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功能和调整的新思考：兼论符号学界的作风问-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 2000 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2000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南师大外院的支持与合作，在此表示感谢。我将三十多年来本人的国内外符号学相关活动积累的经验贡献于国内学界，不仅是我的志趣所在，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在我任职于国际学会的最后一年也适逢我参与创立的、至今中国唯一存在的全国跨学科符号学实验平台—-“中国符号学论坛”—-处于功能模糊和运作不利之际。人所共知，南京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来，某些符号学集团，借助于其在体制内的权势和关系，开始由明趋暗再由暗趋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破坏本人实乃三十余年来参与的上述符号学推进工作。从而一举将中国符号学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本人几年来期待从南京大会开始促进中国符号学大家庭平等共进的理想今已遭到破坏。他们说：“你批评我们什么，我们就照原样做给你看。我们就这样拉帮结派，而且势力大增，看你怎么办？”我只能对此说：“承教”！谢谢你们給与我了认清你们的机会！此一图穷匕首见的戏剧性发展，更加促使我意识到与其分道扬镳的绝对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论坛是“李某的事业”，却不知论坛只是“李某协助国内学人推进符号学事业”的步骤而已；他们损害的不是我，而是学术界的正方向！我为此惋惜的是中国学术理论事业正能量的损耗，而不是我李某“利益”的任何损失。我什么损失也没有，反而是因此连环出现的教训而认知了目前学界学人的真相！有什么比获得对人与事的真相认知更可贵的吗？现在，本人根据十几年来在国内外从事符号学推动工作的经历，重新思考了有关论坛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前思考的结果发表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和继续提出批评意见。谢谢！ ************* 在与南师大外院共同筹划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过程中，考虑到这将是一个在百年现代化后首次在古都南京面对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界的历史性场合，同时在抗战以来两岸四地现代化学术理论科研本质上停滞了40年和七十年代末起全面恢复了35年之后，我们中国学人该如何应对此一特殊国际人文理论交流机遇，就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之所以说是特殊机遇，因为文教和学术恢复仅30多年的人文学界，在知识的程度上是远远不能和外国先进地区相提并论的，何况两岸都还不存在可代表各界的全域性符号学学会。顺便在此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以及符号学发展问题，我都需要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几乎“对立”的角度来面对同一个对象或计划。也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对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方面：理想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努力“办好事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为办事而办事，即不能够老是满足于“只要能和老外在一起就是风光和成就！”。我们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将现实的作为和未来理想的境界予以初步地“挂钩”，如果根本没有理想的影子在，靠搞符号学来“过日子”，这就如同80年代文化热时靠搞“萨特热”、“三论热”过日子一样，不过是肤浅无聊的凑热闹，谁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在学术风气不佳的环境里干这种事呢！但是，从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把南京国际大会“当一回事”，即把它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看作是未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前进的一种驱动力。在此思考下，我和南师大大会负责人遂设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实验性平台。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此“准组织”来凝聚国内各界学术的力量，形成一个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的“中国符号学集体”的形象，以作为中方的国际学术对话方的象征性“代表”，来“迎接”（迎战？）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家们的到来（我也的确以此论坛的成立作为在和国际同仁进行各种协议时的中方学术背景之显示，借以暗示今日的中国符号学并非仅限于广义外语界人士）。为了使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南京国际学术对话舞台具有较合理的代表性，一方面我们通过“论坛”将“中国符号学”的组成成分扩大，使其超出外语和传媒界，另一方面我又企图超越国际学会的现状，将国际方的组成成分加以扩大，特别是将其扩至西方哲学、史学和电影理论等（可惜后二者均未成功）。因为，按照我的符号学理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其“符号学学者组成”都是过于片面了。我还满怀信心地，（特别在天津王铭玉先生等那时突如其来的支持信的鼓励下）将此一论坛看作是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垒”的象征性基地。 实际上，当时论坛的作用有三：趁国际大会场合凝聚中国各界符号学力量，以“共商国是”，即趁此难得的机会（知道中国学人普遍具有的“势力心态”：觉得到有洋人在的地方去露面才有面子，我们也就“现实地”循此方式来聚集人数，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悲哀，却是难以绕开的悲哀：中国文人为什么总是见了洋人就喜笑颜开的？）共同讨论如何发展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其次，在大会前后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符号学业已（象征性地）“初步成军”；再次，随着论坛活动的推进，也曾一度想到如何更认真地将论坛充实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实验平台。实验什么？实验不同学科间平等的“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派独大”。（本来按照我的个人日程表，南京大会和世界论坛会议后，我在初步协助形成了这个全国性跨学科平台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了，以为论坛可以从此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学会的雏形或实验基地。但当看到论坛甚至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被单方面依仗人多势众加以“掠夺”后，不觉奋起，决意参与抵制此一“知识分子侵夺其他知识分子”的突发事件。而且惊讶于如此多学人，此后一年来，都是习惯性地旁观看热闹，而视此侵犯行为为理所当然，并不在意？对于我，后者比前者更可怕，侵犯的始作俑者毕竟只是少数学界“枭雄”，而“围观大众”才是学术的基本资源所在）固然，在国外，在个人主义膨胀的今日，没有哪家研究所不是“老王卖瓜”的。可是，“国情不同”，在国外学术大国，各种学术、学科、学派单位都是到处林立，各家的自我标榜不足以破坏整体的平等相处。所以各国都有公平的符号学学会组织，即在该组织内，没有谁可以独享“权力的垄断”，有影响的“学术力量”只能是在有水平的学界内经受过验证的学术贡献本身。可是，在中国25年来的符号学事业发展经验中，由于学术复苏不久，符号学主要是因外语方便而首先由外语界人士和外语界出身人士率先推进，一如中国的现象学西学理论界情况一样。随着学术的逐渐发展，新知新学必定会并应该会扩及各个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外语界背景人士是持此同一理解而积极无私地协助符号学推广呢？还是打算趁先走一步的时差方便而企图对初步掌握的符号学加以垄断呢？我曾经以为，论坛的成立可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此信心的一个具体根据是，合作方南师大外院在其两次筹办国际会议过程中表现出了“服务精神”，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们的从事者普遍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特意人为宣传、抬高本院某个人自身的学术形象（如果这样，其他各界学人日后就没有兴趣参加了）。此一事实观察，遂坚固了我对于论坛发展的信心，虽然与此同时，几年来我也不断继续和他们协商如何“超越”隶属于外语学会的意识而勇敢地承担多学科间“公平组织者”的角色。我不属于国内体制内，所以不具有国内学界的习气。可是国内学人却老是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在那里“争权夺利”，我如果要干这类事会采取另类生存观吗？一方面我们赞赏外语学会发展自身的学术，但反对他们（当然许多学会均如此，但我现在只与符号学的外语界打交道）的学会利益本位主义。不是“怕”你们学会张大势力（虽然本人憎恨学人有结党营私意识），而是“怕”你们如果意图“以小吞大”，一是你们只是一厢情愿，必不能得逞，二是你们的企图却将直接损害中国符号学事业全局的健康发展！很简单，外语界，比较文学界，传媒界都非“中国人文科学”主流，从学术上你们就不可能“驾驭”主流学科的主流学者们。你们如果企图将符号学垄断在自己的“自留地”内，那就阻碍了我们按照“理想角度”企图将符号学方法扩及主流学科的长远目标。中国符号学如果不是有朝一日和中国人文科学主流汇通以贡献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大发展事业，我们搞符号学干什么？就是搞些形式主义的“雕虫小技”和“玩物丧志”吗？从2000年回国推动符号学起，我就一手介绍国外符号学理念的重要性，另一手即不断指出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的每况愈下，这就是因为包含如此广泛的“符号学界”也同样是一个易于“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了廉价炫技的职业工具。后者的存在是任何社会中难免的文化学术现象，特为一些不耐艰苦研习而希图几年之间成为“学术土豪”者的温床。而对于知识、理论一切尚在初步阶段的中国人文学界而言，这样的倾向就更易发生了。自南京大会的成功和论坛内迭次发生“冲突”以来的一年多里，我的种种作为都是源于这一思考，尽管一些深植于体制内学术土壤中者老以为我和他们的心思一样，在那里暗中“争权夺利”。试问，我可能因此有什么权？有什么利吗？不正是你们在靠着“符号学名号”在那里拿钱、聚势、增名吗？我如果像你们这样贪图名利早就是另一种生活状态了。可惜，文革后遗症仍然存在，不少学人的结党营私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从今日反腐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哪桩腐败案件不是通过结党营私方式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结党营私之一种。如果学术界未来也开展反腐和反对利益固结运动的话，所谓“官学勾结”的事件也必不在少数吧？），他们总是以己度人，还以为他们的“获利”成果会引起我的“嫉妒”和“气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果不其然！ 的确，我的“符号学心思”和许多人并不一样。我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是独立进行的一件事，属于“独善”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九），和上述属于“兼济”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一）的国内外符号学事业关切不是一回事。一年多来的相关“冲突”事件，都属于我的“兼济”工作中的正反经验，二者其实都是我的认知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即进展和挫折，都是认知上的“收益”，这些冲突经验让我对于国内学界的体制内结构和学人的分类和品质都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事件就不可能认识到的“真相”！这使我有机会在人情反复中看到一些学人的里里外外、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和虚情假意。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另一些学人朝向“正能量”的心态和有心无力的实情。按照各种负面的表现，我们继续发觉，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最大阻碍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特别是我从一些人的前后反复和言行不一中看到他们性格的软弱。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这才是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的最大绊脚石！机会主义就是性格软弱。其表现就是急求蝇头小利和趋炎附势，自然也就是文学界早就指出的“墙头草”倾向：没有原则，只有利害取舍。换言之，这就是“贪小”心态，因为贪小，所以随时变换“旗帜”，窥伺投靠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更贴切地领悟为什么孔子要说“我未见刚者”！有刚强才有原则，才有坚守，才有拒诱，才能够“君子不器”而朝向自身学术之“大局”，才可能有对天下“学术大事”的关怀，才可能不去哗众取宠和假仁假义，才可能真地本“致良知”而努力于学术。我们今日不追求此类特深、特广、特大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大元素”，如仅企图通过市场和传媒去“炒作”祖宗文化遗产这类琐细的“中国小元素”，这是在推进中国的真知真学还是要利用西方的东方猎奇情结来到国际上做“文化买卖”以谋利呢？当年的中国“萨特热”早已成为泡沫，今日的中国“符号学热”，如果采取同样的心态和路线，也会同一结局。不，同一结局倒还好，就怕真是坚持下来成为在学术崇洋媚外大环境下蔓延下去的“舶来学术”，其引动青年人追逐肤浅学术时髦的力道自然不可小觑。但这已经不属于我们可以在此关心的范围了。我们只能自己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却不需“卷入”各种学界利害冲突中去。我们哪有这个力量！ 南京大会后一年多来的经验促使我进一步反思这个“论坛”的可行性和可取性问题，再结合我三十多年来与国际人文学界和符号学界交流的经验，渐渐地更明确了问题所在。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中国的符号学完全是跟着国际潮流跑（我在南京大会前后多次表达过中国符号学事业应该走独立自主路线的愿望，但其后确知其在两岸四地绝难实行），因此更为根本的问题存在于国际学会和西方符号学界。在本次索菲亚大会上（如果我最后真地参加的话，这取决于我对该会节目的最后判断）我将对西方符号学现状提出根本性批评。（不久前，非常遗憾地和一位昔日好友明言彼此最好中断联系，因为对方竟然误解了我的学术批评和学人批评之意图，竟劝告我“不要想改造别人”，也就是不赞成我的学术批评言论。如果这样，岂非正是“悖孔”之论？如此一来“诤友”何义？的确，西方学术理论界也同样在反对“批评”，因为批评“伤和气”，其实质为：我们都应该在商业化的大时代改行商人的做法：即要暗斗，不要明斗；要讲求策略和计谋，要尔虞我诈。一句话，商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不起，本人不信这个邪，就是要辨析相关学术理论之真假。而且我们中国学人需要信这一套吗？那我们今日倡言孔学又有何意谓？如将孔子的重要原则都排斥掉，根本不予奉行，而只利用其大名来创造文化市场品牌形象，这有意思吗？）这也是我在结束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任期时的临别“谠言”：必须谈出“学术真相”。正因为我无“官守”，无利害纠葛，所以无论在国内外学界（这是我本“素其位而行”之故训的结果）都须言所当言！有人公然讽刺说这只是“一人的声音”，他们却不懂得这一事实岂非正是我的“特权”和“光荣”？我会“怕”孤立吗？那我研读孔孟还管什么用？时人把孔孟当职业，我把孔孟当座右铭。区别即在于此。 那么，读者会又发现我的矛盾：为什么你又要鼓励和动员大家去索菲亚大会呢？一些小肚鸡肠的舶来式学人【这类学人就知道把有名洋人说的任何话加以重复以作为自身学术观点的根据，对此我不知道在批评其他中国的西学理论研究观点时指出过多少次了。早在1987年就对按此同一立场持论的某一哈佛比较文学博士提出过批评：他的根据只是“我们哈佛权威是这样说的”，而他不知道我批评的正是你这位哈佛权威的立场！他们接下来可能的反驳则是“李某太狂妄了吧？敢批评中外大师？”这正是我对比较文学界出身的学者最不放心的地方，恰恰是这个专业最不“专”，他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学理根据所在，只能够对名人亦步亦趋，还以为别的中国人都应该如此。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个理论的高低深浅，一以中外体制内等级名势为准。这些人实乃中国人文科学未来前进中的最大问题所在！因为他们这样的背景和言论却足以忽悠学官们的眼力，从而在体制内造成制度性的唯洋是从的惯式！这些人因为个人本无理论家素质而又欠缺学历中的理论训练，因此根本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结果只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国内各种西学理论界内这类人比比皆是，而符号学界因为最不严格，所以比起其他各界舶来学术的理论分辨能力也就更差。当然正是这样的学术风格可能最符合本来就只能浅尝辄止者的一些人的需要。这是他们的职场内的学术要求，我们当然无权干涉。我们所需要去做的，就是和他们划清界限。既然论坛不再企图“照料”中国符号学全局，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关心各式各样以符号学标称者的议论之高下深浅，也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什么理论深浅，而只关心什么“理论话语”“好使”，你如劝告他先从事基础补课，他把你的建议视作对他的“轻视”。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大腕们，情况就更复杂了。一些人最初想“利用”你，所以学术上力捧你，等到利用不成，他们就开始立即变脸改为学术上攻击你。此类反复无常伎俩，只能增加大家对于此类人人品的认识，而我们切不可上当卷入和这种学术程度的人进行辩论，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他们就是想“拉住你”进行炒作，他们采取的永远是一个“混在一起搅”的策略，或者是正面混在一起搅，或者是反面混在一起搅，总归要与你“接触”（搅在一起），以便能够有机会“发力”。我们的论坛活动经历虽然在学术上尚未能成功，却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正派学人本来根本想象不到的、今日一些低级学术人士的可能作为！他们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以为我们要到洋人面前去争面子、争风头，彼此的动机和目的真不知要相差几万里之遥！我已说过，在我们从事“兼济”之事时，早知其“有成”的机会不仅不足十分之一，甚至于不足百分之一！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成功”机会，我们也要“尽其在我”，尝试于其万一。此种心态又是今日拜金主义时代必被视为“怪物”者。（正如在世界科技之都“矽谷”把专业职场外读人文理论书者视为“怪物”一样）也是不久前一位友人好意而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明知无法“成功”还要劳这个神呢？“是出于信仰吗？”多么“幼稚到天真可爱的问题”！但这可能是时代风气下的自然提问。在无利不起早的时代里，学人已经完全丧失传统读书人意识。只知道读书为了求个人发达，为此必须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以确保自己成功。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失去传统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学术为公意识”！而我们的民国人文学人不分左中右，大多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才是他们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个各文科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根源。（我曾多次指出，80年代文化学术青年精英一代都是批判社会与学术的积极分子，但没有一个谈论如何“批评自身”和“个人进德之策”的，他们都忘了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正视自己的真实学养问题）因为“五四学人”维持着“向真”的意志力，所以能够认真进行思考和做学问。今日学人呢？人人只想着怎么去“成功”，而要想成功就必得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以符合学术市场需求。 好，再回到这个为什么还要参加国际大会的问题，如果明明知道今日学术聚会主要成为了职业性交流的场合的话？还是那个理由：在理想的层面上，让我们再尝试一种象征性地民族学术关切努力。半年前，在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我和南师大外院之所以最初曾经商量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索菲亚圆桌会议，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为国内学人增加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于在西方主流学术场合显示，南京大会之后，一个潜在的、严肃的“中国符号学集体”之仍然存在，以作为未来中西符号学学术对话的人事基础。是的，一方面我已经并不看好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我还想最后一次地“借助该场地”来象征性的表达未来中西符号学理论对话机遇之可能存在。而且我们也要通过国际大会这样一个具体的西学理论“代表性场地”，来表达我们对于西方理论整体的批评性意见。