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展望人类的未来-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AI 时代展望人类的未来 李幼蒸 人类正处在五千年来空前严重的文明大方向转折中。我们能够亲历文明巨变时刻，从而增加对自身、人类及文明未来的认识，应当说是历史上的幸遇。奇 AI时代展望人类的未来 李幼蒸 人类正处在五千年来空前严重的文明大方向转折中。我们能够亲历文明巨变时刻，从而增加对自身、人类及文明未来的认识，应当说是历史上的幸遇。奇怪的是，随着AI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各地域间及国内外间的冲突关系同时趋于剧烈。本年以来，人类的故事情节似乎加快了节奏，也同样达到每日每时一新的速度。我们作为人，即社会人与历史人，不论职业为何，内心都会随着高科技与人际冲突的跌宕起伏而“随波逐流”。即使与此两大历史界域（高科技与政军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会自然地跟踪时时刻刻、千变万化的戏剧性演变。热心关注是一事，个人如何相关地因应，则是另一事。于此同时，人文学术理论在此两大“战场”（商贸场和政军场）垄断着文明演变戏码的局面下，也处于三千年文学文明以来最“悲催”的时刻。从网上新闻看，隔三差五就冒出人文学科被职场取消的事例。此外，与民国黄金时代及今日高科技时代相比，现今世界各地“人文思想家”似乎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或者仅只残存于校园教室角落里，不要说对于社会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对于高端文化也无任何作用。（千百种通俗文化，乃是高科技商业化时代的娱乐附属品，毫无精神价值可言）由于今日世界是一个全方位商业化时代，在此金钱万能的大时代里，所谓人文科学的存在对于社会主流来说，根本无足轻重。此一局面与二战及以前大为不同。从新闻报道看，固然不乏人文学者的时代批评言论，但实际的危机主要体现在职场化学术的经济存活条件问题。“现实的即合理的”，对于人文科学衰颓的现状（有如文学潮流的逝去），谁都没有责任，社会的合理化发展导致人们必须承认学术文教与职场就业间的矛盾关系乃是文明变迁的自然结果。然而从认识论角度看，问题正在这里：人文科学的“身份不明”乃是唯物质主义文明的自然效果。据我观察所及（自然范围有限）上述状态及其根源的认知，与欧美主流学界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们生存于职场化竞争时代，也是据此以进行批评判断，并未将其上升到精神危机的层次加以深入思考；也就是他们并不深入事态肌理，而满足于就事论事，将实证经验性的历史理论研究“异变为”理论化文本的编织。我的视角则始终是首先针对人文理论的构造与功能本身；他们多以为自身已按业界标准及方式最佳地“完成”了一生事业（以获得职场成功和社会荣誉为评价标准）。而不是超脱个人利得以从人类及文明整体视界来深思问题的层次及幅度。我这样对我曾视为时代思想先锋的现代人文理论，近来在系统复阅及反思之后，对其课题、态度、方法、目标、价值等都不断发现其中多有须反复商榷之处。更直接的证据在于发现，主流学理的形态与商业化高科技主导的文明架构之间的隐形因果关系。其中究竟哪些部分是自由求真探讨的结果，哪些部分是社会大环境下的被动因应的产物呢？ 在几千年变化不定的历史故事巨变之后，今日人类历史面临着可以合理推断出的真正的转折点，但如今不须根据各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科学）思辨进行凭空推演，而是按照实证经验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大数据地）观察时事走向和可靠的经验概率方法去进行空前有效的推断。关于今日世界巨变之局及其后果我们已经谈过多次：高科技，商业化，现代化权力斗争，娱乐文化充斥着技术化劳动以外的生命余暇。自然百十年来人类（全世界）经受着各种残酷的相互斗争，直至今日，似乎尚无止境。关于人类千万年来的自我残杀历史之根源，与一切超经验的和伪科学的解释不同，我在英文著作里按照仁学认识论原则再申人性论说。孔子说“好至仁者稀”，其背面即为“好极恶者稀”。此须溯源于孟子早言的人之双重构造：人与兽。二者在社会条件变化中各有不同的相应演变。就历史而言，此类极恶行为与现象，乃源自人之动物属性，即与野兽共享同一兽性冲动：通过暴力争抢个体利益。