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傅立叶，洛约拉 （法）罗兰 巴尔特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 中译者序 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以其反人本主义和反主体论为其认识论立场的，强调着各种客观条件的复杂决定作用，怀疑和否定主体或意识的自主作用，这样的观点导致了结构主义的  萨德，傅立叶，洛约拉         （法）罗兰•巴尔特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                                中译者序 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以其反人本主义和反主体论为其认识论立场的，强调着各种客观条件的复杂决定作用，怀疑和否定主体或意识的自主作用，这样的观点导致了结构主义的某种“不可知论”，而其直接的结果则是一种系统的怀疑主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怀疑主义是思想史上理性主义的先趋，可以说：没有怀疑就没有理性，科学就是产自怀疑，而怀疑产自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好奇心。这样一来，怀疑主义又与人本主义重新发生了联系。怀疑主义一方面通向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又通向虚无主义。因为“怀疑心”可以针对客观世界，也可以针对主观世界；不仅相关于康德主义的主观认识能力问题，也相关于尼采主义的价值根据问题。本书作者罗兰·巴尔特的怀疑主义兼及这两个方面：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因此不是信仰主义）和价值论的虚无主义（因此是社会实践的悲观论者）。但是，这两种倾向，其实都与人本主义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与人世主义或现世主义密切相关。巴尔特思想是彻底的现世主义思想，是对人世现实体验、观察、分析、怀疑、希望、失望、表达希望、表达失望的思想。其现实思考对象，一方面是对人生意义本身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和历史不公现象的分析和批评。基于尼采理论的价值怀疑主义，导致他对西方信仰传统的批评；基于现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批判态度，导致他对工商时代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产生深刻反感。结果，巴尔特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以及对西方历史上的信仰主义批评，都是基于其价值学反省的。本身为文化批评家而非社会科学家的巴尔特，毕生未能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进行系统的研究，却将观察和感受到的一切现世问题及其因果现象，做了相当理性主义的呈现。作为文艺家的巴尔特，往往以个人偏好的选择方式来间接呈现其价值学的褒贬，其表达的“手段”或“能指介质”，却反讽地也是“物质主义”的或“感官主义”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强烈关心感性世界的文学家巴尔特。 按照译者的理解，今日在建设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新框架时，最重要的西方理论资源来自两种理性主义传统：正面的、系统的理性逻辑建构，从康德到胡塞尔的逻辑主义；反面的、文本读解式的逻辑理性批评，从尼采到巴尔特的怀疑主义。一者从正面整理、重构人类理性知识，而却难免于堕入教条主义。另一者从反面“敲打”此理性逻辑系统，以便“去伪存真”，却难免于堕入虚无主义。巴尔特文学论述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正在于此。巴尔特未尝不想通过其虚无主义的宣导来传播其否定性人生观，而读者却反可以从中获得另类理性思维的反省机会。应该看到，当代西方人文学界，由于“跨学科”的实践还欠通畅，“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沟通，本来应该更为细致和丰富才会产生更有效的人文话语的解释学效力。由于均受到职业化的限制，文学界和哲学界只是从各自习惯的立场来看待巴尔特的理论话语。本书译者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研究者，则特别强调上述两类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汇通，因此本书中作者在其细腻文本解读中呈现出来的各种理性精神火花，对于今日读者重新认识各种古典类作品意义，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在两部有关法国古典性变态作家萨德的分析文章中，作者不避其原著的“露骨”描述，也使我们了解了温文尔雅的罗兰·巴尔特所接受的各种不同人生趣味。 本书为“中期”巴尔特的四个中篇论述的汇集，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它们具有实质的主题同一性。