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还是人类自恋主义 （2022新年随感数则） 李幼蒸 （1） 太空旅行时代的正式到来，将科技工商文明推至一全新层级，导致高科技唯物质主义精神发展到具有绝对支配性地位。其原有的俗世支配性已扩展跃升至宇宙之高广度了，此一俗世唯物质主义或将质变为具                          人本主义还是“人类自恋主义”                                             （2022新年随感数则）                              李幼蒸 （1） 太空旅行时代的正式到来，将科技工商文明推至一全新层级，导致高科技唯物质主义精神发展到具有绝对支配性地位。其原有的俗世支配性已扩展跃升至宇宙之高广度了，此一俗世唯物质主义或将质变为具有准宗教绝对性真理的身份。一种高科技式“宗教形态”（科技崇拜取代其他崇拜）或已开始在形成中。加上AI、生技业内等一系列对人性自然机能改变的高科技制造，人类正在从物理、生理、心理、社会、文化诸层面全面实践着“去人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唯物质主义实践。根基于地球及在其上形成了千万年历史文化经验的人类，在观念上正在实践着去地球中心化，去历史化，去自然人性化过程。其结果是导致人类理想精神正朝向着宇宙时代“高科技动物化”方向发展。这样的无限科技开拓事业势将导致人类之自然存在、人性之自然、历史之自然等，由于人类片面开拓其纯智化机能而自我变性，其自然身份自然有或将渐趋瓦解之虞。结果，人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将逐渐实质上演化为物的自然主义（物本主义），宇宙浩瀚无边的物的大自然将吞噬地球狭小的人的小自然。物理存在之无限将吞噬生物存在之有限。人类不知珍爱此浩瀚宇宙中偶然出现的人类及其精神性生存价值，维护发展其合乎人之精神生命的自然存在，却在放弃此人本主义责任与使命后，将其独特人本主义精神性存在之本能动力机制加以贬损。人类不是致力于在其自然存在之基础的地球上追求其“根本”，却一心想要到太空去为人类寻找新家园。地球自然人朝向宇宙机械人演变的不自然过程，也即人类自我解构其本性的过程。在此情况下，作为可与此高科技唯物质主义对峙的人文科学理论的任务却也“辩证地”随之陡升（物质朝向的空前冲力引生了精神朝向的反作用力）。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方向的问题，历史上空前地成为当前特大人类反思任务。为了更有效地具备参与此人类精神生存方向讨论的资格，人文科学及以之为基础的新伦理学，首先需要继续强化自身的理性化改造工作。后者正是“符号学精神”须加以引导的目标。符号学思想本身的合理化提升与实践战略的改造任务，遂重新禀具了人类精神文明思辨的深义。探险宇宙的高科技精英们是否意识到：由地球人本主义朝向太空物理空无主义之长远后果为何？此即：去人本主义的（不是宗教主义的）地球中心论；自然人在科技竞争环境下必将演化成“科技化新物种”；新新人类的宇宙朝向将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不是福山所说的那种肤浅的地球历史终结论，而是因将宇宙虚空探索朝向定为高尚于地球生存朝向，所导致的人类历史失去了“地盘”）；无限宇宙崇拜或将形成一种新泛神论的去人本主义伦理观；不言而喻，以历史上文史哲宗艺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形态，将被愈益贬低为“历史文物古董”（玩赏品=人文商品；一如今日世界人文学界状态本质上所是的那样） （2） 值此千万年来首见病毒连续第三年肆虐全球之际（无缘无故地已达3亿人感染，600万人死亡），避疫之余，吾辈老朽反须于尚在幸存之时，尽其在我地不断更新自身之时代认知，并续尽此生未尽之言。恰因宇宙时代正式到来、科技工商突飞猛进之刻，人类在自然世界内的巨大成功，反与人类在精神世界内的停滞不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科技工商非中华文明所固有，中华文明所固有并一直以之为傲者，精神文明（高端精神文化品创造）是也。此一古代精神文明的现代价值何在？如果它们仅只沦为现代文物市场上的商品，就已失去其精神价值的现代性。比如，远古时代或原始部落的初始文明固然仍具有特殊的史学、人类学、美学等学术价值，但其本身不可能像法国当代浪漫主义文化人类学家所谬称的那样具有某种现代性。同样的，一切古代的物质财作为史学和美学的“学术现代性”也不是本文所说的精神现代性。后者所指当然是在几千年“文史哲宗艺”内创生的精神文化思想作品精神。此类传统文化或古典文化的现代性所指为何？一者，取其反向定义：其永恒精神价值恰恰显露于其与现代唯物财主义文明的异质性对比中；也即古所有今所无者，恰恰成为其人本主义价值的特征。再者，其人本主义伦理精神朝向性又恰恰成为提醒正在朝向西方物化主义人类文明形态，不可被高科技“裹胁”而沦为只知“一切向钱看”的物种。后者绝对不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启蒙时代前贤与稍前时代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中国前贤所乐见者。两百年前的中西启蒙时代前贤，无不是高唱人之价值的人本主义者。彼等绝未料到一两百年后理性主义的发展会导致人本主义观念本身会在全球发生了严重蜕变。这更非毕生贱视金钱万能的马克思本人所可能预料者。（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能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尊敬的人格特征表现于其生平“安贫乐道”之遭际中。贫穷至此：为参加国际会议而须先到当铺赎回衣裤；一家缺衣少食生活状态下阖家去海德公园边晒太阳边读莎士比亚，精神世界之高昂不稍退缩；当然还有因无钱就医导致妻女早逝的悲剧。凡此种种都是不同立场者一致尊敬的情操：人本主义精神境界也正可体现于其毕生厌恶金钱至上并毕生无权无势的实态上！） 昨日报载一则短文，提到此地“世界文明中心”（矽谷）工程师们在讨论AI拟人化科技发展与自然人的本领孰优孰劣问题。文中提到李开复先生一句话，不知引自何处：人类应该克服其“自恋主义”。即：人类应该纠正以自然人之标准为标准的固习，而应全面拥抱科技带来的世界新生存标准。居于此人类“文明中心”矽谷，可不时闻见工程师们的共同心声。他们都是新新人类，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是“爱拼才会赢”的职场商场竞争求胜者。所崇拜的时代英雄偶像都是在科技工商前沿引领文明演变并以金钱作为身价指标的天才们。