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时代精神文化之衰颓 （高科技文明与仁学的复兴） 李幼蒸 1. 高科技发展与唯物质主义人类文明 2. 学术职场化与新仁学的提出 3. 高科技与人类之技术性一体化 4. 精神文化的时代性衰

AI时代精神文化之衰颓

（高科技文明与仁学的复兴）

李幼蒸

1.高科技发展与唯物质主义人类文明

2.学术职场化与新仁学的提出

3.高科技与人类之技术性一体化

4.精神文化的时代性衰退

5.人文学术复兴与科学怀疑论

6.学术职场化与学人独立意志之弱化

7.新仁学作为人文科学现代化之前提

8.新仁学伦理学与新符号学认识论

9.新良知学与人类精神文化复兴

10.AI高科技与权力解释学

1.高科技发展与唯物质主义人类文明

在今日历史以空前加速度疯狂演变之际，对其每一阶段的感受和认知，转瞬间即不得不需再次更新。仅仅是这一个月来（指2025年初）突如其来的方方面面巨变及其现实影响，就在颠覆着人们的习常认知和经验判断。如此千变万化的历史节奏，其根本中的根本，正表现在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中：人类文明技术决定论定式之确立。人类意志如今已难控导形形色色高科技发明；人类正在被自己创造的此一“高科技怪兽”加以全方位推动与控制。自单维唯物质主义正成为历史文明唯一主导方向之时，我等致力于维持和发展精神文化史的人文学者，不仅正在被逐出历史主流轨道，并进而有失去自身存价值和意义之虞。因为，面对此日新月异演变中的历史现实，迄今一切文史哲宗艺理论传承，都面临着必须加以系统的、彻底的认知调整的时代任务。然而今日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活动在其彻底职业化生态下，已然大部分蜕化为与历史现实脱节的职业运作场域，从而失去其对历史现实正确认知与判断的机能。我们东亚人文学理家，作为曾经毕生追求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者，当此之时，对此时代呈现的精神文化挑战自然最为敏感，并须不断回顾及反思自己毕生从事的各种现代西方理论引介以及投身东方传统思想现代化复兴的努力，其意义与价值仍在否？实际上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检讨过去视为意旨深刻的各类理论知识，并须对自身旧有的认知立场与方法本身不断进行质疑并希图改善。正是所谓新良知学在促使我们得以首先区分两套学术标准：职场规范规则标准与认知现实的真实能力标准。二者并非一事。如果职场学者只须符合前者的需要，那么满足后一愿望（认知学术真相的能力）则须学人在态度与方法上，在职场标准之外，勇于独立反思与革新。新良知学不再是一种实用性的忠孝行为激励术（实用功利主义的“心学”），而是现代人文科学认识论（经验理性主义的“心学”）。今日人文学者之“良知”乃特指主体对此两套认知系统的辨析及平行实践的觉识。良知学的对象于是即为主体自身，或特指主体的态度和意志问题。而此一“新心学”，并非源于崇拜古典，而是与空前改变了的现实历史环境相关，此一主客关系论乃指：主体，作为社会性存在者，对于科技工商主导的当代文明大环境与由国际学术制度控导的人文学术小环境，虽须对其加以适应，但其自由意志仍可相对地贯彻于自身认知与实践层面。唯有此一良知学之觉醒，才会促进主体对大小客观环境的批评性观察和判断，而此批评性伦理观自然也与八十年代中国第二现代化时期呈现的种种新时代历史现象分不开：

• 唯物质主义文明不断提升着“物之学”，却相应地疏略或瓦解着“人之学”
• 人之学的传统脉络因科技工商主导的社会环境而演变成固化的职业化系统
• 几千年传统上作为主体的精神文化驱动力日渐萎缩，商业化人生观正在压制着精神文化创造性生机，系统地导致精神文化的商品化变异
• 人文科学的职业化强化，使其认识论与方法论愈益脱离现实认知与实践的需要；职业求成目标取代了学理求真目标
• 泛唯物主义文明发展观由于系统地忽略着乃至阻碍着“人学”或“人之学”的发展，高科技引导的人类文明正在导致人本主义精神文化创造力的萎缩
• 新人文科学其实是在延续着启蒙时代以来的怀疑论思考方向，它们首先相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些纯粹产生于西方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其中含蕴着民主时代的法治道德观以及在新康德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等德语哲学主流内的新伦理学理论创建活动。这些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欧陆思想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 但当代欧陆符号学理论的兴起，促使理性怀疑论思考进一步深化，以至于触及近现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重建的总方向问题。很快我们就与西人一道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怀疑论”阶段（违反着怀疑论内蕴的理性主义的一种虚无主义），并遭遇世纪初以来的逻辑理性主义思维在新伦理学建设上的瓶颈并发觉其内在的矛盾。
• 上述思维矛盾不仅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且尤其涉及价值观方面，其弊端直接源于现代西方人文理论思维渐渐脱离现实标准和经验实证程序，而且忽略了在一般伦理理论性建设与具体伦理实践学智慧之间设定区隔的必要性。以至于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与其相关伦理实践学策略脱节；其主要原因是外在的，即人文科学的职场制度化造成了理论思考身份的“异化”。我们的新仁学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切入并发现所谓人文科学革新改造问题离不开学人的伦理实践学态度觉醒问题，后者乃根植于经验主义人性基因内部。由此我们发现了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全局中的中西传统间的有效联接点：普适人本主义伦理学，它建基于开化的人物种基础之上。
• 我个人在八九十年代期间，研究重点从西方符号学理论转移到新仁学重建计划的过程，体现着上述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观的综合性转化。从孔孟一般仁学到王黄良知实践学（体现于哲史一体性思维层面上）的发展，突显了仁学的时代性课题中心。无论是新仁学还是新良知学都是一种伦理实践态度学，而非儒道释一类的知识论，此一态度学的对象遍及人类新时代社会现实与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新仁学的身份当然不是什么“国学”，更不是什么“儒学”（这些学术名称所指者为古代社会认知及其政治实践内容），此二者当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不可能再成为高科技时代学术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可惜当代儒学家始终分不清对象与方法间的区别）

2.学术职场化与新仁学的提出

如上所述，本人所说的良知学与时下国学、儒学、乃至现代史上流行的“阳明学”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我将其与政治谋略学及节义激发术完全脱钩，而是将其纯粹应用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实践学，故也可称之为新良知学。对此，几十年来我已多有阐述，而本文特别强调良知学与AI高科技时代的精神生命存续间具有本质关联性。此一“旧学新用”的直接动因源于现代人文学术的国际职场制度化，后者倾向于消弱主体的独立思考意志，因职场人不得不全面顺从包括学人一生各阶段在内的全方位外力制约系列（从幼儿训练直到终身教授的一条龙般的文教、就业、荣誉体系），从而导致人文学理的身份发生了结构性异化：从传统理性求真目的转化为现代职场求成目的。受到职场客观条件的系统性制约，学者将欠缺适当知识能力与独立意志批评性地认知自身所处的职场性质而只能依规而行，以求顺应职场规定的规范与法则。所谓主体良知学即相关于对当前职场化人文科学理论合理改进及再造的问题，为此新良知学首先即指学人意识到须要摆脱内嵌于职场制度内的各种学术权威及公认标准的固化限制；并认识到此一人文学术制度化格局与决定其结构与功能的科技工商权势之间还存在着被决定性关系（今日人文科学职场制度是由科技工商文明形态所间接规定的，因前者不创造经济价值，故须寄生于后者的物财支持之上）。如果学者不能在职场角度之外设立独立观察视角，也会对于高科技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正反方面熟视无睹或听其摆布，人文学者将转化为职场寄生者或成为高科技时代之“精神装饰品”。古代自由思想者身份今已转化为现代被职场制度加以组织化改造的职场人。

自古以来，读书人属于人类中的少数，有志于学术求真者，尤为少数中的少数。时代的进步，教育空前普及，古代大多数人为文盲但各为有一技之长的从业者，其主要生存目的是通过“工作”换取生存资料。今日大多数民众，不论行业如何，均已成为大小知识人，而其共同生存目的仍然是通过各式各样工作换取生存资料（人类绝大多数的人生观或欲望本能，千万年来没有变化）。在古代，少数有条件怀抱工作为纯粹求知、学理求真目的的人文学者，其生存方式与其工作方式可相互分离（少数思想家均非靠自身劳作维生及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而现代化后，随着教育文化的大众化发展，文史哲知识普及后也可成为现代职场内的专业运行手段。文史哲宗艺的知识遂成为了职场化材料与工具，大多数职场参与者的目的在于以文史哲知识谋求职业。求知目的彻底融入到职业生涯之内。此一职业化生态自然导致学人形成“知识-职业”一体化观念与行为习惯，“思想”也即仅指运作职场内规定的知识技能以期取得职场成功之谓。今日国际主流人文学理均按职场专业方式进行，思想的学术化（专业化）即相当于将职场专业技能应用于各种对象，而此技能（认识论+方法论）正是形成于从学场到职场的一条龙训练系统中的。