符号学家巴尔特通过对有关西方思想史上的三大主题—性，信仰，社会正义—的经典分析，一方面突出了其本人的语言学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揭示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宗教主义性禁忌（萨德）、原罪论（洛约拉）和社会主义的始源之一：乌托邦幻想主义。表面上这本小册子不过是对几本古典书的读解分析，实质上，巴尔特在此对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价值做了彻底怀疑主义的呈现。而对西方思想史的批评，不难立即扩展为对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理性主义置疑。萨德的性变态分析和洛约拉的信仰实践“神经症分析”，都是直接相关于作为西方信仰主义之根本信条的：此即人类原罪论神话。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一方面体现着传统人道主义的美好理想，另一方面体现着人类历史上的永恒思维分裂—愿望和手段的结构性分离：愿望任意驰骋，手段任意发明，二者绝不配套，而科学时代的世人几百年来对此基本学理分裂往往茫然无知。 作为唯美主义者的巴尔特，他的古典文本分析实践本身也是对自己的审美趣味进行自我表现的方式。唯美主义者往往也是性偏好异常者，我们不难发现巴尔特对萨德“性文学”的欣赏和辩护，虽然他为其做了语言学的“保护主义解读”。本书最后补加的萨德生平概述，充满了作者对作为“性罪犯”萨德的深刻同情和痛惜。但是正如巴尔特将萨德的性变态表现给予某种“语言学升华”一样，我们对巴尔特本人对性变态的同情倾向也可给予某种“价值学升华”。意思是，如其直接、正面理解巴尔特的描述和分析，不如反面、间接把握巴尔特的“性自由主义”立场：通过对社会违禁现象的批评来怀疑社会规范的理性根据。我们读者作为“第三层”的批判者，则应更间接地关注巴尔特批评话语所内含的理性因素，而将其个人性的“美学偏好”置于另一美学创作欣赏层次。巴尔特永远既是分析家也是艺术家。 克莉斯特娃在其《内在反叛》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巴尔特的《洛约拉》一文。在谈到巴尔特的论述方式时说过：“在根据其谦逊的符号学武库来处理这个绝对史无其匹的人物时，巴尔特表现出了杰出的分析技巧，我称之为：在其极度明澈性和无比精细性上反映出了一种革命性。”在当代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中，并非人人在作品解读中都可引发读者的深刻理论性思维的。谈到巴尔特的理论工具，我们反复提到过，那不过是巴尔特在进行文本分析时使用的理论姿态工具（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对于这些理论工具本身，作者大多并未对其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因此反映了作者知识和思维的“限界”。所以，我们重视的结构主义理论论述，不是其各种具体的结论（这取决于时代的知识论条件），而是其表现出的分析方法和智慧启迪。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颇多这类具有重要理论思维启迪性的作品，其重要性明显超越了许多在传统学科内“照本宣科”的抄袭性教条主义学术（特别是一些哲学类的伪逻辑论述）。在读解的同时，我们自然会发现作者本身观点和结论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部分。所幸，巴尔特的各种作品都充满着独特的理性观察和分析的“看点”，这是他的作品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译者在80年代自行选择巴尔特作品译介时，当然不会选择他的偏于经典作品分析类的著作。一方面因为译者担心自己的法文程度不足以应付随处可见的各种文学性修饰语，另一方面译者并不熟悉所论述的法国古典原著。这次因为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罗兰巴尔特文集”翻译计划，著作的选择受限于版权条件，只好勉为其难。译者承认，本书论述的这三部主要原著，自己都没有读过（不管是年轻时还是现在，译者大概也都不会对这三部书有兴趣），这就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巴尔特的文论风格是相当随意性的，或高度贴近于原著的，译者只有多多依赖内容读解和词典查阅。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另外，译者不会主动选择这类作品的一个实际原因是，译者到底不是“文学家”，对于巴尔特深入物质和语言细节的偏好，没有任何兴趣。本书涉及到的大量物品、物类名词，本来都是译者一无所知的（译者当初自学外语时故意排除对这类与人文学理无关的名词记忆），这次不得不一一翻阅词典，而其中多义词的问题，译者也并无充分资格判断其确当性。只能希望这些物类名词的细节对于理解作者的推理思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回忆30年前译者选择《野性的思维》翻译时，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因该书包括的理论性话语极具吸引力，译者也只有对该书内的大量物类名词列举〔如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名词〕的中译名处理，勉力为之了）。 本书的翻译参考了英译本，但是英译本给予的帮助不如译者预期的那么大，因为，除了此一英译本比其起其它结构主义著作的英译本在“对译”的准确性上具有更为随意性的特点之外，甚至于还可发现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耐烦”部分，特别是后半部，竟然有些地方我怀疑干脆或许就是故意省略一些修饰词不译以节省时间。