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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阳明学
人本主义还是人类自恋主义 (2022新年随感数则) 李幼蒸 (1) 太空旅行时代的正式到来,将科技工商文明推至一全新层级,导致高科技唯物质主义精神发展到具有绝对支配性地位。其原有的俗世支配性已扩展跃升至宇宙之高广度了,此一俗世唯物质主义或将质变为具 人本主义还是“人类自恋主义” (2022新年随感数则) 李幼蒸 (1) 太空旅行时代的正式到来,将科技工商文明推至一全新层级,导致高科技唯物质主义精神发展到具有绝对支配性地位。其原有的俗世支配性已扩展跃升至宇宙之高广度了,此一俗世唯物质主义或将质变为具有准宗教绝对性真理的身份。一种高科技式“宗教形态”(科技崇拜取代其他崇拜)或已开始在形成中。加上AI、生技业内等一系列对人性自然机能改变的高科技制造,人类正在从物理、生理、心理、社会、文化诸层面全面实践着“去人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唯物质主义实践。根基于地球及在其上形成了千万年历史文化经验的人类,在观念上正在实践着去地球中心化,去历史化,去自然人性化过程。其结果是导致人类理想精神正朝向着宇宙时代“高科技动物化”方向发展。这样的无限科技开拓事业势将导致人类之自然存在、人性之自然、历史之自然等,由于人类片面开拓其纯智化机能而自我变性,其自然身份自然有或将渐趋瓦解之虞。结果,人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将逐渐实质上演化为物的自然主义(物本主义),宇宙浩瀚无边的物的大自然将吞噬地球狭小的人的小自然。物理存在之无限将吞噬生物存在之有限。人类不知珍爱此浩瀚宇宙中偶然出现的人类及其精神性生存价值,维护发展其合乎人之精神生命的自然存在,却在放弃此人本主义责任与使命后,将其独特人本主义精神性存在之本能动力机制加以贬损。人类不是致力于在其自然存在之基础的地球上追求其“根本”,却一心想要到太空去为人类寻找新家园。地球自然人朝向宇宙机械人演变的不自然过程,也即人类自我解构其本性的过程。在此情况下,作为可与此高科技唯物质主义对峙的人文科学理论的任务却也“辩证地”随之陡升(物质朝向的空前冲力引生了精神朝向的反作用力)。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方向的问题,历史上空前地成为当前特大人类反思任务。为了更有效地具备参与此人类精神生存方向讨论的资格,人文科学及以之为基础的新伦理学,首先需要继续强化自身的理性化改造工作。后者正是“符号学精神”须加以引导的目标。符号学思想本身的合理化提升与实践战略的改造任务,遂重新禀具了人类精神文明思辨的深义。探险宇宙的高科技精英们是否意识到:由地球人本主义朝向太空物理空无主义之长远后果为何?此即:去人本主义的(不是宗教主义的)地球中心论;自然人在科技竞争环境下必将演化成“科技化新物种”;新新人类的宇宙朝向将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不是福山所说的那种肤浅的地球历史终结论,而是因将宇宙虚空探索朝向定为高尚于地球生存朝向,所导致的人类历史失去了“地盘”);无限宇宙崇拜或将形成一种新泛神论的去人本主义伦理观;不言而喻,以历史上文史哲宗艺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形态,将被愈益贬低为“历史文物古董”(玩赏品=人文商品;一如今日世界人文学界状态本质上所是的那样) (2) 值此千万年来首见病毒连续第三年肆虐全球之际(无缘无故地已达3亿人感染,600万人死亡),避疫之余,吾辈老朽反须于尚在幸存之时,尽其在我地不断更新自身之时代认知,并续尽此生未尽之言。恰因宇宙时代正式到来、科技工商突飞猛进之刻,人类在自然世界内的巨大成功,反与人类在精神世界内的停滞不前,形成了巨大反差。科技工商非中华文明所固有,中华文明所固有并一直以之为傲者,精神文明(高端精神文化品创造)是也。此一古代精神文明的现代价值何在?如果它们仅只沦为现代文物市场上的商品,就已失去其精神价值的现代性。比如,远古时代或原始部落的初始文明固然仍具有特殊的史学、人类学、美学等学术价值,但其本身不可能像法国当代浪漫主义文化人类学家所谬称的那样具有某种现代性。同样的,一切古代的物质财作为史学和美学的“学术现代性”也不是本文所说的精神现代性。后者所指当然是在几千年“文史哲宗艺”内创生的精神文化思想作品精神。此类传统文化或古典文化的现代性所指为何?一者,取其反向定义:其永恒精神价值恰恰显露于其与现代唯物财主义文明的异质性对比中;也即古所有今所无者,恰恰成为其人本主义价值的特征。再者,其人本主义伦理精神朝向性又恰恰成为提醒正在朝向西方物化主义人类文明形态,不可被高科技“裹胁”而沦为只知“一切向钱看”的物种。后者绝对不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启蒙时代前贤与稍前时代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中国前贤所乐见者。两百年前的中西启蒙时代前贤,无不是高唱人之价值的人本主义者。彼等绝未料到一两百年后理性主义的发展会导致人本主义观念本身会在全球发生了严重蜕变。这更非毕生贱视金钱万能的马克思本人所可能预料者。(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能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尊敬的人格特征表现于其生平“安贫乐道”之遭际中。贫穷至此:为参加国际会议而须先到当铺赎回衣裤;一家缺衣少食生活状态下阖家去海德公园边晒太阳边读莎士比亚,精神世界之高昂不稍退缩;当然还有因无钱就医导致妻女早逝的悲剧。凡此种种都是不同立场者一致尊敬的情操:人本主义精神境界也正可体现于其毕生厌恶金钱至上并毕生无权无势的实态上!) 昨日报载一则短文,提到此地“世界文明中心”(矽谷)工程师们在讨论AI拟人化科技发展与自然人的本领孰优孰劣问题。文中提到李开复先生一句话,不知引自何处:人类应该克服其“自恋主义”。即:人类应该纠正以自然人之标准为标准的固习,而应全面拥抱科技带来的世界新生存标准。居于此人类“文明中心”矽谷,可不时闻见工程师们的共同心声。他们都是新新人类,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是“爱拼才会赢”的职场商场竞争求胜者。所崇拜的时代英雄偶像都是在科技工商前沿引领文明演变并以金钱作为身价指标的天才们。如果对千百万年演化至今的人类之大脑进行物理和生物工程改造的科技前沿事业(改造“人性”事业,即改造人类物种事业)尚在初始实验阶段,那么对人类百十万年来进行历史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自然基底——地球”之“超越”,已然成为眼前的事实。当世人都在欢呼人类征服宇宙之时,当科技天才都在考虑将人类带往浩瀚太空,将地球糟蹋完后幻想移民至其他星球之时(当然那时的“新新新人类”的生物生理改造工程必已将人本身变性为适合于太空生存的某类新物种了),当全世界,全人类都把太空旅行,太空占领看成人类至为崇高的伟大事业时是否想到,这也正是在将自然人类千百万年来的生存舞台“去基础化”呢?必然随之产生的则是“去历史化”。道理十分简单:人类的最高目标已从地球事业移向宇宙事业。前者的内容是“人与人”关系形态之演化,即“历史”,后者的内容则是“人与物”关系形态演变,其内容则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史”。如是,何谓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还有任何意义吗?人类将从八十年代日本人带头成为的“经济动物”演化成“科技动物”,不,干脆成为“科技机器人”。由于今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正以加速度突飞猛进,完全不必怀疑,10年后不仅机器人遍布职场家庭,“科技变异人”(由两部分构成:软件,即知识技能;硬件,即大脑与机体经AI技术和基因工程改造后的“改良物种”)多半已然出现。更不要说50年、100年后的科技全面改造自然生存状态的情况,即使是今日科学家们也是想象不出来会如何高明了。此一趋向的本质却是:从此人类将单向度地“没完没了地”干着一件事为其生存目的。于是可以绝对预言的是: (3) 科技工商文明大方向转折带来的诸多方面的挑战为一事,此高科技时代带来的人文科学自我反省的契机则为另一事。可惜,今日国际人文科学界全面制度性固化,只知顺势而为,绝无自反意愿和独立选择意志。此一精神文明面的弱化,却或许为非西方文明传统的潜在精神资源提供了独立复苏的机会。 两三百年前的各地启蒙时代理性主义都是兼及物质与精神两侧的,由此才有了现代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今前者一枝独秀,因与技术,商业,工程结合,而一举成为人类文明的火车头。最应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实践主力的人文科学,反倒对于人类文明及将来发展等重大生存问题毫无影响力(话语权)。其显著证明即今日西方人文思想界最具文教界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们普遍表现出来的的非理性主义、去伦理学立场,虚无主义,逃避主义,虚荣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不仅“其令不出校园”,而且其实都具有受制于科技工商社会决定论之背景,一如今日的文艺世界无不依赖大老板兴趣而幸获其荣辱升降一般。他们都只是科技工商时代的勉强寄生者,成为“艺术化商品”的“制作者”,还以为自己才是弥补科技工商物化文明的精神补偿者!(这正是大亨们要他们如此自我幻想的)(我们对百年来的现代派文艺的整体生态今日也必须彻底反省;我不知今日好莱坞大片还有什么深刻的精神价值?艺术早已成为纯粹娱乐品和商品!“娱乐”为今日世界大众文化之内容和目的,在中国古代将称之为“玩物丧志”者,今日被美化为“精神世界”的代表者) 只有从中华文明的仁学人本主义,我们才能够看清世情的表里。也只有几千年坚守俗世人本主义伦理学的仁学智慧,今日才有条件客观地洞察事态之本末。就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任务而言,要想避免堕入或古或西的因袭主义窠臼,首先就须将上述宇航时代,AI时代,基因时代种种人类惟物质主义文明现状及前景,作为自己认知世界与人生的第一“现实”,使之成为人文思想家观察、思考、评价的对象与背景。否则即会像海外新儒家一样不知“今夕何夕”,不识“逃古乌托邦”比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乌托邦”在认识论上要更为落后。“学问”不是指博闻强记,不是谁“知道的多”就算多有学问。要学会真思考,为此先须认清人类大现实为何。要面对着正在展开的宇宙开发时代来回顾和反思来自古代的仁学人本主义今日何以可保存其衡量是非、古为今用的内在价值。作为中华精神文明基石的仁学,反而是在高科技去精神化时代突然觉醒并重获其现代性的。正是在高科技生态否认精神价值的时代,重新反思人类生存的本质的。李开复的“人类自恋主义”观,颇可代表今日高科技精英的普遍人生观,他们都是去历史观的一代,去地球生存本位的一代,去文明传统价值的一代,以及“唯物性智慧至上”一代。