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功能和调整的新思考：兼论符号学界的作风问-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 2000 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2000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南师大外院的支持与合作，在此表示感谢。我将三十多年来本人的国内外符号学相关活动积累的经验贡献于国内学界，不仅是我的志趣所在，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在我任职于国际学会的最后一年也适逢我参与创立的、至今中国唯一存在的全国跨学科符号学实验平台—-“中国符号学论坛”—-处于功能模糊和运作不利之际。人所共知，南京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来，某些符号学集团，借助于其在体制内的权势和关系，开始由明趋暗再由暗趋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破坏本人实乃三十余年来参与的上述符号学推进工作。从而一举将中国符号学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本人几年来期待从南京大会开始促进中国符号学大家庭平等共进的理想今已遭到破坏。他们说：“你批评我们什么，我们就照原样做给你看。我们就这样拉帮结派，而且势力大增，看你怎么办？”我只能对此说：“承教”！谢谢你们給与我了认清你们的机会！此一图穷匕首见的戏剧性发展，更加促使我意识到与其分道扬镳的绝对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论坛是“李某的事业”，却不知论坛只是“李某协助国内学人推进符号学事业”的步骤而已；他们损害的不是我，而是学术界的正方向！我为此惋惜的是中国学术理论事业正能量的损耗，而不是我李某“利益”的任何损失。我什么损失也没有，反而是因此连环出现的教训而认知了目前学界学人的真相！有什么比获得对人与事的真相认知更可贵的吗？现在，本人根据十几年来在国内外从事符号学推动工作的经历，重新思考了有关论坛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前思考的结果发表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和继续提出批评意见。谢谢！ ************* 在与南师大外院共同筹划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过程中，考虑到这将是一个在百年现代化后首次在古都南京面对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界的历史性场合，同时在抗战以来两岸四地现代化学术理论科研本质上停滞了40年和七十年代末起全面恢复了35年之后，我们中国学人该如何应对此一特殊国际人文理论交流机遇，就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之所以说是特殊机遇，因为文教和学术恢复仅30多年的人文学界，在知识的程度上是远远不能和外国先进地区相提并论的，何况两岸都还不存在可代表各界的全域性符号学学会。顺便在此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以及符号学发展问题，我都需要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几乎“对立”的角度来面对同一个对象或计划。也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对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方面：理想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努力“办好事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为办事而办事，即不能够老是满足于“只要能和老外在一起就是风光和成就！”。我们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将现实的作为和未来理想的境界予以初步地“挂钩”，如果根本没有理想的影子在，靠搞符号学来“过日子”，这就如同80年代文化热时靠搞“萨特热”、“三论热”过日子一样，不过是肤浅无聊的凑热闹，谁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在学术风气不佳的环境里干这种事呢！但是，从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把南京国际大会“当一回事”，即把它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看作是未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前进的一种驱动力。在此思考下，我和南师大大会负责人遂设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实验性平台。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此“准组织”来凝聚国内各界学术的力量，形成一个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的“中国符号学集体”的形象，以作为中方的国际学术对话方的象征性“代表”，来“迎接”（迎战？）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家们的到来（我也的确以此论坛的成立作为在和国际同仁进行各种协议时的中方学术背景之显示，借以暗示今日的中国符号学并非仅限于广义外语界人士）。为了使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南京国际学术对话舞台具有较合理的代表性，一方面我们通过“论坛”将“中国符号学”的组成成分扩大，使其超出外语和传媒界，另一方面我又企图超越国际学会的现状，将国际方的组成成分加以扩大，特别是将其扩至西方哲学、史学和电影理论等（可惜后二者均未成功）。因为，按照我的符号学理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其“符号学学者组成”都是过于片面了。我还满怀信心地，（特别在天津王铭玉先生等那时突如其来的支持信的鼓励下）将此一论坛看作是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垒”的象征性基地。 实际上，当时论坛的作用有三：趁国际大会场合凝聚中国各界符号学力量，以“共商国是”，即趁此难得的机会（知道中国学人普遍具有的“势力心态”：觉得到有洋人在的地方去露面才有面子，我们也就“现实地”循此方式来聚集人数，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悲哀，却是难以绕开的悲哀：中国文人为什么总是见了洋人就喜笑颜开的？）共同讨论如何发展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其次，在大会前后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符号学业已（象征性地）“初步成军”；再次，随着论坛活动的推进，也曾一度想到如何更认真地将论坛充实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实验平台。实验什么？实验不同学科间平等的“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派独大”。（本来按照我的个人日程表，南京大会和世界论坛会议后，我在初步协助形成了这个全国性跨学科平台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了，以为论坛可以从此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学会的雏形或实验基地。但当看到论坛甚至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被单方面依仗人多势众加以“掠夺”后，不觉奋起，决意参与抵制此一“知识分子侵夺其他知识分子”的突发事件。而且惊讶于如此多学人，此后一年来，都是习惯性地旁观看热闹，而视此侵犯行为为理所当然，并不在意？对于我，后者比前者更可怕，侵犯的始作俑者毕竟只是少数学界“枭雄”，而“围观大众”才是学术的基本资源所在）固然，在国外，在个人主义膨胀的今日，没有哪家研究所不是“老王卖瓜”的。可是，“国情不同”，在国外学术大国，各种学术、学科、学派单位都是到处林立，各家的自我标榜不足以破坏整体的平等相处。所以各国都有公平的符号学学会组织，即在该组织内，没有谁可以独享“权力的垄断”，有影响的“学术力量”只能是在有水平的学界内经受过验证的学术贡献本身。可是，在中国25年来的符号学事业发展经验中，由于学术复苏不久，符号学主要是因外语方便而首先由外语界人士和外语界出身人士率先推进，一如中国的现象学西学理论界情况一样。随着学术的逐渐发展，新知新学必定会并应该会扩及各个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外语界背景人士是持此同一理解而积极无私地协助符号学推广呢？还是打算趁先走一步的时差方便而企图对初步掌握的符号学加以垄断呢？我曾经以为，论坛的成立可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此信心的一个具体根据是，合作方南师大外院在其两次筹办国际会议过程中表现出了“服务精神”，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们的从事者普遍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特意人为宣传、抬高本院某个人自身的学术形象（如果这样，其他各界学人日后就没有兴趣参加了）。此一事实观察，遂坚固了我对于论坛发展的信心，虽然与此同时，几年来我也不断继续和他们协商如何“超越”隶属于外语学会的意识而勇敢地承担多学科间“公平组织者”的角色。我不属于国内体制内，所以不具有国内学界的习气。可是国内学人却老是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在那里“争权夺利”，我如果要干这类事会采取另类生存观吗？一方面我们赞赏外语学会发展自身的学术，但反对他们（当然许多学会均如此，但我现在只与符号学的外语界打交道）的学会利益本位主义。不是“怕”你们学会张大势力（虽然本人憎恨学人有结党营私意识），而是“怕”你们如果意图“以小吞大”，一是你们只是一厢情愿，必不能得逞，二是你们的企图却将直接损害中国符号学事业全局的健康发展！很简单，外语界，比较文学界，传媒界都非“中国人文科学”主流，从学术上你们就不可能“驾驭”主流学科的主流学者们。你们如果企图将符号学垄断在自己的“自留地”内，那就阻碍了我们按照“理想角度”企图将符号学方法扩及主流学科的长远目标。中国符号学如果不是有朝一日和中国人文科学主流汇通以贡献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大发展事业，我们搞符号学干什么？就是搞些形式主义的“雕虫小技”和“玩物丧志”吗？从2000年回国推动符号学起，我就一手介绍国外符号学理念的重要性，另一手即不断指出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的每况愈下，这就是因为包含如此广泛的“符号学界”也同样是一个易于“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了廉价炫技的职业工具。后者的存在是任何社会中难免的文化学术现象，特为一些不耐艰苦研习而希图几年之间成为“学术土豪”者的温床。而对于知识、理论一切尚在初步阶段的中国人文学界而言，这样的倾向就更易发生了。自南京大会的成功和论坛内迭次发生“冲突”以来的一年多里，我的种种作为都是源于这一思考，尽管一些深植于体制内学术土壤中者老以为我和他们的心思一样，在那里暗中“争权夺利”。试问，我可能因此有什么权？有什么利吗？不正是你们在靠着“符号学名号”在那里拿钱、聚势、增名吗？我如果像你们这样贪图名利早就是另一种生活状态了。可惜，文革后遗症仍然存在，不少学人的结党营私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从今日反腐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哪桩腐败案件不是通过结党营私方式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结党营私之一种。