当然，对于我这位非法语科班出身的译者来说，任何其它语种的译本都是有助益的，对此我必需表达一贯的感谢。因为，毕竟我可以参考该译本的法文语句结构的处理结果。一般来说，其它语种译者都是法语系出身，法语一定比我要好，因此我主要可借鉴其“句法”的处理。而其“词法”处理的部分则须特别谨慎，因为我发现许多美国译者在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的专业性词汇的理解方面，并非没有问题（这是西方文学系教育中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当代文学系学生偏好理论性论述，而另一方面又并无足够专业理论研习机会。文学系一方面承担着偏于欧陆思想的跨学科理论探讨的前沿工作，另一方面其一般学术基础又偏于英美纯科学方向。这一基本教育学矛盾，学界并不深知，而这恰恰是学者未能胜任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解和翻译的根本原因）。所以，我的翻译策略是，实义词部分尽量根据法文原著独立理解，也就是根据上下文来直接把握。对此而言，译者的弱点仍然是对作者引述的原著细节不熟悉，所幸，尽管作者总是扣紧原著文本行文，其本身的分析性论述习惯所导致的话语理路一致性，仍可有助于不熟悉原著的读者把握文论分析的线索。 巴尔特的“跨学科”论述是理性主义的，这一点和解构主义者非常不同，尽管他们都在同一批先锋派刊物上发文。解构主义通过瓦解语言的语义学和句法学来“从根本上”瓦解理性思维的条件，而巴尔特只不过是在正规语义学和句法学的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创造性分析和综合。因此，“巴尔特话语”原则上是“可译的”。译者在长年对比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不同语种译本后认为，不同西文之间的理论互译和西文向中文的理论文字翻译，在性质和难度上完全不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话语的难处在于作者对理论性词语的创造性、变通性处理。由于中西文在词汇的语义结构上的根本不同，遂为翻译带来了加倍的困难。这个困难，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话语的理解困难，另一方面是对译过程中译者对汉语字词的灵活性处理方面的困难。可以说，从西文向中文的理论翻译，特别是符号学类别的理论翻译，其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实践。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海外主要受英美分析哲学、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学术训练的华裔学者们，在处理欧陆人文理论话语，特别是符号学话语时，感到不适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讲演伊始，请允许我先回顾一下引致法兰西学院接纳一位众议纷纭的人物的理由。这个人的每一种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过他的对手的反对。因为尽管我任教多年，却并无通常接受这一高级职位所需的资格。虽然长期以来我确实将我的著述列入了科学、文学、词汇学 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1]（1977年） 在讲演伊始，请允许我先回顾一下引致法兰西学院接纳一位众议纷纭的人物的理由。这个人的每一种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过他的对手的反对。因为尽管我任教多 年，却并无通常接受这一高级职位所需的资格。虽然长期以来我确实将我的著述列入了科学、文学、词汇学和社会学诸领域，但应该承认，我所写的只是各种随笔文 字。这类文字含有一种性质含混的文体，其中写作与分析各行其道。虽然很早以来我也确实使我的研究与符号学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我其实并无权利来代表 这一研究领域，于是我在它似乎刚刚形成时就倾向于修改它的定义，使自己主要依赖于一种反常规的现代主义文艺的潮流，结果对“太凯尔”（Tel Quel）杂志的接近，远超过对许多其它或可反映符号学研究潜力的杂志的接近。 于 是不言而喻，在这座由科学、学术、严格性和革新性支配的大厦里所接待的这个人，显示出不纯的前景。一方面是出于慎重，另一方面是由于每当我遇到理智的困惑 时总要问一下某一选择是否使我感到快乐的习惯，我就不谈那些促使法兰西学院欢迎我的理由（因为在我看来这些理由是不无疑问的），而来谈一下那些使我来到这 里感到快乐更甚于感到荣誉的理由。因为荣誉可能名实不符，快乐则必表里如一。我感到快乐，因为在这里我又忆起或遇到我所热爱的那些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或曾经 任教过的作家们。首先当然应当提到米歇莱，当我开始思想生活的时候，正是通过他我才发现了历史学在人文科学全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写作所具有的力量，后来学 术界对此也加以承认了。然后是那些距今不远的人物，如让·巴鲁吉和保罗·瓦莱里，我就在同一间大厅里听过他们的讲课，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再晚些的是摩里 斯·梅罗－庞蒂和艾米尔·本维尼斯特。