同样是在同一种活动中含具理想和现实两种立场和目的。我们总要在最艰难时期，朝向最好的期望！当然，这一设想看来最后仍然难以实现，因为今日中外学人都欠缺符号学集体性存在的意识。 最近事态的发展又进而深化了我对有关符号学的国际学会、国内学会以及我们的“论坛”的组成和功能的反思。有一个结论现在可以明确在此表达一下。四十余年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组成、功能、前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方面和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当初在符号学初起时期大家都不熟悉什么是符号学【六十年代巴尔特在法国文学主流界尚被视为“异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文学符号学才开始影响了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方向，也是七十年代初起，欧洲的史学理论新潮才被引入不善理论思维的美国史学界；作为当代美国最具创新性的人文学界“思想家”理查罗蒂的欧洲学理知识中竟然没有任何“符号学元素”，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人、美学和哲学大家丹托的当代欧洲哲学关注还只到萨特为止】，就是法国本土的学术环境内还要靠来自保加利亚的两位青年率先向西方学人引介苏俄符号学理论；我于1988年到西柏林时，东西德的符号学学术几乎是处于同一层级，出身语言学的德国符号学家还只能以莫里斯这类简易哲学式符号学理论为理论思考基础，德国的电影理论家（当然还有美国电影理论家）那时还不能领悟同时期法国电影符号学的意义何在。而当巴尔特被邀请到意大利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讲演时，还需要把符号学思考看作是一种“历险”。但是那个时期，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都感觉到了跨学科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包括东西欧洲阵营的符号学创新思考的重要性，都需要各国、各界学人跨越学科界限聚集到一起来“共商学术理论突破的大计”。等到1989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会大会时，应该说是国际学会维持其学术水平的最后一次。那次艾柯在巴塞罗那大学讲演，另一国际“大腕”格雷马斯临时缺席（我幸而在巴黎咖啡馆见到他一次，记得王论跃和几位学生同在）。【当然，1982年夏在多伦多夏季符号学讲习大会上，尚未加入学会的我看到了西方符号学界仍属欣欣向荣的场面：福柯，艾柯，西比奥克，塞尔，布衣萨克，波斯纳等。就在这两天晚间我在重新翻阅Deleuze 的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那是那次多伦多会上认识的福柯崇拜者-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Fred在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后送我的书。一本新书今已泛黄，却成为我记忆那次多伦多之行的纪念物。那次与会打开了我其后接触西方符号学的大门。我自己那时对这一切也是极为热心和看好其前途的】在1994年艾柯在伯克利最后一次大会讲演并发表对日本山口昌男卸任副会长的赞赏言论的大会期间，我在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首次提出了符号学必须走跨学科大方向的主张（记得曾遭到一位只懂得符号学理论就是哲学理论的德国青年学者的反驳和我的“反反驳”：在德国人的民族性骄傲意识里，不觉得中国学者能够对西方理论提出批评）。会后中国参会者大家到会议筹备会主要成员张丽华老师家中聚会时，大会主席-德语系教授劳赫夫妇已经开始抱怨说，大会的选举是tricks了。1987年墨西哥大会上西班牙语学者人数众多，争取到西班牙语成为学会“官方语言”的成绩。他们在理事会上意气风发的样子，却导致我和邻座的澳大利亚学者的共同怀疑和不解。我于是进一步想，大家到国际大会来干什么？这个西班牙语的“面子”管什么用？他们兴奋个什么？结果，在2004里昂大会上我们就看到了大批西班牙语到会者关在一间屋子里用西班牙语相互“交流”符号学思想的滑稽场面。这就是西班牙语同仁们争取到官方语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实质的益处?虚荣心，可怕的民族性虚荣心。我多次提到不久前国际同仁对我抱怨西方符号学界的mafia现象，学术黑帮现象。世界人文学者越来越没有出息，不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勇于面对时代根本性思想挑战，而是满足于凭“一技之长”来在职场内循规蹈矩，争取名利。什么名，什么利？蝇头小利而已（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家的气局狭小，这才是人文科学理论危机难以被克服的根本性原因。人文学者们根本上失去了“择善固执”的意志力）。当然，学术组织活动的另一种职业性功能也不可一概抹杀：即商业化职场竞争所需要的自我宣传机会和“拉帮结派”机会。不过，这些对于今日国际学术环境来说也已成为常态了。我们自然也要通情达理地容许学者有“治生”意识并具有实用性地安排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利。但这已不属我们符号学的问题范围了。 从纯学术角度看，跨学科的符号学组织活动的需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符号学学术已为大家所熟悉并吸收到各专业研究中去了。在符号学初起阶段所需要的那种相互激励和启发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小了。人们今日有极为方便的条件接触新知新学新理。这样，当初的符号学学会这样的“大杂烩”式的聚会渐渐减弱或失去作用。首先，很难真地实现跨学科的“随意”交流，跨学科会议期间基本上仍然是分科、分组进行，也就是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和在本学科内一样。不过是各学科都“比邻而坐”而已，互相知道他们也在同一建筑物里讨论各自的符号学话题而已。这和单学科内的跨学科讨论会没有什么区别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没有变，但符号学家们聚会的方式要改变了。这是世界学界共同的趋势，具体说，组织上的跨学科的规模在缩小，以便形成更有效果的跨学科交流。另外专题性符号学方向的讨论会越来越多，甚至于不需要再打出符号学的旗号了，特别当“跨学科”的幅度还会超过常规符号学的规模时。同时，一个不容视而不见的现象是：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小，特别当后者在电脑商务时代正在变成宣传性的技巧和技术时，其作为商业化营销的应用技术性工具的作用越来越远离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了。可以说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两种所谓“符号学家”根本不是“一路人”。不仅如此，符号学的学术事业还要有意与将符号学名词随意铺伸到媒体文化宣传领域以制造文字炫奇效果的商业化技术性行为“划清界限”。否则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现象将会大量发生。学界不可能再用同一个名词“符号学”来覆盖性质功用互异如此的繁多学术门类了。除非，你根本不关心学术理论虚实，而只想着如何利用新颖学术名号聚众集势，借以在学术市场化时代“吸人眼球”，在知识落后环境里制造影响力大小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学术活动背后的运作机制及其动机和目的所在，同时要切实估量其对于我们在同一名号“符号学”标称下从事的远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革新事业的负面影响问题。当然任何学术资讯传播都是有益的，但不应该使其同时产生另一种副作用：影响了严肃学术理论事业的发展。如果大家都用同一个名号，就难免会如此。这是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健全的规定“跨学科活动”的主要理由。遗憾，一些人注定了只知道借学术谋名利的“真理”，以为人人都是这个心思。学界之大，自然无奇不有，这当然也不是我们需要关注或企图介入的事。岂非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中国符号学事业未来的有效发展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了。参照国际经验，我个人开始改变对于符号学的“战略性方向”的看法，今更明确倾向于认为：各科理论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文化符号学，包括理论化的传媒学，理论电影学等）和各门应用符号学（包括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学）应该分属不同的学术组织；前者的数量必然较小，后者的数量必然较大，而且必然分化越来越仔细，越专业化（音乐符号学，美术符号学，新闻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的独立经营）。由于中国符号学较西方符号学发展晚几十年，可能要部分地重复国际符号学发展当初的路径，即跨学科聚会中专业分化较小而在初级水平上的“大杂烩”聚集较多。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必定在跨学科的框架内，逐渐趋于合理的分工细化。这是后话，暂且不议。除此之外，各学科领域内在符号学初起阶段也许还有需要采取这种“大杂烩”方式，以便开阔眼界。这是另一个问题。自然，这样的未来符号学组织性活动的方式大改组也有一个好处：防止中国符号学变成派系间争权夺利的舞台。也必须与一些只知道抄袭洋人表面言论的所谓“符号学家”们划清界限。不能再让这类人与我们“混”在一起，挑拨离间，设计阴谋，意图从内部“攻破堡垒”！ 让我们在索菲亚大会进行深入观察后再来准备明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组织的第三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这是由浙江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组织”本身——“人文学院”承担和主持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让我们把此次聚会设想为一次新的尝试，具体说，（我个人希望）这是一个“文史哲主流”和“外语界理论符号学”的合作大会，是一个对于中国理论符号学的实践方向和方式的实验平台。【每一单位，外语界和文史哲界的每一单位都是双重学术实践者：一方面在自身领域从事一种学术实践方式，在跨学科的合作领域内尝试另一种学术实践。如南师大外院，作为外语界符号学学会的重要成员自然应该按照你们十年来形成的惯例从事符号学研究，但作为跨学科符号学活动的组织者，你们也需要尝试与文史哲学科对话和合作的新方式。这样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哲学界也是一样，一方面当然要专深于常规哲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开辟跨学科理论探讨方向，成为“多面手”有什么不好？】除论坛成员外，我们还将设法动员各界有兴趣的主流学界理论爱好者与会，如果成功，我们就有信心再办下去，如果失败，我们就可考虑解散此一其实并未成形的“准组织”了。论坛成立两年多来，我曾经多次试图宣布实验不成功、干脆解散的主张。而每次都获得若干积极人士的“挽留”（当然也多次见识到某次表态积极挽留论坛而不久后就自行离去者。我于是也从中见识到一些学人表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五分钟热度”特点，的确名不虚传。我常诧异怎么读书人可以“变脸”如此迅速！稍有利诱即可改旗易帜，学界如此，遑论其他真正存有利益争夺的领域。这些变脸行为遂也成为我们认识人性虚实的难得机会。何处不是“获知”的场合？）。这样，这个基本上由我临时“组配”起来的实验性学术平台，其本身今后将肯定朝向理论符号学方向发展，也就是将缩小其关注范围（一些或许以为“论坛”要企图扩大“地盘”者，你们想错了，我们要做的是：缩小地盘）。具体说，它将朝向于符号学和“文史哲”理论主流的合作方向，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史哲的理论化发展。只有这样合理的“精兵简政”之后，才可能各得其所，应用符号学各域也不必耗费时间关注与己关系不大的他科的理论性问题。如果这样进行多方面调整，可能“论坛”名称日后也需要改变。让我们暂时还用这个名称来标志今年国内外的一些相关学术活动。等到索菲亚大会后，我们会约集相关积极人士重新思考论坛的适当的新名称和其重组后的存在形式（组成和活动）等问题。 我们也要从另一个积极角度来看待今日中国符号学学界的多元化状态：这是35年来中国符号学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对于任何方面的符号学活动进展都应看作是可能继续前进的基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多元化必然逐年扩大。改组后的“论坛”无意于再成为一个作为体制内职场功能性的全国性组织的雏形，而是将其学术实践主力用于国内外学术理论“攻坚”目标，特别是古今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化革新的艰难目标。因此“论坛”（还不确知其未来的名称）将不涉及日趋大众文化化的各种应用符号学领域，而将集中于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史哲理论革新的大目标。至于再往后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两种实践是不是还有全面“对话合作”的需要，就要看未来世界与中国的人文学术文化的演变如何了。 （2014-3-5）
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的建议 （2014,3,31）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最近以来在与国内外学人通信中，大家深感商业化竞争风气和制度已经逐渐弥漫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又特别是实验性、前沿 “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的建议 （2014,3,31）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最近以来在与国内外学人通信中，大家深感商业化竞争风气和制度已经逐渐弥漫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特别是理论领域，又特别是实验性、前沿性的跨学科领域。正像‘符号学’一词可以被任意使用一样，‘跨学科’一词也可以被任意使用。‘跨学科’一词本身就具有含混性：一是指试图将某‘理论’或‘观点’推广应用到各个学科去，另一是指诸学科理论之间的创造性互动。二者完全不同。我们长期以来宣导的‘符号学跨学科’研究属于后者，因此涉及到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中最艰难的部分。显然，按此，研究者必须首先深化常规学科专业，其次再以此为基础与其他常规学科理论进行‘实验性理论沟通’。二者均要求学者具有长期努力的决心和实践，否则不可能完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众所周知，在几年来学术文化商业化炒作日甚一日的时代，上述符号学实践理念，正和许多其他人文学术理念一样，正受到商业化包装宣传风气和市场竞争化制度的全面冲击，其原有几十年的学术实践生态已然受到系统的颠覆和歪曲。在商业化时代兴起的国际上所谓‘后现代运动’的总背景下，“符号学”今已变成文化学术市场内的品牌和商标的代称。当此之时，我们也不得不重新认真观察检讨几十年来拟定的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名称’合宜性问题。自然，在商业化竞争时代，谁都有资格任意使用现有名词而变更其意涵。（例如，最具‘崇高性’的‘哲学’这个词就可以并曾经被加以任意庸俗化的使用）同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的常规学科领域，也并非均已充分掌握了相关符号学理论知识。实际上，大家要一方面为常规学术知识全面补课，又须开始学习新知新学新理，所以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我们长期以来主张的中国符号学发展理念是否过于脱离实际了？是否根本上是一个“还没有学会走就急于开始跑”的主观畅想？2012与南京国际大会同时召开的第一届论坛会议，最初是在此理念下制定的。尽管不可能期待出现什么突出进展，但以为这是‘第一步’，以后可以逐步提高。这样就又计划了‘第二步’：贵阳会议。遗憾，由于人所共知的诸多意外干扰而未曾达成预定目标。正在论坛面临解散危机之际，突然出现了论坛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浙大人文学院答应承办的论坛第三届研讨会。所谓“中国符号学论坛”不是指任何某一学术团体的名称，而是包含着其的确难于推进的特点：不同学科学人间平等互动的可能性。之所以困难，因为其性质属于体制外的实验性活动。本质上，论坛的存在性考验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动关系顺利发展可能性。我们要在体制内的框架里经营体制外的学术任务。因为体制内的规章制度尚未涉及不同学科间的理论互动课题，无法代为管理经营。（2004年我们试图说动中国社科院承担此一学科间互动协调的工作，最后为其婉拒）于是，我们现在就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承担的第三届论坛研讨会，重新看作是考验‘论坛理念实践’能否向前推进一步的最后机会了。 所谓‘最后机会’，不是指符号学学术而言，而是指中国学人间能否平等相待、同舟共济的心胸之有无的问题？这个‘机会’一词，就是指我们能否形成一个比前两次论坛研讨会更具成效的‘跨学科实验起步点’，而不是指我们一定要届时达到什么学术性成就。我们的目前实际困难尚不在于学术水平，而在于学界风气和学者心态。因为论坛的主要创新性和实验性就是要将各界、各域、各学科的学者们聚集一堂进行多元异质性的学术观点‘交汇’。这样的聚会首先就须打破各学科体系内部存在的‘等级结构’。体制外的论坛会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将参加者在本领域内的‘等级身份’‘纳入括号’。因为该等级身份是在体制内设定的，我们的论坛则是体制外的。而且我们的论坛之精神和原则正是要强调民主化和平等化，因此与等级身份这样的传统意识没有关系。如此一来，许多并无继续学习意愿而只有显示身份意愿的资深学者可能就不愿意参加了。这是可以预料的，而我们本来的希望也不在他们身上。我们只希望他们能够对此任务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至少不加予阻碍）即可。自然，更困难的任务是我所不了解的体制内运作体制外学术活动的制度方面的可能性到底如何？ 论坛会议是论坛委托某单位按照其所认同的论坛理念所组织的学术活动，而不是该单位按照自身体制内规划而举行的某一多单位参加的全国性学术活动。让我们期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能够在以往中国的符号学活动经验基础上，成功地举行明年的第三届论坛研讨会。所谓“中国符号学”作为特定学术理念（而非指“中国人的符号学活动”），就是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认识论方针的学术志愿者组织。因此论坛会议的主题和课题配置应该符合此一大方向。幸好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早于2002年就与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与世界史所合办过这样的研讨会，名称即“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因此，在论坛会议上，内容方面将包括各人文学科，在学术方向上将涉及全体人文科学。因此，我愿向浙大论坛会议筹备会提出：我们明年的会议是否仍然选用这个在世界符号学界也属于具有特色的标题“中国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我们以此标题向国内外再次宣示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学术目标是全面性、高端性的，而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起步性准备而已。我们关注的是学术活动的方向（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和实行框架（民主运作）之正确性问题，而并不苛求于学术水平问题。方向和方式的正确性才是人文学术真实前进的根本性保障；我们绝对不能追求学术市场的“宣传+广告”（=政绩）效应。让我在此根据相关经验再次解释一下论坛以往议程规划的理由，提供给浙大筹备会参考，并希未来筹备会可据以继续改进。 1. 可以把论坛预定学科范围预先大致勾出，即选择十数个学科名称及其1-2名召集负责人（尽量选择参加论坛者）。和以往两次不同的是，可以提前选择自己表示愿意承担工作的负责人，其责任只在于组织本学科参加人选并鼓励参加者预先进行学术性准备。我们希望此一分科负责构想有助于提升大家的参与意识。学科门类分组不仅是未来会议议程划分的基础，其本身也是一临时性诸符号学研究小组。 2. 这些学科名目只是代表论坛学术兴趣范围，但非一定相当于会议分组会名称。论坛会议议程及分组会设置，应该由筹备会届时根据参加者情况具体设定。 3. 明年浙大会议也将成为人文学院在本院扩展跨学科活动的契机，但浙大论坛会议是面对全国人文科学界的。浙大筹备会的任务将自然是超出体制内的常规范围的。于是我们估计，筹备会将再次遇到如何协调体制内和体制外学术范围和任务不同的矛盾。我们期待筹备会最后顺利处理此问题。这也关系到论坛未来的命运问题。我们的最低期待是：让我们把明年浙大会议看作是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否有其“生命力”和“存在必要性”的一次实验场合。如果不幸不够成功，也让我们可以最后安心地集体告别按此精神组建的论坛。这说明维持这样的跨学科学术事业在中国尚不成熟。而如果由于论坛成员和浙大筹备会在未来一年里能够同舟共济，并构建出一个具可行性的跨学科合作的基盘来，我们就继续将论坛维持下去。 4. 按照以前两次论坛会议的经验，现将议程分科清单加以重新整理后列此，以供筹备会和论坛成员检查和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学术研究组门类表： 1. 认知科学符号学研究组 2. 哲学符号学研究组 3. 国学符号学研究组 4. 文学符号学研究组 5. 历史符号学研究组 6. 电影符号学研究组 7. 传播符号学研究组 8. 汉学符号学研究组 9. 语言符号学研究组 10. 艺术符号学研究组 11. 台湾符号学研究组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草案的说明（修订稿）-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成立草案的说明 （ The New Forum of China Semiotics. NFCS ） （2014,4,3/4,22再修订）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1978年以来，由于刚引进的当代欧美符号学运动属于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学界没有相应学术机构来对此新学新知新理组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成立草案的说明 （The New Forum of China Semiotics. NFCS） （2014,4,3/4,22再修订）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1978年以来，由于刚引进的当代欧美符号学运动属于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学界没有相应学术机构来对此新学新知新理组织研究和加以推动。