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人文科学面对的高科技时代的历史性挑战，与大多数人文学职场工作人员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只需按照社会约定的传承文籍系统和规范程式进行操作即可。我们说的人文学理危机问题，虽与自古以来古典时代一些哲人、思想家、学者有关，却与今日世界上人文学职场上大多数专业人员关系淡薄（即这不是他们的真实关切所在，他们想到的只是如何按照职场标准追求个人利得）。我们说的人文学理危机，也就当然不是指文科职场的就业危机。这是今日必须首先分清的（此一“紫朱之辨”所以须要通过良知学觉醒进行，即为了避免学界混淆两套本质上不同的问题：文科职场问题和真理探索问题，二者完全是两回事！）。否则， 一来，大多数职场专家会对此危机论加以否定，二来误以为所谓克服危机乃具体地指如何安排文科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当然，另一方面，文科职场就业危机也是人文科学本身危机存在的表面徵象之一，即有助于显示人文学术构成的实用性特点及其学理的虚弱性。不久前又见报载加拿大著名的约克大学决定裁撤人文学院内18个专业，包括英语，东亚语言和社会学等。裁撤的理由与学理本身无关，而是纯因缺乏报考生源等教育经济学问题。至于人文科学主体文史哲专业，几百年来都是代表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发展方向的学问，当代以来大多数文科毕业生都难以找到对口工作，但这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些具有学衔者中大多数人也仅只是待选职场雇员而已；其中大多数人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备选者”；虽然目前由于媒体文化泛滥，“思想家”可被定义为媒体界大V或《时代周刊》所说的“最有影响的人”，二者都是当代实用主义文化观的产物）。历经种种考核有幸成为职场专业人士者，不论其才能潜力如何，其思考、研究、著述方式，也始终须受制于既定规程与学术市场的态势。我们称今日人文学术的商业化蜕变，就是指它不仅受限于文教学术制度之约制并需参照种种外在因素来决定自身学术身份，包括：既定学术范式，同侪评价标准，读者定式化需要，市场行情与流行文化，以及等级化的奖誉荣衔等。此一人文学术商业化异化的基本表徵即：以求利、求名、求胜、求成功等动机与目标，它们合法地取代了传统的（虽然一向也是难以实现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动机与目标，尽管后一动机系列都必 装饰以前一动机系列。求胜而非求真动机，必定导致学人间相互竞争以追求自身的胜利（按商场或准商场方式）。而商业化的文人在风格上逊于真商人处在于，后者公开标榜其争名夺利动机与目的以明取之；而前者必伪饰以高尚名目以阴取之。二者求名利动机相同而各自采取的手段方法不同，仅此而已。

3.高科技与人类之技术性一体化

但是，与古代不同，今日不分贤愚，全世界所有人文学者与思想家都已因职场化生态而在生涯抉择上“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古代指读书人均须服务于皇帝；现代指职业化学术实践方向必须与唯物质主义社会文化目标一致），即都须在科技工商主导的新唯物质主义文明格局中存活，而对于人类文明及其精神文化发展方向与方式问题则没有发言权。今天治哲学者，还以为自己的社会文化职能仍可相比于亚里士多德或康德时代，实际上不过是在机械性地传述着古人过时的思想以作为职场谋生工具而已。试看，在当今高科技一日千里时代，可曾还有任何所谓哲学家对之说三道四的机会吗？仅只在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可亲自领略到一些西方哲学家们表现出以其思想或理论“改变”社会与人类的宏伟志愿，在当前（新世纪）种种时代危机面前，论述最为空洞无效者即为哲学家的语言【为什么今日西方校园里“白左”或“公知”盛行{其中领头者即各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种情绪性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文化领域失去了百年前有过的“思想家”声誉，成为现实社会中无足轻重者】。理想中的新仁学者与当前职场学者在态度上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我们不能满足于仅只在各个职场“学理同温层”或“人文自留地”内自得其乐或均以在学术职业竞技场取得“成功”（此与求真或精神提升无关）作为最高生存目标。由于放弃了客观求真目标也就易于同时放弃了认知求实目标，人文学理制作可以完成于历史现实之外或无关于诸多经验性现实。人文学术也不再是为了认知精神现实和解决促进精神文化目标，而是满足于按照学术职场规程努力完成规定的课题计划。不要说，今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素中几乎不包括人文思想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

实际推动历史1向前者包括着社会文化构成的五大片方面：政治法律，科技工商，信仰机构，舆论宣传和文体娱乐；它们均为唯物质主义文明发展方向的不同动力源，其中自然以科技工商为主引擎。（至于将文史哲资讯运用于媒体宣传话语属于另一社会学范畴，不能将其与真正人文科学学术相混）。传统上人们都说是“思想”推动着历史发展，今日已非如此。百年前思想或人文思想的确仍可以有效地影响着历史方向，但此一人文思想与历史格局的互动关系现已不复存在，因当前的历史动力学机制已然极为牢靠地固化，该推动力机制及其走向都已结构性地受制于高科技势力。不论诸文明体各自传统上的倾向如何，今日均已被无处不在的高科技加以统一化。一切文明体内的人类都成为被技术化了的生存者，其养成、劳作、爱好的方式也就自然趋于一体化。【我早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共产社会内培养的德智体优秀人才到了西方社会可如鱼得水，包括其“德”的品质也恰可合乎私营公司纪律的需要。至于各个现代社会中作为公民主体的科技人员，其衣食住行喜好更是毫无国际区别地充分一体化了。因此不论不同国度间如何政治立场冲突，其各自培养和工作的人员之品格、技能、爱好，竟然彼此间如此充分的一致。这就是全球化高科技时代出现的人类技术性文化统一化后果，其具体工作方式多体现在各国遵循的“现代企业文化”中。我在矽谷所见的高低不等的“码字员”，其言谈举止和爱好与大陆的同行间几乎没有分别。跳舞唱歌和好莱坞大片等大众文艺爱好尤其呈现出最先达成的全球一体化，此一倾向今日再也不能成为六十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理论家批评美国粗俗物质性文化的由头了：当国际之间，雅俗之间，文理之间，传统上的文化教养等区分，已被全球泛技术化文化加以彻底抹平之后。（更不要提无所不在的短视频、动漫和电子游戏等国际流行物了）。人类全体今已成为接受同一套生活与工作训练的学员。人类已被高科技整合成为统一的技术型物种或新智人。

4.精神文化的时代性衰退

作为唯物质主义文明，人类的物质社会水平毫无疑问获得了历史上空前普遍的增长，此一发展趋势随着科技产业提升必将逐代强化。但与此同时，遭受着全方位技术化改造的人类（包括文科、文化职场内的准技术化学术及各式依存市场规则为生的文化人）多呈现一种“双面性”：机械化技术性智慧的提升与感性享乐爱好之加强（因精神文化衰退而形成的）。在此心智构成中（技能训练+感官享乐）新人类仍有某种“精神信仰”的需要，此“精神”非指现世精神文化而是指按历史惯性传承对超越性至高者之崇拜。这就涉及到新良知学与之相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什么是精神？用“精神”（spirit）指称的抽象客体繁多，其中最为不同的两类分别存在于超越性想象领域与现世经验领域。至少我们要承认这 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中的同一词“精神”是意义不同的，彼此是异质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的，有如不可使现代天文学与古代星相学相互取代，或将神话学与历史学相互取代。现世的或人文的“精神”，历史上主要产生于哲学或文史哲领域，呈现出与其前宗教性文化中的“精神”概念的不同的精神性思维形态；因此历史上宗教与哲学往往在“精神文化观”上形成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哲学也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理性思维产生的渊薮。哲学和准自然科学的理性方向与宗教的非理性方向成为思想史上的平行展开的两大文化史分支。从最初综合性理性活动的哲学中渐渐产生了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之后出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学分裂；哲学于是退出数学自然科学领域而缩小为人文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直到十九世纪均如此（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文化史顶峰和古典哲学形态的终结，也是其构成之后经受不断变形的起始）。但当现代哲学，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之间出现了进一步综合、产生了现代社会科学各门类后，二次大战以来人类学术思想史演化中进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些大片叠合的学术领域均表现出进一步的科学理性化倾向。以政经法为主的社会科学，因为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特点，进一步与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在学科构成上划分开来；社会科学因其经验实用性和相对技术性特点，遂可逐渐成为现代科技工商综合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可与高科技文明在唯物质主义价值观上协同一致。科技工商产业与各类社会科学因运作于同一现世经验性领域，彼此共同组成了新文明实体，“政经法”与“数理化”于是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在此情况下，只有以“文史哲”为主体的人文学理及高端人文文化却呈现出与唯物质主义科技工商文明在价值观上不一致的存在倾向。然而由于科技工商社会控导着历史方向，以至于传统现世精神文化从业者反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工商财力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必须“更弦改辙”，放弃传统上的独立精神品质而转化为职场寄生者；然而本质上人文科学与唯物质主义文化在方向上是各异其趣的。