而现在呢，请允许我冒昧地提到米歇尔·福柯，本来出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应当对此保持缄默的，我的始终如一的感情、思 想与感激都与他联系在一起，因为正是他向教授委员会提出设立这个讲座和主持这个讲座的人选的。 今天我感受到的另外一种快乐由于更为相关，因此也就更为重要，这就是我在走进一处我们可以严格地称作“权势之外”（hors pouvoir） 的学府时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因为，如果轮到我来对学院进行解释的话，我将说，在学术机构领域内，它是历史的最后策略之一。荣誉通常都是权势的一种损耗，而 在这里它干脆是权势的消除，是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在这里教授除了研究和说话之外别无他务；我想说，这就是高声谈论他的研究梦想，而不必去判断、选择、推 进，不必去屈从于某种有指导的学术活动。这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几乎是不甚公平的特权了。因为当前文学教学已由于技术专制论的要求和学生革命愿望的双

胡塞尔现象学（《观念 1 》）资料选刊 一 百年来的现象学运动流派众多，创始人胡塞尔学说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也是难度最大的。《通论》一书又是胡塞尔作品中最重要的。须读中译本者不难找到本书及 胡塞尔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在此陈示该书详细目录，并刊出该 胡塞尔现象学（《观念1》）资料选刊 一 百年来的现象学运动流派众多，创始人胡塞尔学说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也是难度最大的。《通论》一书又是胡塞尔作品中最重要的。须读中译本者不难找到本书及 胡塞尔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在此陈示该书详细目录，并刊出该书中译本附录部分，供研究者参考。网站本栏所列资料项目如下：   《观念1》目录                                            胡塞尔：《观念1》后记   《观念1》法译本译者保罗-利科译者导言   李幼蒸：中译者现象学术语解释   李幼蒸：中译本德法英中现象学术语对照表

(美) 乔纳森-卡勒尔： 罗 兰 -巴 尔 特 方谦/李 幼 蒸 译， 李 幼蒸 校 北 京 三联 书 店 1987，台

教师、文学家、道德家、文化哲学家、急进观念的鉴赏家、多才多艺的自传家……；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正当巴尔特处于三十年来著述不绝的人生鼎盛之际，1980年初当他穿过巴 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1]（1981年） 苏珊·桑塔格 “最佳诗作将是修词学的批评……” ——瓦勒斯·斯蒂文斯（引自1899年的一本杂志） “我很少忽略我自己” ——保罗·瓦莱里（引自《与太斯特先生共度的夜晚》） 教师、文学家、道德家、文化哲学家、急进观念的鉴赏家、多才多艺的自传家……；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正当巴尔特处于三十年来著述不绝的人生鼎盛之际，1980年 初当他穿过巴黎一条街道时竟被一辆货车撞倒致死，恶耗传来，友人和敬慕者无不为其盛年早逝感到悲痛。但是人们在悲痛回顾的同时也认识到，他那卷帙浩繁、主 题随时改变的著作集，正象一切重要的成果一样，具有一种回溯的完整性。巴尔特本人研究工作的发展，现在看来是合乎逻辑的，甚至于还是相当完整的。它甚至于 以同一课题开始和结束，这就是在人的意识经历中运用的典型手段——作者的日记。结果，巴尔特平生发表过的第一篇文章，对他在纪德的《日记》中发现的那种典 型的意识加以赞扬，而在他死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则表现了他对自己日记活动的沉思。这种对称性尽管属于巧合，却很恰如其分，因为巴尔特的写作虽然涉及万千 主题，归根结蒂不过是一个大主题：写作本身。 他 早先的主题是一位自由派作家的主题，表现在文化新闻、文学讨论、戏剧与书籍评论等各领域。此外还应加上来自和流传于讨论班和讲坛上的一些论题，因为巴尔特 的文学经历还伴随着一种（十分成功的）学术界的经历，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就是一种学术界的经历。可是他的声音永远是独特的和自我关涉的（self referring）； 其成就属于另外一个更高的量级，甚至高于以惊人的敏识去实践无比活跃的多学科探讨时所可能达到的程度。尽管他对有关记号和结构主义的这门未来可能成立的学 科有过突出贡献，他一生活动的精华所在仍然是文学性的：一位作家，在一系列学术活动的支持下，组织着有关他自身心灵的理论。当他目前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为 标志的名声界域（如其必然会的那样）瓦解之时，我想巴尔特将表现为一位相当传统的孤独的漫步者（promeneur