如果对千百万年演化至今的人类之大脑进行物理和生物工程改造的科技前沿事业（改造“人性”事业，即改造人类物种事业）尚在初始实验阶段，那么对人类百十万年来进行历史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自然基底——地球”之“超越”，已然成为眼前的事实。当世人都在欢呼人类征服宇宙之时，当科技天才都在考虑将人类带往浩瀚太空，将地球糟蹋完后幻想移民至其他星球之时（当然那时的“新新新人类”的生物生理改造工程必已将人本身变性为适合于太空生存的某类新物种了），当全世界，全人类都把太空旅行，太空占领看成人类至为崇高的伟大事业时是否想到，这也正是在将自然人类千百万年来的生存舞台“去基础化”呢？必然随之产生的则是“去历史化”。道理十分简单：人类的最高目标已从地球事业移向宇宙事业。前者的内容是“人与人”关系形态之演化，即“历史”，后者的内容则是“人与物”关系形态演变，其内容则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史”。如是，何谓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还有任何意义吗？人类将从八十年代日本人带头成为的“经济动物”演化成“科技动物”，不，干脆成为“科技机器人”。由于今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正以加速度突飞猛进，完全不必怀疑，10年后不仅机器人遍布职场家庭，“科技变异人”（由两部分构成：软件，即知识技能；硬件，即大脑与机体经AI技术和基因工程改造后的“改良物种”）多半已然出现。更不要说50年、100年后的科技全面改造自然生存状态的情况，即使是今日科学家们也是想象不出来会如何高明了。此一趋向的本质却是：从此人类将单向度地“没完没了地”干着一件事为其生存目的。于是可以绝对预言的是： （3） 科技工商文明大方向转折带来的诸多方面的挑战为一事，此高科技时代带来的人文科学自我反省的契机则为另一事。可惜，今日国际人文科学界全面制度性固化，只知顺势而为，绝无自反意愿和独立选择意志。此一精神文明面的弱化，却或许为非西方文明传统的潜在精神资源提供了独立复苏的机会。 两三百年前的各地启蒙时代理性主义都是兼及物质与精神两侧的，由此才有了现代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今前者一枝独秀，因与技术，商业，工程结合，而一举成为人类文明的火车头。最应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实践主力的人文科学，反倒对于人类文明及将来发展等重大生存问题毫无影响力（话语权）。其显著证明即今日西方人文思想界最具文教界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们普遍表现出来的的非理性主义、去伦理学立场，虚无主义，逃避主义，虚荣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不仅“其令不出校园”，而且其实都具有受制于科技工商社会决定论之背景，一如今日的文艺世界无不依赖大老板兴趣而幸获其荣辱升降一般。他们都只是科技工商时代的勉强寄生者，成为“艺术化商品”的“制作者”，还以为自己才是弥补科技工商物化文明的精神补偿者！（这正是大亨们要他们如此自我幻想的）（我们对百年来的现代派文艺的整体生态今日也必须彻底反省；我不知今日好莱坞大片还有什么深刻的精神价值？艺术早已成为纯粹娱乐品和商品！“娱乐”为今日世界大众文化之内容和目的，在中国古代将称之为“玩物丧志”者，今日被美化为“精神世界”的代表者） 只有从中华文明的仁学人本主义，我们才能够看清世情的表里。也只有几千年坚守俗世人本主义伦理学的仁学智慧，今日才有条件客观地洞察事态之本末。就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任务而言，要想避免堕入或古或西的因袭主义窠臼，首先就须将上述宇航时代，AI时代，基因时代种种人类惟物质主义文明现状及前景，作为自己认知世界与人生的第一“现实”，使之成为人文思想家观察、思考、评价的对象与背景。否则即会像海外新儒家一样不知“今夕何夕”，不识“逃古乌托邦”比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乌托邦”在认识论上要更为落后。“学问”不是指博闻强记，不是谁“知道的多”就算多有学问。要学会真思考，为此先须认清人类大现实为何。要面对着正在展开的宇宙开发时代来回顾和反思来自古代的仁学人本主义今日何以可保存其衡量是非、古为今用的内在价值。作为中华精神文明基石的仁学，反而是在高科技去精神化时代突然觉醒并重获其现代性的。正是在高科技生态否认精神价值的时代，重新反思人类生存的本质的。李开复的“人类自恋主义”观，颇可代表今日高科技精英的普遍人生观，他们都是去历史观的一代，去地球生存本位的一代，去文明传统价值的一代，以及“唯物性智慧至上”一代。正是他们向我们现代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最有分量的认识论与人生观挑战。而唯有不墨守成规、勇于革新的人文学者，才有条件检视和评价他们呈现于我们人类面前的文明前景之价值。当然，毫无疑问，此一高科技引领文明的大势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也是符合绝大多数技术化人类的物欲需求的。当此之际，如何根据有效的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中华伦理精神（应该区分民族伦理精神[体现于文史哲宗艺作品中]和帝王将相的道德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制度法规]；二者不是一回事！），以在中华学区构思人类新精神文明之蓝图，以与人类泛物财主义的文明发展取得生态平衡。国学家们会以为在痴人说梦吗？你们挂在嘴边的古人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大抱负，今日不正因如此“转化跑道”吗？你们要从古人的“政治语言”中读出其伦理精神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现代学术思想之转义（此即解释学），岂可如海外新儒家那样“读古泥古”般地（像梁漱溟、钱穆那样地以为可以直接诉诸帝王将相的古制古法）在幻想中度日呢？ 成也萧何败萧何！今日对于人文科学革新的寄望首先是对其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期待。所谓新仁学的时代性，主要即指此一个人与集体的自反意识，自反冲动，以及自我革新冲动。“新阳明学”之提倡，之所以为业界同仁忽略，正因强调阳明学之今意（致良知之深意）乃应视其为“激发自反、自誠、自进”之途径。阳明学聚会的目的不是将其视为圣贤，予以集体崇拜，或使其成为国内外变相文化商品传销平台，而应视之为学者相互激励向真意识，互为诤友之“讲会”。此一自反潜力为中华精神文明史所独有，绝对不是国际“专家”等可能感悟践行的。有此自反意识、自反意愿和自反冲动，再来回顾当今国际人文理论之得失，就会改换一种态度、观点和方法；就不会为今日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逻辑式修辞术游戏”所迷惑（有如为电脑游戏所迷惑）。理论不和实际相结合（如克里斯托娃倡导的那类哗众取宠的“文本主义”）即相当于将人文推理过程视同语言游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真地正是“语言游戏有理论”者，他们公然否认客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相，否认客观现实。）

