独大”。(本来按照我的个人日程表,南京大会和世界论坛会议后,我在初步协助形成了这个全国性跨学科平台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了,以为论坛可以从此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学会的雏形或实验基地。但当看到论坛甚至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被单方面依仗人多势众加以“掠夺”后,不觉奋起,决意参与抵制此一“知识分子侵夺其他知识分子”的突发事件。而且惊讶于如此多学人,此后一年来,都是习惯性地旁观看热闹,而视此侵犯行为为理所当然,并不在意?对于我,后者比前者更可怕,侵犯的始作俑者毕竟只是少数学界“枭雄”,而“围观大众”才是学术的基本资源所在)固然,在国外,在个人主义膨胀的今日,没有哪家研究所不是“老王卖瓜”的。可是,“国情不同”,在国外学术大国,各种学术、学科、学派单位都是到处林立,各家的自我标榜不足以破坏整体的平等相处。所以各国都有公平的符号学学会组织,即在该组织内,没有谁可以独享“权力的垄断”,有影响的“学术力量”只能是在有水平的学界内经受过验证的学术贡献本身。可是,在中国25年来的符号学事业发展经验中,由于学术复苏不久,符号学主要是因外语方便而首先由外语界人士和外语界出身人士率先推进,一如中国的现象学西学理论界情况一样。随着学术的逐渐发展,新知新学必定会并应该会扩及各个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外语界背景人士是持此同一理解而积极无私地协助符号学推广呢?还是打算趁先走一步的时差方便而企图对初步掌握的符号学加以垄断呢?我曾经以为,论坛的成立可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此信心的一个具体根据是,合作方南师大外院在其两次筹办国际会议过程中表现出了“服务精神”,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们的从事者普遍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特意人为宣传、抬高本院某个人自身的学术形象(如果这样,其他各界学人日后就没有兴趣参加了)。此一事实观察,遂坚固了我对于论坛发展的信心,虽然与此同时,几年来我也不断继续和他们协商如何“超越”隶属于外语学会的意识而勇敢地承担多学科间“公平组织者”的角色。我不属于国内体制内,所以不具有国内学界的习气。可是国内学人却老是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在那里“争权夺利”,我如果要干这类事会采取另类生存观吗?一方面我们赞赏外语学会发展自身的学术,但反对他们(当然许多学会均如此,但我现在只与符号学的外语界打交道)的学会利益本位主义。不是“怕”你们学会张大势力(虽然本人憎恨学人有结党营私意识),而是“怕”你们如果意图“以小吞大”,一是你们只是一厢情愿,必不能得逞,二是你们的企图却将直接损害中国符号学事业全局的健康发展!很简单,外语界,比较文学界,传媒界都非“中国人文科学”主流,从学术上你们就不可能“驾驭”主流学科的主流学者们。你们如果企图将符号学垄断在自己的“自留地”内,那就阻碍了我们按照“理想角度”企图将符号学方法扩及主流学科的长远目标。中国符号学如果不是有朝一日和中国人文科学主流汇通以贡献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大发展事业,我们搞符号学干什么?就是搞些形式主义的“雕虫小技”和“玩物丧志”吗?从2000年回国推动符号学起,我就一手介绍国外符号学理念的重要性,另一手即不断指出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的每况愈下,这就是因为包含如此广泛的“符号学界”也同样是一个易于“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了廉价炫技的职业工具。后者的存在是任何社会中难免的文化学术现象,特为一些不耐艰苦研习而希图几年之间成为“学术土豪”者的温床。而对于知识、理论一切尚在初步阶段的中国人文学界而言,这样的倾向就更易发生了。自南京大会的成功和论坛内迭次发生“冲突”以来的一年多里,我的种种作为都是源于这一思考,尽管一些深植于体制内学术土壤中者老以为我和他们的心思一样,在那里暗中“争权夺利”。试问,我可能因此有什么权?有什么利吗?不正是你们在靠着“符号学名号”在那里拿钱、聚势、增名吗?我如果像你们这样贪图名利早就是另一种生活状态了。可惜,文革后遗症仍然存在,不少学人的结党营私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从今日反腐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哪桩腐败案件不是通过结党营私方式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结党营私之一种。如果学术界未来也开展反腐和反对利益固结运动的话,所谓“官学勾结”的事件也必不在少数吧?),他们总是以己度人,还以为他们的“获利”成果会引起我的“嫉妒”和“气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果不其然! 的确,我的“符号学心思”和许多人并不一样。我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是独立进行的一件事,属于“独善”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九),和上述属于“兼济”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一)的国内外符号学事业关切不是一回事。一年多来的相关“冲突”事件,都属于我的“兼济”工作中的正反经验,二者其实都是我的认知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即进展和挫折,都是认知上的“收益”,这些冲突经验让我对于国内学界的体制内结构和学人的分类和品质都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事件就不可能认识到的“真相”!这使我有机会在人情反复中看到一些学人的里里外外、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和虚情假意。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另一些学人朝向“正能量”的心态和有心无力的实情。按照各种负面的表现,我们继续发觉,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最大阻碍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特别是我从一些人的前后反复和言行不一中看到他们性格的软弱。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这才是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的最大绊脚石!机会主义就是性格软弱。其表现就是急求蝇头小利和趋炎附势,自然也就是文学界早就指出的“墙头草”倾向:没有原则,只有利害取舍。换言之,这就是“贪小”心态,因为贪小,所以随时变换“旗帜”,窥伺投靠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更贴切地领悟为什么孔子要说“我未见刚者”!有刚强才有原则,才有坚守,才有拒诱,才能够“君子不器”而朝向自身学术之“大局”,才可能有对天下“学术大事”的关怀,才可能不去哗众取宠和假仁假义,才可能真地本“致良知”而努力于学术。我们今日不追求此类特深、特广、特大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大元素”,如仅企图通过市场和传媒去“炒作”祖宗文化遗产这类琐细的“中国小元素”,这是在推进中国的真知真学还是要利用西方的东方猎奇情结来到国际上做“文化买卖”以谋利呢?当年的中国“萨特热”早已成为泡沫,今日的中国“符号学热”,如果采取同样的心态和路线,也会同一结局。不,同一结局倒还好,就怕真是坚持下来成为在学术崇洋媚外大环境下蔓延下去的“舶来学术”,其引动青年人追逐肤浅学术时髦的力道自然不可小觑。但这已经不属于我们可以在此关心的范围了。我们只能自己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却不需“卷入”各种学界利害冲突中去。我们哪有这个力量! 南京大会后一年多来的经验促使我进一步反思这个“论坛”的可行性和可取性问题,再结合我三十多年来与国际人文学界和符号学界交流的经验,渐渐地更明确了问题所在。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中国的符号学完全是跟着国际潮流跑(我在南京大会前后多次表达过中国符号学事业应该走独立自主路线的愿望,但其后确知其在两岸四地绝难实行),因此更为根本的问题存在于国际学会和西方符号学界。在本次索菲亚大会上(如果我最后真地参加的话,这取决于我对该会节目的最后判断)我将对西方符号学现状提出根本性批评。(不久前,非常遗憾地和一位昔日好友明言彼此最好中断联系,因为对方竟然误解了我的学术批评和学人批评之意图,竟劝告我“不要想改造别人”,也就是不赞成我的学术批评言论。如果这样,岂非正是“悖孔”之论?如此一来“诤友”何义?的确,西方学术理论界也同样在反对“批评”,因为批评“伤和气”,其实质为:我们都应该在商业化的大时代改行商人的做法:即要暗斗,不要明斗;要讲求策略和计谋,要尔虞我诈。一句话,商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不起,本人不信这个邪,就是要辨析相关学术理论之真假。而且我们中国学人需要信这一套吗?那我们今日倡言孔学又有何意谓?如将孔子的重要原则都排斥掉,根本不予奉行,而只利用其大名来创造文化市场品牌形象,这有意思吗?)这也是我在结束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任期时的临别“谠言”:必须谈出“学术真相”。正因为我无“官守”,无利害纠葛,所以无论在国内外学界(这是我本“素其位而行”之故训的结果)都须言所当言!有人公然讽刺说这只是“一人的声音”,他们却不懂得这一事实岂非正是我的“特权”和“光荣”?我会“怕”孤立吗?那我研读孔孟还管什么用?时人把孔孟当职业,我把孔孟当座右铭。区别即在于此。 那么,读者会又发现我的矛盾:为什么你又要鼓励和动员大家去索菲亚大会呢?一些小肚鸡肠的舶来式学人【这类学人就知道把有名洋人说的任何话加以重复以作为自身学术观点的根据,对此我不知道在批评其他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观点时指出过多少次了。早在1987年就对按此同一立场持论的某一哈佛比较文学博士提出过批评:他的根据只是“我们哈佛权威是这样说的”,而他不知道我批评的正是你这位哈佛权威的立场!他们接下来可能的反驳则是“李某太狂妄了吧?敢批评中外大师?”这正是我对比较文学界出身的学者最不放心的地方,恰恰是这个专业最不“专”,他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学理根据所在,只能够对名人亦步亦趋,还以为别的中国人都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个理论的高低深浅,一以中外体制内等级名势为准。这些人实乃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前进中的最大问题所在!因为他们这样的背景和言论却足以忽悠学官们的眼力,从而在体制内造成制度性的唯洋是从的惯式!这些人因为个人本无理论家素质而又欠缺学历中的理论训练,因此根本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结果只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国内各种西学理论界内这类人比比皆是,而符号学界因为最不严格,所以比起其他各界舶来学术的理论分辨能力也就更差。当然正是这样的学术风格可能最符合本来就只能浅尝辄止者的一些人的需要。这是他们的职场内的学术要求,我们当然无权干涉。我们所需要去做的,就是和他们划清界限。既然论坛不再企图“照料”中国符号学全局,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关心各式各样以符号学标称者的议论之高下深浅,也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什么理论深浅,而只关心什么“理论话语”“好使”,你如劝告他先从事基础补课,他把你的建议视作对他的“轻视”。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大腕们,情况就更复杂了。一些人最初想“利用”你,所以学术上力捧你,等到利用不成,他们就开始立即变脸改为学术上攻击你。此类反复无常伎俩,只能增加大家对于此类人人品的认识,而我们切不可上当卷入和这种学术程度的人进行辩论,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他们就是想“拉住你”进行炒作,他们采取的永远是一个“混在一起搅”的策略,或者是正面混在一起搅,或者是反面混在一起搅,总归要与你“接触”(搅在一起),以便能够有机会“发力”。我们的论坛活动经历虽然在学术上尚未能成功,却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正派学人本来根本想象不到的、今日一些低级学术人士的可能作为!他们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以为我们要到洋人面前去争面子、争风头,彼此的动机和目的真不知要相差几万里之遥!我已说过,在我们从事“兼济”之事时,早知其“有成”的机会不仅不足十分之一,甚至于不足百分之一!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成功”机会,我们也要“尽其在我”,尝试于其万一。此种心态又是今日拜金主义时代必被视为“怪物”者。(正如在世界科技之都“矽谷”把专业职场外读人文理论书者视为“怪物”一样)也是不久前一位友人好意而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明知无法“成功”还要劳这个神呢?“是出于信仰吗?”多么“幼稚到天真可爱的问题”!但这可能是时代风气下的自然提问。在无利不起早的时代里,学人已经完全丧失传统读书人意识。只知道读书为了求个人发达,为此必须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以确保自己成功。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失去传统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学术为公意识”!而我们的民国人文学人不分左中右,大多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才是他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个各文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根源。