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出版前夕，突然接获出版社邀撰“总序”的信函。我于是马上放下手边工作，到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搜集了一批最近法文资料，连续几天集中阅读，特别是有关各种批评性意见，以期能对作者和他所代表的“狭义”结构主义今日具有的意义，进行一次最新的总结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文集》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总序”作者按语： 《文集》出版前夕，突然接获出版社邀撰“总序”的信函。我于是马上放下手边工作，到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搜集了一批最近法文资料，连续几天集中阅读，特别是有关各 种批评性意见，以期能对作者和他所代表的“狭义”结构主义今日具有的意义，进行一次最新的总结。我确信（可能比多数西方学者更加确信），今日人类已到了必 须从“时空整体”角度来规划社会人文学术研究的时代。对此而言，可以说，没有任何现代西方理论思潮，比结构主义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 可与其它人文理论思潮有效沟通的“观察和思考的平台”。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如今商业化大潮主宰一切之时，能够在中国积极推动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的出版事业，也 令我备感振奋。足证两千年来的人文思想传统，余泽犹存，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只向往金钱的和技术性的知识的。毕竟文明的本质在于思想和精神。 2005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例会上，初步拟订了2007年 下一次赫尔辛基国际符号学大会的讨论方向和大会主题发言人推荐名单。大会决定向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符号学”创始人之一列维·斯特劳斯发出致敬电。限定为五 人的大会主题发言人推荐名单中包括：学会会长、芬兰塔拉斯梯，意大利艾柯，法国克莉斯特娃等多名欧美人士，亚洲区则包括一位印度著名作家和作为东亚地区唯 一被提名人的我本人。如果到时我的发言人提名获得确认，我将把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方向与跨文化符号学，特别是与中国符号学的关系，作为一条“主线”纳入讲 题。因此我的发言内容可能是五位发言人中唯一会与大会致敬人有所联系的题目。因为，对于当前国际符号学学者而言，作者已明显属于上一世代人物。实际上，强 调法国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及其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密切相关性，乃是两年来我在三次国际符号学会议发言中的独自坚持的一贯主张之一。在下一次国际符号学大会中， 我将继续从东亚、亚洲和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之现代化要求角度，从理念上说明国际符号学的跨文化新方向，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今后将作为东西 人文思想交流的“语义学工具”，必将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尽管这一看法未必可获得西方人文思想理论主流意见的认同，国际符号学界和人文科学理论界应该了解， 在今日全球化时代，现代化了的非西方思想传统参与全球性理论对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对 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来说，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尤为显著。三十年前我是这样发现的，三十年后我依然，甚至较前更坚定地，这样认为。的确，现在到了中国

请用仁学代替儒学 —- 給儒学朋友的一封信 李幼蒸 文明口号的战略性转移 儒学 ：属于中国历史之特殊，如作为信仰，将使中华难被理解于世界 仁学 ：属于普世人性之本然，如作为信仰，将使中华自然融入于世界 网文补言：本人以中西理论比较研究的背景重新解释 请用“仁学”代替“儒学” —-給儒学朋友的一封信 李幼蒸 文明口号的战略性转移 儒学：属于中国历史之特殊，如作为信仰，将使中华难被理解于世界 仁学：属于普世人性之本然，如作为信仰，将使中华自然融入于世界 网文补言：本人以中西理论比较研究的背景重新解释孔子思想，其要点在于区分《论语》、《孟子》两书表达的仁学伦理学思想和汉代神化孔子后建立的儒教制度及 其意识形态工具——经学。二者绝非一事，而因儒教伪称孔子为其“教主”和经学编撰者，仁学和儒学遂被混为一谈。海外几十年的儒学研究深受此一被歪曲的历史 讯息之误，竞不能区分孔子思想研究和儒家神道设教传统，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将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和认知。有鉴于此，作者在本文中提出此有操作可能性的建 议。此一思想史区分，顾颉刚一代早已彻底解决于二、三十年代，而其后海内外“中国学”理论之思辩渐趋疲弱和混乱，以迄于今，实堪惋惜也。（2007，1，16）