正是他们向我们现代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最有分量的认识论与人生观挑战。而唯有不墨守成规、勇于革新的人文学者,才有条件检视和评价他们呈现于我们人类面前的文明前景之价值。当然,毫无疑问,此一高科技引领文明的大势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也是符合绝大多数技术化人类的物欲需求的。当此之际,如何根据有效的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中华伦理精神(应该区分民族伦理精神[体现于文史哲宗艺作品中]和帝王将相的道德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制度法规];二者不是一回事!),以在中华学区构思人类新精神文明之蓝图,以与人类泛物财主义的文明发展取得生态平衡。国学家们会以为在痴人说梦吗?你们挂在嘴边的古人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大抱负,今日不正因如此“转化跑道”吗?你们要从古人的“政治语言”中读出其伦理精神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现代学术思想之转义(此即解释学),岂可如海外新儒家那样“读古泥古”般地(像梁漱溟、钱穆那样地以为可以直接诉诸帝王将相的古制古法)在幻想中度日呢? 成也萧何败萧何!今日对于人文科学革新的寄望首先是对其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期待。所谓新仁学的时代性,主要即指此一个人与集体的自反意识,自反冲动,以及自我革新冲动。“新阳明学”之提倡,之所以为业界同仁忽略,正因强调阳明学之今意(致良知之深意)乃应视其为“激发自反、自誠、自进”之途径。阳明学聚会的目的不是将其视为圣贤,予以集体崇拜,或使其成为国内外变相文化商品传销平台,而应视之为学者相互激励向真意识,互为诤友之“讲会”。此一自反潜力为中华精神文明史所独有,绝对不是国际“专家”等可能感悟践行的。有此自反意识、自反意愿和自反冲动,再来回顾当今国际人文理论之得失,就会改换一种态度、观点和方法;就不会为今日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逻辑式修辞术游戏”所迷惑(有如为电脑游戏所迷惑)。理论不和实际相结合(如克里斯托娃倡导的那类哗众取宠的“文本主义”)即相当于将人文推理过程视同语言游戏。(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真地正是“语言游戏有理论”者,他们公然否认客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相,否认客观现实。) (4) 人类泛物质主义文明生态的“精神文明平衡化”目标能够靠德鲁兹、福柯一代立下的“新虚无主义范式”来实行吗?1982年我刚到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报到不久,即碰巧参加了系里为欢送罗尔蒂和一位德鲁兹学者的party。这位学者知我从中国来,极力向当时对德鲁兹还一无所知的我宣传德鲁兹才是今日世界主要思想家。几天后我获得机会访加,并通过参会的罗尔蒂学生、一位福柯崇拜者,访谈福柯二三十分钟,那时我对其结构主义兴趣正浓。1989年在柏林为准备参加是年夏季麦茨国际电影理论研讨会,第一次翻看了德鲁兹的“电影哲学”巨著,对其反麦茨结构主义思考方向不以为然,遂将对其电影哲学观的批评作为参会论文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也是到了本世纪在对“法国理论”作全面反省之时,才阅读了他的其他著作,自然对其思路更为否定,而同时亦知,他已成为国内学界的明星了。福柯理论则一直被我视为“最终认识论对决”之课题,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才对其有一比较自信的“了断”(真正的“了断”将是我拟以仁学伦理学对峙于现当代国际虚无主义再思考计划最终结束时才可完成者)。虽然四十几年来对其的研读断断续续,但一直视之为比利科更为重要的时代理论挑战,故早早准备研读材料。1988年一到柏林工大报到后,即用购书经费在法文书店买到其三卷本《性史》;九十年代初访巴黎时恰遇刚刚出版试销的4卷本《福柯文集》,下决心自费购得;后来购书费用较为充裕,遂陆续补购了其诸多英译法兰西学院年度讲演集等。我曾对这位“新尼采”的微权力论最感兴趣,但对其和德里达一样大多在历史旧著上进行文本分析的方式不以为然。从技术角度说,这岂非正是他们“逃避”真现实的一种“技法”乎?(看看他们作为“公知”的可笑表现即可推测一二了)但无论如何,在几位最值得深研的法国理论家中,始终将福柯列为首须予以系统分析的对象。但是在最近几年密集读书后,思想渐变:法人擅长的理论化思维本身不能视为我们必须透过其提供的思维格式才能继续前进的“阶梯”。这是一个中西思想理论汇通中的技术性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一个“辩证法矛盾”:既须把握其思路之实际而又不可按其设定的程序与路径亦步亦趋。我们如果以为(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必须首先努力穿越他们编织成的“理论话语之汪洋大海”,按其“规矩”和标准与之“对阵”,很可能落入其新诡辩论陷阱。(当然,采取此策略最极端的两位即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后者之计策正是要以他随意编织的文辞网络先把你“绕进去,缠起来”。他的高师同学法耶即曾告我这是一种“取胜策略”;利科并直接告我“我们法国人也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他们几十年来掀起了层层虚无主义思想巨浪,成功造成高深莫测、时代前锋之高大形象,并俘获了大批非西方世界内的名士派学者们。) 九十年代我在德撰写儒学、仁学解释学著作时,曾应台湾《中国论坛》月刊撰写过几期专栏,曾以“德法理论”为每期主题,在我心目中,两国理论风格完全不同,但各有千秋,必须兼修并蓄。可见我那时多么“崇拜德法理论话语”。而近几年来对此不断反思,反而对德法两国的理论话语传统心生警惕。从实际角度看,恰恰因符号学、解释学方法论之助,我们得以不被“理论话语”的逻辑严整性与思维机巧性本身迷惑,否则徒知亦步亦趋而已(更不可仅因尊奉国际标准视其为当然权威);而从更深广的人文科学重建战略目标来看,甚至于事关思考、分析、综合、整合等人类人文理论实践的可行性问题。我们必须有勇气,有志向,从头做起,为此自然须克服当今世界无处不在的个人利得主义(此即机会主义),认识到目标的远大和迫切,却更须秉持“成功不必在我”之心态,思所当思,行所当行,不惧毁誉,不求胜负。 正是仁学、阳明学传统可使我们产生向真冲动,但二者不可能提供识(外)真方法。正是符号学为我们确立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视角,其任务首先即在于促使我们有能力对于当今国际人文科学生态进行全面深刻解剖。(可惜,今日国际理论符号学界可谓全面歪曲着符号学精神。第一位歪曲者正是将“符号学运动”煽发起来的西比奥克,他本人可以说根本不懂得符号学精神为何[恕我直言,东欧地区出身者的理论思维造诣毕竟略逊一筹];当然更为严重的误导来自当代符号学“权威”艾柯。对此我已多有讨论,不拟在此讨论。)结果,不仅符号学,什么学理,都可成为学界拉帮结派的手段或工具,而脱离是非真伪标准则为其普遍倾向。求己利取代求公义人生观,治学观,正依靠科技工商势力为其准备的职业制度化求利程序而可无限延伸下去。人文学术蜕化成为纯粹谋生工具。其成功及等级则由制度化规定,为达“以学谋利”目的,学人自然“遵规守矩”,拱卫同一学术游戏规则,于是人文学术界成为了“学术资料加工区”;学术成就完全衡量以按统一既定标准规定的“一级工”,“二级工”等等。“业务成功”被定量化后,学术实践成为准机械化操作,其结果可反映在加工成品和操作员心态两端上。在宇航时代即将日新月异飞速展开之际,当高科技明星们正在全方位重塑人类文明大方向之时,人文学者相比之下何等“苍白无力”,并必被其席卷而无所适从,卒至日益萎缩为“谋食者”而失去任何独立精神意志。近年来国际人文学界每遇事端,其集体反应之幼稚可笑难以描述,且还自以为见识高人一等,自信满满,人类何能将人文复兴事业寄托于他们呢?判断能力的逐日降低,恰可说明其所思所想的方式本身出了问题。然而他们从不会反思自身真际(其职业化身份内在地使其“不得”自称学理未足,而是人人皆须自诩“非我不可”),而是一以职场化时代规定的标准与程序论定是非成败。由此可知,现行“国际标准”并非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天然基础。我等只得继续勉力“上下而求索”。仁学精神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历来视为“只问其义不问其功”,今日之义解自然指:心志态度与行为方向之正确必在于我,而“成功与否”实乃“身外之物”!此一至理名言,自然与今日国际盛行的实用主义人生观南辕北辙了。(匆匆截稿于2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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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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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思想与现代性 (2021-10赣州明史学与阳明学研讨会论文网发前言) 李幼蒸 现趁网上贴发今秋江西明史学与阳明学大会论文稿之便,再赘数言。如今是全球思想短平快时代,写作可分为两类:如属学术论文,即须刊于职场学术性刊物,为职业之一部分,非供一般思 历史思想与现代性 (2021-10赣州“明史学与阳明学研讨会”论文网发前言) 李幼蒸 现趁网上贴发今秋江西“明史学与阳明学”大会论文稿之便,再赘数言。如今是全球思想“短平快”时代,写作可分为两类:如属“学术论文”,即须刊于职场学术性刊物,为“职业”之一部分,非供一般思想交流之用(如百年前梁启超时代报刊发文那类思想交流),非业中人亦少有阅读者;如属“思想交流”,即纳入微信、微博、脸书、推特等,短平快是也,但不仅长度需短,而且主题须自动符合已被全球市场标准化所限定的类别与主题,否则无人有兴趣过目。总之,无论严肃之作还是轻松之作,都须(按国际标准)“技术上”中规中矩(各有各的规矩,一者由职场制度规定,另一者由“市场行情”规定)。此一全球化时代几十年来形成的“写-读”机制,今已遍布地球各地。这样的时代思想方式,遂使得笔者这样的“独立学人”步履维艰,因其学术思考方式既落于职场机制之外,复落于市场行情之外(如今“独立性”为贬义词,因全球化时代学人均欲成为“被纳入组织者”或“被国际标准认定者”)。简言之,今日个人的学术与思想之产生,不再是个人与其环境对象之间“自由互动”之结果,而是成为预设“思想场域”机制内之综合作用效果。职场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强大“集体思考行为作用场”,其中何者为“主观”、何者为“客观”已然难于分辨。表面上作为“观察与写作”之主体,其实本质上可能只是一个“广义社会力学场”内之“受力点”,思想与学术产品貌似五花八门,其实或仅相当于万花筒般摇动后之随机效应。