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学科活动不等于拉帮结派 ——两封公开信-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论跨学科活动不等于拉帮结派 两封公开信 再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跨学科学术活动？ 从西方人文学危机发展谈中国符号学的任务 （ 2013,11,15 ） 李幼蒸 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校园简讯。这是前两天北美中文《世界日报》的消息： 史丹福人文學系招生告急 編譯組／綜 论跨学科活动不等于拉帮结派 ——两封公开信 再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跨学科学术活动？——从西方人文学危机发展谈中国符号学的任务 （2013,11,15） 李幼蒸 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校园简讯。这是前两天北美中文《世界日报》的消息： 史丹福人文學系 招生告急 編譯組／綜合11日電 November 12, 2013 史丹福有11個人文學系，這些系的教師占全校教師的45%，但是他們教的學生卻只占全校學生的15%。像公立大學和其他著名學府一樣，史丹福不能不為缺少人文學科的學生擔憂。史丹福以科技著名，電腦科學是最受歡迎的系，今年最受歡迎的五個學系中，沒有一系屬人文，包括英文系在內。 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社會和學界對大學的功能出現了大變化，越來越把大學教育當作職業訓練，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學科即得不到撥款，學生人數也迅速減少。今年9月，公立的賓州艾丁波洛大學就一口氣關閉該校德文系、哲學系、以及世界語言及文化學系。在私立的著名學府，哈佛十年來的人文學科學生減少了20%；普林斯頓也告急，今年夏天開始辦高中生人文學科先修班，提早發掘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學生。史丹福也於去年夏天開始辦同樣的先修班。在史丹福，科技對人文的威脅最大，該校文學研究室（Stanford Literary Lab）不得不把科技融入人文學科之中，譬如引入科技去分析小說和文本，英文系又有電腦資料庫去研究2000本早期小說。歷史系女學生勞勃斯（Ms. Roberts）說：「參加這個研究室，使文科生得到如釋重負的一刻，因為在這裡，人們不會一見面說問：你主修人文學科如何找工？」史丹福的人文學科老師也投訴，學生的父母往往是人文科系學生最難過的一關，史丹福的例子顯示，學生在選修文科後，不停接到父母電郵說：「趕快離開，這是一個令人終生痛苦的學系。」柏克萊加大校長德克斯（Nicholas Dirks）也承認，不少學生認為，大一和大二規定的人文通識課程是他們想快點畢業的絆腳石。在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成為顯學情況下，無論文科教授如何鼓吹人文學科可讓學生學到「價值」，都成為無關痛癢的話。 上则消息反映情况当然属实，但院校的因应方式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人文学术就这么被市场化、职业化、制度化裹胁下去，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在此所谓人文学（the humanities）的危机是指其市场需求量的逐年急剧下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社会文化只注重科技工商和文娱体育消遣，不重视高级文艺和高端人文学术。然而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更本质性的原因却是：几十年来人文学术，特别是其理论，乏善可陈。对此本人谈过甚多，此处不论。其中一个相当实际的因素是，几十年来各国高校大规模盲目扩招，进入人文科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是职业取向的。进文科是为了毕业后找工作。此一普遍现象充斥全世界。其直接结果是：学生缺乏求学为了人文科学研究本身的动机，而是为了拿人文科学当谋职工具。这样的全球市场化趋向下，还能够有什么学术理论提升的空间吗？正当六、七十年代人文科学突然大有起色时期，紧接着就是在全球商业化大潮席卷下到来的人文学术全面职业化扩展的运动。而与此相配合的是文教学术的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人文学术及其理论也被制度化为各种‘职业培训机’了。这样的制度化全面铺伸的结果，人文学术遂渗透着各种商业化、市场化因素，人文学术的功能渐渐发生了质变。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符号学，到了80年代后期开始日复一日地丧失其积极的创造性发展，而成为一种越来越惹人轻视的‘形式化玩意儿’。在西方，今日谁还敢吹嘘自己是什么符号学家？ 世界历史错综复杂，中国人文学术恰恰于此时介入世界学术界，学界对于国外学理一知半解，但什么都觉得‘新鲜’。于是，凡是来自境外的、与国内几十年来宣传的不同的学术思想话语类型，都没有捡择地加以采纳。此一学术世界的“史地性时差”，遂给了素来就有读书做官论传统的中国学术惯习带来了方便。世界人文学术真相如何，不必过问，只需利用过渡期学术制度不健全的环境进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即可达到控制一方学术方向的目的。此一民族性学术痼疾今又雪上加霜：西方学术理论资源地越来越不景气。由于长期文化学术落后，乃至于早在80年代就有刚毕业的硕士领袖放言：我说谁行谁就行！后文革时期的精英们早就看准了，国内学界处于实质上的混乱状态，没有可靠的人文学术价值判断机制。只要拉起了山头，上下连通足够妥帖，就可称雄一方。其后互联网兴起，自然又是人多势众者展现“实力”的机会。不求真知真学只求本派兴旺的思想到处弥漫。我们的中国符号学论坛就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形成的。我们想做些实事，可以说真是难上加难。 南京大会之后，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人文科学在东方出现了一丝曙光：这是说，我们中国人向正在走进符号学死胡同的西方教授们指出：他们必须从其反跨学科的‘营造国际符号学大家庭’的迷梦中醒悟！符号学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选择了流行中的几套“方法论”加以组编，就成了研究人文科学的最有效的工具了；还以为中国人一旦也掌握了这些“符号学秘方”并将其施用于中国文化材料就可以形成了跨文化的符号学运动的扩展。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这样凑集起来的所谓符号学理论，什么价值也没有（绝对比不上不懂理论却精通传统学术内容者），更不要说还是变相抄袭的了！我们当然接着就要防止国内崇洋媚外者借着多数人不懂、不读、或没有条件读洋书的情况来在文教系统上下“唬老百姓”了。我们召开南京国际大会不是为了给国内专搞崇洋媚外者制造继续借助洋学来唬人之方便的。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和洋人平起平坐地讨论人类人文学术的未来发展以及表达中华学者参与世界人文科学建设的雄心壮志的。因此在筹备南京大会的几年过程中我都是在合作期间反反复复观察中渡过的。诸位！容我借此机会坦告大家：为什么我会和南京师大外院合作成功？就是我看准了他们的第一领导人不是西语系出身的！而且该院恰因为没有被‘西学显学’渗透，所以“民风朴实”，不会发生将大会开成一个在中国土地上“伺候”洋人的大party这样司空见惯的事。【有如2004年在社科院的那次国际会议上我一开始就“不顾礼仪”地制止了德国基金会代表和个别中方工作人员打算在会场上安排（照例）高抬洋人（以便压低国人）的架势。】 南京大会到了最后，洋人终于明白了：他们西方人文学术还有许多东西要重新学起呢！而且我的发言【南师大外院的英文刊物第9期刊出了我的发言稿全文，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在对西方学术理论进行着相当根本性的批评，甚至于‘改造’了符号学的定义。大家知道我和南师大筹备会前后争执不断，但是他们总能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大局意识”，做到公平处理。心理有一个“公”字在。这在今日中国还真不容易看到呢。让我趁此机会向编辑部同仁的公心表示敬意。因为编辑部人士精通英文却并非是有意讨好洋人者】是在指出西方人文学术理论及符号学必须彻底革新才成。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在遵守符号学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跨学科的理论汇通。反之，在职业化的压力下他们幻想着要追求建立‘符号学专业’这样的泡沫科学观。 人文科学理论的危机是自然出现的，其实所谓‘危机’不过是说人文科学于新世纪到了“再出发”之时，这是学术与历史规律之必然。为了促进人文科学的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第一步就是打破学科藩篱（当然也就弱化了学科权威制度），促进学际间的沟通（其学术上的必要性我已谈论甚多，不赘述）。换言之，人文科学领域面临着全面改革的需要。但是也像政经改革一样，障碍在哪里？在各学科的一些‘大腕’们（正如经济改革的障碍在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持有者）以及聚集在大腕周围的利益团体。如果学人目的在借学术争名夺利，当然反对改革，也就是反对跨学科交流，以免消弱自身的独占地位和利益经营地盘。这一情势全世界人文学界皆然，而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好在现在新时期一切在改革计划中。人文科学自然不能例外。而且时代变了。旧时期那种个别学界绝对权威（其中大多数都是人为树立的，不知道此种名实不符政策贻误多少后来人）控制一切以阻止学术发展的时代过去了。今天学界没有谁有这样的力量阻止人文科学的前进，除非我们学者自己在阻碍自己。希望我们不至于就这么甘愿随波逐流下去！ 我们的中国符号学论坛正是在此民族人文学术史再出发的关键时刻应运而起的（别忘了，这个主意最初是由南师大外院提出的）。为什么当什么物质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它还依然在勉强延存着呢？因为有此客观需要。什么需要？全方位跨学科学术沟通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假冒跨学科之名，意在用本单位、本学会、本集团来“统”比自己大几十倍的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界，企图以自身水分极大的舶来理论来忽悠其他几十个学科的师生们，这办得到吗？我们当然期待出现有效地领导各学科进行平等学术学术交流的机构，但因体制所限，难以成功。不过此一情况也反映着今日学界的另一急迫需要：体制内应该出现蔡元培式的大公无私人物。“领导”就是CEO，但不是以权谋私的大亨们。领导就是主持公道，防止侵夺吞并，见贤思齐，求贤若渴，以为大家服务为至乐！所以在最近西北高校提倡恢复西北联大精神时，我们当然应该理解，这主要就是要期待学界出现真心奉公的“领导”。抗战时期各高校于艰难困苦时期不仅出现过那么多在艰苦条件下不忘研学的师生们，也出现过那么多文教界的克己奉公的‘领导’们。而且这些领导们都是自发自愿地表现出大公无私风度者。怎么今天就这么难找学界的真“领导”呢？而今日我们的跨学科事业则要求这些学界领导不仅要大公无私，而且要懂得如何在不同学科间有效促进学术民主精神。其中一项是今日必须要严加警惕的：正如在经济界的改革首先在于防止“大鳄”出现一样，学界也不能形成直接间接的‘学霸’式人物及其集团。中国人文科学的跨学科事业一定要端正‘学术世界观’：最高的信仰是学术理念，而不是任何部分体现此理念的‘权威’。在政治界搞个人崇拜不对，那么在学术界（不管现在还是历史上）也一样不能搞个人崇拜。何况人文学术界搞的个人崇拜大多数都是名实不符、贻误后代的。我们是为了追求学术真理而存在的，不是准备为古今大人物抬轿子而治学的。 现在，可以非常简明地告诉大家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符号学事业。它根本上就是指跨学科活动本身，其具体的意思是要把各个传统学科本身的资源加以重新科学的开发调配，然后和相关他学科的理论资源汇通，再适当辅以语言学、逻辑学、解释学、符号学等现代具体方法论，以进行创造性的综合探索。符号学的本质就是若干符号学的方法和学科专业理论的密切结合。如果没有这样的“传统专业和现代各种理论的结合”，那就是空头符号学！那就是误导青年效法肤浅形式化游戏！那就是一种‘准网路游戏’。不存在所谓独立的“符号学家”！不要跟随国外时髦戴这顶帽子，否则不过是自曝己短而已。因此，符号学只能存在于各个学科之内，而不是存在于其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论坛要吸收各专业人士而不只是聚集‘符号学学者’的缘故。 外语界，中文界，比较文学界，因为专业本身欠缺专深理论性内容，所以可免受传统学科的理论教条主义拘束，这是它们得以较容易接受符号学思路的原因。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你们下一步一定要选择某传统专业加以结合。大家都需要这样。所以跨学科就是学际间的相互学习，没有谁是‘真正的符号学家’，由他告诉大家什么是‘符号学方法’。然后将此方法运用到各专业去。没有这回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符号学论坛”宁肯等待机会来促进任何跨学科交流，而不是将自称是符号学家的群体加以汇聚成军，以作为中国符号学界的代表群体。大家参加符号学论坛，不是为了成为“符号学家”，而是为了强化本身学科的理论化建设。对于后者，你需要与其他学科沟通。所谓“符号学”就是学科结构的分析者和学际间沟通的“组织者”。 当此全世界人文学术不景气之时，当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历史上最好的治学条件之时，让我们大家想出办法来如何促成下一届论坛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吧！ 万一有一天中外符号学界把符号学真地完全搞成‘符号学泡沫’，以至于人人轻视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可以到时换一个名字来推动真正的跨学科学术活动，或者不要特殊名字，就称作是“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沟通论坛”。那时我们还可以因此而进一步摆脱来自西方各派的符号学派系争斗产生的影响，更有效地重新组织我们的中华人文学术现代化革新事业。这个事业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跨学科活动”！ 2013,11,15夜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形成背景的再阐明 （2013,11,23） 我趁此机会对于我们成立跨学科“论坛”的思想背景再予说明如下。 自2012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面临着大发展的机遇。而此机遇的健康展开完全取决于学风的问题。我们永远要区分两事：在个人及本单位的学术事业推动和提升方面，怎么努力都是应当赞扬和鼓励的；但是在涉及学科间的事务上，就需要坚持相互平等对待，尊重对方，不能利用权势或职务之便，企图变相“盘剥”、“役使”、“收编”他人和他单位！谁也不是傻子！今天我们的学术民主相当充分，网路上的相互批评到处可见，过去那种垄断学术的幻想可以休矣。借助相互利害依存关系而结成的变相学术垄断只能实现于个别单位和学科内部，却难以实现于跨学科的民主环境内。1980 年代，由于当时社会整体学术水平不高，学界大众欠缺判断力，趁着当时人文学界全面空白的局势，有几个拉帮结派团体应运而生。我们今日参与中国符号学跨学科事业的同仁要从中吸取教训。虽然那些团体在初步介绍（借助于刚掌握的初步外语知识进行直译）新知新学方面有所贡献，但是其志并不在此，而是借此引介新知新学的机会“趁势而起”，制造虚假學誉和资格，以之经营个人及团体的学术地位。例如，当时所谓的‘新三论，老三论’等名堂就是由一些知识程度很差而热衷于赶时髦的年轻人一哄而起的，他们示人以理论前锋并可最后甚至于得利于香港这样一向不熟悉高端人文理论的学界。他们制造的历史学‘伪理论’也竟然风靡一时，后来虽然归于泡沫但已误导了多少史学界青年？ 当时另一个庞大硕士生集团，在特定背景支持下（资金，出版机构，重点刊物），通过编辑出版工作，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相对封闭的环境内，“脱颖而出”。【经典和一般的两套大型丛书出版，刊物文章出版。该集团的一位较年长负责人当时就对我私下说，集团的某些人从此‘事业’中获得了多方面好处。 试想：经济上的好处不谈（我自己的海外版权就被他们私自卖到台湾后让我追回的）；让初等外语程度的人，从来没有翻译、写作经验的人，又做翻译又做责编；而且所有译稿都通通集拢于此书负责人手中供其“一睹为快”，之后他们借此中文译稿获得的有限知识加以编排使用并在刊物头版发布分析文章，成功地冒充了新一代青年“理论家”，并在国外宣传中国的现代西方思想都是他们这个集团加以引介才得以传播的。这样的恶劣作风却被世人视作时代思想理论的“前锋”！这是多么可怕的知识分子精英们？至于其思想方向渗透着机会主义、投机主义，日后不久就一一显出原形，人们终于知道他们是一群什么人？文革害人灵魂竟可达到这个地步！