简述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区别 和《学灯》网刊青年史学家漫谈 在现代历史学研究中我们会越来越面对着一种极其重要却并不容易蠡清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历史学者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修养。这个问题当然关系到史学课题本身的分类和层次，不同的史学课题任 简述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区别——和《学灯》网刊青年史学家漫谈 在现代历史学研究中我们会越来越面对着一种极其重要却并不容易蠡清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历史学者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修养。这个问题当然关系到史学课题本身的分类和层次，不同的史学课题任务需要不同的理论知识准备。重要的是，理论形态和课题需要之间的相互适切性。而学者对此适切性的感觉和判断就反映着学者的有效理论思考能力。  从梁启超开始，现代史学家均知道来自西方的理论，对于开创“新史学”，是极其重要的。“新史学”观念本身就是中国史学家对现代史学须具有理论知识根据的一种认识。而另一方面，史学是一门高度相关于前现代化时期积累的文字资料的学术。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和消化传统史料，对此目的而言似乎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理论。在史料整理工作中如果侈谈理论，不仅可以说是不务正业，而且其理论话语本身也可能并无多少价值。所谓理论的价值，是相应于对象和课题而确定的。但是一般来说，中国史学界的整体情况是长期以来欠缺对理论知识的关注，虽然两岸四地史学界欠缺理论的情况和原因并不一样。  1978年时大陆史学界迅速产生出一种扩大历史理论知识的普遍愿望，特别是来自现当代西方理论界的知识。当时我作为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被自然地引进这一领域。我的研究计划则使我比其他学者更清晰地面对着一个时代性的史学理论认识论挑战：这就是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之间的性质异同问题。当时大陆史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区分可以说尚乏认识，所关心的主要是那些西方史学思想最为流行或最有影响力。在关心史学理论的学者之中，可以大分为两类：对外国史学理论本身进行研究者和关心中国史学本身理论革新者。对后者而言当然也需要一种“理论资源”。对于在史学理论的具体应用特别关切者，就会急于选择一种容易接触和容易掌握的理论形态；而研究目标方面则追求某种不同于现存理论的新颖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新三论”、“老三论”史学理论模型。正像80年代初学术界兴起的诸多学术“热”一样，一方面它反映着青年学者渴望理论革新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着青年学者动机和目标的“短程性”：急功近利。结果，只要在某一学术圈子里一段时间内形成一套共同接受的学术语言，它就可被学界视为有“可行性”。也就是，任何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只要“可行”就被视为 “有效”。在其促成的某种新学术形态过程中，学者个人和学术语境都因此而确立了其学术市场价值。这样的“实用主义”或“行为主义”学术风潮三十年来也存在于其他领域，并可相继被海外华人学界承认。原因在于，海外华人学术一向欠缺理论热情和知识准备，所以他们对国内产生的新理论语言并无独立判断的条件，而只关注其在内地学界的实际影响力或知名度的大小，并亦往往据此判断其学术价值。  我当时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理论这两个理论方向的西学研究者，也就在两个方向上与历史理论引介工作发生了联系。就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而言，其基础是现代西方哲学；就当代西方跨学科历史理论而言，其基础是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理论发展。就后者而言，其最前沿的发展就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而这正是我自1978年以来的主要研究范围。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史学界会邀请我参与中国历史理论的建设工作。  我当时的历史理论研究可以说同时沿这两个方向展开：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 在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内我参与推进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介和绍述工作中，所从事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狄尔泰解释学、精神分析学史观、尼采历史真理批判、现象学的思想史批判、分析哲学史学理论等等，无不相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此领域内的知识，不仅史学界一向接触甚少，哲学界也相当隔膜。