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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域名续订程序失误，本人在兰州网站公司建立的两个个人学术网站的域名（“新仁学网站”和“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发生变动，现将新域名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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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2023,11，20于旧金山湾区，
# 并附学术性近文一篇“AI时代与人文科学前途随想”
AI时代与人文科学前途
报载马斯克近日在伦敦AI国际研讨会期间与首相苏纳克对谈AI与人类文明危机问题，积极方面提到未来AI科技将取代人类大部分劳务工作，而消极方面则提到类人形AI机器人的繁衍 可能达到失控 程度，进而危及人类生存。这类主题本来一直为各国专业人士所经常谈及，而马斯克此次谈话中令我额外警觉的是，他提到了未来人类一旦不须工作即可生存之后，就会逻辑地 出现“人生意义何在？”的问题。（即一旦不劳而获成为高科技时代文明标志后，将引发一系列生存问题。乌托邦时代盛谈的体力劳动的所谓崇高性届时将失去意义。）此类素来属于人文学者的老生常谈，现在竟由AI科技大亨提出，遂具有了特殊意义。因问题的设问背景迥然不同，这对于目前衰颓之势日甚一日的所谓人文科学理论课题，也就更增加了思考的现实适切性。但是当前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界能够胜任于回应此一“大哉问”吗？我对此的否定，是与我多年来对国际人文学理主流提出的批评态度一致的。国际人文主流的基本立场基于两点：其一是出于职业发展考虑。无可否认，如今世界各地，迫于市场压力，纷纷裁撤文科科系，视文史哲宗艺如“鸡肋”或“陷阱”，将其归入无用无益无能之人类积习；二是出于人文学者自负才高，自命不凡，固执己见，不屑“改造革新”。两种立场提出于人文学术圈内与外，却均无关于马斯克深刻之“问”。时当人类文明发展正处于五千年来最严重的挑战时刻（高科技和商业化的空前快速发展，不无失控之虞），而百年来人文科学理论又遭遇到实质提升的瓶颈，并失去了适切解释人生意义问题的思考能力）。马斯克之问，可谓对人文科学本来就深陷其中的认识论危机（职业化危机属于另一实用性课题，无关于本论），“雪上加霜”。所谓“马斯克的哲学之问”，却又含蕴着极其吊诡的性质。大家知道，马斯克及其他高科技大佬正是将人类文明推向准机器人时代的主力军，其核心问题并非科技界讨论的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和控制的前景，而是眼前正在大力推进的人机合体计划，或晶片植入大脑技术，以（从技术化角度）优化人种的计划，其效果将远远超越过去遗传优生学的抱负而可立即准备“改造人类”了。具体而言，马斯克之问引生的另一更具现实性问题（时代挑战）：一方面人类文明方向与方式正在被高科技集团（因其独具的高端人工智慧科技能力）全面推向准机器人或人机合体的“后启蒙时代”，社会人文学者和文化人对此毫无着力之处，另一方面高科技集团却又是对此事关人类文明前景的问题最具话语权者，而他们恰恰又是对历史，文化，人文科学等几乎一无所知者，却因财大气粗而自觉最有资格议论高科技文明得失者。然而，至今为止，大家所关心的仅只是从实用面角度分析AI等的优劣，还谈不到从人类文明大方向立场进行全局思考。而马斯克之问则超出了通常实用思考范围涉及到“哲学性问题”。虽然是哲学性问题，却并不是今日哲学系职场有条件解答的问题。（“哲学”有众多意思，古希腊哲学与现代哲学也不再是指同一种东西。今日人文学界正受到传统名词不变而词义已然不断变更的语义学困扰，而职场人往往不以为意，照旧满足于在字面上思考。）
在技术实践上，我们不懂高科技的人文学者当然只能听其摆布（正如人类文明的商业化大方向问题，我们也只能听任科技工商引领一样），而这些正在发生的高科技变革与人文科学界的生态有何关联的问题，首先即相关于难以找到适当的对话切入点。此一尴尬局面足证人文科学理论家们今日已然脱离现实到什么程度。思想史上的认识论危机，大致可类比于由苏格拉底，笛卡尔，尼采，胡塞尔等代表的思想挑战，但二战以前的世界，与传统世界虽然大幅区隔但仍脉络相连，同属一个大文明史区段。二战以来，由于科技工商一枝独秀，以加速度推进文明变革进程，至今已有如马斯克预言的“文明失控”之虞。而做此预言者，恰恰也正是促使该空前危机提前到来的一批人。人类精英们的高科技化，AI技术化，也正是构思如何将“人物种”首先予以物理变异（再进一步生技变异）者。从此人类文明将根本改变，因为未来之（机械化，生技化）“人”将不再是迄今为止延存千万年的（自然）“人”。如是，人文科学的意义将何在？因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而中华仁学尤其是“人之学”。