其要害的要害，还不是从中获得的不当名利方面，而是带领青年学子走向投机取巧、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风气的方面。这是什么现象？“文革后遗症”是也！】一方面作为虽然质量不高但到底可使不会外语的人“开卷有益”的新知新学出版者，在初步传播知识方面是有贡献的。但那是他们在‘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而不是他们“在学术水平上”的表现。而他们最后追求的效果却主要是后者：用此 “以甲代乙”的法家伎俩混取知名度；用容易操作的出版工作（这取决于关系学的经营效果）冒名顶替于“学术成果丰硕”。后一效果在大多数学人不熟悉国外资讯的情况下，果然极易制造，只要一种被容易接受的‘理论话语’可以有办法让“业界群众认可”，并可趁此机会结势（对青年啖以些许名利受益使其甘心因小失大）以取得扩大帮派势力的效果。而这个团体群众可能并无足够知识判断力，其虚荣心却可被煽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高级理论知识！另外，操作术还包括更易安排的烂译理论书籍。主编自己可能根本不会理论翻译【因为本身欠缺独立学术理论训练；到头来却可凭借自己的资格假装地在理论上替学生把关。如我在哲学所1979年应自然辩证法室刊物约稿译出长篇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导论交稿后主编在上面随意改动字面，我正打算给他这个面子，接受这个字面改动。一位作风正派的老哲学所人主动告诫我：不需改动的就不需要接受，否则就算是他“校对”的了。我于是又“学会”了辨识一招：知识分子好无孔不入地占小便宜。这位根本自己没有读解翻译原文能力的有权势者，却成为其后‘理论解放’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不知是追求理论解放还是追求投机？因为时代变了，方向变了。知识分子就跟着利用另一套“假仁假义”来获取新的利益。】却安排初会外语而对专业一知半解或根本无知的学生作为“功课”加以直译出版。（今日有钱就可以出版。因此今日有了钱就可以任意炒作！我们的人文学界已经被商业化渗透到何等地步了！）九十年代大陆哲学界就发生了大量这类理论书烂译情况，特别是法国时髦理论方面。讽刺的是，大批使用译本的非外语界学者哪里管它是否准确，只管摘录使用即可，倒也形成了“运作流通可行性”：瞎子对瘸子的效果。谁抄袭的快谁就越“时髦”！其动机一如名包追求者。但是法国时髦理论倒还有可抄袭处。而今日国外符号学方面的“烂著”也比比皆是。国内假内行根据知名度选译，从而在内容引介上都可能比当初烂译法国理论书者造成的效果更糟糕。 今天，上述趋向并没有消失，反而因炒作者的外语提高而更容易提高炒作的水平，从而制造更深广的虚假人文理论在扩展中的印象（各级领导未必真不知虚实，而是泡沫理论建树也足以被大家利用来炫耀各自共需的“政绩”，所以硬是‘指鹿为马’。最后得以上下皆大欢喜！）。特别是，在今日商业化较二十年前膨胀数倍的情势下，任何一时造成的学界流行很快就可通过所谓的“传媒革命”而迅速成为学术市场的“有效品牌”。效果制造就和品牌效应直接挂钩了。诸位，试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势？人们可以不是关心学术知识和真理本身，而是关心于本团体及个人的“学术媒体市场”占有率：于是，学术活动迅即转化为商业化经营活动（=传销活动）。我们的符号学事业，如果不关注于学风的根本，一味热心于个人及团体学术商业化势力的营建，符号学将变成比当初‘三论热’更严重的文化灾害！符号学就不再是文化符号学，而是制造烂理论文化的技术性工具！对此目标，今日‘媒体革命’或将为其提供更有效的运作工具。 犹有甚者，此一符号学会堕落为文化商业化炒作的当前局势，并非中国学界所特有，而是全世界符号学界几年来出现的通病。如果国内负面发展的符号学势力经营和国际符号学炒家“挂钩”，那会是什么局面？（最近我收到国际符号学学会同仁来信抱怨国际上符号学界存在的“学术mafia”现象。这一沉痛表达意味着什么？人文学术已堕落为“黑帮式”运作的工具了！）我们那些欠缺学术经验和知识的青年们就会像当初“三论青年”一样白白虚耗他们的生命于各种实为肤浅的时髦舶来品内。这就是我在最初企图通过南京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筹划建立中国的独立自主、严肃认真、防止学霸侵入的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动机所在。可惜学术局面的发展没有希望的快，我们还没有达到组织有效跨学科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论坛之所以希望有不同学科的参与，是为了丰富未来中国学会成立前的跨学科学术实践经验：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回归仁学精神传统，唾弃利用知识霸权欺诈役使其他知识分子的恶习！所以在最初阶段，我强调：比西方符号学任务复杂一倍、甚至于重要性加倍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必须一开始就注意方向和作风问题。如果一开始走歪，那么广大跟随者就会容易被上述那类符号学炒家“裹胁”而跟着一同“起洋哄”。所以要认识到我们都是在起步线上。在此基点上，符号学理论的知识和各科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样重要，二者必须细致结合，才能成为日后健康发展的基础。绝对不能被“空头符号学理论”或“符号学万金油”这样的商业化伎俩所惑。可以再一次强调，今日中国学界的“第一腐败”，根本不是多吃多占这类个人行为操守问题，而是炒作肤浅理论于文教界而导致贻误青年一代的问题。这样的‘形式化游戏’ 无助于提高人文学术的理论水平。【插入点什么能指，所指，组合段，聚合段，符号，指号，方阵等等技术性名词，就以为自己的理论水平提升了。这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国外一些符号学正是由于长期只搞这种术语游戏而遭人诟病。当学生经过几年专门训练而习惯于一套“形式术语组织方式”后，就开始机械地模仿，即在学术论述中插入一大套术语装饰品忽悠考试审查者谁也问不倒的‘理论话语’（无标准是也！），并按此通过论文答辩（规定方式者正是审查资格者，学生未来的命运掌握在彼辈手中，自然一一‘俯首称臣’）。这些工作可能都是“名实不符”的、哄高中毕业不久青年的“形式游戏”而已，实非扎实的学术训练。但学生可据此获得证书和好处。我们的“符号学”一旦成为这样的无聊游戏和低级职业工具，并据以形成学界的“人海战术”，制造学术理论势力集团，那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学术景象吗？今日国外符号学著作中充斥着这类肤浅‘理论成果’，而引介人如没有能力判断虚实，只为了拉洋关系及用洋人唬国内青年，那会是什么样的国际交流？】理论必须结合学科实际，而此理论和学科都须在打破学科间界限后加以认真推进才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的论坛研讨会上各学科参加者的“地位”和“资格”是平等的。不存在某些“符号学大腕”向大家单向传授‘符号学理论’这种必要。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符号学系”这样的空头理论专业。海外这类专业的设置只不过反应一些新兴国家开放不久不能深入全面掌握人文学术理论所以简单化地企图依赖于符号学作为人文学术理论之主体。而一些西方过气符号学学者则乐于到此类地区进行学术理论投机。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上述在学术实践领域内的负面作风，那么“中国符号学”这个跨学科综合理论运作系统，才有望成为中国未来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的火车头。我们的中国符号学论坛，就是为了参与推进未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健康发展而在如此艰难条件下持存着的。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发言名单及本人按语-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讲演系列名单 【李幼蒸按语：为什么推荐此消息？ 2014-7-17 】 中国符号学界朋友：大家好！今收到索菲亚大会主席班考夫来函通知我本人已被推举参加大会讲演系列。这是我前后第三次（前两次： 2007 赫尔辛基大学， 2012 南京师大）参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讲演系列”名单 【李幼蒸按语：为什么推荐此消息？2014-7-17】 中国符号学界朋友：大家好！今收到索菲亚大会主席班考夫来函通知我本人已被推举参加大会讲演系列。这是我前后第三次（前两次：2007赫尔辛基大学，2012南京师大）参加大会发言。每次发言时，我作为国际独立学者，都抓住机会对于今日西方符号学主流理论的偏颇和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言，并拟从人类人文科学全体立场出发，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前沿人文理论知识现状，以及参照（西方主流及偏流学界难以深入理解的）非西方文明传统中丰富的人文思想遗产的事实，对于地球村时代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发展大方向问题，提出建设性构想，以期履践言所当言、行所当行的中华传统仁学之精神。此种学术实践义务观，无关于个人之处境与客观之条件，而是发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主义主体之志向。本人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前后已达32年，一向未将介入以西方主流学界主导的活动视为某种“荣誉”，而率能视之为履行一己学术责任之机会。尽管多年来个人国内外经历中屡遇顿挫及阻击，均因认识到人类精神事业的无比重要性而卒能奋力至今，差可勉为其难。时光荏苒！诸君可从名单中看到，在学界不断汰旧换新趋势中，本人已属国际同仁中（早应退出活动的）第一高龄者。多年来所崇敬的国际符号学前辈学人，多已谢世。自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已象征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此一历史性象征，并非表明中国学人已获得在国际学术理论主流界“扬眉吐气”的资格（切望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至于如此自我降低治学之风格，如世人将中国学人仅视为名利之徒，可乎？），而是表明中国学人承担了为推进人类人文科学进步而奋力治学的责任。本人将此消息发布网上，意在显示中国符号学的任务中的确存在着国际互动的方面。从更深层次看，时至今日，中华仁学必将积极参与人类精神文明共同急需的人文学术进步事业。本人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中华仁学学术事业，今已开始介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舞台，所应关注者，已非限于古代之黄河长江区域，而必将本孔子天下为公之教，勇于将其精神视域扩及五洲七海。新仁学也就不再限于四书五经之旧学，而必亦包容现代世界之“文史哲宗艺”主流。本人常言，古人之“天下”即今人之“世界”也。不此之图，而一味抱残守缺者，岂非有违孔子之大道？切望学者尊奉孔子“学为己”之教，知学术乃仁者个人切身之务，而非如儒教两千年来所宣扬及鼓励的光宗耀祖、争比名利之具。中国符号学新论坛今后的学术规划，朝向于符号学与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之互动。也许在前东欧地区索菲亚召开的此次国际符号学大会可成为中国符号学在严肃的学术实践层次上再出发的另一新契机。 （附言：本人两年前遭比利时某大学新刊约稿后拒刊的文章，近被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编辑部告知，即将刊出于该刊。由此可见，尽管今日国际人文学界派系复杂，率多“党同伐异”，而批评国际主流理论的意见，亦并非绝对没有发表机会。毕竟存在有学术体制外良知尚存的国际学者，肯于发表学术异见。此文为本人二十年来在国际会议场合不断批评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的努力之一。因识者知本人独立学术表达，乃出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故给予公平处理。本人上月在大陆诸会间亦秉同一学术立场参会，并叠获同仁见谅，甚感宽慰。此亦良知萌动之一端乎？是为记。） 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 （2014,9,15-20） 大会主题：新符号学：在传统与更新之间 议程项目：“符号学及其杰出学者讲演系列”， 地点：新索菲亚大学大礼堂 以下讲演者名单按姓氏拼写顺序排列（按2014-7-17大会公报材料） （中国符号学新论坛网站注：其中中国讲演者李幼蒸的题目是：“论‘一般符号学’转变理论方向的必要性”） New Semiotics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Semiotics and Its Masters series of lectures inShare The Semiotics and Its Masters speakers are listed below by alphabetical order. The list is still incomplete […]
网站开通试行通函-2013-10-13-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大家好：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现已完成，正在试行中，图案格式等正在调试中，版面留有试行中暂用的无关资料，等到试行期完成后无关资料会全部删除。但是，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考虑利用网站来表达意见、建言、倡议和批评，可直接发往网站邮箱即可。以下为网站 大家好：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现已完成，正在试行中，图案格式等正在调试中，版面留有试行中暂用的无关资料，等到试行期完成后无关资料会全部删除。但是，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考虑利用网站来表达意见、建言、倡议和批评，可直接发往网站邮箱即可。以下为网站开通通函，对网站设置的作用进一步加以说明。 网站开通通函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大家好！ 期待已久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现已正式开通。站名为：chinasemioforum.com 。这个网站是论坛进行符号学学术意见交流的网上平台，欢迎大家积极上网表达学术性意见和建言，也可以论文等较系统的方式表达个人有关符号学学术的观点。网站的电子邮箱为：chinasemioforum@gmail.com 。请将意见、评论和文章发至该邮箱，我们的网站版主虎虎，即会将其按类上贴到相应栏目中去。我们特别希望青年学者学生积极在本网上发表意见，以促进论坛工作的展开。 在此请允许我再次澄清一下论坛的性质和功能。论坛不是正式学术组织，只是学术同好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临时性“平台”。这是在未来可能的中国符号学学会建立前，为适应学术发展需要大家主动建议形成的一种探索性的松散学人间对话机制。论坛内部的功能性架构，并不具有任何正式学术团体内的等阶关系。现再将诸功能性职称的性质阐释如下： 1. 协调小组成员： 论坛最初几年的“执行班子”均以下届论坛会议主办方负责人为主形成。贵阳第二届会议结束时仍然以此方式形成过以计划中的苏州科技学院老师为主的执行班子。但是不久就出现了其实一直潜存在论坛“形成机制”内部的不确定因素：将自身较比稳定的论坛的架构系于自身较不稳定的论坛会议组织者之上。在此情况下，同时在对今日网络文化增加了进一步理解后，我们决定将二者（论坛存在和会议组织）分离，将论坛的“存在”置于互联网上，以强化论坛本身存在的稳固性。这样，原先以会议承办方少数人为主的执行班子，就自然扩大为其后采行的“协调小组”了。协调小组遂成为对论坛一切事务，包括会议组织，进行集体性关注和商议的、论坛内的会务执行部门。小组成员推选主要采取个人积极性和地域与行业代表性原则，而且主要以活动精力较强的青年人为主。小组负责人暂定为具有符号学会议及编务组织经验的王永祥老师和计划承办下届论坛会议的邵斌老师。希望协调小组尽早形成内部交换意见的风气，更希望小组成员能够积极在网上代表各地区、行业的青年学子表达学术意见和提出建言。 2. 国外顾问小组： 作为学术实践尝试性团体，如何促进和协调国内国外学术交流，自然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性质，作为国际符号学界的后来者，我们并无现成模式组织和推进论坛的国际交流工作。于网上论坛形成之初，我们暂时决定建立一个临时性国际学者顾问班子，以为论坛的未来国际交流活动初步奠定人事基础。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的最主要课题是确立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大方向，为此我们首应不拘于过去几十年在仓促引进国外学说时临时形成的、颇乏坚实理论基础的符号学界之所谓“共识”。