等到德法解释学历史理论思想引介之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活动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当代西欧历史哲学主流的视野。与此同时，随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的开展，我已越来越感觉到“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之间的区别应该让国内史学界有所了解。当然这并不容易。首先史学界本来对马克思理论以外的任何西方理论论述均少接触，如何能够在短短几年中区别二者之间的异同呢？这种区别，应当说对于海外华人史学界和哲学界也还并非普遍清楚。因为在当时美国教育界，所谓历史的理论认知无非就是历史哲学，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欧美各派历史哲学。当代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应当说是始自法国现代历史社会学潮流和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潮流的。可以简单地说，“历史哲学”主要相关于形上学和本体论这类把“历史”当作对象或材料的哲学性论述。“历史理论”主要相关于社会学理论方向的历史思考，包括人类学和语言学分支。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相关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当代展开，它集中于对历史话语或历史文本的形式构造分析。如果说“历史理论”由两大部分构成：社会学人类学方向和语言学文本学方向。那末当代波兰史学学派和捷克史学理论学派所熟悉的也主要是前者。而美国当代关心欧陆思想的历史思想家，如罗蒂等，最难深入下去的也是后者。至于所谓“元史学”等美国历史文本学派，也并非是在法国结构主义形式化层次上充分把握历史理论的文本学方面的思考的。后者特别相关于索绪尔、叶姆斯列夫、格雷马斯、巴尔特、福科路线，因为这是与美国人的固有思维习惯非常不一致的。  当然，在如此繁杂的思想学术辨析分疏的任务面前，我在80年代所能做的是介绍基本性知识，而顾及不到知识在国内学界的理解和接受的问题。就历史哲学而言，它是依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所以它将随著中国的哲学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水准。因此我特别关注如何使史学界尽早理解：历史哲学作为思想眼界的开阔渠道是一回事，而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则是另一回事。不应当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从不讲理论到借史学材料放空论。后者将比不讲理论的史学研究更糟糕。（今日后现代史学中即充满着这类似是而非的“道家式空论”）各地史学界颇可看到一些学者除史学专业外喜欢哲学阅读，其实这只是表示一个人同时兼有两种学科兴趣和学养，但这一事实并不等于是说他在处理着史学的理论性问题。史学和理论的关系并不是在历史话语之上铺陈上哲学修辞学装饰，以为这样就算是使其历史研究增加了理论性意涵。而学界往往发生此类误会。在此意义上，历史哲学话语不仅可能无助于历史研究，甚至于会妨碍历史理论思考（一些在史学界而好谈哲学者，可能在两方面都弱于两个学科的较高水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更强调“历史理论”一词。  1979年当《世界历史》约我撰写结构主义和年鉴派史学理论时，我打算在一篇文章中处理的就是分清与历史有关的“理论”范畴是什么。由于时间限制，不可能将相关问题充分讨论。但我所著重介绍的“年鉴派”第三代勒高夫理论和同时期我绍述的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历史理论，就是希望展现“历史理论”的最新法国形态。这个形态，当时不仅是不重视理论的史学界、包括法国史学研究者、所能理解的，而且也不是一般历史哲学家所易于理解的。战后年鉴派和结构主义都是二十世纪法国广义结构主义思潮的最新发展。与此相关的知识准备相关于两个世纪来西方多方面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非哲学的理论化发展。后者一方面基于现代哲学，另一方面超越现代哲学。这是我根据以往20年的独立研习经验所获得的跨学科方向的理论新解，却不是仅只熟悉本学科理论的、哪怕是杰出的学人所易于把握的。没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基础，也不可能深入理解勒高夫和杜比一代的历史思想的意旨所在（而按照导师指导进行论文写作之事则人人可为，问题在于要想真正把握前沿理论的意涵，必须同时阅读大量相关资料，而这是研究生极难有时间办到的。所以仅只完成了论文写作，把基本资料缕过一边，并不等于就“掌握”了专业知识），更难以进一步认识年鉴派理论的局限和未来发展或改造的问题。年鉴派，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都是二十世纪西方跨学科历史思想理论化展开中的不同相关方面。当这些思考方式应用于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时，将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发生巨大的“化合作用”。但是这一跨文化史学理论化发展要求我们下多麽大的决心和做多麽大的学术知识准备呢？这绝对不是靠一时热情和急功近利的作为可以办到的。进一步消化和协调西学理论知识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常强调历史学和伦理学的关联，也就是人文科学和仁学动机学的关联。