所不同者，即因多重人性的混同参与。固然精神创造冲动是人性表现，精神面的“丛林法则”也是极端的人性表现。后者包括极端虚荣心（英雄主义，自大狂）所形成的暴力征服他人的野心，此历史野心的源头仍然来自人之兽性，不过是增添了或发展了坏的智性面水平：以至于人之自利冲动不仅限于有限物质层次（食，性，栖身地），而且扩至无限权力征服和权势满足的层次。许多现代史学家和哲学家谈起人类历史来都在强调征服事业的丰功伟绩、少数人为主多数人为奴的风光场面，却忽略了一部千万年人类史也是人类之间互恶互残的黑暗过程。在此情况下，人类社会状态的逐渐朝向良好方向（人道主义标准）发展（暂不谈科技时代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冲突），其原因又何在呢？人们的判断总是因果颠倒，以为由于知识进步和道德教化才导致人类共识提高了其伦理学层次，从而成为促使社会继续前进的动因。实则，是物在影响心，而非反之。根本就没有一厢情愿的所谓道德启蒙提升了，大多数人道德意识提高了，社会就会出现人道主义的不断进步（心为根，物为果）。为什么不是如此？因为（按照人本主义）人性千万年来不变，作恶之凶徒无代无之，至于其是否有极端作恶的表现，则取决于所处内外条件。朱元璋之恶（李自成，洪秀全，杨秀青无不如是），在他乞讨为生时连起码的野心梦想也无，等到外界条件改变后，才会恶从胆生，并随着条件对己越来越有力，其为恶之心也就越来越扩大。当然，作恶野心始终须配以随境而异的各种仁义道德掩饰。从西方历史看岂非也是一部权力争斗间、谁为主谁为奴的戏码？但是，现代社会的重大改进恰是从西方历史中产生的。原因表面上是信仰教诲和人道主义文艺思想流布之功（如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其实此中因果 亦须根据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此唯物主义不会是形而上学修辞化了的下层建筑与上层精神的规律性的互动产物；换言之，经济决定论不必再溯源于生产关系论，而须依据权力斗争论。经济层面不过是斗争的技术性手段。 最终的动因是权力欲（心）而非历史科学规律（物）。正是前者导致了争权夺利，辟土扩疆、杀人越货的冲动，从而衍生出相应的行为与后果。那么人道主义进步是怎么发生的呢？一种适用的唯物主义应该特指商业化（物）导致的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的效果。西方原始商业化文化的出现伴随着抢夺行为，交易与夺取相互缠绕，最终在政治力学中反而结出正面的历史后果：人类慢慢发现“文斗”比“武斗”对于截取私利更为有效。文斗和武斗都是为了争夺利益，此种趋势慢慢由有意识的认知发展到不得不顺其势而行。这也并不是均由于统治者的开明，而是因为受到客观制度性演变的制约（如同下棋，棋盘制度确定，奕者只得依外在格式来满足其取胜目的。奕者的争胜之心【一种私利】不变，但棋局促使求胜之策屡变；此即主观行为方式必须依客观条件和秩序而行）。 在本年以来世界空前动荡与混乱之际，一方面引起人类生存之忧，另一方面却可从此高科技所促成的、看似永无尽头的世界乱局中，可令人“空前有效自信地”瞥见一种解决文明社会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困局的契机：终止无尽的国际战乱和社会不公。但不再是指前科学时代信奉的哲学幻想、宗教 传统以及十九世纪以来乌托邦潮流形成的各种“伪历史科学的道德教化论”，即如何通过个体和团体的道德意识和认知程度以期符合（并不存在的所谓）历史规律地的达到“世界大同”梦想。“世界大同”素来成为人类共同的理念并引生出各种相应思想理论，但历史证明，在思想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看法上基本上是都是无效的，都是虚而无实的。概言之，一种认识论的历史辨析表现在二者之间何为因、何为果？固然，社会进步与人类道德往往为先后大约同步的历史现象。但其中存在着动力学的因果关系肌理：是思想决定现实，还是现实决定思想？以往的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是建筑在自然观察和推理的层次上的，此一“现实”的核心如今应该特别指“制度性结构”。历代专制帝国当然是一种稳定制度形成 的条件，但此类制度本质上是反公平、反人道的，个别人或少数人成为主人，他们借助专制帝国制度得以迫使大多数人成为他们的奴隶。