一方面现世精神文化与超世精神文化是本质上两类历史现象，而另一方面它与通俗文化（感官娱乐型文化）在功能上距离也越来越远。现世精神文化内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界：理性派人文思想研究和感性派文艺创造，前者曾通过十九世纪各类泛文学研究达至高峰，并于二十世纪演化为人文科学，后者作为现代派-后现代派文艺流派竟然直接转变了整体西方文艺史主流的形态。然而这两大类现世精神文化潮流虽均呈现出与科技工商主导的唯物质主义文明方向相左的倾向，却因其需同时维持本身物质性生存而最终均须向唯物质主义权势屈服，其共同的表徵即所谓精神文化的各类商业化异化：精神价值与金钱价值的混同，文艺的市场经济学化转化。这就是我们在80年代文化现代化第二期开始时所亲历的当代西方人文学理和文艺创造主流正在迅速变异中的状态。不妨回忆一下，自文革结束后开始的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追求新知新学新理（部分原因基于跨国度历史时间差的关系）的强烈冲动曾经一度呈现出引领社会文化革新向前的势头，而今安在哉！尽管表面上新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表面上的成绩较前无数倍提升（作为职场工作和市场交易的成绩），但其精神影响力（作为有效的科学判断力和社会文化影响力）反而日渐下降。国内外均如此。作为现世精神文化主体的人文科学，由于受到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的约制，也就难以再呈现出任何 “精神方向上的”启迪力了（如果我们将职场成绩、思想影响和科学水平三者不混为一谈的话）。

5.人文学术复兴与科学怀疑论

每当想到人文学理今日逐渐丧失其社会文化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性而我们当前人文知识分子一代都被唯物质主义彻底征服之时，即不觉回忆起1960年代我在北图与故友马元德在天下大乱之际，彼此仅靠中午一顿佳肴（4两素炒餠）即可支持我们专心致志地将现代西方哲学新思维视为人间第一等要事的自由思想意志。那时我们在物质条件无数倍低劣时期能够保持精神定力，如今物质生活无虞之际反而会如此失去自信吗？难道那时以来，我们献身于现代文史哲理论事业的坚定心志都是出于幼稚或自以为是吗？那时之革命潮流如火如荼，压倒一切，而我们竟能对其视而不见地独立安顿内心价值信仰的高低轻重，坚守内在精神自我，并勇于逆反时潮地从传统哲学思考方向转向现当代国际主流理论探索方向。然而我个人的毕生思想理论追求史，最后却竟然发展到对此前一切推崇的现代西方思想理论产生反思与质疑，最终须进而对其进行批评性的“认知性重构”。复因时不我待，愈知终将以“无确知”状态离开此平生经历的轨道，余下的唯一有意义的事即将此个人的反思经验与批评意见留存于后人备考。自早年追求现代西方哲学到后来进行跨学科理论探索，可说都是围绕着何谓现世“精神”问题的思考。个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以贯之”特点，并不表现为对某具体学术内容确认方面，而是表现在求真思维方向的正确性方面，不妨称之为一种持之以恒的“理性怀疑主义”态度。目的永远是沿着理性方向不断追求认知与选择的确定性，而结果却须归结为所获认知的不确定性。我们或者可以用“怀疑思考”倾向之不变性，来决定“察其所安”之固定性：所安者不落实在具体内容的确定性上，而是落实于思考方向的正确性上。所谓思维的一以贯之，所指为态度和原则，而在行为上不过是指怀疑思考的持续性。不是为怀疑而怀疑，而因人文科学领域内充斥着方方面面的不定性而必然导致一种理性怀疑论态度。不要轻视这种看似老生常谈的治学观（科学存疑论），因为这正是当今国际人文理论家们所欠缺者。对于主流理论家们，几乎人人最终均在职场专业渠道内落实其毕生学术努力果实，并企图赋以其某种完成的理论形式；而对于我，自七、八十年代以来，研习和工作都仅是批评性思考的过程而已，重在过程，不在结果；重在自身良知的认可，不在社会他人的承认。几十年来我所选择的学理引介对象都属于广义怀疑论学理派别，而各种理论性知识都有助于我们组织自身的批评性思考目标，但并非提供着什么可视为信仰根据的固定真理。至于中外主体学思想的主体性研究课题，均可强化我们的主体实践学基地，巩固我们的信仰与立场，均可归入此广义的主体态度伦理实践学（仁学与现象学均属此类）。而符号学也属一种怀疑论方向上的思维工具，并非仅指是由一系列名家制作的固定学理系统。符号学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种种怀疑论方法以期达至理论思考明晰化的目标。

今日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人文科学复兴热的意义，岂非正是体现在回归中国现代化百年来科学怀疑论的大方向上？那时的所学与所论虽延续着民国黄金时代践行的现代化学术方向，但由于时空条件的扩展，新时代的学术目标已可在较民国时期升高一个数量级水平上展向人类精神文明前沿场域。只不过八十年代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学界从业者都是“白手起家”（即作为文革过来人），虽然研习对象层次提升及视野扩大，但学人在此学术文化复兴起步初期只能机械性地模仿新知新学新理，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能从此沿着正确方向，以正确态度循序渐进，中国精神文化现代化第二期目标将有望达成，民族人文学理思考水平将会自然提升。当时的人文学术复兴的客观环境，历史条件与直接后果包括：

• 在长期苏共意识形态影响下，学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者的功能性区别观念模糊，尤其是习惯于将它们与政治现实改善的愿望混同起来（以为：历史是由思想理论推动的；分不清政治力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区别，也分不清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区别。在杜任之协助创立政治学所和社会学所时，我即可感觉到参与组建者们在知识上的模糊性）
• 在此情况下我们的主要学术复兴构想是，一方面继承民国时期现代化科学理性路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将三十年代末以来错过的当代国际主流理论知识发展前沿成就引进大陆，以期在国际理论层面上促进思想与知识的现代化水平提升（当1989年中法社科界在设计现代化问题研讨会时，我因适在巴黎人文之家访问并曾受邀参加法方相关预备会议，我遂准备就“人文理论现代化观”的中国一侧视角，提出与法方不同的框架轮廓。因两国之间存在着几十年、上百年的认知时空差。后因外界因素出现该中法研讨会最后被取消）
• 我所选择的人文理论课题与当时学界偏于英美科学实用主义的方向不同，而是特别侧重后来越来越边界清晰的人文学理领域，所涉及的课题均相关于精神文化世界最基本的问题系列，如有关意义，价值，以及文史哲艺的基本理论探索系列，其中大多数理论观念都与西方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形态不同，但各属“人之学”探索的不同层次与方面。在这些新知新学新理引介中以符号学概称的各科理论都具有促使人们摆脱传统思维、探索人文学理新路径的启发力。
• 八十年代这一学术思想自由探索期，随着开放留学与国际交流，学界很快就在职业化方向上迅速与国际接轨。在全球化商业大潮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学术实践内在矛盾的问题：职业求成与学理求真二者在多个方面上的本质性冲突；现代化人文知识的增加后果导致职场制度生态形成，学术思想迅即演化为职场人谋求职业成功的工具，从此学人的思维不再直接联接于独立自由的真理探索事业，而是归结为追逐国际学术“名牌”风潮。结果，新知新学新理成为职场功利主义手段，而非被用于积极思考现实、面对时代精神挑战的批评思维工具。此二种学术实践观在动机、目的、方法间貌似而迥异 ；人文科学由此遭遇到职业化生态的改造。

在参与和经历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理现代化复兴活动后，我于九十年代旅欧期间对于当代国际人文科学趋向及中西文化关系获得了独立观察和不同于留学生们的结论。从此我的怀疑论思维倾向进一步增强，并沿此方向确立了如何在人类“人之学”认知的不确定态中争取如何为主体自身的“态度确定性”正名。

6.学术职场化与学人独立意志之弱化

人文学术职场化以追求职场内学术成功为目标，职场人各以建构个人成就传播和获得学界权威机构与市场之承认为目的，故必遵照职场制度和市场行情来制作合乎标准的作品及理论。于是我发现如下发展特点：