于是中国的符号学志愿者们三十多年来自动组织了各种单学科及跨学科的符号学集体活动，这是非常自然的学术发展史现象。此一中国符号学总体发展趋势，至2012年南京国际大会结束时，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对此我们当时尚未清晰认识。当时为了趁国际大会即将在南京举行之机来推进中国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我和南师大外院曾共同创立和组织了“中国符号学论坛”，并在2012年10月，与南京大会同时，召开了第一届论坛研讨会。不想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突变。时过境迁，回想起来，中国学界最全面的这一次符号学跨学科聚会竟然也成为了此前几十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第一阶段结束期到来之分界线。原因是，十多年来我参与推进的外语界符号学和非外语界符号学的合作努力，最终证明为难以（在职场制度性分划体制内—后加）继续协调合作了，因为彼此的学术背景和宗旨相当不同。不久之后当我发现此一论坛的“构成性矛盾”难以解决之时，曾经打算提出分道扬镳的建议，也就是解散论坛。此时一直与我们非外语界符号学关系较好的南京师大外语学院极力劝解，认为矛盾可以解决。我本人也想到，为了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发展应该继续努力一段时间来设法弥补分歧，以争取双方未来的学术合作。一年多来，这一在彼此冲突中勉强维持的论坛状况，我已在若干网文中加以报导过，读者可参照。但是最新出现的情况，使我不得不再次认真看待此一论坛内部的矛盾问题，并最终认识到中国符号学推动事业的某种“分道扬镳”方式，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甚至也是对于双方有利的。了解过程的同仁们会疑问道：怎么会如此“出尔反尔”呢？我曾经用“进一步退两步，一步一回头”来形容一年多来关于自己投身三十余年的中国符号学事业该如何应对其新局面的难题。我们没有经验，但屡遭新世纪文化商业化大潮席卷全球的冲击，因此不得不经常地想法设法“与时更新”，并须不断重新认识自己面对的变化莫测的环境及自身之新处境。“痛定思痛”之后，我（及我们）终于较透彻认识到：根本的原因应该归之于“客观”：大家的学术背景、宗旨、方向、目的、体制内的教学任务规定等等之间，彼此并不一致。与南师大合作的几年期间，在彼此发生意见分歧甚至于临近合作崩盘之际，院长都会强调一句：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言下之意，彼此方法的不同乃次要之事。此时我多能采纳他的判断，虽然意识到彼此实际上继续不断地在“基本方法”上维持着意见分歧。简言之，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南师大外院能够超脱外语界及外语学会的框架而以“全国符号学事业”推动者的身份定位；即做全国符号学学界的“领袖”，不要只做本学会或学科的符号学“领袖”。这是因为我一直看重他们的领导组织才能和有效的团队力量，所以时时“不忍”放弃合作的期待。这样的意见拉锯战一直延续至最近。而一个偶然事件的到来，让我对此突然产生“顿悟”：我们和一些外语界和传媒界的“思想分歧”不是什么方法层次上的问题，而是制度层面上的客观限制问题！作为“体制外”的“自由身”，我可能始终未深入把握“体制内”人士所无法摆脱的客观性的条件限制。其中根本之根本是：论坛合作事业之所以不断出现各种纠纷，仍然源于彼此身处的学科本身之“构成性分歧”。经此顿悟，遂达至以下“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结论：符号学学术上目前不适于相互合作的不同学科体制，就不必勉强通过按照体制内制度划分格局来建立共同参与的“论坛”而“扭在一起”。另一顿悟则是：此一跨学科运作上的麻烦岂非预示着中国的符号学发展事业现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以作为体制内制度性整体的所谓“外语界”和“传媒界”为核心的诸符号学实践和其他符号学实践应该分头前进，没有必要混在一起了。【后加：这一分划意见是针对学科制度性整体而言，非针对外语界、传媒界内各个师生个人而言，因为在人文学术各界内师生个人都可能偏向于纯粹符号学理论研究兴趣和偏向于结合具体教学需要的实用主义研究兴趣】此前，我已经鲜明感觉到了论坛必须与宗旨和方法与我们非常不同的作为制度整体的传媒符号学分道扬镳，现在则进而认识到我们必须对全体中国符号学发展事业也采取一种“二分法”立场，也就是不能再幻想追求什么全局性的“中国符号学跨学科集体”这样的“符号学大一统”目标了。因为这样的学术“大一统”目标马上就会在中国特色的人文学术环境内被转化为形成某种“以学结党”、“以学垄断”的搞变相学术腐败的手段。 现在，让我首先列举此一论坛构成性矛盾所产生的冲突与不协调的几个主要事件，以说明上述结论的事实性根据为何。我们现在应该排除情绪性干扰而理智地认识到，这些论坛内部的“冲突事件”都最终反映着上述跨学科运作中的不同学科间之构成性差异。 1. 在第一次论坛会议上，一些外语界领导人士忽略论坛其他各界成员的存在，在其内部会议中擅自决定论坛下届会议的举行方式，试图将论坛会议自行纳入次年外语学会年会的框架内举行，以期由此事实性安排来单方面“掌控论坛”。此一违反论坛跨学科民主精神的公开垄断论坛事务的行为表现，曾为我当场予以否定。因为该外语界的几位代表既不是论坛会议筹备会成员，也无关于会议议程编制与组织工作（论坛会议的议程组织和人员约集主要是由我本人完成的），竟然本其“人多势众”如此霸道行事。我本人原本打算在此次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会议后就退出论坛事务，因见外语界一些人如此咄咄逼人气势，加以“沉默大众”惯习的存在，遂意识到我如就此退出论坛事务，外语界符号学以后在论坛内的行为将无人予以牵制了，如此一来，中国符号学事业岂非自此危矣？于是我决定留在论坛继续照料一段时间再说。不意从此就又暂时留在了中国符号学事业之内了。 2. 但是仍然没料到，这些外语界人士早已放弃了参与论坛跨学科合作的诚意，行动上已然采取了分裂论坛合作的一系列措施，并在最初夺取论坛控制权的计划失败后，反而变本加厉地贯彻其业已商定的垄断中国符号学事业的计划。这样我们就经历了2013年夏贵阳第二次论坛会议前后的戏码：一些人，虽然自身名义上属于论坛，不仅集体拒绝参加论坛会议，反而想方设法阻碍和损害论坛会议的召开。结果大家都看到了：a）通过在同时期举行外语界符号学会议时的机会向论坛成员广发邀请信和聘任信，诱使论坛成员参加人多势众的外语界会议而不再参加人少势孤的论坛会议；b)向论坛会议主办方发放邀请信，也意在促其同样去参加外语界会议（相当于暗示其放弃主办贵阳论坛会议），并（由于我们未曾明确了解的复杂内情）成功地导致了贵阳会议主办方最后真地改变了其积极办会的态度，致使论坛会议的到会者仅达至预期的半数而已。仅此一端，我们已有充分理由在当时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3. 然而在此情况下，仍然是在南师大外院的劝说下，贵阳论坛参会者们决定继续维持论坛构成原状，以再一次观察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此后几个月间，这些外语界人士对于改组后的论坛仍然漠不关心，其存在于论坛内徒具名义而已，并继续贯彻其不与改组后的论坛合作的意图，表现出其基本的符号学活动意识就是要在符号学集体活动中坚持外语界符号学在中国符号学界的主导地位。这样的治学意识当然是与跨学科方向的论坛的民主治学精神相反的。 4. 在论坛处境岌岌可危之际，正待宣布解散之时，碰巧出现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愿意举办2015年第三届论坛会议的承诺。同时外语界和非外语界的合作可能性又出现了另一个新机会，这就是西南大学外院同意承担2016年符号学夏令营讲习班计划。不料后者最近又突然出现了变化，该负责人在我最近向其多次核实未来办会意愿是否无变时，（因该人曾经有过对于承诺的会议项目失信的记录，故有此询问）不再答复，可谓再次“摆了我一道”。此事促使我也再次认识到一些外语界人士的学术活动意识及办事习惯与我们的非常不同。如是，我们怎么还能再怀抱与他们合作下去的幻想呢？ 5. 在与长期以来合作良好的南师大外院的关系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观点分歧，这就是前面已述的如下情况：当我多次劝告他们超越外语界而勇于承担全体学界的符号学活动组织领导工作时，他们始终告知不能脱离外语符号学学会的框架行事。这一基本态度，今日想来，也许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难以超脱体制内的制度性限制。一方面我对此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注意到这种固定难改的态度最终必将影响其参与跨学科符号学活动的规模和性质；也就是自然会导致南师大外院始终受限于外语界学会的框架而难以承担组织中国学界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的活动。后者正是要逐渐扩及文史哲宗艺各主流学域的。（中国的符号学跨学科研究事业是绝对不能由个别单位、学科、学会本身加以主导的！存在有几十个、几百个不同学科，哪个个人和个别学科、个别单位拥有这样妄自尊大的、进行“大一统”的“资格”呢？） 6. 论坛的符号学精神与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的主要不同在于：所谓“中国符号学”是走自己的路的、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是在南京大会上已向国际学界宣布的不同于西方符号学的符号学，其运作特点首先就是对于西学理论和中国各学科常规业务的“同时兼重”态度，是要建立在传统学科坚实基础上的跨学科-跨文化的高度创新性任务。此一重大的人文科学革新前进的任务，怎么能够企图通过电子化时代的各种商业化包装宣传技术来建立一个什么“符号学速成班”式的、称之为一个“新专业”的“符号学学科”来实现呢？没有这样的长期艰苦努力认真建学的意识，如何能够推进“中国符号学”（不是“中国人从事的符号学”）的严肃事业呢？如果这样来理解符号学，这岂非不是对于符号学太外行了吗？ 7. 由于学科制度性限制，外语界符号学和非外语界符号学，各自在掌握外语和专业的强弱项方面正好相反。我一直期待二者在论坛内可以通过密切合作而互补短长。但是现在终于认识到此一期待纯粹属于幻想，因为并不存在这样互补短长的论坛机制。可能此一差异正是论坛构成性矛盾的核心因素之一。也即，彼此的学术背景和目标客观上差别太大，何必非得扭结在一起工作不可呢？ 【后加：以上具体事例当然不能代表外语界、传媒界职场内各个具体学人的治学倾向。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说，一般而论，即使“外语界”受到教学任务规定的限制未能在各个专业领域内有更深的学术理论发展，但是与中文系相比，其学者的平均理论兴趣和理论思维能力还是比一般中文界的“理论爱好者”们略高一筹，因为后者在其专业学习中传统上依然也是欠缺理论性学术内容的，包括那些设置在中文系内的一些“文艺理论科系”。】 以上种种因素，历经一年多的反复体验思考，现在到了必须面对学界现实的时候。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符号学的几十年跨学科学术活动努力自然地出现了“分-合-再分再合”的发展趋向。最初的“分”显然意指众多学科内各自偶然的符号学研习；之后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全面跨学科符号学集体的筹建；再其次是今日在“大分为二”框架内的各自宽窄不一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简称）和“文史哲宗艺“符号学（简称）这两大方向。或者说：外语界以及以外语界为基础的传媒界的符号学，和非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今后应该分道扬镳，应该分头发展各自的符号学事业。论坛的功能主要是进行学术活动组织，二者实际上一直就是在分道扬镳着，却不切实际地在论坛名目下被空洞地绑在一起，其实根本没有此必要性。同时，论坛内的分道扬镳并不妨碍未来彼此参加对方组织的学术活动。但因彼此如果理念不同以及体制内的教学任务不同，二者就没有必要再共同进行筹划同一类论坛项目了。以上的分离必要性如果已经足够清楚，那么是否容易合理安排呢？此一问题的解决自然也须照顾到现实运作背景：论坛本身的非正式性和以往三年来基本上由我个人主导论坛运作的特殊性（因为参与论坛的各单位担任领导的老师们可能感到并不方便“越界”介入跨学科协调事务）。论坛现有九十位左右成员大约分三种情况：外语界成员多数由南师大外院和其他外院自行加入的，非外语界成员大多数由我个人在不同场合直接邀请加入的。这两类成员的学术背景和兴趣其实并不一样。第三类是贵阳会议上与会者以集体方式加入的，他们与论坛的关系几乎仅限于贵阳会议（我们对于他们的个人具体学术理论兴趣的方向还不太清楚）。如所周知，本论坛并非正式民间学术组织，其实仅只相当于临时性的“读书会”一类的松散集体，成员不涉及任何所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没有实质性的“领导”，仅只因为大多数志愿者同仁不愿意主动介入论坛事务运作，遂事实上一直由我本人和我邀请的朋友们共同商议和协助“管理”。即使如此，由于论坛涉及各界不同人士，我们仍然不便任意安排论坛（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存留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想出了一个过渡式的形式上的“分家”办法，以便在学术实质上适应此中国符号学发展事业新阶段中的新局面。 这样，从2014年起，中国符号学事业可以说开始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阶段：由此前第一阶段的“不分学科的符号学跨学科大杂烩”发展形态，进入了“一分为二的符号学跨学科”发展形态。此一中国符号学发展史，当然远非仅只体现在符号学集体形态的存在上。实际上，随着符号学知识的扩展，我相信今日没有加入诸符号学集体的各学科学者的数目，会远远大于参加了符号学集体的人士的数目。归根到底，中国符号学事业的百分之八十要由各学科的诸个人分头进行，并不是都需要、都可能被安排在某种组织形式中进行。所以，任何具有通过符号学的组织活动打算形成某种统治性“符号学势力”的想法都只是在符号学初起时期的个别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我们的新论坛格言将是：学术集体的存在是为了有助于各个学人的学术进步，绝对不是说各个人的参与集体学术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形成某种学术集团的等级化学术势力本身。知识分子老想着通过学术外衣变相“当官”，实际上那是一种封建时代“读书做官论”的遗风） 在本草案正式运行时，我们将重新规定新论坛的宗旨和性质。我们希望，在新论坛组织的符号学跨学科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文史哲宗艺各界符号学学者具有更具针对性的学术方向启示性。现在我们想到了一个似乎“万全“的办法如下。其关键部分是：我们非外语界符号学成员将在现有论坛“之内”和“之外”单独成立一个“新论坛”，以作为适合于外语界-传媒界之外的各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符号学的对话平台。具体办法如下。 1. 我们将通过在“论坛内”以及“论坛外”这两种途径，重新组织一个“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其成员主要特点是大家基本上主要是来自外语界和传媒界职场分划以外的各学科的师生们，【后加】但也包括学术方向与新论坛相同的外语界、传媒界单位与个人。 2. 论坛内的参与方式：凡原先由我本人邀请参加论坛的非外语界人士和非传媒界人士，都可算自动地参与了新论坛。（凡有意继续留在原论坛者可自行存留，凡不打算参加新论坛者，在获得新论坛通知后可来邮通知退出） 3. 我们将通过今后组织的各种符号学相关学术活动，为各学科参会者提供参与新论坛的机会，以逐步扩大联系面。 4. 凡外语界和传媒界人士及单位中对于新论坛宗旨真正加以认同者，也欢迎重新联系加入，包括现已在论坛内者（我们也会根据了解而个别地主动征询他们加入新论坛与否的意见）。我们的态度是将“外语界-传媒界符号学”集体和其中个别成员加以区分；因为广大外语界-传媒界成员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在学术方向上可能反而与非外语界符号学者在理念上相近。 5. 在此过渡期，成员可以同时为旧论坛成员和新论坛成员（相当于同时参加两个学术集体），原定论坛活动的组织者可暂时自行选择相关符号学集体之名称。如我们的今夏几个专题研讨会将立即改为“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夏季专题研讨会”。实际上我们的专题研讨会就是在外语界和传媒界之外举行的文史哲主流学科学者间的跨学科学术活动。 […]
2014元旦寄语：中国符号学的危机与转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14 元旦寄语：中国符号学的危机和转机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注】这些天来，除撰写、发布岁末感言和新年献文外，本来还打算加写一篇2014新年寄语：和青年理论爱好者漫谈。这是因为在今日国内外万千障碍中独有一事的积极存在，令人不得不坚守 2014元旦寄语：中国符号学的危机和转机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注】这些天来，除撰写、发布“岁末感言”和“新年献文”外，本来还打算加写一篇“2014新年寄语：和青年理论爱好者漫谈”。这是因为在今日国内外“万千障碍”中独有一事的积极存在，令人不得不坚守对未来的期望，这就是：一些大陆好学而深思的中青年的向学热情，似乎令人仍可据以寄望于将来。之所以称之为“独有”，因为这样的纯洁心智热情今日已很难在海外青年中看到。海外社会和青年的强制度化存在，已经将任何心智热情都预先“编程”于既定功利主义渠道内了。我们须区分开此种心智热情本身和与其相关的个人实用性生活安排，这样就可以透视其中切实存在着的“心智热情”本身。这个真纯学术热情“本身”遂可成为“良知未泯”之迹象，也即可成为激励人们对民族学术前途怀抱期望的根据。因此，我多年来一直想写又一直难以起笔的“寄语青年”的文稿这些天似乎终于快要酝酿完成了。本来我想从方方面面和青年人谈理论思维追求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含混不清的问题。特别是还因为，本人近日来收到的几位本科生颇具学养并极具见解的信、文后，益觉和青年人的“谈心”正应在此时。我在下最后决心动手写文而习惯性地不停地在室内来回踱步时，妻子感到诧异而问“又出何事？”我答称：难以落笔也！原因在于，须将几十个不同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都考虑“到位”才知道该如何有效组织此文。就在此即将起笔的最后时刻，我还打了几个电话徵询国内友人意见，却不免又再次意识到，此一必要的“对话”的“组织方式”，似乎仍然不应该是一篇文章的形式，而应该是一次或几次面对面的“对谈”，因为此类题目涉及到千头万绪，只宜于即问即答，具体分疏，却难以预先统一论述。于是眼看要最后完成心愿的“致青年书”，就这样又“功亏一匮”。接着，我在电脑上浏览今日网上新闻后，非常偶然随意地又敲击了百度上的“文科腐败”标题（这竟然是我这个常写学术批评文字的人第一次有意系统查阅此类消息，以往了解的此类消息都是在一般网站中见到的个别披露事件，而且大多属于行为“违法”一类。昨日敲击到此栏，也部分地因为看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学生们的抗议信），在一篇篇看过相关揭露文章后，真觉触目惊心。这就是我们文科的今日“生存环境”！此一进一步的了解自然也成为我原拟“为青年谋”的文稿难以继续的一个补充性参照因素。不能不先问一下，他们在此环境内该如何选择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呢？在此种错纵复杂的情况下，我又有何能力和资格对其进行学术人生观的开导呢？我刚上发的新年仁学献文对他们有何意义？我遂突然将近年来缠绕于胸的有关中国符号学事业推进问题的方方面面迅即“钩串”到了一起，竟突出了一个早已抽象地认知却还未曾将问题系列“最后聚焦”的核心问题：这就是，所谓“中国符号学”的“现象”到底其性质和功能如何？问题之所以这样提出，因为几十年来我都是坚持把有关于符号学理念的“最强音”先予发出，然后才按照现实条件企图设计“最佳接近理念”方案，至于二者之间的“时空距离”问题则一向任其“自由浮动”，视之为学术实践中可予暂时忽略的部分。如若不然，我们将无可作为。我所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大概也是此意。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学术实践抉择。但是就在此正欲“寄语青年”又接遇“现实”的之际，今日凌晨（我们的本年最后一日晨，你们的夜）又突然觉识到必须于此“时空距离”中更为明确地插叙一个可成为认知焦点的事实：从现实看，一年前的南京大会也许并不是中国符号学大发展的新“起点”，反而是提前暴露出了中国符号学其实正处于危机之中。此一危机感并非仅因为一年来本人卷入的各种是是非非，而是牵扯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背景。如果青年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纵深”部之存在，而随意在学海里随波荡漾，将会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然而，我自知也并不可能因此就可以告知青年们该如何选择，因为那将取决于当事人的主客观条件，此非我所能代为思虑者。我的责任只在于：作为中国符号学最早的推动者以及作为十年来积极推动中国符号学国际交流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应该将此“问题焦点”再进一步明晰地指点出来，以增加大家对中国符号学对象和环境的准确认知。中国符号学在危机中！但希望在此危机的刺激下反会进一步产生转机！这样，原拟的题目又放弃了，最后还是又回到了符号学问题。不过，总算还是在写完了“岁末感言”之后再完成此一“新年寄语”。一日之隔，已是告别2013“论坛危机年”后的新一年了。 ********************** 关于新时期现代西学理论（特别是哲学）引入中国以来出现的各种弊端问题，本人一直有所批评，而所批评者主要为相关学人的“学风”和“作风”问题。其中表现最突显者也恰是相对来说当事人学术条件较他人为高者，就相关最后“产品”而言，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其出台不尽“体面”的西哲著译之效果大体上是正面的。因为大家都从西方最著名的作品和著者入手，其中译品和论述较好的（不管其中是否涉及不道德因素）产物，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当然是有利的（其不利性出现在更高的创造性层次上以及出现于学术风气问题上）；其中出版品质量较差的（如曾大批出现的哲学滥译情况），也并不缺乏日后被淘汰和由更好作品取代的可能性。毕竟这些工作都是在常规学科内完成的，国外各相应学科内存在着较好的传统学科规范，不难有机会借以作为中国学术进行调节校正的机会。可是，符号学就不同了。 “符号学”作为当代新兴“学科”非常不成熟，如果国外哪个大学出现了这样的科系，多半可能是该校文科科系中水份较大的；如果作为我多年来提出的（与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家意见不同的）比较灵活的、涉及各个学科的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其内涵就更加难以准确规定。对于后者，那岂非属于更“不靠谱”一类的符号学构想吗？非也！