(我曾多次指出,80年代文化学术青年精英一代都是批判社会与学术的积极分子,但没有一个谈论如何“批评自身”和“个人进德之策”的,他们都忘了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正视自己的真实学养问题)因为“五四学人”维持着“向真”的意志力,所以能够认真进行思考和做学问。今日学人呢?人人只想着怎么去“成功”,而要想成功就必得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以符合学术市场需求。 好,再回到这个为什么还要参加国际大会的问题,如果明明知道今日学术聚会主要成为了职业性交流的场合的话?还是那个理由:在理想的层面上,让我们再尝试一种象征性地民族学术关切努力。半年前,在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我和南师大外院之所以最初曾经商量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索菲亚圆桌会议,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国内学人增加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主流学术场合显示,南京大会之后,一个潜在的、严肃的“中国符号学集体”之仍然存在,以作为未来中西符号学学术对话的人事基础。是的,一方面我已经并不看好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我还想最后一次地“借助该场地”来象征性的表达未来中西符号学理论对话机遇之可能存在。而且我们也要通过国际大会这样一个具体的西学理论“代表性场地”,来表达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整体的批评性意见。同样是在同一种活动中含具理想和现实两种立场和目的。我们总要在最艰难时期,朝向最好的期望!当然,这一设想看来最后仍然难以实现,因为今日中外学人都欠缺符号学集体性存在的意识。 最近事态的发展又进而深化了我对有关符号学的国际学会、国内学会以及我们的“论坛”的组成和功能的反思。有一个结论现在可以明确在此表达一下。四十余年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组成、功能、前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方面和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当初在符号学初起时期大家都不熟悉什么是符号学【六十年代巴尔特在法国文学主流界尚被视为“异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文学符号学才开始影响了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方向,也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的史学理论新潮才被引入不善理论思维的美国史学界;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创新性的人文学界“思想家”理查罗蒂的欧洲学理知识中竟然没有任何“符号学元素”,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人、美学和哲学大家丹托的当代欧洲哲学关注还只到萨特为止】,就是法国本土的学术环境内还要靠来自保加利亚的两位青年率先向西方学人引介苏俄符号学理论;我于1988年到西柏林时,东西德的符号学学术几乎是处于同一层级,出身语言学的德国符号学家还只能以莫里斯这类简易哲学式符号学理论为理论思考基础,德国的电影理论家(当然还有美国电影理论家)那时还不能领悟同时期法国电影符号学的意义何在。而当巴尔特被邀请到意大利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讲演时,还需要把符号学思考看作是一种“历险”。但是那个时期,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都感觉到了跨学科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包括东西欧洲阵营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都需要各国、各界学人跨越学科界限聚集到一起来“共商学术理论突破的大计”。等到198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会大会时,应该说是国际学会维持其学术水平的最后一次。那次艾柯在巴塞罗那大学讲演,另一国际“大腕”格雷马斯临时缺席(我幸而在巴黎咖啡馆见到他一次,记得王论跃和几位学生同在)。【当然,1982年夏在多伦多夏季符号学讲习大会上,尚未加入学会的我看到了西方符号学界仍属欣欣向荣的场面:福柯,艾柯,西比奥克,塞尔,布衣萨克,波斯纳等。就在这两天晚间我在重新翻阅Deleuze 的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那是那次多伦多会上认识的福柯崇拜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Fred在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后送我的书。一本新书今已泛黄,却成为我记忆那次多伦多之行的纪念物。那次与会打开了我其后接触西方符号学的大门。我自己那时对这一切也是极为热心和看好其前途的】在1994年艾柯在伯克利最后一次大会讲演并发表对日本山口昌男卸任副会长的赞赏言论的大会期间,我在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首次提出了符号学必须走跨学科大方向的主张(记得曾遭到一位只懂得符号学理论就是哲学理论的德国青年学者的反驳和我的“反反驳”:在德国人的民族性骄傲意识里,不觉得中国学者能够对西方理论提出批评)。会后中国参会者大家到会议筹备会主要成员张丽华老师家中聚会时,大会主席-德语系教授劳赫夫妇已经开始抱怨说,大会的选举是tricks了。1987年墨西哥大会上西班牙语学者人数众多,争取到西班牙语成为学会“官方语言”的成绩。他们在理事会上意气风发的样子,却导致我和邻座的澳大利亚学者的共同怀疑和不解。我于是进一步想,大家到国际大会来干什么?这个西班牙语的“面子”管什么用?他们兴奋个什么?结果,在2004里昂大会上我们就看到了大批西班牙语到会者关在一间屋子里用西班牙语相互“交流”符号学思想的滑稽场面。这就是西班牙语同仁们争取到官方语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实质的益处?虚荣心,可怕的民族性虚荣心。我多次提到不久前国际同仁对我抱怨西方符号学界的mafia现象,学术黑帮现象。世界人文学者越来越没有出息,不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勇于面对时代根本性思想挑战,而是满足于凭“一技之长”来在职场内循规蹈矩,争取名利。什么名,什么利?蝇头小利而已(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家的气局狭小,这才是人文科学理论危机难以被克服的根本性原因。人文学者们根本上失去了“择善固执”的意志力)。当然,学术组织活动的另一种职业性功能也不可一概抹杀:即商业化职场竞争所需要的自我宣传机会和“拉帮结派”机会。不过,这些对于今日国际学术环境来说也已成为常态了。我们自然也要通情达理地容许学者有“治生”意识并具有实用性地安排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利。但这已不属我们符号学的问题范围了。 从纯学术角度看,跨学科的符号学组织活动的需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符号学学术已为大家所熟悉并吸收到各专业研究中去了。在符号学初起阶段所需要的那种相互激励和启发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小了。人们今日有极为方便的条件接触新知新学新理。这样,当初的符号学学会这样的“大杂烩”式的聚会渐渐减弱或失去作用。首先,很难真地实现跨学科的“随意”交流,跨学科会议期间基本上仍然是分科、分组进行,也就是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和在本学科内一样。不过是各学科都“比邻而坐”而已,互相知道他们也在同一建筑物里讨论各自的符号学话题而已。这和单学科内的跨学科讨论会没有什么区别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没有变,但符号学家们聚会的方式要改变了。这是世界学界共同的趋势,具体说,组织上的跨学科的规模在缩小,以便形成更有效果的跨学科交流。另外专题性符号学方向的讨论会越来越多,甚至于不需要再打出符号学的旗号了,特别当“跨学科”的幅度还会超过常规符号学的规模时。同时,一个不容视而不见的现象是: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小,特别当后者在电脑商务时代正在变成宣传性的技巧和技术时,其作为商业化营销的应用技术性工具的作用越来越远离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了。可以说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所谓“符号学家”根本不是“一路人”。不仅如此,符号学的学术事业还要有意与将符号学名词随意铺伸到媒体文化宣传领域以制造文字炫奇效果的商业化技术性行为“划清界限”。否则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现象将会大量发生。学界不可能再用同一个名词“符号学”来覆盖性质功用互异如此的繁多学术门类了。除非,你根本不关心学术理论虚实,而只想着如何利用新颖学术名号聚众集势,借以在学术市场化时代“吸人眼球”,在知识落后环境里制造影响力大小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学术活动背后的运作机制及其动机和目的所在,同时要切实估量其对于我们在同一名号“符号学”标称下从事的远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革新事业的负面影响问题。当然任何学术资讯传播都是有益的,但不应该使其同时产生另一种副作用:影响了严肃学术理论事业的发展。如果大家都用同一个名号,就难免会如此。这是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健全的规定“跨学科活动”的主要理由。遗憾,一些人注定了只知道借学术谋名利的“真理”,以为人人都是这个心思。学界之大,自然无奇不有,这当然也不是我们需要关注或企图介入的事。岂非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中国符号学事业未来的有效发展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了。参照国际经验,我个人开始改变对于符号学的“战略性方向”的看法,今更明确倾向于认为:各科理论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文化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传媒学,理论电影学等)和各门应用符号学(包括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学)应该分属不同的学术组织;前者的数量必然较小,后者的数量必然较大,而且必然分化越来越仔细,越专业化(音乐符号学,美术符号学,新闻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的独立经营)。由于中国符号学较西方符号学发展晚几十年,可能要部分地重复国际符号学发展当初的路径,即跨学科聚会中专业分化较小而在初级水平上的“大杂烩”聚集较多。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必定在跨学科的框架内,逐渐趋于合理的分工细化。这是后话,暂且不议。除此之外,各学科领域内在符号学初起阶段也许还有需要采取这种“大杂烩”方式,以便开阔眼界。这是另一个问题。自然,这样的未来符号学组织性活动的方式大改组也有一个好处:防止中国符号学变成派系间争权夺利的舞台。也必须与一些只知道抄袭洋人表面言论的所谓“符号学家”们划清界限。不能再让这类人与我们“混”在一起,挑拨离间,设计阴谋,意图从内部“攻破堡垒”! 让我们在索菲亚大会进行深入观察后再来准备明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组织的第三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这是由浙江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组织”本身——“人文学院”承担和主持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让我们把此次聚会设想为一次新的尝试,具体说,(我个人希望)这是一个“文史哲主流”和“外语界理论符号学”的合作大会,是一个对于中国理论符号学的实践方向和方式的实验平台。【每一单位,外语界和文史哲界的每一单位都是双重学术实践者:一方面在自身领域从事一种学术实践方式,在跨学科的合作领域内尝试另一种学术实践。如南师大外院,作为外语界符号学学会的重要成员自然应该按照你们十年来形成的惯例从事符号学研究,但作为跨学科符号学活动的组织者,你们也需要尝试与文史哲学科对话和合作的新方式。这样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哲学界也是一样,一方面当然要专深于常规哲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开辟跨学科理论探讨方向,成为“多面手”有什么不好?】除论坛成员外,我们还将设法动员各界有兴趣的主流学界理论爱好者与会,如果成功,我们就有信心再办下去,如果失败,我们就可考虑解散此一其实并未成形的“准组织”了。论坛成立两年多来,我曾经多次试图宣布实验不成功、干脆解散的主张。而每次都获得若干积极人士的“挽留”(当然也多次见识到某次表态积极挽留论坛而不久后就自行离去者。我于是也从中见识到一些学人表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五分钟热度”特点,的确名不虚传。我常诧异怎么读书人可以“变脸”如此迅速!稍有利诱即可改旗易帜,学界如此,遑论其他真正存有利益争夺的领域。这些变脸行为遂也成为我们认识人性虚实的难得机会。何处不是“获知”的场合?)。这样,这个基本上由我临时“组配”起来的实验性学术平台,其本身今后将肯定朝向理论符号学方向发展,也就是将缩小其关注范围(一些或许以为“论坛”要企图扩大“地盘”者,你们想错了,我们要做的是:缩小地盘)。具体说,它将朝向于符号学和“文史哲”理论主流的合作方向,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史哲的理论化发展。只有这样合理的“精兵简政”之后,才可能各得其所,应用符号学各域也不必耗费时间关注与己关系不大的他科的理论性问题。如果这样进行多方面调整,可能“论坛”名称日后也需要改变。让我们暂时还用这个名称来标志今年国内外的一些相关学术活动。等到索菲亚大会后,我们会约集相关积极人士重新思考论坛的适当的新名称和其重组后的存在形式(组成和活动)等问题。 我们也要从另一个积极角度来看待今日中国符号学学界的多元化状态:这是35年来中国符号学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于任何方面的符号学活动进展都应看作是可能继续前进的基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多元化必然逐年扩大。改组后的“论坛”无意于再成为一个作为体制内职场功能性的全国性组织的雏形,而是将其学术实践主力用于国内外学术理论“攻坚”目标,特别是古今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化革新的艰难目标。因此“论坛”(还不确知其未来的名称)将不涉及日趋大众文化化的各种应用符号学领域,而将集中于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史哲理论革新的大目标。至于再往后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两种实践是不是还有全面“对话合作”的需要,就要看未来世界与中国的人文学术文化的演变如何了。 (2014-3-5)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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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符号学