• 知识理论内容与其实际效能并不一致，存在着表里两套现象：理论之思想内容表达和此理论运作之社会文化效果；也即，所表达者与通过该表达期待达成的目的可能不是一回事。我们研习者应该沿着两条路线分别研究某理论之两套“信息”（语义之表达与语义之效用），二者之间往往是相互分裂的。
• 各专业，学派，理论，均建立在历史上和现当代公认学术专家作品系统中，这些专家作品遂成为该专业内学术运作的前提，判准，根据，并成为学术教材和研究对象。人文科学即为专业学者研习既定学术文本的过程，相应的范围，课题，角度，标准等均内嵌于职场专业内设定的权威思想理论组合体中。
• 与自然科学乃至与社会科学不同，人文科学不再以内外经验性现实（包括身外客体和身内客体）为观察和研究对象，而是以历代积累并为当前学界权威认可的文本为研究对象。此一特点的可行性乃因与后工业化时代学术活动全盘职场化和市场化有关，因学术标准不必衡量以客观现实界，而是规定于职场、学场预定的规范-规则系统内，后者完全是人为制作的。国际主流理论学者均生存于制度化的职场领域，按照职场内定规则行为和获得学术实践满足，形成一种自成一体的“认识论闭路循环”。
• 学者理论家以职场求成取代学术求真后，遂与社会文化现实逐渐脱节，并自然放弃了应对时代精神文化危机进行反省的意识与应对的能力。
•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所思，所言，所行以及思维后果此四者可多方面彼此脱节。也即，表面上的言不由衷，名实不符等等可能是下意识为之，即在职场、市场外力予以统一推动和组织下自动完成之，因经受统一训练的学人均会在职场渠道内依规依法行事，其学术理论效果自然符合职场市场规范与目的。
• 学者理论家因被职场-市场予以规范化，并养成为循规蹈矩职场人，其直接的人格学后果即弱化或放弃了主体的独立选择性意志（依从外界法则行事自然减少了基本价值观和实践观上的独立选择性必要）。我将此普遍现象视为职场化理论家弱化或失去其主体伦理实践意识的明确徵象。

于是，情况会是：思想家虽言说着怀疑论话语但并非等同于在进行着真实的怀疑论思维（广大以阳明学学术为职场专业者，其人之思想本身并不自然等同于践行着阳明学思想。实际情况可能正相反）。怀疑论思维必定是独立自主行为，而职场人即使言说着怀疑论话语，其动机与目的则可能受制于学界制度性外力场作用。学人只不过是在重复着他人的怀疑论思想内容，并非在组织自身独立的学理探索，只因受训练的职场学人必然须按照所学所教方法和课题行事（因这些是职场规则和学界权威规定的，可保障其话语方式在学术市场内的流通性，即可在市场内产生“学术商品价格”）。如果我们对职场专业既定理论系统本身（今日国际主流人文科学理论内容）进行批评性反思和质疑，即会从根本上动摇主流学术制度之根基。（这样的阻碍人文学理怀疑论进行的现象在数学自然科学中不可能出现；质疑现行理论乃科学家必有之心态，因其动机与目的在求真，即其最高学术标准是客观真理{包括“不确定性”真理}；而人文学理系统中因无此客观真理标准，只有学界认同的权威学者之一时确立的主观性标准）。我之所以或可成为国际符号学会内长期以来唯一一位坚持彻底科学怀疑论的跨学科思考者，乃因我“有幸”不须容受任何职场制度性限制，因此能够将我的跨学科怀疑论直接触及此学科理论框架本身及其认识论前提。而专业符号学家为了维持自身在职场、市场内的求成条件，必须参与某学派以与各方声势联接，强化职场专业内的运行效用（而我则不必考虑独立思考带来的任何职场内负面后果），为此他们只能在职场和市场内随波逐流，逐势（市场“行情”）而行（在职场竞争方向固定后仍可不断进行技术性革新）。还不要说此一人文科学职场生态是形成于现代科技工商权势基础之上的，在大方向上要与唯物质主义文明保持一致的。人文学者只能成为职场生存者，循规蹈矩治学，不敢独立正视学科真实困境，不敢面对时代之精神挑战，因任何正视现实和直面危机的态度，均会影响个人在职场内的竞争地位和获利机会！职场“胁迫性压力”含内外两方面：一者，学者个人无力对峙于学界盘根错节的权威系统，另一者，职场化学人不敢轻易背离在受到长期训练后形成的学术生涯方向而踏入未知其结果的思想历险，从而自毁一生努力之荣誉形象。因真实的人文学理探索都要求思考者首先客观誠实地面对自身，敢于承认自身的不足，有勇气不计成本地跨入新领域以不断提升自身真实学养。如果不能正视自身学术的优缺点，而一厢情愿地躲在人文职场自治区内或自怨自艾，或抱团取暖，或相互吹捧，或自以为是，以此求得自满自安，乃因畏惧正视自身真实处境。本来，人文思想家不应欠缺此类求真勇气，但因科技工商垄断社会文化后导致人文学术职场化、市场化等制度性固化，学者思想家于是在实践学结构上失去了求真冲动而只得完全受制于本身求利之本能。

7.新仁学作为人文科学现代化之前提

有鉴于此，我们才可理解目前提出新仁学的目的何在。作为学科范畴，新仁学并非指国学，亦非指儒学，更与今日不知今夕为何夕的儒道释复兴学无关。新仁学不是指某些古代知识性内容（时当AI太空探险时代还颂扬什么古代皇权时代落伍的知识系统，岂非是诚心要阻碍中华精神文化之觉醒？），而是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实践学人生观和治学观，其“对象”自然可包括古今中外一切“人之学”，不过所有重要的知识内容都是我们批评性研究的对象，而非盲目崇拜的对象。孔孟王黄之学，不是指其涉及的古代应用的知识内容，而是指他们精神心志构成本身；它相关于实践主体的态度、动机、立场和目的。于是，我所说的新仁学的要旨在于：促使学界有识者从求利动机与目标向求真动机与目标的人生态度上的认识论-实践论回归。新仁学的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适性反映在其具有最广扩的认知外延上，即可涉及一切古今中外“人之学”（对应于“物之学”）。此即：人学，人本主义人文学术，社会历史学术，心理信仰思想，以及现代人文科学等。此学之核心部分即现世精神文化实践。此人之学（或泛人本主义学）当然不能混同于“物之学”，但也不能混同于“神之学”；人之学的“精神”范畴完全不同于“神之学”的精神范畴。按照我们的历史解释学，人之学的精神范畴属于历史2，神之学的精神范畴属于历史1。“物学”与“神学”二者都属于人类物质文明史（历史1）主线，“仁学”则属于人类精神文化史（历史2）主线。虽然十九世纪属于现代史前期，但那一百年间充斥着“人之学”冲动，此一人本主义精神史动力，虽然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继续发展向前，但很快就被唯物质主义历史大潮所吞没，丧失了其独立积极生存的势能。时至今日，在高科技引领的人类文明新世纪内，物之学和神之学相互融合，共同企图排斥着“人之学”的有效生机（其核心即现世精神文化提升之潜力）。我们的新仁学其实是在由西方科技文明引导的唯物质主义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的。