历史的进步自然反映在由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的期待中（民主不是指公民素质的普遍提升，而是指人际关系中的力势平衡）。历史上良性的制度体现为人道、文化、平等的出现。这类良性制度根基于相互冲突集团间的力势平衡。纵观历史发展，任何比较公平稳定的历史时期，都体现着各冲突集团间具有势力平衡/相互制约的条件。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此类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并非源于盖世英雄的出现或宗教教化的成功，而是源于冲突集团间的力势平衡，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近现代以来此一事实尤为突出。 二次大战以来，尽管战时不断，但诸国间未再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公认的技术性原因就是核武器带来的世界恐怖平衡局势。由于人性使然（仁者和恶者为人性中之必然存在），条件具备后极恶者就可有效展开其征服他国的野心。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人类争斗动机，一直都继续存在着，其强度并不低于二战时期的侵略者。加以科技的迅速发展，更为企图征服他国者 提供了更强而有力的武器。之所以未曾酿成毁灭世界的大祸，即是源于核武平衡关系。科技条件是双刃剑，可有利于侵略也可有利于防止侵略。因为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各国武力的大小成为无差别的因素。没有任何有核弹国家敢于出其不意地用其核武优势先形发动攻击，否则形同决定自杀。核战如开始，必定是全球人类死亡，即不可能一方由于技术条件更高，计谋更细，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取胜。此一制止战事无限扩大的根源就在于此，而并非止于人类文明的觉醒或人们道德意识的提高。核武遂成为今日人类不致相互毁灭的根本原因。在此意义上，扩张核武渐渐失去意义（其实这也早已是今日世界之共识）。虽然不能真正使用，但作为核武讹诈策术仍可作为相互叫板的战略层技术，及斗争宣传层面上的工具（有如决斗双方参与的“胆怯者游戏”）。 不过，并非必然如此！人类逐渐会发现实施此种自杀讹诈计策风险过大。一则是冲突导致的意外发生，二是具极端 超世信仰者的不畏死习性。恐怖平衡的前提是凡人均“贪生怕死”，而如有人群生不畏死，并怀有“携汝同归天堂”的抱负，上述恐怖平衡关系即将失去效用。所以，人类历史正处在千万年来最为关键性的转折期（此所以苏联解体后人们最为担心的是核武落入恐怖主义集团手中）。高科技可成为人类自杀的原因，但也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新生的原因。不是如历史上哲学家幻想的某种道德导致的天下太平，而是制约人性中兽性发作的客观社会机制的出现。也如本人前文所说，此种积极信号，一则来自高层次恐怖平衡的继续存在，从而促使明智的做恶者意识到无法使得征服计谋的逞；另一则，更为积极的因素是：人性求利介质及方法的“文明化转变”。人类不再以相互杀戮来获得物质性利益，而是通过商业化追求财富为手段和目的。也即如前述：人类间相互斗争的形态从“武斗”转为“文斗”。此一历史格局巨变，足以扭转人类互杀以求利的历史惯习（此种惯习类似于野兽间“争权夺利”时的非你死即我活得习性）。待此社会制度性转变之后，人类的另一精神性天性或许可获得滋生的机会。这样的期待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文人的浪漫主义畅想，而是可根据社会政治力学机制进行的“唯物主义的”推演。我们并可据此“唯物主义”（我则称之为历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来反省今日国际流行的各种人文科学理论的“真实科学性价值”（此类价值乃是当前文教职场全面商业化的产物，并非即为言之有据的科学性真理之表现，尽管任何相关的认真的智性努力都有其参考价值。） 于是，就在世界历史上此一空前动荡不安时期，我们反可理性地瞥见人类文明新生的契机。这样的期待当然不意味着历来宣传的至福天堂的出现。因为，毫无疑问，这样的为物质主义文明必然是排斥精神文化创造的，金钱至上文明自然是庸俗化文明，但也是人类安全生存的文明形态。文化人和学者两百年来憎恨的庸俗的工商文明形态，当然有其合理诉求，但这绝不可能通过浪漫主义畅想实现。