高科技文明社会成为一部硕大无比机器,个人不过是其中微小元件,自己以为在独立进行着“创造”,实际上只是在进行着“拼凑与编辑”,所用材料与方法均来自外于自己的大千世界。今日情境比近百年前卓别林的《机器时代》已然高出、广出百倍不止;并正在朝向千倍、万倍未来规模滚动着。可以说是“卓别林机”之5.0版。因世纪初的机器时代,令人惊诧者仅为个体超体能的重复化劳作(这是十九世纪一切乌托邦者共同奋起批判之由),而如今所加倍惊诧者则为个体选择之虚拟性,此即:支配着主体选择性操作的高科技力学网,在主体下意识区与无意识区内,快速地“为主体运算”着(你是运作员,而运作代码是由“他力”完成者)。如今人类关于“主观”与“客观”概念的理解和用法已经显著地不同于古典时代了。 今日科技工商世界日新月异,并且正在全球化规模上有序的整合中。在此人类主流社会中“寄生”的人文青年之知识与思想,也必然受其虽属间接性的却是决定性的影响(你以为自己是“影响者”,其实你是“被影响者”)。如果今日与国内人文新青年已觉难以思想交流,那么与国际人文新青年之思想隔阂则更为显著。理由不是因彼此观点不同(那是当然的),而首先是知识来源大为不同,再有则是“思考逻辑”也极为不同。更具关键性的原因是:时代青年的知识与思想有如类机械化程序之产物,我们可从中“透视出”(有如X光扫描出)那些“思想产品”及其“生产方式”的在先“程序化预制性”。预制性不仅指多年来学校教育之定式化产物,而且特别指影响力尤其深重的环境本身加予的“社会行为模式化”产物。人,于是成为双重“人格形塑程序”之“社会产物”。其所谓自由思想具有浅深两道程序化生产背景。彼此的对话不再是主体对主体的自由对话,该主体心言行表层“映射”出了产生它的背景程序之预制性,貌似个人式思想其实是集体性生产机制之自动产物。更为深刻的联想是,何止其思想与思考方式,而且其人之人生观与生活智慧均已呈现“集体性程序产品”的性质。因为呈现的“思想产品”与其“生产程序”,可以推见,是来自人类文明社会结构内的相应位置的,是主体走完预制程序后的自然效果。主体相当于一个“超多元程序之综合产物”,却自以为是“制作者”,其实连“制造程序本身也是在先被制造的”。有感如此,夫复何言?对话与交流成为毫无意义(如果你察觉对话方的“发出信息”乃是预先“编程”之结果的话?)人类三百年间进入了千百万年以来突然达到的历史空前自动化阶段:高科技引导的全机械化文明时代。今日报载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然“出道”,十年后其功能之数倍数十倍提升不在话下(试看“手机”发展的速度)。机器人的超高倍智能将进一步逼使自然人向其看齐,人类的片面智性标准化发展形态亦将日新月异。我们的问题于是变为:未来和这样的标准化预制“机械化思想者”的思想交流还有意义吗?为什么此类高科技化的新知新学新理会将人类文明带入与前数千年完全不同的全新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是,这将是一个彻底“去历史化”时代。科技与历史的对立将呈现出有史以来空前的对立性。好像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历史学不再具有认知价值。如记忆无误,此断言也就可标志着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分水岭了。对历史的轻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文明之危机!在为此次阳明学会议准备论文时,我则提出一相反的意见:历史思想的意义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代;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异质性对话情境,即可呈现今日最重要的一种“现代性”:其所指者非为“现有”(现时代是什么?),而为“欠缺”(现时代排除了什么?)。 本文之观点自然与国际主流大方向不同,此因今日全球化时代也即学术思想高组织化时代,大家极难在职场生态与科研生态之间划分界限,而是多将二者视为一体。古代思想与学术为个体自由行为,现代思想与学术则一律成为职场定式化行为。大家对人文科学发展的思考就是对人文科学职场得失的思考。人们更加难以关注人文职场对于科技工商大环境的依存关系,还以为自身与古人一样是独立思想者。从现象上看,职场成果累累,这些人文成果因均为可触者(物理实体与市场效应),均满足着全球化时代各地职场功能需要(此类职场技术性成就并不等同于创造性科研的思想成就,在完成了职场功能性要求后可能不再有研读价值);教育、职场、学术三位一体,均有机地存立于高科技文明大机器内。因此,三者的方向完全一致,共同取代着古典时代之人文理念及学人之生存态度。教育与学术都是为职场生态服务的,共同遵行着统一的功利主义原则。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不再是为了求独立的“真伪之辨”,而是为了求“有用无用之辨”。在此原则下,时当现代化复兴初起之时,多快好省的无上法门自然是直接与间接的“拿来主义”。后者不仅不会有害于反而是特别有利于职场“生产力”提升的目的。于是,无论中学西学,无论古今中外,变相“拿来”即可,吸纳知识所需的基本技能为“中外古今语言”,加工知识的前提、方向、方法、标准则是由客观权威所预先设定与加予者。此一现象实为今日世界各处所见的普遍倾向,彼此的不同仅只是技术性高低的差别,而大方向基本一致。从分类学角度看,我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今日文科领域内既定教育-就业-科研等正常渠道的性质,与我们说的人文科学革新实践的性质,已然在结构与功能上相互分离,因二者的目标并不相同:职业需要与科研需要根本不同。全球化功利主义时代决定着人文文化的构成,职场化的发展刺激了“泛抄袭化”学术实践的标准化发展,国际标准、规范、方法、程序提供了为泛抄袭性学术生产可行性的方便。不要以为这只是地区性现象,本质上为全球化现象,此因人文职场化不再需要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实践(需要的是符合预制化程序的实践)。于是出现了如今如此相对统一的“国际潮流”。不得不追随潮流的各国人文职场学人们,本身即是决定者呢、还仅只是被决定者呢?职场化时代早已将学术思想的功能改造为“职场化行为工具”:国际标准就是要保证你的顺势行为必然具有职场程序可行性:学术实践成为职场事业之工具!如果这样,我们还有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吗?不,问题是“还有像自然科学一般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吗?” ** ** ** ** 当本人越来越感觉到时代技术化文明正在导致传统人文思想处境尴尬之时,突然再次受邀参加今秋赣州另一次明史与阳明学会议。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两个不同文明方向遂再次冲突于本人心际。虽因肆虐全球疫情尚无止意,今秋未必可越洋与会,此一阳明学课题(因恰为本人目前跨学科跨文化伦理学研究之分支)最后还是促使我完成了一长文,交稿之后现并将其另行发布网上,既可算作是再一次“己他对话”,也可看作是另一次“自我对话”。由于全球国际化时代学术思想对话场的全方位“被组织性”,人文学术之讨论已然古今各一世界,笔者仍然愿以如今被AI时代完全忽略的古典时期之“遗民身份”,为历史文明之现代意义问题留下独立思考之记录。文章所论对象完全是宋明人言行,而心中思考框架则决然是现代世界。我辈不忘古典者,也即仍然坚持深化“义利之辨”古训之时代性者。不过“义利之辨”的2.0版是:义利之辨与真伪之辨今应为一币之两面。古人将义利即视为真伪,而我们今所谓“真伪”乃指现代科学性意义上的真伪。“2.0”升级版比喻是说:对于正在走向没落的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应该认识到:与科技工商不同(将伦理性问题视为功利主义之工具),也与古代人文思想不同(将真理性问题视为道德性工具),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使命而言:伦理面与真伪面乃相异而合一之综合体,无其一即无另一!本人的阳明学研究之动机与目的在此,也认为值得促请同仁再次关注与深思此一广被忽略的人类精神文明方向的问题。 今日阳明学研究不应仅是“专业人士”之专利,而应是一切人文学者和理论思考者所共同反思的重大课题。良知学是一切人文学理求真者均应参照的历史智慧。为什么与科技人士无关呢?良知学不是“良心术”,科技人士不须“良知”之激发即可自动努力求真,因求真与求利在彼为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者,其求私与求真可结为一体。阳明心学的今日价值,如本文所言,在其态度,不在其行迹;在其人生观方向,不在其生存方法。本次所完成的论文之所以过长,是因按其原初构想本应为另一专著之规模,经不得已而大为压缩,意在提呈一份阳明心学的“读解路线图”。就内容言,可谓一份含括若干“亚题”间相关关系的示意图,其主题远不止于复述古人言论,反而是在表达如何“古为今用”之一例。这样一来,所完成者也就不符合正常论文格式,文章毋宁也是一部书稿的轮廓图,由主干、枝叶、分叉等拼合而成。 ** ** ** ** 1989年春当我访问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时,适逢该会正在与中国社科院合作筹办“现代性问题”的双边研讨会,基金会遂拟邀我先行对法方筹备会小组讲解一下中方相关情况。(不久因初夏事件取消了该次中法哲学会谈计划)我当时就曾想到“现代性”是一个应该相对于古典性或历史性的课题,前者不应限于西方性,后者更不应限于西方历史性,而必应是首先在全人类文明范围内重新组织古今中外对话之新平台。今日回想32年前夭折的那次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本人作为77年起率先引介当代法国人文理论者以及于80年代末起在西德校园内酝酿下一“中国古典理论之现代性”写作计划者(那年访问西柏林工大语言所的课题之一为符号学百科撰写一篇“中国历史符号学思想资料”),适在德法两地突然面对“中西古今人文理论对话”课题,其主旨岂非正是“历史与现代性”?讨论必应相关于历史思想之现代意义与古今中外思想现代汇通之方法论。当时即曾想到的是一项技术性“困难”是:如何与根本不懂中国历史的当代法国理论家(德里达将带队前往)进行“古今中外交流”?如果他们与国际汉学家相处毫无问题,乃因国际汉学无关于理论性思考,双方不妨各说各话(在海外与国际各裔汉学家们接触的体验是:当他们知道你既“搞”现代西方理论又“搞”中国古典文史之时,或许立即视你为“敌”)。而跨文化的解释学与符号学研究恰恰要同时处理“古、今、中、外、理论、实际”方方面面;尽管国际汉学家与国际现代理论家百般不喜此综合性课题,却根本逃脱不了此一事关“现代性”的技术性前提:理论家不懂中国文史,汉学家不懂现代理论(虽然他们在两岸四地对应职场内恰可以“学贯中西”自诩,实际上最典型地混淆着“职场标准”与“科研标准”,前者或可满足一定的技术性成就,而惟后者得以进行思想创新。在此再次提及此一时代性“学术误会”,绝非如汉学界朋友以为的那样企图与之比高比低,而是确知:由于此一“职场与科研”间的范畴性误会,又由于国际汉学庞大无比的职场势力,而成为阻碍中国人文科学复兴大业的最大绊脚石。除了“职场与科研”之混淆外,另一使其言行“乱其所为”的类别性混淆则是在“职场与时政”之间。)