1977 至1978之间，在图书馆“目不暇接”的大量结构主义资料之间，巴尔特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话语”，使我“扑捉”到了符号学的“灵魂”，这是以往任何哲学理论未曾带给我的新启示。其后我注意到，许多当代西方大哲学家们并不注意罗兰•巴尔特。保罗• 《罗兰·巴尔特文集》总序 李幼蒸    网刊前言     1977 至1978之间，在图书馆“目不暇接”的大量结构主义资料之间，巴尔特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话语”，使我“扑捉”到了符号学的“灵魂”，这是以往任何哲学理 论未曾带给我的新启示。其后我注意到，许多当代西方大哲学家们并不注意罗兰•巴尔特。保罗•利科在其广泛的当代法国文学理论涉猎中，偏偏较少注意巴尔特。 重视欧洲思想和强调文学和哲学一体性的理查•罗蒂，好象从来没有提过巴尔特。这说明巴尔特提出了不同于哲学话语的另类“理论话语”。后者对于深入感受和理 解现代文学思想是极其必要的。过去二十年间，巴尔特在两岸四地外语界和文学理论界的影响，一直在扩大之中。现在到了我们应该把巴尔特思想置入更深广的文化 和学术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了。巴尔特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探索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潮，而且（我特别强调）也有助于我们用以促进中国传统文艺研究的现代 化、理论化的建设（文心雕龙是古的，但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必须是新的，国学家们不应当不懂此义）。那种以为哲学是哲学、文学是文学、中学是中学、西学是 西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 还清楚记得，1984 – 1985年期间，我是如何不顾实际、不合时宜地执意要把 巴尔特文学理论作品推入中文世界的。其实大约同时间，我也想在《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小册子的规模上，撰写一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思想》和一部《当代西 方历史理论思想》。虽然准备了不少材料，后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变化，未能加以实现。在有限时间内，毕竟以直接呈现西方经典于国人更为重要。（译介他人和

历史的话语 [1] 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 话语 ， discourse ）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 [2] 到 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词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 历史的话语[1] 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话语，discourse）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2]到 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词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颖技巧。现在， 一门关于话语的语言学可以说已经跨入了可能性的门坎。它对文学分析——以及对于文学分析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过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使它成为符号学[3]（semiology）当前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样一种第二级的语言学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去探求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存在的话），以及表达一般性概念的单位和结合规则，而且也应用于判定结构分析是否认可了传统的话语形态（discourse-genres） 的类型学——譬如说，在把诗的和小说的话语、把虚构的和历史的叙述加以对比时，我们是否总是有道理的呢？这两组对比中的第二组也就是下面要探索的主题：实 际上在事实的和想象的叙述之间有无任何特定的区别，有无任何语言学上的特征，按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适合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 中从属于历史“科学”规范的问题，它要求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准则，并根据“合理的”说明原则来加以判断——与适合于史诗、小说或戏剧的方式加以 区别吗？如果存在着这些区别特征，那么它们又影响着话语的哪些部分，以及在语言行为（languagye-act）的哪一点上起着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对某些古典历史学名家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鲍绪埃[4]和米歇莱[5]的著作中的话语所做的非严谨的（并且绝非彻底的）考察，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尝试性的解答。 （一）