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的建议 (2014,3,31)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最近以来在与国内外学人通信中,大家深感商业化竞争风气和制度已经逐渐弥漫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又特别是实验性、前沿 “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的建议       (2014,3,31)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最近以来在与国内外学人通信中,大家深感商业化竞争风气和制度已经逐渐弥漫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又特别是实验性、前沿性的跨学科领域。正像‘符号学’一词可以被任意使用一样,‘跨学科’一词也可以被任意使用。‘跨学科’一词本身就具有含混性:一是指试图将某‘理论’或‘观点’推广应用到各个学科去,另一是指诸学科理论之间的创造性互动。二者完全不同。我们长期以来宣导的‘符号学跨学科’研究属于后者,因此涉及到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中最艰难的部分。显然,按此,研究者必须首先深化常规学科专业,其次再以此为基础与其他常规学科理论进行‘实验性理论沟通’。二者均要求学者具有长期努力的决心和实践,否则不可能完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众所周知,在几年来学术文化商业化炒作日甚一日的时代,上述符号学实践理念,正和许多其他人文学术理念一样,正受到商业化包装宣传风气和市场竞争化制度的全面冲击,其原有几十年的学术实践生态已然受到系统的颠覆和歪曲。在商业化时代兴起的国际上所谓‘后现代运动’的总背景下,“符号学”今已变成文化学术市场内的品牌和商标的代称。当此之时,我们也不得不重新认真观察检讨几十年来拟定的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名称’合宜性问题。自然,在商业化竞争时代,谁都有资格任意使用现有名词而变更其意涵。(例如,最具‘崇高性’的‘哲学’这个词就可以并曾经被加以任意庸俗化的使用)同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的常规学科领域,也并非均已充分掌握了相关符号学理论知识。实际上,大家要一方面为常规学术知识全面补课,又须开始学习新知新学新理,所以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我们长期以来主张的中国符号学发展理念是否过于脱离实际了?是否根本上是一个“还没有学会走就急于开始跑”的主观畅想?2012与南京国际大会同时召开的第一届论坛会议,最初是在此理念下制定的。尽管不可能期待出现什么突出进展,但以为这是‘第一步’,以后可以逐步提高。这样就又计划了‘第二步’:贵阳会议。遗憾,由于人所共知的诸多意外干扰而未曾达成预定目标。正在论坛面临解散危机之际,突然出现了论坛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浙大人文学院答应承办的论坛第三届研讨会。所谓“中国符号学论坛”不是指任何某一学术团体的名称,而是包含着其的确难于推进的特点:不同学科学人间平等互动的可能性。之所以困难,因为其性质属于体制外的实验性活动。本质上,论坛的存在性考验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动关系顺利发展可能性。我们要在体制内的框架里经营体制外的学术任务。因为体制内的规章制度尚未涉及不同学科间的理论互动课题,无法代为管理经营。(2004年我们试图说动中国社科院承担此一学科间互动协调的工作,最后为其婉拒)于是,我们现在就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承担的第三届论坛研讨会,重新看作是考验‘论坛理念实践’能否向前推进一步的最后机会了。 所谓‘最后机会’,不是指符号学学术而言,而是指中国学人间能否平等相待、同舟共济的心胸之有无的问题?这个‘机会’一词,就是指我们能否形成一个比前两次论坛研讨会更具成效的‘跨学科实验起步点’,而不是指我们一定要届时达到什么学术性成就。我们的目前实际困难尚不在于学术水平,而在于学界风气和学者心态。因为论坛的主要创新性和实验性就是要将各界、各域、各学科的学者们聚集一堂进行多元异质性的学术观点‘交汇’。这样的聚会首先就须打破各学科体系内部存在的‘等级结构’。体制外的论坛会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将参加者在本领域内的‘等级身份’‘纳入括号’。因为该等级身份是在体制内设定的,我们的论坛则是体制外的。而且我们的论坛之精神和原则正是要强调民主化和平等化,因此与等级身份这样的传统意识没有关系。如此一来,许多并无继续学习意愿而只有显示身份意愿的资深学者可能就不愿意参加了。这是可以预料的,而我们本来的希望也不在他们身上。我们只希望他们能够对此任务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至少不加予阻碍)即可。自然,更困难的任务是我所不了解的体制内运作体制外学术活动的制度方面的可能性到底如何? 论坛会议是论坛委托某单位按照其所认同的论坛理念所组织的学术活动,而不是该单位按照自身体制内规划而举行的某一多单位参加的全国性学术活动。让我们期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能够在以往中国的符号学活动经验基础上,成功地举行明年的第三届论坛研讨会。所谓“中国符号学”作为特定学术理念(而非指“中国人的符号学活动”),就是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认识论方针的学术志愿者组织。因此论坛会议的主题和课题配置应该符合此一大方向。幸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早于2002年就与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与世界史所合办过这样的研讨会,名称即“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因此,在论坛会议上,内容方面将包括各人文学科,在学术方向上将涉及全体人文科学。因此,我愿向浙大论坛会议筹备会提出:我们明年的会议是否仍然选用这个在世界符号学界也属于具有特色的标题“中国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我们以此标题向国内外再次宣示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学术目标是全面性、高端性的,而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起步性准备而已。我们关注的是学术活动的方向(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和实行框架(民主运作)之正确性问题,而并不苛求于学术水平问题。方向和方式的正确性才是人文学术真实前进的根本性保障;我们绝对不能追求学术市场的“宣传+广告”(=政绩)效应。让我在此根据相关经验再次解释一下论坛以往议程规划的理由,提供给浙大筹备会参考,并希未来筹备会可据以继续改进。 1.    可以把论坛预定学科范围预先大致勾出,即选择十数个学科名称及其1-2名召集负责人(尽量选择参加论坛者)。和以往两次不同的是,可以提前选择自己表示愿意承担工作的负责人,其责任只在于组织本学科参加人选并鼓励参加者预先进行学术性准备。我们希望此一分科负责构想有助于提升大家的参与意识。学科门类分组不仅是未来会议议程划分的基础,其本身也是一临时性诸符号学研究小组。 2.    这些学科名目只是代表论坛学术兴趣范围,但非一定相当于会议分组会名称。论坛会议议程及分组会设置,应该由筹备会届时根据参加者情况具体设定。 3.    明年浙大会议也将成为人文学院在本院扩展跨学科活动的契机,但浙大论坛会议是面对全国人文科学界的。浙大筹备会的任务将自然是超出体制内的常规范围的。于是我们估计,筹备会将再次遇到如何协调体制内和体制外学术范围和任务不同的矛盾。我们期待筹备会最后顺利处理此问题。这也关系到论坛未来的命运问题。我们的最低期待是:让我们把明年浙大会议看作是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否有其“生命力”和“存在必要性”的一次实验场合。如果不幸不够成功,也让我们可以最后安心地集体告别按此精神组建的论坛。这说明维持这样的跨学科学术事业在中国尚不成熟。而如果由于论坛成员和浙大筹备会在未来一年里能够同舟共济,并构建出一个具可行性的跨学科合作的基盘来,我们就继续将论坛维持下去。 4.    按照以前两次论坛会议的经验,现将议程分科清单加以重新整理后列此,以供筹备会和论坛成员检查和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学术研究组门类表: 1.    认知科学符号学研究组 2.    哲学符号学研究组...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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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草案的说明(修订稿)-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成立草案的说明 ( The New Forum of China Semiotics. NFCS ) (2014,4,3/4,22再修订)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1978年以来,由于刚引进的当代欧美符号学运动属于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学界没有相应学术机构来对此新学新知新理组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成立草案的说明  (The New Forum of China Semiotics. NFCS)                 (2014,4,3/4,22再修订)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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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元旦寄语:中国符号学的危机与转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14 元旦寄语:中国符号学的危机和转机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注】这些天来,除撰写、发布岁末感言和新年献文外,本来还打算加写一篇2014新年寄语:和青年理论爱好者漫谈。这是因为在今日国内外万千障碍中独有一事的积极存在,令人不得不坚守 2014元旦寄语:中国符号学的危机和转机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注】这些天来,除撰写、发布“岁末感言”和“新年献文”外,本来还打算加写一篇“2014新年寄语:和青年理论爱好者漫谈”。这是因为在今日国内外“万千障碍”中独有一事的积极存在,令人不得不坚守对未来的期望,这就是:一些大陆好学而深思的中青年的向学热情,似乎令人仍可据以寄望于将来。之所以称之为“独有”,因为这样的纯洁心智热情今日已很难在海外青年中看到。海外社会和青年的强制度化存在,已经将任何心智热情都预先“编程”于既定功利主义渠道内了。我们须区分开此种心智热情本身和与其相关的个人实用性生活安排,这样就可以透视其中切实存在着的“心智热情”本身。这个真纯学术热情“本身”遂可成为“良知未泯”之迹象,也即可成为激励人们对民族学术前途怀抱期望的根据。因此,我多年来一直想写又一直难以起笔的“寄语青年”的文稿这些天似乎终于快要酝酿完成了。本来我想从方方面面和青年人谈理论思维追求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含混不清的问题。特别是还因为,本人近日来收到的几位本科生颇具学养并极具见解的信、文后,益觉和青年人的“谈心”正应在此时。我在下最后决心动手写文而习惯性地不停地在室内来回踱步时,妻子感到诧异而问“又出何事?”我答称:难以落笔也!原因在于,须将几十个不同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都考虑“到位”才知道该如何有效组织此文。就在此即将起笔的最后时刻,我还打了几个电话徵询国内友人意见,却不免又再次意识到,此一必要的“对话”的“组织方式”,似乎仍然不应该是一篇文章的形式,而应该是一次或几次面对面的“对谈”,因为此类题目涉及到千头万绪,只宜于即问即答,具体分疏,却难以预先统一论述。于是眼看要最后完成心愿的“致青年书”,就这样又“功亏一匮”。接着,我在电脑上浏览今日网上新闻后,非常偶然随意地又敲击了百度上的“文科腐败”标题(这竟然是我这个常写学术批评文字的人第一次有意系统查阅此类消息,以往了解的此类消息都是在一般网站中见到的个别披露事件,而且大多属于行为“违法”一类。昨日敲击到此栏,也部分地因为看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学生们的抗议信),在一篇篇看过相关揭露文章后,真觉触目惊心。