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东荪《道德哲学》（ 1930-1931 ）后有感 李幼蒸 我在 1959 年初至 1960 年代初的几年间，曾经在文津街北图大量阅读 49 年前的文史哲出版物，在诸多民国时期哲学家著作中，最为心仪 读张东荪《道德哲学》（1930-1931）后有感                   李幼蒸 我在1959年初至1960年代初的几年间，曾经在文津街“北图”大量阅读49年前的文史哲出版物，在诸多民国时期哲学家著作中，最为心仪的，就是张东荪先生的论著，尽管对于二十年代科玄论战，我是赞成科学派的。其后我的研学集中于外语和现代西方哲学原著，民国旧著阅读渐少。在阅读过的民国哲学家中（那时的哲学兴趣远大于历史）已确认张为民国时代最居前沿地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时图书馆旧藏都是经过删选的，我不仅并不了解他战后从政的遭遇，也不太了解其身世，只是在与其他欧美留学生和国学家两类学者著作的对比中，觉得未到过欧美的张东荪西方哲学著述，不仅说理透彻而且分析力极强，其思考力明显超过一般欧美出身的学者。我曾于1960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因那时兴趣侧重于罗素及的逻辑实证主义，以为治哲学应具较好的数理根底）。我因在天津大学土建系三年级肄业后再次入学，比同班同学年龄都大几岁，对于在师院数学系读书究竟是否得宜也并不明确。开学后在课间休息时注意到一位同学，风度与他人大为不同，穿着甚为时髦，而且一人在走廊里既背诵谭嗣同，又大谈王尔德。彼此交谈后，知其为张东荪先生长公子张宗炳之子张鹤慈，遂大为惊讶与兴奋。彼此爱好相同遂开始课外交往。（多年前我已在回忆文中谈及彼此交往始末）。不久后我又已“神经衰弱”名义休学（一年后退学），继续回到北图读书。不知为何鹤慈不久也退了学，并和101中学几位同学来往密切，组成读书小组（包括郭沫若儿子郭世英）。知道他也因不耐集体生活，退学在家，我即敦劝他切勿与朋友经常聚谈，应趁此时机努力自学，况且身边有爷爷这样的大学者。我自己当时的“处事之道”是：虽我行我素，但坚持独善其身，不与人深交，以免惹祸，此后也就未再与鹤慈来往。但不久后鹤慈与几位高干同学结成文学小组事，为同学告密，全体被拘，并被判处“劳改”。后来据悉，其中高干子弟均提前释放而鹤慈因受累于爷爷背景被继续关押，前后竟然长达十数年之久，就这样耽误了大好青春。多年后，七十年代初文革期间某日，鹤慈突然来到我家，并问我是否知道他这些年的情况，我告一无所知。他告我自己刚刚被释放，已经在劳教监管十数年，并述家中文革遭遇惨状（两位叔叔自杀，父亲在监狱中神经失常，祖父自文革起不久也被收监多年，后因病住院。时当尼克松访华之后政府正欲对其解除监禁并予优待安排，竟突然病逝）。我那时依旧在家读书，谨慎度日。某日鹤慈来谈及，爷爷大批藏书虽早已被哲学系没收或捐献（后来周礼全先生在湾区时告我，他也曾参加过处理张的图书事），但尚有少量未被发现或未被注意的图书及资料，奶奶打算也将其交予哲学系。我于是请他问一下奶奶，既然家里无人再用这些资料而拟交公，是否可以送我一些。张夫人从鹤慈处知道有我这样一位崇敬张氏哲学的青年在，遂同意了。我于是借到一部自行车，前往张宅，见到张夫人；我很希望她能相信夫君这些生前部分藏书和著述交予我阅读和收藏是物得其所的。其中除有罗素《西方哲学史》外，十几册英文书中多为张宗炳先生的科学哲学类书（多是30年代前出版的），而自著者和文章都是张本人的。在70年代中得此旧籍，可谓欣喜若狂，一一摞放到车后架上载回家中。但因这些书文内容并非我当时所急需者，准备留作未来参考用，视其为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多件民国时期的书籍与文章原件（如几册《观察》和燕京学报）。由于这些文字乃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料，我在2000年首次返京时，即将它们带回了湾区（其中英文书因多系生物哲学一类旧著就留在北京了）。