这就是：没有学术实践动机方面的“正本清源”就难以完成学术实践的“任重道远”。何况还有一个人际关系或学术集体状态的问题。如果像今日世界各地学术界那样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唯名利是求，前述史学理论的宏伟目标就难以实现。同时，更主要的是，中国史学理论的宏远目标之达成，绝对要靠自己的独立勇敢追求，而不能依靠于中外学术权威（其中大量的是名实不符的）的认可，包括“国际认可”。否则就把对“外界力势”的追求和迎合当作真理认知标准本身了。  知道西方流行学派和学星的名字和思想大意是一回事，了解学术理论的实体是另一回事。不幸到处的中国学者都习惯于浅尝辄止，争抢谁是“第一个”介绍、翻译那一位西方大师的。追求海外时髦理论，而本人既不研读原著也不进行深入思考，这样的“关注”历史理论是不会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革新产生任何益处的。 “理论”不是指任何一套乱七八糟堆积起来的抽象词汇。有许多人抽象话语说的越多越混乱，根本欠缺一个历史材料和理论方法之间适切互动关系的感觉。历史学家并不需要这样的借历史材料进行理论发挥的能力。（实为对抽象性本身的一种审美爱好而已）那末史学家该如何增加其适切的理论修养呢。我以为，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比哲学方法论要更为有用。只有特别关心历史理论本身建设者才需要深入研究哲学。比如说，以下学科都是关心史学理论的史学家所应该关注的：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等等。对于史学家来说，这些学科理论都是作为“二手”知识来学习的，而绝不是要求史学家去精通其他学科的知识。今日跨学科时代，学者个人应该调节其知识结构，其中许多所需要的方法论知识都属于“第二手”和“第三手”类别。重要的是，恰当地驾驭各类知识，使其在自己的研究计画中“各得其所”。学者的“理论能力”不反映在理论知识的多寡（旧时期学人的“博闻强记”判准从此可以休矣！）上面，而反映在判断和应用理论的适当性上面，后者则要求学者能够进行细密而认真的思维。旧时期史学家有理论兴趣者，往往指那些在本业以外喜欢泛谈理论者。如前所述，其理论性话语对于他的史学研究而言，往往不过是一种装饰；相当于古代学人也是诗人，而其诗作与个人学术并无关系。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喜欢在本业外进行各种理论评论，这些评论话语可能都只是一种“副业”（包括品评天下大事的副业），如在报纸上写理论批评性文章。但是这些本业外的理论发挥不可被视为他在史学本业中具有理论化眼光，而世人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似乎只要谈论过中西哲学话题，就可被称作史学界的理论家。他们往往利用一个领域内（如媒体议论）获得的名誉来支持另一个领域内（如史学）的学术资格。学生接触学术著作不久，难以分辨理论话语的深深浅浅。在一次讲演中，听历史故事时的兴味和听哲学议论的兴味可以同时并陈于记忆中，听众会以为这就是“博学”，“博”是博矣，但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历史研究“理论化”要求。因为“史学理论”不等于用史学做材料来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借题发挥”。历史理论一定要能够提高诸具体史学课题研究本身的可理解性和说明力。对此而言，战后60年的新学术发展为我们准备了新世纪前进的基础。但对于在跨文化层次上开始的这一新的人类历史研究目标而言，基础知识的丰富准备比理论知识的仓促应用要更为重要。  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关系问题，其实也相关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哲学”学科是一个历经2500年的古老学科，其中古今词语和观念混杂并存，如果再考虑到中西之间的文化歧异，人类哲学世界全体内观念的混杂性亦将倍增。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一字表明，它是一个近现代观念，所以不再可能以古老的哲学学科作为其中任何学科的“理论基础”。这正是我在七十年代末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时所欲说明又还不具备主客观条件加以说明的。那时人们在与现代西方哲学隔绝了几十年后正须全面补课，不可能一下子把握时代学术理论全景。但是我在介绍西方哲学的同时也介绍更前沿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便等待青年一代知识补充后再回過头来把握跨学科理论方向的问题。当然，在此局面下，还得“有礼貌地”对付海内外一些名气很大的哲学家、史学家权威们的对内排挤和对外误导。他们往往不懂装懂、抄袭盘剥、排斥贤能，而在公众面前又摆出高人一等姿态，以时代启蒙者自居，把政治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亦足以混淆视听于一时（他们那时的种种“造论”而今安在哉！不过成为他们借其获取终身名利资本的临时性手段而已！热衷于营造“名人”的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容忍，是以包括高层子弟在内的千万青年的时间浪费为代价的！）。现在进入新时期30年了，而且我们已进入了新世纪。人文科学正在全世界面临着大变革局面，为了有效参与这个时代性的学术挑战，首应正视以历史科学为首的人文科学大家庭的真实学术状态和真实理论需要。趁《学灯》网刊发刊之际，略述感怀，并期与青年一代学者共勉之。  （2007，3，26夜，草于旧金山湾区）