。如今西学理论在与正在走向“百年来第二次学术现代化时期”的中方人文理论学者讨论时,就不能那样简单化地将中方古典称作“异国风情”之“他者”而予以忽略了,他们应该认识到,正是在西方创生的解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有助于当前中西思想交流水平获得本质性提升。人类人文科学革新使命(与完全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不同),不可能仅只建基于西方学术中心主义,人类必需(超越职场功利主义需要地)共建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西人当然也须自我解放,克服“惟西方逻辑惯势”,注意到正是他们的符号学与解释学“唤醒”了中方古典直观话语中隐含的“理论性种子”。从此中方传统历史的现代化价值不再限于其古典“记事主义与抒情主义”,而是从中可瞥见其隐含的(合乎人类共同理性原则的)现代理论性因子:人文的“理论性”是蕴藏于历史性中的。 因此,此文的真正主题毋宁说是一组历史与现代的“对话图谱”,以至于可将其与1989年拟议中的中法哲学会议相联系。与32年前相比,“现代性与理论”的中西理论对谈的最切要主题应该是什么呢?在可供选择的若干题目中,岂非正应该是“历史思想与现代性”?此一宽泛主题也自然蕴涵着“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技”、乃至“金钱与伦理”等。尽管科技工商今日引领人类“唯利是图”,人性本质仍然须在历史事实中(而非在技术虚无中)加以定义。“现代性”也就不必限于意指现存中之所突显者,而应在深层次上意指现存中之被排斥者。“历史性,伦理性,现代性”,岂非构成了一道完整的时代“理论性课题”?(1983年在蒙特利尔国际哲学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集体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时,曾问到“未来中国哲学会对世界哲学有何贡献?”,在轮到我回答时我冲口而出“伦理学”。不想几年后本人真地开始了为期10年左右的德法伦理学之旅。而我的科研方式即强化历史性与伦理性的关系。所谓“现代性”,正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伦理性”立场相反,应该是体现于“历史性+伦理性”中。) 以下为论文之简目(全文见另贴)。(截稿于2021-6-9,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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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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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阳明学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文理论成就,在全球范围内,予以理性再阐发的时代任务之一。阳明心学(仁学之心理内实践学)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之最高阶段,是孔学以来继孟学(仁学之政治外实践价值观)、朱学(仁学与儒学理论化结合)之后的古典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最高理论成就(终止于清初)。古典仁学伦理学及其阳明学阶段,之所以在今日国际科技工商化时代仍可保持其特有的人本性伦理精神价值,乃因其与远西逻辑中心主义(希腊罗马)和近西直观出世主义(佛学)各自特有之其他文明中产生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立场不同。在其远东历史文化外衣下隐含着一种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内经验实证论倾向”,因此得以超越历史社会局限而可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进行有效沟通(就此任务而言,儒学与佛学皆乏可能性),并因而可与人类生存及人性提升之人类人本主义思想保持着永恒、有机、实在的关联性。当来自国际的现代理论化工具与根植于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精神史资源彼此产生积极互动后,阳明心学隐含的历史现代性与伦理科学性,才有机会在地球村时代人类共同的思想舞台上呈现其意义学、价值观、实践论上的普遍深层启蒙力。 ** ** ** 【先贤谈孔孟与阳明关系之语录】 ** ** ** ** 【本文简目】 (一)思想史分析工具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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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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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阳明学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 致良知为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新三纲”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 (2021年10月赣州第三届陇南阳明学大会论文初稿) 李幼蒸 【本文题旨】 如何将阳明学研究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层面,扩展至人本主义伦理学理论层面,是今日如何将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的此一特殊人文理论成就,在全球范围内,予以理性再阐发的时代任务之一。阳明心学(仁学之心理内实践学)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之最高阶段,是孔学以来继孟学(仁学之政治外实践价值观)、朱学(仁学与儒学理论化结合)之后的古典仁学伦理实践学之最高理论成就(终止于清初)。古典仁学伦理学及其阳明学阶段,之所以在今日国际科技工商化时代仍可保持其特有的人本性伦理精神价值,乃因其与远西逻辑中心主义(希腊罗马)和近西直观出世主义(佛学)各自特有之其他文明中产生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立场不同。在其远东历史文化外衣下隐含着一种具有人类普适性的“内经验实证论倾向”,因此得以超越历史社会局限而可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进行有效沟通(就此任务而言,儒学与佛学皆乏可能性),并因而可与人类生存及人性提升之人类人本主义思想保持着永恒、有机、实在的关联性。当来自国际的现代理论化工具与根植于中华文明特有的伦理精神史资源彼此产生积极互动后,阳明心学隐含的历史现代性与伦理科学性,才有机会在地球村时代人类共同的思想舞台上呈现其意义学、价值观、实践论上的普遍深层启蒙力。 ** ** ** 【先贤谈孔孟与阳明关系之语录】 ** ** ** ** 【本文简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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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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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阳明学
科技工商文明时代人文学术何以自处? —疫期学术随笔5(终结篇):再论阳明心学与现代学理的相关性 【文前课题选列】 百年来中国历史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及其至今的影响,此为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第一背景思考问题。 抗日战争以来的知识性耽误, 科技工商文明时代人文学术何以自处? —疫期学术随笔5(终结篇):再论阳明心学与现代学理的相关性 【文前课题选列】 【前言】 现将疫期以来笔记稿中的部分文字再行编缀一文,权作“疫期随笔”系列之终结篇上传于此。关于染疫、防疫、克疫等紧急世界生存危机问题,属于H1域内当前最为紧迫的人类历史性挑战,自不待言,我等除遵照合理规定以求自保外并无其他良策。反之,作为学人“分内”之事乃属H2域内课题。然而二者之间的外部关联性在于:从H1内之巨变今亦可察探H2内之深层隐患。两天前报载来自各地的数万青年汇聚柏林,抗议政府疫期政策干涉人民自由,并倡言所谓瘟疫世界爆发纯属虚构,意在借此管控人民自由也。读此新闻,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叹。百年前人文理工科学世界第一的日耳曼民族,今日竟然会出现如此“狂妄无知”青年勇士!此一可在世界各处看到的“思维无厘头”现象及其背后意涵,终于在世界瘟疫危机的“激发”中暴露出来!过去几十年世界怎么了?科技工商与社会福利越进步,青年人的“时代精神蜕化”也竟然正比例的越强化。这说明了什么:广大青少年耽于电脑游戏、网路搞怪、吃喝玩乐(包括物理吸毒与虚拟吸毒(电子鸦片)),将严肃的社会现象、人文知识与独立思想视为迂腐无用。结果,他们失去了基本的观察力、认知力与判断力。柏林青年这次以其“行为艺术”震撼了世人。(从中颇可反思德国是如何从一战前的头等精神文明大国突然蜕化至二战野兽阶段的!)我更关心的是:在时代风气只知“赚钱谋利、吃喝玩乐”的大环境下,青少年中间还怎么可能再出现人文学界的“真读书种子”呢?此一新闻暴露的时代现象,还不是与功利主义时代群众自私自利的普遍倾向有关的问题;而是与更为基本性的、普遍性的、却本质上比自私自利更严重的时代青少年问题:无知与愚蠢(不排除其沽名钓誉、逐利有方的才智,而此才智竟使其最终不识自身生命安危之真实因果关系为何!),却因群体共性效应而自信满满。今日更甚于往昔的是,当代世界青年,与以往历代青年不同的是,他们大多都是“多维制式化的”产物,取代了此前“浪漫青春期”的是“竞技游戏期”,所以才会将“互联网上个人形象搞怪”当做是“时代新潮”(以为“最新的”就是“最前进”的,以为可以据此即以其“无厘头言行”“傲视”传统,这岂非是显露着一种“青春傲慢病”?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多少次“青年时代的躁动”,它们一次一次地白白耗费着生命与时间!而时过境迁后又集体地一一忘却了早先因狂妄无知而带来的“青春错误”。)在此基本社会舆情层次之上的时代文明病症—唯利是图,于此一世界全面大瘟疫危机时代,竟有进一步暴露。