如果学术界未来也开展反腐和反对利益固结运动的话，所谓“官学勾结”的事件也必不在少数吧？），他们总是以己度人，还以为他们的“获利”成果会引起我的“嫉妒”和“气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果不其然！ 的确，我的“符号学心思”和许多人并不一样。我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是独立进行的一件事，属于“独善”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九），和上述属于“兼济”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一）的国内外符号学事业关切不是一回事。一年多来的相关“冲突”事件，都属于我的“兼济”工作中的正反经验，二者其实都是我的认知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即进展和挫折，都是认知上的“收益”，这些冲突经验让我对于国内学界的体制内结构和学人的分类和品质都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事件就不可能认识到的“真相”！这使我有机会在人情反复中看到一些学人的里里外外、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和虚情假意。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另一些学人朝向“正能量”的心态和有心无力的实情。按照各种负面的表现，我们继续发觉，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最大阻碍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特别是我从一些人的前后反复和言行不一中看到他们性格的软弱。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这才是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的最大绊脚石！机会主义就是性格软弱。其表现就是急求蝇头小利和趋炎附势，自然也就是文学界早就指出的“墙头草”倾向：没有原则，只有利害取舍。换言之，这就是“贪小”心态，因为贪小，所以随时变换“旗帜”，窥伺投靠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更贴切地领悟为什么孔子要说“我未见刚者”！有刚强才有原则，才有坚守，才有拒诱，才能够“君子不器”而朝向自身学术之“大局”，才可能有对天下“学术大事”的关怀，才可能不去哗众取宠和假仁假义，才可能真地本“致良知”而努力于学术。我们今日不追求此类特深、特广、特大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大元素”，如仅企图通过市场和传媒去“炒作”祖宗文化遗产这类琐细的“中国小元素”，这是在推进中国的真知真学还是要利用西方的东方猎奇情结来到国际上做“文化买卖”以谋利呢？当年的中国“萨特热”早已成为泡沫，今日的中国“符号学热”，如果采取同样的心态和路线，也会同一结局。不，同一结局倒还好，就怕真是坚持下来成为在学术崇洋媚外大环境下蔓延下去的“舶来学术”，其引动青年人追逐肤浅学术时髦的力道自然不可小觑。但这已经不属于我们可以在此关心的范围了。我们只能自己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却不需“卷入”各种学界利害冲突中去。我们哪有这个力量！ 南京大会后一年多来的经验促使我进一步反思这个“论坛”的可行性和可取性问题，再结合我三十多年来与国际人文学界和符号学界交流的经验，渐渐地更明确了问题所在。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中国的符号学完全是跟着国际潮流跑（我在南京大会前后多次表达过中国符号学事业应该走独立自主路线的愿望，但其后确知其在两岸四地绝难实行），因此更为根本的问题存在于国际学会和西方符号学界。在本次索菲亚大会上（如果我最后真地参加的话，这取决于我对该会节目的最后判断）我将对西方符号学现状提出根本性批评。（不久前，非常遗憾地和一位昔日好友明言彼此最好中断联系，因为对方竟然误解了我的学术批评和学人批评之意图，竟劝告我“不要想改造别人”，也就是不赞成我的学术批评言论。如果这样，岂非正是“悖孔”之论？如此一来“诤友”何义？的确，西方学术理论界也同样在反对“批评”，因为批评“伤和气”，其实质为：我们都应该在商业化的大时代改行商人的做法：即要暗斗，不要明斗；要讲求策略和计谋，要尔虞我诈。一句话，商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不起，本人不信这个邪，就是要辨析相关学术理论之真假。而且我们中国学人需要信这一套吗？那我们今日倡言孔学又有何意谓？如将孔子的重要原则都排斥掉，根本不予奉行，而只利用其大名来创造文化市场品牌形象，这有意思吗？）这也是我在结束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任期时的临别“谠言”：必须谈出“学术真相”。正因为我无“官守”，无利害纠葛，所以无论在国内外学界（这是我本“素其位而行”之故训的结果）都须言所当言！有人公然讽刺说这只是“一人的声音”，他们却不懂得这一事实岂非正是我的“特权”和“光荣”？我会“怕”孤立吗？那我研读孔孟还管什么用？时人把孔孟当职业，我把孔孟当座右铭。区别即在于此。 那么，读者会又发现我的矛盾：为什么你又要鼓励和动员大家去索菲亚大会呢？一些小肚鸡肠的舶来式学人【这类学人就知道把有名洋人说的任何话加以重复以作为自身学术观点的根据，对此我不知道在批评其他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观点时指出过多少次了。早在1987年就对按此同一立场持论的某一哈佛比较文学博士提出过批评：他的根据只是“我们哈佛权威是这样说的”，而他不知道我批评的正是你这位哈佛权威的立场！他们接下来可能的反驳则是“李某太狂妄了吧？敢批评中外大师？”这正是我对比较文学界出身的学者最不放心的地方，恰恰是这个专业最不“专”，他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学理根据所在，只能够对名人亦步亦趋，还以为别的中国人都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个理论的高低深浅，一以中外体制内等级名势为准。这些人实乃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前进中的最大问题所在！因为他们这样的背景和言论却足以忽悠学官们的眼力，从而在体制内造成制度性的唯洋是从的惯式！这些人因为个人本无理论家素质而又欠缺学历中的理论训练，因此根本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结果只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国内各种西学理论界内这类人比比皆是，而符号学界因为最不严格，所以比起其他各界舶来学术的理论分辨能力也就更差。当然正是这样的学术风格可能最符合本来就只能浅尝辄止者的一些人的需要。这是他们的职场内的学术要求，我们当然无权干涉。我们所需要去做的，就是和他们划清界限。既然论坛不再企图“照料”中国符号学全局，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关心各式各样以符号学标称者的议论之高下深浅，也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什么理论深浅，而只关心什么“理论话语”“好使”，你如劝告他先从事基础补课，他把你的建议视作对他的“轻视”。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大腕们，情况就更复杂了。一些人最初想“利用”你，所以学术上力捧你，等到利用不成，他们就开始立即变脸改为学术上攻击你。此类反复无常伎俩，只能增加大家对于此类人人品的认识，而我们切不可上当卷入和这种学术程度的人进行辩论，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他们就是想“拉住你”进行炒作，他们采取的永远是一个“混在一起搅”的策略，或者是正面混在一起搅，或者是反面混在一起搅，总归要与你“接触”（搅在一起），以便能够有机会“发力”。我们的论坛活动经历虽然在学术上尚未能成功，却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正派学人本来根本想象不到的、今日一些低级学术人士的可能作为！他们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以为我们要到洋人面前去争面子、争风头，彼此的动机和目的真不知要相差几万里之遥！我已说过，在我们从事“兼济”之事时，早知其“有成”的机会不仅不足十分之一，甚至于不足百分之一！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成功”机会，我们也要“尽其在我”，尝试于其万一。此种心态又是今日拜金主义时代必被视为“怪物”者。（正如在世界科技之都“矽谷”把专业职场外读人文理论书者视为“怪物”一样）也是不久前一位友人好意而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明知无法“成功”还要劳这个神呢？“是出于信仰吗？”多么“幼稚到天真可爱的问题”！但这可能是时代风气下的自然提问。在无利不起早的时代里，学人已经完全丧失传统读书人意识。只知道读书为了求个人发达，为此必须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以确保自己成功。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失去传统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学术为公意识”！而我们的民国人文学人不分左中右，大多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才是他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个各文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根源。（我曾多次指出，80年代文化学术青年精英一代都是批判社会与学术的积极分子，但没有一个谈论如何“批评自身”和“个人进德之策”的，他们都忘了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正视自己的真实学养问题）因为“五四学人”维持着“向真”的意志力，所以能够认真进行思考和做学问。今日学人呢？人人只想着怎么去“成功”，而要想成功就必得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以符合学术市场需求。 好，再回到这个为什么还要参加国际大会的问题，如果明明知道今日学术聚会主要成为了职业性交流的场合的话？还是那个理由：在理想的层面上，让我们再尝试一种象征性地民族学术关切努力。半年前，在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我和南师大外院之所以最初曾经商量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索菲亚圆桌会议，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国内学人增加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主流学术场合显示，南京大会之后，一个潜在的、严肃的“中国符号学集体”之仍然存在，以作为未来中西符号学学术对话的人事基础。是的，一方面我已经并不看好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我还想最后一次地“借助该场地”来象征性的表达未来中西符号学理论对话机遇之可能存在。而且我们也要通过国际大会这样一个具体的西学理论“代表性场地”，来表达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整体的批评性意见。同样是在同一种活动中含具理想和现实两种立场和目的。我们总要在最艰难时期，朝向最好的期望！当然，这一设想看来最后仍然难以实现，因为今日中外学人都欠缺符号学集体性存在的意识。 最近事态的发展又进而深化了我对有关符号学的国际学会、国内学会以及我们的“论坛”的组成和功能的反思。有一个结论现在可以明确在此表达一下。