这就是我们文科的今日“生存环境”!此一进一步的了解自然也成为我原拟“为青年谋”的文稿难以继续的一个补充性参照因素。不能不先问一下,他们在此环境内该如何选择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呢?在此种错纵复杂的情况下,我又有何能力和资格对其进行学术人生观的开导呢?我刚上发的新年仁学献文对他们有何意义?我遂突然将近年来缠绕于胸的有关中国符号学事业推进问题的方方面面迅即“钩串”到了一起,竟突出了一个早已抽象地认知却还未曾将问题系列“最后聚焦”的核心问题:这就是,所谓“中国符号学”的“现象”到底其性质和功能如何?问题之所以这样提出,因为几十年来我都是坚持把有关于符号学理念的“最强音”先予发出,然后才按照现实条件企图设计“最佳接近理念”方案,至于二者之间的“时空距离”问题则一向任其“自由浮动”,视之为学术实践中可予暂时忽略的部分。如若不然,我们将无可作为。我所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大概也是此意。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学术实践抉择。但是就在此正欲“寄语青年”又接遇“现实”的之际,今日凌晨(我们的本年最后一日晨,你们的夜)又突然觉识到必须于此“时空距离”中更为明确地插叙一个可成为认知焦点的事实:从现实看,一年前的南京大会也许并不是中国符号学大发展的新“起点”,反而是提前暴露出了中国符号学其实正处于危机之中。此一危机感并非仅因为一年来本人卷入的各种是是非非,而是牵扯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背景。如果青年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纵深”部之存在,而随意在学海里随波荡漾,将会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然而,我自知也并不可能因此就可以告知青年们该如何选择,因为那将取决于当事人的主客观条件,此非我所能代为思虑者。我的责任只在于:作为中国符号学最早的推动者以及作为十年来积极推动中国符号学国际交流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应该将此“问题焦点”再进一步明晰地指点出来,以增加大家对中国符号学对象和环境的准确认知。中国符号学在危机中!但希望在此危机的刺激下反会进一步产生转机!这样,原拟的题目又放弃了,最后还是又回到了符号学问题。不过,总算还是在写完了“岁末感言”之后再完成此一“新年寄语”。一日之隔,已是告别2013“论坛危机年”后的新一年了。                            ********************** 关于新时期现代西学理论(特别是哲学)引入中国以来出现的各种弊端问题,本人一直有所批评,而所批评者主要为相关学人的“学风”和“作风”问题。其中表现最突显者也恰是相对来说当事人学术条件较他人为高者,就相关最后“产品”而言,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其出台不尽“体面”的西哲著译之效果大体上是正面的。因为大家都从西方最著名的作品和著者入手,其中译品和论述较好的(不管其中是否涉及不道德因素)产物,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其不利性出现在更高的创造性层次上以及出现于学术风气问题上);其中出版品质量较差的(如曾大批出现的哲学滥译情况),也并不缺乏日后被淘汰和由更好作品取代的可能性。毕竟这些工作都是在常规学科内完成的,国外各相应学科内存在着较好的传统学科规范,不难有机会借以作为中国学术进行调节校正的机会。可是,符号学就不同了。 “符号学”作为当代新兴“学科”非常不成熟,如果国外哪个大学出现了这样的科系,多半可能是该校文科科系中水份较大的;如果作为我多年来提出的(与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家意见不同的)比较灵活的、涉及各个学科的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其内涵就更加难以准确规定。对于后者,那岂非属于更“不靠谱”一类的符号学构想吗?非也!因为它虽然不“生存”于各个学科“内”,却生存于各个学科“间”,所谓“间”是指它的许多“成分”本身都兼跨“诸科”,故不可定于一科;还因为这些成分都是游移性的、指示性的,意指着自身可能的未来变迁。这是什么意思呢?“符号学”本质上是朝向于各学科内的“含混因素”的,此新知新学新理企图将这些含混因素加以“澄清”却还未必都能够马上有能力加以澄清。那么如何能够意识到这些“复杂”现象呢?你必须首先“生存”于那些学科一段时间里,“感觉”到了对象模糊性问题的存在,才会据此把握相应符号学检验法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行为主义、自然科学主义方向的美国符号学派系,其实距离“符号学本义”最远,它们也是最积极地将“符号学”定位为新学科的鼓吹者,也是今日按照思想史全域企图设定一个无处不在的“符号”、用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符号学新学科”的经营者,从而暴露出西方人文理论资历最浅的美式符号学的内在缺欠。此一问题当然也是美国人文科学总体的固有问题,也是我36年来始终将之与欧陆思想加以对比讨论的原因之一;例如,也是我不断指出过的连自认为走欧陆路线的理查罗蒂都难以在人文理论上持续前进的根本性原因;自然也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抱怨的:不管什么欧陆重要人文理论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的校园内都要被“本土化”、“通俗化”,因此可能淡化了或失去了原作的“精神”。而我们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留学生和西学者又都是或来自美国留学背景或持有美式人文学术方向观点的。 以上是说中外一般学术背景。至于“中国符号学”,如我于“人文科学危机15题”中指出的,我们的“认知环境”内涵着百年来的层累性的迟滞性。但我今日要更进一步指出,由于“符号学”本身在国外学界的杂乱性特点,加上中国的新旧时期的特殊国情,这样产生的“中国符号学”现象就也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从学理上,中国符号学本来就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要把西方符号学运动中的一切重要成就都引进外,还需要使其逐步“渗入”中国古典学术,从而必然增加其构成的复杂性和含混性。当然,还有来自外部环境的“特色”,这就是新时期日益增长的急功近利社会风气和利己主义人生观。在此情况下,与我们早先曾担心因符号学的复杂性可能使其很难在中国学界展开的估计“相反”,它竟然(正因为其复杂性和含混性)一二十年来的发展使其竟有成为横跨各域的一门“显学”的可能性。更加出乎我个人意料的是,自十几年前本人再次回国推动符号学事业以来,随着国内外活动的推进,竟然不断遭遇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意外:这个急功近利环境正在有效地将任何本来正面的学术进展“扭曲”成与环境趋同的一种肤浅的“符号学时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符号学风潮因为看准了符号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本质,反而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将其进行“三道简化”(先通过美式简化法,再通过中式简化法,最后再通过中美合作式简化法)使其扩展至社会、文化、学术、媒体的方方面面。而这个“符号学扩展”却与中国符号学的学术理论的真实提升并非一事。甚至于可以说,一些相当活跃的符号学活动却与严肃符号学学术甚少关联! 那么,为什么正是符号学在今日人文学术不景气年代反可以在中国日趋热络呢?除了人人皆知的外部原因外,当然主要缘于国际符号学的构成复杂性和含混性本身给予国内学术投机者带来了最佳机会。这个跨国际的奥妙原来来自关于“什么是符号学”问题的复杂性本身。当把符号学定义为最空泛的“关于符号的研究”后,试想这一顶大帽字岂非可以“戴”到任何人头上?这就给觊觎者的想像力带来了无限“商机”:学术消费对象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说不定不久之后还可以上“淘宝网”了!本来最复杂高端的符号学学理问题如今即可因此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符号学的运作方式而变为一种学界最容易操作的学术实践了。其如此扩大推行的奥妙何在呢?其实非常简单!本文试图通过以下比喻性说明进一步分析其“运作学结构”。 “符号学”由于上述固有的对象域普遍性、构成复杂性与含混性和功能的多元性与变动性,我们不妨将其比喻为可下分为100个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小方块”,每个“小方块”都首先戴着一顶自身为其组成部分的“大方块”的“符号学帽子”。在我们的国内外符号学界,每个小方块都可因此首先自报家门说:“我的学术就是标准符号学”(或:我属于符号学界)。各个小方块自身之构成繁简不一,而各自均在学界有其“平等发言权”。各个小方块之间固然必定有业界的大致学术水准区分,但由于是“跨学科学术”,在整体学术制度内各不相属,无从像单学科那样被加以统一管辖和有序评价。这样,作为“中国符号学”的大方块内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似乎具有了一样的“资格”来“以偏概全”或“以局部代全体”。其根源在于:一是缘于“对象”的空洞广泛性,二是缘于符号学的跨学科特点可以被负向运用之,使其不受各学科学术规范制约的“自由度”可无限扩大,三是缘于中国文科学界制度不健全带来的空前“炒作商机”。三者之间,最根本的倒真是在“符号学”的定义含混性本身。这样,我们就发现一个最“好使”的窍门:不管哪一派、哪一家,只要在仅为“大方块”内百分之一的某个小方块里站住脚,或者仅运作这百分之一小方块,就有权利、有资格自称为代表着“符号学大家庭”。重要的还有这第二步策略:就全力炒作这百分之一小方块。小方块的“身价”将在此学术商业化、市场化时代不再主要取决于其本身固有的学术价值,而可大幅度地转而取决于“炒作技术”本身,只要此炒作技术足以产生“市场效果”和学界附加价值。其次,一个专属于中国特色的步骤则是,学界风气不佳环境内师生本来不耐苦学而又人人面临职场竟争压力,因此亟思寻觅个人学术获利捷径,一当发现某“符号学”非常“好使”(比较容易“懂”)后自然可以带动比较严肃符号学学术多很多的“信众”。这样一个本来需要多年苦读才能加以掌握的此一中国前沿人文学理开发事业,就被宣传为可通过几个小时、几天、一学期、几学期的“口述概论”来获知其大意。再接着的一个步骤是:当参加者在个人可通过捷径分沾到自己在“进行高端理论研究”的名号时,自然又增加了学派向心力。为什么?奥妙又回到“核心本质”,既然成为符号学大家庭一员,遂可以首先分沾“大家庭”名号固有的总体“知名度”。虽然人人都知道真正创造了符号学真实价值的只是少数杰出学者,此一大家庭的“身份”或“价值”因此才能够显著提高。而其后却有各种“趋炎附势”学派均纷纷向其“靠拢”【如六七十年代北美符号学在西比奥克的率领下纷纷向欧陆符号学“靠拢”。〔不是指学术方向上靠拢,而是指学术活动和组织上“混入”〕西氏当时靠的就是他的“组织运作术”,而他本人的所谓“理论”大概只有最欠缺人文素养者才可能欣赏。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策略:西氏一方面尖锐批评他理解不了的法国符号学,一方面在组织上不忘记要拉住法国符号学。】。此种实用主义“学术派系混淆术”实际上乃是过去几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内最主要的导致其学理不得积极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成为那些只关注“搞学术活动”而不关注自身学理真实提升的例证之一)。即,例如学术低端的小方块A,一方面要坚持关于其学术质量的自识和宣传(贬他扬己生存术),一方面不忘记暗中“分沾”其他学术上实较自身为高的小方块B,C等独立创造的学术价值,因为后者同样“存储于”大家共享的“大家庭帽子”内,故不须声张即可自动分享其“符号学总体”所增附的声誉(还不忘了在暗中分沾了〔包括袭取其知识〕小方块B,C的声誉后,再反过来排挤或打击这些自己曾经从其获益者)。再下一个特色是,学界官场生态导致学术帮派(山头)存在的必要性。成为学术山头“凝固剂”的到头来是什么呢?“人海战术”加“媒体炒作”。等到其后当初受业者或许知道自己所学真相后,虽有遗憾却马上不得不由于利害关系而继续参与此学术山头市场价值的维持任务,即 “学术山头形象维持”的共利关系。此一学界生态特点岂非像极今日商业品牌炒作?实际上,商界的一切伎俩都可通过“学商两栖”的广告学和部分传媒学的兴起而被吸收到符号学活动来。“符号学”就可这样被一些人干脆当作生意经来经办了。既然今日社会文化各界都在向商业文化靠拢,符号学这样做又有什么奇怪呢?所不同者,其他文科领域还欠缺着符号学具有的上述“炒作优越性”,即其他常规学科各自的“炒作自由度”要少的多,毕竟各个学科还是有自己的较明确规范限制的,而且在对象范围方面“符号学”得天独厚,这又是其他学科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我们今日不断呼吁各界进行跨学科学术理论合作时,此一方向却可被急功近利者视为另一种商机的存在:“我们干脆通过此一符号学的跨学科主张来一个反向操作!”即通过符号学本身的概念空泛性和经过多重通俗化处理获得的“更易理解”的、作为普适教程加以文教界宣传而获得知名度的《概论》,将本派“符号学理论”更为容易地伸入其他学科(人家要花一二十年才能掌握的学术理论,此类符号学投机份子宣布只须几周就可办到)。此一“传销学策略”包括:一是务必使其易懂而根本不管其“符号学含金量”多少,二是通过本派独立市场运作获得的市场知名度,三是“借光”于符号学“大方块”本身提供的共享符号学学术价值。的确,在此大环境和大趋势下,严肃符号学学者的任何努力效果都可被致力于学术集团经营的符号学势力所“吸收”(“你们研究难的,然后我们通过现成吸收你们的成果而将其加以通俗化后,遂可获得比你们更大的学界知名度收益!”)。于是,这样的所谓“中国符号学”将可能成为学界结党营私的最佳手段之一!我们在新时期独立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新知新学新理,就可被这些深黯大环境特点和精于在此大环境内经营学术权势集团建设的明暗策略操作术所吞并! 可是,以上所论还并非属于本文的主旨。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倾向值得我们重视者,不仅在于其制造的学界避难就易思想的传播方面,而尤其在于其制造的浮薄理论性思维习惯的方面。大家遂以为通过这类新颖名词堆积的任何话语就算是理论思维的成就了,只要该理论派别能够借助电子媒体和派系关系运作不断增加其知名度即可,也就是商业化时代学术商品的造势活动可把商品的市场化价值的提升(社会知名度)看作是自身参与的学术理论成就。其次,参与者会按照商业化的普遍积习把团体享有的学界“权势”和“声势”进而当作自身分享的社会成就。后者更因为符号学材料来自西方而可在崇洋媚外环境内自动分享此来自西方思想的荣耀性。