因为它虽然不“生存”于各个学科“内”，却生存于各个学科“间”，所谓“间”是指它的许多“成分”本身都兼跨“诸科”，故不可定于一科；还因为这些成分都是游移性的、指示性的，意指着自身可能的未来变迁。这是什么意思呢？“符号学”本质上是朝向于各学科内的“含混因素”的，此新知新学新理企图将这些含混因素加以“澄清”却还未必都能够马上有能力加以澄清。那么如何能够意识到这些“复杂”现象呢？你必须首先“生存”于那些学科一段时间里，“感觉”到了对象模糊性问题的存在，才会据此把握相应符号学检验法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行为主义、自然科学主义方向的美国符号学派系，其实距离“符号学本义”最远，它们也是最积极地将“符号学”定位为新学科的鼓吹者，也是今日按照思想史全域企图设定一个无处不在的“符号”、用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符号学新学科”的经营者，从而暴露出西方人文理论资历最浅的美式符号学的内在缺欠。此一问题当然也是美国人文科学总体的固有问题，也是我36年来始终将之与欧陆思想加以对比讨论的原因之一；例如，也是我不断指出过的连自认为走欧陆路线的理查罗蒂都难以在人文理论上持续前进的根本性原因；自然也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抱怨的：不管什么欧陆重要人文理论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的校园内都要被“本土化”、“通俗化”，因此可能淡化了或失去了原作的“精神”。而我们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留学生和西学者又都是或来自美国留学背景或持有美式人文学术方向观点的。 以上是说中外一般学术背景。至于“中国符号学”，如我于“人文科学危机15题”中指出的，我们的“认知环境”内涵着百年来的层累性的迟滞性。但我今日要更进一步指出，由于“符号学”本身在国外学界的杂乱性特点，加上中国的新旧时期的特殊国情，这样产生的“中国符号学”现象就也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从学理上，中国符号学本来就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要把西方符号学运动中的一切重要成就都引进外，还需要使其逐步“渗入”中国古典学术，从而必然增加其构成的复杂性和含混性。当然，还有来自外部环境的“特色”，这就是新时期日益增长的急功近利社会风气和利己主义人生观。在此情况下，与我们早先曾担心因符号学的复杂性可能使其很难在中国学界展开的估计“相反”，它竟然（正因为其复杂性和含混性）一二十年来的发展使其竟有成为横跨各域的一门“显学”的可能性。更加出乎我个人意料的是，自十几年前本人再次回国推动符号学事业以来，随着国内外活动的推进，竟然不断遭遇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意外：这个急功近利环境正在有效地将任何本来正面的学术进展“扭曲”成与环境趋同的一种肤浅的“符号学时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符号学风潮因为看准了符号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本质，反而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将其进行“三道简化”（先通过美式简化法，再通过中式简化法，最后再通过中美合作式简化法）使其扩展至社会、文化、学术、媒体的方方面面。而这个“符号学扩展”却与中国符号学的学术理论的真实提升并非一事。甚至于可以说，一些相当活跃的符号学活动却与严肃符号学学术甚少关联！ 那么，为什么正是符号学在今日人文学术不景气年代反可以在中国日趋热络呢？除了人人皆知的外部原因外，当然主要缘于国际符号学的构成复杂性和含混性本身给予国内学术投机者带来了最佳机会。这个跨国际的奥妙原来来自关于“什么是符号学”问题的复杂性本身。当把符号学定义为最空泛的“关于符号的研究”后，试想这一顶大帽字岂非可以“戴”到任何人头上？这就给觊觎者的想像力带来了无限“商机”：学术消费对象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说不定不久之后还可以上“淘宝网”了！本来最复杂高端的符号学学理问题如今即可因此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符号学的运作方式而变为一种学界最容易操作的学术实践了。其如此扩大推行的奥妙何在呢？其实非常简单！本文试图通过以下比喻性说明进一步分析其“运作学结构”。 “符号学”由于上述固有的对象域普遍性、构成复杂性与含混性和功能的多元性与变动性，我们不妨将其比喻为可下分为100个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小方块”，每个“小方块”都首先戴着一顶自身为其组成部分的“大方块”的“符号学帽子”。在我们的国内外符号学界，每个小方块都可因此首先自报家门说：“我的学术就是标准符号学”（或：我属于符号学界）。各个小方块自身之构成繁简不一，而各自均在学界有其“平等发言权”。各个小方块之间固然必定有业界的大致学术水准区分，但由于是“跨学科学术”，在整体学术制度内各不相属，无从像单学科那样被加以统一管辖和有序评价。这样，作为“中国符号学”的大方块内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似乎具有了一样的“资格”来“以偏概全”或“以局部代全体”。其根源在于：一是缘于“对象”的空洞广泛性，二是缘于符号学的跨学科特点可以被负向运用之，使其不受各学科学术规范制约的“自由度”可无限扩大，三是缘于中国文科学界制度不健全带来的空前“炒作商机”。三者之间，最根本的倒真是在“符号学”的定义含混性本身。这样，我们就发现一个最“好使”的窍门：不管哪一派、哪一家，只要在仅为“大方块”内百分之一的某个小方块里站住脚，或者仅运作这百分之一小方块，就有权利、有资格自称为代表着“符号学大家庭”。重要的还有这第二步策略：就全力炒作这百分之一小方块。小方块的“身价”将在此学术商业化、市场化时代不再主要取决于其本身固有的学术价值，而可大幅度地转而取决于“炒作技术”本身，只要此炒作技术足以产生“市场效果”和学界附加价值。其次，一个专属于中国特色的步骤则是，学界风气不佳环境内师生本来不耐苦学而又人人面临职场竟争压力，因此亟思寻觅个人学术获利捷径，一当发现某“符号学”非常“好使”（比较容易“懂”）后自然可以带动比较严肃符号学学术多很多的“信众”。这样一个本来需要多年苦读才能加以掌握的此一中国前沿人文学理开发事业，就被宣传为可通过几个小时、几天、一学期、几学期的“口述概论”来获知其大意。再接着的一个步骤是：当参加者在个人可通过捷径分沾到自己在“进行高端理论研究”的名号时，自然又增加了学派向心力。为什么？奥妙又回到“核心本质”，既然成为符号学大家庭一员，遂可以首先分沾“大家庭”名号固有的总体“知名度”。虽然人人都知道真正创造了符号学真实价值的只是少数杰出学者，此一大家庭的“身份”或“价值”因此才能够显著提高。而其后却有各种“趋炎附势”学派均纷纷向其“靠拢”【如六七十年代北美符号学在西比奥克的率领下纷纷向欧陆符号学“靠拢”。〔不是指学术方向上靠拢，而是指学术活动和组织上“混入”〕西氏当时靠的就是他的“组织运作术”，而他本人的所谓“理论”大概只有最欠缺人文素养者才可能欣赏。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策略：西氏一方面尖锐批评他理解不了的法国符号学，一方面在组织上不忘记要拉住法国符号学。】。此种实用主义“学术派系混淆术”实际上乃是过去几十年国际符号学学会内最主要的导致其学理不得积极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成为那些只关注“搞学术活动”而不关注自身学理真实提升的例证之一）。即，例如学术低端的小方块A，一方面要坚持关于其学术质量的自识和宣传（贬他扬己生存术），一方面不忘记暗中“分沾”其他学术上实较自身为高的小方块B，C等独立创造的学术价值，因为后者同样“存储于”大家共享的“大家庭帽子”内，故不须声张即可自动分享其“符号学总体”所增附的声誉（还不忘了在暗中分沾了〔包括袭取其知识〕小方块B，C的声誉后，再反过来排挤或打击这些自己曾经从其获益者）。再下一个特色是，学界官场生态导致学术帮派（山头）存在的必要性。成为学术山头“凝固剂”的到头来是什么呢？“人海战术”加“媒体炒作”。等到其后当初受业者或许知道自己所学真相后，虽有遗憾却马上不得不由于利害关系而继续参与此学术山头市场价值的维持任务，即 “学术山头形象维持”的共利关系。此一学界生态特点岂非像极今日商业品牌炒作？实际上，商界的一切伎俩都可通过“学商两栖”的广告学和部分传媒学的兴起而被吸收到符号学活动来。“符号学”就可这样被一些人干脆当作生意经来经办了。既然今日社会文化各界都在向商业文化靠拢，符号学这样做又有什么奇怪呢？所不同者，其他文科领域还欠缺着符号学具有的上述“炒作优越性”，即其他常规学科各自的“炒作自由度”要少的多，毕竟各个学科还是有自己的较明确规范限制的，而且在对象范围方面“符号学”得天独厚，这又是其他学科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我们今日不断呼吁各界进行跨学科学术理论合作时，此一方向却可被急功近利者视为另一种商机的存在：“我们干脆通过此一符号学的跨学科主张来一个反向操作！”即通过符号学本身的概念空泛性和经过多重通俗化处理获得的“更易理解”的、作为普适教程加以文教界宣传而获得知名度的《概论》，将本派“符号学理论”更为容易地伸入其他学科（人家要花一二十年才能掌握的学术理论，此类符号学投机份子宣布只须几周就可办到）。此一“传销学策略”包括：一是务必使其易懂而根本不管其“符号学含金量”多少，二是通过本派独立市场运作获得的市场知名度，三是“借光”于符号学“大方块”本身提供的共享符号学学术价值。的确，在此大环境和大趋势下，严肃符号学学者的任何努力效果都可被致力于学术集团经营的符号学势力所“吸收”（“你们研究难的，然后我们通过现成吸收你们的成果而将其加以通俗化后，遂可获得比你们更大的学界知名度收益！”）。于是，这样的所谓“中国符号学”将可能成为学界结党营私的最佳手段之一！我们在新时期独立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新知新学新理，就可被这些深黯大环境特点和精于在此大环境内经营学术权势集团建设的明暗策略操作术所吞并！ 可是，以上所论还并非属于本文的主旨。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倾向值得我们重视者，不仅在于其制造的学界避难就易思想的传播方面，而尤其在于其制造的浮薄理论性思维习惯的方面。大家遂以为通过这类新颖名词堆积的任何话语就算是理论思维的成就了，只要该理论派别能够借助电子媒体和派系关系运作不断增加其知名度即可，也就是商业化时代学术商品的造势活动可把商品的市场化价值的提升（社会知名度）看作是自身参与的学术理论成就。其次，参与者会按照商业化的普遍积习把团体享有的学界“权势”和“声势”进而当作自身分享的社会成就。后者更因为符号学材料来自西方而可在崇洋媚外环境内自动分享此来自西方思想的荣耀性。如果此种符号学流行在深度上不能相比于其他常规领域内的西学理论的话，那么其经过中国通俗化的“跨学科”运作的不断滚雪球炒作，却可肯定地在学术和文化市场占有率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这正是刺激某些符号学投机家看准了符号学的“商机”而加以细心经营的一个原因。 尽管本文再次指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中此一负面发展，却并非要在新年伊始挫伤关注中国符号学发展的严肃学者的“志气”，而是要大家认清相关情境的真实性、隐蔽性和危险性。要深入认识中国符号学实践环境的复杂性；简言之，要认清我们的对象和环境之“复合性”构造！它不是如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是一种平面现象，而是有其纵深的立体的现象。对于任何有志于人文理论化研究的人，都意味着一个漫长的学术实践过程。此一今日为急功近利世界所欠缺的学术实践观，却是中国的仁学、良知学所特别要加以伸张的。因为对于所谓良知学就是促使学者皈依于“学为己”的人生观，我们是首先为自己一生中不断提升自身认知而学者，其目标和步骤当然不能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而演变为“曲学阿世”及“见利忘义”。幸好，今日人文学界仍然存在有认真向学的师生学人。促使我写此文的动机却还因为近日因卷入事端而意外接触到的一些年轻人的良知流露：我切实感觉到“学术良知”仍然存在于一些年轻人内心！正当大家都在感叹今日文科青年师生日趋功利与安逸之时，不意竟突遇一些心向学术真理的纯洁心志之存在。此种独立存在的精神素质只能说是来自天然，来自中华文明史地环境内之天然！我得遗憾地对大家说，在海外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纯洁心志”现象，不是海外反倒没有才智青年，而是他们，在西方功利主义法制化文明圈中，从一开始就把任何精神性理想和该理想的有效“实行方案”绑在在一起，以至于反而容易尽早使自己的学术心志融入到社会制度与规范中去了。让我再扩大比喻一下：西方伦理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成为日后西方伦理学的永恒典范，该伦理学的品德学是与随后在实践上相关的社会、政治、教育问题逻辑上相连的。大家会说，中国的孔孟何尝不是学以致用的？但深入分析原始文本会发现，《论语》等文本的相当于“品德学”的部分具有极明显的独立性或分离性，其社会性外实践的实施部分，大多仅具有象徵性特点，这些外在的社会性部分在文本内主要起着“烘托”君子学“内实践”的语境作用。其实践学认识论的结果是，品德学可以在隔离于社会的“心域”内形成独立的“内域小世界”。“智仁勇”三达德可以脱离具体历史、社会而成为君子人的内生命的自主存在成分。至于此心志成分的外实践扩展当然须取决于不同的外在环境，但那是另一层次上的问题了。于是请注意，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此种独立于社会现实的伦理性心志表现的学界青年（他们不同于一心想着成为“大老板”或“公务员”者），主要出现在中国大陆（中华文明历史区）的缘故。这里还真存在着一种并非属于传统迷信式“风水”的实证性“史地风水因果关系网”：史地环境与其中生存者之间的微妙互动的文化机制存在。特别是当我发现新时期内追求新知新学新理的青年人会出现于穷乡僻壤之地时，惊讶之余，岂能不对仁学精神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发扬继续怀具期待呢？当然，这些良知初萌的青年心志一当进入职场接遇各种挑战时或许就不再可能继续生存于自主心境内了，此后他们要不断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参与着“选择学淘汰”过程，有些人会逐渐改变初衷而选择最小阻力方向顺势而为，有些人或许反可以愈挫愈勇，最终历炼出仁者性格而成为中华文明人文学术革新的承前启后者。两种选择的性格发展区别各自表现在：是趋炎附势，还是择善固执？这个看似简单的青年良知初萌状态，其于世界社会文化圈内的特殊性，如果确实反映着中华文明圈内暗存的仁学精神灵动的话，此一“析真伪、辨是非、分善恶”的民族性伦理精神本能，岂非正是人类人文科学革新发展所必需的主观要素？以上提到的青年人的学术良知表现的特点是在其进入职场前所具有的“纯洁性存在形态”。对于青年人的学术思想研习来说，应该倍加珍惜自身良知种子，不必使其过早融入现实学术轨道（如写作、翻译、辩论等），在正向进学实际过程中一方面独立强化自身良知本能，一方面在深入广泛研读中厚积薄发，不为眼前琐屑名利机会所诱，以便从主客两方面分线推进自身学养。如此严肃化自身的学术准备，以便迎接未来中华文明学术思想复兴所要求的巨大实践主体能量。而对于大多数已在职场内的学人来说，我们所说的“在体制内从事体制外的符号学实践”，其“动力学”根据也间接相关于学者良知因素的存在，虽然此良知存在是混合于各自现实实践轨道中的，正如古代具良知者其良知是混合于其“儒学实践轨道”中一样。这些混杂在不可知历史上造成的客观现实轨道中的良知存在，如果能够与其现实轨道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也就是将良知本身与其存于其中的职场轨道予以相对分离，以有助于使其良知力更自由地发挥独立的作用，也就是将治学的正向意志力本身与现实轨道加以合理并可行的“分离”，以便可更自由地组织其后各种更可取的实践轨道格式。这也是本人提出儒学与仁学加以区分的学术观点的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副产品”。这当然也是本人提出的促进仁学和符号学相互激荡以产生学术思想创造性发展的目的所在。。 （起稿于2013年12月31日清晨，中经多次迟疑停顿，却因晚间接获年轻人来信的继续鼓励而又决定将此文校阅后完成。虽然主题不同于最初构想的“新年寄语”，却仍然是以年轻一代学人为假想读者对象的，也算是一次与青年人的“笔谈”吧。截稿于北美元旦前夕夜）
2013岁末感言：哲学和符号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13 岁末感言：符号学 哲 学 从南京大会展望未知理论发展 李幼蒸 警语 ：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要件 1。 摆脱西学理论中心主义 ；此非指西学理论本身，而是指中土一些以西学理论为其中土学术实践方针者；中国思想，必须是立足于本土、产生于本土、主导 2013岁末感言：符号学↔哲学 ——从南京大会展望未知理论发展 李幼蒸 警语：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要件 1。摆脱西学理论中心主义；此非指西学理论本身，而是指中土一些以西学理论为其中土学术实践方针者；中国思想，必须是立足于本土、产生于本土、主导于本土的思想； 2。摆脱港台美华新儒学思想方向；其本质为西方汉学制度内的西学的低理论性含量的科目，因此并无能力理解及处理人类哲学及各科理论性问题；如仅赖其流利英语和西方位阶之“导引”以期便于 “走向国际”，最终将导致西学理论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方向的长期控导，非因其特意为此，而因其本身缺乏现代理论思维能力，复因国内崇洋媚外土壤，于逻辑上必然可能导致如此前景； 3。摆脱哲学中心论和哲学特权论，将哲学视为学科体系内平等的一员；现代西方哲学史，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错误和偏颇； 4。深入认识今日西学尚未能认识的符号学的眼前重大任务：既将哲学视为自身思想的主要资源，又将哲学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但不再是将其作为指导人文科学各科发展的研究前提或基础； 5。海德格尔–德里达一系的后现代虚无主义，是最有利于全球商业化时代精神垄断需要的一种意识形态。新儒家哲学不具有任何现代理论影响力，却可成为阻碍中国学术、社会、文化彻底摆脱其封建专制主义过去的落伍意识形态。 要点：因此，新世纪人文科学最重要的、最迫切的认识论-方法论任务，就是要通过“仁学-符号学-解释学”等伦理学前提和方法学手段，来对三千年人类哲学传承进行解剖学式的研究，并首先通过“仁学和符号学”将哲学学科“去神圣化”，使其不得再以众学之王的过时名号来忽悠新世纪人文科学理论的革新大业。哲学既是符号学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又是符号学解剖的主要对象！在面对此全球化时代人文思想全面革新的特大任务时，中国新一代人文理论学者，面对着时代空前艰困的软硬环境，却肩负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世纪重大责任。无他，只因为我们是与秦后儒学儒教对立的、前于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中华“先秦仁学”之精神承继人。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言今日何所指？岂非正是指：面对三千年制度化的人文学术庞然大物时所必须具备的仁者（兼具智仁勇三达德的）之独立探索的孤勇气概！ 仁者大勇的深意在于：虽怀具坚定理念而须面对未定将来时仍能秉持“无入而不自得”的信念。 ******************** 为了扩大符号学的跨学科交流事业，三年前由南师大外院和作为该院符号学研究所顾问的我本人，构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方案，并由我本人趁到各地访学之机加以逐一邀集，不久后初步结成了一个通过互联网联系的、非正规的松散学术组织，其目的在于讲论坛作为安排不同学科有共同兴趣的学人参加符号学对话的平台。2012年10月初，在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议程由我设计及邀请各界相关学人参加。关于此一首届论坛和国际会议举行的情况及遇到的麻烦，本人已经多次加以著文报告，可参见。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为中国百年来学术史上到那时为止最大规模的国际性人文科学理论大会。会议前后，本人曾经撰写多篇文章分析其远程和近期意义，本人在大会发言中发表的演讲，主要宣布三个要点：第一，国际符号学运动到了必须改变其西方传统的“符号学”定义的时候，以符合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综合性整合革新的时代需要；第二，人类超越西方视角的跨文化符号学时代到来；第三，前述两大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目标，均须以重建已被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几近摧毁的主体伦理学为前提，以在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促使学人重新获得独立追求学术真理的主体实践动力，而此一所需的伦理学恰可为中华文明的古典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中华仁学遂与西方符号学在多元、高层、理论的层次上，在全世界首次钩连起来。（参见本人已发表的相关中英文论文）在本人相当于一份“中国符号学”宣言书的大会论文中，在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平台上，将“中华仁学”、“（中外）符号学”、及“（中外）人文科学理论全体”这三大片关乎中国及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全面革新的观念，首次加以阐述，其学术思想根源正在于本人长期以来的自学和独立治学经历所内含的“跨学科性”。此种长期学术经历中形成的、兼跨中国旧时期和新时期的、以及兼跨古今中外的学术跨学科性，正是本人在南京国际大会上得以将其“当仁不让”地宣表出来的特殊学术思想形成的前提。请原谅本人再次违反今日学界“惯习”而要自我宣表个人学术背景的特殊性，因为本人不具备体制内的“师生相互支持”团队。为了有助于读者悟解此一学术事件及相关言论的空前意义，只好于此必要时自我谈及相关事实背景，以助识者参考。 整整36年前，即1977年底，本人在旧时期方逝、新时期方来的中华文明历史上青黄不接的大转折时期，由于此前本人长达二十年的、蓄意超越百年来民国前贤理论性研究规模的、通过多种外语准备而得以进行的、有关现代西方哲学及人文理论的研习，在新时期伊始当突然获得了自由表达学术思想机会之时，遂可能将理论思维的眼界立即铺伸至世界前沿人文科学理论全域（完全不同与港台美华人文知识份子的眼界和方向）。在七十年代末的几年间，遂一鼓作气地将西方当代主流学界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也恰是最具有跨学科特点的诸主流理论流派介绍到两岸四地华人学界，计含：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所涉及的学科涉及文史哲艺诸科，计有：新实用主义，文化人类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哲学，比较研究，电影理论等。其中以（实际上贯穿于包括前述诸学科在内的各学科的）“符号学”，在我的新时期学术研究中占最大比例，因为它具有着综合处理中外文史哲宗艺各界理论革新的最广泛方法论功能。一个历史的“吊诡”（台湾词）遂表现于：本人在“旧时期”的“体制外”生存方式，最终成为本人在“新时期”的“体制内”进行特殊学术建树之“历史基础”。此一“历史吊诡”还表现在，这样的由体制外准备造成的体制内贡献的事实，是绝对不可能在已经被彻底制度化的西方学界内发生的，而是只能发生于新旧时期之交、制度松散的中国大陆学界。 