四十余年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组成、功能、前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方面和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当初在符号学初起时期大家都不熟悉什么是符号学【六十年代巴尔特在法国文学主流界尚被视为“异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文学符号学才开始影响了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方向，也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的史学理论新潮才被引入不善理论思维的美国史学界；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创新性的人文学界“思想家”理查罗蒂的欧洲学理知识中竟然没有任何“符号学元素”，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人、美学和哲学大家丹托的当代欧洲哲学关注还只到萨特为止】，就是法国本土的学术环境内还要靠来自保加利亚的两位青年率先向西方学人引介苏俄符号学理论；我于1988年到西柏林时，东西德的符号学学术几乎是处于同一层级，出身语言学的德国符号学家还只能以莫里斯这类简易哲学式符号学理论为理论思考基础，德国的电影理论家（当然还有美国电影理论家）那时还不能领悟同时期法国电影符号学的意义何在。而当巴尔特被邀请到意大利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讲演时，还需要把符号学思考看作是一种“历险”。但是那个时期，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都感觉到了跨学科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包括东西欧洲阵营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都需要各国、各界学人跨越学科界限聚集到一起来“共商学术理论突破的大计”。等到198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会大会时，应该说是国际学会维持其学术水平的最后一次。那次艾柯在巴塞罗那大学讲演，另一国际“大腕”格雷马斯临时缺席（我幸而在巴黎咖啡馆见到他一次，记得王论跃和几位学生同在）。【当然，1982年夏在多伦多夏季符号学讲习大会上，尚未加入学会的我看到了西方符号学界仍属欣欣向荣的场面：福柯，艾柯，西比奥克，塞尔，布衣萨克，波斯纳等。就在这两天晚间我在重新翻阅Deleuze 的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那是那次多伦多会上认识的福柯崇拜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Fred在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后送我的书。一本新书今已泛黄，却成为我记忆那次多伦多之行的纪念物。那次与会打开了我其后接触西方符号学的大门。我自己那时对这一切也是极为热心和看好其前途的】在1994年艾柯在伯克利最后一次大会讲演并发表对日本山口昌男卸任副会长的赞赏言论的大会期间，我在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首次提出了符号学必须走跨学科大方向的主张（记得曾遭到一位只懂得符号学理论就是哲学理论的德国青年学者的反驳和我的“反反驳”：在德国人的民族性骄傲意识里，不觉得中国学者能够对西方理论提出批评）。会后中国参会者大家到会议筹备会主要成员张丽华老师家中聚会时，大会主席-德语系教授劳赫夫妇已经开始抱怨说，大会的选举是tricks了。1987年墨西哥大会上西班牙语学者人数众多，争取到西班牙语成为学会“官方语言”的成绩。他们在理事会上意气风发的样子，却导致我和邻座的澳大利亚学者的共同怀疑和不解。我于是进一步想，大家到国际大会来干什么？这个西班牙语的“面子”管什么用？他们兴奋个什么？结果，在2004里昂大会上我们就看到了大批西班牙语到会者关在一间屋子里用西班牙语相互“交流”符号学思想的滑稽场面。这就是西班牙语同仁们争取到官方语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实质的益处?虚荣心，可怕的民族性虚荣心。我多次提到不久前国际同仁对我抱怨西方符号学界的mafia现象，学术黑帮现象。世界人文学者越来越没有出息，不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勇于面对时代根本性思想挑战，而是满足于凭“一技之长”来在职场内循规蹈矩，争取名利。什么名，什么利？蝇头小利而已（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家的气局狭小，这才是人文科学理论危机难以被克服的根本性原因。人文学者们根本上失去了“择善固执”的意志力）。当然，学术组织活动的另一种职业性功能也不可一概抹杀：即商业化职场竞争所需要的自我宣传机会和“拉帮结派”机会。不过，这些对于今日国际学术环境来说也已成为常态了。我们自然也要通情达理地容许学者有“治生”意识并具有实用性地安排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利。但这已不属我们符号学的问题范围了。 从纯学术角度看，跨学科的符号学组织活动的需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符号学学术已为大家所熟悉并吸收到各专业研究中去了。在符号学初起阶段所需要的那种相互激励和启发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小了。人们今日有极为方便的条件接触新知新学新理。这样，当初的符号学学会这样的“大杂烩”式的聚会渐渐减弱或失去作用。首先，很难真地实现跨学科的“随意”交流，跨学科会议期间基本上仍然是分科、分组进行，也就是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和在本学科内一样。不过是各学科都“比邻而坐”而已，互相知道他们也在同一建筑物里讨论各自的符号学话题而已。这和单学科内的跨学科讨论会没有什么区别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没有变，但符号学家们聚会的方式要改变了。这是世界学界共同的趋势，具体说，组织上的跨学科的规模在缩小，以便形成更有效果的跨学科交流。另外专题性符号学方向的讨论会越来越多，甚至于不需要再打出符号学的旗号了，特别当“跨学科”的幅度还会超过常规符号学的规模时。同时，一个不容视而不见的现象是：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小，特别当后者在电脑商务时代正在变成宣传性的技巧和技术时，其作为商业化营销的应用技术性工具的作用越来越远离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了。可以说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所谓“符号学家”根本不是“一路人”。不仅如此，符号学的学术事业还要有意与将符号学名词随意铺伸到媒体文化宣传领域以制造文字炫奇效果的商业化技术性行为“划清界限”。否则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现象将会大量发生。学界不可能再用同一个名词“符号学”来覆盖性质功用互异如此的繁多学术门类了。除非，你根本不关心学术理论虚实，而只想着如何利用新颖学术名号聚众集势，借以在学术市场化时代“吸人眼球”，在知识落后环境里制造影响力大小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学术活动背后的运作机制及其动机和目的所在，同时要切实估量其对于我们在同一名号“符号学”标称下从事的远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革新事业的负面影响问题。当然任何学术资讯传播都是有益的，但不应该使其同时产生另一种副作用：影响了严肃学术理论事业的发展。如果大家都用同一个名号，就难免会如此。这是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健全的规定“跨学科活动”的主要理由。遗憾，一些人注定了只知道借学术谋名利的“真理”，以为人人都是这个心思。学界之大，自然无奇不有，这当然也不是我们需要关注或企图介入的事。岂非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中国符号学事业未来的有效发展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了。参照国际经验，我个人开始改变对于符号学的“战略性方向”的看法，今更明确倾向于认为：各科理论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文化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传媒学，理论电影学等）和各门应用符号学（包括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学）应该分属不同的学术组织；前者的数量必然较小，后者的数量必然较大，而且必然分化越来越仔细，越专业化（音乐符号学，美术符号学，新闻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的独立经营）。由于中国符号学较西方符号学发展晚几十年，可能要部分地重复国际符号学发展当初的路径，即跨学科聚会中专业分化较小而在初级水平上的“大杂烩”聚集较多。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必定在跨学科的框架内，逐渐趋于合理的分工细化。这是后话，暂且不议。除此之外，各学科领域内在符号学初起阶段也许还有需要采取这种“大杂烩”方式，以便开阔眼界。这是另一个问题。自然，这样的未来符号学组织性活动的方式大改组也有一个好处：防止中国符号学变成派系间争权夺利的舞台。也必须与一些只知道抄袭洋人表面言论的所谓“符号学家”们划清界限。不能再让这类人与我们“混”在一起，挑拨离间，设计阴谋，意图从内部“攻破堡垒”！ 让我们在索菲亚大会进行深入观察后再来准备明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组织的第三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这是由浙江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组织”本身——“人文学院”承担和主持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让我们把此次聚会设想为一次新的尝试，具体说，（我个人希望）这是一个“文史哲主流”和“外语界理论符号学”的合作大会，是一个对于中国理论符号学的实践方向和方式的实验平台。【每一单位，外语界和文史哲界的每一单位都是双重学术实践者：一方面在自身领域从事一种学术实践方式，在跨学科的合作领域内尝试另一种学术实践。如南师大外院，作为外语界符号学学会的重要成员自然应该按照你们十年来形成的惯例从事符号学研究，但作为跨学科符号学活动的组织者，你们也需要尝试与文史哲学科对话和合作的新方式。这样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哲学界也是一样，一方面当然要专深于常规哲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开辟跨学科理论探讨方向，成为“多面手”有什么不好？】除论坛成员外，我们还将设法动员各界有兴趣的主流学界理论爱好者与会，如果成功，我们就有信心再办下去，如果失败，我们就可考虑解散此一其实并未成形的“准组织”了。论坛成立两年多来，我曾经多次试图宣布实验不成功、干脆解散的主张。而每次都获得若干积极人士的“挽留”（当然也多次见识到某次表态积极挽留论坛而不久后就自行离去者。我于是也从中见识到一些学人表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五分钟热度”特点，的确名不虚传。我常诧异怎么读书人可以“变脸”如此迅速！稍有利诱即可改旗易帜，学界如此，遑论其他真正存有利益争夺的领域。这些变脸行为遂也成为我们认识人性虚实的难得机会。何处不是“获知”的场合？）。这样，这个基本上由我临时“组配”起来的实验性学术平台，其本身今后将肯定朝向理论符号学方向发展，也就是将缩小其关注范围（一些或许以为“论坛”要企图扩大“地盘”者，你们想错了，我们要做的是：缩小地盘）。具体说，它将朝向于符号学和“文史哲”理论主流的合作方向，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史哲的理论化发展。只有这样合理的“精兵简政”之后，才可能各得其所，应用符号学各域也不必耗费时间关注与己关系不大的他科的理论性问题。如果这样进行多方面调整，可能“论坛”名称日后也需要改变。让我们暂时还用这个名称来标志今年国内外的一些相关学术活动。等到索菲亚大会后，我们会约集相关积极人士重新思考论坛的适当的新名称和其重组后的存在形式（组成和活动）等问题。 我们也要从另一个积极角度来看待今日中国符号学学界的多元化状态：这是35年来中国符号学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于任何方面的符号学活动进展都应看作是可能继续前进的基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多元化必然逐年扩大。改组后的“论坛”无意于再成为一个作为体制内职场功能性的全国性组织的雏形，而是将其学术实践主力用于国内外学术理论“攻坚”目标，特别是古今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化革新的艰难目标。因此“论坛”（还不确知其未来的名称）将不涉及日趋大众文化化的各种应用符号学领域，而将集中于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史哲理论革新的大目标。至于再往后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两种实践是不是还有全面“对话合作”的需要，就要看未来世界与中国的人文学术文化的演变如何了。 （2014-3-5）