新仁学是一种伦理态度学，属于历史2（精神文化史）轨道，其动机、原则、目标与方法，和历史1（物质社会史）完全不同，彼此自古以来平行而叠合存在，各自的构成比例，随着不同文化条件而改变，彼此交叉而不融合或混合。如先前文章所论，此一二轨制历史观所指称的是二者各自的动态逻辑，而非泛指综合历史现象整体（逻辑与轨则隐含在历史现象之中）。在今日科技工商绝对主导文明走向的时代，历史2的机制日趋停滞和萎缩，由于其精神文化创造性机能受到唯物质主义环境的限制，也即停顿了其在新世纪探索和创生现世精神升扬的机能，以至于放弃了其参与维系和更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发展的责任。原由已如上述。当此关键时刻，应运而生的新仁学，不是要在历史1轨道上分享其影响力权势或为适应历史1逻辑而进行自身改造，而是要独立地回归历史2逻辑。【新仁学不同于古典人本主义思想，后者以为文史哲艺可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史前进动力的主张，而是强调坚守精神文化史发展的逻辑原则，而其形式则自然与时俱进。换言之，物质文化史与精神文化史分属两套历史逻辑】所谓只问其义不问其功，其中“义”字在此即指扣紧历史2原则，“功”字则指其在历史1中的可能后果，此一历史后果现象自然是综合性效果，相当地取决于客观条件，而非决定于主体自身。新仁学作为自我学，所追求的首先是纯粹“在我者”，此即一种伦理态度学。态度伦理学实践的主对象是主体自身而非客体，虽然客体是其必然对象方。主体是精神产生之基地，其实证学效果首先不体现在外在的功业上，而是体现在内在的良知觉醒和认知识悟上（在此，“良知”指主体的意志力品质，“认知”指主体的主客观知识内容）。新仁学伦理学首要目的即追索自我“放失之心”（孟子），此主体之“心”（良知）正是今日国际人文学理思想者所普遍丧失者，因其意志力机制已被科技工商所控导的人文学术权势系统所支配（职场化和市场化），其行为目的在于求历史1中之成功，而非求历史2中之真理。当后现代主义“消灭”真理概念时，并非仅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这样说，而是有其具体的所指，此即一种取代社会与人文真相认知的、人为设置的修辞术（大致延续着古希腊与先秦诡辩术）：诱使思想家放弃认知社会人文真理的意识与意志（后现代主义的哲理艺术学化思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及认识论虚无主义}，即为配合科技工商垄断唯物质主义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人文科学去真理化认知立场）。人文科学今日朝向职场成功的普遍走向所反映的“学术异化”，即为职场化人文学术寄生于、融入于历史1而变异了其在历史2内求真机能之表现。只有在职场生态外恢复的主体自我学（胡塞尔学认识论和阳明学实践论）才可提供更具坚实理性的运作基地，有助于主体重新组织其智仁勇意志机能。良知学即一种主体独立求真意志学。【胡塞尔学仅是迄今为止伦理意识怀疑论思考的最深表达，但并非即可因之通过将其“经院哲学化”以作为职场学理竞争的新途径。在当前国际现象学家中我甚少发现其中有继承胡塞尔之人格与理想者。大家重视和研习的仅是其学理的逻辑性美学，而非其“择善固执”的内力。原因倒也不是个人性原因，思想家的素质之所以今不如昔，乃因客观世界环境的巨变】

8.新仁学伦理学与新符号学认识论

我在一些习用学科名称前加一新字，或者是为了强调对该学科内涵有所调节，或为了强调对其特定的用法，因而相对于学科原初内容及用法而言有增有减，有同有异。至于将通常的历史过程按照“功能与运作逻辑”，而非按照历史事件（现象），区分历史1 与历史2，相当于对历史描述分为两层。第一层：现象归类层（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学史等等）；第二层：功能分划层（物质文明史轨道与精神文化史轨道）。此历史2逻辑中的独立性正是相对于历史1逻辑而言的。为什么现在要提出与现代学术潮流不同的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态度？二者虽然均用一“学”字，其此字之古典意涵既可指知识与文化本身（学术与文学），又可指主体对待知识与文化的“态度与动机”，也即一种实践伦理学（孔孟之“学”多指主体实践态度，儒学、理学之“学”才多指认知内容）。为此，独立学人首先即要摆脱历史1中的功利主义普适价值观的绝对控制，以“求真”取代“求成”作为人生观-治学观的最高原则，如此才可达至对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的客观认知（真相），而非仅满足于沿历史1轨道追求职场上的成功。为什么仁学学术伦理学会与跨学科符号学发生关联呢？这是出于现代科研求真的方法论需要。当前职场学术生态是按专业分科进行的，各自追求本职场专业内的成功（相当于学术商品的制成与销售），诸职场专业按照职场规则经营以完成学术市场程序。职场专业化的提升表现为一定运作领域内的技术性的不断精细化，所谓学术提升往往指职场、市场按类竞争过程中的操作性技术上的进步，这固然反映着社会文化心理对象中诸片面性认知的精细化，但有如医学分科之间的关系所示，通过各专科获得的病因认知欠缺对身体整体失调状态的全面性病症真相认知。由于市场竞争关系，各专业均依专自重，强调自身方法的独特性（类商标功能）及其名利效果。为此，专业学者难以不顾及时间和精力成本而将学术操作扩展为跨界经营规模，更谈不到多方面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自由跨界学术实践也是专业分划严格的职场学术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职场学术均须遵行既定规范，规则，方法和目的，而一切规划均参照于就业前途前景（职业成功），后者也须紧密配合于学术文化市场的需求（学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着学术命运）。这就是今日人文学理难以革新发展的社会制度性困境，在此制度内，人文学术被视为完成职业训练与经营的手段，却越来越无关于人类对“人之学”的自由独立探索的精神性目标。后者成立的条件则首先是坚定主体意志力的存在，而此独立自由意志力今已被严格职场化制度消磨殆尽。

现代符号学运动的精神固然相对地体现于符号学专家的具体研究范例中（在诸专业基地内组织的跨学科研究计划之成果），但也间接而深刻地体现在对职场专业化学术制度本身的解剖和分析中。这是我个人参与国内外符号学实践几十年中取得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符号学视角。新的“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不同于任何国际符号学主流理论，应该指涉人文科学的制度性的批评性研究方向。由于此一超前宏观视野超出了目前国际学界共识，故最终导致本人之新符号学观失去与国际学界的理论交流的意义。我之所以在结束国际学会委员会任期后不再有兴趣在国际专业刊物上继续发文，而改为在独立英文著述中自由表达且不期盼学界积极回应，即因了解到国际学人均已成为职场人，其观点、立场、方法乃至人生观都是无法与之沟通的了。他们都是在高科技时代被严格组织化了的一代知识分子,其思维操作章法均被强大外力所约制，不会越雷池一步。而两岸同行目前因只能跟随国际学术潮流亦步亦趋，更难接受有违国际体制规范的人文学理之独立创新思考。

9.新良知学与人类精神文化复兴

在人类唯物质主义文明已然确立并不可能改变之际，实际上，所谓新仁学当然不是指企图在历史1区域参与任何变革，其使命在于启迪人文学术界内少数有志传承和发展“人之学”的学者（有如少数有献身精神的画家和音乐家）在职场生态外平行地经营真正属于历史2的精神目标，并努力使尽量多的学人能够客观认识当前文明之实态。之所以在当代国际众多伦理学和价值观中特别提出基于古典仁学的新仁学，乃因所谓来自中土的新仁学并非什么新理论，而是对传统仁学的构成与践行提出新的解释学和实践学视角。仁学为人之学的核心部分，它基于经验主义人性内的一种精神性升扬本能（相对于人性内纯智性、享乐性与权势崇拜性等物欲性本能而言），此本能程度不同地潜存于一切人内心，成为人类经验上可运作的心志激发目标。新仁学意在协助有识者（具有较强智仁勇综合基因者）正视自身和所处境遇以及沿历史2轨迹激发其实践逻辑与动力，使之产生不至于被历史1的庞然物质主义庞大势力所震慑的自由精神生存勇气。所有人类当然均须生存于历史1的物质大环境内。按照历史1的标准，我等人文学者和精神文化献身者，在社会文化现实中处于彻底无所适从、任由客观权势支配的地位。但此客观情势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能力沿另一精神史轨道另行经营历史2中的“人之学”目标。【我提出的二轨论历史哲学，暗示着统一的显性历史现象中存在有深层上的两套历史轨辙，彼此之间存在有两套平行展开的历史实践逻辑】新仁学即关于“人”的精神学和伦理学，后者与企图彻底操控人类文明走向的高科技所引生的唯物技术史层面并无内在关系。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启蒙时代以来形成人类文明共识的“泛政教分离论”，也应适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间的本质性区隔。它们是两套历史进程，不是统一历史的物质侧面与精神侧面，否则“精神”即被物质力所役使而失去独立身份，现世精神创造冲动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之固有身份（宗教说此身份是神赋予的，自然论者说是神秘自然赋予的，人本主义人性论说是经验主义人性固有的）。今日导致 物质与精神严重失衡的历史动力学，已然遮蔽了身陷职场生态的绝大多数国际人文学者的求真初心，但他们在有缺欠的社会环境内所完成的各个领域的专业性成就，当然也是我们真正“人之学”实践者所须加以研习、分析、综合、改进的对象。各科优秀学者虽然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如按照职场逻辑实用主义地听从其专业性引导，将相当于仅只重复其所作所为，也就难以最终跳出其窠臼。我们对其不能言听计从的诸多理由中最表面者可举（我近来反复指陈的）如下事实：他们的大量判断（特别是理论性判断）上的系统性判断错误。主流理论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无关于其判断之真伪，而是相关于其职场、市场竞争性运作的成功可行性大小。其中最为明显的缺欠是这些理论根本无关于当前人类文明危机之认知，更谈不到对其应对与克服之道。但他们占据着职场、市场内的垄断地位，阻碍着新知新学新理的自由发展。职场和市场格局本身就提供着阻碍科学理性的认知，而一切相关于人类精神文化的探讨都受到此客观社会条件的结构性限制。之所以必然如此，乃因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思想者，都为了能够在人间“体面的生存” 而不得不自愿接受职场生态和市场规范（通过压制精神性本能以顺应物质性欲求）【《论语》中之所以不断利用“君子固穷”修辞学，不是在提倡苦行僧哲学，而是预示出“求真”者必然会遭遇物质性困厄；“洒扫应对术”的“具体琐细性”无非是为了喻示仁者应经受物质性艰困生存考验，因自古以来仁学者即知精神文化实践与物质文化实践分属两途，而人不得不存立于物质性基础上来经营精神性目标，因而人之物质面存在与精神面存在间始终存在有内在的差异与冲突】。此一趋向自新世纪以来越来越趋于普遍性固化，人类生活和工作状态越来越趋于一体化，标准化，统一化。人类存在于高科技编织的天罗地网内，纷纷成为顺势而为或趋炎附势之经济动物和准经济动物（=商业化文化动物），惟知顺外势而幸存，放弃了得以坚守独立价值观和贯彻精神实践论的自由选择意志。自然也存在有不喜社会性拘束、偏好随性人生者，如现代“道家”类人生观看似游离于职场之外，但此类特立独行倾向本质上乃是一种逃避性现象，因其无关于人类理性精神文化的积极追求。（所谓现代派、后现代派艺术家们，看似洒脱，其实是另类商业化了的文化人，因他们也都生存于和寄望于文化市场内的商业化成功；一个反讽的效果是，如此超脱的艺术家们其存立最终均须依赖金钱大亨们的扶持！）归根结底，上述一切都相关于生存态度问题；此类情况与几十年前法西斯社会硬性压制性的控制形态不同，而在某些方面却可更为有效地促使人之物欲性屈服植根于心理内部；内在的强迫机制将比外加的强迫机制更为有效和彻底。毕竟现代社会有如一大棋盘，其上预先设置了棋则和棋法，作为社会人的人文学者在社会上只有一条公认的“康庄大道”（职场系统）可行，其强制力不仅内聚于职场市场机构，而且体现在此客观机构内所呈现的统一规范与规则的“共识”内。就人文学术而言，最为根本性的限制自由意志的力量，可直接产生于此被人人视为当然的、不容违背的群体共识中。而此一规范规则共识最终均落实于学术结构的组织之内，形成内外一体的、虚实结合的社会文化网络，并成为一种 具有内在制约力的行为驱动与导向机制。