历史思想与现代性 （2021-10赣州明史学与阳明学研讨会论文网发前言） 李幼蒸 现趁网上贴发今秋江西明史学与阳明学大会论文稿之便，再赘数言。如今是全球思想短平快时代，写作可分为两类：如属学术论文，即须刊于职场学术性刊物，为职业之一部分，非供一般思             历史思想与现代性 （2021-10赣州“明史学与阳明学研讨会”论文网发前言）                           李幼蒸 现趁网上贴发今秋江西“明史学与阳明学”大会论文稿之便，再赘数言。如今是全球思想“短平快”时代，写作可分为两类：如属“学术论文”，即须刊于职场学术性刊物，为“职业”之一部分，非供一般思想交流之用（如百年前梁启超时代报刊发文那类思想交流），非业中人亦少有阅读者；如属“思想交流”，即纳入微信、微博、脸书、推特等，短平快是也，但不仅长度需短，而且主题须自动符合已被全球市场标准化所限定的类别与主题，否则无人有兴趣过目。总之，无论严肃之作还是轻松之作，都须（按国际标准）“技术上”中规中矩（各有各的规矩，一者由职场制度规定，另一者由“市场行情”规定）。此一全球化时代几十年来形成的“写-读”机制，今已遍布地球各地。这样的时代思想方式，遂使得笔者这样的“独立学人”步履维艰，因其学术思考方式既落于职场机制之外，复落于市场行情之外（如今“独立性”为贬义词，因全球化时代学人均欲成为“被纳入组织者”或“被国际标准认定者”）。简言之，今日个人的学术与思想之产生，不再是个人与其环境对象之间“自由互动”之结果，而是成为预设“思想场域”机制内之综合作用效果。职场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强大“集体思考行为作用场”，其中何者为“主观”、何者为“客观”已然难于分辨。表面上作为“观察与写作”之主体，其实本质上可能只是一个“广义社会力学场”内之“受力点”，思想与学术产品貌似五花八门，其实或仅相当于万花筒般摇动后之随机效应。高科技文明社会成为一部硕大无比机器，个人不过是其中微小元件，自己以为在独立进行着“创造”，实际上只是在进行着“拼凑与编辑”，所用材料与方法均来自外于自己的大千世界。今日情境比近百年前卓别林的《机器时代》已然高出、广出百倍不止；并正在朝向千倍、万倍未来规模滚动着。可以说是“卓别林机”之5.0版。因世纪初的机器时代，令人惊诧者仅为个体超体能的重复化劳作（这是十九世纪一切乌托邦者共同奋起批判之由），而如今所加倍惊诧者则为个体选择之虚拟性，此即：支配着主体选择性操作的高科技力学网，在主体下意识区与无意识区内，快速地“为主体运算”着（你是运作员，而运作代码是由“他力”完成者）。如今人类关于“主观”与“客观”概念的理解和用法已经显著地不同于古典时代了。 今日科技工商世界日新月异，并且正在全球化规模上有序的整合中。在此人类主流社会中“寄生”的人文青年之知识与思想，也必然受其虽属间接性的却是决定性的影响（你以为自己是“影响者”，其实你是“被影响者”）。如果今日与国内人文新青年已觉难以思想交流，那么与国际人文新青年之思想隔阂则更为显著。理由不是因彼此观点不同（那是当然的），而首先是知识来源大为不同，再有则是“思考逻辑”也极为不同。更具关键性的原因是：时代青年的知识与思想有如类机械化程序之产物，我们可从中“透视出”（有如X光扫描出）那些“思想产品”及其“生产方式”的在先“程序化预制性”。预制性不仅指多年来学校教育之定式化产物，而且特别指影响力尤其深重的环境本身加予的“社会行为模式化”产物。人，于是成为双重“人格形塑程序”之“社会产物”。其所谓自由思想具有浅深两道程序化生产背景。彼此的对话不再是主体对主体的自由对话，该主体心言行表层“映射”出了产生它的背景程序之预制性，貌似个人式思想其实是集体性生产机制之自动产物。更为深刻的联想是，何止其思想与思考方式，而且其人之人生观与生活智慧均已呈现“集体性程序产品”的性质。因为呈现的“思想产品”与其“生产程序”，可以推见，是来自人类文明社会结构内的相应位置的，是主体走完预制程序后的自然效果。主体相当于一个“超多元程序之综合产物”，却自以为是“制作者”，其实连“制造程序本身也是在先被制造的”。有感如此，夫复何言？对话与交流成为毫无意义（如果你察觉对话方的“发出信息”乃是预先“编程”之结果的话？）人类三百年间进入了千百万年以来突然达到的历史空前自动化阶段：高科技引导的全机械化文明时代。今日报载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然“出道”，十年后其功能之数倍数十倍提升不在话下（试看“手机”发展的速度）。机器人的超高倍智能将进一步逼使自然人向其看齐，人类的片面智性标准化发展形态亦将日新月异。我们的问题于是变为：未来和这样的标准化预制“机械化思想者”的思想交流还有意义吗？为什么此类高科技化的新知新学新理会将人类文明带入与前数千年完全不同的全新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是，这将是一个彻底“去历史化”时代。科技与历史的对立将呈现出有史以来空前的对立性。好像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历史学不再具有认知价值。如记忆无误，此断言也就可标志着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分水岭了。对历史的轻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文明之危机！在为此次阳明学会议准备论文时，我则提出一相反的意见：历史思想的意义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代；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异质性对话情境，即可呈现今日最重要的一种“现代性”：其所指者非为“现有”（现时代是什么？），而为“欠缺”（现时代排除了什么？）。 本文之观点自然与国际主流大方向不同，此因今日全球化时代也即学术思想高组织化时代，大家极难在职场生态与科研生态之间划分界限，而是多将二者视为一体。古代思想与学术为个体自由行为，现代思想与学术则一律成为职场定式化行为。大家对人文科学发展的思考就是对人文科学职场得失的思考。人们更加难以关注人文职场对于科技工商大环境的依存关系，还以为自身与古人一样是独立思想者。