与赵毅衡团队切割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含匿名信）-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有关撤销对赵毅衡集团核心小组参加中国符号学论坛 邀请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 李幼蒸 本人在圣诞夜收到发自未知邮箱的匿名信一封，估计为赵毅衡集团所为，因相关学术行为性质突变，此一撤销对赵及其核心小组参加论坛邀请的事件遂具有了公共意义。某些所谓符号学 有关撤销对赵毅衡集团核心小组参加“中国符号学论坛” 邀请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 李幼蒸 本人在圣诞夜收到发自未知邮箱的匿名信一封，估计为赵毅衡集团所为，因相关学术行为性质突变，此一撤销对赵及其核心小组参加论坛邀请的事件遂具有了公共意义。某些所谓符号学学派已经演变为学界争名夺利集团。今日人文学术同样腐败丛生，符号学已经被一些人当成了学界人士不思努力、一心谋求集体投机取巧的轻浮治学途径。中国符号学事业有为其颠覆之虞。为此本人已将相关问题专文论述发表，可参见。在此特将与事件有关的一些来往信件（包括赵毅衡的抗议信及可能为其部下者的匿名信）集拢发布于此，以供了解背景。（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2013,12,26） 【圣诞夜新新注：就自称曾某的匿名信事件而补写】 对于这位署名为曾友立者，经网上查找，没有相关信息。那么，这就是一封匿名信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并不重要，过去十年里网上对我谩骂者并非无人，本人一概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先生指使下所为，那就很严重了。本人无法直接核查来信邮箱所有人和赵的关联。大家生活于国内也许更有判断这类匿名信的经验。我之所以再次发函，是为了指出一个和符号学学者极有关系的新情况可能出现。那就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指使，就使得问题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赵不直接针对本人发文辩驳却采取指使人写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品质问题。此一个人品质问题，是不同于学风问题的。学术交往上容有党同伐异、拉帮结派的做法，但此尚属于公共领域行为。而不敢直接面对争论问题而是采取此种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就成了一个纯粹个人品质问题。有这样品质的人，也就可能会干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学术派系就演变为市井帮派了！如果这样的推测最后证明属实，那么我倒要提醒大家认真注意了。这就已经不是一个今后大家可以分道扬镳的问题，而是需要看透安排匿名信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符号学如果落在这样的人手里，中国符号学事业还有一点希望吗？符号学就被纯粹当成了一个在学界欺诈谋利的工具。这样一来，大家保持中立的态度怕就不得不检讨一下了。否则哪个合作者都可能在其感到无可利用之时反过来加害于原合作方。不论匿名信是不是赵所为，本人反正不会再和他有任何来往。可是大家呢？自然我们还没有最后确证此匿名信的真相。我只是在此进行假定之言：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安排，你们务必由此认识此人的真面目！以作为未来符号学交往时的参照。 自然我倒真希望是我又判断错了，正像我第一次初读该匿名信时对于来信人的背景判断可能有误一样。这位曾某的匿名信的写法让我乍读起来不像是直接为赵服务的。我当时见有署名就以为是真名真姓，直到上网查找失败，才想到可能有假。如此再重读来函，行里行外才读出非常可能是来自赵派的。如果确实如此，一方面我再一次庆幸及时和他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却也进一步感到失望：原来文革时代能够把一个人的人格浸染得这么“透彻”！于是。你们就应该注意一个无法掩盖的心术真相：当要利用时，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你碰上“首席顾问”，当不可能再加以利用时，他就可翻脸宣布你为“毫无建树”。文革坏人心术可到这等地步，岂非太可怕了？谢谢他给我又上了这新的一课。 （李幼蒸又及 2013,12,24圣诞夜） 【圣诞夜新注：对于本人所发之文引起的回应所持态度的说明】 本人发此文初稿后不久，收到一封大家可能都收到了的一封变相攻击我的公开信。（不知作者署名为真还是为冒名）此种今日网上习见的相互攻击的文字多不胜数。由于本人此文涉及到学界方方面面，揭示了许多未曾被他人揭示的学界负面真相，为此必然挡了许多学界集团及个人的“财路”，因而难免为其攻击，此事本来就在意料中。可是与网络上相当多人热衷于此类通过互吵而引发读者关注度的兴趣不同，本人从无此网络炒作兴趣。本人撰文的意图只在于揭示尚未曾被他人揭示过的学界负面真相，以期引起今日或未来的有识者了解诸相关真相，以有助于其学术思考方式超越目前学界的运作格局，并增加其深入广泛的关注方面。不能掌握相关真相，学术思考必然难以准确、深入、全面。本人不顾挡人财路而“冒险”揭示学界真相，只为了达到促进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如遇到攻击、围攻、造谣等事端时，不会介入对其任何“回击”或卷入“辩解”，以免浪费时间或陷入攻击者设计之圈套。不过，由于本人这类批评性文章一向很少获得公众关注，也许本文由于此攻击函反可以引发读者对其进一步的重视，也未可知！ 本人在各地院系讲演时，也不时遇到同学和老师们的质疑和反驳，这非常正常。其中有些问题容易及时解释说明，而有些问题因涉及到太多相关知识准备问题，可谓根本无从回答。在此情况下，也只能适可而止，不会有要加以“彻底”解答不同学术意见分歧的想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听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对于所谈种种，选择性地有所了解即可。在此类问答中，不可回答的一个最显见的原因是提问者或反驳者大多没有读全过或读懂过我的相关书、文，而是将我的说法直接和其现有认知状态加以直接对比，指出彼此异同，遂简单地判断自己为是，我论为非。这对于那些并不熟悉新知新学并已经被某种固定教育渠道和学术规范固化的人来说，彼此的学术对话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至于符号学，如果师生们不知道该学实乃为促进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关键性工具之一，而将其误视作什么学术时髦加以“轻松玩赏”，那就远远没有把握符号学之深意。从这位“后学”来函看，他对于理解这类问题还不具备起码的知识条件。 但是，我今天提到的这封攻击信，还不一定不属于上述一般类型，而是在貌似学术性反驳的文句中看出其含有特定的目的，首先从来函中可知，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对我一直加以长期关注的网上人士，并不是只为此文而表达看法，所以其背景并不简单。而其目的可大致包括：为我揭示的种种学界学风真相信息进行“消毒”，以期淡化其影响，方法首先是将此事件归类为“学者个人间的恩怨”问题。于是，按此解释框架，本人三十年来谈及的种种个人所经历的负面学风以及相关背景分析，也就企图可按此方式加以“消毒”或“掩盖”，其欲达到的直接效果是：我的揭示没有重要性！【正如多年前上海一报刊刊出对我的《忆往叙实》负面评论时，该批评者即以“鸡毛蒜皮”形容之，以首先消弱其揭示真相的意义，用以误导读者关注方向。他们的最深计虑正在于怕我公开揭示的隐蔽性学界真相（而这些负面真相都是体现于学者个别行为方式中的），所以通过各种转移注意力方式予以对付】其次，来文的目的是要将此一关系到中国人文科学前途的重要意见歪曲为学者间因名利争执引起的“谩骂”。把批评和揭示挂到“谩骂”的层次上，以期进一步掩盖本文揭示的学术真相之本质，从而有利于学界固有势力集团继续垄断其方向和方式。再次，这位可能对我的任何一种作品都未必看得懂的“后学”，企图通过对我的学术的贬低，以激起一些人对我的批评引生的“公愤”，进而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最后，仍然是老招数：援引我文对于国内外“大师”和“大佬”的学术理论落后于时代的批评，直接加以指责！此种打算通过“大师文化”来“以势压人”的伎俩，岂非正是针对于我文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其他文字所批评的学界负面现实的：崇洋媚外和权威垄断？因此，这篇反驳文的意图也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呢。读者可以通过对其分析增加对相关论题的体会。正当过去和目前一些国内外权威和大腕们的落伍学术方式和固权倾向，成为新知新学研究和人文科学革新的主要障碍时，这位不知属于哪派的“后学”来文的最终目的也就和盘托出了：他要转移学界的视线！将“视线”移向我本人的“低水平”和“争名夺利”，而将视线从当今和过往一直控导着学界保守方向的学术权力持有者们的不当学风移开！他还提及本人大学肄业之往事以暗示只有按照土样科班论资排辈的顺序前进才是治学“正途”！他是在为谁说话呢？他的来函本身并不重要，但可供人们分析其背后用意究竟为何？请注意以下看点：他攻击我什么？他维护着什么？他避谈着什么？他的主张符合谁的利益？他在企图挑拨谁和谁之间的关系？作为“后学”他怎么长期以来这么一心一意地关注着我对学界学风问题的批评呢？ 其实我文涉及到的许多“情节”都比涉及赵先生的要严重多了。在所有这些涉及的批评中，赵与我在所谓“个人利害”上的“冲突”其实少之又少。我是因为符号学运动的深远意义可能受到赵的速成传媒符号学模式的干扰才作此切割的。（至于论坛，这更是我一直对其怀有放弃意图的、和我自己的主业根本没有大关系的事。客观社会文化条件不成熟，我犯得上为此历史上造成的学术落后局面承担责任吗？）赵当然没有对于我个人采取过任何个人性的“损害”企图。（我指出的他参与兰州会议的分裂行为，也不属于我文提及的那些性质更严重的学风败坏类型）这样，我们也许可以瞥见这位不知背景为何的“后学”之更深的用意：掩盖我在文章中揭示的其他更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反过来，他对于我文对论坛事件的是是非非不置一词，请分析其人的真正意图？ 实际上，实情正好相反：我文的旨意恰恰是要通过与相关学者个人的冲突经验，以揭示各种学界隐蔽真相（让我再通过下述断言给这位“后学”提供一个攻击我的炮弹以及再次对于青年学人提醒注意：我的多年来的深层学术作风批评文，实际上属于百年来国内外人文科学类似批评文字中最深入者之一。