如果此种符号学流行在深度上不能相比于其他常规领域内的西学理论的话,那么其经过中国通俗化的“跨学科”运作的不断滚雪球炒作,却可肯定地在学术和文化市场占有率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这正是刺激某些符号学投机家看准了符号学的“商机”而加以细心经营的一个原因。 尽管本文再次指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中此一负面发展,却并非要在新年伊始挫伤关注中国符号学发展的严肃学者的“志气”,而是要大家认清相关情境的真实性、隐蔽性和危险性。要深入认识中国符号学实践环境的复杂性;简言之,要认清我们的对象和环境之“复合性”构造!它不是如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是一种平面现象,而是有其纵深的立体的现象。对于任何有志于人文理论化研究的人,都意味着一个漫长的学术实践过程。此一今日为急功近利世界所欠缺的学术实践观,却是中国的仁学、良知学所特别要加以伸张的。因为对于所谓良知学就是促使学者皈依于“学为己”的人生观,我们是首先为自己一生中不断提升自身认知而学者,其目标和步骤当然不能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而演变为“曲学阿世”及“见利忘义”。幸好,今日人文学界仍然存在有认真向学的师生学人。促使我写此文的动机却还因为近日因卷入事端而意外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的良知流露:我切实感觉到“学术良知”仍然存在于一些年轻人内心!正当大家都在感叹今日文科青年师生日趋功利与安逸之时,不意竟突遇一些心向学术真理的纯洁心志之存在。此种独立存在的精神素质只能说是来自天然,来自中华文明史地环境内之天然!我得遗憾地对大家说,在海外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纯洁心志”现象,不是海外反倒没有才智青年,而是他们,在西方功利主义法制化文明圈中,从一开始就把任何精神性理想和该理想的有效“实行方案”绑在在一起,以至于反而容易尽早使自己的学术心志融入到社会制度与规范中去了。让我再扩大比喻一下:西方伦理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成为日后西方伦理学的永恒典范,该伦理学的品德学是与随后在实践上相关的社会、政治、教育问题逻辑上相连的。大家会说,中国的孔孟何尝不是学以致用的?但深入分析原始文本会发现,《论语》等文本的相当于“品德学”的部分具有极明显的独立性或分离性,其社会性外实践的实施部分,大多仅具有象徵性特点,这些外在的社会性部分在文本内主要起着“烘托”君子学“内实践”的语境作用。其实践学认识论的结果是,品德学可以在隔离于社会的“心域”内形成独立的“内域小世界”。“智仁勇”三达德可以脱离具体历史、社会而成为君子人的内生命的自主存在成分。至于此心志成分的外实践扩展当然须取决于不同的外在环境,但那是另一层次上的问题了。于是请注意,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此种独立于社会现实的伦理性心志表现的学界青年(他们不同于一心想着成为“大老板”或“公务员”者),主要出现在中国大陆(中华文明历史区)的缘故。这里还真存在着一种并非属于传统迷信式“风水”的实证性“史地风水因果关系网”:史地环境与其中生存者之间的微妙互动的文化机制存在。特别是当我发现新时期内追求新知新学新理的青年人会出现于穷乡僻壤之地时,惊讶之余,岂能不对仁学精神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发扬继续怀具期待呢?当然,这些良知初萌的青年心志一当进入职场接遇各种挑战时或许就不再可能继续生存于自主心境内了,此后他们要不断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参与着“选择学淘汰”过程,有些人会逐渐改变初衷而选择最小阻力方向顺势而为,有些人或许反可以愈挫愈勇,最终历炼出仁者性格而成为中华文明人文学术革新的承前启后者。两种选择的性格发展区别各自表现在:是趋炎附势,还是择善固执?这个看似简单的青年良知初萌状态,其于世界社会文化圈内的特殊性,如果确实反映着中华文明圈内暗存的仁学精神灵动的话,此一“析真伪、辨是非、分善恶”的民族性伦理精神本能,岂非正是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所必需的主观要素?以上提到的青年人的学术良知表现的特点是在其进入职场前所具有的“纯洁性存在形态”。对于青年人的学术思想研习来说,应该倍加珍惜自身良知种子,不必使其过早融入现实学术轨道(如写作、翻译、辩论等),在正向进学实际过程中一方面独立强化自身良知本能,一方面在深入广泛研读中厚积薄发,不为眼前琐屑名利机会所诱,以便从主客两方面分线推进自身学养。如此严肃化自身的学术准备,以便迎接未来中华文明学术思想复兴所要求的巨大实践主体能量。而对于大多数已在职场内的学人来说,我们所说的“在体制内从事体制外的符号学实践”,其“动力学”根据也间接相关于学者良知因素的存在,虽然此良知存在是混合于各自现实实践轨道中的,正如古代具良知者其良知是混合于其“儒学实践轨道”中一样。这些混杂在不可知历史上造成的客观现实轨道中的良知存在,如果能够与其现实轨道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也就是将良知本身与其存于其中的职场轨道予以相对分离,以有助于使其良知力更自由地发挥独立的作用,也就是将治学的正向意志力本身与现实轨道加以合理并可行的“分离”,以便可更自由地组织其后各种更可取的实践轨道格式。这也是本人提出儒学与仁学加以区分的学术观点的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副产品”。这当然也是本人提出的促进仁学和符号学相互激荡以产生学术思想创造性发展的目的所在。。 (起稿于2013年12月31日清晨,中经多次迟疑停顿,却因晚间接获年轻人来信的继续鼓励而又决定将此文校阅后完成。虽然主题不同于最初构想的“新年寄语”,却仍然是以年轻一代学人为假想读者对象的,也算是一次与青年人的“笔谈”吧。截稿于北美元旦前夕夜)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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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符号学

2013岁末感言:哲学和符号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13 岁末感言:符号学 哲 学 从南京大会展望未知理论发展 李幼蒸 警语 :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要件 1。 摆脱西学理论中心主义 ;此非指西学理论本身,而是指中土一些以西学理论为其中土学术实践方针者;中国思想,必须是立足于本土、产生于本土、主导 2013岁末感言:符号学↔哲学       ——从南京大会展望未知理论发展                              李幼蒸 警语: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要件 1。摆脱西学理论中心主义;此非指西学理论本身,而是指中土一些以西学理论为其中土学术实践方针者;中国思想,必须是立足于本土、产生于本土、主导于本土的思想; 2。摆脱港台美华新儒学思想方向;其本质为西方汉学制度内的西学的低理论性含量的科目,因此并无能力理解及处理人类哲学及各科理论性问题;如仅赖其流利英语和西方位阶之“导引”以期便于 “走向国际”,最终将导致西学理论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方向的长期控导,非因其特意为此,而因其本身缺乏现代理论思维能力,复因国内崇洋媚外土壤,于逻辑上必然可能导致如此前景;  3。摆脱哲学中心论和哲学特权论,将哲学视为学科体系内平等的一员;现代西方哲学史,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错误和偏颇; 4。深入认识今日西学尚未能认识的符号学的眼前重大任务:既将哲学视为自身思想的主要资源,又将哲学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但不再是将其作为指导人文科学各科发展的研究前提或基础;  5。海德格尔–德里达一系的后现代虚无主义,是最有利于全球商业化时代精神垄断需要的一种意识形态。新儒家哲学不具有任何现代理论影响力,却可成为阻碍中国学术、社会、文化彻底摆脱其封建专制主义过去的落伍意识形态。 要点:因此,新世纪人文科学最重要的、最迫切的认识论-方法论任务,就是要通过“仁学-符号学-解释学”等伦理学前提和方法学手段,来对三千年人类哲学传承进行解剖学式的研究,并首先通过“仁学和符号学”将哲学学科“去神圣化”,使其不得再以众学之王的过时名号来忽悠新世纪人文科学理论的革新大业。哲学既是符号学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又是符号学解剖的主要对象!在面对此全球化时代人文思想全面革新的特大任务时,中国新一代人文理论学者,面对着时代空前艰困的软硬环境,却肩负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世纪重大责任。无他,只因为我们是与秦后儒学儒教对立的、前于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中华“先秦仁学”之精神承继人。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言今日何所指?岂非正是指:面对三千年制度化的人文学术庞然大物时所必须具备的仁者(兼具智仁勇三达德的)之独立探索的孤勇气概! 仁者大勇的深意在于:虽怀具坚定理念而须面对未定将来时仍能秉持“无入而不自得”的信念。...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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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人文学院撤约和新论坛的重新定位-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功能再定位的声明 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撤销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的筹办谈起 昨日电话中黄华新院长告知,该院在原定4月份商讨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筹备之际察觉,该院以及哲学系内原来根本没有人愿意承办此会,大家都不感兴趣,为此只得取消。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功能再定位的声明 ——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撤销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的筹办谈起 昨日电话中黄华新院长告知,该院在原定4月份商讨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筹备之际察觉,该院以及哲学系内原来根本没有人愿意承办此会,大家都不感兴趣,为此只得取消。我也即遗憾地表示只得同意,黄院长对此结果也一再表示歉意。我本人最近以来对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客观条件的错误判断和一厢情愿的寄望,再次证明自己对于国内学术体制内的生态了解还很肤浅。但是此一最新“失败”结果,倒使我能够更加明确地认识了现实学术环境以及须马上相应调节学术规划目标的必要性。此一挫折引生的一个积极后果竟并非是负面的:我们最近改称的‘新论坛’,今可进一步证明改名是完全合理的,其对象范围不仅已经收缩,而且其学术组织功能已经事实上(并理论上也应该)加以改变了。我最终认识到,(在历经2012南京首届论坛会议、2013贵阳二届会议以及2015-2016会议筹备等一系列努力后)在目前中国学界组织全面人文科学跨学科聚会是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尽管在每一学术活动计划中自信都做到了“尽其在我”,包括在确知浙大会约撤销后的一天之内,我仍然将“知不可为而为之”发挥到了“不忍遽舍二十多年努力之极致”,直至“梦醒”为止),因此应该将此学术理想性层面的长期以来的实践暂时加以放弃。我们的“新论坛”今后将致力于举行各种地区性、专题性的小型会议。原先以为此类小型会议仅为新论坛活动之“支流”,大型会议才是其“主流”;昨日突来的浙大撤约消息竟使我得以“顿悟”:“新论坛”未来应有的工作方式正在于组织各种地区性、专题性小型会议。正如我们已经在这样做的那样。 我们本仁学实践学的“进亦进、退亦进”精神,在并不放弃学术理想追求总方向的前提下,却要在“战术层面”上能够急流勇退,因时因地制宜,以变求通。特别是,此中还涉及到一个超越国内学界环境的国际学术大环境中出现的问题。本人长期以来推动国内人文理论革新努力过程中,都有一个国际人文理论现状及方向的总认知背景在。对此,国内学界了解甚少。本来,我也曾幻想在今秋索菲亚大会后,在明年浙江大学的符号学会议上,我们能够将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最尖锐人文科学认识论问题,一并纳入我们中国学者的独立理论讨论会中。看来这样的‘理想主义’心态也是不合时宜的了。根本的根本是,我终于认识到,如果大家不想“动”(不想改变自己),我却要用空洞的“理念”激励大家“动”(朝向新知新学新理),这是行不通的。这就应验了不久前朋友告诫我的话:不要想着去“改动”(她用了“改造”这个词)别人的想法。如果这样,在我看来就是一切学术革新免谈了。大多数人如果只想着或因循守旧或国际跟风的话,此二者的确都不需要学人再具备一个独立的、坚强的“主体意识”了。因为这个“主体性”的建立,首先就需一种“自我更新”的觉醒。我又想起一则趣事。大约二十几年前在哲学所开始推动所内符号学活动时,曾经获得周礼全先生支持,他并以其在逻辑学界的绝对权威性地位要求全室参与。该室一位任学术秘书者以不无讥刺的语气对我抱怨说:“就是你和周先生想搞符号学?”2002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社科院文明中心合办的符号学会议上,我一路也想着如何可劝说一向理论视野不宽的逻辑学界克服这个学术眼界上的自我设限,以便能够积极投入到中国符号学事业中来,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应该将自己的学术活动组织力和自身的专业知识范围加以区分的话【对于国内学人欠缺此一学术功能区分的普遍倾向,他们自以为有理,却不知这是因为他们生存于体制内凡事“被动而为”的环境内之故,因此失去了为集体学术事业自觉献身的意愿。而我们的“古人”都有这样的意识。今日大家都成了职场内以学谋生者。这也是世界人文学界的共同特点,一个严重伤害人文思想理论创造性发展的全球学术商业化唯利是图倾向之效果】。他们的顾虑似乎是有道理的:自身所学和符号学不是一回事。然而,正是在1988年哲学所的符号学讨论会之后,逻辑学会的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在李先琨先生积极组织下成功运作过多次。