人类历史是一步步前进的；我们现在人先得努力使人类安全并舒适地活着（今日发达地区的物质水平已然超越历史上任何发展阶段。甚至超出于天堂福祉的想象，可惜此一基本物质状态如今尚限于部分人类，但AI更可以强化核扩大此类正面的社会人道主义进化；高科技有充分的技术性条件来实现物质层面的“世界大同”）；然后再寄望于未来人类来设法经营精神面文化的事业，以期进一步提升人类的精神生命水平。此一人类文明的宏伟目标当然不是今日人类的当下任务；我们仅可为此理想化的未来尽己所能地准备条件。（虽然我们担心今日AI将时代青年全盘物化的趋向或许不利于未来更高文明水平的追求，但这是人类历史上下一阶段的挑战和使命任了。成功不必在我，不仅指个人，也指人类群体） 草草截稿于2026-4-22 AI时代展望人类的未来 李幼蒸 人类正处在五千年来空前严重的文明大方向转折中。我们能够亲历文明巨变时刻，从而增加对自身、人类及文明未来的认识，应当说是历史上的幸遇。奇怪的是，随着AI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各地域间及国内外间的冲突关系同时趋于剧烈。本年以来，人类的故事情节似乎加快了节奏，也同样达到每日每时一新的速度。我们作为人，即社会人与历史人，不论职业为何，内心都会随着高科技与人际冲突的跌宕起伏而“随波逐流”。即使与此两大历史界域（高科技与政军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会自然地跟踪时时刻刻、千变万化的戏剧性演变。热心关注是一事，个人如何相关地因应，则是另一事。于此同时，人文学术理论在此两大“战场”（商贸场和政军场）垄断着文明演变戏码的局面下，也处于三千年文学文明以来最“悲催”的时刻。从网上新闻看，隔三差五就冒出人文学科被职场取消的事例。此外，与民国黄金时代及今日高科技时代相比，现今世界各地“人文思想家”似乎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或者仅只残存于校园教室角落里，不要说对于社会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对于高端文化也无任何作用。（千百种通俗文化，乃是高科技商业化时代的娱乐附属品，毫无精神价值可言）由于今日世界是一个全方位商业化时代，在此金钱万能的大时代里，所谓人文科学的存在对于社会主流来说，根本无足轻重。此一局面与二战及以前大为不同。从新闻报道看，固然不乏人文学者的时代批评言论，但实际的危机主要体现在职场化学术的经济存活条件问题。“现实的即合理的”，对于人文科学衰颓的现状（有如文学潮流的逝去），谁都没有责任，社会的合理化发展导致人们必须承认学术文教与职场就业间的矛盾关系乃是文明变迁的自然结果。然而从认识论角度看，问题正在这里：人文科学的“身份不明”乃是唯物质主义文明的自然效果。据我观察所及（自然范围有限）上述状态及其根源的认知，与欧美主流学界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们生存于职场化竞争时代，也是据此以进行批评判断，并未将其上升到精神危机的层次加以深入思考；也就是他们并不深入事态肌理，而满足于就事论事，将实证经验性的历史理论研究“异变为”理论化文本的编织。我的视角则始终是首先针对人文理论的构造与功能本身；他们多以为自身已按业界标准及方式最佳地“完成”了一生事业（以获得职场成功和社会荣誉为评价标准）。而不是超脱个人利得以从人类及文明整体视界来深思问题的层次及幅度。我这样对我曾视为时代思想先锋的现代人文理论，近来在系统复阅及反思之后，对其课题、态度、方法、目标、价值等都不断发现其中多有须反复商榷之处。更直接的证据在于发现，主流学理的形态与商业化高科技主导的文明架构之间的隐形因果关系。其中究竟哪些部分是自由求真探讨的结果，哪些部分是社会大环境下的被动因应的产物呢？ 在几千年变化不定的历史故事巨变之后，今日人类历史面临着可以合理推断出的真正的转折点，但如今不须根据各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科学）思辨进行凭空推演，而是按照实证经验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大数据地）观察时事走向和可靠的经验概率方法去进行空前有效的推断。关于今日世界巨变之局及其后果我们已经谈过多次：高科技，商业化，现代化权力斗争，娱乐文化充斥着技术化劳动以外的生命余暇。自然百十年来人类（全世界）经受着各种残酷的相互斗争，直至今日，似乎尚无止境。