因此，请注意：这绝不是什么我和赵之间的“恩怨”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恩怨！他没有直接损害过我，像许多其他西语系出身的哲学家们曾经做过的那样那样。）。前者不过是“途径”，后者才是目的。前者当然没有重要性（此类负面学者行为并不曾达到阻碍我继续治学的目的），却可成为我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药引”。如果没有这样的连带作用，我值得花时间处理个人间所谓“冲突”的问题吗？正是个别性学风问题可以反映现存的学术界的一般心术问题，而后者直接限制了学人学术的真正提高。此一治学中的因果性关系，正是今日学界所忽略者。因此才需要撰文“以小见大”。 我得在此感谢赵毅衡先生对此一“劝退”事件前几天做出的情绪性反应。如果他接受了我最初的建议：宣布他是自动退出或按照我的要求同意退出，我就不提这样劝退的原因了。但是我也对他说，如果他不自愿退出，我就不得不对我的做法加以解释（否则 人们当然以为我的做法飞扬跋扈！虽然本人并不具备大佬们的飞扬跋扈地位）。当初这固然是为了方便于解决此事，也是怕另外花时间撰文的麻烦。可是，等到赵先生提出抗议后，即我不得不回应后，就换了一种心态：既然必须回应，就借此机会谈述更多的问题（这位攻击我的“后学”就是因为我揭示了“更多”的问题，才决定“借题发挥”的！）。此一学术回忆文的写作方式，主要是为了记录事实，为自己也为了别人，因此宁肯有损文章本身的整洁性，也想趁此机会多记录些事实。这就是本文产生的背景（平常下不了决心单独花时间写什么回忆文，以至于关于我和洋人之间可能写出的几十篇“忆往叙实”文后来都没有动手）。于是，我就是在利用此“赵主题树干”挂接上比事件本身多得多的各种学界“真相”。为什么都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表达呢？因为我的主题和立意主要限于个人亲身经历，并非要做什么一般调查研究（这是出于我自己的选题自由）。为什么我曾经引述梁任公和顾颉刚关于“不避锋镝”、直述学术真相的精神呢？因为早知道揭示学术真相必定惹怒各个方面“权威”的“愤怒”。如压制住学术真相，一些人即可按照学界潜规则继续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了。如果揭示出真相，就首先坏了商业化学界的游戏规则。此一商业化时代学术游戏规则的有效性，就可能为我所揭示的真相所破坏。可是，正是此一供大家职场求利的游戏规则，正在全面地、根本地损害着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提升。此类真相揭示当然不免损害了各路权威和大腕的形象，他们其中一些人如果确实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自然会不难组织和安排弟子们进行网络反攻。 至于这位来信者究竟是什么背景，我并不关心，倒是再一次遇到了“无知而无畏”的例子。本人当然不会对于时下到处可见的这类网上自以为是的言论认真看待。尽管此信的旨意似乎还颇有“职业写手”的影子。这位写手还对于本人学术水平“给予指教”，看来我们应该首先由他来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符号学”了。我的符号学解释，读者当然需要参见我的几十部著译来综合把握，至于这位后起之秀的符号学高见，估计日后也会一一出台吧！那就各说各话吧！ 在发出本文最初文稿后，又曾多次改正文字错误和补充文意。正好在待发本文“修订版”时接到此“后学”来函，那就顺便也将我的回应态度在此表白一下吧。同时，如果本人意见有助于未来必将到来的人文学术学风“改革运动”的话，本人数十年来谈及的国内外人文学术的腐败与落后现象，倒也希望可贡献于主事者们参考。（2013,12，圣诞夜） 【自称曾某的匿名信】 尊敬的李幼蒸先生： 圣诞快乐！ 非常冒昧地按照您发送邮件的地址的所有同仁来写这个邮件。我等后学，本无资格贸然发邮件来搅扰各位时间。但是，长时间以来总是李先生唱独角戏，既无人附和，也无人反对。或者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观点应该有争鸣！学术应该有讨论。因而就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求教于先生及各位方家。 近期李先生的邮件，从李先生个人的角度展示了中国符号学的有趣的个人史、组织史，也展现了当前中国符号学的“进行时”。这些内容给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外行从“野史”的角度普及了“符号学”。贸然设想，如果将来有一部中国符号学趣闻史或者野史，李先生的这些工作连同现在的劝退事件，想必是会进入这部历史。然而，我又再想，如果有一部严肃的《中国符号学学术史》，今天哪些内容思想进入这部严肃的历史呢？甚至，以符号学跨学科的雄心和蓝图来讲，如果有一天符号学因各位同仁的努力而真成为影响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又会是哪些符号学思想会进入到这些人文科学的理论中来？我想，李先生与赵先生的个人恩怨及相互之道德判断，其实不至于进入符号学学术史，至多也是进入符号学趣味史，野史，实在不必再多言。后学鲁钝，近来深为李先生信件中的诸多判断而惶恐，以至于对于符号学研究学习无所适从。还请李先生及各位方家赐教。 比如，什么是李先生所说的跨学科？按李先生讲做外语研究、文学研究、或传媒研究的人没有资格来从事符号学研究？那么除了先生外，谁还能够来研究符号学呢？窃以为，做学问还是不以出身论英雄得好，其实我们尊敬李先生，或者是因为读了先生鸿篇巨制的《导论》，颇介绍了符号西学，而非因为先生从某校土建系肄业。 再如，谁是我们的学习对象？钱钟书、赵元任不懂符号学，或者理查德·罗蒂也没有跨学科知识。我等后学在李先生的口中实在是找不到可学习的对象或文本。当然，李先生《导论》是国内学生必读的。《导论》也无非是介绍性罗列性入门读物。我等后学敬重李先生年事虽高而观点犀利立场鲜明。只是先生诸多对于学术本身的判断，倒是需要更多笔墨去论证的。我们静等李先生新的大作——以真学问来击退假学问，以高水平来对比低水平，岂不快哉？！ 岂不比在群邮件中而在此洋洋数万言细数几十年的交往史来论证何者“更有资格做符号学”更有益推进学术发展，更能昭示后学？ 又或者，上述问题根本无需先生太过操心，而今全球化时代，学术青年大多外语尚好，自有主见。亦不劳长辈来“揭示这个，戳穿那个”。毕竟，评人容易，自知难。谁都难逃被评，恐怕李先生亦是如此。早年曾与某位哲学系教授闲聊，谈及李幼蒸先生时评价 “骂人一流，创见无多；译著等身，创树无多”，又从台湾学界朋友耳闻说，李先生在台湾是不大适应的……云云。我等后学自然不敢贸然评价长辈，当然也不应贸然相信此等闲说。然而，迄今为止，李先生的确展示了极其强大的骂人能力。不仅如此，李先生也在用被骂者几乎同样的手段建团社、做网站、群邮件。恕我等后学无知，看不出前日先生发出的“劝退缘由说明书”这样的“私人关系恩仇录”何关学术？ 总之，衷心希望能看到李先生与学界各位先生有严肃意义上的学术对弈，而非以人为指向的道德攻击。届时我等后学必获益良多，亦必将为先生摇旗呐喊，报以掌声和敬意！若李先生确实如那位哲学系老师所言，无意学术本身，而旨在发扬批判精神，做组织、搞斗争。则晚辈另有建议——以李先生深厚的批判功底而受困于符号学一隅实乃屈辱。君不见我国学术体制大弊病，国内诸多大蛀虫、大腐败……导师署名学生写作者、学术造假者、钱学交易者、买卖版面者……。以李幼蒸先生游身体制之外，不在高校中的自由学者身份，不去批判以推进学术清明、社会进步实在既屈才又对不起这个难能可贵的身份。至于揪住微不足道的符号学界中小小的个人恩怨，动辄洋洋万言回顾个人关系史，学术观点不同的同道大加挞伐，浪费精力，更损害符号学健康发展？ 我等敬先生为师长前辈，必懂百家争鸣之常理，望先生重学界大局，容百花齐放！于学于道，大有裨益！至于何人留名符号学学术青史，今天岂可定论？让历史去作评价，岂不更好？ 再次为搅扰各位同仁而歉意！ 即颂： 冬安！ 后学 曾友立 顿首 2013.2.25 （1） 对于赵毅衡的回应的回应： 赵毅衡的回应本在意料之中。关于我对赵毅衡符号学学术方向和作风的分析，日后我会专门写文论述。对于赵毅衡提出的所谓动议，在此先答复如下：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虽然是由南师大最先提出的观念，但是大多数所谓成员都是经由我个人直接聘请加入的，用以共同推进我所说的符号学理念中的合作事业（参加者最初当然也是因为认同我的符号学理念才同意加入的）。参加者是我认为对符号学有兴趣而可合作交流者，由于此组织不是集体协议形成的，参加者的情况具有很大偶然性，其中当然可能存在着不适当性。首先，任何受邀请不想参加者都可自由退出，事实上已有许多人通知退出，当然，如果我作为论坛运作（即寻找下一届论坛会议主办方）者时发现原受邀者的学术理念和作风与我所持的健康符号学发展理念不一致而足以影响论坛健康运作者，也有权利撤销此种邀请（大多数“邀请”都是我的个人行为，并未通过任何个人或集体的“表决”。此种“个人性”正如同历届论坛会议及其会议程序也都是我个人进行联系的结果，并未因有了这个集体性论坛，而自认为有权利要求大家共同工作。实际上一些成员不在论坛会议筹划工作中加以破坏就已经算是万幸了！）。赵先生把此论坛视作正式“协会”，可谓错识了论坛的性质。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负责人，当然关心中国符号学的健康发展问题，对于我认为其学术理念和作风与论坛精神不符者，也有理由劝其退出。我邀请你加入，你加入后可自由退出，我邀请你后其后发现你不适合受邀时，自然也可以撤销邀请（被撤销邀请者对于此非正式学会组织运作者个人的邀请和不邀请以及撤销邀请的理由，是否自认为有权利“追究”呢？）。因为这里并不存在正式的学会或协会章程，而我所关心的主要是论坛发展方向的问题。正是因为论坛形成的不正规性，所以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由我一个人出力维持着运作的（在包括赵在内的一些人阳奉阴违地进行过拆台动作的情况下），尽管论坛运作极不正常，大家没有离开，一来是仍然愿意以这种非正式方式再看看论坛是否会有什么积极作为，二来因为所谓加入论坛本来不过是挂名（现在赵的动议倒是打算反客为主地要将其“升格”了）。在贵阳会议上，为了勉力使其功能有所充实，我于是提出了顾问小组和协调小组的建构，此一建构的性质其实与论坛本身一样并非任何正式履行功能的小组，对于任何成员都并不具有实质的约束力（事实上由于大家背景和心愿都不一样，这些小组只代表着大家的主观愿望而已，目前根本不存在实际按照一个正式学术组织的方式加以运作），大家的参加也仅只是表示一种态度上的支持，并非意味着的确存在着协议职能和顾问职能。应该说，这些名义性的设置都代表着运作条件不具备时一种无可奈何的姿态而已。此外，自论坛成立至今我们也没有举行过任何一次集体性表决，甚至于在南京大会上外语学会自行决定论坛会议事务时都没有和我这个论坛创建者商议过。因此，赵毅衡提出的所谓“表决动议”是根本对论坛无效的，而且是无意义的（也许正是因为此种非正规性的、实际上个人运作性，才使得论坛不得沦为任何学术集团的变相垄断品。对不起，本人和赵先生不一样，没有自己的利害结合中的“班底”，本人也不会从论坛获得任何好处，除了为其付出时间和精力外。目的只在于为其找到新一届会议主办方。这是一种纯粹的义工工作，当大家很少有此意愿从事同样的义工工作之时。）。本人作为论坛三年来的具体维持和运作者，更不会受赵这样的与论坛已经无关人的指挥。至于赵打算解释说论坛的无效，他当然有这个宣传的自由。他估计也必然会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渐渐庞大的学术势力集团做此类攻击工作。让我们试看其继续表演吧！但是，如我发赵的‘劝退信’中表达的，实际上我的意思是我已决定撤销了对他和其工作人员的邀请了。我说的等赵回应，是指对于此次撤销邀请一事，我会在赵回应后决定以什么方式加以解释的问题。现在既然赵如此气愤反击，我当然要写出详细理由，作为中国符号学界最早为之努力的学者，为什么要撤销对赵这个后来者的邀请。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论坛的存在问题，而是为了避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方向受到不当干扰。早在两年前，我辞去赵的“首席顾问”（有趣的是赵怎么不在此动议书中提到他曾经给予我的这个“礼敬”呢？），你曾问我理由。我答称：因为彼此的“路子”不同。（我那时可以拒绝你的邀请，怎么现在不能撤销对你的邀请呢？只因为发现彼此的“符号学路子”南辕北辙，无法合作）同时我以礼貌的方式提醒你：我最讨厌拉帮结派行为！利用符号学运动进行党同伐异，拉帮结派，足以败坏中国符号学事业。但是，正是那时仍旧希望维持彼此的合作，我没有进一步详谈这个问题。