不过,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人为地、选择性地限定了“符号学”知识的界域之故。不久之后,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学会和外院学会也都开始了符号学活动,但也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根据国外某种自身可追随的相应学术类型(两岸崇洋媚外学术风气无处不在,凡是西方有的哪怕最不值钱的东西,也因为是来自西方的或留学时期传承于西方导师的,都在国内学界“好使”,即易于获得学界官方的认可),在本学科范围内,形成了适合自己兴趣和用处的符号学范围。直到近几年来,随着大学传媒系如雨后春笋般扩建,形成了更偏重于应用文化风格的、致力于文化市场效应的传媒符号学(这个来自国外实用主义导向的学术界的新学科,正好以其反对“宏观理论化”、也即偏重于文化产业应用性著称)。所谓“符号学”今已成为可以随便命名和运作的学界功利主义追求的新手段。凡此种种,自然都有其国外“标本”,而二十年来西方符号学界其实也正是每况愈下的时期,因为大家都被职场和市场内的商业化运作潮流和市场化规则所推动,只知借学术活动求利,哪管其内容、性质、方向等(符号学中最优秀的部分就和最无谓的部分这样混杂在一起,时人莫之辨也。)。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外符号学大环境内,多数人随波逐流而已,凡事均不求甚解,唯势力与时潮是从【我这几年才注意到,我们提倡了几十年外语学习,但是人文学界师生真正运用原文材料研究国际理论的,屈指可数。这件事极为奇怪,因为专业外语并不太困难,可是师生们就是不肯花一两年时间集中“攻关”一下,以便能够真正通过研读原典从事西学理论研究!{朋友向我解释,这是因为职场内竞争激烈与教务繁重,师生不得不计算时间成本,自然一切朝向“多快好省”,因此只得忽略基本功训练。我的反问是:那你读古人书是管什么用的?什么地方体现了你能够在大谈致良知时是自己在致良知的?学人如果什么都求“安逸方便”,遇难即屈,还有什么借口找不到的呢?}而这样一点“瑕疵”却正是国内留学生文化今日造成肤浅追逐西人时髦的实际性原因之一:因为大家没有对原典的直接研读,不能独立判断西学理论话语质量,结果把“以译代研”、“转输西人原话”的“中文作品”误当成了中国转输者本人的创造性思想之表达了!思想转输者也忘了自己只不过是在copy西人原话,一旦被官方“加持,”就真地自以为自己也差不多成了和原著者同一层次上的“哲学家”了。体制内因追求“相互政绩”之人为“加持”措施,其误导性的长期影响力岂容低估?】。我们的符号学如果成了职场内有助于达至取得上下政绩的“实惠主义”材料,自然也就价值缺缺了。那不过是成了追逐新颖名词以形成职场“利得”的一种方便工具而已。 当然,具有着几千年优秀读书人传统的中国人文学界,仍然存在有不少不甘平庸度日的学人。因为历史条件的先天局限,他们自然会以更大的勇气、决心、毅力,在学界追名逐利的风气之外,投入与同好相互砥砺进学的自觉努力中去。我们的新论坛今后即以结合各界有志于学术真理之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共同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人文科学新理论的学术革新事业。对于宁愿采“以学谋生”人生观的学者们来说,自然也会因此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符号学领域分道扬镳的理由所在了。古人几千年来早言: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于一两年来有关中国符号学事业变迁及其意涵的思考,我将在索菲亚大会之后对其做出更全面的总结;那也将是对我自己于1977年夏起开始投入和引介结构主义符号学经历和经验以来所将进行的一次学术史观察和个人人生总结。 李幼蒸  2014-4-27 于加州湾区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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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毅衡团队切割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含匿名信)-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有关撤销对赵毅衡集团核心小组参加中国符号学论坛 邀请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 李幼蒸 本人在圣诞夜收到发自未知邮箱的匿名信一封,估计为赵毅衡集团所为,因相关学术行为性质突变,此一撤销对赵及其核心小组参加论坛邀请的事件遂具有了公共意义。某些所谓符号学 有关撤销对赵毅衡集团核心小组参加“中国符号学论坛” 邀请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               李幼蒸 本人在圣诞夜收到发自未知邮箱的匿名信一封,估计为赵毅衡集团所为,因相关学术行为性质突变,此一撤销对赵及其核心小组参加论坛邀请的事件遂具有了公共意义。某些所谓符号学学派已经演变为学界争名夺利集团。今日人文学术同样腐败丛生,符号学已经被一些人当成了学界人士不思努力、一心谋求集体投机取巧的轻浮治学途径。中国符号学事业有为其颠覆之虞。为此本人已将相关问题专文论述发表,可参见。在此特将与事件有关的一些来往信件(包括赵毅衡的抗议信及可能为其部下者的匿名信)集拢发布于此,以供了解背景。(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2013,12,26) 【圣诞夜新新注:就自称曾某的匿名信事件而补写】 对于这位署名为曾友立者,经网上查找,没有相关信息。那么,这就是一封匿名信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并不重要,过去十年里网上对我谩骂者并非无人,本人一概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先生指使下所为,那就很严重了。本人无法直接核查来信邮箱所有人和赵的关联。大家生活于国内也许更有判断这类匿名信的经验。我之所以再次发函,是为了指出一个和符号学学者极有关系的新情况可能出现。那就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指使,就使得问题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赵不直接针对本人发文辩驳却采取指使人写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品质问题。此一个人品质问题,是不同于学风问题的。学术交往上容有党同伐异、拉帮结派的做法,但此尚属于公共领域行为。而不敢直接面对争论问题而是采取此种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就成了一个纯粹个人品质问题。有这样品质的人,也就可能会干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学术派系就演变为市井帮派了!如果这样的推测最后证明属实,那么我倒要提醒大家认真注意了。这就已经不是一个今后大家可以分道扬镳的问题,而是需要看透安排匿名信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符号学如果落在这样的人手里,中国符号学事业还有一点希望吗?符号学就被纯粹当成了一个在学界欺诈谋利的工具。这样一来,大家保持中立的态度怕就不得不检讨一下了。否则哪个合作者都可能在其感到无可利用之时反过来加害于原合作方。不论匿名信是不是赵所为,本人反正不会再和他有任何来往。可是大家呢?自然我们还没有最后确证此匿名信的真相。我只是在此进行假定之言: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安排,你们务必由此认识此人的真面目!以作为未来符号学交往时的参照。 自然我倒真希望是我又判断错了,正像我第一次初读该匿名信时对于来信人的背景判断可能有误一样。这位曾某的匿名信的写法让我乍读起来不像是直接为赵服务的。我当时见有署名就以为是真名真姓,直到上网查找失败,才想到可能有假。如此再重读来函,行里行外才读出非常可能是来自赵派的。如果确实如此,一方面我再一次庆幸及时和他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却也进一步感到失望:原来文革时代能够把一个人的人格浸染得这么“透彻”!于是。你们就应该注意一个无法掩盖的心术真相:当要利用时,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你碰上“首席顾问”,当不可能再加以利用时,他就可翻脸宣布你为“毫无建树”。文革坏人心术可到这等地步,岂非太可怕了?谢谢他给我又上了这新的一课。 (李幼蒸又及  2013,12,24圣诞夜) 【圣诞夜新注:对于本人所发之文引起的回应所持态度的说明】 本人发此文初稿后不久,收到一封大家可能都收到了的一封变相攻击我的公开信。(不知作者署名为真还是为冒名)此种今日网上习见的相互攻击的文字多不胜数。由于本人此文涉及到学界方方面面,揭示了许多未曾被他人揭示的学界负面真相,为此必然挡了许多学界集团及个人的“财路”,因而难免为其攻击,此事本来就在意料中。可是与网络上相当多人热衷于此类通过互吵而引发读者关注度的兴趣不同,本人从无此网络炒作兴趣。本人撰文的意图只在于揭示尚未曾被他人揭示过的学界负面真相,以期引起今日或未来的有识者了解诸相关真相,以有助于其学术思考方式超越目前学界的运作格局,并增加其深入广泛的关注方面。不能掌握相关真相,学术思考必然难以准确、深入、全面。本人不顾挡人财路而“冒险”揭示学界真相,只为了达到促进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如遇到攻击、围攻、造谣等事端时,不会介入对其任何“回击”或卷入“辩解”,以免浪费时间或陷入攻击者设计之圈套。不过,由于本人这类批评性文章一向很少获得公众关注,也许本文由于此攻击函反可以引发读者对其进一步的重视,也未可知! 本人在各地院系讲演时,也不时遇到同学和老师们的质疑和反驳,这非常正常。其中有些问题容易及时解释说明,而有些问题因涉及到太多相关知识准备问题,可谓根本无从回答。在此情况下,也只能适可而止,不会有要加以“彻底”解答不同学术意见分歧的想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听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对于所谈种种,选择性地有所了解即可。在此类问答中,不可回答的一个最显见的原因是提问者或反驳者大多没有读全过或读懂过我的相关书、文,而是将我的说法直接和其现有认知状态加以直接对比,指出彼此异同,遂简单地判断自己为是,我论为非。这对于那些并不熟悉新知新学并已经被某种固定教育渠道和学术规范固化的人来说,彼此的学术对话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至于符号学,如果师生们不知道该学实乃为促进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关键性工具之一,而将其误视作什么学术时髦加以“轻松玩赏”,那就远远没有把握符号学之深意。从这位“后学”来函看,他对于理解这类问题还不具备起码的知识条件。 但是,我今天提到的这封攻击信,还不一定不属于上述一般类型,而是在貌似学术性反驳的文句中看出其含有特定的目的,首先从来函中可知,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对我一直加以长期关注的网上人士,并不是只为此文而表达看法,所以其背景并不简单。而其目的可大致包括:为我揭示的种种学界学风真相信息进行“消毒”,以期淡化其影响,方法首先是将此事件归类为“学者个人间的恩怨”问题。于是,按此解释框架,本人三十年来谈及的种种个人所经历的负面学风以及相关背景分析,也就企图可按此方式加以“消毒”或“掩盖”,其欲达到的直接效果是:我的揭示没有重要性!【正如多年前上海一报刊刊出对我的《忆往叙实》负面评论时,该批评者即以“鸡毛蒜皮”形容之,以首先消弱其揭示真相的意义,用以误导读者关注方向。他们的最深计虑正在于怕我公开揭示的隐蔽性学界真相(而这些负面真相都是体现于学者个别行为方式中的),所以通过各种转移注意力方式予以对付】其次,来文的目的是要将此一关系到中国人文科学前途的重要意见歪曲为学者间因名利争执引起的“谩骂”。把批评和揭示挂到“谩骂”的层次上,以期进一步掩盖本文揭示的学术真相之本质,从而有利于学界固有势力集团继续垄断其方向和方式。再次,这位可能对我的任何一种作品都未必看得懂的“后学”,企图通过对我的学术的贬低,以激起一些人对我的批评引生的“公愤”,进而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最后,仍然是老招数:援引我文对于国内外“大师”和“大佬”的学术理论落后于时代的批评,直接加以指责!此种打算通过“大师文化”来“以势压人”的伎俩,岂非正是针对于我文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其他文字所批评的学界负面现实的:崇洋媚外和权威垄断?因此,这篇反驳文的意图也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呢。读者可以通过对其分析增加对相关论题的体会。正当过去和目前一些国内外权威和大腕们的落伍学术方式和固权倾向,成为新知新学研究和人文科学革新的主要障碍时,这位不知属于哪派的“后学”来文的最终目的也就和盘托出了:他要转移学界的视线!将“视线”移向我本人的“低水平”和“争名夺利”,而将视线从当今和过往一直控导着学界保守方向的学术权力持有者们的不当学风移开!他还提及本人大学肄业之往事以暗示只有按照土样科班论资排辈的顺序前进才是治学“正途”!他是在为谁说话呢?他的来函本身并不重要,但可供人们分析其背后用意究竟为何?请注意以下看点:他攻击我什么?他维护着什么?他避谈着什么?他的主张符合谁的利益?他在企图挑拨谁和谁之间的关系?作为“后学”他怎么长期以来这么一心一意地关注着我对学界学风问题的批评呢? 其实我文涉及到的许多“情节”都比涉及赵先生的要严重多了。在所有这些涉及的批评中,赵与我在所谓“个人利害”上的“冲突”其实少之又少。我是因为符号学运动的深远意义可能受到赵的速成传媒符号学模式的干扰才作此切割的。(至于论坛,这更是我一直对其怀有放弃意图的、和我自己的主业根本没有大关系的事。客观社会文化条件不成熟,我犯得上为此历史上造成的学术落后局面承担责任吗?)赵当然没有对于我个人采取过任何个人性的“损害”企图。(我指出的他参与兰州会议的分裂行为,也不属于我文提及的那些性质更严重的学风败坏类型)这样,我们也许可以瞥见这位不知背景为何的“后学”之更深的用意:掩盖我在文章中揭示的其他更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反过来,他对于我文对论坛事件的是是非非不置一词,请分析其人的真正意图? 实际上,实情正好相反:我文的旨意恰恰是要通过与相关学者个人的冲突经验,以揭示各种学界隐蔽真相(让我再通过下述断言给这位“后学”提供一个攻击我的炮弹以及再次对于青年学人提醒注意:我的多年来的深层学术作风批评文,实际上属于百年来国内外人文科学类似批评文字中最深入者之一。