我们人文学术界经常视之为理性精神楷模的科学世界,竟然也已被商业化时代唯利是图人生观如此深刻地渗透。几年前从台湾中研院院长陷入“生技欺诈”的事件中,我才首次注意到原来医学、医药学、生技工程学等是如何胆大妄为地利用科学技术来弄虚作假、追名逐利。医药界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人类天使,如今成了科学家借助人类病患谋利而不惜故意戕害大众人命的手段(商人化人格渗透科学事业后遂可使科学效果彻底变质)。此类丧失了基本人道主义精神的竞争求利垄断集团,其内心之黑暗、行为之龌龊,真是让天下人大开眼界(而世人还将他们尊为促进人类福祉的高尚精英!)。自然科学界的弄虚作假风气已然如此,再回看我们自己的人文领域,也就不足为怪了。幸好人文科学不成气候,缺乏实力和实效,欲为非而无能,差可成为文人安全寄生之地而已(或因此一彻底人性异化而甘愿将人文学术变态为纯粹追名逐利之忽悠工具:追名之具,逐利之具,岂有他哉!)。百年前,如果“西方现代派文艺运动”是对工业文明和金钱时代做出的情绪性反动,那么今日的相应反应则已完全是理性的了。科技工商文明之“进步”,突然将人类带至自我毁灭的边缘;不仅指“从外部”,而且是“从内部”。后者的人性变异性将导致“人将非人”:导致非人化的原因,一是经由“软件”(彻底私利化即“由人级退化至兽级”),原因之二是经由“硬件”(如比尔盖茨等逐利扩势无边的科技大亨们竟然会提倡将晶片植入大脑,通过无限提升人的“工作效能”以加速人之本质的机械化)。软件如果可使人“倒退”至“去人化阶段”,硬件则可使人“前进”至“超人化阶段”,既从心智层又从社会层将人类社会通过此双向操作改造为“科技工商动物世界”(当初仅称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今日必须加上“科技”的功劳了)。当地球上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正全方位地促成着由科学技术引生的人类生存危机时代,人类理性还意识不到当今文明挑战的实质是:人类文明是否应该后无止境地发展科学技术呢?对地球上的生存危机视而不见,不关心如何解决“地球上的人的问题”,却超越人本主义立场地痴想着如何移民到外太空去?这不是精神有毛病是什么?或者,这也正是疯狂人类积极于“去人化”努力之表现乎?人类文明的“进步”绝对不仅是“科技工商进步”。人类生存价值观问题才是我们于此历史空前疫期应该反思的最高问题。我们人文学理学者是不是应该怀抱此精神视野呢?(2020-8-4) ** ** ** 1. 为什么要再反思“80年代”?(回忆重入社会后头十年的学界体察) 我的“出道头十年”也恰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那时我与小我二三十岁的学界“新青年”同为新知新学新理运动的参与者,大家方向相同而作风迥异。后来才认识到此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性的,即彼此此前二十年的生活轨迹迥异。学界新青年一代的共同特征是普遍“出身于文革十年”,读书较少而社会经验甚多。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热情高涨,勇于进取,团团伙伙,进取有方。这大概是得宜于其文革期间形成的各阶段人际斗争锻炼。由此获得的经验,一旦时空转换,即可将经验由“武场”转换到“文场”,而积势逐利的策略性智慧经验如一。果然,其中才智过人者纷纷通过土洋科举渠道获得了“出身”资格。场地,方法虽然大变,而动机,目标如一。如我多次指出的,80年代带来的国内“竞争逐利条件”恰恰与国际社会普遍兴起的竞争谋利商业化大潮节拍一致,“十年”间获得的特殊经验甚至于还可以运用于国际,而显示出“逐利竞争智慧”具有的人类普适性。结果,无论是求知好奇心还是真理探求欲,在此国内外堪称一致的“文化商业化”环境下,最终都被约束于学界体制内“按规则逐利求胜”的市场化格局之内了。不要说从实践论角度,即使从认识论角度,也须在功能上区分H1、H2历史区域,因两域中的各自因果关系脉络不同。而二者的认识论混淆,即可成为集体认识论盲区之因,因此对于“80年代”的评价,就有两个不同的因果判准和价值判准。那时从H1角度看的优缺点,就不等于从H2看的优缺点。这样导致的认知混淆遂使得人们大大忽略了“十年”中断期在H2域中的意义。这个意义是直接相关于几代学人其后学史建筑之基础坚实度的。阳明学的提出,就是要逆反于商业化功利主义时代学人为竞争上位而不得不对内对外“自我标榜”的风气,促使学人不断反思自身之“缺点”而非“优点”。自谦与自责,正是勇于真实上进之象,不惟个人,民族尤其应如是。 本来自我肯定不仅是人情之常,也是竞争之需,何足深论?然而从一种“历史社会学”角度回看此一历史大转换的头十年中的“文场风云”,可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今日学术成就的价值和未来的应取方向。凡是喜欢怀念“80年代”者,其着眼点为“环境宽松度”,而非治学态势及其成果的“正误度”。为什么我总是提醒警惕此类“80年代颂”?因为担心其后几代会将其学其成果视为后世进学之“基础”;虽然他们是当代学术史在时间上的“起源”,但绝非可视其为当然的“基础”。无他,大家都来自一穷二白的“十年”,从头做起,而在多快好省原则指引下,求快,求成,求胜风气充斥于学界,不论中学与西学。而按此方式形成的一代“80年代学长”,照律一概赢得了头衔和职位,因而获得了学场“权势”,并据以成为引导新一代学子的“导师”。一般而论(少数例外不论),这样的“传承关系”也就决定着其后“学术积累”状态。而在此职场外衣包裹下形成的“新学术建筑”其筑成过程如果仅仅是“十年”,那么这个在职场外衣下的建筑物之“基础材料”为何,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吗?此建筑物会不会是如我目前在美所住的的“预制屋”般有“上层”而无“基础”呢? 以上质询的“敏感性”在于:职场功利主义时代,学术价值成为了职场权势具有者之“功利手段”,对于任何“商品”质询其品质都会有损“老板”的利益(虽然有功于消费者的利益)。这类“学术社会心理学”观察与研究,虽然大有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却必然同时引起学术权势者的反感与集体性抵制。不妨说,这样的学术生态才是今日全世界人文科学难以健全发展的关键所在。人生观的不同!“诤友观”根本无法劝谕于今日功利主义学界。如果上面对大陆80年代学术复苏时期的批评可获得当时海外各地华裔学者的某种“同感”,那么当我的分析将观察对象转为他们时,则会遭遇更大的讥讽和抵制。以往几十年我的有关谈论甚多,不赘述。对于他们,我的观察兼涉两方面。一是,他们意识不到两事:1)50年代后的港台学术不再是49年前民国学术之“延续”;表面上是内容与方向上的连续,但其多方面环境的巨变导致其学生生态根本失去了1937年前的“文化学术环境”,其产物必然变异,故不可以为发展了若干大陆不再有的传统式作品就以为是在“延续民国学术”。实际上,客观环境的大变导致海外华裔人文学术也与“民国学术”发生了另一种相对性的“认识论断裂”。 那么民国时代不是更与明清时代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吗?是的,但那次是一历史上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文明大转向”,由于“儒学修养”本身内涵着仁学伦理精神和学术创发潜能,在历史全方位的突然转折中,无数民国读书种子遂完成了一次 “异质性精神文明间创造性的对接或综合”。【此处所说的是“儒学的潜力”,而不是儒学的内容;儒学传统的伟大性在于其精神性潜能,而非在其历史上完成的学术话语本身。所以民国学人多能继承其精神而扬弃其“躯壳”。此一历史事实不容错比为当前某些“儒学界”(留存其躯壳而弃置其精神)。】这是“认识论的断裂”,但不是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割席”,其“断裂”中蕴涵着一种细密的“古今中外汇流之精神动力学”。其中的“古今中外互动关系”处于连续性的、创造性的“化合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此种“历史文化人类学的”奇迹呢?因为那时民清之交时代大批具有文史哲仁学素养的君子学人(历史上独一无二地出现了生于清代而长于民国的两代优秀读书人),他们(源于中华民族精神中“潜伏着”的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又都勇于在认知上与制度上“弃旧迎新”(梁启超是此一中华历史巨变期最重要的典型;读者注意:“典型”之所以是梁氏而不是留学博士,其中之解释学意义极其深远),所以才会出现历经二十年的“五四时代新文化期”。【汉学家们由于理论知识极其薄弱,不能够从意义、功能、结构角度观察分析历史,结果一切都从政治角度分析得失取舍,而对于政治学术的认识又仅只能够从其“新闻学层次”的表面观察,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深层“政治动力学分析”!识者当可从此评断中理解我所说的H1、H2分界观。国内外学界始终未能越过历史现象从功能上划分出“五四时代范畴”的社会政治史研究类别和其文化学术史研究类别。结果导致世界上“各类中国学界”在政治社会分析与学术思想分析两方面的认知混乱。为什么他们不自知?因为他们集体地生存于泛汉学自留区职场内,将其中肤浅形成的“认知共识”,通过学术霸权经营,运作为职场谋生之具而已。不求“深真”而只求“浅成”的话,余下的要务就只剩下将任何偶然形成的“共识方向”加以权威化,通过学界权术关系用以变相垄断学场而已。 】 那么台湾牟、唐、徐、方诸公不正是我上面盛赞的那一代读书人吗?一方面,我所指的是“读书人全体及其创造性互动关系”,而不是此整体中的少数国学优秀人士。不论在一个场域内多么优秀,个别人的潜力只能在整体环境内显示其生命力。新儒诸公当然是海外“硕果仅存”者,其本人之努力与学术成就无人可以否认,但关键是他们不再生存于37年前北平、沪上,可受到不断出现的新知新学新理的冲击与刺激,从而可激发出创造性的“认知应变”了。“困于孤岛”后,其人只能在大大窄化了的环境下“单线”延续自身方向已定的知识“积累”。其“海外花果飘零”之宣言,也恰可表明在“现代知识论”上他们多么“单薄”,那种学术民族主义情怀固然反映了价值观情感,但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现当代社会与世界现状“机制”的不了解。(欲以其H2逻辑处理H1域内问题,或根本混淆着两域)其理论性的整体弱点的含义是:首先,他们不属于“民国学术”的理论前沿探索者类别,而是大致类似于首创“以情害理”的熊十力思想系统之洋化变体,其次那个战前民国学术时代虽然从思想史角度应该大书特书(但不过是就其“幼年成长期”而言的一种成绩肯定),但远远未达成熟期。我们称赞那个时期,仅只是指那是一个有条件进行创造性发展、改良、提升的学术环境而已。(所以对于中文系出身的现代思想史学者们打算通过追溯“大师脚步”来夸大学术思想史的时代性价值的立场,虽有重新引介前辈学术成就之功,而如倡导“今日”应以“当初”为基点“重新来过”,则属误导青年了。须知,不应把当时的“一时完成的半成品”夸张为“长期有效的完成品”!)新儒诸公,一方面(群体性地)不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知识亟待扩大与深化。(因为他们的理论修养多只限于一定程度上熟悉西方哲学史或现代英美实用主义,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十几类必要的新学进展所知有限。