从现象上看，职场成果累累，这些人文成果因均为可触者（物理实体与市场效应），均满足着全球化时代各地职场功能需要（此类职场技术性成就并不等同于创造性科研的思想成就，在完成了职场功能性要求后可能不再有研读价值）；教育、职场、学术三位一体，均有机地存立于高科技文明大机器内。因此，三者的方向完全一致，共同取代着古典时代之人文理念及学人之生存态度。教育与学术都是为职场生态服务的，共同遵行着统一的功利主义原则。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不再是为了求独立的“真伪之辨”，而是为了求“有用无用之辨”。在此原则下，时当现代化复兴初起之时，多快好省的无上法门自然是直接与间接的“拿来主义”。后者不仅不会有害于反而是特别有利于职场“生产力”提升的目的。于是，无论中学西学，无论古今中外，变相“拿来”即可，吸纳知识所需的基本技能为“中外古今语言”，加工知识的前提、方向、方法、标准则是由客观权威所预先设定与加予者。此一现象实为今日世界各处所见的普遍倾向，彼此的不同仅只是技术性高低的差别，而大方向基本一致。从分类学角度看，我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今日文科领域内既定教育-就业-科研等正常渠道的性质，与我们说的人文科学革新实践的性质，已然在结构与功能上相互分离，因二者的目标并不相同：职业需要与科研需要根本不同。全球化功利主义时代决定着人文文化的构成，职场化的发展刺激了“泛抄袭化”学术实践的标准化发展，国际标准、规范、方法、程序提供了为泛抄袭性学术生产可行性的方便。不要以为这只是地区性现象，本质上为全球化现象，此因人文职场化不再需要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实践（需要的是符合预制化程序的实践）。于是出现了如今如此相对统一的“国际潮流”。不得不追随潮流的各国人文职场学人们，本身即是决定者呢、还仅只是被决定者呢？职场化时代早已将学术思想的功能改造为“职场化行为工具”：国际标准就是要保证你的顺势行为必然具有职场程序可行性：学术实践成为职场事业之工具！如果这样，我们还有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吗？不，问题是“还有像自然科学一般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吗？”          **                  **                      **                             ** 当本人越来越感觉到时代技术化文明正在导致传统人文思想处境尴尬之时，突然再次受邀参加今秋赣州另一次明史与阳明学会议。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两个不同文明方向遂再次冲突于本人心际。虽因肆虐全球疫情尚无止意，今秋未必可越洋与会，此一阳明学课题（因恰为本人目前跨学科跨文化伦理学研究之分支）最后还是促使我完成了一长文，交稿之后现并将其另行发布网上，既可算作是再一次“己他对话”，也可看作是另一次“自我对话”。由于全球国际化时代学术思想对话场的全方位“被组织性”，人文学术之讨论已然古今各一世界，笔者仍然愿以如今被AI时代完全忽略的古典时期之“遗民身份”，为历史文明之现代意义问题留下独立思考之记录。文章所论对象完全是宋明人言行，而心中思考框架则决然是现代世界。我辈不忘古典者，也即仍然坚持深化“义利之辨”古训之时代性者。不过“义利之辨”的2.0版是：义利之辨与真伪之辨今应为一币之两面。古人将义利即视为真伪，而我们今所谓“真伪”乃指现代科学性意义上的真伪。“2.0”升级版比喻是说：对于正在走向没落的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应该认识到：与科技工商不同（将伦理性问题视为功利主义之工具），也与古代人文思想不同（将真理性问题视为道德性工具），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使命而言：伦理面与真伪面乃相异而合一之综合体，无其一即无另一！本人的阳明学研究之动机与目的在此，也认为值得促请同仁再次关注与深思此一广被忽略的人类精神文明方向的问题。 今日阳明学研究不应仅是“专业人士”之专利，而应是一切人文学者和理论思考者所共同反思的重大课题。良知学是一切人文学理求真者均应参照的历史智慧。为什么与科技人士无关呢？良知学不是“良心术”，科技人士不须“良知”之激发即可自动努力求真，因求真与求利在彼为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者，其求私与求真可结为一体。阳明心学的今日价值，如本文所言，在其态度，不在其行迹；在其人生观方向，不在其生存方法。本次所完成的论文之所以过长，是因按其原初构想本应为另一专著之规模，经不得已而大为压缩，意在提呈一份阳明心学的“读解路线图”。就内容言，可谓一份含括若干“亚题”间相关关系的示意图，其主题远不止于复述古人言论，反而是在表达如何“古为今用”之一例。这样一来，所完成者也就不符合正常论文格式，文章毋宁也是一部书稿的轮廓图，由主干、枝叶、分叉等拼合而成。 **                 **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文理论成就，在全球范围内，予以理性再阐发的时代任务之一。阳明心学（仁学之心理内实践学）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之最高阶段，是孔学以来继孟学（仁学之政治外实践价值观）、朱学（仁学与儒学理论化结合）之后的古典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最高理论成就（终止于清初）。古典仁学伦理学及其阳明学阶段，之所以在今日国际科技工商化时代仍可保持其特有的人本性伦理精神价值，乃因其与远西逻辑中心主义（希腊罗马）和近西直观出世主义（佛学）各自特有之其他文明中产生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立场不同。在其远东历史文化外衣下隐含着一种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内经验实证论倾向”，因此得以超越历史社会局限而可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进行有效沟通（就此任务而言，儒学与佛学皆乏可能性），并因而可与人类生存及人性提升之人类人本主义思想保持着永恒、有机、实在的关联性。当来自国际的现代理论化工具与根植于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精神史资源彼此产生积极互动后，阳明心学隐含的历史现代性与伦理科学性，才有机会在地球村时代人类共同的思想舞台上呈现其意义学、价值观、实践论上的普遍深层启蒙力。              **            **           ** 【先贤谈孔孟与阳明关系之语录】             **           **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文理论成就，在全球范围内，予以理性再阐发的时代任务之一。阳明心学（仁学之心理内实践学）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之最高阶段，是孔学以来继孟学（仁学之政治外实践价值观）、朱学（仁学与儒学理论化结合）之后的古典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最高理论成就（终止于清初）。古典仁学伦理学及其阳明学阶段，之所以在今日国际科技工商化时代仍可保持其特有的人本性伦理精神价值，乃因其与远西逻辑中心主义（希腊罗马）和近西直观出世主义（佛学）各自特有之其他文明中产生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立场不同。在其远东历史文化外衣下隐含着一种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内经验实证论倾向”，因此得以超越历史社会局限而可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进行有效沟通（就此任务而言，儒学与佛学皆乏可能性），并因而可与人类生存及人性提升之人类人本主义思想保持着永恒、有机、实在的关联性。当来自国际的现代理论化工具与根植于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精神史资源彼此产生积极互动后，阳明心学隐含的历史现代性与伦理科学性，才有机会在地球村时代人类共同的思想舞台上呈现其意义学、价值观、实践论上的普遍深层启蒙力。              **            **           ** 【先贤谈孔孟与阳明关系之语录】             **          

科技工商文明时代人文学术何以自处？ —疫期学术随笔5（终结篇）：再论阳明心学与现代学理的相关性 【文前课题选列】 百年来中国历史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及其至今的影响，此为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第一背景思考问题。 抗日战争以来的知识性耽误， 科技工商文明时代人文学术何以自处？ —疫期学术随笔5（终结篇）：再论阳明心学与现代学理的相关性 【文前课题选列】 【前言】 现将疫期以来笔记稿中的部分文字再行编缀一文，权作“疫期随笔”系列之终结篇上传于此。关于染疫、防疫、克疫等紧急世界生存危机问题，属于H1域内当前最为紧迫的人类历史性挑战，自不待言，我等除遵照合理规定以求自保外并无其他良策。反之，作为学人“分内”之事乃属H2域内课题。然而二者之间的外部关联性在于：从H1内之巨变今亦可察探H2内之深层隐患。两天前报载来自各地的数万青年汇聚柏林，抗议政府疫期政策干涉人民自由，并倡言所谓瘟疫世界爆发纯属虚构，意在借此管控人民自由也。读此新闻，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叹。百年前人文理工科学世界第一的日耳曼民族，今日竟然会出现如此“狂妄无知”青年勇士！此一可在世界各处看到的“思维无厘头”现象及其背后意涵，终于在世界瘟疫危机的“激发”中暴露出来！过去几十年世界怎么了？科技工商与社会福利越进步，青年人的“时代精神蜕化”也竟然正比例的越强化。这说明了什么：广大青少年耽于电脑游戏、网路搞怪、吃喝玩乐（包括物理吸毒与虚拟吸毒（电子鸦片）），将严肃的社会现象、人文知识与独立思想视为迂腐无用。结果，他们失去了基本的观察力、认知力与判断力。柏林青年这次以其“行为艺术”震撼了世人。（从中颇可反思德国是如何从一战前的头等精神文明大国突然蜕化至二战野兽阶段的！）我更关心的是：在时代风气只知“赚钱谋利、吃喝玩乐”的大环境下，青少年中间还怎么可能再出现人文学界的“真读书种子”呢？此一新闻暴露的时代现象，还不是与功利主义时代群众自私自利的普遍倾向有关的问题；而是与更为基本性的、普遍性的、却本质上比自私自利更严重的时代青少年问题：无知与愚蠢（不排除其沽名钓誉、逐利有方的才智，而此才智竟使其最终不识自身生命安危之真实因果关系为何！），却因群体共性效应而自信满满。今日更甚于往昔的是，当代世界青年，与以往历代青年不同的是，他们大多都是“多维制式化的”产物，取代了此前“浪漫青春期”的是“竞技游戏期”，所以才会将“互联网上个人形象搞怪”当做是“时代新潮”（以为“最新的”就是“最前进”的，以为可以据此即以其“无厘头言行”“傲视”传统，这岂非是显露着一种“青春傲慢病”？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多少次“青年时代的躁动”，它们一次一次地白白耗费着生命与时间！而时过境迁后又集体地一一忘却了早先因狂妄无知而带来的“青春错误”。）在此基本社会舆情层次之上的时代文明病症—唯利是图，于此一世界全面大瘟疫危机时代，竟有进一步暴露。我们人文学术界经常视之为理性精神楷模的科学世界，竟然也已被商业化时代唯利是图人生观如此深刻地渗透。几年前从台湾中研院院长陷入“生技欺诈”的事件中，我才首次注意到原来医学、医药学、生技工程学等是如何胆大妄为地利用科学技术来弄虚作假、追名逐利。医药界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人类天使，如今成了科学家借助人类病患谋利而不惜故意戕害大众人命的手段（商人化人格渗透科学事业后遂可使科学效果彻底变质）。此类丧失了基本人道主义精神的竞争求利垄断集团，其内心之黑暗、行为之龌龊，真是让天下人大开眼界（而世人还将他们尊为促进人类福祉的高尚精英！）。自然科学界的弄虚作假风气已然如此，再回看我们自己的人文领域，也就不足为怪了。幸好人文科学不成气候，缺乏实力和实效，欲为非而无能，差可成为文人安全寄生之地而已（或因此一彻底人性异化而甘愿将人文学术变态为纯粹追名逐利之忽悠工具：追名之具，逐利之具，岂有他哉！）。百年前，如果“西方现代派文艺运动”是对工业文明和金钱时代做出的情绪性反动，那么今日的相应反应则已完全是理性的了。科技工商文明之“进步”，突然将人类带至自我毁灭的边缘；不仅指“从外部”，而且是“从内部”。后者的人性变异性将导致“人将非人”：导致非人化的原因，一是经由“软件”（彻底私利化即“由人级退化至兽级”），原因之二是经由“硬件”（如比尔盖茨等逐利扩势无边的科技大亨们竟然会提倡将晶片植入大脑，通过无限提升人的“工作效能”以加速人之本质的机械化）。软件如果可使人“倒退”至“去人化阶段”，硬件则可使人“前进”至“超人化阶段”，既从心智层又从社会层将人类社会通过此双向操作改造为“科技工商动物世界”（当初仅称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今日必须加上“科技”的功劳了）。