毕竟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早在1988年赵拉着北大人士到社科院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来“抢滩加闹场”，我已经看出了他的学风问题，对他开始了警惕。后来时过境迁，不再回顾以往，而是在2008年主动邀请赵参加南京师大国际符号学会议。但是我那时也记起了赵在1988年时的表现，所以坦率地提醒赵，“不要到大会上企图影响南师大外院的会务领导工作”，赵答复我：“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呀”。于是在会议上，我还主动给赵夫妇介绍了会长等多位外宾，赵因此还对我表示过感谢。（我在另文中将提及为什么我一度打算将国际理事的名衔让与赵，以有助于促进国内外的符号学交流，虽然后来因情况变化没有这样做。），所有这些，我是不是也需要在此向赵表一下功呢？ 赵其实对于我这次的决定不必表示“突然”，以前我已经多次不点名地对赵的学术作风提出批评和疑问了。赵把这些批评视作对他的“攻击”，赵当然可以说出任何不同的意见。等他看到我以后的进一步说明文章后，还可以组织调动他的舆论大军来进行围攻，让我们那时来观察一下，他今天的“符号学势力及其运作方式”已到如何程度了？赵大概以为回国后经过10年来的经营（特别是2008年以来）已经羽翼丰满，足可呼风唤雨了。但是我警告赵，不要试图到论坛来“抢滩”。至于赵如何继续与论坛同仁联系，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辛辛苦苦经营略有起色的论坛计划，不可能被赵集团破坏。而我为了中国符号学发展进行的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程都是为了集体事业的健康发展的需要，对此有目共睹，大概不是赵单方面的说辞可以影响的。但是，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学界，特别是创新性的学会，最怕的就是“害群之马”的混入。因此论坛不得不限制其参加者的资格。这个资格，首先不是指学术水平，而是指学术作风。如果发现不适合者，即有损论坛学术事业健康发展者，我们当然有权利也有必要撤销邀请。论坛不可能来者必收。而我们与受邀者的相互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日后彼此发现了对方不合自己期望的情况当然都有权利相互改变初衷。这不是极其自然的事吗？ 是的，我已撤销对赵及他的网站工作者（当然仍然感谢他的网站曾经刊登过我的不少文章，这是另外一回事）几位的邀请，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开除”，因为我们论坛没有这样的程序规定。我倒是有些不理解了，赵怎么这么在意原邀请人撤销对其的邀请一事？我还请大家注意：他这封抨击我的动议信竟然不拟让我知道，而只发于论坛同仁，他究竟想的是什么呢？ 如果任何人因此事或任何其他原因而不打算再参加论坛的人，请他们以个人名义向论坛网站发文通知退出即可。我们的论坛参加者名单本来就是出出进进的没有任何“荣誉”性质，都是代表着大家对于一种跨学科符号学合作方式进行探索的好奇心而已。大家合则在一起，不合就分开，这有什么？此致，李幼蒸，2013,12,17 赵毅衡拒绝退出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动议书 《中国符号学论坛》各位顾问，委员，协调委员， 打扰你们了，至为抱歉。李幼蒸今天要求从《论坛》开除川大师生，我建议《论坛》的“顾问”与“协调人员”进行投票，决议是否支持李题案。如果赞同李幼蒸提案的占简单多数，我们就宣布退出。 事起突然，就在这两天。上星期五（12月13日）四川大学几位师生，突然收到李幼蒸威胁把我们从“中国符号学论坛”除名的信件（附于本信之后），要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内回答，否则“公布理由”。事出突然，令人惊愕莫名，我们觉得无端争吵有损符号学事业，欲辩解而踌躇再三。才过了三天，今天（12月16日）李幼蒸迫不及待用群发信宣布改组“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及第12届国际符号学会议的“中国符号学圆桌”筹备组，从所有机构中划掉四川大学师生名字。 李幼蒸单方面宣布的开除，只算是个动议。对李幼蒸的动议，起码需要参与工作的人员投票。如果简单多数通过，我个人就退出论坛，并且建议川大同人都退出。 作为（前）顾问，我投反对票，并我的立场解释如下： 1. 我不会接受任何个人决定的“开除”。此种决议必须由协会的领导层（此论坛的“国内顾问”和”协调人员“）表决通过，并以学会领导的集体身份发布。李幼蒸不走此程序，辩解说这个论坛是他“私人发起组织”，他有权一个人任意决定更改成员。但是这个组织称为“中国符号学论坛”，并将在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准备开“中国符号学圆桌”，那从面临任务上说是代表中国符号学界的一个学术组织。如果连这个起码的投票程序都不走一下，连电子信征求意见都拒绝做做，那就绝对不能是一个代表“中国”的学术组织。李幼蒸先生太忙，我来代他做通信表决：请大家坦率说同意，或不同意。 […]
符号学运动的一分为二：符号学1和符号学2：索菲亚大会的感想-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 ”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要点为：在我多年来对于符号学事业（运动？）性质和功能的反思和认知中，可能发生了判断的“错误”。这涉及到一个实际性问题：“符号学事业或运动应有的方向问题”？是应该按照学术理念的标准判断，还是应该按照事业活动的实际发展判断呢？几十年来我都按照前者判断，所以在中外合作中处处扞格不入，而一直会把事业的现实状况看作对理念之不同程度上的“歪曲”；也就是不以“现况”为基础，而是反以理念为基础，即把理念当成了判断的“标尺”，而把现实当成了被衡量的对象。而“符号学”这个标签，一直认为应该是指理念，而不应是意指着现实。这样对吗？直到此前不久我都认为是对的，但此次到了国际符号学场合（在历经了以往两年中的风风雨雨之后），进一步见到国际的“符号学现实”，却猛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了。（一位留学生在旁调和说：也不能说是错了，而是认识提高了）此一认知转变的关键其实非常具体：“究竟该怎样使用‘符号学’这个标签？”新保加利亚大学符号学中心一位教授告我，他们的学生今日都对“经典理论”没兴趣，都关心与就业市场相关的实用性符号学问题。“媒体符号学”在美国大众文化环境和电子文化环境下蓬勃发展，正是此一国际学界现实之趋势的表现。过去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被动顺从现实趋向；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理想和理念；为此当然一直站在批判流行文化和学术大众化（往往等于“通俗化”，如果不说“庸俗化”的话）的立场上。那么为什么我会突然觉得自己“错”了呢？因为是我“错误地”看待了名称流通的正当性问题，是在名称的语用学层面上“错误”了。社会文化上使用的名称之正当“含义”，应该与我们主观地赋予该名称的含义加以区分。因此，“符号学”的使用权并不当然地属于作为少数派的我们，而是应该“属于”作为多数派的职业化体制内的从业者。换言之，大多数人喜欢怎么使用这个名称，其主要意涵就该如是规定。于是，我这才突然意识到：“符号学”如今并不属于其原初的理念了，而是属于方向和性质都已大变的、全球商业化时代的“新文化大众”中的‘符号学爱好者’所形成的新现实了。也就是：多数人喜欢怎么看待和实践符号学，符号学就应该主要指着他们所从事的内容。因此，当国际大会上“应用符号学”日益成为主流，“理论符号学”每况愈下之际，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性质和功能几十年间已经完成了其“蜕变”。我们必须诚实地认清这一符号学运动精神大转变的事实，并予以适当地因应和自我调适。 这个国际符号学运动大转变的事实，正好发生在我与国际符号学学会32年的关系史的过程中。1982年的多伦多夏季讲学营，也许是学会历史上“理论界”最后一次的“群星汇聚”。那次的经历也恰恰吻合我之前5年间对经典符号学运动理念的认知方向。那时的国际学会大方向的精神表征正是理论化朝向的，而学会的“创会元老”（看一下今日学会网站）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时之选。此后的10年间是我积极研习符号学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也是我最终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时间段。而就在此10年间我亲历了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水准的逐渐衰弱和实用符号学的逐渐扩展。我当然认识到，西方符号学的“主流”就是各种应用符号学，我自己也正是从电影符号学、文学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等应用性理论领域进入符号学的。但我却根据自己此前20年致力于人文科学重建思考的总背景而同时更加关注其一般理论性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的内容与西方各种符号学导论非常不同。他们都比我更加针对于符号学界的现实，我则在撰写时决定抛开各种应用符号学（包括材料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中的大量有趣主题）而直攻具有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性发展潜力的部分。在符号学运动领域内我侧重于理论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而我又开始直攻西方理论符号学主流中的、我认为的“偏差”部分。这就是：不应该把符号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应该图省事地给符号学实践找什么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或认知科学基础之类的“理论还原主义”。 回顾过去14年内我在国内第二阶段的符号学运动推动工作中，我仍然秉持此一原初理念行事（著述和宣导），却忽略新世纪中国内外的文化、学术、符号学活动中日益发生着的“应用化”、“市场化”、‘通俗化’潮流。这些潮流差不多都是发端于那一善于将复杂人文学理通俗化的美国大众文化和美式高教系统的潮流的。而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的留学生都来自美国，此一新趋向当然也日益贯通于国内符号学界。此次保加利亚行中（特别是在我会后10日的访古行程期间不断反思清理的过程中）我竟然“首次”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有关“符号学实践”的观念。其具体结论是：符号学运动今后必须一分为二了。其主体应该让位于通俗化符号学（过去我对此基本抱着警惕和批评态度）；也就是：既然从业者大多数喜欢应用符号学和媒体符号学，这个名称的主要部分应该由他们代表和进行，不论怎么进行都可以。既然在文化界-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内存在着从理论性到应用性不同程度搭配的“学术内容构成光谱”，“符号学界”可以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符号学”一词的主要内涵应该由其中大多数人的实践方向来规定，而不应该再由经典符号学时代的原初理念来规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另外开辟一个新的‘符号学相关的’领域来容纳和发展那种和原始经典符号学时代诸大师的理念相应的研究平台。如果在符号学运动分工后将前者称作“符号学-1”，那么就可称后者为“符号学-2”。二者不应该再“搅在一起”。而至今为止，国际符号学学会还是沿着最初的路径企图同时包容这两部分（理论符号学参加者多半为哲学界出身，而中国符号学界，除我之外，至今似乎尚无哲学界人士参与），虽然大家一目了然，这两部分之间的逻辑性关联甚少。所谓理论性关联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而今日国际学会对于建会当初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办会态度，如其说是源于其坚守学术理念，不如说是源于其为了集体性职业化利得的需要而人为地进行着形象营造而已。原初的精神生命力早已不复存在，留存的不过是各种变相的旧学旧理之重复而已。 