转发者（李幼蒸）按语：2006年10月山东大学和《文史哲》编辑部等单位，趁《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之际，筹办了有关顾颉刚古史考辨学派的研讨会。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科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会议的筹办，牵扯到顾颉刚学 转发者（李幼蒸）按语：2006年10月山东大学和《文史哲》编辑部等单位，趁《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之际，筹办了有关顾颉刚古史考辨学派的研讨会。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科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会议的筹办，牵扯到顾颉刚学术思想的错综复杂地位问题。在大陆，顾颉刚既是“进步的学者”（在五四时代意识形态史的意义上），又是不宜于全面肯定的学者（因其疑古史观似有损中华民族文化形象）；在海外，顾颉刚既是“附共人士”，又是“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认同的“五四精神”始作俑者之一。这一复杂背景引致7卷本的《古史辨》巨著几十年来在两岸四地史学界均未发挥应有的学术作用。对于围绕着顾颉刚现象形成的两岸四地学界的这种“排顾趋同效果”，实堪玩味。新时期以来，顾颉刚学术在大陆的地位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性，这就是大陆学界开始系统地减少了原来政治取向的“封建主义批判”兴趣，而越来越热衷于引进港台美华“泛汉学系统”学术，因此“疏远”顾颉刚的现象，竞然增加了双倍份量。不无戏剧性的是，顾颉刚现象又因一具体学术事件而不期然再次成为史学界焦点，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引起的海内外争论。自《文史哲》杂志发表了齐鲁大学杨春梅女士的长文“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 后，中国大陆古史学界的偏疑古派和偏信古派之间的学术分歧明显化。杨文并提出中国史学界正在“召唤着新的史学理论”。因此，顾颉刚史学理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计划等，就进而扩大为中国古史学界的理论化发展问题。关于史学理论，新时期三十年来，大陆史学理论界引进现代的西方历史理论知识，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如何使一般史学理论和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挂钩”，以及如何使几十年来成就卓著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与现代历史理论“挂钩”，就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时代新课题了。这样的重大学术议题，当然无法在一向忽略历史理论建设的海外“史语学”和“中国学”内进行。山东大学是次会议，遂亦不期然成为从有关顾颉刚学派定位的局部研讨会，扩大为展望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化发展的学界聚会。是次会议之所以有此效果，乃因筹办者邀集了多学科学者、特别是关心理论建设的中青年学者与会。由此可证，史学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思考和合作的产物。中国古史学的学术发展当然也须各相关学科的介入和合作，因此也就不再是史学专业内部的问题了，甚至于成为一个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前沿理论的问题。所谓“召唤新的史学理论”，自然就是召唤着不同学科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合作。 本人作为前《史学理论》编委和《新史学沙龙丛书》编委，以及作为多年来提倡历史符号学研究的海外独立学者，有幸受邀参与了会议，受益颇多。关于顾颉刚现象的大陆相关部分，因为含有各种非学术性因素，而其论辨话语的意涵却不难理解。而顾颉刚现象的49年前的大陆相关部分和49年后的港台美华相关部分，反而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知道顾颉刚的一位弟子当年曾受托编辑《古史辨》第8卷而未果，后来到了海外，理论兴趣日趋淡薄，更以偏重资料业为史学正宗。此一现象竞有人引为顾颉刚学术不足取之证，海内外是非颠倒如是，以为不论什么学问，都是海外的高于海内的。岂知，海外学界对顾颉刚学术的轻忽根本上源于其学术理论知识的不足。山大是次跨学科古史学会议进一步表明，无论是现代史还是古代史的理论问题，都将是各科关心理论学者共同思考和讨论的公共性议题，虽然彼此因所长不同而可贡献于讨论的方面有所不同，其中专长和通识二者之间更须相互取长补短。会议结束已经半年了，关于会议的几篇报导刊于各专业媒体，未得广泛流传。现将几篇角度不同的报导汇集于此，同时刊布网上，以方便有兴趣的读者了解参考。计有： 1。《文史哲》的报导 2。《中华读书报》的报导 3。《学灯》（网刊）的报导 4。《山东大学报》（网刊）的报导 ～～～～～～～～～～～～～～～～～～～～～ 1。“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 秀 俊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本文讨论仁学伦理学原则和现代功利主义学术制度的相互关系。原始仁学面对的自然、社会、知识环境与现代社会迥异，而原始仁学及其现代义解所共持者为：义利之辨和紫朱之辨。