无论对于国际符号学还是对于中国符号学，符号学理论课题首先都是一个符号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为此，国外顾问小组中特别邀请了若干熟悉符号学学术的国际知名哲学家参加。至于国际合作的方式和任务，还有待于我们在论坛工作发展中予以逐步充实。另外，作为中国符号学事业，它与国际汉学的关系应该十分密切。但是由于共知的原因，国际汉学对于符号学学术至今十分隔膜。我们欢迎具有符号学教育背景的华裔法国汉学家王论跃教授参加顾问团工作，以作为未来开启中国符号学与国际汉学对话的一个机缘。我本人身居国际交流性较强的、华人甚多的旧金山地区。自然可以继续关注论坛的国际交流事宜。 3. 国内顾问小组： 顾问小组的成立是希望在人文学术或符号学学术方面具有较长久经验的老师们，从各自不同学术经验和工作环境出发，对于论坛工作及论坛学术方向方式给予关注和提出建言。国内顾问小组成员首先都是本论坛成员，对于论坛自然具有关切性。由于本论坛内具有类似条件的资深老师众多，我们最初主要推选对于符号学事业介入较多者参加，这样，参加者主要来自外语界、中文界、比较文学界等领域。考虑到中国符号学论坛未来全方位的发展，我们自然应该扩大眼界和交流范围，首先是“提前”扩大与素来对符号学“敬而言之”的哲学界人士的交流。大家知道，中国符号学的活动，三十年来主要由外语界和逻辑学界人士为主。然而十分遗憾，近年来逻辑学界人士逐一退出活动，几乎失去了与符号学界的联系。这一倾向自然有其内在原因：中国逻辑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方向中对于逻辑语义学，特别是欧陆系统的逻辑语义学，较为隔膜，因此使得逻辑学与人文科学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与文化学科，距离甚远。不要忘记，无论是分析派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还是现象学派的胡塞尔本人首先都是逻辑学家，特别是逻辑语义学家。有鉴于中国逻辑学的未来发展势将超越一个世纪来的中国逻辑学原有的传统路径，中国逻辑学和中国符号学的关系必将重新紧密起来。为此我们非常欢迎邹崇理先生同意担任论坛顾问（邹先生所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实际上是中国符号学的发起地之一，我和已故周礼全先生都是最早的符号学推动者。不意今日哲学所与符号学学术断绝了联系，令人遗憾！）。为了强化论坛与中国哲学学术的联系，我们继续在论坛同仁内延请了两位哲学界老师参加顾问小组。李朝东老师为甘肃哲学界资深学者，其所专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我们记得瓦登菲尔斯和布洛克曼于90年代所编的著名论文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吧？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学界还较比隔膜），以及其位于西北地区新兴学术中心兰州的地缘性特点，均有助于增加论坛的哲学性和西北学术地域性之间的关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汪家堂老师，专长欧陆哲学，对于符号学与哲学的关联一向比哲学界其他学者更为关注。复旦大学又是如此重要的上海人文学府。希望汪老师的加入，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符号学与欧陆哲学的互动，另一方面希望有助于（作为中国信息最流通的）上海学界重新认识符号学的学术价值之契机。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属于我们每一位参加者的，其存在和发展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主动投入，特别是青年人的投入。论坛的“未来”是你们青年人的切身事务，希望我们最初奠定的此一论坛雏形，能够由新一代学人积极继承和发展下去。 预祝中国符号学论坛顺利发展！ 李幼蒸于地中海游归来之后，2013,10,12
当前对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对当代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召开在即。这是今日（2014-9-2）收到的索菲亚符号学大会组委会发来的问卷调查，以作为大会总结发言中的参考资料。我在收到后立即答复如下： 李幼蒸回答 ： 1. 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学术制度将成功而不是真理 “对当代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召开在即。这是今日（2014-9-2）收到的索菲亚符号学大会组委会发来的问卷调查，以作为大会总结发言中的参考资料。我在收到后立即答复如下： 李幼蒸回答： 1. 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学术制度将“成功”而不是“真理”变成了学者实践的真实最终目的 2. 虚无主义本体论修辞学被运用来弱化符号学的跨学科人文学的科学倾向 3. 在全球语境内，西方学术远非熟悉非西方传统思想，而当代非西方学术也远不熟悉当代西方理论 4. 商业化的文化学术环境导致符号学的内容、方向和实践风格趋于庸俗化，结果“符号学”名称可能经常被误用作一种“通俗文化商标”，以期通过操弄文教市场内的互联网媒介来追求任何一种宣传、推销和派系影响力之增长。 以下为问题答复英文稿及组委会问询来件 The question asked by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Sofia 12th IASS Congress: What is the main challenge for the contemporary semiotics? Answers by Youzheng Li, 2014-9-2 1. Commercialized utilitarian academic systems turn “success” rather than “truth” to […]
＂一般符号学＂概念的新思考：索菲亚大会动身前-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新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般符号学？ 李幼蒸 【前言】为了准备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大会发言稿，我曾于今年7月份返美后开始陆续拟就了若干相关感言，以作为发言稿定稿的热身准备，无非是将若干可能的相关思考陆续落笔，以预先记录下围绕此 新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般符号学”？ 李幼蒸 【前言】为了准备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大会发言稿，我曾于今年7月份返美后开始陆续拟就了若干相关“感言”，以作为发言稿定稿的“热身”准备，无非是将若干可能的相关思考陆续落笔，以预先记录下围绕此一总主题进行的各分题阶段性思考之内容。这些感言中具有可独立成篇者，亦可先于国内发表，以求证于学界。文后附作者对索菲亚大会“会前设问”（“今日符号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何？”）的答复 （本短论拟稿于7月中旬，发稿于9月中旬动身赴欧前夕） 从莫里斯开始我们就错误地以为二十世纪被一般称作“符号学”学术者，需要并可能具有一种对现代符号学实践进行统一的、基本的总结和引导的一般性理论体系，用以更为有效地“指导”内容繁杂的世界符号学活动的理论原则。在此错误观念下，几十年来出现过众多这类“原理”，“基础”和“导论”，彼此莫衷一是却可各行不悖。这类“一般符号学”理论构想虽然大多无助于甚至无关于各种越来越丰富的具体符号学实践，特别是应用符号学实践，却也可成为符号学教学系统内的适用教材。即为广大不熟悉符号学的学生们提供一种有关符号学学术常识的“简介”。后者的功用当然类似于各行各业的“科普读物”或“入门书”之类，却根本不能称之为“基础”或“原理”，后者暗示着符号学是一种具有系统的、逻辑的建构的统一性知识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误解（把概要式的学术介绍和原理式的理论性导论混为一谈）自然也是部分地缘于现代符号学实践内部的构成复杂性，即其中的确存在着传统哲学性的符号学学术，而哲学当然被视作可以并应该具有逻辑统一性的。一般所说的现代符号学由两大部分组成——哲学背景的和语言学背景的，应该说来，这两大部分应该是：哲学-逻辑-准自然科学式的与语言学-社会人类学-文学式的。后者正是今日作为符号学运动主流的“应用符号学”领域，前者不仅影响力甚小而且徒因其依赖传统观念——学术理论应该具有逻辑系统的外貌——和教学的方便（易于提供系统性概观）。而且实际情况是，正如当代符号学运动总是由这两支不同的潮流混杂存在一样（为了在职业竞争中结合为同盟），教学中也往往可由哲学性的伪理论体系和应用性的符号学实践合成。这就是我们今日符号学世界的生态。 我们没有认识到符号学现象根本上就是跨学科理论展开的现象，也就是摆脱传统的文科内哲学中心论的方向。在此情况下，如果人们误以为今日符号学理论的发展迟滞（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乃因欠缺有效而统一的某种符号学哲学体系，就根本上误解了符号学的本质。我们不仅不需要这样的哲学化了的伪“一般符号学”体系，而且这样做时恰因为我们在克服、抗拒符号学哲学回归趋向时软弱无力。表面上这是因为上述教学实用主义的关系：教师们打算一方面传授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应用符号学实践成果，而另一方面仍然打算为“符号学课程”提供一个“哲学性的门面”或统一理论性装饰。本质上，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家们普遍地脱离了对人文科学整体处境的思考，特别是忽略了人文科学和现实的对应关系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因各自具有明确、坚实、对应的“现实性对象”（包括逻辑性现实）而称其为“科学”，人文科学却打算排除科学的第一本质——现实对应性——来凭空制造其学术实践生存方式。如果学者能够始终持守第一科学性本分，即探索、分析和对准自己的适当对象，就会像六七十年代的符号学家们那样积极地、创造性地首先关注于探测和勾勒新时代的人文科学诸对象域，为此就会在前人类似成就和方向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是，80年代以后，符号学运动的理论性和应用性成就都逐渐衰弱，原因有二。首先，当然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形成了客观的研究阻力；但是更根本的外在性原因为：全球化世界呈现为科技工商主导的对于文化、学术的绝对性支配力势。后者主要体现在文教、文化、科研的全面严格制度化发展方面，此一制度性力势场的强化和扩大化进而导致学者人生观迅速朝向个人物质性实惠关切方面转化，结果在学者动机层面上，追求职业制度内、竞争游戏规则规定明确的各领域内的“成功”，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行之有效的学术动机和奋斗目标。此一商业化时代被彻底宰执的学者人生观模式，有力地“从内部”颠覆了人文学者传统上“求真至上”的冲动。求真，就是求得各类现实界域的真相；放弃求真，就是将学者的关注点从探索外界现实真相转为追随职场内游戏规则的运作技巧。只有合乎外在游戏规则的技巧层次的成功，才能导致职业性的成就。后者于是成为全球化时代人文学者的最高人生境界！ 全球商业化时代，物欲追求成为普世价值，因为商业化人生观的实现有效地触及心灵内与精神追求对峙的另一极：名利权欲求。求真这样的传统欲念遂与求名利权的欲念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立关系。其结果就是从进行人文学术实践的学者“内部”（心灵构造）消弱或去除了其“求真至上”的意识和追求意志。学术实践的准商业化成功，不仅从精神内部瓦解了学者的向真心态，而且以学术职场普适的游戏规则（“国际标准”）的“运作普适性”有力地瓦解了学者的独立意志。在此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发展的总趋势下，本来关注于人文科学的科学化朝向（准实证化、现实化朝向）的当代符号学运动自然首先遭受到时代风潮的有利打击，而纷纷开始偏离人文符号学理论探索的科学化、实证化、现实化目标，而改为采取顺从时代潮流的“游戏规则”方向。后者可直接联系到职场内的竞争生存中的“成败”问题。学者的“真理意识”于是从根本上被“成败意识”所替换，后者的蔓延表明了“主体”彻底向“客体”的屈服，即其学术生命中的主体选择性，遂从基本性层级（真伪选择）上降落到技术性层级（成败选择）上。 六十年代符号学运动的成就，代表着时代人文学者面对真实精神与文化世界时产生和推行的一种价值观独立的、认识论上批评性的学术实践观。学者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顺应后者的客观规则，而是反思和批评这些与精神需求不一致的（如在求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世界的真相方面）客观力势。然而仅只昙花一现，此一精神冲动即首先从学界内部被冒起的相反思想潮流所压制。所谓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以及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等，貌似为独立的新思想运动，而其实质却正是与商业化时代物欲追求第一的大方向一致的：二者均公然反对精神世界、伦理世界、文化世界的“科学观”或“真理观”。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反客观真理的态度正是要为“共识观”及“游戏观”这样的实用主义价值观鸣锣开道。其本质正是在全球化商业化时代积极参与“游戏规则正当论”。所谓“游戏规则”观念的出现正是企图为社会现行有效的任何实用主义的生存规则和学术规则张本，其必要前提即排除“客观真理”这样的科学性概念，而后者岂非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必需尊奉者？这就等于说：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当遵循科学观、真理观、理性观，而人文科学则否。而另一方面，能够对价值、信仰、理性、历史、社会、文化、认识论、实践论、人生观提出反思和批评者，又端赖人文科学的理性化能力之存在。当人文科学失去了这类理性的、科学的反思能力后，人类也就失去了对于物欲至上的新世纪人类文明方式的检讨可能性。这人们不妨视之为一种朝向于遏制、瓦解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的时代“精神暴力”，而默默参与此暴力者的恰恰是高唱人文学术反理性化有理的各式虚无主义哲学。它们均一致地也朝向于反对或瓦解当代符号学运动的科学化、理性化朝向的态度，这其中难道没有其深层次的因素吗？这类人文虚无主义哲学岂非正是科技工商时代主导的“唯物质主义”时代之典型哲学？我在2012年南京符号学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此一论点，如今，将在此一西方文明原始地地中海滨举行的符号学大会上，再次提出此一观点。其结论就是：我们的符号学实践的理性化、科学化发展并不需要什么准哲学性理论化努力，而是需要学者勇于朝向人文科学各域的真正理论现实。为此，学者就必须虽不得不生存于职场体制内，却必须勇敢地将思考方向朝向由游戏规则控导的人为学术制度之外的学术真理问题。但是，人们如果否定着、消弱着主体伦理性独立意志力的存在，学者也就没有所必需具备的此一主观能力来首先摆脱职场客观游戏规则加于你的思想方向之禁锢力了。 于是，“去科学化”首先就是指“去现实朝向性”，其目的在于使人文思想及其理论话语摆脱任何主客观、内外在的现实相关性和关切性，结果，人文理论话语成为一种新写作形态，即使之达到排除“指涉性”后的“纯粹文本自足性”。此一现实性或科学性的排斥当然同时也就排斥了话语的推理之科学逻辑性，甚至于可以排除正常的语法性，以获得理论话语的彻底“解放”。排除逻各斯主义就是排除任何逻辑实在论或推理科学性。这类后现代主义理论观也就把“理论化”与指涉性和逻辑性分离，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修辞学或“艺术化的抽象话语”。理论话语中的“抽象”不再起源于或相关于逻辑性表达的需要，而是朝向了某种“语言式抽象观念艺术”。 而人文科学的“去科学化”还具有另一种表面上难以看出的形式，即以简单化或教条化的科学性话语来取代人文思想所对应的和要求的远比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复杂的理性化形态或科学化形态。理性化和科学化并非只有一种唯一的自然科学式形态，而是应该有多元化的理性形态。因此，简单化的及教条主义的科学化人文话语理论形态，因其在处理人文理论话语方面的同样非恰当性及非现实准确指涉性，同样不能完成人文科学理论的建构。因为，现实性，逻辑性，指涉性，都需要根据对象本身的构成差异而加以对应的调准和变异。 以上两种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构建中的偏差或误导，却仍然均可在学术文教的职业化制度内行之有效，而且也不至于暴露其非科学性的本质。因为职场内的功利主义制度化程式非相关于人文话语的科学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关于人为操纵的游戏规则的可运作性问题，以及此类操作方式的最终效果对哪些支配性社会集团有利的问题。 