良知学是仁学的心学实践学分支，其重点在于主体对仁学信仰和行动力的具体激发术。良知学前加一新字，意在进一步强调其学现代化用法之适切的方面：价值观信念的人性内在论以及实践观区域的彻底改变。可以说新良知学是对阳明心学的一种现代理性的纯化。新仁学良知学蕴含有两类传统性回归：人之学价值观和主体自由实践观。今日我们读解哲学史的过程，不再是从中学习如何重复古人前人的学理知识和思考方法，而是首先追溯其中所包反映的不变的“人之学”的动机、态度和目的。在此主体伦理性还原之后自然会遭遇难以在历史1内去实现历史2目标的精神实践困境；其次，诉诸良知学即“求放心”学，也即自我激发主体志勇学，勇于何？勇于面对真实现实和真实自我（指潜在的精神性自我），此两套内外实在都被职场客观生态所包裹以至于模糊了人们对其存在的认识。具体来说，今日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客观形成的职场生态而维持其独立物质性生存（个别人因偶然具有特殊条件者除外），但少数人，有志于人之学探讨者，仍有机会可激发自身创造性的仁学智仁勇品质，设法安排好个人在历史1 和历史2两轨间的平衡生存策略，也即，在求真与求成间的平衡实践策略。具体说，要合理地减少职场求成的实践性配额，以增加认知求真的实践性分量。个体生存于两套实践场，各以职场名利权和仁学真善美为本质。在现实中二者一定是相互冲突的，前者一定是趋炎附势的，后者一定是自甘淡泊的（因不特意追求历史1中之成功）。再次询问：为什么《论语》故事要创造一个颜回形象？仁学者不是苦行僧；为什么论语处处运用一个“穷途末路”（仁者于历史1）修辞学笔调，既然仁者根本不是历史1中的“革命家”？因为仁学坚持的真善美价值追求必定违背由物质性权贵主导的社会主流权势之意志。此一历史哲学特点晚近以来不过是无数倍强化了而已。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具双刃剑功能的启示模型，它一方面无限提升着人类物质生存水平，另一方面“物极必反地”，它也导致物质力势必将无限地压制着精神自由。机器人世界，AI世界，太空世界，正在将人类带向无法预知的绝对物质主义宇宙冒险，使人类的存在彻底单维智性化展开，使人成为物质性求知欲壑永难被填满的纯智能性动物；使人有朝一日成为类机器的新物种；使人类在高科技惊人绩效蛊惑下渐失其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自由反思力。

当此历史空前强大的惟物质化文明支配一切的当口，新仁学坚持古典仁学内涵的经验理性主义，不是选择非理性的、超越性的、艺术化的“理性逃避主义”，而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发挥由智仁勇三达德引导的伦理实践良知学，通过真实理性主义的现代人之学之革新，来克服各类物之学对人类文明的绝对垄断，并激发有识者首先实现自我革新（自我改造），从而可根据坚实的自我主体立场来追求 精神文化领域的客观真理。同理，既然不受学界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控制，主体自然可同时持有成功不必在我之仁学学术实践观；体认到个体实践的有效性并非体现在个体实践的具体计划完成性上，而是体现在实践过程的方向正确性上。真理追求必定是人类集体性实践过程，因此学者个体之努力应体现在态度与方向的正当性上，并可始终“心安”于此。（这是与当今由西人功利主义、竞争主义之间最大的人生观差异：不是安于此生“功成名就”，而是安于此生态度端正并在人类集体的“人之学”事业上履行其中“尽其在我”者；“所安在自我”的生存态度，而非在社会名利之获得，这才是仁学人生观所要求者。这样的选择不是出于无私的利他主义，而是源于仁学伦理学内固有之公义。《论语》之射喻章即标志着另一种“必在我者”之另类“成功观”，于是所谓“成功”，既指任何历史2节目上的具体成就也必指个体在此集体性历史实践上“尽其在我”的程度；这也是仁者自我可 “无入而不自得”之实意所在）对此，人们难免会揶揄说此乃变相阿Q精神。这样反诘的人恰恰因采取了职场求成的态度，混淆了基于两套历史实践上的两类人生观。在职场上，或在“利用职场生态”上，仁学者当然要善用智仁勇实践学策略以在职场渠道内创造独立精神生活的平行空间，为此难免会要与学界权贵集团不断发生冲突（仁者必行君子不党，职场学人多需结势以进）。如何设法不与纠缠而另辟捷径以进行独立精神的自由追求，这正是新良知学实践所要面对者。致力于历史2精神文化事业者虽只能生存于历史1环境内，但仍有机会争取形成一不为其所辖制的独立实践“自留地”，为此学者首需激发主体独立意志力的复苏。例如，独立人文学者首先即不可被古今中外占据大师地位的学术权威成果所拘限，反而是要对最有学术价值的遗产进行批评实证性的不断检视。而学界权贵因采竞争功利主义，其有所成，必呼朋引类，拉帮结派，意在保持该派声名之长远传播，而其学派弟子必竭力鼓吹师尊学术权威性，促其成为学术交流市场上的学术品牌，以便逐代弟子们沿用师尊权威招牌继续谋求自身利益。不要忘记，正因人文学理欠缺客观标准，任何理论都可易于言之成理，此一趋向今日尤甚，因后现代时期的学理宣传术较前在技术上已大有提升。例如，当前国际人文学术思想方向，方式，方法均由学界各科公认“名家”的著作组成，这些著作系列就成为学界工作与遵从的对象与标准。一旦入选为经典，该思想就载负了市场“商标”及相应“价格”（等级），成为职场规范与规则的基础，禀赋了职场市场流通的资格。这些公认经典从此成为学界研习的直接合法对象；换言之，思想家的第一对象不再是各类现实，而是各科书本（教材）。学术思想交流，分门别类地运作于各类书本之间，各类学术专业话语形成术中充斥着法定权威著作之引证及讨论。学科专家即指熟悉本学科相应经典内容者；而实际上他可能不过是该类书本的专家，而非相应客观现实认知的专家。人文科学专家的认知系统因此多连通于经典书本而非核实于相应客观现实。所谓学术思想的正误也就是按照其与经典内容的符合度来加以衡量的， 例如，这样我们就有了不断同类话语翻新的黑格尔专家，康德专家，胡塞尔专家等等。与前职场化的古代哲人不同，这类现代哲学专家，反而可能成为最无独立正确思考能力者，因其思维方式已被按照相应经典之原则与方法训练为相应思维程序操作者；越是专业水平高者，可能是指其越是按照固定标准和文本范围取得了相应技术性高度者，他于是易于按照从所学经典理论中获得的方法来进行思维和推论，而非对准客观现实，通过创造性理性运用，来进行独立的观察、思考和判断。他的最终自信根据不再是客观现实之逻辑性证明，而是其合乎权威教条法则之严格性程度，思想家也就成为了掌握经典书本的技术性人员。因此某一职场专业要求的技术性水平，是为了应对职场正确运行需要而形成的。如此编织构成的人文科学系统，固然提供了一般文化学术教养知识（相当于文艺爱好；抽象思维与感性思维都可能仅只为了在职场规定渠道内满足各类智性需要），但不足以用其正确应对现实人类文明中的价值观与认识论的复杂问题，更难以独立认识和思考唯物质主义文明发展大方向上出现的精神文化危机问题。