在今日全方位唯物质主义文明时代，也即高科技商业化时代，是否还有创造性精神文明发展的空间呢。而这 正是古代仁学与近代马克思思想都曾关注的人生根本问题。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批判，实乃出于对精神文明的深刻反省，认为理想未来的最高目标应是使所有机械化劳作者有朝一日也均可摆脱卓别林《机械时代》束缚，而成为具有丰富精神生活内涵的“人”。两千多年前形成的仁学的人之学，今日已演化为现代的人文科学之主体伦理学基础。而人文科学理论的总目标，正是要探讨人生意义问题。而当人之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异后，现有人文科学的意义将何在？对于我们人文科学家而言，马斯克之“作”（研制类人形机器人）与马斯克之“问”（人生意义何在），并非仅须在其直意上理解（那是科技工商世界必然在做必然要处理者），而是由于其设问角度的不同而向我们人文科学理论界提出了更根本的挑战，促使我们在现有的世界人文科学生态内去做更为深入的反省。这就与我们在广义符号学-解释学框架内进行的人文科学结构性革新发展目标探讨在方向上一致了。后现代主义时代，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前沿的主要特征即非理性主义、非实证主义、非经验主义的泛滥，以致于本来就脱离了社会、人生、历史之现实，而如今因AI文化之滥觞，人文科学将在双重意义上失去其对象的“现实性”，所谓学者将成为职场内制式化运作的“准程序员”。
由于几十年来历史加速度飞跃向前，哲学家的时代已然完全成为过去。（由于前文革学术生态，国内学界对于国际人文科学理论内容普遍隔膜，在80年代初期遂将国际上任何来自西方主流的思想均视为新鲜事物。）我们必须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中来面对人类命运与意义的问题。（国际符号学界理论家们将个人的理论基础纷纷挂靠到学界势力更大的诸哲学流派上，暴露出其认识论思维层级之降低，却对此并无自知之明！这当然不是由于其智能的疲软，而是因为深陷于职场商业化竞争格局内无以自拔）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哲学思想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但也正如一切历史上的重要思想理论一样，它们不应被视为今日解答学术问题的现成处方，而仅应视为值得参考的历史资源（时到如今西方学界将古今大师作品，不加甄别，一概照单全收，乃因现当代人文学术职场化、商业化、市场化的结果）。其中的直意内容，形成于千百年前，其今日有效的价值不复是其“文迹”所示，而应指其在精神层面上的跨时代的“新意蕴”。也就是应该在直意的古典内容与其蕴含的时代引申义间加以区分。古今主客观条件均大为不同，怎能用古人“方子”治疗当前“疾病”；泥古之足以悖古即因此故（取其躯壳，悖其精神）。不可悖者为至今验之有效之精神，而必须革者为今日已然过时之处方；前者源于人本主义千古一脉之主体性“基因”（此言的有效性基于人之自然性），而后者由于社会文化巨变，应对之方必然随变；前者强调高扬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后者强调主体态度的现实性。所谓人文科学，即应是科学性的经验学问，而不再是前科学时代古人的美术性学问，其原则应该是：经验朝向，思维逻辑，行为实证。这是一切科学的基本公分母。积极于瓦解人文科学理念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们，所要颠覆的首先就是这些基本科学理性性品质。几位已故后现代主义西方理论家们（他们的反人文科学思想文本今日却都成为了国际人文学职场内的标准参考书），如果今日健在，他们有能力回应马斯克之作与马斯克之问吗？完全没有！因为他都是在课堂内闭门造车，同温层内师生取暖，全然失去直面各类人生现实的兴趣。符号学运动带起的文本中心主义（本人亦曾积极研读之）方向，其技术性的贡献方面远不抵其方向性的误导。