科学话语的标准就是实证性和逻辑性的标准，后现代主义理论排出了此二科学性标准，却并非代之以另外某种可操作的“主观的标准”，而是使之成为根本不再需要有标准，即不再有衡量话语“正误真伪”的客观性标准。人文理论话语从“衡量标准”中解放出来，其性质与功能自然就发生了基本的改变，即其学术目的变成了通过语言艺术性技巧的“吸引”以获得被受众接受的“成功”可能性。原先的“真伪”标准变成了现在的“得失”标准，而后者取决于市场性价值的占有程度。此一占有的条件，既相关于理论话语推销的修辞学技巧（艺术学），也取决于话语在市场化机制内的操作方式（广告学），如同时装美学一样，其成败衡量的标准成为完全非理性的或非科学性的，其目的和功用不是为了认知现实的真伪而是为了取得市场化价值。简言之，人文理论话语成为了准商品，或者成为了文化市场化机制内的产物或某种文化消费品，一如其他消费品一样。所不同者在于，其他文化消费品仅只是消费者趣味的自然变迁，而人文学术类文化消费品则直接造成了人类的社会认知能力的瓦解和精神独立意志力的衰退。其最终结果是：有助于消费者成为顺从学术市场化机制支配力的被动性受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导致此种受众理性能力和选择意志力的全面弱化。人文理论话语遂具有了蜕化为艺术类修辞学的一种“理性麻醉剂”。 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商业化时代产生的学术游戏规则格局来组织一种更可发挥认识论、实践论科学革新作用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此种在体制内之外的界域中构想的理论应该是具有强大学术批判力的理论。正如现代各种文化品、文艺品一样，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理论话语本身也可以成为学术外、文化、文教世界外各种支配性力量加以“歪曲性”操作的对象。后者并不会因为人文理论话语含有思想性而不至于被学术外力量所操控。固然人文话语由思想内容组成，但在特定控制力格局内这些思想内容不会再按照其直意发挥作用，而是在被进行特殊商业化操弄的“媒介”机制加以“利用”后而被歪曲，正如任何文艺品都可在某种社会与意识形态控导场内被加以定向操弄一样。换言之，正如人文话语的“直接意指”和“涵蓄意指”之间的“差距”可被商业化意识形态力场加以随意操弄一样。此一意识形态操弄机制很难依靠人文理论话语内容加以辨析和摆脱，却可以被有效重组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或批判性符号学理论）加以解剖和分析，以显示出在现行人文理论话语的表面的、直接的内容和其在意识形态场内实际发挥的内容之间存在的区别。此一批评性的分析策略可施用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从而有助于澄清诸人文理论话语的现实功能和科学功能，并进而将后者扩展和强化，以促进人文科学话语成为名符其实的科学性体系。 【附录】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符号学大会“大会杰出学者讲演系列”问答录： “对当代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李幼蒸回答： 1. 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学术制度将“成功”而不是“真理”转变成了学者学术实践的真实最终目的 2. 虚无主义本体论修辞学被运用来弱化符号学的跨学科人文学的科学化倾向 3. 在全球语境内，西方学术远非熟悉非西方传统思想，而当代非西方学者研究自身传统的学术也远不熟悉当代西方理论 4. 商业化的文化学术环境导致符号学的内容、方向和实践风格趋于庸俗化，结果“符号学”名称可能经常被误用作一种“通俗文化商标”，以期通过操弄文教市场内的互联网媒介来追求任何一种宣传、推销和派系影响力之增长。 (李幼蒸回答，2014-9-2) What is the main challenge for the contemporary semiotics? Answers by Youzheng Li, 2014-9-2 1. Commercialized utilitarian academic systems turn “success” rather than “truth” to be the genuine final aim of […]
论坛网站开通及国际圆桌会议说明-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有关符号学论坛网站开通和国际大会圆桌会议问题的说明 大家好！ 论坛网站即将开通运作，网站的域名是 www.chinasemioforum.com 。现在将有关事项仍然由我本人先报告如下。希望随着大家（特别是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成员）逐渐熟悉网站并通过网站交流增加了集体 有关符号学论坛网站开通和国际大会圆桌会议问题的说明 大家好！ 论坛网站即将开通运作，网站的域名是www.chinasemioforum.com。现在将有关事项仍然由我本人先报告如下。希望随着大家（特别是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成员）逐渐熟悉网站并通过网站交流增加了集体意识后，论坛能够渐渐“激活”其功能，然后形成一个较有效的、较‘正规的’进行组织、联系、公布讯息的有效方式。 1. 新成员及新工作小组成员 新参加的成员有： 陈声柏 哲学和宗教学 兰州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基督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韩思艺 哲学和宗教学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默瀚，戏剧理论，影视批评，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因对原荐举信答复较晚而后来才表示接受的顾问小组成员有： （法）王伦跃（Wang Lunyue，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汉学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Chinoises, INALCO, Paris)主任，教授） 谢扬举（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环境哲学和比较哲学中心主任，陕西省老子思想研究会会长） 自从将召集人小组改为协调小组后，增加成员较多，前已告，稍候请再见网站。推举顾问的标准是成员间专业平衡，业界代表性以及其本人的论坛积极性。有些主要专业和单位没有协调小组成员或顾问代表，或许主要因为被荐举人没有意愿担任或拒绝答复之故。 非常遗憾的是，本论坛原先来自贵州师大文学院的4位成员以及此次参加贵阳会议的4位贵大文学院的年轻老师都不再参加本论坛了。我们仍然在此再次感谢他们为第二届论坛会议所提供的方便和友好的招待。我们欢迎他们中间对于国学符号学和中国文学符号学有兴趣者，将来重新参加论坛。 按照贵阳会议上的意见，一般参加会议者，除另作声明不参加者外，均认为是同意参加论坛。原在贵阳会议议程表上的计划参加者而未到会者，就不将其自动纳入论坛成员名单了。 2. 论坛网站功能 我们用网站作为一种“虚体中心”或虚体学术组织者的想法，纯粹属于实验阶段，其未来功效首先取决于论坛成员积极参与论坛事务的意愿。在贵阳会议上很多与会者表达了这样的意愿：除了下届会议主办方的筹办活动外，论坛应该设法形成一个某方面类似于“学会”这样的长期性的“组织平台”。但是鉴于论坛的形成方式本来就是“非正式、非全面性的”，只是依赖一次次会议筹办才形成的，所以显然不可能成为一个类似于学会的组织。一年来我们也广泛地讨论过能否成立类似于“书院”式的组织，但是二者的功能毕竟不一样，也难以尝试。于是在下届苏州会议筹办伊始，我曾与负责人及若干召集人讨论过，是否可以先通过网站的建立形成这样一个“虚体的”常设论坛，使其超越个别研讨会筹办这样有限的目的。我本人多次与苏州负责人问询意愿：是否有兴趣在承担下届会议筹办外，主动接过一个维持长期论坛网站的额外任务？虽然苏州成员和许多他地的成员一样都有这样的一般愿望，但一涉及到实际，就难以真正推动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在职人员，本身工作繁忙，不可能有时间和意愿承担体制外的这一任务。实际情况比此更为复杂，按照过去3年论坛存在的经验看，成员具有的初步关注论坛的兴趣远远达不到积极介入论坛事务的程度。简言之，不仅极少有成员主动公开建言和倡议，甚至于极少有成员对于论坛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公开回应。其原因除前述者外，主要在于符号学的跨学科性与大家的单学科本位性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性。 因此，实际来看，尽管会议上讨论热烈，但落实起来难上加难。在此情况下，我们设想了这样一个意在长期性维持的论坛网站，其意义、方式、成立条件不久前已告。此网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虚体中心”，让我们期待它可发挥与前述设想中建立的长期论坛实体同样的功能，这就是：除组织研讨会外，还可成为达到真正集思广益目的的讨论平台，即成为大家发表相关学术意见的平台，希望通过更频繁积极的交流可以拓广论坛的功能，如：组织“假期讲研班”（国外说的“学术夏令营”等），举办“论坛全会”之外的地域性、专业性研讨会，在网上论坛进行古今中外的学术策略性意见交流，以及其他项目。论坛网站的目的并非类似于一个“符号学网上平台”。我们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网站，如川大的，它们已经可以充分提供符号学作品的网上发表机会。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则完全是为了履行论坛特定目的而设：即促进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及意见的平等交流。 如果大家今后对于论坛的积极性始终不能提高以至于网站“形同虚设”，那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不会“损失”什么，不过是和此前一样而已，就让论坛这样在互联网上存在着，占有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名目。因为它是开放的，演变的，朝向未来的，也许将来一批新人出现后会继续我们今日初步设想的论坛任务，甚至于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可行的创新交流形式？论坛至少将是一个不定期研讨会的组织者，但网站论坛的出现，有利于使其内容不限于此，至少希望年轻人勇于在网站平台上发表意见和建言（不少青年人私下里表达过非常有创意的想法，但都不习惯于公开表达。我希望论坛网站的出现可以刺激大家渐渐习惯于公开发表意见，不要有太多顾虑）。我们这样的论坛处境证明，中国的符号学事业还不成熟。如果大家只是由于有了“学会”的体制内名义才有兴趣参加符号学集体活动，那就证明我们不是在关心符号学本身，而只不过是在关心如何通过符号学“名堂”增附自身的体制内资源而已。如果这样的话，论坛日后消失了倒也无所谓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中国符号学学会”如果像现在常见的那种借学术活动某学者利益的形态，就不会有任何学术上的重要性了。我们不应该期待那样的官僚主义学会形式的出现，而今日的“论坛”也是考验和锻炼中国人文学者增强“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动机的机会，其目的是提供不同学科学人间的学术对话，以最终有助于提升参加者个人的学术水平。论坛是“学习论坛”，是为了激发参加者的治学积极性而设的；是为确实有志于新知新学者而设的。 3. 论坛网站的暂行运作方式 首先，网站的作用取决于大家的创造性使用。网站提供了一个电子平台，这就给赋有创意和积极性的成员以在网站上公开发表意见和倡议的机会，所以网站的功能是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变动性的。目前可以设想的作用简述如下： A． 有兴趣和条件举办论坛会议的单位，可以主动发文介绍承办方的设想和愿望； B． 欢迎任何个别的或若干联合的单位在“论坛”的名义下组织各种相关学术活动，并在网站上发表信息； C． 发表特别与“符号学”和“中国符号学论坛”建设有关的论文，以促进大家关于什么是“符号学”和“中国符号学”的共识； D． 发表任何学术性意见、建议、批评。这些意见性、创意性文字可长期存留于网站，作为“论坛”成长过程中的部分记录，以供后人参考； E． 发表论坛的常规的（即第三届、第四届等）和非常规的（临时性安排的或地域性的）学术会议与活动的消息 此外，欢迎大家提出论坛可能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项目。 所有上述类型的讯息、文章、批评和意见，均可发至论坛邮箱，网站管理员会将其上贴网站相关栏目。（与符号学学术无关的文字恕不上贴） 4. 由于论坛的组织松散性，工作小组（协调和顾问）成员的任务内容也是尝试性的，不是硬性规定的。我们仍然在协调小组内设立了两位“负责人”，他们分别担任着索菲亚圆桌会议筹办和苏州第三届论坛会议筹办的工作。希望两位负责人主动联系大家进行各种相关问题讨论，并最好发布于网上供全体成员了解。任何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成员都欢迎个别的或集体的在网上发表建言和意见。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许多其他学术团体关系，但在论坛内部活动中，希望大家尊重不同成员的学科专业背景，不至于以自己的专业“为主”企图变相“凌驾”于其他成员或学科之上。无论协调小组还是顾问小组，都是临时想到的可略微增强论坛效率的尝试，以促进论坛功能的发挥。但随着事态的演变我们日后随时可以改变论坛运作形式。论坛网站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论坛成员和其他符号学爱好者可以主动上网发表意见和宣布相关学术活动信息。 5. 关于国际会议上的中国圆桌会议组织问题 上次发布相关消息前后，对于圆桌会议提议的性质和方式，一些人有所误解，现再解释一下。论坛不是一个正规机构，没有资格“派出”代表团。“圆桌会议”是国际会议上任何个人、若干人或单位集体进行组织的大会之中的分组会。我作为国际会议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当然希望有较多的中国学者学生参加保加利亚此次大会，但是由于经济及各种条件限制自然不可能期待有多少人会前往参加。我本人自1996年墨西哥大会以来一直独立地或与国内单位合作地或协助国内单位独立地组织过多次这样的“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目的是为国内有意参加会议者提供参加国际会议的方便，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人的外语口口语能力有限难以参加外国人组织的分组会。最近两次国际大会（芬兰和西班牙）上都是由南师大外院组织的圆桌会议，他们的外语条件强，并且有财务条件参会。如果由他们照例组织一个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那么任何中国参会者如果不方便独立参加大会其他节目者，就可以参加他们的圆桌会议。但是这一次与往年不同，是在南京大会之后到国外参会，大家知道，在南京大会前后我们在国内外曾经大力宣传中国符号学活动发展的国内外重要性：不仅是对于推动中国学术而且对于激励国际符号学日渐疲软的趋势来说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我还考虑到，我们是否应该从国内外学术“战略层次上”考虑，哪怕是在象征性的层面上于国际场合“显示”我们的潜力，至少是显示我们的决心？为此，仅仅像往年那样随便组织一个圆桌会议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借助南京大会的“余势”，在国际场合表现出较往年更成功的学术成果。如果这样，就最好不限于由外语界和逻辑学界（这两个领域以往参会者最多）学人参加。首先，应该考虑未来“中国符号学”的第一重要领域“国学”是否能够参加。我曾多次设法邀请儒学界的黄玉顺先生（并期待由其带头吸引儒学界学者参加）参加国际性符号学会议而遗憾多次均为其谢绝；这次我又联系龚鹏程先生，龚先生马上答应参加。之后我仔细问询了苏州两位老师的参会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能够参加，作为下届论坛主办方，就可以考虑以其为主组织圆桌会议，以在名目上显示我们“论坛”的参与性，因为那时的论坛形式仍然是以下届会议承办方为基础的。他们的答复是均不拟参加。我也问过几位较接近的朋友（特别是影视界朋友），多数人还意见未定。与此同时，国际学会会长来函希望我们能够尽早组织参会，以支持索菲亚大会的顺利召开。在通盘考虑之后，特别在南师大张杰先生再次肯定他们一定积极参加并希望我本人能够与他们一同参会之后，我开始想到一个既照顾到实际条件又照顾到‘象征性表现’的办法：由我本人和南师大具体组织此圆桌会议，而鼓励大家参加。分组会‘组织者’只是会议的几十个分组会的主持者而已。由于中国符号学圆桌会议的参加者不会多，我们其实并不能真地期待在国际大会上有什么突出表现。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对此“情景”（局势）加以一番创造呢？即，我们是否可来一个“一鱼二吃”：在索菲亚无非是组织一个常规圆桌会议（虽然我希望能够组织一套有质量的“国学符号学”论文，以显示中国学术史的丰富潜力。