此种构成性混乱却可能产生极大的副作用，结果导致两方面的负面效果：对于应用符号学来说，“一般符号学”并不能起到实际的理论性支持或引导作用，而其名义上朝向的人文科学科学化改进的目标却因各种保守的符号学理论实践方向而反受到阻碍。其实此一问题正是我在新版《理论符号学导论》增加的第四部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是即将出版的扩大版《结构与意义》中集中讨论的问题。这些有关人文科学革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大问题，当然应该有人研究，但不再在、也不应该再在“符号学-1”（即符号学主流）中讨论了，而应该在一新设定的工作领域内进行。我的“错误”在此表现的最为明显：不正是我一直要求“符号学-1”须做“符号学-2”的事吗？虽然我明知道大多数符号学-1的从业者欠缺进行符号学-2的知识性准备和兴趣，却还不切实际地对他们一再鼓吹应该这样做。此一僵化的实践学立场实际上源于自身有关“实践学范畴”的认识混淆。大家看到了过去两年来我和外语界各方的冲突中都有这一实践学范畴混淆的影子。我的不断有所变化的实践学态度中自然也反映了自己相关认识明晰度的逐渐增加。如，我最初希望“符号学论坛”不受方向与经典符号学精神相悖的媒体符号学的干扰（其实是我未认识到媒体符号学自然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不必用经典符号学理念对其加以衡量），与其硬性“切割”；之后此一切割方式转变为由“符号学-2”理念的坚守者本身主动退出“论坛”，并企图重组“新论坛”。而到了索菲亚后又突然顿悟：今日“符号学运动”，也就是国际学会的大多数项目都已应属于广义“应用符号学”领域。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更多的需要关注于文化学术的实践性、应用性、市场性方面，而不需涉及复杂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根源部分了。如此理解下，我也不需对应用符号学界仅通过一两年“速成”就可错身于“符号学界”的“符号学速成班”方式进行“讥讽”。如果一些有天资的演员可以不经过高校训练就可成为明星，为什么媒体新时代的“新学术界”就不能如法炮制呢？只不过是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不需要太多理论化准备而需要更多适应市场化时代文化趋势的创造能力即可；为什么我们承认“歌星”可以生存于“浅文化域”，就不允许“学商两栖”的新学者问世呢？我们今日到处看见不爱读书、不爱“宏观理论”、只爱微信、微博等“短小快”文化的年轻的一代人，他们难道没有按照自己的偏好去生存的权利吗？看来需要调整观念的反倒是我们这“老一代”人了。 但是，我在独身往访保加利亚各处修道院的公车上也再次坚定了这样的新认知：“符号学”（或符号学-1）应该让位给占据该场地的下一代学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承认那是唯一正当的符号学实践学方向。当然不是。只是还找不到恰当的理论方向称号，我们才一直和应用符号学界“抢用”此称号。但是我们经典符号学方向的从业者不仅不应该放弃自身正当的学术方向，反而应该找到更恰当的平台来独立经营“符号学-2”（将来也许换为另一种称呼）。这就是：我以往的处理失策中也有正确的方面：必须切割或在符号学运动中进行分工（二分法：1和2）。必须在符号学运动中贯彻大分工的战略（我正在针对西方符号学的功利主义倡导此一大分工观念）。 不仅是针对符号学运动内部进行“偏理论部”和“偏应用部”的大分工，而且要针对西方符号学主流的保守理论方向进行认识论的大分工。后者因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丰富国学资源的介入而更加需要如此。在此，让我对今日国内各界倡导“中国元素”者提醒一下：按照符号学-1把任何所谓中国元素任意纳入著作进行搭配这样的初步学术行为和在对中西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进行的中西融通的学术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顺便指出，我们在此关于符号学所提出的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其他各领域：都有一个在浅层上经营（以此方式即可在与对中学一无所知的老外交往中取得一时的学术宣传效果）和在深层上经营的区别。二者的范围、目标、方法、准备都截然不同，但可能都使用着同样的学科标签。按此学术实践分工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使得任何“符合群众需要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学术活动获得学界正当资格（爱搞什么研究就搞什么研究，只要有市场；正如爱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只要有人爱听），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耽误、阻碍部分学者朝向高深深广方向发展。二者不属于同一“学术战线”，不必相互冲突，即不必相互争比；正如物理学和文学不必相互争比一样。 但是，在万千相关因素中，我们最需警惕的就是学界崇洋媚外的本能倾向。对此，在我32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索菲亚国际学会大会之后，我从最初介入中西学术交流起就不断遇到此一对于民族学术发展前途而言具有致命性杀伤力的民族性倾向。不要看大家喜欢倡导民族主义口号，骨子里却是随时可以“望洋趋附”。这是机会主义、趋炎附势中最容易发生的心态和风习的变种：中国学者就是喜欢“崇洋媚外”（不用其中的情绪性贬义），就是和老外坐在一起就开心，就以为身价提高一级（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并不真了解老外在说什么，做什么，总之我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拿出几个“中国元素”来就足以应付住老外）。其实非欧美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如此。其中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拉着老外好办事！因为到处存在着制度性的崇洋媚外，不仅是留洋成风，而且国内办洋学成风。此中的社会风气性问题此处不谈，我提到此现象只出于一种担心：这会最基本地阻碍中华文明人文科学理论的提升。一是：凡对洋学理论只能亦步亦趋者，其本身洋学理论必差；二是：洋学本身正身染重疴，亦步亦趋者或崇洋媚外者对此既无认知之明，更无参与纠正之抱负。因为彼辈只有一个心思：“参与国际化”好办事！不是今日公开的政策说：凡要提升者先得在域外呆半年！至于你在那里干什么，并没有人管。但崇洋媚外者的本质也不是什么对洋学“情有独钟”的问题，而是由于趋炎附势为心而是老寻思着如何对其进行功利主义的最佳利用。第三，此种态度和趋向的长远负面后果是，轻忽知识学养的机会主义者将和国外学术机会主义者“土样合作”，把较低的洋学术引进中土而任其忽悠。因为中土机会主义者虽然洋文口语过关而其学术水平难以实质提高，故最为洋机会主义者所看重，偏爱其作为合作伙伴，即将其作为将自身低学术理论（因为在西方学界打不开局面者，特别急于到中土来忽悠，以便将其效果转用于其本国机构）带进中土进行忽悠的学术掮客（合作双方彼此放心：洋人相信学术水准低而会外语者，其学术方式必定有利于该洋学在中土的传播，不仅因其无批评能力，而且因其必须夸大洋伙伴的能耐才能够使洋伙伴在中土学界“好使”）。为此，洋机会主义者必定也懂得“投桃报李”：在中土利用自己的洋身份为中土合作者不时“站台”，而此一在中土学界进行的洋忽悠的策略大多易于见效，因学界上下正普遍弥漫着此一“走向国际”之迷障也。没有人细辨洋学理的高低深浅，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或者，只要贴上某国的标签就足可忽悠一气（当然首先是忽悠领导，而领导也正等着你来忽悠，只要忽悠的手段是洋货，就大家放心使用，谁让咱们炎黄子孙素以谦虚为美德呢！）。这样的土洋合作将在社会上崇洋媚外的大环境和土壤上生根发芽，形成长期误导中国学术发展的障碍。此一道理那么难看穿吗？当然不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上下都需要此容易操弄的学术忽悠法来共同编制“本单位学术上已上了一个台阶”的神话。此一当代学界崇洋媚外风潮也就通过此一土样机会主义“三结合”制成了一种人文学界的“皇帝新衣”现象：谁都知道实情，但谁都需要此一可使土样各方达至共利的、借洋学术进行忽悠的话语工具（同理，即使是国学，也得先通过与洋式的国学——汉学之挂钩）。 尽管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商业化发展将容易导致这样的前景，而在机会主义学术精神泛滥的条件下，我们并无能力参与抵制低质量“学术洋货”的涌入（劣币驱良币的逻辑是：我们自己的学术越不扎实，就越能够便于引进低质量的洋学术来；然后我们再通过人多力量大策略对此来一个“指鹿为马”计策：我们说谁行谁就行；我们吹捧谁，谁就能上位！这就是今日电子媒体世界的魔法力所在）。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与其进一步切割。之后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即首先倡导大力深化西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西学理论样品，另一方面提高对洋理论的批评能力（遗憾，我在此再发宏论，而此一态度可立即遭到学界大腕们的反感：你提倡我们提高理论水准，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水准不够？那你不是在变相来此破坏我们在业界的权威地位吗？说真话是要得罪人的。但真话还是要说）。后者当然也只能在符号学-2这样的小众学术领域发挥作用。 我们暂时以符号学-2为标称的广义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恰巧与我们的“新论坛”曾经宣告的内容范围一致。这就是： 1. 结合各主要学科进行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理论提升的探讨； 2. 对于中西人文学术主流间的跨文化理论层面的探讨； 3. 对于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美国学界主流无此标称）的方向进行综合的探讨； 4. 在人文科学现代化提升的基础上进行人类（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新科学的建构。 这些目标都是超出今日西方符号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的大目标，都是西方学者理论家没有能力进行的（对于西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他们的职业化功利主义使得他们无法进行此类学术实践战略性更新；对于中西高端人文理论化交融探索，西学家连基本语言学条件也无）。所以，对于中国符号学的符号学-2来说，其实践是必须摆脱国际学会的固化理论窠臼才能够办到的。这次退出国际学会之时，学会委员会原希望我以“东亚符号学学会”名义留任理事，以经营亚洲的跨国符号学联合工作。对此我已婉拒。几年前我确曾在实践学观念模糊情况下企图为此努力，今日认识到此一构想其实并无多大学术性价值，因为亚洲符号学学术并无潜力，那些亚洲欧美留学生们（一如港台学界）均以追逐西方学制标准为度，毫无独立创学的志向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也完全超脱了几十年来国际学会各界委员会唯以扩大学会国界版图为目的的肤浅学会目标，该心态恰足以证明学会领导人的无识和无志，岂能再与这帮国际学界趋炎附势者为伍？几十年来，在与彼辈貌合神离的合作过程中，不过是各行其是而已：他们唯以扩大学会范围为目标，我则完全以借以追求学理创新为目标。对于学会一些领导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南京大会前后表达的中国符号学的理念之高大深远，哪里是这些急功近利的西方学者所能够领悟和实践的？未来中国符号学的有志之士，一定得是勇于、诚于“走中国自己的路”者；从理念的建设来说，今日岂非正当其时？我们的确尚无实际的物质性条件为之，但我们已有思想性条件进行理论性和理念性方面的探索与准备。