我自70 年代末进入单位后，从此全力攻读新学新理，张的这些旧著就这样一直保存着，虽曾略加翻阅但未曾细读，一放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就在不久前，我在从堆放凌乱的书籍中寻找所需资料时，看到了收藏在小箱子里的这些文革时期幸获的张东荪先生旧物。我才突然想到，这些民国时期的理论著述正是我目前研究中需要 “温故而知新”者，遂立即放下日常工作，集中阅读了这些旧书旧文（包括张在日本看守所和监狱监禁半年来的回忆小册子）。在这些七八十年前页面破损的书籍文章中，注意到一向以为不免已经过时了的上下两册《道德哲学》（版面极其破旧）。这本出版于1931年的旧书（正好写于近百年前），似乎被再次装订过，故未曾散页。过去我在北图从来没见到过此书，也不曾在两岸出版物中见到该书再版。在开始细读此部6百多页（开本小，字数少，可能相当于如今印刷品的4-5百页）的专著的同时，对于张氏其人和其思想及遭遇兴趣陡增，遂同时读了戴睛的书以及 杨奎松的书评；以及网上海内外不少相关文章。不免好奇，这部曾受到贺麟等当时广泛肯定的《道德哲学》一书，（据查）两岸竟然均未再版（后经网上查找才在《民国丛书》内看到此书的影印本）。台湾方面，或因视张氏为投共反蒋者；大陆不印，或因该书最后论及马克思主义时所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与他40年代末时对马克思学说和苏联转为积极态度大不一样）不宜于出版。但这些近百年前的各种政治观点纷杂现象乃极普通事，今日似乎不至于对其过于在意。或因，在如今一切追逐西方名著的市场需求下，怕张君此书内容老旧，不值得重印？我在通读全书后，发觉此书内容仍有经久性价值，因系当时中国哲学家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系统介绍和评述，反映了那一时期西方理论输入情状及国人对西方理论的深切热情，故极具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价值。不仅如此，此一关于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系统著述，完全出自作者个人兴趣，表现出明显的个人风格，并非如今日职场学者的合乎标准式的写作，字里行间均随处流露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与评价，故特别蕴含有中国思想史价值。在读毕此书后，我对百年前张氏理论思维深度和治学方向增加了认识，并再次意会到，应该将民国时期人文学者的学术贡献本身与其投身政治社会实践时的遭遇加以区分。我于是马上决定写一短篇读后感，之所以有此冲动，也近似于几年前写过关于张申府和张君劢两人的短评时的同一心理，因他们三位不仅与国学派哲学家不同，也与欧美留学的书斋学者不同，虽亦学亦政一生，思想方向完全是现代化的，且均属深富旧学根底的民国一代读书人。阅读这些书文期间，虽然百感丛生，但并无时间对相关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只能略抒感怀，并续青年时期对张氏哲学思想的钦仰之情。                                **     **             ** 在我阅读过的民国时期哲学家中，留日而自学成家的张东荪可谓是其中最具思想力、理解力者，其独树一帜的学术思考风格似乎反而可溯源于其非属职场科班出身的背景？有如梁启超？（在北大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曾坦言，欧美正规出身的哲学家们对他这位留日生不免轻视，而他也同样瞧不起他们）这本写于二十年代中期的西方伦理学说史不仅取材广泛，而且深入浅出，说理清晰透彻。我在追逐当代西方理论几十年后再重读百年前民国西学家旧著时，为中国现代化以来不过二三十年内中国读书人表现出的“世勘其比的”（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时期相比）积极自发的精神文化创造力，甚为感佩。那时科技与工业化尚在初起阶段，故大批优秀读书人得以延续传统志向投身于文史哲现代化学术事业，几十年来甚至做出了“空前绝后”的成绩。