但是如何解决发言者语言问题以及内容与国外理论的可交流性问题，对此并无把握，而不过是泛泛地等待着未来如何在圆桌会议筹备过程中发现可能的机会），而我们可以将此圆桌会议的筹备活动本身在国内“放大”，一方面借机为论坛鼓舞士气（2014年我们论坛还是有活动的），另一方面我们在此过程中设法增加论坛成员的间接参与度，例如，通过网站活动，进一步推动跨学科符号学思考和讨论？为此，国内筹备会活动将可作为论坛活动的一部分，借以扩大跨学科交流。这样就有了在南京师大组织的圆桌会议基础上扩大跨学科参与的想法，为此想到了除筹备会主席（主任）必然由筹备会承担单位担任外，再邀请两位其他单位的人担任“副召集人”，以代表筹备会的多元性。我于是考虑到，除继续依赖南师大的优秀外语人才担任实际执行（秘书长）外，可由龚鹏程代表国学和由赵毅衡代表比较文学担任副召集人（副主席）的可能性，我和胡壮麟先生可以顾问名义参加筹备会（把一个国际圆桌会议“加强”为、“丰富”为论坛首先在国内进行学术创新实践的机会）。不意，此一建议马上遭到两位的先后的谢绝，遂改以将两位同样安排进顾问小组，以期能继续相对地显示筹备会的多专业代表性。同时，重要的是，这个圆桌会议，对内对外将都以“中国符号学论坛”（CSF）名义“出征”。南师大外院同意这样的安排，就是由一个外语界单位愿意在此场合“代表”我们跨学科的论坛出席国际活动，从论坛的跨学科实践层次上看，此一筹备会的构成本身就是体现论坛精神的一项进展。龚先生和赵先生如分别代表中西学和两岸学，张、赵、龚这样的“三驾马车”将是一个相当可行的学术代表性组合，因为今日之势参加国际会议的当然会以外语界为主，可是我们仍然要趁此机会扩大国内学人的参与性。赵先生长于英语，以前对我说过愿意参加国际会议，今日川大符号学团体最为活跃，所以我没有料到他会拒绝。他拒绝后曾经马上推荐该团体其他领导作为副主席，考虑到此一替代建议仍可代表该团体，我同意后改为由龚先生和川大老师共同担任副主席。但也出乎意料的是，龚先生得悉这样的安排后也马上拒绝了，说如果当顾问就很好。我于是一方面将赵、龚两人都改为担任顾问（同时告知，这些名目都是我们在国内组织相应活动时自行构想的形式，不仅与国际大会本身并无关系而且在国内学界也不具有任何实质荣誉性，但可反映我们论坛内部的跨学科合作的“活跃度”。此外，国际大会上没有人会关注谁是分组会的主持人，因为谁都有条件自动申报分组会）。在此情况下，我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未生活在国内，也许这样的企图“扩大代表性”的安排并不恰当，于是马上将此“副主席”项目暂时停止，觉得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一种形式上的不恰当构想（如果国内老师把此处的“副主席”名衔当做某种“荣誉或身份标志”，那么选谁不选谁，不论是被推举的还是未被推举的，都会从各自立场有不同的意见，这就反而会引生成员间的不快了。那样岂非事与愿违？这样还不如不设这么多附加名衔，但如这样又如何表达代表的多元性呢？看来我们的“论坛活动”还需考虑国内学界生态的特殊性）而影响了作为论坛活动的圆桌会议的顺利安排。在此前后征求意见和发布消息过程中，由于都是我一个人联系和操作，不免会因一时资讯不全而发生前后讯息公布中的变化（在联系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些人的答复口气如不明显我的判断就可能错误，只能发现后改正，如果人们对此种联系中难免发生的偏差而过于“敏感”或“不快”，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但相信论坛同仁不会因此而计较任何所谓“声誉增损”的问题吧？这又不是单位机构的行为，而是我们论坛的尝试性安排，在发生误会后调整就是。何况，我们还并不知道该如何组织此圆桌会议呢，有兴趣参加者应该想到的是自己如何积极准备论文，并感谢南师大外院为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参加大会的机会（我一再说，任何人都欢迎单独参加大会，而一些口语不够好的人恐怕是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国人组织的圆桌会议的）。总而言之，圆桌会议是一个参会者如何努力准备个人论文的问题，不是一个在其中计较个人（本来也并不存在的）名衔的问题。承担一个名衔，所应该想到的也只应该是如何名实相副地履行自己为大家服务的义务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要等到索菲亚今年9月的另一个大会结束后公布2014国际大会通的正式通告时，才能够进一步判断大会的背景和中国论坛的因应方策。 […]
保加利亚10日游图片纪行-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符号学运动的一分为二：符号学1和符号学2：索菲亚大会的感想-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 ”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要点为：在我多年来对于符号学事业（运动？）性质和功能的反思和认知中，可能发生了判断的“错误”。这涉及到一个实际性问题：“符号学事业或运动应有的方向问题”？是应该按照学术理念的标准判断，还是应该按照事业活动的实际发展判断呢？几十年来我都按照前者判断，所以在中外合作中处处扞格不入，而一直会把事业的现实状况看作对理念之不同程度上的“歪曲”；也就是不以“现况”为基础，而是反以理念为基础，即把理念当成了判断的“标尺”，而把现实当成了被衡量的对象。而“符号学”这个标签，一直认为应该是指理念，而不应是意指着现实。这样对吗？直到此前不久我都认为是对的，但此次到了国际符号学场合（在历经了以往两年中的风风雨雨之后），进一步见到国际的“符号学现实”，却猛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了。（一位留学生在旁调和说：也不能说是错了，而是认识提高了）此一认知转变的关键其实非常具体：“究竟该怎样使用‘符号学’这个标签？”新保加利亚大学符号学中心一位教授告我，他们的学生今日都对“经典理论”没兴趣，都关心与就业市场相关的实用性符号学问题。“媒体符号学”在美国大众文化环境和电子文化环境下蓬勃发展，正是此一国际学界现实之趋势的表现。过去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被动顺从现实趋向；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理想和理念；为此当然一直站在批判流行文化和学术大众化（往往等于“通俗化”，如果不说“庸俗化”的话）的立场上。那么为什么我会突然觉得自己“错”了呢？因为是我“错误地”看待了名称流通的正当性问题，是在名称的语用学层面上“错误”了。社会文化上使用的名称之正当“含义”，应该与我们主观地赋予该名称的含义加以区分。因此，“符号学”的使用权并不当然地属于作为少数派的我们，而是应该“属于”作为多数派的职业化体制内的从业者。换言之，大多数人喜欢怎么使用这个名称，其主要意涵就该如是规定。于是，我这才突然意识到：“符号学”如今并不属于其原初的理念了，而是属于方向和性质都已大变的、全球商业化时代的“新文化大众”中的‘符号学爱好者’所形成的新现实了。也就是：多数人喜欢怎么看待和实践符号学，符号学就应该主要指着他们所从事的内容。因此，当国际大会上“应用符号学”日益成为主流，“理论符号学”每况愈下之际，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性质和功能几十年间已经完成了其“蜕变”。我们必须诚实地认清这一符号学运动精神大转变的事实，并予以适当地因应和自我调适。 这个国际符号学运动大转变的事实，正好发生在我与国际符号学学会32年的关系史的过程中。1982年的多伦多夏季讲学营，也许是学会历史上“理论界”最后一次的“群星汇聚”。那次的经历也恰恰吻合我之前5年间对经典符号学运动理念的认知方向。那时的国际学会大方向的精神表征正是理论化朝向的，而学会的“创会元老”（看一下今日学会网站）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时之选。此后的10年间是我积极研习符号学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也是我最终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时间段。而就在此10年间我亲历了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水准的逐渐衰弱和实用符号学的逐渐扩展。我当然认识到，西方符号学的“主流”就是各种应用符号学，我自己也正是从电影符号学、文学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等应用性理论领域进入符号学的。但我却根据自己此前20年致力于人文科学重建思考的总背景而同时更加关注其一般理论性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的内容与西方各种符号学导论非常不同。他们都比我更加针对于符号学界的现实，我则在撰写时决定抛开各种应用符号学（包括材料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中的大量有趣主题）而直攻具有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性发展潜力的部分。在符号学运动领域内我侧重于理论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而我又开始直攻西方理论符号学主流中的、我认为的“偏差”部分。这就是：不应该把符号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应该图省事地给符号学实践找什么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或认知科学基础之类的“理论还原主义”。 回顾过去14年内我在国内第二阶段的符号学运动推动工作中，我仍然秉持此一原初理念行事（著述和宣导），却忽略新世纪中国内外的文化、学术、符号学活动中日益发生着的“应用化”、“市场化”、‘通俗化’潮流。这些潮流差不多都是发端于那一善于将复杂人文学理通俗化的美国大众文化和美式高教系统的潮流的。而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的留学生都来自美国，此一新趋向当然也日益贯通于国内符号学界。此次保加利亚行中（特别是在我会后10日的访古行程期间不断反思清理的过程中）我竟然“首次”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有关“符号学实践”的观念。其具体结论是：符号学运动今后必须一分为二了。其主体应该让位于通俗化符号学（过去我对此基本抱着警惕和批评态度）；也就是：既然从业者大多数喜欢应用符号学和媒体符号学，这个名称的主要部分应该由他们代表和进行，不论怎么进行都可以。既然在文化界-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内存在着从理论性到应用性不同程度搭配的“学术内容构成光谱”，“符号学界”可以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符号学”一词的主要内涵应该由其中大多数人的实践方向来规定，而不应该再由经典符号学时代的原初理念来规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另外开辟一个新的‘符号学相关的’领域来容纳和发展那种和原始经典符号学时代诸大师的理念相应的研究平台。如果在符号学运动分工后将前者称作“符号学-1”，那么就可称后者为“符号学-2”。二者不应该再“搅在一起”。而至今为止，国际符号学学会还是沿着最初的路径企图同时包容这两部分（理论符号学参加者多半为哲学界出身，而中国符号学界，除我之外，至今似乎尚无哲学界人士参与），虽然大家一目了然，这两部分之间的逻辑性关联甚少。所谓理论性关联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而今日国际学会对于建会当初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办会态度，如其说是源于其坚守学术理念，不如说是源于其为了集体性职业化利得的需要而人为地进行着形象营造而已。原初的精神生命力早已不复存在，留存的不过是各种变相的旧学旧理之重复而已。 此种构成性混乱却可能产生极大的副作用，结果导致两方面的负面效果：对于应用符号学来说，“一般符号学”并不能起到实际的理论性支持或引导作用，而其名义上朝向的人文科学科学化改进的目标却因各种保守的符号学理论实践方向而反受到阻碍。其实此一问题正是我在新版《理论符号学导论》增加的第四部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是即将出版的扩大版《结构与意义》中集中讨论的问题。这些有关人文科学革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大问题，当然应该有人研究，但不再在、也不应该再在“符号学-1”（即符号学主流）中讨论了，而应该在一新设定的工作领域内进行。我的“错误”在此表现的最为明显：不正是我一直要求“符号学-1”须做“符号学-2”的事吗？虽然我明知道大多数符号学-1的从业者欠缺进行符号学-2的知识性准备和兴趣，却还不切实际地对他们一再鼓吹应该这样做。此一僵化的实践学立场实际上源于自身有关“实践学范畴”的认识混淆。大家看到了过去两年来我和外语界各方的冲突中都有这一实践学范畴混淆的影子。我的不断有所变化的实践学态度中自然也反映了自己相关认识明晰度的逐渐增加。如，我最初希望“符号学论坛”不受方向与经典符号学精神相悖的媒体符号学的干扰（其实是我未认识到媒体符号学自然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不必用经典符号学理念对其加以衡量），与其硬性“切割”；之后此一切割方式转变为由“符号学-2”理念的坚守者本身主动退出“论坛”，并企图重组“新论坛”。而到了索菲亚后又突然顿悟：今日“符号学运动”，也就是国际学会的大多数项目都已应属于广义“应用符号学”领域。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更多的需要关注于文化学术的实践性、应用性、市场性方面，而不需涉及复杂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根源部分了。如此理解下，我也不需对应用符号学界仅通过一两年“速成”就可错身于“符号学界”的“符号学速成班”方式进行“讥讽”。如果一些有天资的演员可以不经过高校训练就可成为明星，为什么媒体新时代的“新学术界”就不能如法炮制呢？只不过是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不需要太多理论化准备而需要更多适应市场化时代文化趋势的创造能力即可；为什么我们承认“歌星”可以生存于“浅文化域”，就不允许“学商两栖”的新学者问世呢？我们今日到处看见不爱读书、不爱“宏观理论”、只爱微信、微博等“短小快”文化的年轻的一代人，他们难道没有按照自己的偏好去生存的权利吗？看来需要调整观念的反倒是我们这“老一代”人了。 但是，我在独身往访保加利亚各处修道院的公车上也再次坚定了这样的新认知：“符号学”（或符号学-1）应该让位给占据该场地的下一代学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承认那是唯一正当的符号学实践学方向。当然不是。只是还找不到恰当的理论方向称号，我们才一直和应用符号学界“抢用”此称号。但是我们经典符号学方向的从业者不仅不应该放弃自身正当的学术方向，反而应该找到更恰当的平台来独立经营“符号学-2”（将来也许换为另一种称呼）。这就是：我以往的处理失策中也有正确的方面：必须切割或在符号学运动中进行分工（二分法：1和2）。必须在符号学运动中贯彻大分工的战略（我正在针对西方符号学的功利主义倡导此一大分工观念）。 不仅是针对符号学运动内部进行“偏理论部”和“偏应用部”的大分工，而且要针对西方符号学主流的保守理论方向进行认识论的大分工。后者因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丰富国学资源的介入而更加需要如此。在此，让我对今日国内各界倡导“中国元素”者提醒一下：按照符号学-1把任何所谓中国元素任意纳入著作进行搭配这样的初步学术行为和在对中西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进行的中西融通的学术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顺便指出，我们在此关于符号学所提出的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其他各领域：都有一个在浅层上经营（以此方式即可在与对中学一无所知的老外交往中取得一时的学术宣传效果）和在深层上经营的区别。二者的范围、目标、方法、准备都截然不同，但可能都使用着同样的学科标签。按此学术实践分工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使得任何“符合群众需要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学术活动获得学界正当资格（爱搞什么研究就搞什么研究，只要有市场；正如爱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只要有人爱听），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耽误、阻碍部分学者朝向高深深广方向发展。二者不属于同一“学术战线”，不必相互冲突，即不必相互争比；正如物理学和文学不必相互争比一样。 但是，在万千相关因素中，我们最需警惕的就是学界崇洋媚外的本能倾向。对此，在我32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索菲亚国际学会大会之后，我从最初介入中西学术交流起就不断遇到此一对于民族学术发展前途而言具有致命性杀伤力的民族性倾向。