当地球上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正全方位地促成着由科学技术引生的人类生存危机时代，人类理性还意识不到当今文明挑战的实质是：人类文明是否应该后无止境地发展科学技术呢？对地球上的生存危机视而不见，不关心如何解决“地球上的人的问题”，却超越人本主义立场地痴想着如何移民到外太空去？这不是精神有毛病是什么？或者，这也正是疯狂人类积极于“去人化”努力之表现乎？人类文明的“进步”绝对不仅是“科技工商进步”。人类生存价值观问题才是我们于此历史空前疫期应该反思的最高问题。我们人文学理学者是不是应该怀抱此精神视野呢？（2020-8-4） **    **     ** 1. 为什么要再反思“80年代”？（回忆重入社会后头十年的学界体察） 我的“出道头十年”也恰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那时我与小我二三十岁的学界“新青年”同为新知新学新理运动的参与者，大家方向相同而作风迥异。后来才认识到此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性的，即彼此此前二十年的生活轨迹迥异。学界新青年一代的共同特征是普遍“出身于文革十年”，读书较少而社会经验甚多。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热情高涨，勇于进取，团团伙伙，进取有方。这大概是得宜于其文革期间形成的各阶段人际斗争锻炼。由此获得的经验，一旦时空转换，即可将经验由“武场”转换到“文场”，而积势逐利的策略性智慧经验如一。果然，其中才智过人者纷纷通过土洋科举渠道获得了“出身”资格。场地，方法虽然大变，而动机，目标如一。如我多次指出的，80年代带来的国内“竞争逐利条件”恰恰与国际社会普遍兴起的竞争谋利商业化大潮节拍一致，“十年”间获得的特殊经验甚至于还可以运用于国际，而显示出“逐利竞争智慧”具有的人类普适性。结果，无论是求知好奇心还是真理探求欲，在此国内外堪称一致的“文化商业化”环境下，最终都被约束于学界体制内“按规则逐利求胜”的市场化格局之内了。不要说从实践论角度，即使从认识论角度，也须在功能上区分H1、H2历史区域，因两域中的各自因果关系脉络不同。而二者的认识论混淆，即可成为集体认识论盲区之因，因此对于“80年代”的评价，就有两个不同的因果判准和价值判准。那时从H1角度看的优缺点，就不等于从H2看的优缺点。这样导致的认知混淆遂使得人们大大忽略了“十年”中断期在H2域中的意义。这个意义是直接相关于几代学人其后学史建筑之基础坚实度的。阳明学的提出，就是要逆反于商业化功利主义时代学人为竞争上位而不得不对内对外“自我标榜”的风气，促使学人不断反思自身之“缺点”而非“优点”。自谦与自责，正是勇于真实上进之象，不惟个人，民族尤其应如是。 本来自我肯定不仅是人情之常，也是竞争之需，何足深论？然而从一种“历史社会学”角度回看此一历史大转换的头十年中的“文场风云”，可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今日学术成就的价值和未来的应取方向。凡是喜欢怀念“80年代”者，其着眼点为“环境宽松度”，而非治学态势及其成果的“正误度”。为什么我总是提醒警惕此类“80年代颂”？因为担心其后几代会将其学其成果视为后世进学之“基础”；虽然他们是当代学术史在时间上的“起源”，但绝非可视其为当然的“基础”。无他，大家都来自一穷二白的“十年”，从头做起，而在多快好省原则指引下，求快，求成，求胜风气充斥于学界，不论中学与西学。而按此方式形成的一代“80年代学长”，照律一概赢得了头衔和职位，因而获得了学场“权势”，并据以成为引导新一代学子的“导师”。一般而论（少数例外不论），这样的“传承关系”也就决定着其后“学术积累”状态。而在此职场外衣包裹下形成的“新学术建筑”其筑成过程如果仅仅是“十年”，那么这个在职场外衣下的建筑物之“基础材料”为何，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吗？此建筑物会不会是如我目前在美所住的的“预制屋”般有“上层”而无“基础”呢？ 以上质询的“敏感性”在于：职场功利主义时代，学术价值成为了职场权势具有者之“功利手段”，对于任何“商品”质询其品质都会有损“老板”的利益（虽然有功于消费者的利益）。这类“学术社会心理学”观察与研究，虽然大有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却必然同时引起学术权势者的反感与集体性抵制。不妨说，这样的学术生态才是今日全世界人文科学难以健全发展的关键所在。人生观的不同！“诤友观”根本无法劝谕于今日功利主义学界。如果上面对大陆80年代学术复苏时期的批评可获得当时海外各地华裔学者的某种“同感”，那么当我的分析将观察对象转为他们时，则会遭遇更大的讥讽和抵制。以往几十年我的有关谈论甚多，不赘述。对于他们，我的观察兼涉两方面。一是，他们意识不到两事：1）50年代后的港台学术不再是49年前民国学术之“延续”；表面上是内容与方向上的连续，但其多方面环境的巨变导致其学生生态根本失去了1937年前的“文化学术环境”，其产物必然变异，故不可以为发展了若干大陆不再有的传统式作品就以为是在“延续民国学术”。实际上，客观环境的大变导致海外华裔人文学术也与“民国学术”发生了另一种相对性的“认识论断裂”。 那么民国时代不是更与明清时代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吗？是的，但那次是一历史上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文明大转向”，由于“儒学修养”本身内涵着仁学伦理精神和学术创发潜能，在历史全方位的突然转折中，无数民国读书种子遂完成了一次 “异质性精神文明间创造性的对接或综合”。【此处所说的是“儒学的潜力”，而不是儒学的内容；儒学传统的伟大性在于其精神性潜能，而非在其历史上完成的学术话语本身。所以民国学人多能继承其精神而扬弃其“躯壳”。此一历史事实不容错比为当前某些“儒学界”（留存其躯壳而弃置其精神）。】这是“认识论的断裂”，但不是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割席”，其“断裂”中蕴涵着一种细密的“古今中外汇流之精神动力学”。其中的“古今中外互动关系”处于连续性的、创造性的“化合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此种“历史文化人类学的”奇迹呢？因为那时民清之交时代大批具有文史哲仁学素养的君子学人（历史上独一无二地出现了生于清代而长于民国的两代优秀读书人），他们（源于中华民族精神中“潜伏着”的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又都勇于在认知上与制度上“弃旧迎新”（梁启超是此一中华历史巨变期最重要的典型；读者注意：“典型”之所以是梁氏而不是留学博士，其中之解释学意义极其深远），所以才会出现历经二十年的“五四时代新文化期”。【汉学家们由于理论知识极其薄弱，不能够从意义、功能、结构角度观察分析历史，结果一切都从政治角度分析得失取舍，而对于政治学术的认识又仅只能够从其“新闻学层次”的表面观察，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深层“政治动力学分析”！识者当可从此评断中理解我所说的H1、H2分界观。国内外学界始终未能越过历史现象从功能上划分出“五四时代范畴”的社会政治史研究类别和其文化学术史研究类别。结果导致世界上“各类中国学界”在政治社会分析与学术思想分析两方面的认知混乱。为什么他们不自知？因为他们集体地生存于泛汉学自留区职场内，将其中肤浅形成的“认知共识”，通过学术霸权经营，运作为职场谋生之具而已。不求“深真”而只求“浅成”的话，余下的要务就只剩下将任何偶然形成的“共识方向”加以权威化，通过学界权术关系用以变相垄断学场而已。