马斯克代表的高科技创新事业属于我所说的第一物质性历史轨道（H1），高科技也正是今日推动物质化文明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源。然而作为地球人，他竟然领悟到第二精神性历史轨道（H2）中的中心主题，成为两个轨道交叉点上的人类文明过程的反思者之一。但我虽高度认可其所提问题的人文价值，却不认为他以及其他主宰世运的高科技人士们有条件适当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难道这些国际高科技大咖们自己不也是在被“世界技术化生态”裹胁而行吗？）适当的解答之道，正与我们在符号学-解释学框架内提出的人文科学革新改造之道相互吻合。为此，并不存在一个马上有效的答案，却只应存在一个朝向正确解决之道前进的正确认知态度。人文科学的义理问题与人文科学的职业问题，分属完全不同的两类设问，而国际学界将二者一向混为一谈，似乎存在的只是后一问题，而前一问题在他们看来不是问题。他们希望在科技工商主导的世界框架内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他们所要固守的则是在此国际体系内素所依存的研究方向，大师权威，等级结构，评价系统，历史遗存等等；对人文科学赖以生存的此一学术生态格局，则是不容置疑的。也即，今日国际人文学界的高低贵贱，轻重缓急标准与现状，是不容许加以批评与反思的。他们的兴趣不再是认识客观真理，而是追求社会与职场成功，而二者的实践目标与方法完全不同。
在我们提出的H1与H2的历史轨迹二分法中，尽管二者在经验直观层面上混同难分，却各自存在有不同的功能性运作层次、标准与逻辑。简言之，在物质化历史领域内如将其概称以 “名利权”，那么在精神化历史领域内则是“真善美”。两套标准，两套动机，两套目标，在逻辑上能够一致吗？然而今天的国际人文学理世界内，后者完全为前者所控导；不再是职业服务于学术，而是学术服务于职业，而此职业化领域又被充分纳入科技工商框架内，沿着唯物质主义文明大方向单维化发展，而职场内真善美价值观等也就不免也蜕化为实现名利权之“工具”而已。试看，今日国际人文学场内的机构等级序列，学人升等制度，出版市场机制，奖评“封圣”名头，权威集团所控导的学术方向，在在体现出国际人文学术的官僚体系化趋向。学术思考内容，不再针对历史现实，学术研究方法不再理性客观，而是纷纷沿趋炎附势、追名逐利方向谋求于个人之生存实惠目的。（北大人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难道不是国际共同的现象吗?尽管彼此或有着技术上的水平差异，本质有何不同？）人文学理“最后的”标准不再是“追求事实真理”，而是要与权威意见和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利益与权力已然纽结成一体）。而二者则均是可加以人为操纵者。如按仁学“察其所安”标准衡量之，所“安”者，攫取名利权是也。因此，要正确面对和解决马斯克提出的“大哉问”，我们首先应该有自省、自正和自强的人生观。这就是仁学的基本态度。今日困局之解方，不在“实”（知识），而在“虚”（心术）。此理我已重复了几十年。
我们的学术自信依存于中华传统精神文明史的背景。由于全球社会现代化趋向，传统社会文化形态被认为已然过时，无可贡献于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AI的未来主义和仁学的历史主义，看似直接相反。实则不然，我们正是要从科技工商的现代性与人本主义的历史性的对照中，来思考意义的问题。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区块，大多具有宗教或准宗教背景。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史的不同方面应该加以区分，以检验其不同作用，特别是经验性文化与超自然文化各自具有不同的领域、作用、目的、方向，以及不同性质的精神性追求（把超自然信仰与人本主义信仰是平行存在的）。因此，世俗性精神文化与超越性精神文化，分属不同文化人类学范畴，尽管在历史过程中混合存在，却各自具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学”，一如H1和H2间的运作逻辑学之区分。本人近来读史时观察到，各个兼含经验与超越的双轨文明体中，在前现代化时期，凡含显著“准政教分离”文化特征者，其人本主义理性因素即仍积极存在着，其历史作品今日仍具普适价值，因而它们今日可与各类科学思维相汇通，因同属经验理性主义大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同为地中海文明圈的诸文明体中，古希腊罗马，尽管具多神教传统，但二者同时均出现了丰富的现世精神活动，于是才产生了人本主义方向的哲学和艺术。