不要看大家喜欢倡导民族主义口号，骨子里却是随时可以“望洋趋附”。这是机会主义、趋炎附势中最容易发生的心态和风习的变种：中国学者就是喜欢“崇洋媚外”（不用其中的情绪性贬义），就是和老外坐在一起就开心，就以为身价提高一级（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并不真了解老外在说什么，做什么，总之我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拿出几个“中国元素”来就足以应付住老外）。其实非欧美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如此。其中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拉着老外好办事！因为到处存在着制度性的崇洋媚外，不仅是留洋成风，而且国内办洋学成风。此中的社会风气性问题此处不谈，我提到此现象只出于一种担心：这会最基本地阻碍中华文明人文科学理论的提升。一是：凡对洋学理论只能亦步亦趋者，其本身洋学理论必差；二是：洋学本身正身染重疴，亦步亦趋者或崇洋媚外者对此既无认知之明，更无参与纠正之抱负。因为彼辈只有一个心思：“参与国际化”好办事！不是今日公开的政策说：凡要提升者先得在域外呆半年！至于你在那里干什么，并没有人管。但崇洋媚外者的本质也不是什么对洋学“情有独钟”的问题，而是由于趋炎附势为心而是老寻思着如何对其进行功利主义的最佳利用。第三，此种态度和趋向的长远负面后果是，轻忽知识学养的机会主义者将和国外学术机会主义者“土样合作”，把较低的洋学术引进中土而任其忽悠。因为中土机会主义者虽然洋文口语过关而其学术水平难以实质提高，故最为洋机会主义者所看重，偏爱其作为合作伙伴，即将其作为将自身低学术理论（因为在西方学界打不开局面者，特别急于到中土来忽悠，以便将其效果转用于其本国机构）带进中土进行忽悠的学术掮客（合作双方彼此放心：洋人相信学术水准低而会外语者，其学术方式必定有利于该洋学在中土的传播，不仅因其无批评能力，而且因其必须夸大洋伙伴的能耐才能够使洋伙伴在中土学界“好使”）。为此，洋机会主义者必定也懂得“投桃报李”：在中土利用自己的洋身份为中土合作者不时“站台”，而此一在中土学界进行的洋忽悠的策略大多易于见效，因学界上下正普遍弥漫着此一“走向国际”之迷障也。没有人细辨洋学理的高低深浅，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或者，只要贴上某国的标签就足可忽悠一气（当然首先是忽悠领导，而领导也正等着你来忽悠，只要忽悠的手段是洋货，就大家放心使用，谁让咱们炎黄子孙素以谦虚为美德呢！）。这样的土洋合作将在社会上崇洋媚外的大环境和土壤上生根发芽，形成长期误导中国学术发展的障碍。此一道理那么难看穿吗？当然不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上下都需要此容易操弄的学术忽悠法来共同编制“本单位学术上已上了一个台阶”的神话。此一当代学界崇洋媚外风潮也就通过此一土样机会主义“三结合”制成了一种人文学界的“皇帝新衣”现象：谁都知道实情，但谁都需要此一可使土样各方达至共利的、借洋学术进行忽悠的话语工具（同理，即使是国学，也得先通过与洋式的国学——汉学之挂钩）。 尽管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商业化发展将容易导致这样的前景，而在机会主义学术精神泛滥的条件下，我们并无能力参与抵制低质量“学术洋货”的涌入（劣币驱良币的逻辑是：我们自己的学术越不扎实，就越能够便于引进低质量的洋学术来；然后我们再通过人多力量大策略对此来一个“指鹿为马”计策：我们说谁行谁就行；我们吹捧谁，谁就能上位！这就是今日电子媒体世界的魔法力所在）。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与其进一步切割。之后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即首先倡导大力深化西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西学理论样品，另一方面提高对洋理论的批评能力（遗憾，我在此再发宏论，而此一态度可立即遭到学界大腕们的反感：你提倡我们提高理论水准，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水准不够？那你不是在变相来此破坏我们在业界的权威地位吗？说真话是要得罪人的。但真话还是要说）。后者当然也只能在符号学-2这样的小众学术领域发挥作用。 我们暂时以符号学-2为标称的广义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恰巧与我们的“新论坛”曾经宣告的内容范围一致。这就是： 1. 结合各主要学科进行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理论提升的探讨； 2. 对于中西人文学术主流间的跨文化理论层面的探讨； 3. 对于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美国学界主流无此标称）的方向进行综合的探讨； 4. 在人文科学现代化提升的基础上进行人类（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新科学的建构。 这些目标都是超出今日西方符号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的大目标，都是西方学者理论家没有能力进行的（对于西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他们的职业化功利主义使得他们无法进行此类学术实践战略性更新；对于中西高端人文理论化交融探索，西学家连基本语言学条件也无）。所以，对于中国符号学的符号学-2来说，其实践是必须摆脱国际学会的固化理论窠臼才能够办到的。这次退出国际学会之时，学会委员会原希望我以“东亚符号学学会”名义留任理事，以经营亚洲的跨国符号学联合工作。对此我已婉拒。几年前我确曾在实践学观念模糊情况下企图为此努力，今日认识到此一构想其实并无多大学术性价值，因为亚洲符号学学术并无潜力，那些亚洲欧美留学生们（一如港台学界）均以追逐西方学制标准为度，毫无独立创学的志向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也完全超脱了几十年来国际学会各界委员会唯以扩大学会国界版图为目的的肤浅学会目标，该心态恰足以证明学会领导人的无识和无志，岂能再与这帮国际学界趋炎附势者为伍？几十年来，在与彼辈貌合神离的合作过程中，不过是各行其是而已：他们唯以扩大学会范围为目标，我则完全以借以追求学理创新为目标。对于学会一些领导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南京大会前后表达的中国符号学的理念之高大深远，哪里是这些急功近利的西方学者所能够领悟和实践的？未来中国符号学的有志之士，一定得是勇于、诚于“走中国自己的路”者；从理念的建设来说，今日岂非正当其时？我们的确尚无实际的物质性条件为之，但我们已有思想性条件进行理论性和理念性方面的探索与准备。我们正应继踵孔孟朱王黄前贤，认识到理念性思想经营，正是实践性学术经营之准备和前站，也正是仁学“独善”与“兼济”二元实践论之前部：即独善的阶段。我们岂能因客观条件之不备而自暴自弃？仁学者正是那些勇于在任何艰困条件下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者。 但是还需补充一句：对于有志于符号学-2的学者学生们，我首先须提醒：必须用仁学精神抵制自身可能发生的任何崇洋媚外倾向【它只是趋炎附势倾向的一个亚类：对外，他如趋炎附势，对内，他必攀附权贵；对前者他用“国际化”理由，对后者他用“民族化”理由。注意：这两种表现往往出现于同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是最典型的学术机会主义者，而这种貌似追求国际化的学人其实正是阻碍中国学术正确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绝对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关心的根本不是民族的学术提高问题，而是如何利用各种现实条件谋求自身名利的问题】。要想正确判断洋学，就得加深拓广自身知识努力，而以名利为最终挂念者是绝对不花这个本钱的。我们符号学-2的从业者也必须和此风习切割。正确的生活实践分类学观念是有用的，它可帮助我们进行自我认知范围和远近焦距的调整和改进。 那么，归根到底，在对以往符号学实践历史进行彻底反思之后，是不是应该说我们对于符号学运动的这种认识的转变，的确也反映着原先曾经犯有错误呢？是，也不是。其实这是一种事物本身客观的演变所带来的主观认知的逐渐改变，此一符号学事务演变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二者今日似乎均可以索菲亚大会为一分界线。即，我们从此之后再也不能无视事实的演变而固守四五十年来的认知混乱和学界形态和风气的变迁了。最初，六七十年代间，的确，那时产生的符号学学会是充斥着理论与应用兼收并蓄的宏伟抱负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可以看到，今日国际符号学界哪里有当时那种理论带头人的气势？自然，本文不拟涉及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学会当初成立时的混杂学术背景本身正是当代符号学运动之构成欠缺协调性的根源。一方面是美国派和法国派根本不同的学理背景，各方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张大声势而硬要凑在一起，以至于其后产生了那么多毫无价值的美法理论调和论。作为国际学术运动，自然也有专门对搞组织感兴趣的学人混身其内，他们只热衷于学会组织的营建工作。（这类学会组织建设的国际专家们今日仍然滞留于学会内，其人未见有什么学术性贡献却成为学会组织的积极力量。但由于他们是“高鼻子”，所以到了中国学界仍然照旧“好使”）学会及符号学运动的演变当然还受到后冷战时代日益发展的商业化趋势之影响，其效果是将学会和会议当成是拉帮结派、创造学界人脉势力的平台。我们无法对此符号学运动必然与社会文化商业化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加以阻挡或涉入，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现象。正如我们无法干涉歌星、影星文化及“电子鸦片文化”的客观发展一样，我们同理也无法干涉学术界和符号学界的任何群众运动式学术形态的扩展。如果“群众”喜欢某种学术文化形式和方向，在此全球商业化时代，自然就会合理地生存滋长下去。这已是社会文化现象，而不再只是学理现象了。我们对于大多数社会文化现象都既无涉入的能力也无涉入的义务，对于符号学现象自然也应该持此态度。 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了另一种关注，我们应该从索菲亚大会开始空前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年前的“雅俗一体”的学术创新目标如今已经徒有其表了。符号学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几十年一贯制产生的职业共济团体成员，他们根本无关于人文学术理论创新的事业，而是只打算借助学会名义维持和增加自身在本国、本单位的职业利得的资本。我们不可再为此国际集体营造的学术假相所蒙蔽。符号学-2，其中包括着西学理论创新和中学现代化创新这两大任务，则必须摆脱国际学会框架而另造平台。即使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须先对其理念进行探讨。知难行易，知在行先。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此。本人在南京大会的发言中，以及其后发表于《江海学刊》中的宣言中，已将此远较西方同行提出的任何学理高明甚多的理念，加以宣达。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符号学运动的努力所促成的符号学-1事业，我们寄望其尽量合理发展，虽然必须指出，即使在此偏于实用、应用的研究中，也应该尽量扩大和增深知识性积累。希望从业者不要满足于借助符号学名号，利用外语条件和国学的“异国情调材料”，进行各种浅文化活动。但此一寄望（这是我自南京大会遇挫开始一直敦促的）不再属于符号学-2的业务范围了。如果今日倒退两年，我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我会及时进行彼此的切割而不是强求对方向自己靠拢。我应该看到，彼此的动机、目标和条件本来就是大不一样的。那是时代历史的客观产物，我如何能够对其加以主观地改变呢？不过，以往37年来，即使在符号学-1的形成过程中，我所倾注的心力也并非无效。对于他人固然不无助益，对于我本人的学术实践积累来说，其相关经验也还是有益的。这有助于我准确认识学术环境的性质和各种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同路人与自己学术努力的关系为何。我们毕竟都存在于同一历史环境内。国内国外均如此。有关我自己与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后我会进一步详细回顾与分析。今将保加利亚两周多行的启示与体悟先行简述于此，以略示端倪，余容后续。 2014,10,12，自索菲亚返旧金山湾区寓所10日后简记 ”
论坛网站部分内容：宗旨，名单，活动计划-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首 页 界域沟通，东西融汇，理事兼全，古今贯一 中国符号学论坛 CHINA SEMIOTICS FORUM （ CSF ） 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前言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各学科学人之间的志愿性学术交流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海内外不同学科学人间的跨学科学术 首 页 界域沟通，东西融汇，理事兼全，古今贯一 中国符号学论坛 CHINA SEMIOTICS FORUM（CSF） 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前言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各学科学人之间的志愿性学术交流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海内外不同学科学人间的跨学科学术联谊，促进彼此的学术了解、对话与合作。论坛的具体任务主要有：通过论坛网站维持同仁间学术意见的交流和学术思想的表达，并不定期地组织国内外的学术活动。论坛成立于三年前，至今已举行过两次全国性研讨会（2012年10月于南京师大外语学院和2013年7月于贵州师大文学院）。 “论坛”的宗旨是在符号学运动全球化时代到来时，探索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学术实践集体，其最终目标在于：汇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以促进中国人文科学全体现代化的提升。自2012年南京第十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成功召开后，世界符号学运动的跨文化时代到来，在此新世纪、新时期，中国符号学将担负起在国内外开辟新方向的历史责任。为此目的，“论坛”决定开设不再依托于会议承办方的独立网站，以更有效地促进论坛同仁间的学术交流和各项活动的展开。 论坛欢迎一切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学人自由参加和退出（向网站邮址发函即可）。目前组成人员主要为原论坛参加者和贵阳论坛会议参加者。论坛组织的任何学术活动，欢迎一切感兴趣的学人参加，并不限于论坛成员。 论坛为一由志愿者构成的松散学术交流平台，不设严格章程，论坛的运作暂由“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集体协商实行。两个小组成员均为志愿参加论坛工作者，协调小组成员更多关心论坛活动组织事宜，顾问小组成员主要根据各自学术特点和职位条件备询或建言。除被推举者外，凡主动愿意加入协调小组者，亦欢迎来函联系。论坛将会在新的条件下逐步改善论坛的组织和运作方式。 论坛网站的主要内容包括：论坛事务公告，论坛成员名单，论坛小组人员名单，学术评议专栏，符号学动态，历届活动档案等。鉴于论坛成立至今的经验，目前尚无必要开设网上即时讨论渠道，但欢迎论坛成员和任何关心学术的朋友在论坛网站主动提供活动建议和发表学术意见，并随时向网站提供与论坛宗旨方向一致的长短文章（直接发至网站邮箱即可），以期集思广益，共同推动中国符号学学术事业向前发展。 中国符号学论坛 2013年8月 论坛工作小组名单 协调小组： 王永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nshdyxwang@163.com（主召集人） 邵斌（苏州科技学院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binshao1969@126.com（副召集人） 朱永明（苏州科技学院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zymdesign@vip.sina.com 李玉平（南开大学文学院）liyuping@nankai.edu.cn 王亚光（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wyg1808@yahoo.com.cn 张 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drzq1018@163.com 陈 鑫（海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chenlang_2005@163.com 张淑萍（兰州城市学院外语学院）maom8118@163.com 饶广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aoguangxiang@gmail.com 王 青（江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wangqing126@sina.com 闫永利（山东滨州学院科研处与中文系）bzhhsjz@163.com 杨 春（北京中华女子学院）yangchunwo@163.com 李卫华（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1838782043@qq.com 王娇（沈阳音乐学院）wang333jiao@outlook.com 李永亮（兰州西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liyongliang05@163.com 顾问小组： 国际顾问： （芬）耶罗-塔拉斯梯（Eero Tarasti，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赫尔辛基大学音乐系主任） (瑞)艾玛-霍伦施坦（Elmar Holenstein，苏黎世理工大学校级哲学教授） […]