所谓“体制外的独立性”条件为什么对于体制内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如此重要呢？体制外，就意味着不必受到单学科传统学术思想训练框架的拘束，“体制外思维”就成为跨学科理论思维的相关的行为环境条件；体制外，就意味着不必拘束于学科历史上构建而成的“大师势力”网络，此种并非完全出于科学成就而是出于学科内帮派营建成功取得的学术和精神权势系统（存在于数千年历史上的“以学营帮”积习在商业化、现代化后，“与时俱进”，今已广泛盘根错节于学术市场化框架内），颇可成为压制学术思想创新的“磐石”；体制外，就意味着学人不必将个人学术真理探讨和个人职业追求混为一谈，以免前者受到后者的牵制而难以自由展开；体制外，就意味着同样不必受到百年来中国社会与学界根深蒂固弥漫的崇洋媚外积习所约制，特别是不必受到（百年来因文科留学风而附带产生的唯洋是问的）学界等级制度潜规则的挤压；也就是可以根本不重视、不承认这类因为获得了等级性、物质性支持而形成的学界特权势力；体制外，就意味着，独立学者可以摆脱学界党同伐异、论资排辈、以势压人的学科层级制度的根本性精神生存制约。一句话，体制外，就是独立学者可以不受传统学科框架限制以及学术势力集团的精神禁锢，而可获得真正跨学科的学术思想自由飞扬的条件。不过，“体制外”在此只可在精神性层次上理解，实际上，中外符号学理论创新事业，当然只能够在体制内进行（本人的体制外个别经历不必成为现实中复制的模型，但可起到说明为何本人会具有体制外跨学科学术思想的缘由）。中外符号学理论创新事业看来所需要的是：如何在体制内的生存中解决学术理论上不受体制内学科本位主义限制的问题。 以上所述各种主观条件均为参与跨学科理论实践的基础。由于此种个人特殊学术基础，最终得以在南京大会上做出有关中国和世界符号学观点革新的一次学术方向宣言。本人作为（根源于中国大陆的）有史以来第一位“自由职业者”所担任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其任内最重要的学术构想，就是通过与国内机构合作，而将国际大会首次成功地带至中华六朝古都。于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不仅使西方符号学与东方地域相联结，而且使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史遗存相联结。其结果是进而在中国搭建的国际舞台上宣布跨学科的符号学时代的到来，并进而展望以“中国符号学”标称的学术实践系统（而非指某具体中国学人团体本身），在理念上，未来有可能将成为世界符号学的另一中心。 本人南京大会讲演应该说包含着三个重要意义：1）将来自西方的符号学理论，在此符号学跨文化时代到来后，推展至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作为人文科学理论制度化革新的分析工具；2）在西方符号学历史上首次突出了符号学和哲学之间的辨证互动关系；3）更是在国际符号学历史上以及在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史上，突出了中华仁学和世界现代理论之间的伦理性、逻辑性关联。在此只拟重申第二点：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哲学如果是指人文科学中的一科，哪怕是首要的一科，符号学却是涉及到（主要）哲学及其他人文学术理论的一切学科。今日符号学的潜在理论上的意义不知道比哲学大多少倍（这却是国内外所谓“一般符号学导论”之类的著作所难以看出的。如记者出身的后现代主义者艾柯就完全看不出来）！而今日国际符号学发展面对的众多障碍中最主要的一项，却正是传统哲学仍然在其中占居着的支配性特权地位，此种地位使其表面上享有免受符号学检验的“自主性”，而实际上使其欠缺了可使自身经合理改造后而真实前进的动力和方法。就在本人讲演的一年后，适巧有机会在柏林杜斯曼书店直观到了当前一面德国哲学之“橱窗”，并其后在到雅典和以弗所两大西方信仰起源地游览时于雅典旧书摊巧获月前召开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文摘汇编一册。作为1983年中国大陆新时期第一次中国哲学代表团成员的我本人，于是再一次间接感觉到今日世界哲学（参会者两三千人之众，哲学大会已成为学科职业化经营的世界渠道之一）如何已经成为人文职业制度内的生存物，二十年来渐渐失去了其独立思想创发力，但靠其历史上的“老大哥”身份，仍然“占居”着当代人文科学界的首席地位。一方面，其百年来产生的丰富资源只能够在其自家框架内“内亲繁殖”，其有价值的大量理论资源得不到来自他学科独立理论资源的“对治”，另一方面，其保守的学科性格仍然对于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理论实践产生着主要的限制力。本人在去年南京大会上推荐参加大会的爱尔兰哲学家莫兰，恰恰是雅典大会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曾经预先告我下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可能在中国召开。此一事实固然为一国际人文学术交流上的正向发展，但根本不可能触及我们在南京大会上涉及到的哲学传统的现代化革新问题，因为东西方哲学家们还欠缺着认识论上与时俱进的革新意识。此种真实的哲学革新意识必须在跨学科理论发展的大方向上产生，不可能在根本无法有效相互交流的中西哲学本身之间直接产生，又尤其不可能在新儒家极其落伍的知识理论的指导下发生。对于此种重大的人文科学认识论问题，当然也不是作为持哲学本位主义的哲学家莫兰等所能够领悟的，正如作为标准现象学专家，由于不可能采取跨学科、跨文化理论交流立场也不可能对于胡塞尔心学和阳明心学之间的创造性对话的价值加以领悟一样。当然，我们也期待国际哲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可给与从事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化革新的新一代学人一个就近观察和批评当前西方哲学主流得失的机会；以及使我们符号学理论家们可以届时进一步思考哲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家中颇多采取哲学哲学本位主义方向者，而当前西方哲学家者又是大多数拒绝采取符号学视角者。所以要在南京大会上把他们聚拢，以在象征的层面上，促进他们相互的学习、批评、共进（即象征地展现此一互动实践的时代认识论需要）。我们中国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家”今后应该也特别关注一下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相互关系问题；符号学理论是不可能排除哲学思想加以构建的。 为了认真推进中国符号学研究，我们必须正视自身条件。从新时期中国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角度说，我本人一再坦率指出三十年来大家很少愿意关注的与个人教育史有关的个人学术提升的“历史性障碍”：百年来、特别是几十年来多阶段的知识理论迟误性历史。人文学术理论能不能在久经耽误之后就可一蹴而就呢？这一明明不可能的问题，却被80年代不少出身红卫兵、红小兵一代人文学术界青年精英所忽略。那十年几乎人人都争前恐后地以“启蒙者”自居，反足以反映出文革时代的“知识空白”竟然造就了一大批学界“思想无畏”者，他们如今都已功成名就，而开始纷纷利用媒体回溯自身在文革“美好岁月”中自学有成的个人思想成熟经历。但是大家都忽略了，社会历练得到的经验智慧和人文科学理论需要的知识智慧不是一回事。此一当代文教学术发展史的结果是，新时期以来大家在国内外进行的知识追补过程中充满着名实不符、扬长避短的倾向。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心态倾向及其学术后果，必然导致学术实践中的大量水份的积存。而各种公私“政绩追求”风习又有助于大家共同掩盖此一知识性缺失。随之产生的种种弊端本人已经谈及无数了。这样的人文学术理论生态，包括中国符号学学术生态，是难以面对前述各种与符号学和哲学的发展有关的重大研究任务的。中华文明的人文理论发展，今日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马上“出成绩”，而是有关“何以能出成绩”的问题。后者即有关学风的问题。 我曾经反复暗示过，从我1977年下半年进入体制内学术圈以来，我的一切学术实践都是首先从我自己的进修、发展、前进的需要加以组织的，极少有可能考虑周围环境的学术现实需要问题，更不会考虑与学术思想建设无关的现实社会性问题。当然，任何新知新学新理资料都可为读者带来某种程度上、某一方面上的知识性收益，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附带的目的。这样的方向和方法的选择，并非只是出于一种自我中心态度，而是出于一种合理的人我学术思想交流学需要。首先，我充分认识到（而学界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都是生活于同一集体里，耳边充斥着同一种声音，遂以为“世界即如此这般”），文革结束时，中国高级学界（更不要说一般学界）的理论知识水平多年耽误下来已经低之又低，如我最近不断指出的，这个理论知识滞后的情况还远远不止于是文革十年的文化学术思想之彻底空白（那是一个“三中全会”称之为“浩劫”的民族历史上的灾难期。其最深远的意图是有步骤、有计划、系统地消灭中华文明的文化、思想和理论的存在及其基础），而是再加上民国以来诸阶段性的知识理论滞后期以及中华文明进入世界历史现代期后发生的“社会文化全面转换自然调适期”中的知识性落后，以及几十年来港台学人纷纷移民西方后任教于汉学界却偏要以此西方教养级层次上的普通学术成绩到两岸来极不诚实地忽悠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界的最高成就。在此复杂的局面中我那时应该采取的方向和方式都只能是：一方面对于自己前所未知的新知新学新理进行自我理论补课，一方面将此前个人20年来的独自研习结果与世界新知新学新理结合起来，使其化合为一种有关更有意义的朝向于全中华、全世界的学术思想汇通实践的理念，努力将当代西方重要人文理论“原本”一一译介于国内，而并未顾虑国内学界荒芜已久读者对于接受这些西学理论经典是差着几十年的“距离”呢。此一事实也正是今日大家看了这么多年的西学理论译本却仍然难以真正读解一些理论原典的原因。（因此，一些人满足于阅读“容易懂的”任何符号学著作，却不肯花时间准备必要知识来按部就班地提升自身的读解能力；让我举一个例子：我几年前选择译出的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历险》是西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比较完全的基本教材之一，我怎么很少看见符号学界提及？） 三十年后，在2012的南京大会上短短一篇论文，实际上凝聚着这样的个人综合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后的概括性结论和前瞻。我庆幸南京的学校和南京的刊物将这篇“文献”（并非体制内的什么符号学论文，而是关乎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前途的展望）先后发表，在学界留下了记录。仅此而已。本人没有期待更大的效果，在国内外都如此。三十多年来都如此。因为我自知客观条件使我的任何独立学术努力都难以在现实中产生期待的效果，首先倒还不是完全因为广大读者因为中国学术教育史的原因导致的接受新知新学新理时的知识不足问题，而是新时期虽然在意识形态政策上已经与旧时期有了天壤之别，但仍然受到两种客观的风气限制：旧时期的各种后遗症以及全面开放后来自西方商业化社会的坏的风气：自利竟争和趋炎附势风习。对此，我们只有期待人文学界的制度和学风问题，有朝一日也可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 最后我想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1977年我要面对着国内学界对于现代西学理论的“乏知”来积极引进现代西学理论；2000年我要同样的面对着国内学界对于现代西学理论的“趋之若鹜”，在百年来中国学界组织的高端理论性对话平台上，来重新宣扬中华文明固有伦理学思想的时代性新价值。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面对着以留学生为主的一些西学体制内的学科本位主义者们，另一方面要面对着几十年来与民国时代国学脱节的广大“儒学国学汉学”界学者们，为“新国学”重新“正名”。这两个任务都须建立在对于现代西方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即从技术上说必须超越西学体制内的学术范式窠臼，以在学术标准上和方法上，超越西学体制内的学科本位主义。没有这样的对于西方现行学术范式的超越，就没有人文科学理论的进步；而要达此目的又首先需要深研现行西方学术范式；而要想有足够的魄力为此，又需要有一向被历代误读的中华古典伦理学精神；而要能读出古典伦理学经典的新意，又需要有现当代西方理论提供的各种方法论工具。所以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把握人文理论全局的必要的认识论挑战。为了这样大的学术思想目标，我们才采纳“符号学”这样一个概括性综和方法论系统的名称，进行上述学术思想追求。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术目标价值，所谓符号学，值得探讨吗？如今当“符号学”名号被追逐西学时髦者借助体制内电子媒体炒作加以庸俗化之后，我们当然首先就须进行学术集体活动方式的调整，不可与动机、目标、方法各不相同的各种自称中国“顶尖符号学”之类的大忽悠行为相互混同。因为，只有提升了正向的、严肃的、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才有可能进而以之作为促进中国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以及促进符号学与中外哲学学术相互批评以求共同前进的基础。 2000年我回国开始推动符号学中外交流时已经指出：职场符号学流行和我看重的符号学思想潜力并不相同，实际上只有当代西方少数真正的人文理论先趋们才是重要的符号学创新成就的完成者，而大多数在符号学界“谋营生”的西方学者们，其水平都受到如今职场竟争化人生观的局限而难以提升，他们的学界“地位”都低于（而不是高于）常规学科内学者的地位（我们可以由此借鉴，如果只是按避难就易地赶时髦方式对符号学研习浅尝辄止，到头来也并不可能使人们达到在本领域内提高“地位”的目的）。而这些最重要的当代国外符号学贡献本身，也只是我们必须加以进一步超越的阶段性成就而已；跨学科的中国符号学的“进场”，意味着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从理论上说，从理想上期待着）的新时代或将到来；但此中华文明圈内符号学发展的前景，也只是一个合理的“理想模型”，却还远远不是学界的现实或最近的将来。我们需要有超越眼前急功近利目标的长远的规划，此规划必须在集体努力中逐步接近，而此集体活动的组织方式必须公平合理。我们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不过是在追求着踏入前进过程中的最初几个台阶而已。南京大会后我期待于中国符号学的任务如此重大，这才是为什么我会不能容忍学人按照国内体制内争名夺利惯习企图将追求新知新学新理的志愿者组织，从制度上和风格上，加以预先矮化、庸俗化、和企图加以“垄断”的原因。如果符号学被当成了这样的文化和媒体上的“万金油”和“拉邦结派滚雪球”的工具，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电子媒介和市场广告学技术加以包装宣传，有如今日我们在电视上每时每刻看到的商品“视觉宣传”那样，以图迅速膨胀集团或学派的名势，这样的“符号学运动”会成为什么样的东西呢？这难道不是在搞符号学传销术吗？（据报载，这些搞传销的人他们会在乎传销商品的质量吗？而广大“消费者”中有多少人有能力判断传销商品的真实质量呢？还不是随着自己一时的“感觉”走，而此一“舒适感觉”岂非正是传销者的广告设计已将其纳入程序中的吗？）如果这样，符号学还能够担当任何上述人文科学理论改造的大任吗？我们还能够设想以此华而不实的“中国符号学”积极介入国际符号学事务吗？须知，在国际学界，我们是一定要搞“真东西”才成的。 虽然文学符号学是现代符号学运动的最主要领域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多年来把最成功的巴尔特文学符号学一本本译介到中国来的目的之一，但读懂巴尔特是那么容易的事吗？这要准备多长时间才能够办到的呢？同学们今天的最大问题是避难就易心态，因不耐艰苦读书所以只满足于通过听几次讲座就能够“掌握”文学符号学。结果，自己的符号学知识未见得真正提高了，却一窝蜂地卷入营造“符号学学派”捧星活动中。）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符号学”名称可被赋予的学术功能远大于个别领域的符号学（如语言类和艺术类符号学）。符号学和哲学的互动关系将成为当前理论符号学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大家不要以为哲学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关。大家是不是要研读国内外“符号学导论”之类的一般理论书？这些书大多数是具有较强西方哲学背景的，我们不介入哲学领域能够有效处理符号学理论问题吗？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要积极鼓励中国哲学界和逻辑学界学者参加符号学交流活动，即与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者进行交流。简言之，中国符号学事业，说到底是一个促进文史哲宗艺领域内全面学术交流的任务。请问，这能够主要是由文学、比较文学、语言学、传媒学等领域师生“低跨学科含量的”单独运作就能够进行的吗？ 然而我们当然要注意到，符号学与哲学这一对“学术耦”却又是在两方面均难以促进互动的学界老大难，因为二者均生存于学术制度化框架内，受到各种职业化规范的限制。要想推动体制内学人大力从事体制外的创新工作，将面对着无数困难。我们的人文科学在全世界根本上就处于被市场制度化格局捆绑着的宿命中。此一全世界学术局面当然是来自现代化社会本身的，其技术背景自然首先来自西方。正是在此按照西方传统形成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领域内，中华文明圈内的仁学伦理学传统突然透露出其特殊的现代性、世界性寓意。对峙于现代职场制度化控制力的是什么呢？是同样来自西方的某一学术思想方式吗？根本不可能。正是在此西学主导的、欠缺着伦理方向和渐失其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化人文科学认识论领域内，我们看到了中华原始伦理学的国内外的历史责任。理论符号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全面积极互动，就是摆在国内外哲学界和符号学界的首要任务。而此一任务在西方学界极难实行，因为其职场制度化限制极为严格，而在中国学界，由于我们在呼吁回归中华传统仁学信仰，或许新一代的“读书种子”们能够在仁学精神的激励下，勇于投入此一人类学术理论革新的事业。因为仁学是求义而非求利之理念，因此仁学信仰可能成为一种体制外的精神动力，此一非缘于体制内人际竟争机制的体制外“主观能动性”，或有可能通过强化符号学等方法论研习以及通过深化对西方哲学研究，促使“符号学理论+哲学”学者们相互合作，首先更有效地先对中外哲学以及人文学术的“历史制度”进行彻底的分析研究。（李幼蒸，2013，12，30）
浙大人文学院撤约和新论坛的重新定位-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功能再定位的声明 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撤销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的筹办谈起 昨日电话中黄华新院长告知，该院在原定4月份商讨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筹备之际察觉，该院以及哲学系内原来根本没有人愿意承办此会，大家都不感兴趣，为此只得取消。 关于“中国符号学新论坛”功能再定位的声明 ——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撤销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的筹办谈起 昨日电话中黄华新院长告知，该院在原定4月份商讨2015年符号学研讨会筹备之际察觉，该院以及哲学系内原来根本没有人愿意承办此会，大家都不感兴趣，为此只得取消。我也即遗憾地表示只得同意，黄院长对此结果也一再表示歉意。我本人最近以来对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客观条件的错误判断和一厢情愿的寄望，再次证明自己对于国内学术体制内的生态了解还很肤浅。但是此一最新“失败”结果，倒使我能够更加明确地认识了现实学术环境以及须马上相应调节学术规划目标的必要性。此一挫折引生的一个积极后果竟并非是负面的：我们最近改称的‘新论坛’，今可进一步证明改名是完全合理的，其对象范围不仅已经收缩，而且其学术组织功能已经事实上（并理论上也应该）加以改变了。我最终认识到，（在历经2012南京首届论坛会议、2013贵阳二届会议以及2015-2016会议筹备等一系列努力后）在目前中国学界组织全面人文科学跨学科聚会是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尽管在每一学术活动计划中自信都做到了“尽其在我”，包括在确知浙大会约撤销后的一天之内，我仍然将“知不可为而为之”发挥到了“不忍遽舍二十多年努力之极致”，直至“梦醒”为止），因此应该将此学术理想性层面的长期以来的实践暂时加以放弃。我们的“新论坛”今后将致力于举行各种地区性、专题性的小型会议。原先以为此类小型会议仅为新论坛活动之“支流”，大型会议才是其“主流”；昨日突来的浙大撤约消息竟使我得以“顿悟”：“新论坛”未来应有的工作方式正在于组织各种地区性、专题性小型会议。正如我们已经在这样做的那样。 我们本仁学实践学的“进亦进、退亦进”精神，在并不放弃学术理想追求总方向的前提下，却要在“战术层面”上能够急流勇退，因时因地制宜，以变求通。特别是，此中还涉及到一个超越国内学界环境的国际学术大环境中出现的问题。本人长期以来推动国内人文理论革新努力过程中，都有一个国际人文理论现状及方向的总认知背景在。对此，国内学界了解甚少。本来，我也曾幻想在今秋索菲亚大会后，在明年浙江大学的符号学会议上，我们能够将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最尖锐人文科学认识论问题，一并纳入我们中国学者的独立理论讨论会中。看来这样的‘理想主义’心态也是不合时宜的了。根本的根本是，我终于认识到，如果大家不想“动”（不想改变自己），我却要用空洞的“理念”激励大家“动”（朝向新知新学新理），这是行不通的。这就应验了不久前朋友告诫我的话：不要想着去“改动”（她用了“改造”这个词）别人的想法。如果这样，在我看来就是一切学术革新免谈了。大多数人如果只想着或因循守旧或国际跟风的话，此二者的确都不需要学人再具备一个独立的、坚强的“主体意识”了。因为这个“主体性”的建立，首先就需一种“自我更新”的觉醒。我又想起一则趣事。大约二十几年前在哲学所开始推动所内符号学活动时，曾经获得周礼全先生支持，他并以其在逻辑学界的绝对权威性地位要求全室参与。该室一位任学术秘书者以不无讥刺的语气对我抱怨说：“就是你和周先生想搞符号学？”2002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社科院文明中心合办的符号学会议上，我一路也想着如何可劝说一向理论视野不宽的逻辑学界克服这个学术眼界上的自我设限，以便能够积极投入到中国符号学事业中来，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应该将自己的学术活动组织力和自身的专业知识范围加以区分的话【对于国内学人欠缺此一学术功能区分的普遍倾向，他们自以为有理，却不知这是因为他们生存于体制内凡事“被动而为”的环境内之故，因此失去了为集体学术事业自觉献身的意愿。而我们的“古人”都有这样的意识。今日大家都成了职场内以学谋生者。这也是世界人文学界的共同特点，一个严重伤害人文思想理论创造性发展的全球学术商业化唯利是图倾向之效果】。他们的顾虑似乎是有道理的：自身所学和符号学不是一回事。然而，正是在1988年哲学所的符号学讨论会之后，逻辑学会的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在李先琨先生积极组织下成功运作过多次。不过，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人为地、选择性地限定了“符号学”知识的界域之故。