这是自然之事,当然不可苛责。但他们对自己理论上的局限并不了解,甚至于为传统儒家的“玄学假大空”风格所囿,误以为自己已然中西兼通、无所不知,对不知者则妄加贬斥。此一民族性自大狂风格就是由熊十力带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为意识形态上身处地缘政治上的西方系统,遂以为自身的现代理论框架也自然地近于同类,其实港台当时有限的现代学理输进状况具有明显的“学理史地偏颇性”,至少其现代社会科学的跟进,远超过其现代人文科学的改进,但自严复、胡适两代起,民国学人对此区别尚无清晰意识。此外也暴露了其学识的另一种局限:不知道区分汉学作为西方少数族裔ABC学和现代世界人文学理主流间的高度学术范畴性的混淆。同样由于其学理范畴辨析不精(不知区分H1与H2),竟然以为在汉学系讲些西方大孩子似懂非懂的“儒学”,就等于“吾道西矣!”此种不应有的误识,又进一步暴露他们性格中的“色厉内荏”特征(中国读书人的千百年老毛病):不是向内(心)求真实自强之计,而是满足于浮表的“自我快意”(类似于今日网上所说的“口炮党”)。【无论是熊十力还是其弟子牟宗三,仅从其内心含有“五百年后又一人”的“抱负”看,岂非动机上悖孔之甚?如果把这种学术思想浮夸风透过几代弟子传播天下,今日又以阳明心学名义煽发之,这是在推进中华精神文明还是在“瓦解”仁学士精神呢?】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义理何等简明。而我遇到的几位台湾史学家,竟然一致地流露出一种对该格言的颠倒版之信念:“吾爱真理而无奈吾更爱吾师”(一笑)。多年来我遇到不少聆听过牟先生教诲的三代新儒后学,他们对牟先生的尊敬是诚恳的。(不似他地师生间往往只维持着相互利用、拉帮结派的关系)这是一种从小学生时期养成的尊师、敬师习惯。之所以应该对于自己曾经从其收益的老师怀有敬爱之心当然是人情至义。理由在于:老师曾经为你辛劳付出并对你为人治学态度多所教诲。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情感关系。但是此种“敬师观”根本无关于老师的学术评价问题(古代私塾时代,大多数老师本是落第儒生,弟子敬师,乃因其“教授着一般知识”,而非因其在平均的意义上“道高一等”)。学术水平相关于全体学界状态,千万个教授中仅从一人受教,该教授的学识只是千万人之一的学识,自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如是,为什么不能对乃师的学术加以客观评判呢?当我看到我的台湾史学家朋友在我当面与其讨论其师的学术时,一位前文化大学的史学家对我坦言“我决不能妄评牟师的长短”。我在台北街头听后“一愣”!难道这就是海外儒学宁肯依附国际汉学“维生”而失去了仁学者求真精神的证据吗?(有趣的是这位牟师弟子在阅过他要求我预先提交的讲演提纲后,就将我次日在文化大学历史系的讲演借故取消了。我在台多次遇到此类“把戏”,不过一笑而已。只是叹息,“新儒家弟子”们的胸襟如此,哪里有什么古儒士之风呢?为人师长而心里边时时拨搭着小算盘。当初北大清华读书人会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把现代师道当成了“古时孝道”,这岂非类似于古代儒教社会之“移孝为忠术”之遗存乎?当然,我也肯定看到一些台湾朋友此种“尊师”心态之真诚,我想那是出于一种自幼养成的教育习惯,其“失”不在其“德”,而在其“智”。难道这不正是我一贯批评的“以情害理”风气吗?当然也还有另一种不属正面的情况:学界比高比低惯习。兹不论。简言之,无论对于民国学术还是港台美华学术,对其研究、绍介、肯定其学术成果并研习其所长,都是我等后学必需要做的事;但如因此而提倡将此两大学术思想史资源作为我们今人治学之方向、方法和根基,则属误导认知之偏见,其效果只有一个:导致今人人文学理研究会长期保守落后下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海外新儒家几代“导师”们的理论性基础,基本上停留在民国时代或国际汉学自治区水平,不可由于他们是大陆以外的华人名家学术就可(放心地)视为中国人文科学发展之“自然基础”。不存在这样的、基于历史血缘性意识的民族学术之“自然”。 【申论】最近才有机会翻阅我于80年代在北京购藏的几册影印本文科《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出版于1969年,蒋氏去世前数年),对于其中不少理论性条目的撰写颇为佩服。对于民国时代能够出现王云五等“学为己,必为人”者,尤为感佩。其中不少年轻写手似乎都是留美学人。我本人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几个条目的前作者以及70-80 年代承担述评式文字的编者和作者,比较之下,可说60年代蒋先生在世时台湾一些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和文字水平颇可称道。我一边翻阅,一边遗憾未曾在当时购书时即予翻阅,而特别将此体验与我对主要走英美路线的港台“人文科学”(包括新儒家)的批评对比,更加认识到:今日应当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英美人往往不称之为“人文科学”[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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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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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阳明学
阳明学与中西人文学术交流问题断想 李幼蒸 【小注】本人于今年五月份欣获中国明史学会阳明学分会之邀,拟再次参加崇义县阳明学大会,为此撰写了参会论文“阳明心学,浙东史学,孔孟仁学——试论浙东历史思想形态的现代意义”,并呈交于大会筹备组。后因个人原因最后遗憾未能与会。据悉该文已收入“大会论文汇编稿”,故仍可间接参与学术交流。该文或将于两年后刊于会议论文集,亦可能先行发于某国内学术刊物(因绝不可能被任何域外学术刊物接受),并发于本人网站及未来编成的电子文集,以广交流。在6月份完成了该论文并呈交大会筹备组后,意犹未尽,其后相关感想联翩而至,遂复成另一新文。现将此新文先行发于网上,以供同好参考。此文于两三个月间陆续辑成,有些话题前后或稍有重复,祈谅。(2019-11-10) 【简目】 1. 前言:再论中西人文学术对话三原则 2. 阳明心学与现代学术 3. 往事印证 4. 西学东渐与当代国学之复兴 5. 阳明心学与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 6. 历史典籍的现代理解问题 7. 再谈阳明心学的国际学术价值 8. 阳明心学与其潜在国际人文学术语境 9. 小结 【正文】 1. 前言:再论中西人文学术对话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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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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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阳明学
学理析真系列-10: 阳明心学-人文科学-文明危机 (阳明心学的时代意义论笔记) 李幼蒸 (0)前言及补记数则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 学理析真系列-10: 阳明心学-人文科学-文明危机 (阳明心学的时代意义论笔记) 李幼蒸 (0)前言及补记数则 (一)阳明学现代实践问题10论 (二)阳明心学:思考主题重要性选择之判准 (三)阳明心学作为人文学理实践基础 (四)阳明心学与40年来的学理实践回顾 (五)后记:基因改造与新人类时代的仁学反思 (0)前言及补记数则 【前言:本文为九、十月间几次随想之联接,主题一贯,但非整体论述,且与此前上贴之类似诸文难免有局部重复处,不过因语境和牵连方面各不相同,故也可反映今日阳明学的多方面意涵,故不避琐细而论列如次。“学理析真系列”诸文的目的是,在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基础上,提供创建性、批评性的人文科学治学观之基础、方向、步骤诸观点,但此讨论目的实际上是朝向人类于未来而不是针对当下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读者难以从中发生共鸣的根本原因:当下国际人文学术理论主流仍然是学科本位的和文明传统本位的,而我们所说的创建性和批评性立场,却是朝向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尽管如此,人类的思想必须高瞻远瞩,而不是迎合国际时潮以谋求功利的。作者希望,尽管如此,读者的任何一种程度上的体悟仍然是有所助益的。对于作者本身,如前所述,此类笔记式写作主要起着一种自我推进和重组个人认知的实践。正如文学家是靠“文学式写作”为生存方式的,学者也是靠“理论式写作”为生存方式的。2018-9-30】 【2018-10-15前言补记:本人的“学理析真系列文”所讨论的问题,实为国际人文学界主流支流均未曾、或不可能讨论者。因为,国际人文学界为人类人文学术职场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思考讨论的问题,都必然属于职场制度和学术制度框架内设立的“合乎制度化规定的”问题。我们所设立和讨论的问题,则是既在职场制度与学术内又在职场与学术制度外,因此是不属于现行国际人文学术制度性规范与规则的,因此不可能在任何职场制度内提出和讨论的。此一背景正是“严格意义上的”(因而不是当前随意流行意义上的)跨学科-跨文化视界内独立组织和重新设定的。人所共知,人文学术的科学性、知识性进步,完全是在社会和学术上长期制度性发展的条件下;科学性知识,不同于古代“泛文学性知识”,必然是在绝对制度化的自然科学影响和引导下产生的。没有近现代专业分科内形成的知识总体的发展,就谈不到任何“人文科学”的问题;就没有人的科学,而只有人的文学。这也是我们推进新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前提所在;新人文科学理念是绝对产生于社会与知识的现代制度化发展环境内的。奥妙在于,我们所提出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问题虽然是基于人文学术专科分划制度化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各科专业制度化知识的条件之上的,如今却要超越现行制度化分科框架(兼含其硬体制度化和软体制度化)来重新全面综合地,也就是“整合性地”设定新的“跨制度性学术区域”,并在其中以及旁及社会历史文化各域,也就是在一更高的认识论-实践论层级上,提出我们的“设问系列”。这样的治学态度、方向和步骤,虽然是基于(必须基于)现行职场制度性框架的,却也同时是超越该现行框架的。因此,前一部分是与现行学界制度化规定一致的,后一部分却是不与其一致的。