阳明学与中西人文学术交流问题断想 李幼蒸 【小注】本人于今年五月份欣获中国明史学会阳明学分会之邀，拟再次参加崇义县阳明学大会，为此撰写了参会论文“阳明心学，浙东史学，孔孟仁学——试论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的现代意义”，并呈交于大会筹备组。后因个人原因最后遗憾未能与会。据悉该文已收入“大会论文汇编稿”，故仍可间接参与学术交流。该文或将于两年后刊于会议论文集，亦可能先行发于某国内学术刊物（因绝不可能被任何域外学术刊物接受），并发于本人网站及未来编成的电子文集，以广交流。在6月份完成了该论文并呈交大会筹备组后，意犹未尽，其后相关感想联翩而至，遂复成另一新文。现将此新文先行发于网上，以供同好参考。此文于两三个月间陆续辑成，有些话题前后或稍有重复，祈谅。（2019-11-10） 【简目】 1. 前言：再论中西人文学术对话三原则 2. 阳明心学与现代学术 3. 往事印证 4. 西学东渐与当代国学之复兴 5. 阳明心学与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 6. 历史典籍的现代理解问题 7. 再谈阳明心学的国际学术价值 8. 阳明心学与其潜在国际人文学术语境

学理析真系列-10： 阳明心学-人文科学-文明危机 （阳明心学的时代意义论笔记） 李幼蒸 （0）前言及补记数则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 学理析真系列-10： 阳明心学-人文科学-文明危机 （阳明心学的时代意义论笔记） 李幼蒸 （0）前言及补记数则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回顾 （五）后记：基因改造与新人类时代的仁学反思 （0）前言及补记数则

阳明 良知论 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 【本文为作者参加2017-8月江西崇义县阳明学会议时提出的论文。此文将收入明年出版的会议文集内，现已先行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总第5期。】 李幼蒸 论文摘要 ： 本文主题为古典阳明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间的关联性 阳明“良知论”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 【本文为作者参加2017-8月江西崇义县阳明学会议时提出的论文。此文将收入明年出版的会议文集内，现已先行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总第5期。】                             李幼蒸 论文摘要： 本文主题为古典阳明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间的关联性问题，作者企图参照现代解释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一方面深化我们对于阳明学构成及功能之认知，另一方面以期由此促进中国伦理心学与世界人文理论革新任务间的思想交流。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论域，今日宜于从其传统上的社会政治方向之外实践域，转化为现代人文学术理论之外实践域；阳明学的“良知学”则将从其传统上的准宗教性之心学，转换为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心志学和心术学。阳明心学的解释学分析将使其进一步有条件介入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之理性化发展事业。本文并对作者提出的中国历史解释学概念，给与了进一步说明。 英文摘要 Titl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学理析真系列 -8 ：为何新阳明学对峙于世界哲学基本主义？ 李幼蒸 【注：作者去年曾以 阳明 良知论 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 （ 此文网上另发 ） 一文参加江西崇义县阳明学大会。现趁此文正式发表之际，结合作者近来对世界哲学商业化发展的观察，另撰此短文，以 学理析真系列-8：为何新阳明学对峙于世界哲学基本主义？                                                 李幼蒸 【注：作者去年曾以“ 阳明“良知论”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此文网上另发）一文参加江西崇义县阳明学大会。现趁此文正式发表之际，结合作者近来对世界哲学商业化发展的观察，另撰此短文，以续申论。】 所谓“新阳明学”，正如作者提出的“新仁学”，其含义有三。一是须完全符合于古典学理核心之义，二是重新认识该古典之学与现代内外新环境的互动关系，三是今日主体如何对前者持积极践行态度。为此，首先，新阳明学就完全不能等同于复述古典学理之能力养成，其次也不能将其学与古代环境的关系当成是今日理解该学的根据，最后，最重要的是，当前主体该如何在该学激发下而在主客观两域上进行主动性、创造性的学理实践。所谓阳明学之“心学”的现代涵义，也就当然是指主体如何激发自身的（而还不是，或根本不是，他人的）伦理向真意识与意志问题。如果没有这最后一步，就根本谈不上在实践阳明学。在此最深的意义上，今日之“良知学”也就并不是指阳明一代人士体践该学的古代言谈举止，而应是指透过当时人体践良知的具体节目（古人心言行）抵达其背后心灵深处的（必然是“抽象的”）动机结构本身（古人与此部分之关系是下意识成立的）。简言之，这也就是指“善恶真伪”感悟力本身，也即“‘伦理心’本身”，而非特指由其导出的具体心言行（后者属于心学之应用与外实践部分）。