虽然一切经典都具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但该价值仅相应于特定时空角度与阶段而言，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认知片面性，易于成为误判研究对象的结构性根源。全面性认知须通过跨越职场学科限制进行综合性汇通，但这却是违背职场、市场竞争原则的（商品竞争依赖于专业的特殊性和封闭性）。今日国际学术竞争强调独创性，即学术品牌的特殊市场性优势，其判准是按照市场竞争目的来设定的。因此强调互通性的跨界融合汇通是与此商业化的职场竞争原则冲突的，因此真正的符号学事业是与当前职场竞争生存生态对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再指出今日国际符号学职场现象根本不符合符号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于是真正的符号学精神不得不在人本主义伦理实践论指导下通过跨越职场化藩篱来进行。这是我二十年来将仁学伦理学与符号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紧密挂钩的理由之一。我并将此二者与人类文明大方向的再思考问题联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只谈现实人文科学现象，人们会以为所论是相关于当前职场化学术状态问题。人文科学职场系统如今组织得如此井然有序，成为学术职业者于中安身立命之地，何须杞人忧天？只有当超越职场生态圈眼界以关注人类文明大方向问题时才会有能力对当前人文科学系统及其效果进行独立反思。当全人类都在被高科技和金钱万能观裹胁而全身心地投身于将人类变成机械动物的宏图大略时，陷于职场生态的人文科学理论家们也就难以对其积极思考的觉识与能力。本应相当于古代哲人的现代人文理论家们，岂非只能在此唯物质主义大潮中随波逐流，并彻底放弃了（人类文明史上历代哲人曾经拥有过的）引领人类精神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抱负。让我们再次重复一下看似大而无当的新仁学和新良知学的旨意：即激发有识之士的学术向真本能，使其不至于完全受制于职场功利主义及私利物质主义。我在阳明学与朱朱熹学之间切入一认识论分界线，蠡清何谓仁学思考者的第一直接对象；此新良知学的直接对象不是理论“经典”而是心志实在体。后者即一切现实中首要的心理现实或知情意结构；也即，良知学的第一对象是主体自身。良知学即自反学；新良知学之所以称之为纯粹心学，意在将超时空的普适性心学实践与历史上将心学具体投射到政军外实践活动加以区隔，不再像旧良知学那样将心学与传统政治活动捆绑在一起。因新时代需要全新的知识论与方法学以适切地应对完全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理论环境。（所以新仁学和新良知学与儒学和儒道释学非常不同）。新良知学也就相当于古典心学之纯化，使其脱离古代外实践行为方式而还原成人性普适的伦理实践学的心志学部分。因此，当我们同时强调孔孟学、阳明学之经典时，乃特指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性核心部分（而非包括古人所运用的具体知识材料和实行方法），也即特指基于自然人性的主体意志学部分。因此这些仁学经典的核心不是什么人为制作的理论性知识系统，而是特指伦理动机学和态度学，二者同属人本主义伦理学，为人性身份所固有，故可跨越时空连通于任何人类存在者，虽然各自拥有的心志基因强弱大小互有差异。对此人性深层内在现实有所呼应的少数有识者，由于其潜存的精神本能会产生与外在职场现实相抵触的良知觉醒，并有勇气容受伦理性主体与现实压强间的张力关系。此一内外张力关系可成为主体良知学滋发的内在驱动性机制。反之，大多数人类，包括广大人文知识分子，则均以在历史1内追求物质性欲望满足为生存目的（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少数人与从事物质文化建设的大多数人分别承担着在不同文化维面上推动历史前进的任务）。所以，民主时代，高物质享乐时代，加上无限发展的经济开发与自然探索，就成为符合大多数人需要的历史发展方向。由于此内外高度一致的唯物质主义文明大潮的滚滚向前，人类的物质面建设成就必将飞速猛进，而极少数人关注的理性精神面文化价值创造事业则将自然地被彻底忽略。

在此，我们也不可将科技工商所需要的、与之互补的超自然精神范畴与社会人文的现世精神范畴混为一谈，二者不可相互取代。（现代泛政教分离原则应该涉及文明的诸多方面，包括区隔两类“精神范畴”）毫无疑问，宗教属于人类成为智人后的社会自然需要，并由此引生出大多数人需求的各类超自然及准超自然崇拜。我在英文著述中指出，宗教需要实乃物质性需要的一部分，也是历史1的组成部分。所谓天堂（包括地上乐园）和永生之类的人间愿望（无论是直接超自然的还是社会性超现实的），本质上仍然是物质类幸福观之延伸：对永恒幸福之永恒期盼！而此幸福的属性则是纯物质性福利性的【克服生老病死恐惧及无穷无尽吃喝玩乐条件。反正一切天堂观里似乎从来都没有关于读书和思考一类教谕，其最高境界为对至大力势源之敬畏。人生的最高意义不集中于对自身生存的精神文化提升上，而是集中于对保护神的崇拜祈求上；前者意在丰富自身精神品质，后者意在强化对至高至上者的崇拜依附上。后者作为普在心理趋向其实可以溯源于千万年前人类初有意识时期，而前者于两千多年前形成于古希腊人学和先秦仁学之中】。甚至于社会性超现实的天堂（试想文艺复兴以来各类乌托邦思想），其具体内容都离不开大多数人永远在需求中的高水平衣食住行。而古典仁学伦理学或仁学信仰则同时涉及现世人际正义追求与现世精神理性文化创造两方面的价值观确立，二者不仅都相关于现世，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地（在民族文化整体上言）区分了现世的和超自然的两类精神概念（敬鬼神而远之，即是一种理性区隔论），前者之雏形即体现为先秦时代之史与诗（均属人际间的知情意流通）。中华文学史如果其主体为诗词之史，其中绝大部分杰作都是人际间现世性情感的表现。所以中华文学精神中的“诗言志”，所志者均流动于人际之间（而非人神之间）。此一“志”之所之，均指涉“人之学”所存于其间的现世。我由此推出，民国时代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化转化史上出现的发展奇迹，正因为传统人本主义价值观与西方科学价值观在经验理性主义大原则上的一致性。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尼采和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文明观冲突问题，因为本质上中国是一独具一格的俗世化理性主义文明。而法家为霸主们设定的儒教制度中的神鬼文化，仅只属于统治阶级以神圣故事欺民的伎俩，其本质仍然是现世性的。最近读过几则美国立国先贤小传，注意到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弗逊等生存于启蒙时代者们是如何本能地倾向于将现世理性和超世崇拜加以区别的；人们都知道他们多么喜读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是《论语》中的孔子，而非儒教教主的孔圣人。由于孔子名字几千年来被各方面滥用，我尽量用仁学取代孔学，以免彼此混淆。中华精神文化复苏所需要的是仁学伦理学而非儒家道德学，更非儒道释宗教学，而历史上这些都由同一名字孔丘对其予以代表，思想混淆也由之而生。我在1997年在德出版（2008年在北京-新加坡再版）的英文书中即已明确指出区分两个孔子的必要性；并强调孔子其名只不过是民族集体仁学伦理思想话语中的“叙事性角色”和仁学导师之形象，而传统帝王制度将其虚构为类政治类宗教（儒教）之教祖以作为支持帝王政权绝对性的意识形态工具。此两事必须分开，因此所谓新仁学也就包括了对孔子一词的正名学。