此种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张力关系,主要源于职场学界治学方向必须朝向于就业规划,因此是必然须受功利主义原则规定的,而我们的治学态度与方向则必然是非功利主义的和纯理想主义的。虽然如此,人文科学理想主义与人文科学功利主义,有理由达成一种临时性妥协,此即共同认识到:职场学界应该划分出一小部分区域供“泛跨制度性科学理想主义者们”的实验性实践。因为职场功利主义主要完成的是“以学术支撑就业”的目标,而科学理想主义才是朝向纯粹人文科学理论建设的。后者的真实前进必然取决于其合理地部分摆脱职场功利主义制度的限制的可能性。我们提出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心学,都是后一类努力的组成部分之一,理论上它们并不属于儒学或国学或汉学“诸职场”或“诸学科”,原因在此。同时,此一分类学模式,反而呼吁诸专业学科内的“职业人”,能够各自在不同的程度上、比例上划分自己的学术实践过程,即在职场任务之外,或献身于或(哪怕)关注于此种跨学科-跨文化学术发展事业。因为,这也正是在高端领域重新调节“古今中外态度”的问题,有如我们以学术史上的简单事例所说明的:制度化的儒学学者(兼指其学术方式和社会政治实践方式)和理想化的仁学信仰者间的关系。二者往往是可以合于一人而分头予以实践的。】 【2018-10-12补记:今晨听本地广播介绍即将上市的折叠版手机及其将引生的市场变化。本地是世界科技工商中心,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消费一条龙般的“新人类生存链”之具体呈现地;日复一日,辐射全球,从而成为全球化物化世界之典范。另一方面,今日世界各地有关地球危机,环保危机,生存危机的讨论层出不穷。我总是立即感觉到此类议论争辩中显露的一种明显的人类自我矛盾,却被普遍忽略不计或视而不见。试看,此类一切环保危机,包括只有几十年剩余期的怂世听闻等等,其总根源难道不正是今日新人类奉行的“不断科技生产革命论”世界观-人生观之产物吗?不断的科技革新“硬道理”,岂非正是地球安全危机的“硬逻辑”之直接因吗?怎么这些伟大的科技工商人士们就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因此,目前的世界环保主义岂非色厉内荏之最:不敢直攻本源,而在外围晃悠以博眼球。人类的生存问题,地球的前途,岂非都是价值观、信仰观的问题?(而世界精英们都仅满足于治标不治本:只从技术性层面着眼以拖沓岁月,听任人类文明在“全盘物化[物质性异化]”轨道上走向自毁之途)难道今日的外太空事业,确实是为了未来“机械化人类”“弃地球而去”的“高瞻远瞩”之准备乎?人类不是“向内”追求人类精神之不断提升(仁学),而是“向外”追逐物利权势与生物性享乐之无限扩张(法家)?须知,“身体”属于“人本体”之“外”,而非其“内”!在竞争文化之利益欲望驱动下产生的折叠式手机一类科技商品的追求,岂非象征着一种新世纪对“奇技淫巧”之无穷无尽爱好?“科技人”与“机械人”在其生命性向上是否正在日趋一体呢?人类拜科技工商文明之赐,似乎已深陷“物化其本性”之泥沼而难以复原(人之本质)了。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事业之明义与开拓的历史背景!“国学”作为从中性技术性角度设立之学,或可不必上升至此高端理性思考层次(如所谓训诂考据家可以根本上不涉义理与伦理层次上的问题),而“儒学”内涵价值观因素故必应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反而首应超克自身“泥古托古”之宿疾,在新世纪全球化今日,努力升扬至此“按新知新学新理”所重新规定的“新高度”,来改造自身之“思维结构”,故不可满足于重复旧知旧言或固守于旧历史经验而“自愚自残”!如无此“自我革命”雄心,可谓即非今日之“真儒者”!今日所谓“真儒者”,必应指“真实的”仁学信仰者。“国学”指史料技术性研究,“儒学”兼指技术性与信仰性研究,且须特指“新伦理信仰之践行者”。所以,简言之,“新儒学= 仁学+ 国学”。——本段补文前后论题貌似相异,实际上具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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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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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 良知论 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 【本文为作者参加2017-8月江西崇义县阳明学会议时提出的论文。此文将收入明年出版的会议文集内,现已先行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总第5期。】 李幼蒸 论文摘要 : 本文主题为古典阳明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间的关联性 阳明“良知论”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 【本文为作者参加2017-8月江西崇义县阳明学会议时提出的论文。此文将收入明年出版的会议文集内,现已先行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总第5期。】 李幼蒸 论文摘要: 本文主题为古典阳明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间的关联性问题,作者企图参照现代解释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一方面深化我们对于阳明学构成及功能之认知,另一方面以期由此促进中国伦理心学与世界人文理论革新任务间的思想交流。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论域,今日宜于从其传统上的社会政治方向之外实践域,转化为现代人文学术理论之外实践域;阳明学的“良知学”则将从其传统上的准宗教性之心学,转换为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心志学和心术学。阳明心学的解释学分析将使其进一步有条件介入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之理性化发展事业。本文并对作者提出的中国历史解释学概念,给与了进一步说明。 英文摘要 Titl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earning of Innat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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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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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析真系列 -8 :为何新阳明学对峙于世界哲学基本主义? 李幼蒸 【注:作者去年曾以 阳明 良知论 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 ( 此文网上另发 ) 一文参加江西崇义县阳明学大会。现趁此文正式发表之际,结合作者近来对世界哲学商业化发展的观察,另撰此短文,以 学理析真系列-8:为何新阳明学对峙于世界哲学基本主义? 李幼蒸 【注:作者去年曾以“ 阳明“良知论”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此文网上另发)一文参加江西崇义县阳明学大会。现趁此文正式发表之际,结合作者近来对世界哲学商业化发展的观察,另撰此短文,以续申论。】 所谓“新阳明学”,正如作者提出的“新仁学”,其含义有三。一是须完全符合于古典学理核心之义,二是重新认识该古典之学与现代内外新环境的互动关系,三是今日主体如何对前者持积极践行态度。为此,首先,新阳明学就完全不能等同于复述古典学理之能力养成,其次也不能将其学与古代环境的关系当成是今日理解该学的根据,最后,最重要的是,当前主体该如何在该学激发下而在主客观两域上进行主动性、创造性的学理实践。所谓阳明学之“心学”的现代涵义,也就当然是指主体如何激发自身的(而还不是,或根本不是,他人的)伦理向真意识与意志问题。如果没有这最后一步,就根本谈不上在实践阳明学。在此最深的意义上,今日之“良知学”也就并不是指阳明一代人士体践该学的古代言谈举止,而应是指透过当时人体践良知的具体节目(古人心言行)抵达其背后心灵深处的(必然是“抽象的”)动机结构本身(古人与此部分之关系是下意识成立的)。简言之,这也就是指“善恶真伪”感悟力本身,也即“‘伦理心’本身”,而非特指由其导出的具体心言行(后者属于心学之应用与外实践部分)。这也就是一种“心学还原论”。只有越过了在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各种体践“良知”的心言行,达到一般性的、抽象的“心本身”,我们现代人才可能考虑如何将此不染具体历史环境因素的“良知本身”,结合到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去。顺便指出,本人其他相关论述多次指出,这个相关性的现代理解和践行内容,不可能再指古代环境下所发生的社会性、政治性行为。(这是理解本人提出的历史1与历史2解释学模式的例示之一)而是改为专门指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领域。读者是否理解:也不可能、不必要相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经验科学事物。当然,最大的阳明学实践学的历史性转换表现在:从古代的社会政治领域转换到现代人文科学领域。如果泥古者以为这样的解释是在弱化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则必然属于“前解释学阶段”的理解方式。海外新儒家运动的方向和态度正是失败于此。不是说,他们的“道德操守”不够真实,而是指他们的时代理论知识的吸收收到了严重的限制(此局限性,一是来自二战前国学现代化初起时期的初等西学理论程度,而是来自长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弱于人文理论基础的文科留学地。) 我们再次简单列举若干相关现代学理类型,如:哲学,符号学,现象学,儒学。其相关性是指,我们的新阳明学的正确运用,原则上(当然仅只是原则上,甚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可以对上述诸重大理论重建事业产生直接的方向性影响力。有关问题,本人已有不少论述,这也不是本文可能处理的大题目。本文专就新阳明心学与当代世界哲学主流的关系简论一二,以作为一种例示。本人在符号学理论研究实践中最重要结论之一为在2014 苏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其主题是“跨学科理论方向vs哲学基本主义方向”的根本对立问题。