“义利”为仁学伦理学之原则，“紫朱”（真伪）为仁学伦理学之方法 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 —- 论理性高于权威（新增改版）* 李幼蒸 关键词：仁学， 伦理学，国学，汉学， 理性， 文章摘要 本文讨论仁学伦理学原则和现代功利主义学术制度的相互关系。原始仁学面对的自然、社会、知识环境与现代社会迥异，而原始仁学及其现代义解所共持者为：义利之 辨和紫朱之辨。“义利”为仁学伦理学之原则，“紫朱”（真伪）为仁学伦理学之方法。本文即将二者运用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现象，以新仁学之“义镜”，反射出错 综复杂的文化学术界之“利薮经纬”，以示：今日国学、汉学、留学文化所内嵌之功利主义固疾，实导致中华文化在物质性成就不断提升的同时，将结构性地降低其 民族精神性文化之水准。对治之策正是返归仁学精神本身。历史辩证法在于：最古老的东方伦理学智慧，在最现代的西方符号学方法论协助下，将有效提供人文科学 现代化的认知标准和工具。“伦理学”（传统原则）必须与知识论（现代工具）结合，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精神实践手段。        ～～～～～～～～～～～～～～～                                 引       言 今日仁学，首先应指一种学术伦理学。本文通过海内外人文学术中的一些功利主义倾向，指出其违反仁学精神之本质。 自 然科学的进步，首先靠得是对象及其概念的精细化规定。而前科学时代的几千年“准科学”现象，虽然是人类理智实践的产物，其“类科学”、“副科学”、“准科 学”特点，却与真正科学实践产物，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世界。不知道在二者之间加以严格区分，而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便使前科学时代的不成熟理智活动“沾 染”科学的光彩，这一作风本身就是违反科学态度的名利追求行为（“古已有之”论）。一些文化史学者（包括汉学科学史学者），出于学术争名利的动机，硬是要

按语：此稿 11 月初撰于北京，会议组织者告本人约有 15-20 分钟发言，故按此篇幅撰述，以备 20 号发言之用。月中到南京开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时，被告知纪念会因故取消了。现将原稿发表于此，以再次表达我本人对法国结构主义重要性的强调。 列维斯特劳斯百 按语：此稿11月初撰于北京，会议组织者告本人约有15-20分钟发言，故按此篇幅撰述，以备20号发言之用。月中到南京开“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时，被告知纪念会因故取消了。现将原稿发表于此，以再次表达我本人对法国结构主义重要性的强调。 列维—斯特劳斯百周年寿旦纪念会 发言稿 （2008年11月2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作为《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的译者之一 和“总序”撰写人，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这次学术庆祝活动，感到十分荣幸。     列维—斯特劳斯教授是当代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杰出人 表人物， 而 法国人文科学在今日西方人文学术界占据着领先地位。我在2004年 夏季里昂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符号学大会闭幕式上指出：①战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是当代国际符号学动活动的龙头；②在法国思想史上，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 运动，是继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之后出现的第二次重大的人文思想现代化运动，其价值不仅远远超过法国存在主义哲学运动，而且促进了全人类人文科学现代

新时期最重要的人文学术工作就是西学理论翻译，30年来理论翻译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也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负面倾向，这就是：以“翻译家”当作“科学家”的普遍倾向。中国学界研究西学必然起始于翻译，并将不断发展翻译事业。这不仅是出于研习西学的必要，也是中西 “理论翻译”和人文科学前途 —论“以译代研”*趋向的长期后果 本文简目 提要 仁学前导 小引：对自己过去主张的反思 0）前言 1）从专业编校工作看名实不符 2）从理论译作的“重译”现象看名实不符 3）从理论名著翻译现象看名实不符 4）翻译原著与学术创新关系上的名实不符 5）上述“名实不符”现象源自80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 6）西学理论的三个不同层次：翻译，研究，创造 附录：一位青年哲学学者的来信 尾注：1，2 【提要】 新时期最重要的人文学术工作就是西学理论翻译，30年 来理论翻译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也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负面倾向，这就是：以“翻译家”当作“科学家”的普遍倾向。中国学界研究西学必然起始于翻译，并将不断发 展翻译事业。这不仅是出于研习西学的必要，也是中西人文理论汇通的表现。而今日“以译代研”倾向则反映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翻译质量的问题，另一个是翻译是