因此,请注意:这绝不是什么我和赵之间的“恩怨”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恩怨!他没有直接损害过我,像许多其他西语系出身的哲学家们曾经做过的那样那样。)。前者不过是“途径”,后者才是目的。前者当然没有重要性(此类负面学者行为并不曾达到阻碍我继续治学的目的),却可成为我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药引”。如果没有这样的连带作用,我值得花时间处理个人间所谓“冲突”的问题吗?正是个别性学风问题可以反映现存的学术界的一般心术问题,而后者直接限制了学人学术的真正提高。此一治学中的因果性关系,正是今日学界所忽略者。因此才需要撰文“以小见大”。 我得在此感谢赵毅衡先生对此一“劝退”事件前几天做出的情绪性反应。如果他接受了我最初的建议:宣布他是自动退出或按照我的要求同意退出,我就不提这样劝退的原因了。但是我也对他说,如果他不自愿退出,我就不得不对我的做法加以解释(否则 人们当然以为我的做法飞扬跋扈!虽然本人并不具备大佬们的飞扬跋扈地位)。当初这固然是为了方便于解决此事,也是怕另外花时间撰文的麻烦。可是,等到赵先生提出抗议后,即我不得不回应后,就换了一种心态:既然必须回应,就借此机会谈述更多的问题(这位攻击我的“后学”就是因为我揭示了“更多”的问题,才决定“借题发挥”的!)。此一学术回忆文的写作方式,主要是为了记录事实,为自己也为了别人,因此宁肯有损文章本身的整洁性,也想趁此机会多记录些事实。这就是本文产生的背景(平常下不了决心单独花时间写什么回忆文,以至于关于我和洋人之间可能写出的几十篇“忆往叙实”文后来都没有动手)。于是,我就是在利用此“赵主题树干”挂接上比事件本身多得多的各种学界“真相”。为什么都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表达呢?因为我的主题和立意主要限于个人亲身经历,并非要做什么一般调查研究(这是出于我自己的选题自由)。为什么我曾经引述梁任公和顾颉刚关于“不避锋镝”、直述学术真相的精神呢?因为早知道揭示学术真相必定惹怒各个方面“权威”的“愤怒”。如压制住学术真相,一些人即可按照学界潜规则继续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了。如果揭示出真相,就首先坏了商业化学界的游戏规则。此一商业化时代学术游戏规则的有效性,就可能为我所揭示的真相所破坏。可是,正是此一供大家职场求利的游戏规则,正在全面地、根本地损害着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提升。此类真相揭示当然不免损害了各路权威和大腕的形象,他们其中一些人如果确实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自然会不难组织和安排弟子们进行网络反攻。 至于这位来信者究竟是什么背景,我并不关心,倒是再一次遇到了“无知而无畏”的例子。本人当然不会对于时下到处可见的这类网上自以为是的言论认真看待。尽管此信的旨意似乎还颇有“职业写手”的影子。这位写手还对于本人学术水平“给予指教”,看来我们应该首先由他来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符号学”了。我的符号学解释,读者当然需要参见我的几十部著译来综合把握,至于这位后起之秀的符号学高见,估计日后也会一一出台吧!那就各说各话吧! 在发出本文最初文稿后,又曾多次改正文字错误和补充文意。正好在待发本文“修订版”时接到此“后学”来函,那就顺便也将我的回应态度在此表白一下吧。同时,如果本人意见有助于未来必将到来的人文学术学风“改革运动”的话,本人数十年来谈及的国内外人文学术的腐败与落后现象,倒也希望可贡献于主事者们参考。(2013,12,圣诞夜) 【自称曾某的匿名信】...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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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发言名单及本人按语-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讲演系列”名单 【李幼蒸按语:为什么推荐此消息?2014-7-17】 中国符号学界朋友:大家好!今收到索菲亚大会主席班考夫来函通知我本人已被推举参加大会讲演系列。这是我前后第三次(前两次:2007赫尔辛基大学,2012南京师大)参加大会发言。每次发言时,我作为国际独立学者,都抓住机会对于今日西方符号学主流理论的偏颇和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言,并拟从人类人文科学全体立场出发,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前沿人文理论知识现状,以及参照(西方主流及偏流学界难以深入理解的)非西方文明传统中丰富的人文思想遗产的事实,对于地球村时代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发展大方向问题,提出建设性构想,以期履践言所当言、行所当行的中华传统仁学之精神。此种学术实践义务观,无关于个人之处境与客观之条件,而是发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主义主体之志向。本人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前后已达32年,一向未将介入以西方主流学界主导的活动视为某种“荣誉”,而率能视之为履行一己学术责任之机会。尽管多年来个人国内外经历中屡遇顿挫及阻击,均因认识到人类精神事业的无比重要性而卒能奋力至今,差可勉为其难。时光荏苒!诸君可从名单中看到,在学界不断汰旧换新趋势中,本人已属国际同仁中(早应退出活动的)第一高龄者。多年来所崇敬的国际符号学前辈学人,多已谢世。自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已象征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此一历史性象征,并非表明中国学人已获得在国际学术理论主流界“扬眉吐气”的资格(切望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至于如此自我降低治学之风格,如世人将中国学人仅视为名利之徒,可乎?),而是表明中国学人承担了为推进人类人文科学进步而奋力治学的责任。本人将此消息发布网上,意在显示中国符号学的任务中的确存在着国际互动的方面。从更深层次看,时至今日,中华仁学必将积极参与人类精神文明共同急需的人文学术进步事业。本人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中华仁学学术事业,今已开始介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舞台,所应关注者,已非限于古代之黄河长江区域,而必将本孔子天下为公之教,勇于将其精神视域扩及五洲七海。新仁学也就不再限于四书五经之旧学,而必亦包容现代世界之“文史哲宗艺”主流。本人常言,古人之“天下”即今人之“世界”也。不此之图,而一味抱残守缺者,岂非有违孔子之大道?切望学者尊奉孔子“学为己”之教,知学术乃仁者个人切身之务,而非如儒教两千年来所宣扬及鼓励的光宗耀祖、争比名利之具。中国符号学新论坛今后的学术规划,朝向于符号学与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之互动。也许在前东欧地区索菲亚召开的此次国际符号学大会可成为中国符号学在严肃的学术实践层次上再出发的另一新契机。 (附言:本人两年前遭比利时某大学新刊约稿后拒刊的文章,近被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编辑部告知,即将刊出于该刊。由此可见,尽管今日国际人文学界派系复杂,率多“党同伐异”,而批评国际主流理论的意见,亦并非绝对没有发表机会。毕竟存在有学术体制外良知尚存的国际学者,肯于发表学术异见。此文为本人二十年来在国际会议场合不断批评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的努力之一。因识者知本人独立学术表达,乃出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故给予公平处理。本人上月在大陆诸会间亦秉同一学术立场参会,并叠获同仁见谅,甚感宽慰。此亦良知萌动之一端乎?是为记。) 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              (2014,9,15-20) 大会主题:新符号学:在传统与更新之间 议程项目:“符号学及其杰出学者讲演系列”, 地点:新索菲亚大学大礼堂   以下讲演者名单按姓氏拼写顺序排列(按2014-7-17大会公报材料) (中国符号学新论坛网站注:其中中国讲演者李幼蒸的题目是:“论‘一般符号学’转变理论方向的必要性”) New Semiotic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Semiotics and Its Masters series...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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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关系:从索菲亚圆桌会议的意义谈起-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关系 ——从索菲亚大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意义谈起 李幼蒸 【 小引 :鄙译胡塞尔《观念2》(现象学的构成研究。中译本附保罗-利科的长篇导论。因在国外购赠不易,请有兴趣者注意网购),出版社告,将可于年底前出版。本书稿的主 “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关系——从索菲亚大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意义谈起       李幼蒸 【小引:鄙译胡塞尔《观念2》(“现象学的构成研究”。中译本附保罗-利科的长篇导论。因在国外购赠不易,请有兴趣者注意网购),出版社告,将可于年底前出版。本书稿的主要部分是在《观念1》完成后作者立即着手继续撰写而大体就绪的,也属一气呵成之作(今天西方哲学界绝无此事。为什么?很简单,全球唯物质主义商业化时代人类的哲学思维能力已经全面下降)。但因本书的主题较“观念1”更为复杂,胡塞尔对于当时的结论不能满意,所以迟迟未能复印。这却是他倾尽全力完成的另一部力作,也始终含有于生前将其付印出版的意图,并多次在不同助手的帮助下企图使其达至满意程度加以付印,却始终未能如愿(此种严肃治学作风表现出何等“学为己”的仁学态度?我们作为仁学祖国的读书人能无愧乎?)。书稿是在战后才由比麦尔编辑加工出版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趣的是,二次大战期间梅洛-庞蒂曾到卢汶档案馆短期停留,阅读了此书稿。结果大为震动,回到沦陷区巴黎遂据其稿加以“创造性发挥”完成了自己的现象学专著,从此进一步推进了法国现象学运动。在此之前,萨特也曾于战前到柏林图书馆自修,(不知道他的德文到底什么程度)也在胡塞尔思想激发下立即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法国现象学思想。两人均在巴黎沦陷时期潜心于治学(而到了战后和平时代则纷纷出山成了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急于为人类提供他们在沦陷期间完成的关于人生真理之思考),完成了自己的法国现象学经典,此后据此(并辅以海德格尔思想理论)奠定了战后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运动。当代法国这一重要哲学的兴起就是在德国原创哲学基础上经如此创造性发挥仓促而成的,这和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作风是多么不同!而且,两人均匆忙将现象学术语带入文学、戏剧、媒体、政治,(这样的治学风格不应当引起我们对那些打算将符号学术语胡乱散播于文化界的企图加以严肃警惕吗?)最终形成了“巴黎咖啡馆哲学”这样的国际时髦(国际笑话?)。保罗-利科有鉴于法国现象学欠缺严格理论基础,遂从翻译入手,曾在法国提倡“细读”胡塞尔(他一定知道萨特等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胡塞尔)。但四、五十年前风行于西方世界的“伟大存在主义哲学”尔今影响力安在?那么为什么那时却可以产生“发现了终极真理”般的影响力呢?答案之一是“高级炒作”之效(通过《现代》杂志,这些思想理论炒家将自己的所谓“哲学理论”,利用时人信仰缺失、不求甚解而趋附时髦的心理,传播到了世界文化学术界的各个角落)。别忘了那时真正的全球商业化时代还没有到来。等到二、三十年后全球商业化时代到来,再加上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的媒介革命所提供的“新宣传技术”,学术思想“炒作”就可从“高级”变为“中级”乃至于“低级”了。为什么人文学界,特别是其理论界,今日到处是“低级炒作”现象?文化学术商业化的必然效果!学人以学术思想为其职业求利手段,故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符号学界也每况愈下的同一原因。今日依靠其“伪跨学科”身份和依靠跨学科的“三不管”地盘,符号学的理论话语本身就可大幅度地变成了“广告宣传术”!为什么“符号学广告术”或劣质“传媒符号学”今日可以以其如此轻浮的面貌照行于世?【他们将“利用符号学术语来服务于媒体运作”和“对媒体现象进行科学理论性研究”二者混为一谈,以此方式来混淆真伪,甚至于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以期制造文化市场上的更多的追随者和更大利得】因为:全球人文学界职业化炒作中的唯利是图动机使然,加以今日电子广告术和商业化宣传所提供的最新“战术”经验(商场如战场,符号学的商业化也就必然导致此辈将符号学视作争名夺利的手段。其因此而导致的粗劣学术影响事小,其因此而带坏青年人的心术才是事大!)。于是,今日无论是中国符号学还是国际符号学,都面临着一个为符号学“正名”或“正本清源”的大任务。如果我们不为符号学正名而听任符号学广告术派利用“上下左右”并不清楚符号学为何物之学界混乱局面加以随意忽悠,符号学的正能量危矣!当然,魔可高一尺,道可高一丈。我们的符号学正名的理论发展需要,或许迟早要迫使我们采取长痛不如短痛的“切割术”。对!必须采取‘切割术’,国内外均应如此。让这些利用符号学名号进行国内外忽悠者们自成其一类吧。遗憾,我们虽然一再企图团结大多数,但是世间道理毕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索菲亚大会筹备会的注册机制迟迟未能最后完成。但是大会的论题分类已经列出,而且筹备会主席告知,如有愿意先申报论文摘要者可以马上发与大会网站。同时,好消息是,新索菲亚大学可提供廉价住宿费(学生可低至15美元一夜)。我作为国际学会委员会成员固然希望能够有较多的中国学人参加大会,但也确知此类国际大会参与的实际学术价值其实非常有限,可以说其象征性价值远高过实际价值。