不久之后，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学会和外院学会也都开始了符号学活动，但也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根据国外某种自身可追随的相应学术类型（两岸崇洋媚外学术风气无处不在，凡是西方有的哪怕最不值钱的东西，也因为是来自西方的或留学时期传承于西方导师的，都在国内学界“好使”，即易于获得学界官方的认可），在本学科范围内，形成了适合自己兴趣和用处的符号学范围。直到近几年来，随着大学传媒系如雨后春笋般扩建，形成了更偏重于应用文化风格的、致力于文化市场效应的传媒符号学（这个来自国外实用主义导向的学术界的新学科，正好以其反对“宏观理论化”、也即偏重于文化产业应用性著称）。所谓“符号学”今已成为可以随便命名和运作的学界功利主义追求的新手段。凡此种种，自然都有其国外“标本”，而二十年来西方符号学界其实也正是每况愈下的时期，因为大家都被职场和市场内的商业化运作潮流和市场化规则所推动，只知借学术活动求利，哪管其内容、性质、方向等（符号学中最优秀的部分就和最无谓的部分这样混杂在一起，时人莫之辨也。）。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外符号学大环境内，多数人随波逐流而已，凡事均不求甚解，唯势力与时潮是从【我这几年才注意到，我们提倡了几十年外语学习，但是人文学界师生真正运用原文材料研究国际理论的，屈指可数。这件事极为奇怪，因为专业外语并不太困难，可是师生们就是不肯花一两年时间集中“攻关”一下，以便能够真正通过研读原典从事西学理论研究！{朋友向我解释，这是因为职场内竞争激烈与教务繁重，师生不得不计算时间成本，自然一切朝向“多快好省”，因此只得忽略基本功训练。我的反问是：那你读古人书是管什么用的？什么地方体现了你能够在大谈致良知时是自己在致良知的？学人如果什么都求“安逸方便”，遇难即屈，还有什么借口找不到的呢？}而这样一点“瑕疵”却正是国内留学生文化今日造成肤浅追逐西人时髦的实际性原因之一：因为大家没有对原典的直接研读，不能独立判断西学理论话语质量，结果把“以译代研”、“转输西人原话”的“中文作品”误当成了中国转输者本人的创造性思想之表达了！思想转输者也忘了自己只不过是在copy西人原话，一旦被官方“加持，”就真地自以为自己也差不多成了和原著者同一层次上的“哲学家”了。体制内因追求“相互政绩”之人为“加持”措施，其误导性的长期影响力岂容低估？】。我们的符号学如果成了职场内有助于达至取得上下政绩的“实惠主义”材料，自然也就价值缺缺了。那不过是成了追逐新颖名词以形成职场“利得”的一种方便工具而已。 当然，具有着几千年优秀读书人传统的中国人文学界，仍然存在有不少不甘平庸度日的学人。因为历史条件的先天局限，他们自然会以更大的勇气、决心、毅力，在学界追名逐利的风气之外，投入与同好相互砥砺进学的自觉努力中去。我们的新论坛今后即以结合各界有志于学术真理之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共同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人文科学新理论的学术革新事业。对于宁愿采“以学谋生”人生观的学者们来说，自然也会因此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符号学领域分道扬镳的理由所在了。古人几千年来早言：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于一两年来有关中国符号学事业变迁及其意涵的思考，我将在索菲亚大会之后对其做出更全面的总结；那也将是对我自己于1977年夏起开始投入和引介结构主义符号学经历和经验以来所将进行的一次学术史观察和个人人生总结。 李幼蒸 2014-4-27 于加州湾区
与赵毅衡团队切割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含匿名信）-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有关撤销对赵毅衡集团核心小组参加中国符号学论坛 邀请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 李幼蒸 本人在圣诞夜收到发自未知邮箱的匿名信一封，估计为赵毅衡集团所为，因相关学术行为性质突变，此一撤销对赵及其核心小组参加论坛邀请的事件遂具有了公共意义。某些所谓符号学 有关撤销对赵毅衡集团核心小组参加“中国符号学论坛” 邀请事件的几份来往信件 李幼蒸 本人在圣诞夜收到发自未知邮箱的匿名信一封，估计为赵毅衡集团所为，因相关学术行为性质突变，此一撤销对赵及其核心小组参加论坛邀请的事件遂具有了公共意义。某些所谓符号学学派已经演变为学界争名夺利集团。今日人文学术同样腐败丛生，符号学已经被一些人当成了学界人士不思努力、一心谋求集体投机取巧的轻浮治学途径。中国符号学事业有为其颠覆之虞。为此本人已将相关问题专文论述发表，可参见。在此特将与事件有关的一些来往信件（包括赵毅衡的抗议信及可能为其部下者的匿名信）集拢发布于此，以供了解背景。（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2013,12,26） 【圣诞夜新新注：就自称曾某的匿名信事件而补写】 对于这位署名为曾友立者，经网上查找，没有相关信息。那么，这就是一封匿名信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并不重要，过去十年里网上对我谩骂者并非无人，本人一概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先生指使下所为，那就很严重了。本人无法直接核查来信邮箱所有人和赵的关联。大家生活于国内也许更有判断这类匿名信的经验。我之所以再次发函，是为了指出一个和符号学学者极有关系的新情况可能出现。那就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指使，就使得问题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赵不直接针对本人发文辩驳却采取指使人写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品质问题。此一个人品质问题，是不同于学风问题的。学术交往上容有党同伐异、拉帮结派的做法，但此尚属于公共领域行为。而不敢直接面对争论问题而是采取此种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就成了一个纯粹个人品质问题。有这样品质的人，也就可能会干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学术派系就演变为市井帮派了！如果这样的推测最后证明属实，那么我倒要提醒大家认真注意了。这就已经不是一个今后大家可以分道扬镳的问题，而是需要看透安排匿名信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符号学如果落在这样的人手里，中国符号学事业还有一点希望吗？符号学就被纯粹当成了一个在学界欺诈谋利的工具。这样一来，大家保持中立的态度怕就不得不检讨一下了。否则哪个合作者都可能在其感到无可利用之时反过来加害于原合作方。不论匿名信是不是赵所为，本人反正不会再和他有任何来往。可是大家呢？自然我们还没有最后确证此匿名信的真相。我只是在此进行假定之言：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安排，你们务必由此认识此人的真面目！以作为未来符号学交往时的参照。 自然我倒真希望是我又判断错了，正像我第一次初读该匿名信时对于来信人的背景判断可能有误一样。这位曾某的匿名信的写法让我乍读起来不像是直接为赵服务的。我当时见有署名就以为是真名真姓，直到上网查找失败，才想到可能有假。如此再重读来函，行里行外才读出非常可能是来自赵派的。如果确实如此，一方面我再一次庆幸及时和他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却也进一步感到失望：原来文革时代能够把一个人的人格浸染得这么“透彻”！于是。你们就应该注意一个无法掩盖的心术真相：当要利用时，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你碰上“首席顾问”，当不可能再加以利用时，他就可翻脸宣布你为“毫无建树”。文革坏人心术可到这等地步，岂非太可怕了？谢谢他给我又上了这新的一课。 （李幼蒸又及 2013,12,24圣诞夜） 【圣诞夜新注：对于本人所发之文引起的回应所持态度的说明】 本人发此文初稿后不久，收到一封大家可能都收到了的一封变相攻击我的公开信。（不知作者署名为真还是为冒名）此种今日网上习见的相互攻击的文字多不胜数。由于本人此文涉及到学界方方面面，揭示了许多未曾被他人揭示的学界负面真相，为此必然挡了许多学界集团及个人的“财路”，因而难免为其攻击，此事本来就在意料中。可是与网络上相当多人热衷于此类通过互吵而引发读者关注度的兴趣不同，本人从无此网络炒作兴趣。本人撰文的意图只在于揭示尚未曾被他人揭示过的学界负面真相，以期引起今日或未来的有识者了解诸相关真相，以有助于其学术思考方式超越目前学界的运作格局，并增加其深入广泛的关注方面。不能掌握相关真相，学术思考必然难以准确、深入、全面。本人不顾挡人财路而“冒险”揭示学界真相，只为了达到促进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如遇到攻击、围攻、造谣等事端时，不会介入对其任何“回击”或卷入“辩解”，以免浪费时间或陷入攻击者设计之圈套。不过，由于本人这类批评性文章一向很少获得公众关注，也许本文由于此攻击函反可以引发读者对其进一步的重视，也未可知！ 本人在各地院系讲演时，也不时遇到同学和老师们的质疑和反驳，这非常正常。其中有些问题容易及时解释说明，而有些问题因涉及到太多相关知识准备问题，可谓根本无从回答。在此情况下，也只能适可而止，不会有要加以“彻底”解答不同学术意见分歧的想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听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对于所谈种种，选择性地有所了解即可。在此类问答中，不可回答的一个最显见的原因是提问者或反驳者大多没有读全过或读懂过我的相关书、文，而是将我的说法直接和其现有认知状态加以直接对比，指出彼此异同，遂简单地判断自己为是，我论为非。这对于那些并不熟悉新知新学并已经被某种固定教育渠道和学术规范固化的人来说，彼此的学术对话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至于符号学，如果师生们不知道该学实乃为促进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关键性工具之一，而将其误视作什么学术时髦加以“轻松玩赏”，那就远远没有把握符号学之深意。从这位“后学”来函看，他对于理解这类问题还不具备起码的知识条件。 但是，我今天提到的这封攻击信，还不一定不属于上述一般类型，而是在貌似学术性反驳的文句中看出其含有特定的目的，首先从来函中可知，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对我一直加以长期关注的网上人士，并不是只为此文而表达看法，所以其背景并不简单。而其目的可大致包括：为我揭示的种种学界学风真相信息进行“消毒”，以期淡化其影响，方法首先是将此事件归类为“学者个人间的恩怨”问题。于是，按此解释框架，本人三十年来谈及的种种个人所经历的负面学风以及相关背景分析，也就企图可按此方式加以“消毒”或“掩盖”，其欲达到的直接效果是：我的揭示没有重要性！【正如多年前上海一报刊刊出对我的《忆往叙实》负面评论时，该批评者即以“鸡毛蒜皮”形容之，以首先消弱其揭示真相的意义，用以误导读者关注方向。他们的最深计虑正在于怕我公开揭示的隐蔽性学界真相（而这些负面真相都是体现于学者个别行为方式中的），所以通过各种转移注意力方式予以对付】其次，来文的目的是要将此一关系到中国人文科学前途的重要意见歪曲为学者间因名利争执引起的“谩骂”。把批评和揭示挂到“谩骂”的层次上，以期进一步掩盖本文揭示的学术真相之本质，从而有利于学界固有势力集团继续垄断其方向和方式。再次，这位可能对我的任何一种作品都未必看得懂的“后学”，企图通过对我的学术的贬低，以激起一些人对我的批评引生的“公愤”，进而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最后，仍然是老招数：援引我文对于国内外“大师”和“大佬”的学术理论落后于时代的批评，直接加以指责！此种打算通过“大师文化”来“以势压人”的伎俩，岂非正是针对于我文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其他文字所批评的学界负面现实的：崇洋媚外和权威垄断？因此，这篇反驳文的意图也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呢。读者可以通过对其分析增加对相关论题的体会。正当过去和目前一些国内外权威和大腕们的落伍学术方式和固权倾向，成为新知新学研究和人文科学革新的主要障碍时，这位不知属于哪派的“后学”来文的最终目的也就和盘托出了：他要转移学界的视线！将“视线”移向我本人的“低水平”和“争名夺利”，而将视线从当今和过往一直控导着学界保守方向的学术权力持有者们的不当学风移开！他还提及本人大学肄业之往事以暗示只有按照土样科班论资排辈的顺序前进才是治学“正途”！他是在为谁说话呢？他的来函本身并不重要，但可供人们分析其背后用意究竟为何？请注意以下看点：他攻击我什么？他维护着什么？他避谈着什么？他的主张符合谁的利益？他在企图挑拨谁和谁之间的关系？作为“后学”他怎么长期以来这么一心一意地关注着我对学界学风问题的批评呢？ 其实我文涉及到的许多“情节”都比涉及赵先生的要严重多了。在所有这些涉及的批评中，赵与我在所谓“个人利害”上的“冲突”其实少之又少。我是因为符号学运动的深远意义可能受到赵的速成传媒符号学模式的干扰才作此切割的。（至于论坛，这更是我一直对其怀有放弃意图的、和我自己的主业根本没有大关系的事。客观社会文化条件不成熟，我犯得上为此历史上造成的学术落后局面承担责任吗？）赵当然没有对于我个人采取过任何个人性的“损害”企图。（我指出的他参与兰州会议的分裂行为，也不属于我文提及的那些性质更严重的学风败坏类型）这样，我们也许可以瞥见这位不知背景为何的“后学”之更深的用意：掩盖我在文章中揭示的其他更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反过来，他对于我文对论坛事件的是是非非不置一词，请分析其人的真正意图？ 实际上，实情正好相反：我文的旨意恰恰是要通过与相关学者个人的冲突经验，以揭示各种学界隐蔽真相（让我再通过下述断言给这位“后学”提供一个攻击我的炮弹以及再次对于青年学人提醒注意：我的多年来的深层学术作风批评文，实际上属于百年来国内外人文科学类似批评文字中最深入者之一。因此，请注意：这绝不是什么我和赵之间的“恩怨”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恩怨！他没有直接损害过我，像许多其他西语系出身的哲学家们曾经做过的那样那样。）。前者不过是“途径”，后者才是目的。前者当然没有重要性（此类负面学者行为并不曾达到阻碍我继续治学的目的），却可成为我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药引”。如果没有这样的连带作用，我值得花时间处理个人间所谓“冲突”的问题吗？正是个别性学风问题可以反映现存的学术界的一般心术问题，而后者直接限制了学人学术的真正提高。此一治学中的因果性关系，正是今日学界所忽略者。因此才需要撰文“以小见大”。 我得在此感谢赵毅衡先生对此一“劝退”事件前几天做出的情绪性反应。如果他接受了我最初的建议：宣布他是自动退出或按照我的要求同意退出，我就不提这样劝退的原因了。但是我也对他说，如果他不自愿退出，我就不得不对我的做法加以解释（否则 人们当然以为我的做法飞扬跋扈！虽然本人并不具备大佬们的飞扬跋扈地位）。当初这固然是为了方便于解决此事，也是怕另外花时间撰文的麻烦。可是，等到赵先生提出抗议后，即我不得不回应后，就换了一种心态：既然必须回应，就借此机会谈述更多的问题（这位攻击我的“后学”就是因为我揭示了“更多”的问题，才决定“借题发挥”的！）。此一学术回忆文的写作方式，主要是为了记录事实，为自己也为了别人，因此宁肯有损文章本身的整洁性，也想趁此机会多记录些事实。这就是本文产生的背景（平常下不了决心单独花时间写什么回忆文，以至于关于我和洋人之间可能写出的几十篇“忆往叙实”文后来都没有动手）。于是，我就是在利用此“赵主题树干”挂接上比事件本身多得多的各种学界“真相”。为什么都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表达呢？因为我的主题和立意主要限于个人亲身经历，并非要做什么一般调查研究（这是出于我自己的选题自由）。为什么我曾经引述梁任公和顾颉刚关于“不避锋镝”、直述学术真相的精神呢？因为早知道揭示学术真相必定惹怒各个方面“权威”的“愤怒”。如压制住学术真相，一些人即可按照学界潜规则继续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了。如果揭示出真相，就首先坏了商业化学界的游戏规则。此一商业化时代学术游戏规则的有效性，就可能为我所揭示的真相所破坏。可是，正是此一供大家职场求利的游戏规则，正在全面地、根本地损害着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提升。此类真相揭示当然不免损害了各路权威和大腕的形象，他们其中一些人如果确实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自然会不难组织和安排弟子们进行网络反攻。 至于这位来信者究竟是什么背景，我并不关心，倒是再一次遇到了“无知而无畏”的例子。本人当然不会对于时下到处可见的这类网上自以为是的言论认真看待。尽管此信的旨意似乎还颇有“职业写手”的影子。这位写手还对于本人学术水平“给予指教”，看来我们应该首先由他来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符号学”了。我的符号学解释，读者当然需要参见我的几十部著译来综合把握，至于这位后起之秀的符号学高见，估计日后也会一一出台吧！那就各说各话吧！ 在发出本文最初文稿后，又曾多次改正文字错误和补充文意。正好在待发本文“修订版”时接到此“后学”来函，那就顺便也将我的回应态度在此表白一下吧。同时，如果本人意见有助于未来必将到来的人文学术学风“改革运动”的话，本人数十年来谈及的国内外人文学术的腐败与落后现象，倒也希望可贡献于主事者们参考。（2013,12，圣诞夜） 【自称曾某的匿名信】 尊敬的李幼蒸先生： 圣诞快乐！ 非常冒昧地按照您发送邮件的地址的所有同仁来写这个邮件。我等后学，本无资格贸然发邮件来搅扰各位时间。但是，长时间以来总是李先生唱独角戏，既无人附和，也无人反对。或者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观点应该有争鸣！学术应该有讨论。因而就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求教于先生及各位方家。 近期李先生的邮件，从李先生个人的角度展示了中国符号学的有趣的个人史、组织史，也展现了当前中国符号学的“进行时”。这些内容给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外行从“野史”的角度普及了“符号学”。贸然设想，如果将来有一部中国符号学趣闻史或者野史，李先生的这些工作连同现在的劝退事件，想必是会进入这部历史。然而，我又再想，如果有一部严肃的《中国符号学学术史》，今天哪些内容思想进入这部严肃的历史呢？甚至，以符号学跨学科的雄心和蓝图来讲，如果有一天符号学因各位同仁的努力而真成为影响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又会是哪些符号学思想会进入到这些人文科学的理论中来？我想，李先生与赵先生的个人恩怨及相互之道德判断，其实不至于进入符号学学术史，至多也是进入符号学趣味史，野史，实在不必再多言。后学鲁钝，近来深为李先生信件中的诸多判断而惶恐，以至于对于符号学研究学习无所适从。还请李先生及各位方家赐教。 比如，什么是李先生所说的跨学科？按李先生讲做外语研究、文学研究、或传媒研究的人没有资格来从事符号学研究？那么除了先生外，谁还能够来研究符号学呢？窃以为，做学问还是不以出身论英雄得好，其实我们尊敬李先生，或者是因为读了先生鸿篇巨制的《导论》，颇介绍了符号西学，而非因为先生从某校土建系肄业。 再如，谁是我们的学习对象？钱钟书、赵元任不懂符号学，或者理查德·罗蒂也没有跨学科知识。我等后学在李先生的口中实在是找不到可学习的对象或文本。当然，李先生《导论》是国内学生必读的。《导论》也无非是介绍性罗列性入门读物。我等后学敬重李先生年事虽高而观点犀利立场鲜明。只是先生诸多对于学术本身的判断，倒是需要更多笔墨去论证的。我们静等李先生新的大作——以真学问来击退假学问，以高水平来对比低水平，岂不快哉？！ 岂不比在群邮件中而在此洋洋数万言细数几十年的交往史来论证何者“更有资格做符号学”更有益推进学术发展，更能昭示后学？ 又或者，上述问题根本无需先生太过操心，而今全球化时代，学术青年大多外语尚好，自有主见。亦不劳长辈来“揭示这个，戳穿那个”。毕竟，评人容易，自知难。谁都难逃被评，恐怕李先生亦是如此。早年曾与某位哲学系教授闲聊，谈及李幼蒸先生时评价 “骂人一流，创见无多；译著等身，创树无多”，又从台湾学界朋友耳闻说，李先生在台湾是不大适应的……云云。我等后学自然不敢贸然评价长辈，当然也不应贸然相信此等闲说。然而，迄今为止，李先生的确展示了极其强大的骂人能力。不仅如此，李先生也在用被骂者几乎同样的手段建团社、做网站、群邮件。恕我等后学无知，看不出前日先生发出的“劝退缘由说明书”这样的“私人关系恩仇录”何关学术？ 总之，衷心希望能看到李先生与学界各位先生有严肃意义上的学术对弈，而非以人为指向的道德攻击。届时我等后学必获益良多，亦必将为先生摇旗呐喊，报以掌声和敬意！若李先生确实如那位哲学系老师所言，无意学术本身，而旨在发扬批判精神，做组织、搞斗争。则晚辈另有建议——以李先生深厚的批判功底而受困于符号学一隅实乃屈辱。君不见我国学术体制大弊病，国内诸多大蛀虫、大腐败……导师署名学生写作者、学术造假者、钱学交易者、买卖版面者……。以李幼蒸先生游身体制之外，不在高校中的自由学者身份，不去批判以推进学术清明、社会进步实在既屈才又对不起这个难能可贵的身份。至于揪住微不足道的符号学界中小小的个人恩怨，动辄洋洋万言回顾个人关系史，学术观点不同的同道大加挞伐，浪费精力，更损害符号学健康发展？ 我等敬先生为师长前辈，必懂百家争鸣之常理，望先生重学界大局，容百花齐放！于学于道，大有裨益！至于何人留名符号学学术青史，今天岂可定论？让历史去作评价，岂不更好？ 再次为搅扰各位同仁而歉意！ 即颂： 冬安！ 后学 曾友立 顿首 2013.2.25 （1） 对于赵毅衡的回应的回应： 赵毅衡的回应本在意料之中。关于我对赵毅衡符号学学术方向和作风的分析，日后我会专门写文论述。对于赵毅衡提出的所谓动议，在此先答复如下：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虽然是由南师大最先提出的观念，但是大多数所谓成员都是经由我个人直接聘请加入的，用以共同推进我所说的符号学理念中的合作事业（参加者最初当然也是因为认同我的符号学理念才同意加入的）。参加者是我认为对符号学有兴趣而可合作交流者，由于此组织不是集体协议形成的，参加者的情况具有很大偶然性，其中当然可能存在着不适当性。首先，任何受邀请不想参加者都可自由退出，事实上已有许多人通知退出，当然，如果我作为论坛运作（即寻找下一届论坛会议主办方）者时发现原受邀者的学术理念和作风与我所持的健康符号学发展理念不一致而足以影响论坛健康运作者，也有权利撤销此种邀请（大多数“邀请”都是我的个人行为，并未通过任何个人或集体的“表决”。此种“个人性”正如同历届论坛会议及其会议程序也都是我个人进行联系的结果，并未因有了这个集体性论坛，而自认为有权利要求大家共同工作。实际上一些成员不在论坛会议筹划工作中加以破坏就已经算是万幸了！）。赵先生把此论坛视作正式“协会”，可谓错识了论坛的性质。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负责人，当然关心中国符号学的健康发展问题，对于我认为其学术理念和作风与论坛精神不符者，也有理由劝其退出。我邀请你加入，你加入后可自由退出，我邀请你后其后发现你不适合受邀时，自然也可以撤销邀请（被撤销邀请者对于此非正式学会组织运作者个人的邀请和不邀请以及撤销邀请的理由，是否自认为有权利“追究”呢？）。因为这里并不存在正式的学会或协会章程，而我所关心的主要是论坛发展方向的问题。正是因为论坛形成的不正规性，所以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由我一个人出力维持着运作的（在包括赵在内的一些人阳奉阴违地进行过拆台动作的情况下），尽管论坛运作极不正常，大家没有离开，一来是仍然愿意以这种非正式方式再看看论坛是否会有什么积极作为，二来因为所谓加入论坛本来不过是挂名（现在赵的动议倒是打算反客为主地要将其“升格”了）。