其遗产均已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儒教文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高树天道与神话史准宗教教条，但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论语》《孟子》可成为官私双方尊奉的必读书。私学性质的《语孟》和官学性质的《五经》得以并列为两千年儒教政治文化史中的对照性圣典，遂反映出了标榜“天人合一”的中华帝国文明实际上容纳了现世人本主义精神生命（其儒教官学容纳了语孟私学）。由于中华儒教文明体中存在有此广义“政教分离”制度，允许了现世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私学的存在，于是才几千年来产生了如此光辉灿烂的文史哲宗艺作品系列，并成为今日中华文明体具有内在精神价值的根源。历史文明体的文化品质的产生，正相关于人本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有无。试看早于中华文明圈的地中海古文明区的大多数远古文明体，尽管各有一定直观实用的物质文明遗存，以及宗教类精神遗迹，但有多少人本主义精神文化品流传至今呢。今天知识分子们仍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今天有什么精神文化品可以从法老文明体中看到的呢？考古学家，史学家，大多喜谈那里的远古文明遗迹多么辉煌，但延续千百年后今日，古老文明中又产生过、流传过多少值得后人不断传诵的精神文化作品呢？没有精神文化实践，只有物质文化支持的强大权力体存在，又有什么人类文化学上的精神文明价值呢？为什么？本人认为，根本的原因一是，是否存在宽容的政教分离制度，二是是否存在有人本主义精神文化活动。单有宏大的天国文化是不可能产生人本主义伟大作品的。这是我们今日可合理地将几千年儒教专制历史看作具有伟大精神文化建树的原因之一。
无论古希腊罗马的伟大文化遗产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史上的杰出文史哲艺巨作，无不是现实人本主义精神实践的成果（均属于H2域）。而宗教性和准宗教性官学文化的职能及其物质性产品（亭台楼阁金银珠宝之类，均属官家所有，其物质美学为官方美学，尽管其制作者为庶民），并不属于人本主义精神文化范畴。但在政教合一的历史文明体中，如缺少现世人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动力源，结果就难以产生人本主义精神文化产品，试观继西东罗马帝国消失后奇迹般建立的奥托曼帝国6百年，在H1领域内何等成功，差一点挺进欧洲腹部。但在人本主义精神文化产品上几百年来却乏善可陈；换言之，在该制度下不可能产生高端精神文化作品，而其超自然性神学政治文化虽可有效长期绵延其治体，却无助于其人本主义精神文化的创作。（正是在这6百年间，四分五裂的欧洲地区又产生了多么丰富的影响到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伟大科学与文史作品，至今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基本资产。）看一个文明体的成就，自然须将其分为三大类：物质性，人本主义精神性和超自然信仰精神性。只有中间这个类别才是人本主义精神文化（三大科学及文艺）产生之渊薮。如以现代为例，二战前之德国和日本，都曾是西方和东方现代文化首屈一指地区，在此基础上后来都成为地区物质性强权。二战失败后回溯其历史得失，最值得注意的即是，本来都是世界上当时数一数二的文化大国，二者分别成为准政教合一强权的十几年后，在精神文化产品上竟然一无是处。德国二十世纪初三十年间其文理科学世界第一的地位，战后竟然元气顿失，所失者在其精神价值的创造性。由于民族素质强悍，二者战后均能迅即复苏，并博得“经济动物大国”雅称，但所失去的则是其精神文化史上的创发元气。人本主义精神文化和宗教性或类宗教性精神文化，分属不同类别，不可互相取代。中华儒教史上的诗词曲赋瑰宝都是现世人本主义精神的产物，并均可溯源于语孟伦理学根源。如果中华儒教真像奥托曼帝国那样的政教合一一元化社会文化体制，还可能产生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伟大精神文化生活及其作品吗？（从结构与功能性角度看，五经和文史分属两套精神实践区块，此一“准政教分离”生态，正是今日不应轻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理由之一。如果古人只允许读书经，易经，春秋，严禁人本主义历史与文艺的私人性情感思想活动，那就完全是另一种光景了）现代人读诗词而生思古幽情，难道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跨时代的）自然情感交流吗（也即并非基于人与超自然权势的情感交流）。疑古大师顾颉刚先生所不能生疑的旧籍竟是中华第一书《论语》。无他，该书使十八世纪法国人惊艳的正是他们那时尚未彻底达成的现世人本主义精神。不仅是现世性，而且是精神性，更其是伦理性。这就是仁学的时代性。