学界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学术论述层次：当前通行的常规层次和超前展望的理念层次。我们的论述会不时交叉于这两个不同的“认识论层次”。读者可以根据作者所提示的逻辑理念来把握本文的“跨层次”论述方式。本文关涉到人类人文学术整体前途问题以及中国学人参与人 新世纪人文科学前途和仁学伦理学 —-人文学术革新的逻辑路线：“诊断”而非“处方”  李幼蒸 【前言】 学界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学术论述层次：当前通行的常规层次和超前展望的理念层次。我们的论述会不时交叉于这两个不同的“认识论层次”。读者可以根据作者所提示 的逻辑理念来把握本文的“跨层次”论述方式。本文关涉到人类人文学术整体前途问题以及中国学人参与人类人文科学理性革新的使命问题。全文分为两个部分： “基本纲要”和“论题简释”。 【第一部分：基本纲要】 1。百年来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资源（此一知识资源今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正如自然科学一样），目前正面临着全面横向沟通和整合以继续积极前进的时代任务。 2。 然而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全面制度化、职业化、商业化的发展，导致学术实践的动机、目标、成效与学科世界的职业化、制度化分隔局面结成了一体。社会制度性发展 进而导致学人主体伦理心态的普遍弱化，文科学术实践已成为社会职业化、程序化、市场化行为，从而弱化了突破专业制度性限制以促进跨学科沟通的主体性动力。 近20年来西方人文科学思想创发力度的明显减弱，可以为证。 3。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不仅相关于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任务，而且相关于将西方文科学术知识纳入本民族精神资源的任务。新仁学，作为人本主义和人类主义的 思想体系，本“人能弘道”精神，不仅需要通过借鉴和利用西学以促进传统学术现代化，而且进而需要直接参与促进包括西学在内的人类一切人文学术的未来发展。 传统仁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也就是主观实践的主动性和客观环境的规律性之间的结合，这将导致中国学术有可能参与突破人类学术发展中的这一制度性瓶颈。 4。质言之，仁学伦理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的互动，有可能在新世纪为人类共同的人文科学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动力和方法。本人参与国际跨学科学术活动25年 来的经验使我确信，如无一种主体实践伦理精神的介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滞碍难行。现代学人主观能动性的弱化，有其强固的客观原因：一方面

我在前文理论翻译和人文科学前途中，论及了两个层次上的问题：理论翻译活动本身的实际问题以及由其反映的学者之急功近利心态问题。前者事小，后者事大。该文不乏微言大义，明者识之。学术实践中的挟洋自重，本质上等同于挟古自重（司马迁曰）和挟哲自重（柏 我在前文“理论翻译和人文科学前途”中，论及了两个层次上的问题：理论翻译活动本身的实际问题以及由其反映的学者之急功近利心态问题。前者事小，后者事大。该文不乏微言大义，明者识之。学术实践中的挟洋自重，本质上等同于“挟古自重”（“司马迁曰”）和“挟哲自重”（“柏拉图曰”），甚至于间接等同于“挟时事以自重”（以表层的“浅现实”点评代替里层的“深现实”研究，因浅者、表者不仅易见，并易于随意发挥，特有效于引动读者也。此之谓新闻性学术）。洋，古，哲，时事等等，作为研究和讨论对象，其本身自有其重要性，即某种“对象重要性”。如加上一个“挟”字，则意思全非，其意乃指，借此“对象重要性”的自然之理，以曲达个人性的功利目的。“挟”之奥妙全在一连带的“混”字。仁学的“紫朱学”即在于破此内外域内的“混同术”。此学界之“策术”又直通于学者之 “心术”，虚实互动之间，孔孟竟可早识于两千年前，而对此妙理最不知者，首推今日不少孔孟学专家（他们徒知记诵旧籍而不知其现代义解）。 理论翻译则为现时代“挟重术”之一种新趋向，甚至于具有一种“辩证法因素”在内：现代西方理论语言较古典为难和现代两岸四地学界较不熟悉理论语言这“双重事实”，反可成为“挟重术”运作之“方便”。即：原著内容的艰难性成为译文晦涩的“口实”。对此只须具备基本运作条件：外语。会了外语就可以较快达到能够 “直译”理论文本的程度。“直译”是一种翻译性技巧，职业翻译家即具有这种能力，主要是指翻译家能够大致正确处理外语翻译中的语法部分。当用于科技翻译时，此直译法足以敷用，因科技名词意义固定，翻译家按照专业词汇表对此即可基本应付。对于非理论性文本的翻译来说，译事中的差误相对也不严重，因大部分内容为描述性的，较不需要特殊知识准备。理论文本的理解则要求相应知识准备，理论翻译也就必然涉及知识要求问题。而知识获取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如果翻译家的 “知识基础”主要是外语，显然难以成功对付理论翻译工作。于是就出现了前述“直译法”窍门：把文本内容的大部分均按正确语法（连语法都不通者此处不论）译出并使中文通顺，对于涉及知识性的专门名词则采取“直译家”的诸多灵活办法。由于大家对于知识性内容都是不甚了了，谁能说谁的理论翻译内容之正误呢？当然，直译法使得翻译家的理论知识之不足，一来不至于造成理论翻译的无法进行，二来社会趋洋风气则已预先准备了出版可行性条件：市场需要。试问：又有多少人关心理论翻译之合格性问题？