在贵阳会议上，为了勉力使其功能有所充实，我于是提出了顾问小组和协调小组的建构，此一建构的性质其实与论坛本身一样并非任何正式履行功能的小组，对于任何成员都并不具有实质的约束力（事实上由于大家背景和心愿都不一样，这些小组只代表着大家的主观愿望而已，目前根本不存在实际按照一个正式学术组织的方式加以运作），大家的参加也仅只是表示一种态度上的支持，并非意味着的确存在着协议职能和顾问职能。应该说，这些名义性的设置都代表着运作条件不具备时一种无可奈何的姿态而已。此外，自论坛成立至今我们也没有举行过任何一次集体性表决，甚至于在南京大会上外语学会自行决定论坛会议事务时都没有和我这个论坛创建者商议过。因此，赵毅衡提出的所谓“表决动议”是根本对论坛无效的，而且是无意义的（也许正是因为此种非正规性的、实际上个人运作性，才使得论坛不得沦为任何学术集团的变相垄断品。对不起，本人和赵先生不一样，没有自己的利害结合中的“班底”，本人也不会从论坛获得任何好处，除了为其付出时间和精力外。目的只在于为其找到新一届会议主办方。这是一种纯粹的义工工作，当大家很少有此意愿从事同样的义工工作之时。）。本人作为论坛三年来的具体维持和运作者，更不会受赵这样的与论坛已经无关人的指挥。至于赵打算解释说论坛的无效，他当然有这个宣传的自由。他估计也必然会利用自己所掌控的渐渐庞大的学术势力集团做此类攻击工作。让我们试看其继续表演吧！但是，如我发赵的‘劝退信’中表达的，实际上我的意思是我已决定撤销了对他和其工作人员的邀请了。我说的等赵回应，是指对于此次撤销邀请一事，我会在赵回应后决定以什么方式加以解释的问题。现在既然赵如此气愤反击，我当然要写出详细理由，作为中国符号学界最早为之努力的学者，为什么要撤销对赵这个后来者的邀请。这样做还不是为了论坛的存在问题，而是为了避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方向受到不当干扰。早在两年前，我辞去赵的“首席顾问”（有趣的是赵怎么不在此动议书中提到他曾经给予我的这个“礼敬”呢？），你曾问我理由。我答称：因为彼此的“路子”不同。（我那时可以拒绝你的邀请，怎么现在不能撤销对你的邀请呢？只因为发现彼此的“符号学路子”南辕北辙，无法合作）同时我以礼貌的方式提醒你：我最讨厌拉帮结派行为！利用符号学运动进行党同伐异，拉帮结派，足以败坏中国符号学事业。但是，正是那时仍旧希望维持彼此的合作，我没有进一步详谈这个问题。毕竟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早在1988年赵拉着北大人士到社科院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来“抢滩加闹场”，我已经看出了他的学风问题，对他开始了警惕。后来时过境迁，不再回顾以往，而是在2008年主动邀请赵参加南京师大国际符号学会议。但是我那时也记起了赵在1988年时的表现，所以坦率地提醒赵，“不要到大会上企图影响南师大外院的会务领导工作”，赵答复我：“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呀”。于是在会议上，我还主动给赵夫妇介绍了会长等多位外宾，赵因此还对我表示过感谢。（我在另文中将提及为什么我一度打算将国际理事的名衔让与赵，以有助于促进国内外的符号学交流，虽然后来因情况变化没有这样做。），所有这些，我是不是也需要在此向赵表一下功呢？ 赵其实对于我这次的决定不必表示“突然”，以前我已经多次不点名地对赵的学术作风提出批评和疑问了。赵把这些批评视作对他的“攻击”，赵当然可以说出任何不同的意见。等他看到我以后的进一步说明文章后，还可以组织调动他的舆论大军来进行围攻，让我们那时来观察一下，他今天的“符号学势力及其运作方式”已到如何程度了？赵大概以为回国后经过10年来的经营（特别是2008年以来）已经羽翼丰满，足可呼风唤雨了。但是我警告赵，不要试图到论坛来“抢滩”。至于赵如何继续与论坛同仁联系，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辛辛苦苦经营略有起色的论坛计划，不可能被赵集团破坏。而我为了中国符号学发展进行的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程都是为了集体事业的健康发展的需要，对此有目共睹，大概不是赵单方面的说辞可以影响的。但是，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学界，特别是创新性的学会，最怕的就是“害群之马”的混入。因此论坛不得不限制其参加者的资格。这个资格，首先不是指学术水平，而是指学术作风。如果发现不适合者，即有损论坛学术事业健康发展者，我们当然有权利也有必要撤销邀请。论坛不可能来者必收。而我们与受邀者的相互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日后彼此发现了对方不合自己期望的情况当然都有权利相互改变初衷。这不是极其自然的事吗？ 是的，我已撤销对赵及他的网站工作者（当然仍然感谢他的网站曾经刊登过我的不少文章，这是另外一回事）几位的邀请，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开除”，因为我们论坛没有这样的程序规定。我倒是有些不理解了，赵怎么这么在意原邀请人撤销对其的邀请一事？我还请大家注意：他这封抨击我的动议信竟然不拟让我知道，而只发于论坛同仁，他究竟想的是什么呢？ 如果任何人因此事或任何其他原因而不打算再参加论坛的人，请他们以个人名义向论坛网站发文通知退出即可。我们的论坛参加者名单本来就是出出进进的没有任何“荣誉”性质，都是代表着大家对于一种跨学科符号学合作方式进行探索的好奇心而已。大家合则在一起，不合就分开，这有什么？此致，李幼蒸，2013,12,17 赵毅衡拒绝退出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动议书 《中国符号学论坛》各位顾问，委员，协调委员， 打扰你们了，至为抱歉。李幼蒸今天要求从《论坛》开除川大师生，我建议《论坛》的“顾问”与“协调人员”进行投票，决议是否支持李题案。如果赞同李幼蒸提案的占简单多数，我们就宣布退出。 事起突然，就在这两天。上星期五（12月13日）四川大学几位师生，突然收到李幼蒸威胁把我们从“中国符号学论坛”除名的信件（附于本信之后），要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内回答，否则“公布理由”。事出突然，令人惊愕莫名，我们觉得无端争吵有损符号学事业，欲辩解而踌躇再三。才过了三天，今天（12月16日）李幼蒸迫不及待用群发信宣布改组“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及第12届国际符号学会议的“中国符号学圆桌”筹备组，从所有机构中划掉四川大学师生名字。 李幼蒸单方面宣布的开除，只算是个动议。对李幼蒸的动议，起码需要参与工作的人员投票。如果简单多数通过，我个人就退出论坛，并且建议川大同人都退出。 作为（前）顾问，我投反对票，并我的立场解释如下： 1. 我不会接受任何个人决定的“开除”。此种决议必须由协会的领导层（此论坛的“国内顾问”和”协调人员“）表决通过，并以学会领导的集体身份发布。李幼蒸不走此程序，辩解说这个论坛是他“私人发起组织”，他有权一个人任意决定更改成员。但是这个组织称为“中国符号学论坛”，并将在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准备开“中国符号学圆桌”，那从面临任务上说是代表中国符号学界的一个学术组织。如果连这个起码的投票程序都不走一下，连电子信征求意见都拒绝做做，那就绝对不能是一个代表“中国”的学术组织。李幼蒸先生太忙，我来代他做通信表决：请大家坦率说同意，或不同意。 […]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发言名单及本人按语-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讲演系列”名单 【李幼蒸按语：为什么推荐此消息？2014-7-17】 中国符号学界朋友：大家好！今收到索菲亚大会主席班考夫来函通知我本人已被推举参加大会讲演系列。这是我前后第三次（前两次：2007赫尔辛基大学，2012南京师大）参加大会发言。每次发言时，我作为国际独立学者，都抓住机会对于今日西方符号学主流理论的偏颇和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言，并拟从人类人文科学全体立场出发，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前沿人文理论知识现状，以及参照（西方主流及偏流学界难以深入理解的）非西方文明传统中丰富的人文思想遗产的事实，对于地球村时代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发展大方向问题，提出建设性构想，以期履践言所当言、行所当行的中华传统仁学之精神。此种学术实践义务观，无关于个人之处境与客观之条件，而是发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主义主体之志向。本人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前后已达32年，一向未将介入以西方主流学界主导的活动视为某种“荣誉”，而率能视之为履行一己学术责任之机会。尽管多年来个人国内外经历中屡遇顿挫及阻击，均因认识到人类精神事业的无比重要性而卒能奋力至今，差可勉为其难。时光荏苒！诸君可从名单中看到，在学界不断汰旧换新趋势中，本人已属国际同仁中（早应退出活动的）第一高龄者。多年来所崇敬的国际符号学前辈学人，多已谢世。自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已象征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此一历史性象征，并非表明中国学人已获得在国际学术理论主流界“扬眉吐气”的资格（切望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至于如此自我降低治学之风格，如世人将中国学人仅视为名利之徒，可乎？），而是表明中国学人承担了为推进人类人文科学进步而奋力治学的责任。本人将此消息发布网上，意在显示中国符号学的任务中的确存在着国际互动的方面。从更深层次看，时至今日，中华仁学必将积极参与人类精神文明共同急需的人文学术进步事业。本人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中华仁学学术事业，今已开始介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舞台，所应关注者，已非限于古代之黄河长江区域，而必将本孔子天下为公之教，勇于将其精神视域扩及五洲七海。新仁学也就不再限于四书五经之旧学，而必亦包容现代世界之“文史哲宗艺”主流。本人常言，古人之“天下”即今人之“世界”也。不此之图，而一味抱残守缺者，岂非有违孔子之大道？切望学者尊奉孔子“学为己”之教，知学术乃仁者个人切身之务，而非如儒教两千年来所宣扬及鼓励的光宗耀祖、争比名利之具。中国符号学新论坛今后的学术规划，朝向于符号学与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之互动。也许在前东欧地区索菲亚召开的此次国际符号学大会可成为中国符号学在严肃的学术实践层次上再出发的另一新契机。 （附言：本人两年前遭比利时某大学新刊约稿后拒刊的文章，近被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编辑部告知，即将刊出于该刊。由此可见，尽管今日国际人文学界派系复杂，率多“党同伐异”，而批评国际主流理论的意见，亦并非绝对没有发表机会。毕竟存在有学术体制外良知尚存的国际学者，肯于发表学术异见。此文为本人二十年来在国际会议场合不断批评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的努力之一。因识者知本人独立学术表达，乃出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故给予公平处理。本人上月在大陆诸会间亦秉同一学术立场参会，并叠获同仁见谅，甚感宽慰。此亦良知萌动之一端乎？是为记。） 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 （2014,9,15-20） 大会主题：新符号学：在传统与更新之间 议程项目：“符号学及其杰出学者讲演系列”， 地点：新索菲亚大学大礼堂 以下讲演者名单按姓氏拼写顺序排列（按2014-7-17大会公报材料） （中国符号学新论坛网站注：其中中国讲演者李幼蒸的题目是：“论‘一般符号学’转变理论方向的必要性”） New Semiotic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Semiotics and Its Masters series of lectures inShare The Semiotics and Its Masters speakers are listed below by alphabetical order. The list is still incomplete and is being updated regularly – the listed scholars are the […]
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关系：从索菲亚圆桌会议的意义谈起-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关系 ——从索菲亚大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意义谈起 李幼蒸 【 小引 ：鄙译胡塞尔《观念2》（现象学的构成研究。中译本附保罗-利科的长篇导论。因在国外购赠不易，请有兴趣者注意网购），出版社告，将可于年底前出版。本书稿的主 “中国符号学”和“国际符号学”的关系——从索菲亚大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意义谈起 李幼蒸 【小引：鄙译胡塞尔《观念2》（“现象学的构成研究”。中译本附保罗-利科的长篇导论。因在国外购赠不易，请有兴趣者注意网购），出版社告，将可于年底前出版。本书稿的主要部分是在《观念1》完成后作者立即着手继续撰写而大体就绪的，也属一气呵成之作（今天西方哲学界绝无此事。为什么？很简单，全球唯物质主义商业化时代人类的哲学思维能力已经全面下降）。但因本书的主题较“观念1”更为复杂，胡塞尔对于当时的结论不能满意，所以迟迟未能复印。这却是他倾尽全力完成的另一部力作，也始终含有于生前将其付印出版的意图，并多次在不同助手的帮助下企图使其达至满意程度加以付印，却始终未能如愿（此种严肃治学作风表现出何等“学为己”的仁学态度？我们作为仁学祖国的读书人能无愧乎？）。书稿是在战后才由比麦尔编辑加工出版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趣的是，二次大战期间梅洛-庞蒂曾到卢汶档案馆短期停留，阅读了此书稿。结果大为震动，回到沦陷区巴黎遂据其稿加以“创造性发挥”完成了自己的现象学专著，从此进一步推进了法国现象学运动。在此之前，萨特也曾于战前到柏林图书馆自修，（不知道他的德文到底什么程度）也在胡塞尔思想激发下立即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法国现象学思想。两人均在巴黎沦陷时期潜心于治学（而到了战后和平时代则纷纷出山成了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急于为人类提供他们在沦陷期间完成的关于人生真理之思考），完成了自己的法国现象学经典，此后据此（并辅以海德格尔思想理论）奠定了战后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运动。当代法国这一重要哲学的兴起就是在德国原创哲学基础上经如此创造性发挥仓促而成的，这和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作风是多么不同！而且，两人均匆忙将现象学术语带入文学、戏剧、媒体、政治，（这样的治学风格不应当引起我们对那些打算将符号学术语胡乱散播于文化界的企图加以严肃警惕吗？）最终形成了“巴黎咖啡馆哲学”这样的国际时髦（国际笑话？）。保罗-利科有鉴于法国现象学欠缺严格理论基础，遂从翻译入手，曾在法国提倡“细读”胡塞尔（他一定知道萨特等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胡塞尔）。但四、五十年前风行于西方世界的“伟大存在主义哲学”尔今影响力安在？那么为什么那时却可以产生“发现了终极真理”般的影响力呢？答案之一是“高级炒作”之效（通过《现代》杂志，这些思想理论炒家将自己的所谓“哲学理论”，利用时人信仰缺失、不求甚解而趋附时髦的心理，传播到了世界文化学术界的各个角落）。别忘了那时真正的全球商业化时代还没有到来。等到二、三十年后全球商业化时代到来，再加上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的媒介革命所提供的“新宣传技术”，学术思想“炒作”就可从“高级”变为“中级”乃至于“低级”了。为什么人文学界，特别是其理论界，今日到处是“低级炒作”现象？文化学术商业化的必然效果！学人以学术思想为其职业求利手段，故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符号学界也每况愈下的同一原因。今日依靠其“伪跨学科”身份和依靠跨学科的“三不管”地盘，符号学的理论话语本身就可大幅度地变成了“广告宣传术”！为什么“符号学广告术”或劣质“传媒符号学”今日可以以其如此轻浮的面貌照行于世？【他们将“利用符号学术语来服务于媒体运作”和“对媒体现象进行科学理论性研究”二者混为一谈，以此方式来混淆真伪，甚至于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以期制造文化市场上的更多的追随者和更大利得】因为：全球人文学界职业化炒作中的唯利是图动机使然，加以今日电子广告术和商业化宣传所提供的最新“战术”经验（商场如战场，符号学的商业化也就必然导致此辈将符号学视作争名夺利的手段。其因此而导致的粗劣学术影响事小，其因此而带坏青年人的心术才是事大！）。于是，今日无论是中国符号学还是国际符号学，都面临着一个为符号学“正名”或“正本清源”的大任务。如果我们不为符号学正名而听任符号学广告术派利用“上下左右”并不清楚符号学为何物之学界混乱局面加以随意忽悠，符号学的正能量危矣！当然，魔可高一尺，道可高一丈。我们的符号学正名的理论发展需要，或许迟早要迫使我们采取长痛不如短痛的“切割术”。对！必须采取‘切割术’，国内外均应如此。让这些利用符号学名号进行国内外忽悠者们自成其一类吧。遗憾，我们虽然一再企图团结大多数，但是世间道理毕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索菲亚大会筹备会的注册机制迟迟未能最后完成。但是大会的论题分类已经列出，而且筹备会主席告知，如有愿意先申报论文摘要者可以马上发与大会网站。同时，好消息是，新索菲亚大学可提供廉价住宿费（学生可低至15美元一夜）。我作为国际学会委员会成员固然希望能够有较多的中国学人参加大会，但也确知此类国际大会参与的实际学术价值其实非常有限，可以说其象征性价值远高过实际价值。可是，一方面我们曾经积极在中国国内举办国际大会，现在又张罗参加国外国际大会，究竟为了什么？关于中国符号学发展和维持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合作的意义问题，我在围绕着南京大会举行前后已经作过很多阐释。简言之，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符号学初起时期要关注和介入这类主要是象征层面上的重要性呢？这是从中国符号学发展前景思考的结果。我们搞符号学主要是着眼于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而不仅是出于我们这些当前参与符号学活动者的实际职业需要考虑。因此，一来我们要不断回顾南京大会的历史性意义（在中国大陆实现一次中华文明和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面对面”历史交汇镜头），以激发我们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大方向问题何在？二来，特别是在南京大会之后，我们要乘热打铁，通过象征性地（因人数少）“走出去”以继续提醒国际学界注意到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具有三千年人文思想传承的中华文明今日也必须登上世界人文思想理论舞台。要想完成此历经百年现代化后才到来的新人文学术构想，中国人文学术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恕我今日坦告诸位）让西方人意识到：所谓今日中华人文学术思想，绝非简单地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或现代通俗文化作品，而是兼含古今中外高端学术理论成果的“现代化中华文化”。这个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将既包含中华人文传统也包括西方人文学术传统在内的全世界人文学术传统。遗憾，一些西方人希望我们一方面做他们的理论“小学生”，并以此初级能力来为他们自己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学界的传播担任“学术买办”的职能，另一方面，他们愿意鼓励中国当前人文学术主流局限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范围以便永远“难登”世界人文理论的“大雅之堂”。（因此他们通过西方汉学系统企图间接辖制中国未来人文学术理论的发展方向：促进你们的学术民族主义；即促进你们因为集体虚荣心而热衷于的“学术义和团主义”：在国学界拒绝来自西方的“学术洋枪洋炮”！1992年我访问台大哲学系讲演时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无奈，国内学界崇洋媚外风气深重，在西学上满足于浅尝辄止（正如今日趋附符号学时髦者，但他们在此浅学基地上进行广告炒作术，以争取仅由一两人管理的网站之“点击率”促销，用以制造已占据了中国符号学“半边天”的假相！），在国学上，跟随于国际汉学系统。两种倾向均足以阻碍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事业的进行。而我们通过南京大会表达的却是这样一种高瞻远瞩、深切关系于民族思想理论发展大方向的问题。一方面，在国内，我们不得不在得不到体制内支持的条件下对峙于“钻进”符号学学界的、处心积虑要瓦解中国符号学健康发展机制的学术帮派（只有瓦解了CSF的有效运作，他们才易于大张旗鼓地占据符号学市场）；另一方面，在国外，我们又不得不对峙于一些国际学人处心积虑要利用中国国内崇洋媚外者以在中国推广其程度实在不高的符号学理论的企图（唯其致力于符号学庸俗化，其学才易于滚雪球般扩展，也才易于为不懂符号学为何物的高高在上者所青睐）。但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借其向世界传达中国符号学正能量的窗口。一方面我们不仅不是要减少对西方理论的研习，而是正相反，我们要积极学习西方有用的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此积极研习的基础上对于西方同行寄予学术理论改进的期待。具体说，这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理论，另一方面要批评西方理论。此一批评性研习的态度不仅为了我们有效吸收确有价值的西方理论，而且也是为了在方向性问题上“帮助”西方理论家朝向科学化发展的契机。这两种目的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看重中国符号学学者自身首先须端正研习态度的原因。我们既有义务研习西方理论，也有义务要批评（帮助）西方理论。但是，如果我们要坚持自我矮化、崇洋媚外的态度，甘心于当洋理论买办，二者就都办不到了。 现在回到本题：这次为什么要参加索菲亚大会。简言之：第一，在象征的层面上表示中国符号学是世界符号学的一部分，故不缺席；观察IASS在改选后的新局面，以决定中国符号学未来对IASS持何态度，如果国际符号学学会新局面不容乐观，就得在战略的层面上与其切割；第三，如果气氛适当，对于今日国际符号学每况愈下的疲软局面进行分析指出改革方向。本人将在发言中明确宣表：无论是中国符号学还是世界符号学都应该避免把“符号学”误当成某种单一学科加以逆向运作，而应将其发展联系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革新事业。为此，符号学当然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共同的方法论财产，而不是所谓职业（空头）“符号学家”的专利。如若不然，符号学必将死路一条。我们不能让任何符号学投机家通过制造虚假符号学身份来上下忽悠并以此来败坏符号学的集体学术建设事业。 