艾菲尔铁塔 [1] 莫泊桑常在艾菲尔铁塔上用午餐，虽然他并不很喜欢那里的菜肴。他常说：这是巴黎 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见铁塔的地方。真的，在巴黎，你要想看不见艾菲尔铁塔，就得时时处处当心。不管什么季节，不管云雾弥漫、阴天、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在那里 艾菲尔铁塔[1]  莫泊桑常在艾菲尔铁塔上用午餐，虽然他并不很喜欢那里的菜肴。他常说：“这是巴黎 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见铁塔的地方”。真的，在巴黎，你要想看不见艾菲尔铁塔，就得时时处处当心。不管什么季节，不管云雾弥漫、阴天、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在那里，也不管那一幢建筑物、教堂或树木的枝叶把你和它隔开，铁塔总在那儿。它已被溶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你不再能赋予它任何特殊属性，它只是被决定了象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一样地存在着，刻板呆滞地象一种自然现象，其意义虽可不断加以置疑，而其存在却是不容争辩的。在一天的任何时刻，巴黎人的目光都不会不触及它。 当我写着关于它的这几行字时，铁塔正在那儿，在我眼前，它被框在我的窗子里。而当无月的夜色模糊了它的形影，差不多要使它看不到了，使它不再显现了时，两 束微弱的灯光点亮，在塔顶上轻柔地闪烁着。于是漫漫长夜中它将仍在那里，从巴黎上空把我和我的每一个友人连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也在望着它。我们每个人都含 有它的不同角度的形象，而它是那个不变的中心。艾菲尔铁塔是友善的。 铁 塔其实也出现于整个世界。首先，作为巴黎的一个普遍象征，它出现在世界各处，只要人们想用形象来表示巴黎时。从美国中西部到澳大利亚，任何到法国来的旅行 计划都会提到铁塔的名字，任何有关法国的课本、招贴画或电影都必定把它看作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度的主要象征：它属于世界性的旅行语言。此外，它除了表示狭义 的巴黎，也触及最一般的人类形象语言。它的简单质朴的外形赋予它一种含义无穷的密码的使命，结果随着我们的想象的推移，它依次成为如下事物的象征：巴黎、 现代、通讯、科学或十九世纪、火箭、树干、起重机、阴茎、避雷针或萤火虫，随着我们梦想的遨游，它必然总是一个记号。正如每个巴黎人的目光都不得不与其交 遇一样，任何幻想都必然或迟或早地确认其形式和受其滋养。捡起一支铅笔，让你的手，换言之你的思想，随着活动，结果往往会是铁塔的形象出现在纸上，那简单 线条的唯一神话式功能，是把底与顶或把地与天连结起来，正象诗人们所说的那样。 这个纯粹的（实际上是空的）记号，是不可避免要存在的，因为它意味着任何事物。 为了否定艾菲尔铁塔（虽然这样做的企图很少有，因为这个象征物对我们并无任何冒犯），你必须象莫泊桑一样爬上铁塔并使自己和它融为一体。人是唯一不知道他 自己目光的人，铁塔也象人一样是以它为中心的整个视觉系统中的唯一盲点，巴黎则是这个系统中心的周围地带。但是在这个似乎限止了它的运动中，铁塔获得了一

脱衣舞的幻灭 [1] 脱衣舞（至少巴黎的脱衣舞）是以一种矛盾为基础的：女人在脱光衣服的刹那间被剥夺了性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以恐惧的，或准确些 说以使我恐惧的场景的意义为基础的。在这里色情似乎只是变成了一种美妙的惊恐， 脱衣舞的幻灭[1] 脱衣舞（至少巴黎的脱衣舞）是以一种矛盾为基础的：女人在脱光衣服的刹那间被剥夺了性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以恐惧的，或准确些 说以“使我恐惧”的场景的意义为基础的。在这里色情似乎只是变成了一种美妙的惊恐，宣布了它的仪式化记号，以便使人既想到性，又想到性的魔法。 把观众变成观淫者的只是脱衣时花费的时间，但在这里正象在任何有神秘化作用的场景中一样，布景、道具和各种程式等一起和本来具有挑逗性的意图发生对抗，并终于使其淹没在无意义之中：宣布恶， 以便更有效地阻止它和驱除其魔力。法国的脱衣舞似乎产生于我先前说的人造奶油的运作，这种神秘化作用在于对观众输入少许恶，以便之后将其淹没在永不遭受玷 污的道理至善之中。结果由烘托表演的情境所突出的少许色情感，实际上被一种使人放心的仪式所吸收，这种仪式彻底地否定了肉体，正象牛痘疫苗和禁忌限制控制 住疾病或罪行一般。 因 而在脱衣舞表演中，随着她佯装要把衣服脱光而有一整套遮掩物覆盖在女人的躯体上。异国情调是这些障碍中的第一项，因为它永远具有一种固定性，这种性质把躯 体放逐到传说或浪漫世界中去。例如，一个“中国女人”手拿着大烟枪（“中国女子”必不可少的象征），一位混身扭捏的荡妇配着一支特大的烟嘴，带有贡杜拉小 船的威尼斯布景，带裙撑的女服和唱小夜曲的人，这一切从一开始就要把女人造成一个伪装的对象。于是脱衣舞表演结束时并未使隐蔽的深处显明，而是通过脱去不协调的和人为的衣衫使裸体意味着女人的一件自然的衣服，从而最终相当于重新恢复了肉体的绝对贞洁。 音 乐厅的古典道具总是为脱衣舞表演所用，这类道具永远使不着衣衫的身体更显得疏远，并迫使它回到一种熟悉的仪式具有的弥漫舞台的轻松氛围之中：皮大衣、羽 扇、手套、头饰、网状丝袜。总之，整整一套装饰物使活生生的人体归入了豪华物件类，这些物件用魔术般的装饰把人包围起来。披戴着羽饰或配戴着手套的女人在 表演中相当于音乐厅中的一个固定成分；她脱掉这些饰物时的方式极具仪式性，以致于不再象是真正的脱衣动作了。羽饰、皮大衣和手套即使去掉以后也仍然以它们 的魔力留在女人身上，赋予她某种使人想起一个豪华躯壳的东西，因为不言自明的规律是：整个脱衣舞的效力是存在于女人身上最初的衣衫本性之中的。如果不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