关于人类千万年来的自我残杀历史之根源，与一切超经验的和伪科学的解释不同，我在英文著作里按照仁学认识论原则再申人性论说。孔子说“好至仁者稀”，其背面即为“好极恶者稀”。此须溯源于孟子早言的人之双重构造：人与兽。二者在社会条件变化中各有不同的相应演变。就历史而言，此类极恶行为与现象，乃源自人之动物属性，即与野兽共享同一兽性冲动：通过暴力争抢个体利益。所不同者，即因多重人性的混同参与。固然精神创造冲动是人性表现，精神面的“丛林法则”也是极端的人性表现。后者包括极端虚荣心（英雄主义，自大狂）所形成的暴力征服他人的野心，此历史野心的源头仍然来自人之兽性，不过是增添了或发展了坏的智性面水平：以至于人之自利冲动不仅限于有限物质层次（食，性，栖身地），而且扩至无限权力征服和权势满足的层次。许多现代史学家和哲学家谈起人类历史来都在强调征服事业的丰功伟绩、少数人为主多数人为奴的风光场面，却忽略了一部千万年人类史也是人类之间互恶互残的黑暗过程。在此情况下，人类社会状态的逐渐朝向良好方向（人道主义标准）发展（暂不谈科技时代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冲突），其原因又何在呢？人们的判断总是因果颠倒，以为由于知识进步和道德教化才导致人类共识提高了其伦理学层次，从而成为促使社会继续前进的动因。实则，是物在影响心，而非反之。根本就没有一厢情愿的所谓道德启蒙提升了，大多数人道德意识提高了，社会就会出现人道主义的不断进步（心为根，物为果）。为什么不是如此？因为（按照人本主义）人性千万年来不变，作恶之凶徒无代无之，至于其是否有极端作恶的表现，则取决于所处内外条件。朱元璋之恶（李自成，洪秀全，杨秀青无不如是），在他乞讨为生时连起码的野心梦想也无，等到外界条件改变后，才会恶从胆生，并随着条件对己越来越有力，其为恶之心也就越来越扩大。当然，作恶野心始终须配以随境而异的各种仁义道德掩饰。从西方历史看岂非也是一部权力争斗间、谁为主谁为奴的戏码？但是，现代社会的重大改进恰是从西方历史中产生的。原因表面上是信仰教诲和人道主义文艺思想流布之功（如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其实此中因果 亦须根据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此唯物主义不会是形而上学修辞化了的下层建筑与上层精神的规律性的互动产物；换言之，经济决定论不必再溯源于生产关系论，而须依据权力斗争论。经济层面不过是斗争的技术性手段。 最终的动因是权力欲（心）而非历史科学规律（物）。正是前者导致了争权夺利，辟土扩疆、杀人越货的冲动，从而衍生出相应的行为与后果。那么人道主义进步是怎么发生的呢？一种适用的唯物主义应该特指商业化（物）导致的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的效果。西方原始商业化文化的出现伴随着抢夺行为，交易与夺取相互缠绕，最终在政治力学中反而结出正面的历史后果：人类慢慢发现“文斗”比“武斗”对于截取私利更为有效。文斗和武斗都是为了争夺利益，此种趋势慢慢由有意识的认知发展到不得不顺其势而行。这也并不是均由于统治者的开明，而是因为受到客观制度性演变的制约（如同下棋，棋盘制度确定，奕者只得依外在格式来满足其取胜目的。奕者的争胜之心【一种私利】不变，但棋局促使求胜之策屡变；此即主观行为方式必须依客观条件和秩序而行）。 在本年以来世界空前动荡与混乱之际，一方面引起人类生存之忧，另一方面却可从此高科技所促成的、看似永无尽头的世界乱局中，可令人“空前有效自信地”瞥见一种解决文明社会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困局的契机：终止无尽的国际战乱和社会不公。但不再是指前科学时代信奉的哲学幻想、宗教 传统以及十九世纪以来乌托邦潮流形成的各种“伪历史科学的道德教化论”，即如何通过个体和团体的道德意识和认知程度以期符合（并不存在的所谓）历史规律地的达到“世界大同”梦想。“世界大同”素来成为人类共同的理念并引生出各种相应思想理论，但历史证明，在思想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看法上基本上是都是无效的，都是虚而无实的。概言之，一种认识论的历史辨析表现在二者之间何为因、何为果？固然，社会进步与人类道德往往为先后大约同步的历史现象。但其中存在着动力学的因果关系肌理：是思想决定现实，还是现实决定思想？以往的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是建筑在自然观察和推理的层次上的，此一“现实”的核心如今应该特别指“制度性结构”。