2002年由汝信和黄华新共同主持的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跨学科研讨会，以及2004年由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和国际符号学学会共同举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研讨会（张杰、蔡曙山等均参加），都是走的这个路线。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设计和担任顾问，我这样强调其跨学科特点时都是与国内外“符号学单学科主义者”对着干的。单学科主义者就是要通过人为制造有名无实的“符号学学科”来追求职场功利主义。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学科主义者本身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生存于体制内不得不采取单学科本位主义以方便于体制内运作。另外一类则是纯粹采取“抢滩”和“夺权”的文革伎俩来扰乱初生的中国符号学事业，他们到处挑拨离间，借乱取利。经过南京大会后一年的反反复复，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凡真正关注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者都应当以团结为重，最先参与中国符号学事业的逻辑学界和外语界今日应该都认识到我们必须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打成一片，追求明智、平等、互利地学术共进。相信外语界大多数师生是赞同此一原则的。我们切望明夏外语符号学学会年会在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共同的符号学方法论建设事业表示参与、合作和支持的态度。在此情况下，你们当然仍然是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带头人之一，但不必采取扬己贬他的本位主义政策。如今我们CSF的工作计划中已有两项仍然是由外语界单位进行组织的，他们都采取了跨学科的集体共进办会方针。这是外语符号学界和CSF的跨学科事业能够真诚合作的显例。我们对此颇感欣慰，并希望大家在2015年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真正跨学科符号学会议上，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来：今日中国学者能够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共同积极参与民族学术发展之大业。 我在本人《忆往叙实》的文章中谈过我和一位美国独立现象学家的分分合合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该例子颇有相关启示性。这位以自己家庭住宅为一“国际学会”基地并雇用四分之一时间小时工打字和处理文书，以此简陋方式来进行其个人的现象学学派之建设。那时没有电子网路，但仅依此极少数人员（加上其夫婿的资助）就可有效组织国际会议、丛书、刊物、活动报导等出版物，并为各大学校所收藏。她所做的一切，表面上是要在西方学界派系林立、垄断横行局面下为广大非加入学术帮派的、位阶较低的现象学爱好者提供自由发表机会。我本人也有若干篇文章在该丛书和刊物发表过，可以说也曾得利于此种个体特殊运作带来的方便性。但是在此系统的学术活动和出版的布局下，这位现象学家长期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自己的学术理论插入此‘出版系统’内，以渐渐造成了“众叶扶花”的总效果。她利用生僻学术论文出版不易的局面拉拢了各国（多是青年辈）学者参加此出版系统，让大家不知不觉间充当了共捧这朵“红花”的“绿叶”，此一实质上的“出版家”日久天长后竟然也被自然地被看作是一位‘现象学大家’了。这位本身根本不深研胡塞尔原著并对胡塞尔根本没有兴趣者，却偏偏要炒作胡塞尔现象学名号，以让胡塞尔大名为他这朵自认为是美国第一现象学家的“红花”之绽放计划“鸣锣开道”。我本人后来觉察到这一倾向后遂逐渐断绝来往。其中一个导火线是她要我参加为其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申请书签名为我所拒。今日回想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仅只通过出版与聚会工作来拉拢会众，以形成某现象学学派（通过经营长期大量出版工作这样的学术‘人海战术’）而趁机将此“出版业绩”自然而然转化成出版系统主持人本人的“学术性业绩”！！！一种市场运作的“身份转换学”戏法就这样制作出来了：把不过是个人的出版主持工作硬是变成了“学术成就表现”，结果把所出版的会众集体作品都充作了扶持自己这朵“红花”的工具，并因为此种出版聚众行为为自己增附的学术性知名度，使其再“倒过来”将原本作为其“助者”的会众们，“转化成”了（由红花倒赐予的）“受助者”！。（多么聪明的海派学术炒家！） 我在以前文章中曾经举过八十年代“世界与中国”青年出版集团的例子。这些在文革期间全部失学的一代，七十年代末考上大学后，据某人告，其所知道的哲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然而等到大家又继而都当成了研究生后就纷纷成为了时代精英。其集体自我完成“升级版”的办法也是通过出版事业。他们获得了有背景者的出版业支持后开始集体经营该事业。最后也是将“出版成就”（先不谈其质量究竟如何）通过宣传运作轻而易举地转化成了个人以及集体的“学术思想上的成就”！八十年代学术精英们就是“这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文化热”。这是什么现象？文革后遗症！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科学人能够这样干事吗？当然，事务是有前因后果的。二三十年代不可能允许其出现的学界畸形现象却可以在后文革的文化学术“空档期”“脱颖而出”。政治上有所谓乱世出英雄，学术上就会有“乱局”出“精英”！ 好，今日进入了电子文化时代。电子出版技术遂为各式文化及学术炒家提供了比前两例方便到无数倍的“将出版活动转化为学术成绩”的机会。我们知道今日大陆有多少家办的有声有色的学术网站都是一个人、至多两个人在具体操作吗？正如今日电影的大量制作均可由电子技术家个人取代而效果可无处不在一样，学术出版技术及出版学也就完全改变了面貌。须知，在今日电子技术条件下，仅一、两个年轻人就可以把网刊办的花里胡哨、甚至于有声有色，足以产生市场化效果。在此新出版技术条件下，上述80 年代将出版工作转化成学术成绩的伎俩，岂非可无比容易地复现于今日？不仅如此，其另一个附带成果是，和前两例一样，借机拉拢经验未足、没有深入判断能力、却受到环境求利逻辑之压力而急于“投靠大腕”的青年群众们之欢迎！当然，我们非常感谢那些以一己力量为大家提供出版机会的网络编辑出版者们！他们的确都是在默默奉献着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文科学的集体发展事业而长期做着义工志愿者。我不知道参加此类具有特殊“转化性炒作”隐蔽任务的符号学网上刊物工作者，你们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你们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你们的行为动机和目的吗？你们究竟是什么学术程度自己不知道吗？你们的“老板”是个什么真实程度你们真不知道吗？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网上出版工作而已！大陆不知道有多少家这样的网刊出版，只不过少有符号学网刊，而任何外语学院要想利用学生耽误学业办同样的事，谁又办不到呢？但符号学炒家就是要趁此青黄不接的空挡时机抓紧炒作：把个高等教育单位办成个出版炒作单位，用以制造高知名度效果及泡沫学术。 我们的CSF大方向绝不能被这类利用电子传媒进行忽悠的符号学炒家所干扰。必要时与其再次切割看来是不可避免了。特别当这类炒家企图利用国内崇洋媚外大环境，通过与海外“下几流”的（正经学界无人理睬的）所谓符号学集团或刊物沟通，企图共同经营互利性国际炒作时，其主要负面效果就是要最终达到忽悠学界领导的目的。大家还以为任何高鼻子的学者都是高于中国学界的学者呢。不知道海外不学无术、弄虚作假、玩弄媒体的学界、文化界人士比比皆是。如今正逢国内反腐和打假之时，我们人文学界就能够免于此弊吗？人文学界的腐败就只是指招生办贪污和教授利用权势胁迫女学生就范吗？不，那是属于刑事案件一类的。学术界的腐败主要是学术上各式各样隐蔽的弄虚作假现象。我们的符号学作为新生事物岂能免今日之“俗”？此类现象不仅阻碍着中国人文学术的正向发展，而且其最大的恶果尤其表现在通过拉帮结派、挑拨离间来制造沽名钓誉之学风方面。他们是学术市场化时代的弄潮儿，我们应该让他们到自己的学术商业化大海中去自由翱翔，但不能够再听任他们从内部来败坏我们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所从事的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2013,12,10）
柳暗花明又一村：德不孤必有邻-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柳暗花明又一村：德不孤必有邻 中国符号学论坛通告两则 中国符号学论坛 CSF 通告（ 2013-12-4 ） 事由： 2016 年重庆西南大学第四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及跨学科符号学讲习班筹备会将成立；以及其他事项：呼吁积极支持明年南师大外院代表 CSF 主持的索菲亚 柳暗花明又一村：德不孤必有邻 ——中国符号学论坛通告两则 中国符号学论坛CSF通告（2013-12-4） 事由：2016年重庆西南大学第四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及跨学科符号学讲习班筹备会将成立；以及其他事项：呼吁积极支持明年南师大外院代表CSF主持的索菲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以及2015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持的第三届CSF研讨会 1. 我们的论坛（简称CSF）是一新生事物，其存在形式、任务和运作方式都尚在摸索之中。基本上这是一个在体制内经营体制外学术规划的工作。因为本论坛无法按照体制内规定“挂靠”在某具体单位上，因此就得不到人员、经费、制度的支持。一方面，论坛目前的规模较小但是发展目标很大，不可能“依附”于个别学会或研究所，结果我们曾经暂时安排这样一种方式：以下一届论坛研讨会主持方为维持论坛运作的临时性“基地”。但另一方面，在贵阳会议上大家多认为论坛最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准常设性的“机构”，使其不跟随各论坛会议主持方的更替而成为“居无定所的游魂”。目前来看最好的办法似乎是有某一个单位愿意在本单位的符号学事业之外，另行承担一个CSF的管理或“托管”的工作。多年来我曾经陆续向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南师大外院、贵州师大文学院、苏州科技学院试探这种‘双轨制’（承担一次性研讨会和维持常设性论坛管理）可能性，可惜均未成功。目前我们仍在继续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着努力。今夏以来，考虑到CSF的确有一个在研讨会筹办工作之外独立存在的必要，以维持CSF长期运作的有效性，我们遂临时起意暂以设立独立网站的方式作为CSF长期存在之象征，同时促使它发挥实体论坛基地的同样的组织性功能。由于跨学科事业合作不易安排，目前，惭愧，本网站暂由我本人和一位兰州的学生（我们的网站管理员）共同管理，以待继起之贤者。同时，我们依靠两岸七、八位积极关注论坛命运的学者们，在遇到困难时，不断给予热情鼓励以及不时提供坦率建言，这对于维持一个真正跨学科的、民主治学方向的论坛来说是极具建设性意义的。我们首先在此对大家表示谢意！ 2. 现在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承担了第三届论坛研讨会承办工作后，重庆西南大学外语学院文旭院长接着允诺将承担2016年第四届论坛研讨会的主持工作（其实各次各地的会议落实工作都是在先开始努力的最后结果，消息适巧同时到来）。而且我们正在与文旭院长商量将在第四届论坛研讨会上增加一项内容：开设短期跨学科讲习班。（以为未来相当于国外“符号学夏令营”那样的较长期讲习班的筹办预作试验）现将该计划草案列此，欢迎提出意见，以供主办方最后落实计划时参考。 “2016年重庆西南大学第四届中国符号学论坛（CSF）研讨会及CSF跨学科符号学讲习班”预告 主办方：西南大学外语学院 筹备会主任：外语学院院长文旭教授 时间：2016年，月份时间待定（欢迎建议） 内容：第四届论坛研讨会及短期符号学‘夏令营’讲习班。研讨会内容为例常安排。拟增加跨学科讲习班如下： 1. 会间安排免费（会议正常注册费除外）讲习班（每讲由不同学者担任，例如，每位讲授者1-3次，每次3小时，包括1小时问答），全部录音上网 2. 讲习班拟包括项目（例如）： *符号学理论； *文学符号学； *认知科学符号学； *电影符号学； *国学符号学； *艺术符号学； *语言符号学。 由西南大学外院举办此次论坛研讨会可谓别具意义。西南大学校址是早在抗战时期就曾存在的颇具学术传承的老学校（以后主办方将专门向大家自行介绍），我在几年前访问时对于校园之美丽印象深刻。由西南大学外语学院独立承办的此一真正跨学科的CSF研讨会，不仅体现了单学科机构支持更大学术集体范围内的创新学术事业的奉献精神，而且再次由一个外语学院主持的跨学科会议还有助于进而扩大外语界和其他学界的合作、对话、相互学习的规模。在第三届浙江大学的CSF研讨会之后举办第四次论坛研讨会，西南大学外院主办方必将从中吸取经验，进一步丰富其办会构想。在适当的时候，主办方将建立专门网页开展相应文宣工作。 3. 请让我再一次在此介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第三届CSF研讨会的重大意义。我们称之为“重大”，因为这是CSF三、四年存在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本身即综合性的文科单位主持的聚会，具有着首先便于在本院内动员各科老师学生参加跨学科理论对话的现成基础。其次，并非不重要的是，我很高兴，这次虽然是以人文学院名义主持会议，我们的院长恰恰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而具体经办者正是哲学系。如我多次指出的，我们要想真正开展中国符号学的理论发展工作，就必须把“哲学界”“拖进来”。至于黄华新院长同样担任其领导人之一的中国逻辑学会，也恰是比外语界和比较文学界更早开始参加国际符号学学会和大会并率先在中国举办过三次国际会议的单位。同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过跨学科符号学研讨会的单位，负责人也正是黄华新老师（共同主持人为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汝信先生）。2002年人文学院和中国社科院文明中心共同在人文学院举行了“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研讨会。在该次会议议程外某晚浙江逻辑学会曾经增加一次单独会议，本人亦曾受邀参加（不巧因外出参观而遗憾错过）。中国逻辑学会前会长已故周礼全先生（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不仅参加过我们于1988年举行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而且生前与我在旧金山湾区经常交换中国符号学事业推进问题【他对我感叹说，在其夫人不幸故世之前本来亟思在美钻研哲学逻辑学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后因此个人深度精神创伤而中辍研究。他是莫里斯符号学经典理论的译者，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莫里斯符号学思想的西南联大毕业生，与王浩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哲学系同学】。至于逻辑学界和符号学的关系，不仅国际符号学学会前会长之一为波兰逻辑学家佩尔茨，日本符号学学会前会长之一坂本为逻辑学家，现代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为逻辑学家，德国现象学符号学创始人胡塞尔也首先为逻辑学家。而且今日所谓认知科学符号学首先与逻辑符号学关系密切。黄华新院长本人即领导一认知科学符号学研究所。我本人亦于三年前访问该院时荣幸获聘研究所学术顾问之一。因此关系，我曾经多次与逻辑学界朋友建言，中国逻辑学界在其今后发展规划中必将纳入欧洲大陆逻辑学各派，特别是胡塞尔的“心理逻辑学”学派。经此引申，大家可以了解，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承担此次研讨会，对于扩大、深化中国符号学关注范围来说，意义深远。还不止此。人文学院为浙东地区第一人文学术重镇，因此具有着近几百年来中华文明学术历史上的第一重要的传统学术渊源：浙东学术与浙东思想。该派思想自宋末起直到清初，支配中国学术思想方向几百年，兼及哲学理论和历史思想（本人在南京首届CSF研讨会的国学符号学小组曾经散发一文“阳明心学和宗羲史学”，可以参照），今日正有待于新时期中华学术复兴事业加以大力传承发扬。于此之时，我们的论坛在该地举行，何其幸也！三年前本人访问此浙大人文学院（前身之一为杭州大学）时，曾蒙黄院长安排在“东方论坛”讲演，我即曾在讲演中寄望于今日浙大人文学院学术与浙东思想传承之间的进一步的建设性的联接。无独有偶，附近余姚近年来倡导的阳明学事业也可能与浙江大学和省社科院多年来业已开展的浙东思想研究事业相互展开合作。【杭州和浙东，今日是不是只能以“淘宝网”等商业化活动著称于世界？中华文明的传统人文思想到哪里去了？中华文明现代化是不是只能是指成为地球村上的新商业化大国？这难道不是我们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重责大任吗？这样的重责大任难道不应该成为“自家事”即自己之“当仁不让”吗？】我们的2015年符号学跨学科聚会，或将也有助于将“浙东思想现代化”事业再向前推进一步？一方面，中华传统思想必须加以现代化革新（所以单只承接五四时代学人的学术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在理论思维上他们已经全数落伍），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新知新学也不应该停留在对西方学术亦步亦趋程度上；符号学不应该满足于成为形式化语言游戏（不要相信西方后现代主义瓦解理性的那一套人文理论‘游戏主义’论！）。中国未来的符号学应该是有伦理精神内容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崭然一新的世界新学术思想类型！ 遗憾的是在此须声明一下，原拟邀请逻辑学界著名语言符号学学者陈宗明先生担任CSF顾问之一的建议，因陈先生来信告退休后已不再参加外界活动，我们只好遗憾取消原建议。但陈先生表示将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论坛事业的发展。哲学系徐慈华老师来信将积极协助黄华新院长并联系各系所同好共同办好此会。在未来适当时候，浙大人文学院将另行发布筹办计划。 4. 南师大外院主持的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 南师大外院这次除代表本院（也许还代表外语界符号学学会？）外，还代表CSF论坛主持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此事具有双向的意义。首先，CSF的存在将为国际学会进一步了解，从而可使国际同仁感觉到，中国符号学事业已经不只是几个个别单位的活动，而是预示着一个真正跨学科的、代表着中国人文学界各界的符号学（准）组织（他们将把其理解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前身）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南师大外院，作为CSF第一届会议的主办方，如今再一次加强了与CSF的联系，也就是进一步增加了自身参与CSF运作的程度。我们绝非乐见于南师大外院与外语界符号学学会的”分离”，而是希望外院能够同时承担两件事：参与外语界符号学学会活动和独立承担CSF的组织工作。（我们邀请外语界符号学学会会长胡壮麟先生担任圆桌会议顾问之一就有这个意思：圆桌会议是代表着各个方面的）这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如果企图将目前人数较少而未来人数将多得多的CSF纳入外语界符号学学会，不仅是不可能之事，而且对自身没有任何益处。这是体制内落伍的本位主义思想在作祟，结果反而耽误了自身承担远远大于外语界符号学的全国性学术大任。现在，南师大外院已经更加认同此一CSF独立运作理念，所以不仅承担在国际会议上代表CSF的工作，而且（两天前）张杰院长来信对于第三届论坛会议将在浙江大学举行表示积极支持的态度。作为中国外语界对中国符号学发展事业贡献最大的南师大外院的开明态度，我本人对之极表欣慰。大家都知道，南师大外院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符号学研究》刊物是目前中国符号学界唯一对外的窗口。我们对此应该共同支持。顺便在此提醒，凡有意参加索菲亚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师生们，请联系王永祥老师和季海宏老师。 5. CSF正在摸索中前进。目前论坛已经获得杭州、南京、重庆地区三个重要学术单位的支持，足见大家认同于人文学术跨学科发展理念。鉴于中国人文学术事业长期以来遭受历史性延误，目前论坛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跨学科聚会积极补课，为大家提供相互学习的机会。中国符号学是中国各传统学科专业与各种符号学方法论相互有机会通的产物，所以先熟悉符号学基本概念和先专深于本学科专业，对于发展中国符号学事业来说，具有同等重要性。如果我们仅只是由于外语方便随意组织移植而来的理论话语并仅根据受其学业程度限制的学生们的满意度来衡量符号学水平的高低，那是远远不够的。CSF事业绝对要求学人怀抱认真研究人文学术理论的态度和尊重学界各行各业各自的符号学潜力，共同学习前进。论坛就是要为大家提供相互学习的平台。如果我们只想着参会以将自己的一得之见在某一集体场合获得被“认可”之愉快，而不首先亟思于扩大和提升自身知识基础，岂非不智之甚？何况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有与西方人不同的一种“独善兼济”人生观呢？中国符号学必然应该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共进事业，而非如西方那样仅只是一个相关于个人理智兴趣满足之事。 （李幼蒸，2013,12,4） 中国符号学论坛通告（2013-12-2） 事由：2015年第三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筹备事务调整通告 大家好！ 大家知道，中国人文学界跨学科会议组织活动在联系、落实过程中复杂多变。我们自第二届研讨会以来曾经联系多处单位并曾获得初步认定，特别是苏州科技学院原已承担第三届研讨会的筹办，但因原负责人邵斌老师临时外调他处工作，论坛会议筹办工作尚待重新落实。为了论坛工作的顺利展开，在此情况下，我们遂联系了其他有条件的单位重新筹办第三届会议，现已落实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兹将相关信息发布于此。 1. 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三届研讨会初步定于2015年5月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筹备会负责人为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教授。联系人为哲学所徐慈华副教授。徐老师因此自然成为中国符号学论坛成员和协调小组成员。 2. 在此次研讨会筹办落实工作中，浙江行政学院退休教授、老一辈逻辑符号学家和中国汉语符号学家陈宗明先生发挥了重要的推荐作用。我们欢迎陈老师参加论坛。为了强化论坛的学科多元化组成和互动，兹推举陈老师担任论坛学术顾问之一。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