贵阳论坛随想-9：中国人文科学：放眼世界全局（非偏局），参与主-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中国人文科学：放眼世界全局（非偏局），参与主流理论（非偏流） 贵阳论坛随想 -9 （结束篇） 李幼蒸 简 目 A 。认识论层次辨析 B 。职业化和科学化的矛盾 C 。三十年前故事的寓意 D 。中国人文学术应朝向世界理论主流 E 。学术发展中偏颇倾向的形成背景 F 中国人文科学：放眼世界全局（非偏局），参与主流理论（非偏流） ——贵阳论坛随想-9（结束篇） 李幼蒸 简 目 A。认识论层次辨析B。职业化和科学化的矛盾C。三十年前故事的寓意D。中国人文学术应朝向世界理论主流E。学术发展中偏颇倾向的形成背景F。区分和协调体制内规范和体制外理想的仁学实践学 ～～～～～～～～～～ A。认识论层次的辨析 对于同一学术现象，可以并应该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目的，并按照不同方法，进行不同的分析，然后将各种分析方式及其结果交相比对，形成对同一现象的一种“伸缩式的”多元把握系列（“伸缩式”意味着随语境不同而在系列中相应“换档”）。按此理解，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和评价百年现代化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的成绩以及百年来各时期学者们的工作成绩呢？有一点没有疑问，杰出者中人人都有同样程度的努力，其成果都在某方面为学界所需要和承认，因此在后世学术评比中都各有千秋。此种学术积累的背景是“社会实用学层次上的”：是通过历史社会的需要和承认而存立的，却并不是直接根据于“科学性标准”加以判定的，因此，其形成机制不同于（非常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形成机制。因此，历史上人文学术积累成为后世可不断据以并对其进行反思、批评、再认定、再批评、再传承的人文学术实践学的永世循还性的操作材料。“被批评者”和其拥护者对各种批评都有能力拒绝并继续延存其一时所得社会承认成果。因为人文学术没有统一标准，学术评价的标准不同。符号学今日应该研究“不同标准组成的系列”本身之结构，以便进一步“自觉”我们深陷其中的“人文学术行为”方式的构成和功能究竟如何。我们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也应该关注人文学术行为模式本身的认识论构成。当我们说，我们的人文学术，百年来，从“努力”和“有用”两个判准来看时，学术评价是很容易进行的。因为首先，“有用”可以针对于很多不同方面的需求，对于一定的文化品人们总能找到某种“用处”【甚至于日久天长之后还可因“学术品演变成古董品”而平添了另一种学术外的支持其存活的（商业化）势力（传统学术是可能与现代文化商业化趋势相结合的）。而相关学派学者则可利用此“准古董性价值”来维护其学术性地位于不衰。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海外新儒家辈所言的“数典忘宗”说。人文学术的科学化遂无望矣！】。这样一来，我们的人文学术也就变成永远没有问题了，就可相互吹捧、相互维护、永远共享学术垄断的大饼。然而当选用其他判断标准时，某种“成就”或“用处”就会显示出其“欠缺”或“无用”了。在上述“标准系列”中，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最为相关的部分，就是我们今日称作“认识论”的层次或“理论性”层次。此认识论理论性的存在和掌握，直接影响着学术内容的科学性价值。据此再回顾开始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说，百年来，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在科学性程度上相去甚远。对于中国人文学术来说此种差距性是双倍的：与国际前沿学术相比，以及此国际前沿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相比。也就是，一方面我们和现当代西方理论相比，在分析的精密度方面差距颇大【所以才会有新时期大家趋之若鹜的慕西之风；为什么会有当初的“文化热”、“萨特热”？因为无知！那么为什么今天又换成了“XXX热”、“XXXX热”？岂非同样出于浅尝辄止的民族性惯习！】；而同时我们又看到，西方现当代人文学术本身的严重问题之存在。这些所谓“问题”，换一个角度（对于专门意在与人争比者看来）都不是问题，因此，“我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学术有问题，有缺欠呢？为什么要灭自家威风呢？”但是如果从“爱智”和“求真”角度来看，就会处处发现问题。这个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的共同具有的“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百年来各领域内普遍存在的理论性探索的不足【试看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界百年来的诸“大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没有理论探索的兴趣，大多是文献学家或准文献学家类型”！当然，你也可以说（像海外新儒家那样），为什么要采用你们的标准？在国际竞技场上我们可以用“太极拳”这样的民族性项目来保证“世界第一”。这叫什么呢？“阿Q”是也。】。这个断言本身也不容易让人接受，如果人们把任何选择的“推理性话语”都叫做“理论”，我们就一下子把这个问题也“消解”了。“什么理论不是理论呀？”在此，认识论辨析的要点就在于，人们对不同的“理论性路径”之间高低深浅、真实虚假的“感觉”或“识悟”的不同。这个“理论上的悟性”就远远不是单纯博学强记能够办到的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的原由：对理论性话语性质的“辨析”也是需要在多方面的、大量长期的各种理论话语的研读基础上才能够逐渐形成的。可是百年来，我们较少在各种理论性层次上进行实践。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是两岸学界百年来全面关注现代西学理论的新阶段，积累的知识数量和层次都是空前丰富的，也表明新一代学人对于理论性话语的敏感性成倍地高于前两代学人（相当于90后青年的电脑领悟和操作能力自然地大大高于前辈人）。可是，在此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新时期所积累的理论性识悟是普遍地在欠缺广泛深入进行理论话语“比对”状况下形成的，是“理论上直线式前进的”，是在偶然个别性选择的“单维理论系统”（一家之言）的框架内推进的（其根本性原因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心态使然：急于标新立异以取得学界承认，所以不柰长期积学求真），是欠缺比较性研究的。而同样出于功利主义，不同学者们根据各人不同的单维理论框架内形成的标准和方法，互争短长，一门心思多快好省地通过新颖理论话语在学术市场上“抢占高地”。各人偶然遵奉的理论框架，则实用主义地成为各人占领各自高地的工具，学术成为市场“成功”的手段，其质量只需衡量以“市场有效性”即可。这样仓促间形成的五花八门理论系统，由于欠缺足够广泛深入的“融会贯通”，所以反而欠缺着真正理论说明性、解释性和应用性。而表面上看起来，学界社会充斥着迅速直接到来的理论舶来品，而因未曾加以充分消化不仅难以发挥有效的学术提升作用，而且也难以成为今后借以提升的基础。可能的负面效果基于这样的教育学逻辑：在前的思维混乱性逐代产生着在后的思维混乱性（如果人们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科学性标准为标准而一味地以权威性个人〔所谓大师〕为标准的话）。但因大家都存在于同样的学术话语修辞学语境内，反而形成了职业性的、具可行性的共识和集体判断标准（所以很多人参见学术活动，不是寻找可以质证本身学术、促进本身学术提升的对话环境，而是寻找便于“承认”自己一隅之见的环境，以期尽早获得“成功”）。而这样的学术界的“共识”正是像罗蒂所主张的那样“以共识为共识”：即我们都说“对”就是对！ B。职业化和科学化的矛盾 今日全球人文学界面临着一种动机与目的方面的普遍混淆，即“职业化”和“科学化”之间的混淆。西方60年代以来文教事业膨胀，就人文领域言，大学教育成为青年未来就业的重要途径，于是大多数以“求职为目的”者和少数以“为学而学”者遂混杂难分。二者研习之对象—-经典名著—-为一，而学人在内在动机与最终目标上则相互迥异。80-90年代起，随着商业化、技术化和学术市场化的全球飞速扩展，人文学术的技术标准化亦铺伸于文教和科研各领域。此技术标准化实为人文学术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及文教遂亦进一步被制式化，以适应竟争化时代的职业化扩展需要。不言而喻，此一人文学术领域的职业化发展，遂严重压制了传统人文学术实践所遵奉的立场独立性和思想创造性原则，也就是显著地导致了人文学术的职业化趋向压盖了其思想性趋向。甚至于，连学术的思想性外表也被加以技术性标准化，以使之有助于人文学术在社会职业竟争关系中的立足及取胜的机会。自然，在此趋向中，随着文教事业的普及化发展，大众平均知识水平也自然获得了提升，而人文学术的价值标准则越来越按照其“技术性层面上的成功”，也就是按照其学术市场上的成功率（学者知名度及学术品牌化效应），来加以衡量了，学术的“思想性”价值标准，遂日益受到贬低而渐渐失去了其传统的独立能动性：也就是，商业化驱赶了思想性！此一全球无处不在的文化学术商品化现象，又“吊诡地”和民主化发展相配合，在“多数人说了算”（也即按学术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大小定成败）的原则下，“民主选秀式”的及其（商业化下形成的）“权威集团决定论”的学术评比范式，则进一步使得职业技术化原则成为文教社会中几乎唯一的“学术价值标尺”。人文学术的发展也就从制度上被纳入了统一的“职业化决定论”的大方向来。在此无远弗届的学术市场化的制御下，“市场成功”（自然辅以各种现代化商品竟争包装术与广告宣传术，似均可纳入商业化“传媒学”领域。甚至于所谓“应用传媒学”者，广义文化商品竟争术是也）。 对于上述全球商业化时代人文学术领域内“职业技术性”压倒“学术思想性”的趋向，西方理论“有以对之”否？否！这就是本人要在2012南京大会上形成的“洋人audience context”内，特意要将3千年中华思想史上的仁学伦理学，在西方近代“英德法理性传统的context”内，加以“戏剧性”呈现的理由所在（有效地留下一个直接朝向今日陷于混乱的西方理论主流质证的历史性记录）。 尽管本人对于中国人文学术现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为什么始终在“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固然，“只计其义不计其功”，古训如此，但并非没有一种实际性的理由。这就是：大陆学界虽历经沧桑，“文革后遗症”影响至今，但却因地广人稠，传统精神积存仍然时有流露。这就是我们不时看到的部分学界知识分子自发进取心志的存在，而海外学术虽然制度性更加完善，所欠缺的正是这种青年人间在职业性关怀之外的、强烈的思想和精神的追求冲动。不过，也要看到这样的民族精神进取志向，不时会因为后天研习条件的欠备而后续发展乏力的情况。一个“不幸”而无可怀疑的、却因功利主义风气而人人不敢承认或故意不承认的事实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80年代最后一批“老教授们”，不仅不知新知新学，而且其原有旧学也多长年荒疏！如此，谈何承前启后？【当然，就文献学基本功而言，较之文革间完全荒废学业的年轻人来说，足以在各类文献性、历史性学术方面给与有用的启迪，而所难以进一步贡献余热者，则为“理论”部分】尽管如此，人文青年一代中的有志者仍然流露出一种不断向前突进的生命力（大多来自因资料不足而不免各有疏漏的变相自学方式）。此种生命力在个人开发其思想觉识后（致良知），必会首先承认此种逐代积存的理论性知识之历史滞后性（千年来、百年来、数十年来的民族性的“人文理论忽略”），并据此清醒认知而能奋起直追，个人及民族的人文精神复兴之前景，遂亦赫然可期于无形间。 C。三十年前故事的寓意 我曾经多次指出，百年现代化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地，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在本来几乎一无所有的西方科技文明领域内，一跃而臻于世界一流地位，并于“文革巨难”之后奇迹般地在三十年间，成为全球科技工商领先大国之一。“科技工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今全部为中华文明所吸收，并呈现后来居上之势，此足以印证中国这个大民族的历史生命力和创造性智慧底蕴之丰厚。可是，在中华文明自身历史存在中的最强项——人文精神领域内情形如何呢？遗憾，岂只一个“乏善可陈”得以形容？本人相关意见似乎最早发表于1983年，那时中国的科技工商事业尚未显著起飞，而本人的该言论（今日青年看来似已无“精义”可言）也只是发表于极其有限的国外哲学大会的小组会上而已。现在，我想先讲几段1983年（距今整30年）时的小故事，以从个人角度呈现当时的相关背景。 ～1983年我和兰州大学中文系徐清辉女士（原中西女中毕业生，英文流利，爱好哲学和美学，长期与朱光潜、贺麟等前辈私人问学，曾为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后转至旧金山继续访学）受邀参加春季美西哲学大会年会的分组会“中西哲学交流问题”。该次年会据说精思想方向主要由时在斯坦福访学的罗蒂所定(哲学的衰亡)，我们的小组会也由罗蒂建议所设定，并邀请杜维明担任分组会主持人。到会者除罗蒂夫妇外，还有理查-泰勒、 汉学家倪文森 等多位西方学者。我从东部飞至湾区机场，罗蒂接我后驱车沿海湾公路穿过跨湾大桥（我哪里想的到20年后我自己也会定居于湾区）至斯坦福寓所。我注意到他特意带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初见他时所赠领带。次日罗蒂夫人（德国哲学博士，因钦慕老师罗蒂而为夫婿事业奉献了一生）驱车带我进山看硕大无比的红木林，而罗蒂留在家中主动提出要替我修改英文发言稿。可见中美哲学交流恢复初期国外学者对中国学界的好奇心之强烈。【有趣的是，罗蒂的哲学家前妻也曾经先一年率团至中国商议中美哲学交流之事，我亦随时任哲学所副所长的汝信前往宾馆交谈。后来我适巧选择普林斯顿大学作为访问地，而罗蒂前妻也住在普林斯顿小镇，我还在她家作客时一同到房后乘小船泛舟，并交换有关今后中美哲学交流可能方式的看法】罗蒂看过我的文章后（中译文见《结构与意义》和我的英文文集）说，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一种观点。其主旨无非是（三十年来学术思想开放性已今非昔比）：中国学界应该与世界各国人文学术交流以及中国“在自身原不擅长的科技领域进步迅速，今后也应该在原本“擅长”的人文领域”全面深入发展。那时国内正在开展“清污运动”，在海外者谁也不知道真实背景为何，但由于有以前几十年的运动经验，当然会关注运动的发展方向。我遂亦仔细检查文章中有无“明显犯忌”言词，但同时亦要想尽量保持个人基本观点。 ～在此次居留湾区几天内首次参观伯克莱大学，适遇在东亚系访问的乐黛云女士。（我们在1982年的多伦多符号学夏季营的“中国文学和符号学”分组会上相识）她请我在食堂用餐。我遂向见多识广的这位北平解放前曾参加地下工作而后被误划右派的乐女士请教：在当前国内清污运动中我们在国外的学术性言论该如何把握分寸的问题。记得她曾坦告，学术性观点但言无妨，可实事求是表达意见。 ～几个月后汝信、邢贲思为首的中国哲学首届代表团先抵达纽约。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那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曾到他们下榻的领事馆报到。令我惊讶的是，两位领导对于我“违规”私自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和柏林工大语言所访问三个月一事，竟然并无一字提及。时汝信已升任副院长，故住高层套间。我在其居室见到他时曾问讯国内情况和此次国际大会上我们的任务。记得汝信那时说了一句颇为“灵活的话”：“在国际大会上我们是不好说什么了，你则可以谈自己的学术观点”。