10.AI高科技与权力学新解

新仁学引导的人文科学重建任务与国际主流人文科学的时下趋向并不相同。一方面，人文科学职场改善问题不是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自然不需对国际人文科学学术盲目地亦步亦趋，另一方面也并非要提出反高科技的人生观，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高科技作为历史1前进的主引擎，必将无限制地展开下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人文学者必须接受此一现实却需如实承认由此导致的人文职场渐趋萎缩的必然性。我们所能做、所应做的，只是思考如何在历史1的唯物质主义洪流中维持和创造历史2的精神文化溪流的可能性，并勇于承受两套历史在认知与实践层面上形成的张力。我们的独立选择自由性可表现在：人文学者不必参与对高科技的宗教式盲目崇拜，更不必把征服宇宙视作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目标。如我已然指出的，无限的高科技发展及其对地球和宇宙的无限制开发的后果（节节升高的认知性与经济性的物质成就）并非人类幸福之绝对指标。我们可援引“无穷大数”概念所含内在的矛盾属性作为说明模型，用以理解高科技内含的认识论与价值观矛盾：任何时空点上取得的科技成就，不论多么伟大，都欠缺其内在性意义与价值，这不仅是指任何伟大成就在“历史长河中”均会转瞬间即被不断更新的新成就所取代及超越，此高科技成就之价值乃相对于其当下状态而暂定者，但未来无限深广的高科技发展将很快使得任何在先取得的成就迅即变得无足轻重。因此并不存在人类科技创新实践的“绝对高度”；此即：高科技并不能提供人类确定性的价值观，而其无限制展开的科技成果却反可能成为变相“扭曲”人类价值取向的原因。由此类推，我们不免还可能陷入一种深刻的技术虚无主义：人类被裹胁进此无限科技发展过程，成为彻头彻尾的科技奴隶。此一可推测的无限庞大的物之学文明前景，足可使我们有理由重新思考文明史的认识论与价值观究竟为何？如成为技术崇拜物种以及技术化的人类，我们自然不再怀有提升精神世界的内在需要了。按照新仁学价值观，如今人类文明的问题不仅是如何单维地加速高科技发展问题，而且是如何恢复文明中物质面与精神面平衡前进的问题。新仁学的职能正在于逆反于国际人文学术主流共识，激发其良知学觉醒，促使其勇于自视自我，承认本身知识之不足，而非以获得职场名利权虚荣为满足。没有此种人生观上态度的革新，人文科学即绝无机会沿历史2的“伦理正确”方向自我改造和发展。但今日大多数国际职场学人因跳不出职场生态圈，也就体认不到今日唯物质主义人类文明中包含的此一压制精神文化升扬的严峻时代挑战。

高科技带动的种种实用性利益当然巨大无比，在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物质福祉、革新医疗条件等等方面的无与伦比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人本主义伦理学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人本主义伦理实践当然须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我们甚至于可以期待日新月异高科技未来可能提供另一项革命性的贡献：随着AI和机器人事业的扩展，在其大量取代人力劳务的作用中，最可期待的是将社会各级管理工作逐渐由高科技工具取代，以克服几千年来人际管理中必然出现的弊端。此一趋势不仅可以提高管理学的水平，尤其可以使其成为公平准确贯彻法制法令的自动化机器体系。几十年前由控制论、信息论设想的人际社会工程目标，将可通过AI予以实际贯彻。由此连带产生的重大历史后果是：可将人为操控的权力机制必要性减至最低，甚至于可导致出现最高权力机制的泛机器人化，以期系统地排除个体自然人之错误行为机会，从而有朝一日真正实现十九世纪乌托邦幻社会主义者们理想中的、最终消除政府存在的愿望。按照人本主义伦理学，社会性存在是不可能不在严格法制监管下存在的，而当初与社会主义并行的无政府浪漫主义（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所真正关心的（因当时社会科技认知条件所限）乃是强权占有者的垄断地位所易于导致的个体专权之后果。此因在那时科技条件下他们还想象不到社会监管功能如何可以脱离具体权力者的人为操作来进行。未来机器人和AI管理时代，按照既定法制规则（自然人集体所设置的）设计而由AI机械性系统运作的社会分层管理机制，将可能将自然人参与管理的必要性压缩至最小，以期结构性地在社会中排除人的权力欲因素之卷入。在所谓“人性恶”的种种欲望品类中，最严重、最有害的就是自发膨胀的权力欲本身。而按照我的研究，个体权力欲的膨胀与原始社会的组织性客观需要在历史上是无法分开的。社会需要组织，组织需要领导系统，后者使得领导者自然地占据着优势地位来触发其个人私利性野心之膨胀（当然假仁假义以行之）。由此历史上不断滋生出侵掠抢夺、扩土辟疆、征服奴役等灾难性事件。一门或可产生的AI政治学，也许有望彻底改变人类历史驱动机制，促使人类智慧能够在技术性上超越传统上通过权力集团相互争夺所促动的历史前进轨辙。这或许是我们可对AI高科技在历史1领域内造成革命性变革的一种最高伦理性期待：客观上消除人际间争权夺利的客观条件并继而阻断“乱世出英雄”的机会。如果无此强而有力的客观技术性控导机制，传统上人类相互争斗的历史发展形态将难以改变，因所谓“人性恶”乃根植于人的动物性基因组织，此类“生存斗争”规律必将“每逢春必再生”。以上畅想自然须假定：高科技施作的方向应该始终朝向社会客体而非朝向人身体；如果高科技致力于首先变革人本身，人性本身，即通过物理性、生化性手段改造人体和人性，使人类变成半机器人新物种，那时AI政治学将成为颠覆人类生存的科技化利维坦。如果人类任凭AI高科技来瓦解人性本身，就相当于人类的自我毁灭。这在技术上也绝非不可能；众多技术狂人因掌握了高超科技，将其作为高科技神力加以崇拜，越来越多的技术狂人会投身于一切冒险性实验计划：向外太空，向身体改造，向大脑改造，向人类文明形态的随意塑造。凡此种种均可通过相互技能竞争和追求无穷无尽的技术性成功以导致获胜者的技术化文明垄断！

高科技因此绝对是一币之两面，一刀之两刃。近日马斯克再次指出AI两年后即可在聪明才智上超越人类，这当然是指技术性智能方面，但已足可影响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包括政治形态，如上述管理形式的历史性转型：从自古以来的人际金字塔式分层统治形态转化为AI机械化自动管理形态。未来AI是否有此正向发展，不是我们局外人所可判断者，但我们人文学者可以由此推知AI高科技给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带来的正负面“效果”，人性的权力欲是不可能消除的，但管理学的彻底革新可以使其发泄方式转轨，从而彻底改变千万年来人类政治史面貌。在理想情况下，人际权力竞争本能可由历史上的政军轨道大幅转移至现代技术性、商业性、文化性竞争轨道。人类文明历史过程自此之后可由千万年的“武斗形态”转移至未来的“文斗形态”，这自然也代表着人类历史文明的一种文明化转型，即从原始社会遗传的强者间野蛮竞争（源于“嗜杀”本能）以求胜的原始文明形态，转化至未来社会强者间文化性文明竞争形态（源于“算计”本能）。【“算计”是不体面的小人伎俩，但其“动心动口不动手”的行为模型却代表着一种进步。古代遭致贵族轻视的商品交易现象，与权势者间骑射交战现象相比，其实代表着文明的进步。（当然历史上很长时期商业行为与盗匪行为混杂而行，经过长期亦商亦盗发展过程后，现代纯粹商业化历史才到来）庸俗的商人化活动代表着历史的文明化提升（“文明”须以庸俗的商人行径来定义，令人遗憾，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本能欲望都是“商人型”的，而非精神文化型的。从动物演化而来的人类本来就是物欲追求者，商人文化岂非正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我们强调的精神文化创新也只有在人类停止“嗜杀”的环境里才可进行。全球商业化发展的未来也许正可为精神文化创造提供适当的物质生存环境。我们人文思想者或许有理由期待在未来必然到来的全球（粗俗无比的）商人化世界来设法营建独立的精神文化世界。】对AI这样的正面期待不仅有助于历史1的人道主义福利环境之提升而且有助于改善历史2的人本主义精神事业的实践条件。但AI等高科技以及连带的新经济学都是属于历史1的事务，虽然它在提供物质性存在方面连带于历史2，却无关于精神文化的复兴和发展问题本身。高科技人士今日掌握着历史1内唯物质主义文明前进的主引擎，但这与我们人本主义所涉及的精神文化（其现代与未来形态为科学的而非职场实用的“人文科学”）没有直接关系。二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正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文化危机产生的根源。但精神文化危机和转机的问题与追求物利生存的大多数人无关，所能寄望的只有人文学界有识者良知之觉醒，即仁学伦理态度学之践行。

【注解：本文为提纲挈领之作，所用俗常语词之确义，可参照作者其他著作理解。文史理论思想语词因与日常词语颇多叠合，故专用名词须在相应语境中把握，不可抽离开单独理解。文史哲话语之所以混乱无序，因社会、历史、心理现象本身构成的混合性。故符号学思维不在于以随意重复专家术语为得，而首先在于应通过作者设置的相关语境来明确词语的相应指称和多重寓意。如仅泛泛读过论述话语而忽略前提、框架与句式等相关语义学要素，也就难以充分把握文章意旨。】

（截稿于202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