这也就是一种“心学还原论”。只有越过了在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各种体践“良知”的心言行，达到一般性的、抽象的“心本身”，我们现代人才可能考虑如何将此不染具体历史环境因素的“良知本身”，结合到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去。顺便指出，本人其他相关论述多次指出，这个相关性的现代理解和践行内容，不可能再指古代环境下所发生的社会性、政治性行为。（这是理解本人提出的历史1与历史2解释学模式的例示之一）而是改为专门指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领域。读者是否理解：也不可能、不必要相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经验科学事物。当然，最大的阳明学实践学的历史性转换表现在：从古代的社会政治领域转换到现代人文科学领域。如果泥古者以为这样的解释是在弱化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则必然属于“前解释学阶段”的理解方式。海外新儒家运动的方向和态度正是失败于此。不是说，他们的“道德操守”不够真实，而是指他们的时代理论知识的吸收收到了严重的限制（此局限性，一是来自二战前国学现代化初起时期的初等西学理论程度，而是来自长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弱于人文理论基础的文科留学地。） 我们再次简单列举若干相关现代学理类型，如：哲学，符号学，现象学，儒学。其相关性是指，我们的新阳明学的正确运用，原则上（当然仅只是原则上，甚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可以对上述诸重大理论重建事业产生直接的方向性影响力。有关问题，本人已有不少论述，这也不是本文可能处理的大题目。本文专就新阳明心学与当代世界哲学主流的关系简论一二，以作为一种例示。本人在符号学理论研究实践中最重要结论之一为在2014 苏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其主题是“跨学科理论方向vs哲学基本主义方向”的根本对立问题。此文有幸由《semiotica》和大会论文集先后两次发表。两位编辑者对此文的开通态度表现为：本文的立场是直接逆反于学会多数主要理论家的，或者说是基本上否定了当前“国际符号学学会”的主要理论大方向的：此方向即将一般符号学理论挂靠到某哲学学派上。该文内容此处不容赘叙，但由该文立场产生的重要衍伸推论相关于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当前世界哲学学术生态的本质问题。记得在以前的网文中我曾谈到过我对5年前希腊世界哲学大会论文摘要文集的评价：如今人文学会，特别是全方位哲学聚会，基本上是当今人文学术全面商业化发展的产物，其动力之基础不再是科学真理，而是拉帮结派、并购组合（效法商业界方式进行“强强联合”，即组织跨国学术势力集团间的“并合”，以增大彼此共同控导的学界话语权）、宣传造势的功利主义心态。哲学之各色“学术内容”反而蜕化为纯粹加以利用的“材料”和“工具”。大会的所谓“成绩”主要体现在会场人众之规模，支持者的权势背景（如历届国际符号学大会都极力安排地方官员前来“开局”），文集的厚薄与装帧的讲究程度，以及各界参会的学术名流的“知名度总和”等等（以作为向“上峰”邀功领赏的手段）。而此类学术活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学术文教系统内的职业化组成部分之一。归根结底，今日人文学术大会的具体收益须体现在参与者作为职场人可据其在本单位获得相应“积分”的可能性。因此，处处都挂靠到、联系到个人及集团的职业利益。至于论文的质量如何，在今日互联网时代和学界科研标准由权威规定的条件下，利用电脑转录转贴方式和大量抄引名家引语来凑集合格论文，在技术上已经比十几年前大大提升了方便性。（一个可怕的，希望属于“不伦的”比喻是：社会上素有“笑贫不笑娼”积习，那么学界是否也有与之对称的“讥无势不惧无学”之事态？） 那么，上述现象说明了什么呢？须知今日人文科学的基本理论不少仍然是各色哲学思想，从古到今，包括几千年，凡属历史上认定的名家文本均可作为权威性根据而加以利用，并起着任何人文学科（包括技术性甚强的法学和经验性特强的史学，如所谓“法律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根据”之功能。我们发现，在今日构成混杂的人文学界，哲学话语真地成为了理论性装饰，即凡与历史大师学术挂钩者可示人以其论述深刻或具高理论性。作为几十年来的符号学理论研究者，我发现，正是这一习惯才是今日世界符号学理论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如举例言之，本人在以往多篇文章中都指出意大利的已故符号学大家艾柯的“符号学哲学”理论，正是阻碍未来符号学理论的科学化发展的主要绊脚石之一。其以语言哲学作为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的提法之肤浅，与其在具体文艺作品解析中的真知灼见，形成了鲜明对比（长于具体作品分析者未必胜任于高层理论建构。艾柯毕竟是媒体人出身，其一般哲学理论素养是颇有局限的）。如果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尚且如此，其他名气次于他的符号学理论家就更不须多论了。正是本着西方人不懂的“诤友”之义，我在离别参与了数十年之久（自1982起）的国际符号学学会之际，决定向诸位理论家“大进一言”：你们的毕生努力方向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有用于职业生存，人人可据以获得职场位置与相应职业收益，即借助于“施行学术实践程序”而达至了职场目标。再一次证明：学术是手段，职业是目的！），多半属于对“他人哲学的转述与组编”工作。不是指他们的学术活动没有任何技术性层面上的贡献，而是指他们的大方向错了。当然，本人的“儻言”对大家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无不是将个人学术活动看作是职业性运作过程，只要在业界“行得通”有何不可？对于教授大学生们（特别是今日越来越少读书的大学生们）有什么问题？此一推测结果再次证明，在今日人文学术全面职业化系统内，哲学学术活动主要担负着在哲学专业职场内进行有效职业化“运转”的任务。而该运转方式的合法性，乃取决于权威集体们的决定，并不取决于相关学理的客观辨析。（真正的科学探讨必须是非功利性的，公平的，诚实的，而“大家”们无不是要在讨论中取胜于对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