我们正应继踵孔孟朱王黄前贤，认识到理念性思想经营，正是实践性学术经营之准备和前站，也正是仁学“独善”与“兼济”二元实践论之前部：即独善的阶段。我们岂能因客观条件之不备而自暴自弃？仁学者正是那些勇于在任何艰困条件下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者。 但是还需补充一句：对于有志于符号学-2的学者学生们，我首先须提醒：必须用仁学精神抵制自身可能发生的任何崇洋媚外倾向【它只是趋炎附势倾向的一个亚类：对外，他如趋炎附势，对内，他必攀附权贵；对前者他用“国际化”理由，对后者他用“民族化”理由。注意：这两种表现往往出现于同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是最典型的学术机会主义者，而这种貌似追求国际化的学人其实正是阻碍中国学术正确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绝对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关心的根本不是民族的学术提高问题，而是如何利用各种现实条件谋求自身名利的问题】。要想正确判断洋学，就得加深拓广自身知识努力，而以名利为最终挂念者是绝对不花这个本钱的。我们符号学-2的从业者也必须和此风习切割。正确的生活实践分类学观念是有用的，它可帮助我们进行自我认知范围和远近焦距的调整和改进。 那么，归根到底，在对以往符号学实践历史进行彻底反思之后，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对于符号学运动的这种认识的转变，的确也反映着原先曾经犯有错误呢？是，也不是。其实这是一种事物本身客观的演变所带来的主观认知的逐渐改变，此一符号学事务演变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二者今日似乎均可以索菲亚大会为一分界线。即，我们从此之后再也不能无视事实的演变而固守四五十年来的认知混乱和学界形态和风气的变迁了。最初，六七十年代间，的确，那时产生的符号学学会是充斥着理论与应用兼收并蓄的宏伟抱负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可以看到，今日国际符号学界哪里有当时那种理论带头人的气势？自然，本文不拟涉及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学会当初成立时的混杂学术背景本身正是当代符号学运动之构成欠缺协调性的根源。一方面是美国派和法国派根本不同的学理背景，各方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张大声势而硬要凑在一起，以至于其后产生了那么多毫无价值的美法理论调和论。作为国际学术运动，自然也有专门对搞组织感兴趣的学人混身其内，他们只热衷于学会组织的营建工作。（这类学会组织建设的国际专家们今日仍然滞留于学会内，其人未见有什么学术性贡献却成为学会组织的积极力量。但由于他们是“高鼻子”，所以到了中国学界仍然照旧“好使”）学会及符号学运动的演变当然还受到后冷战时代日益发展的商业化趋势之影响，其效果是将学会和会议当成是拉帮结派、创造学界人脉势力的平台。我们无法对此符号学运动必然与社会文化商业化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加以阻挡或涉入，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现象。正如我们无法干涉歌星、影星文化及“电子鸦片文化”的客观发展一样，我们同理也无法干涉学术界和符号学界的任何群众运动式学术形态的扩展。如果“群众”喜欢某种学术文化形式和方向，在此全球商业化时代，自然就会合理地生存滋长下去。这已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再只是学理现象了。我们对于大多数社会文化现象都既无涉入的能力也无涉入的义务，对于符号学现象自然也应该持此态度。 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了另一种关注，我们应该从索菲亚大会开始空前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年前的“雅俗一体”的学术创新目标如今已经徒有其表了。符号学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几十年一贯制产生的职业共济团体成员，他们根本无关于人文学术理论创新的事业，而是只打算借助学会名义维持和增加自身在本国、本单位的职业利得的资本。我们不可再为此国际集体营造的学术假相所蒙蔽。符号学-2，其中包括着西学理论创新和中学现代化创新这两大任务，则必须摆脱国际学会框架而另造平台。即使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须先对其理念进行探讨。知难行易，知在行先。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此。本人在南京大会的发言中，以及其后发表于《江海学刊》中的宣言中，已将此远较西方同行提出的任何学理高明甚多的理念，加以宣达。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符号学运动的努力所促成的符号学-1事业，我们寄望其尽量合理发展，虽然必须指出，即使在此偏于实用、应用的研究中，也应该尽量扩大和增深知识性积累。希望从业者不要满足于借助符号学名号，利用外语条件和国学的“异国情调材料”，进行各种浅文化活动。但此一寄望（这是我自南京大会遇挫开始一直敦促的）不再属于符号学-2的业务范围了。如果今日倒退两年，我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我会及时进行彼此的切割而不是强求对方向自己靠拢。我应该看到，彼此的动机、目标和条件本来就是大不一样的。那是时代历史的客观产物，我如何能够对其加以主观地改变呢？不过，以往37年来，即使在符号学-1的形成过程中，我所倾注的心力也并非无效。对于他人固然不无助益，对于我本人的学术实践积累来说，其相关经验也还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我准确认识学术环境的性质和各种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同路人与自己学术努力的关系为何。我们毕竟都存在于同一历史环境内。国内国外均如此。有关我自己与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后我会进一步详细回顾与分析。今将保加利亚两周多行的启示与体悟先行简述于此，以略示端倪，余容后续。 2014,10,12，自索菲亚返旧金山湾区寓所10日后简记 ”
论坛网站部分内容：宗旨，名单，活动计划-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首 页 界域沟通，东西融汇，理事兼全，古今贯一 中国符号学论坛 CHINA SEMIOTICS FORUM （ CSF ） 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前言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各学科学人之间的志愿性学术交流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海内外不同学科学人间的跨学科学术 首 页 界域沟通，东西融汇，理事兼全，古今贯一 中国符号学论坛 CHINA SEMIOTICS FORUM（CSF） 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前言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各学科学人之间的志愿性学术交流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海内外不同学科学人间的跨学科学术联谊，促进彼此的学术了解、对话与合作。论坛的具体任务主要有：通过论坛网站维持同仁间学术意见的交流和学术思想的表达，并不定期地组织国内外的学术活动。论坛成立于三年前，至今已举行过两次全国性研讨会（2012年10月于南京师大外语学院和2013年7月于贵州师大文学院）。 “论坛”的宗旨是在符号学运动全球化时代到来时，探索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学术实践集体，其最终目标在于：汇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以促进中国人文科学全体现代化的提升。自2012年南京第十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成功召开后，世界符号学运动的跨文化时代到来，在此新世纪、新时期，中国符号学将担负起在国内外开辟新方向的历史责任。为此目的，“论坛”决定开设不再依托于会议承办方的独立网站，以更有效地促进论坛同仁间的学术交流和各项活动的展开。 论坛欢迎一切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学人自由参加和退出（向网站邮址发函即可）。目前组成人员主要为原论坛参加者和贵阳论坛会议参加者。论坛组织的任何学术活动，欢迎一切感兴趣的学人参加，并不限于论坛成员。 论坛为一由志愿者构成的松散学术交流平台，不设严格章程，论坛的运作暂由“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集体协商实行。两个小组成员均为志愿参加论坛工作者，协调小组成员更多关心论坛活动组织事宜，顾问小组成员主要根据各自学术特点和职位条件备询或建言。除被推举者外，凡主动愿意加入协调小组者，亦欢迎来函联系。论坛将会在新的条件下逐步改善论坛的组织和运作方式。 论坛网站的主要内容包括：论坛事务公告，论坛成员名单，论坛小组人员名单，学术评议专栏，符号学动态，历届活动档案等。鉴于论坛成立至今的经验，目前尚无必要开设网上即时讨论渠道，但欢迎论坛成员和任何关心学术的朋友在论坛网站主动提供活动建议和发表学术意见，并随时向网站提供与论坛宗旨方向一致的长短文章（直接发至网站邮箱即可），以期集思广益，共同推动中国符号学学术事业向前发展。 中国符号学论坛 2013年8月 论坛工作小组名单 协调小组： 王永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nshdyxwang@163.com（主召集人） 邵斌（苏州科技学院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binshao1969@126.com（副召集人） 朱永明（苏州科技学院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zymdesign@vip.sina.com 李玉平（南开大学文学院）liyuping@nankai.edu.cn 王亚光（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wyg1808@yahoo.com.cn 张 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drzq1018@163.com 陈 鑫（海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chenlang_2005@163.com 张淑萍（兰州城市学院外语学院）maom8118@163.com 饶广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aoguangxiang@gmail.com 王 青（江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wangqing126@sina.com 闫永利（山东滨州学院科研处与中文系）bzhhsjz@163.com 杨 春（北京中华女子学院）yangchunwo@163.com 李卫华（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1838782043@qq.com 王娇（沈阳音乐学院）wang333jiao@outlook.com 李永亮（兰州西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liyongliang05@163.com 顾问小组： 国际顾问： （芬）耶罗-塔拉斯梯（Eero Tarasti，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赫尔辛基大学音乐系主任） (瑞)艾玛-霍伦施坦（Elmar Holenstein，苏黎世理工大学校级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