今日世界文明均已采广义政教分离制度，但对于前述文化人类学三大区（唯物质主义，现世精神，来世精神）的分离与互动关系问题，却尚未着手处理。马斯克之问，正是与此一“物质与精神”的含混不清世态有关。而我们则主张仍然应该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经验中，按照理性人本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探索人生价值与意义的问题。然而马斯克等今日主宰人类历史走向的科技大咖们，偏偏对历史之“深意”一无所知。所以说，他们是物质化历史创造者（高科技决定着历史的发展路径），但不是历史意义的解释者，更不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也更加不是“何者为人”之问的适当回答者（某大咖将“格斗术”作为其人生爱好，可见其文化素养为何了）。的确，他们是当前和未来的人类物质历史样态的创造者（我们人文学者无此创造物实性历史能力），但我们人文学者的职能在于思考和创造精神文化历史。而物质文化史当然也是我们的认知对象，也就是我们的经验界现实。然而今日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的非理性大方向是在阻止我们认识我们的真实生活现实的，从而使我们脱离了真实的研究对象。此国际人文学术大方向又是全面根基于学界权威等级系统内的，并以国际市场化的职场制度约制着学者的实践方向和方式。
在本人几十年来的独立学术探讨中，一个目的就是将国际人文学理界的真实情况呈现出来，供有识者参考。首先即在一种看似矛盾的治学方式中企图破解学界对各类国际人文权威的迷信。诸凡现象学学派，解释学学派，符号学学派，国际汉学系统等等，虽然都是我们要从中择优研习的重要对象，但不必将国际学界公认的“权威”及其学术视为当然正确的方向与标准。否则，学人一开始就被归入进各学术集团领地以作为个人功利主义晋身之阶。其实，这些看似高谈阔论之见，无不相关于于“先秦仁学”的态度伦理学（“先秦仁学”与“秦后儒学”之间具有结构性与功能性差异，凡不能理解此意者，也不难以理解符号学和解释学）。我名之曰人本主义动机伦理学，视之为人类文明独一性瑰宝，正因其内含有内在的“精神生命密码”，也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判准之人本主义精神基础。此基础当然不是个别“圣人”之独自发明，而是其前千百年来民族精神传统之集体结晶（论语作者明明以“传者”自居，秦汉皇权制度应要将其“准神化”并将其奉为儒教教主加以利用之）
我们从西方高科技提出的“人生意义”问题, 谈到中华仁学的现代性义理问题，古今中外之间看似相隔遥远，实则大有关联。虽然此种关联性是高科技人士尚难领悟的，他们是物质化历史的创造者，仁学义理则是精神文化史的价值观基础。仁学伦理学的现代性自然须体现在现代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实践中，对此中华学士自应当仁不让，在全球唯物质主义时代为人类精神文明复苏而呼唤。今日国际人文科学发展的问题是方向、动机、态度的问题，知识与技术性问题反在其次，而仁学伦理学的国际现代性正体现于此，故仁学或新仁学应成为现代国际人文科学发展的伦理学前提之一。此一深刻意涵自然不是国际汉学有条件领悟和解决的。如果各界国际权威及其集团仅能以弘扬其学术品牌为念（此即学术商业化之标志），自然会视任何职场革新倡议为冒犯其利得而排拒之。（但如学者持仁学之念，则必能每日 三省吾身，以“闻道本身”为乐，自可无入而不自得）。
国际符号学作为科学性、专业性方面的技术性成就，有目共睹；但中西跨文化符号学的旨意不仅在于扩大研究对象之范围，而且在于在超越国际学场内的僵化等级制度后，将其作为搭建现代人文科学创新发展的新运作框架。这样的前卫性符号学战略观，自然不是当前国际符号学前沿学者们有勇气、有悟性赞同和践行的。因为他们的职场生存本能逼使他们不敢越职场规矩一步，因其治学目的在于 “以学谋成”，“融入职场”则为其安身立命之基。的确，这是一个人生观问题，伦理观问题：“以何为安？”问题。如果“读透论语”，必然会以不断自我改进，自我实质提升为念（仁学良知学之“不自欺”今日并非仅是指不说谎之谓，而是指必须有积极认知人类学术现实真相之抱负和勇气；如因怯于职场竞争风险，以己所未知自欺为已已有知，或以为进学之道是为了“扬名立万”，遂不可避免地以“认识论自欺为安”）。