可是,一方面我们曾经积极在中国国内举办国际大会,现在又张罗参加国外国际大会,究竟为了什么?关于中国符号学发展和维持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合作的意义问题,我在围绕着南京大会举行前后已经作过很多阐释。简言之,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符号学初起时期要关注和介入这类主要是象征层面上的重要性呢?这是从中国符号学发展前景思考的结果。我们搞符号学主要是着眼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而不仅是出于我们这些当前参与符号学活动者的实际职业需要考虑。因此,一来我们要不断回顾南京大会的历史性意义(在中国大陆实现一次中华文明和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面对面”历史交汇镜头),以激发我们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大方向问题何在?二来,特别是在南京大会之后,我们要乘热打铁,通过象征性地(因人数少)“走出去”以继续提醒国际学界注意到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具有三千年人文思想传承的中华文明今日也必须登上世界人文思想理论舞台。要想完成此历经百年现代化后才到来的新人文学术构想,中国人文学术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恕我今日坦告诸位)让西方人意识到:所谓今日中华人文学术思想,绝非简单地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或现代通俗文化作品,而是兼含古今中外高端学术理论成果的“现代化中华文化”。这个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将既包含中华人文传统也包括西方人文学术传统在内的全世界人文学术传统。遗憾,一些西方人希望我们一方面做他们的理论“小学生”,并以此初级能力来为他们自己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学界的传播担任“学术买办”的职能,另一方面,他们愿意鼓励中国当前人文学术主流局限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范围以便永远“难登”世界人文理论的“大雅之堂”。(因此他们通过西方汉学系统企图间接辖制中国未来人文学术理论的发展方向:促进你们的学术民族主义;即促进你们因为集体虚荣心而热衷于的“学术义和团主义”:在国学界拒绝来自西方的“学术洋枪洋炮”!1992年我访问台大哲学系讲演时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无奈,国内学界崇洋媚外风气深重,在西学上满足于浅尝辄止(正如今日趋附符号学时髦者,但他们在此浅学基地上进行广告炒作术,以争取仅由一两人管理的网站之“点击率”促销,用以制造已占据了中国符号学“半边天”的假相!),在国学上,跟随于国际汉学系统。两种倾向均足以阻碍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的进行。而我们通过南京大会表达的却是这样一种高瞻远瞩、深切关系于民族思想理论发展大方向的问题。一方面,在国内,我们不得不在得不到体制内支持的条件下对峙于“钻进”符号学学界的、处心积虑要瓦解中国符号学健康发展机制的学术帮派(只有瓦解了CSF的有效运作,他们才易于大张旗鼓地占据符号学市场);另一方面,在国外,我们又不得不对峙于一些国际学人处心积虑要利用中国国内崇洋媚外者以在中国推广其程度实在不高的符号学理论的企图(唯其致力于符号学庸俗化,其学才易于滚雪球般扩展,也才易于为不懂符号学为何物的高高在上者所青睐)。但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借其向世界传达中国符号学正能量的窗口。一方面我们不仅不是要减少对西方理论的研习,而是正相反,我们要积极学习西方有用的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此积极研习的基础上对于西方同行寄予学术理论改进的期待。具体说,这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理论,另一方面要批评西方理论。此一批评性研习的态度不仅为了我们有效吸收确有价值的西方理论,而且也是为了在方向性问题上“帮助”西方理论家朝向科学化发展的契机。这两种目的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看重中国符号学学者自身首先须端正研习态度的原因。我们既有义务研习西方理论,也有义务要批评(帮助)西方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要坚持自我矮化、崇洋媚外的态度,甘心于当洋理论买办,二者就都办不到了。 现在回到本题:这次为什么要参加索菲亚大会。简言之:第一,在象征的层面上表示中国符号学是世界符号学的一部分,故不缺席;观察IASS在改选后的新局面,以决定中国符号学未来对IASS持何态度,如果国际符号学学会新局面不容乐观,就得在战略的层面上与其切割;第三,如果气氛适当,对于今日国际符号学每况愈下的疲软局面进行分析指出改革方向。本人将在发言中明确宣表:无论是中国符号学还是世界符号学都应该避免把“符号学”误当成某种单一学科加以逆向运作,而应将其发展联系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革新事业。为此,符号学当然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共同的方法论财产,而不是所谓职业(空头)“符号学家”的专利。如若不然,符号学必将死路一条。我们不能让任何符号学投机家通过制造虚假符号学身份来上下忽悠并以此来败坏符号学的集体学术建设事业。 2002年由汝信和黄华新共同主持的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跨学科研讨会,以及2004年由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和国际符号学学会共同举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研讨会(张杰、蔡曙山等均参加),都是走的这个路线。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设计和担任顾问,我这样强调其跨学科特点时都是与国内外“符号学单学科主义者”对着干的。单学科主义者就是要通过人为制造有名无实的“符号学学科”来追求职场功利主义。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学科主义者本身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生存于体制内不得不采取单学科本位主义以方便于体制内运作。另外一类则是纯粹采取“抢滩”和“夺权”的文革伎俩来扰乱初生的中国符号学事业,他们到处挑拨离间,借乱取利。经过南京大会后一年的反反复复,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凡真正关注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者都应当以团结为重,最先参与中国符号学事业的逻辑学界和外语界今日应该都认识到我们必须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打成一片,追求明智、平等、互利地学术共进。相信外语界大多数师生是赞同此一原则的。我们切望明夏外语符号学学会年会在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共同的符号学方法论建设事业表示参与、合作和支持的态度。在此情况下,你们当然仍然是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带头人之一,但不必采取扬己贬他的本位主义政策。如今我们CSF的工作计划中已有两项仍然是由外语界单位进行组织的,他们都采取了跨学科的集体共进办会方针。这是外语符号学界和CSF的跨学科事业能够真诚合作的显例。我们对此颇感欣慰,并希望大家在2015年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真正跨学科符号学会议上,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来:今日中国学者能够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共同积极参与民族学术发展之大业。 我在本人《忆往叙实》的文章中谈过我和一位美国独立现象学家的分分合合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该例子颇有相关启示性。这位以自己家庭住宅为一“国际学会”基地并雇用四分之一时间小时工打字和处理文书,以此简陋方式来进行其个人的现象学学派之建设。那时没有电子网路,但仅依此极少数人员(加上其夫婿的资助)就可有效组织国际会议、丛书、刊物、活动报导等出版物,并为各大学校所收藏。她所做的一切,表面上是要在西方学界派系林立、垄断横行局面下为广大非加入学术帮派的、位阶较低的现象学爱好者提供自由发表机会。我本人也有若干篇文章在该丛书和刊物发表过,可以说也曾得利于此种个体特殊运作带来的方便性。但是在此系统的学术活动和出版的布局下,这位现象学家长期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自己的学术理论插入此‘出版系统’内,以渐渐造成了“众叶扶花”的总效果。她利用生僻学术论文出版不易的局面拉拢了各国(多是青年辈)学者参加此出版系统,让大家不知不觉间充当了共捧这朵“红花”的“绿叶”,此一实质上的“出版家”日久天长后竟然也被自然地被看作是一位‘现象学大家’了。这位本身根本不深研胡塞尔原著并对胡塞尔根本没有兴趣者,却偏偏要炒作胡塞尔现象学名号,以让胡塞尔大名为他这朵自认为是美国第一现象学家的“红花”之绽放计划“鸣锣开道”。我本人后来觉察到这一倾向后遂逐渐断绝来往。其中一个导火线是她要我参加为其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申请书签名为我所拒。今日回想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仅只通过出版与聚会工作来拉拢会众,以形成某现象学学派(通过经营长期大量出版工作这样的学术‘人海战术’)而趁机将此“出版业绩”自然而然转化成出版系统主持人本人的“学术性业绩”!!!一种市场运作的“身份转换学”戏法就这样制作出来了:把不过是个人的出版主持工作硬是变成了“学术成就表现”,结果把所出版的会众集体作品都充作了扶持自己这朵“红花”的工具,并因为此种出版聚众行为为自己增附的学术性知名度,使其再“倒过来”将原本作为其“助者”的会众们,“转化成”了(由红花倒赐予的)“受助者”!。(多么聪明的海派学术炒家!) 我在以前文章中曾经举过八十年代“世界与中国”青年出版集团的例子。这些在文革期间全部失学的一代,七十年代末考上大学后,据某人告,其所知道的哲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然而等到大家又继而都当成了研究生后就纷纷成为了时代精英。其集体自我完成“升级版”的办法也是通过出版事业。他们获得了有背景者的出版业支持后开始集体经营该事业。最后也是将“出版成就”(先不谈其质量究竟如何)通过宣传运作轻而易举地转化成了个人以及集体的“学术思想上的成就”!八十年代学术精英们就是“这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文化热”。这是什么现象?文革后遗症!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科学人能够这样干事吗?当然,事务是有前因后果的。二三十年代不可能允许其出现的学界畸形现象却可以在后文革的文化学术“空档期”“脱颖而出”。政治上有所谓乱世出英雄,学术上就会有“乱局”出“精英”! 好,今日进入了电子文化时代。电子出版技术遂为各式文化及学术炒家提供了比前两例方便到无数倍的“将出版活动转化为学术成绩”的机会。我们知道今日大陆有多少家办的有声有色的学术网站都是一个人、至多两个人在具体操作吗?正如今日电影的大量制作均可由电子技术家个人取代而效果可无处不在一样,学术出版技术及出版学也就完全改变了面貌。须知,在今日电子技术条件下,仅一、两个年轻人就可以把网刊办的花里胡哨、甚至于有声有色,足以产生市场化效果。在此新出版技术条件下,上述80 年代将出版工作转化成学术成绩的伎俩,岂非可无比容易地复现于今日?不仅如此,其另一个附带成果是,和前两例一样,借机拉拢经验未足、没有深入判断能力、却受到环境求利逻辑之压力而急于“投靠大腕”的青年群众们之欢迎!当然,我们非常感谢那些以一己力量为大家提供出版机会的网络编辑出版者们!他们的确都是在默默奉献着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文科学的集体发展事业而长期做着义工志愿者。我不知道参加此类具有特殊“转化性炒作”隐蔽任务的符号学网上刊物工作者,你们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你们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你们的行为动机和目的吗?你们究竟是什么学术程度自己不知道吗?你们的“老板”是个什么真实程度你们真不知道吗?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网上出版工作而已!大陆不知道有多少家这样的网刊出版,只不过少有符号学网刊,而任何外语学院要想利用学生耽误学业办同样的事,谁又办不到呢?但符号学炒家就是要趁此青黄不接的空挡时机抓紧炒作:把个高等教育单位办成个出版炒作单位,用以制造高知名度效果及泡沫学术。 我们的CSF大方向绝不能被这类利用电子传媒进行忽悠的符号学炒家所干扰。必要时与其再次切割看来是不可避免了。特别当这类炒家企图利用国内崇洋媚外大环境,通过与海外“下几流”的(正经学界无人理睬的)所谓符号学集团或刊物沟通,企图共同经营互利性国际炒作时,其主要负面效果就是要最终达到忽悠学界领导的目的。大家还以为任何高鼻子的学者都是高于中国学界的学者呢。不知道海外不学无术、弄虚作假、玩弄媒体的学界、文化界人士比比皆是。如今正逢国内反腐和打假之时,我们人文学界就能够免于此弊吗?人文学界的腐败就只是指招生办贪污和教授利用权势胁迫女学生就范吗?不,那是属于刑事案件一类的。学术界的腐败主要是学术上各式各样隐蔽的弄虚作假现象。我们的符号学作为新生事物岂能免今日之“俗”?此类现象不仅阻碍着中国人文学术的正向发展,而且其最大的恶果尤其表现在通过拉帮结派、挑拨离间来制造沽名钓誉之学风方面。他们是学术市场化时代的弄潮儿,我们应该让他们到自己的学术商业化大海中去自由翱翔,但不能够再听任他们从内部来败坏我们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所从事的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2013,12,10)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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