一则，他们延续了明清两代（以江浙为中心）以来最后一批具儒学传统的士人气度（指其志向归趋和实践力度）：二则，对于来自另一文明世界（西方理性主义）的新知新学新理的反应如此敏锐，并迅即唤醒了潜藏于中国读书人心底的深厚理性本能，对于其前所知甚少的西洋理论竟有能力如此系统掌握：三则，因具有中国历经久远的人文历史背景，故能致力于促进中西融会贯通，卒使两大文明思想资源可独一无二地汇通于中土（虽曾以维新后的日本为师，但日本欠缺本国独立的长期文化思想史资源）；再则，不论是与非，本儒家精神传统，读书人均思将其所学所知施于社会改进，表现出“兼济天下”的士君子初衷。在此历史背景下，因值现代化初期，时代学术水平不免有所局限，我们后人对此必须一分为二视之：其现代化学术的实际知识水平为一事，其中含蕴的思想生命力为另一事。我们（包括我本人）总是不时混淆此二者，不免以今视古，苛责前人。固然，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将民国学术成就绝对化，误将其作为模板，以致限制了后来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客观理解：在如此短暂的现代化初期中国人文学者取得的初步成就中透露出的巨大发展潜力，从中足以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传统之深邃，以及中国读书人的强烈追求真理的本能志向（中华文明的第一珍宝不是帝王将相遗留的皇宫、庙宇、器物，而是精神文化{文史哲宗艺}资源）。后者正是在人类文明大变革时期我们最应该加以珍惜和反省的，并可增加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精神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性自信心。那时科技工商亦属初起，未曾形成后来垄断社会文化局面，新旧之交的读书人遂可大批投身于文史哲现代化事业。学术文化领域各界人才辈出，百花齐放，难怪战前学界可被称之为处于“黄金时期”。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在阅读《道德哲学》时才会重新体会到，对哪怕自己尊重的前代哲学家的认识也远远不够。固然，该书评者或指出其不够系统完整，并仅系绍述之作，这对于注重“创造”和讲求规范的学界，或许会因而降低了对该书的评价。书后列有百十种英文参考书。我在阅读该书时也会不时查考其内容材料来自何处。因书中并未标明具体论述引证的出处，所列参考书仅具书名，无出版地和时间（其后写的《现代西方哲学》小册子内则附有这些引书标志）。我个人注意到，书中虽然均暗示所述所论均根据原著，但如此快速成书，必定相当依靠于大量二手材料才克完成。（如读今人莫兰的《现象学导论》，可以确信，作为现代西方专家，其学其述必定须对原著本身加以深度研究方可。民国时代许多西学研究论著则多系参照西人、日人的相关二手作品而成）我根据自己对民初大批留日学人的西学著述的印象，其中不少都是在日文书的框架里进行移植的结果（包括郭沫若，鲁迅等），但《道德哲学》一书附加的参考书中没有列入一本日文书，反倒令我好奇。另外，尽管张氏与当时大批中国哲学家都关心道德与伦理学问题（不少都曾同时迷恋佛学，正因佛学具有伦理思想内容，但也可反映那时崇尚西学者的认识论不免于驳杂），但并非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专家”，其所谓具独创性的著作之“学理价值”，并不高于当时的纯粹西学介绍性论述。一则，（今日依然）并非任何“独创性”学术均高于绍述性作品，学术思想表现的价值，应该参照时代背景和需求来评定。再则，现代化时期，自然应以系统引介西学为当务之急。科技工商如此，文史哲亦然，决不能再受制于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思想禁锢。二三十年代中国学人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轨迹，令人印象深刻。（张氏同时期撰写的现代西方哲学小册子中，甚至于注意到新康德和布伦塔诺，也提到了现象学家胡塞尔、梅农和舍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