由此我们进而可重温阳明学的良知学，不是指熟知多少古贤之言论，而是指学者如何在本业中践行良知学精神。今日的新阳明学也正应（素其位而行地）践行于现代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领域（H2），而非如一些“战略型商贾”般标榜阳明心学，欲以其作为商场攻城略地之策术（H1）。赵普所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乃痴人说梦之谈（欲以H2心术为H1域之心术；欲以真善美价值名号作为行名利权之包装）。即使是“心学”（心术，心之学）也有两义：心计学和良知学。前者可应用于H1内，用以遂行名利权，但后者只能应用于H2内，俗称真善美是也。如以心计学治人文学术，或以良知学治功名事业，不仅两失之，而且均属“文不对题”。
最后再回到多年来我反反复复赘述之言：学者个人不能以成家，成师，无所不知为人生之得。仁学教导的知而无涯和射仪之道，在在提醒仁学之义不在量而在质（而重量而不重质者乃因欲以学为与人争比之具也，故欲以巨量资力，造成以力制理的压倒之势）。学者之得，只应体现在动机方向之正和奋力之勇，自不应以同道争比高低为念。学者最后之“安”，即不在于所知多寡，而在于 动机端正，方向正确，即已然“尽其在我”。所谓“无入而不自得”，即含蕴着，限于客观条件，个人毕生进境如仅限于此，亦非不可谓之已得。仁者不必怨叹条件之不备，而应责自身努力之不足。如已足，即为好学，即为“成功”，即可合理地“自满”：满足于自我努力已完成之意。呈现有意义的问题，传承有意义的问题，此即“成功不必在我”而己之贡献已在其中矣。同一孔丘名，作为仁学思想家为一事，作为儒学教主为另一事，可叹海外新儒家因认识论层次限于三十年代，无法提升其理论视野，今日更进而将其人作为菩萨拜祭，辱仁莫过于此。可见今日商业化时代与民初“前商业化时代”的知识人间的理性主义睿智相去有多远。前贤以唯真是求为念，今日后进唯国际名衔是求。我们能够期待超优秀的金融中心新加坡社会体制（H1内之成功），有可能产生任何精神思想性作品吗（H2内之贫乏）？我们可于此例中 再次领悟到：人类两套平行展开的历史轨道，各有不同的价值观与运作逻辑学。
如今，在国际人人奢谈功利时代，精神层面的仁义之言自然不合世界潮流。然而，时当未来人类有被人形机器人控制裹胁之际，岂非正是我等提振精神，按照仁学态度，积极面对时代精神文明挑战之时？自然，现代学人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中职业和理想难以两全的困境，学人可在最低限度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后另建一高层精神自我，以分头面对人生俗雅两侧面，以便能够在人类生存全景中为自我安顿合理位置。AI及人形机器人，以及一切有关人类物理性、生物性、生技性等的构成性改造计划，都是对自然人性的结构性变异，其本质是瓦解人之主体性或主体选择意志力。这是人类在高科技和商业化时代追求“爱拼才会赢”人生观的逻辑性发展必然。自然，今日人类文明体构成的复杂性，也不再像往昔般可由个别才智之士如笛卡尔等揭橥理性大旗即可引领其后三百年的人类理性精神新方向。但两千多年前奇迹般地从商周“乱力怪神”时代滋生的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系统，因其主题对准人心之动机与主体之意志，竟可跨越千百年而对逐代人文良知人士显露其主体伦理学的生命力，并引领中华“读书人”在高科技造成的繁杂环境中重获 “自安自定”的心学基础，在未来高度不确定的纷乱意象中，在象征地笛卡尔意义上，重新确立自我之存在。（如果像今日电脑时代青少年般不再读书而只玩游戏和看短视频，其心志日后自然朝向名利权，并以追求“身价”和作为“人上人”为念）。仁学之精粹正在于提供心之无可置疑的存立点并正确引导心之运作方向，以确保有朝一日，（至少对我们良知学人而言）不致于在未来或将控导世界的机器人王国内，蜕化成反受其支使的去人化 “新物种”。于是，我们所提出的H1和H2两套历史路线和实践逻辑的类型区分，就更加具有认识论和价值论上的可运作性。AI体系和传统上超自然系统一样，都属于H1内的物质世界建设实践工作，其目的，标准和方法，均完全不同于在H2内的精神世界建设实践内的目的、标准和方法。儒学是属于H1的，而仁学是属于H2的，尽管二者，以及物质与精神，名利权与真善美等等，在历史的现象层面上混杂并在，而在性质与运作逻辑上，彼此始终存在着心态与行为上的功能性区分。
2023年11月11日截稿于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