不少都是先译出来再说，以为原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译出来就算大功告成，对于读者是否确实从中得益，则不暇顾及，反正都是一次性 “处理”。而理论翻译的奥妙恰在于：如果不能从译文中把握理论性脉络，仅只知道一大堆名词和术语，最终并无多大用处。因为理论读物的目的就是要读者把握推理脉络，不恰当的名词处理可相当于出现了“脉络堵塞”；“理路”断了，理论话语的逻辑性作用也就减弱或丧失了。 本文先请读者重温以下问题及其相关背景： 1。西学理论性高于国学的事实和社会崇洋慕外风气，共同导致出版市场的存在。 2。急功近利遍及学界一切领域，并非只是西学界的“专利”。各有各的急功近利法门。而理论翻译为30年来其中最新的趋向，其正面效用固然存在，其长期负面效果则更为严重：舶来学术方向和模仿式思维。 3。舶来学术和模仿式思维趋向的本质，其实无关于“古今中外”之别，而均来自急功近利之技术性方便：利用“1”中的客观形势谋取个人名利，并按照同一动机，利用制度性方便将此名利成果逐代延传。导师必须变成大师，后辈才有风光，导师之学自然不可动摇。为了使导师变成大师，即须为导师不断造势，此非始于今日，而是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故伎。 4。在此趋势下，“理论翻译派”即可长盛不衰，其结果是：先通过直译法和外国名人“并驾齐驱”，再以此资格在学界辟土积势，其策术全在一个快和多上（多快好省：为什么仅具外语资格者多有编译“术语词典”之意愿？表面上固然为了促进学术，实际上可能以为此系“多快好省”之道，以为通过直译词汇书可以快速理解专门名词的字面意思，可以有助于直译工作；也就是以为不必通过一本书一本书地研读来增进学识和理解原著，而只须快速把握名词“意思”即可完成理论翻译工作。当然，此处所指为“以译代研”者，而不是指因主客观条件关系有意识地仅以直译理论作品为目的者）。 5。功利主义必然善用一切方便，首先是制度性方便：中外学位和国内外学术关系。其实“学位”和“关系”水份极大，不要说国外“放羊派”比比皆是（因其大部分时间用于打工、修学分、学外语。用于专学上的时间其实有限，更谈不到广读深思了。这是文科留学文化中的暗礁，却全部掩盖在“大洋伞”下，以至于连胡适当初还要稀罕一个虚衔。今日此洋虚衔竟可成为海外“国学派院士”的必要资格：中土国学资格要由西方汉学定）。至于国际关系，必然是为西学服务的关系，即取得西学的信任（在学识和忠心两方面）。直译派本无大志，取得原著方的权威性支持即为其最高满足。 6。此类现象大多发生在现代欧陆思想领域，更特别是发生在我个人30年来积极推进的现代德法思想领域。30年的回顾，不由得不深思两个问题：为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现代西方思想—特别是德法思想领域—内，上述问题发生得最多？为什么富有吸引力的德法思想成了学人“争抢”的对象而不是认真研习的榜样？德法思想本来最富于伦理性意涵，而为什么偏偏成了最能激发 “急功近利”反伦理性心态的源泉？这是“炎黄子孙”在全球化时代应有的心态吗：把洋人的伦理性话语当成了国人追名逐利的工具？这就是我们时代应该有的精神境界吗？ 根据上述种种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要指出学术在于心术的道理所在。学会外语，本来可以按部就班进行“朝闻道”方向（求真）的追求，如此岂非学界之大幸。但如其志不在“道”而在“名利之间”，即可成为借“道”之名义以行名利之实也。谁能说“义利之辨”原则（此即心术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此原则不仅仍然适用于中土，也大可适用于西方。 本文虽然借“理论翻译”例发端，所关涉的当然又不限于国内西学界。如文前指出的，挟古人自重，挟大师自重等现象，也可谓无处不在。而此处所谓“心术”问题则应从广狭两义来扩解：不一定是学者故意“投机取巧”，而也可能是不自觉的“风气”使然。后一情形的后果则更为严重，正因当事人不自知，从而更易放松了自我检察意识。“三省吾身”就是针对这种心理和倾向而言的。就中国历史上看，多少学人不是以谨遵前儒话语“为安”的？其中的“挟古自重”倾向也就成为制度性和风俗性的了，该倾向可说是间接地源于学术制度和通行方法等客观条件（直接地则仍然源于个人心术）。于是，学术论述中只要“引经据典”，就可自以为“言之有据”（今日则辅以规范性的参考资料制度）。现代以来，朝向现代化的学人当然多能够认识到挟古自重之非，而改为关注新知新学。而如为同一心态所累，所谓追求新知新学，可能同样行使着另类“挟重”术：所据以自重者，或为国外名人名著，或为现代本国“大师”的言论。于是，在恰当地援引他人思想以为分析之助和以他人思想为“权威性依据”之间，可能经常存在着巨大裂痕。一方面学术现代化中有强化新知新学的必要，另一方面此种必要却又可能被用来作为学人“避难就易”的渠道。学术实践中的虚实之间，不易辨别。学人自身可能为此方便诱惑，读者大众更可能被由此产生的话语误导：即不是思考辨析学术论说的真实独立价值，而是为其中包含的“引经据典”的多寡所误导。如果“引经据典”部分本身确有价值，此价值（A）可能仅属于原作者，而不一定相关于引用者对所引部分进行解释和发挥中表现的独立价值（B）。但因A部分与B部分在同一论述话语中的“混在”，A存在即可能成为B存在之隐含的、暗示性的“证明”。A如果主要指历史上一时“成功”（被承认）的作品之特点，即可能成为后世学者现成援引“自重”并导致在学者自身和读者处产生  B “效果”的“社会性方便”。扩大而言，这种倾向，岂非程度不等地存在于古今中外一切人文学术领域中吗？这也成为历史上人文学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A B关系“实用主义”之所以行之有效，正因为人文学术本身的特点所致：也就是研究思考的“对象”和“方法”首先不明；换言之我们的人文科学欠缺一种“现实界”或“真实界”的概念系统，而自然科学因有此系统，故可据以判断真伪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