历代专制帝国当然是一种稳定制度形成 的条件，但此类制度本质上是反公平、反人道的，个别人或少数人成为主人，他们借助专制帝国制度得以迫使大多数人成为他们的奴隶。历史的进步自然反映在由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的期待中（民主不是指公民素质的普遍提升，而是指人际关系中的力势平衡）。历史上良性的制度体现为人道、文化、平等的出现。这类良性制度根基于相互冲突集团间的力势平衡。纵观历史发展，任何比较公平稳定的历史时期，都体现着各冲突集团间具有势力平衡/相互制约的条件。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此类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并非源于盖世英雄的出现或宗教教化的成功，而是源于冲突集团间的力势平衡，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近现代以来此一事实尤为突出。 二次大战以来，尽管战时不断，但诸国间未再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公认的技术性原因就是核武器带来的世界恐怖平衡局势。由于人性使然（仁者和恶者为人性中之必然存在），条件具备后极恶者就可有效展开其征服他国的野心。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人类争斗动机，一直都继续存在着，其强度并不低于二战时期的侵略者。加以科技的迅速发展，更为企图征服他国者 提供了更强而有力的武器。之所以未曾酿成毁灭世界的大祸，即是源于核武平衡关系。科技条件是双刃剑，可有利于侵略也可有利于防止侵略。因为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各国武力的大小成为无差别的因素。没有任何有核弹国家敢于出其不意地用其核武优势先形发动攻击，否则形同决定自杀。核战如开始，必定是全球人类死亡，即不可能一方由于技术条件更高，计谋更细，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取胜。此一制止战事无限扩大的根源就在于此，而并非止于人类文明的觉醒或人们道德意识的提高。核武遂成为今日人类不致相互毁灭的根本原因。在此意义上，扩张核武渐渐失去意义（其实这也早已是今日世界之共识）。虽然不能真正使用，但作为核武讹诈策术仍可作为相互叫板的战略层技术，及斗争宣传层面上的工具（有如决斗双方参与的“胆怯者游戏”）。 不过，并非必然如此！人类逐渐会发现实施此种自杀讹诈计策风险过大。一则是冲突导致的意外发生，二是具极端 超世信仰者的不畏死习性。恐怖平衡的前提是凡人均“贪生怕死”，而如有人群生不畏死，并怀有“携汝同归天堂”的抱负，上述恐怖平衡关系即将失去效用。所以，人类历史正处在千万年来最为关键性的转折期（此所以苏联解体后人们最为担心的是核武落入恐怖主义集团手中）。高科技可成为人类自杀的原因，但也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新生的原因。不是如历史上哲学家幻想的某种道德导致的天下太平，而是制约人性中兽性发作的客观社会机制的出现。也如本人前文所说，此种积极信号，一则来自高层次恐怖平衡的继续存在，从而促使明智的做恶者意识到无法使得征服计谋的逞；另一则，更为积极的因素是：人性求利介质及方法的“文明化转变”。人类不再以相互杀戮来获得物质性利益，而是通过商业化追求财富为手段和目的。也即如前述：人类间相互斗争的形态从“武斗”转为“文斗”。此一历史格局巨变，足以扭转人类互杀以求利的历史惯习（此种惯习类似于野兽间“争权夺利”时的非你死即我活得习性）。待此社会制度性转变之后，人类的另一精神性天性或许可获得滋生的机会。这样的期待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文人的浪漫主义畅想，而是可根据社会政治力学机制进行的“唯物主义的”推演。我们并可据此“唯物主义”（我则称之为历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来反省今日国际流行的各种人文科学理论的“真实科学性价值”（此类价值乃是当前文教职场全面商业化的产物，并非即为言之有据的科学性真理之表现，尽管任何相关的认真的智性努力都有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