此文有幸由《semiotica》和大会论文集先后两次发表。两位编辑者对此文的开通态度表现为:本文的立场是直接逆反于学会多数主要理论家的,或者说是基本上否定了当前“国际符号学学会”的主要理论大方向的:此方向即将一般符号学理论挂靠到某哲学学派上。该文内容此处不容赘叙,但由该文立场产生的重要衍伸推论相关于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当前世界哲学学术生态的本质问题。记得在以前的网文中我曾谈到过我对5年前希腊世界哲学大会论文摘要文集的评价:如今人文学会,特别是全方位哲学聚会,基本上是当今人文学术全面商业化发展的产物,其动力之基础不再是科学真理,而是拉帮结派、并购组合(效法商业界方式进行“强强联合”,即组织跨国学术势力集团间的“并合”,以增大彼此共同控导的学界话语权)、宣传造势的功利主义心态。哲学之各色“学术内容”反而蜕化为纯粹加以利用的“材料”和“工具”。大会的所谓“成绩”主要体现在会场人众之规模,支持者的权势背景(如历届国际符号学大会都极力安排地方官员前来“开局”),文集的厚薄与装帧的讲究程度,以及各界参会的学术名流的“知名度总和”等等(以作为向“上峰”邀功领赏的手段)。而此类学术活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学术文教系统内的职业化组成部分之一。归根结底,今日人文学术大会的具体收益须体现在参与者作为职场人可据其在本单位获得相应“积分”的可能性。因此,处处都挂靠到、联系到个人及集团的职业利益。至于论文的质量如何,在今日互联网时代和学界科研标准由权威规定的条件下,利用电脑转录转贴方式和大量抄引名家引语来凑集合格论文,在技术上已经比十几年前大大提升了方便性。(一个可怕的,希望属于“不伦的”比喻是:社会上素有“笑贫不笑娼”积习,那么学界是否也有与之对称的“讥无势不惧无学”之事态?) 那么,上述现象说明了什么呢?须知今日人文科学的基本理论不少仍然是各色哲学思想,从古到今,包括几千年,凡属历史上认定的名家文本均可作为权威性根据而加以利用,并起着任何人文学科(包括技术性甚强的法学和经验性特强的史学,如所谓“法律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根据”之功能。我们发现,在今日构成混杂的人文学界,哲学话语真地成为了理论性装饰,即凡与历史大师学术挂钩者可示人以其论述深刻或具高理论性。作为几十年来的符号学理论研究者,我发现,正是这一习惯才是今日世界符号学理论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如举例言之,本人在以往多篇文章中都指出意大利的已故符号学大家艾柯的“符号学哲学”理论,正是阻碍未来符号学理论的科学化发展的主要绊脚石之一。其以语言哲学作为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的提法之肤浅,与其在具体文艺作品解析中的真知灼见,形成了鲜明对比(长于具体作品分析者未必胜任于高层理论建构。艾柯毕竟是媒体人出身,其一般哲学理论素养是颇有局限的)。如果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尚且如此,其他名气次于他的符号学理论家就更不须多论了。正是本着西方人不懂的“诤友”之义,我在离别参与了数十年之久(自1982起)的国际符号学学会之际,决定向诸位理论家“大进一言”:你们的毕生努力方向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有用于职业生存,人人可据以获得职场位置与相应职业收益,即借助于“施行学术实践程序”而达至了职场目标。再一次证明:学术是手段,职业是目的!),多半属于对“他人哲学的转述与组编”工作。不是指他们的学术活动没有任何技术性层面上的贡献,而是指他们的大方向错了。当然,本人的“儻言”对大家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无不是将个人学术活动看作是职业性运作过程,只要在业界“行得通”有何不可?对于教授大学生们(特别是今日越来越少读书的大学生们)有什么问题?此一推测结果再次证明,在今日人文学术全面职业化系统内,哲学学术活动主要担负着在哲学专业职场内进行有效职业化“运转”的任务。而该运转方式的合法性,乃取决于权威集体们的决定,并不取决于相关学理的客观辨析。(真正的科学探讨必须是非功利性的,公平的,诚实的,而“大家”们无不是要在讨论中取胜于对手方。) 如果以上所说为事实,那就请联系到本文开端所谈的新阳明学之宗旨,看看二者是否相合?阳明心学最后要将一切学理还原至“善恶真伪”标准,而不是归结为职场上的权威认定或学术市场上的流通价值。而在此,只有阳明学的善恶真伪心术才是通向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的“原始基础”,而不可能是职场上的各种功利主义标准。而为了向外正确投射“善恶真伪”标准就须处处“真实实践学到位”,即须为此进行相关认知能力的准备,而不是以和尚念经式的(自古以来庙宇生态就是一门大生意)复述他人文本来“混生活”。在此,良知学的能动性一面,还进而须体现在切实自我督责的活生生心态的滋养意志上。这一切都是纯然发生在主体主观性内侧的自发自主行为,而不是被外界环境条件所模塑成的行为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功”,学者就只能顺着外力而随波逐流、趋炎附势、逐利而行(有如牛羊逐草而行,因动物之“草”即相当于人类之“利”。)如此,人文学术就始终只能是职业化运作之材料和工具,而不是向真正科学化发展的基础。我们几十年为之努力的符号学事业,当然也都是朝向于这样的真正科学性目标的。不想今日国际符号学活动已转化为聚众结势、集团谋利之学术工具! 以上所谈为人文学理及哲学的职业化异化的一面,当然在学场环境制度严格地区,人文学理当然是在“严格程序性检验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如此,我们却在此学术实践严格性生态上瞥见更高层次上的“职业化异化”:这就是用纯粹“技术性的严格性”来系统地取代“思想方向性上的正当性”,于是所谓严肃哲学家今日就相当于把握专业文本技术性细节的“匠人”。他们毕生都生存于此哲学话语的逻辑链索的技术性细节之把握上,而不再关心任何“天下事”(主要指人文科学世界的大事)。这样的哲学人格与古代哲人的人格可谓大相庭径。他们不将思想朝向于各种“实在”(真理),而是朝向于各种“文本”,遂将历史文本所意指的历史实在视为当前之实在。这样的古今混杂观也是哲学职业化的重要副作用之一。哲学文化表面上的商业化异化,为其技术性异化之第一层次,而其技术性深化之学术实践专门性,则为哲学技术性异化之第二层次,也即最根本上的异化:将哲学之思想性转化为技术性!学人不知,还以为自身专业技术之深化即代表自身哲学造诣之升扬。今日所谓哲学者,也即演化为一种另类智力游戏。 此外,正是符号学的意识形态分析法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超越英美人易于忽略事态细微结构的自然主义、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和认知科学。任何以单一名称称谓的文化学术现象,都是一个立体性综合体,而绝非单维片面体。哲学,并不就是指其所指称的诸多书籍文字和其中的“思想内容”,而是相连于其产生背景、条件、方式、动机、目的、效果等方方面面。今日哲学文化的职业化演化,使其得以利用历史上赋予它的(虽已大大过时的、今已被虚假化了的)思想理论特权名头,结合到商业全球化、文化学术技术化的社会现实,成为学界、文化界一种另类集体聚众谋利夺势工具。成为学界拉帮结派工具后的哲学,其最重要的阻碍人文学术发展的因素,就远不限于指其学术思想内容本身的稀薄化、虚空化,而是应特指其妄图占据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的“势力霸权地位”的企图。作为拉帮结派工具后,哲学不再以其思想内容的真实吸引力作为“吸众手段”,而是以其在学术市场占据的“名势份额”大小(可易于被人为关注和操纵的)作为实在吸引力方式,即利用全球商业化时代的普遍个人主义趋利人生观的泛滥,诉诸于人们趋炎附势、党同伐异、西瓜偎大边的惯习,以期继续据有“人文学术(文史哲)皇冠”的虚荣。自然,在如今世界上人文学术每况愈下的衰世中,这样虚假的“哲学复兴”不会产生任何这类社会文化效应,但是它却会起着另外一种“积极效用”:即阻碍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而“真正的符号学”(完全不同于今日国际流行的“符号学大杂烩”)的中心目的正是朝向于建设全球化时代真正人文科学的大方向的。 从符号学角度看,今日世界哲学问题,已然不是哲学思想内容本身的问题(因今已变成并无其社会文化学术重要性了),而是“如何运作哲学的方式”所产生的各类副作用问题。随着哲学学术的“技术性异化”(我语),其传统“学术评价系统”已然转化为对应的“职场评价系统”。由于职场制度化的空前发达,其衍生产物也空前丰富化,并形成了一全面综合多面向的等级系统:如体现于以下诸方面:学校,科系,刊物,出版社,权威明星制度,市场占有率,学会规模,国际“强强联合”霸占世界哲学话语权的比重,以及通过媒体手段进行宣传造势的效果等等。这些“学术势力参量”(我语)的研判和制作,反而成为哲学职业操弄者的主要目标和工作地盘所在。简言之,哲学早已失去其古代崇高声望,而成为一种学术职业商业化运作领域。所以今日难得再见到古典意义上的“哲学家”风范。或者,古典意义上的“仁义道德话语”多已蜕化为哲学职业操弄者的“媒体式运作材料和工具”。此处所谈种种,本人在2014年索菲亚大会文中尚“出于礼貌”未曾加以申论,而言下之意则是:“哲学界如是,君等赖在符号学界意图承当准哲学家角色者,究竟有何自傲可言?”因为学界理论家们都是“博士化窄士培养制度”下的产物,其眼界、心胸、悟识力之局限性,实非想象可及。亟思奋进者均孜孜于学场等级地位和国际声望之追求,一切按照职场流行的共识及具可行性的游戏规则行事,此外别无自由想象之空间。 治学是为了职场成功,成功的直接标志是“取胜”。按此心态,如何可能有诚恳、诚实的论辩要求?按照“窄士培养计划”,博士学者天然地就是本领域“百分之一知识”具有者,按此,如何能够与其他“百分之99”同业进行公平讨论?而各持己见、各说各话(学术大会无不如此),言论发表后、刊出后就相当于成绩本身,根本无关于内容质量的验证问题。支持此行为方式的正是职业化标准(职场资格地位证书),发言者“行礼如仪”,完成规定“程序”即可,有如古代儒家实行礼仪时的程序化过程一般。国际哲学大家们何人不是如此呢?何人不是根本不思预先花时间准备相关的所不知者,以便获得真实资格进行跨学科、跨课题的学术讨论,结果无不是相互通过哲学话语的交流姿态,最终以势“取胜”(至低限度,研究生导师可通过所支配的研究生群体来营建学场声势)。从博士起的逐阶等级升迁,已成为今日学界的标准“官僚程序”,正如官员可按序届时升迁一样,学者今日又何尝不如是?于是,将个人人文学术发展与职场升等制度结合后,遂将人文学理事业彻底、系统地“职业化”,使其结构性地脱离了科学求真,目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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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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