王浩夫妇后驱车亲自将我们三人由纽约带到蒙特利尔。现象学家泰米尼茨卡安排大会主席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酒会。台湾也首次派了冯沪详为首的代表团参会，香港中大刘述先和夏威夷大学成中英等极力敦促两岸代表团聚谈一次，大陆代表团的周礼全以其在哲学所的老资历也公开赞成聚会，但实际掌握代表团政策方向的邢贲思所长则坚决反对。那时国内“清污运动”甚嚣尘上，代表团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当我知道代表团诸人均未准备发言时，我也就没有按计划参加由泰米尼茨卡主持的分组会（记得高宣扬参加了该分组会），而与代表团全体改为到魁北克 游玩去了。 ～在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法国电视台访问时，邢贲思预先关照大家只须由他们两位领导对记者发言即可。高宣扬 担任翻译。但是法国采访人临场要求代表团5个人中每个人都回答其不同的问题。等到最后临到我时，邢贲思马上“紧张地”补充一句“他是在哥大访问学习的”，意思是我似乎是一“非正规代表”。事后想到，他大概对于我会说什么话有所担心，故意预先声名（以至于忘记了在领事馆见我时对于我能够〔和其他文科访问学者不同〕参加多次国外学术活动表示赞许时所表现的友善态度），以预作铺垫（可见1983年时学界领导的态度多么谨慎）。采访人问我：认为中国哲学未来对于世界哲学界会有什么贡献？我则趁此机会，在千言万语“资料库”中（今日学界不懂，那时的每次国际交流都可视之为个人可能参与的一生“最后一次”），选出一句话来：在伦理学领域！（我那时指的大概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国人本主义伦理学；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对于西方伦理学传统的批评性解读）。同时我补充以个人观点：此中国传统伦理学必须与现当代西方理论汇通之后获得其学理解释学的基础始可达至其现代科学性的呈现方式，我并借机简要列举了我对当代法国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诸家理论的看法，以暗示：我们改革开放5年来已经在人文科学领域飞速追赶了（在那时，我这样的表达也是明显不合国内当时对外言行规范的。难怪邢贲思要紧张起来，怕我有出格言论）。电视台接下去是向同时应邀参加电视采访会的汤一介提出问题（汤那时刚被“解放”不久，“身份”不明，以至于引起一些海外华裔哲学家们的“不满”，他们更为代表团中无李泽厚而大感不平。海外学界华人一贯都是按照大陆学人在大陆的知名度进行“高低甄别”的，因为他们作为汉学家水平的哲学家，并无高端理论知识能力进行深入学术高低辨析）。只记得汤一介的第一句话是：我赞成刚才李先生的说法，中国将在伦理学思想方面贡献于世界。 ～大会后成中英到纽约哥大来找我，我招待他在学校旁中式小餐馆午餐。那时秦家懿，刘述先，成中英等都还摸不准我是个什么“路数”，但有一点他们注意到了：我属于社科院，而且被选择参加了代表团。（普大刘子健1982年夏时因见我引领汝信副院长一同参观东亚图书馆，遂邀我择日单独约见，并突然告我慕尼黑科学院和DAAD基金会当时正在组织邀请大陆人文学者访德的计划。从此开启了我的日后长期访德的机缘）谈话间，成中英同意与我互换译书（我的《结构主义》），后来没有寄我该书，却同意在其英文版《中国哲学》上刊载我三月在西部大会上发言的英文稿。等到寄我校样时，我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还是先不发表，因为1983年下半年清污运动似乎越演越烈。【此气氛直到1985年夏我陪同罗蒂夫妇访问沪杭时依然存在，以至于自费访中的罗蒂到当时复旦大学哲学系讲演都感觉到些“别扭”。我们被安置在远郊县宾馆，大概为避免有和学生接触机会。而再过几年后，国内反反复复来回变化之后，等到罗蒂夫妇90年代初下次访问中国时（在六四之后），他已成为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各地高校争相邀请的贵宾了。而我这个最初的罗蒂哲学和其访问的引介人（及其名著译者），反成为后来批评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最坚定的人之一。从中外人文学术交流来看，今日比80年代不知道开放了多少倍，而竞仍可不时听到有人在怀念80年代的“自由气氛”和那时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不知其究竟何所指？所谓“启蒙时代”能够由文革全面失学者群体组成么？那些在当时海外炒作的80年代西学理论青年集团，也同样误导着港台学界，足证当时港台那些在欧美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理判断力之薄弱〔事后他们一概以“不了解背景”应之，而问题在于本来不必知道背景就可以判定虚实的〕〔罗蒂专门寄我一刊物，其中报导了青年西学精英们在中国是如何开创了现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引介思潮的，从而全面误导着海外观众有关80年代学术界的实情〕。海外人士颇为惊讶地发现：中国青年人怎么那么“聪明”，文革上山下乡多年，什么中学数理化都没学过，什么中外经典都没看过，而一当时机到来，他们就不几年间纷纷成了高深西学理论之精英！而这些“西学理论精英们”各个的实际背景，本人其实都一清二楚！我常想，为什么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应对的如此有效，而在人文科学方面就这么漏洞百出呢？还不是我开头所说的那种“理论思维能力”之传统性忽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瞎子对瘸子”的学术思想情境：为什么年轻人能唬住那些欧美博士及讲座教授？半斤八两！如果所读是“死书”，什么都是“某大师说”不离口，也就自然成了不知“思想”究为何物？年轻人通过字面上的直接翻译（当然，可怜，我们的老教授们那时连这个能力也没有了）就足可以以原作者大师的“代言人”或自封的大师的“中国代表”自居了。这样的舶来式翻译品就成为一种令人立即“望而敬畏”的金牌（殊不知此翻译经中的猫儿腻多了去了！）等到彼此“学术过招”时，开口闭口“大师怎么说”（即复述翻译品言词）即可，如此即可产生震摄对方的法力！〔大师语言，如不以正确态度读解之，恰可成为使人不会思想的东西，或成为进行学界忽悠的工具！〕而港台几十年颇以大陆没有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而自傲者，在欧美游学获得资历回来后，竟然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翻译现当代西方理论作品的。也难怪像大陆老教授一样会被这些“文革青年”忽悠住了。但是这是什么现象呢？文明，文化，学术是这样一哄而上制造出来的吗？那么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将成了什么了？我常想，符号学要是有朝一日也成了这类哗众取宠之工具而流行起来，我一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符号学”！传媒时代，炒作的方便性数十倍地大于从前，我们要对此高度警惕！符号学可以正向发展，但也完全可以负面发展！】 以上个人回忆片段拟再次回顾当初提出的一个命题：中华文明应该在其源于西方文明的物质文化建设方面蓬勃发展之同时，对于中华文明自身的人文本位传统，也应促其现代化提升及全面深入展开。此一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方向又必定应该是伦理性主导的，用以促使中华文明优秀思想传统部分（而非其封建主义糟粕部分）积极有效地介入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生态的改革事业中去。 同样的，个人的这一段小小经历还透露了另一层意思：虽然在精神大方向上彼此似乎一致，本人提出的伦理学方向，却并不同于海内外大汉学系统半个世纪来所倡导的、导致新世纪中华文化学术甘居“世界偏流”地位的那种学术方向；反之，我的主张是我们应该积极介入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的活动。为此我们的人文学术性努力，就不可能限制于学术境界和思想眼光均属狭窄的大汉学主义之内。后者的学术保守主义，归根结蒂，隐蔽地源于同一世界商业化功利主义潮流。 所谓西学本位和中学本位，本不在于其材料的史地归属性，而在于其伦理学和知识论方向的“仁学求真性”。西学可以运作中学材料，中学也可以运作西学材料，重要的不是“被运作的”材料性质，而是运作者的操作方法、动机和目标，为此学者当然要深入掌握双方，而不能仅以一方为基底和准则，幻想着简单化地、心理自慰式地对另一方“隔空论战”。当然，不懂得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保守主义学派，永远搞不明白此一明显的学术操作学的肌理分析问题。正像我这样的电脑盲永远搞不清电脑操作肌理一样。我与“仁学盲”不同的则是，我自知自己不懂电脑肌理，故不会对不懂的东西随意议论，而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既不能深入西学理论也不能深入自以为甚熟悉的（包藏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的）中国伦理学的精深层义理。因为时当科学时代的今日，后者仍然需待来自西方适当的高端科学方法论，在现代理论化层次上，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开发本民族学术思想的工具。【百年来中国科技工商现代化的成功，哪个不是取自西方最先发明的“方法论”的？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只适合科技工商而不适合文史哲宗艺的？其实正是西学与中学两不能深入的一些华裔汉学家们！别忘了，他们在西方的工作是教授那些进大学后才开始学中文“ABC”的西方学生。在这种职业环境内，他们有什么资历、背景、经验、作品方面的可能性来证明他们能够朝向人文科学高端呢？还不是因为在今日“与国际接轨”时潮下，一些两岸同样不辨学术理论高低者，误把任何在西方担任教职者均看作高国人一等的惯习吗？文化学术上误国之大者，可谓莫过于此了？】 D。中国人文学术应朝向世界理论主流 在我为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德哲学研讨会”的论文（参见《结构与意义》与本人英文论文集）中，我即（估计）可能是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未来中国和世界人文科学前瞻中的一个重要而必要的认识论革新途径：中国传统历史学术和现代西方理论之间的“异质性对话”，必须列入人类人文科学发展的任务之中。我的论文并对什么是“解释学”提出了自己不同于西方学界的看法。会议主席刘述先曾商请周英雄对我文进行批评性评论，指出所谈解释学与西方主流理论主张不同。【周英雄于1988年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对我〔解释学地〕解释说，是刘述先安排他如是评论我文的。当然，刘君正是在读过我83年关于迦达默尔和利科的两篇关于当代西方解释学创始者思想的文章后〔他专门要我寄他此书，我遂托国内友人将该书寄到中大〕决定邀请我与会的】，他应该说是海外新儒家中对我一向最友善的一位。1987年时在哈佛读比较文学博士的（日后证明是大陆赴海外读博的比较文学家中少数真正能够进入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界者之一）并兼任纽约华刊《九州学刊》编委的张隆溪（现任教于香港），也曾对我于该年深圳大学“首届中国解释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参见《结构与意义》）提出批评，认为我的看法不合他所知的哈佛等西方专家的意见。我又向该刊约搞责编李耀宗【李氏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院高才生，为中国英语学界极少数精研现代西方理论者之一，其四壁置顶书架装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书，曾令我称羡不已。李博士并与王浩为忘年交，尔后退出学界，十年前知已隐居于普林斯顿镇。我曾鼓励其“在野之际，岂非人生大用功自进之时？”。而李氏似未能采取我信奉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仁学人生观，以为不在体制内即只能“遗世而独立”了。可惜！彼此自此之后遂亦不再相互问学】提出不同意见，大意即：吾辈是否只能依照西学成说定是非呢？故请其安排原文照刊。其后十年，本人大部分时间在德法两地，其间与西学家和汉学家在相关学术交流中磨擦不断，对此已多有论述，兹不赘（参见《忆往叙实》）。旧事重提的意思是再次指出：今日古今中外学术思想大交流中究竟该如何“定是非”的问题？中国和世界的相关回答大多不出一个共同点：根据各国各界体制内的权威和主流意见定是非（一些研究生的论著无非是援引各相关名家的见解，交相比对，此种“论述”相当于一种编辑技术性的行为）。我意则大不以为然。倒是由此学界倾向可先（作为“副产品”）提出一个事实性推论：我们今日推动跨学科学术交流之所以如此困难，其根本性原因正在于此。各领域如划地为界，如中世纪商品难以自由流通的“封建割据”般，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思想交流必定受到阻碍，而结果哪一方都最终都得不到好处。（或者：学人因护今日之小利而反失日后得大利之机会）。不过其中的奥妙是：一些权威们的志向本不在于学术思想之进步，而只在于维持其个人在学界之权势地位。民族和公众视之为“小利”者可能正是彼辈必欲保之的“私利”。然而，并不分享此“私利”之大众，也因缺乏个人学术上积极进取意志，宁肯随权威主导的学界主流方向顺势而为，以获职场内之“小利”为足【此一习惯中最让人遗憾的是，我近来反省时发现，很多学生们喜欢听“名家讲谈”，不只是出于与“执营火棒者”同一的“追星心理”，而是以为“听讲”可以取代独立研读。不耐读书自强，岂非正是今日学校文科青年最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理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程度问题：避难求易！因为听觉渠道比视觉渠道更具直接性，更不需动大脑！因此，学校组织的讲演会多，是不是就真地代表那里的学生思想活跃呢？】。自60年代西方文教职业化趋势成倍扩展后，学界间的职业化兴趣逐年高于学术性兴趣。人文学术遂愈益成为特定职业化生存之实行手段。求真与求成之间也就更难有所区分。如果中国人文学界按此世界潮流与世界接轨，前途如何呢？我意（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此警言者）中国人文科学系统，至少是其理论性部分，必长期趋向于世界人文学术等级系统内的次级地位。结果，随着炎黄子孙的科技工商文化蒸蒸日上，炎黄子孙的文史哲宗艺文化将日益成为世界思想主流之附庸。而正在积极促成此趋势者：大汉学是也！ 如果人文学界今日并不这样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为，此趋向亦正符合于今日无处不在的“与世界接轨”风习。在此，他们既误会了何谓“世界”，也误会了何谓“接轨”。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量级”上对应的世界学术，即前述之“世界”，不应该是指作为西方学界偏流的汉学或大汉学，而应该是作为西方学界的文史哲宗艺主流。而上句中的所谓“接轨”，既不应该是在大汉学系统内的“华汉交流”【几十年来我们经常见此怪事：诸华人之间，或者“在洋地界”进行学术交流，或者彼此“用英语”交流，以为不如此就不叫“与世界接轨”，而采取此种形式化安排即完成了中国学人向世界水准看齐的目的！不论是语言还是地界，只要沾一“洋”字即可自动提升身价一等！（同理，现在花样翻新，把这个洋学干脆办到中国地界来，但仍然有效地维持其“洋招牌”，而那些有钱进入此中国洋校者真以为自此即可高人一等。我可断言：正相反！）这是多么可怕的民族精神之趋于肤浅化表现？在此，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洋或土的问题，而是一个透露出知识分子赤裸裸趋炎附势心态的问题！】，也不应该是在西学另一偏流“比较研究”界的“华西交流”；而应该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高端理论层次上的认真交流；即：此“接轨”应指中西主流理论间的交流，而“世界”应该是指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领域。堂堂三千年中华学术思想主流不与西方三千年学术思想主流对话，反而满足于主要与属于西学界之偏流的汉学对话，这不仅是在领域范围与方式级次两方面的“不对口”，而且是进入了这样一条发展轨道：使得中华人文学术在此全球化高科技时代渐渐被并入西方人文学术偏流框架内。这是一个多么重大而深刻的、事关民族文化、思想、学术之历史命运的特大问题呢？ 作为台湾国学最高代表的中研院国学，几十年来已然完全被纳入了大汉学轨道。其培育、就业、科研、范围、功能，已然全盘受制于大汉学框架。如今，随着两岸留学制度和学术交流的文化发展，此一长期影响着台湾的世界文化风潮也已渐渐浸入大陆学界。该文化势力之所以无远弗届，固然因为学界崇洋媚外态势之存在，而与此趋势相关的一般历史性背景（兼含技术性的和思想性的因素）尤为关键之所在。 E。学术发展中偏颇倾向的形成背景 以下将中西人文学术今日处境及其背景简述于此，以为理解上述问题之参考。 1。外国学历和西语能力逐年提高和普及，遂增加了在国人国外参获得任何职业的工作条件；即适应西学界的职业性规范条件和语言条件。（即学习西方学术的技术性条件之逐渐齐备） 2。应该看到，普遍地在西学主流理论方面增加了常识级别上的、或“比较学术”这一较低理论级别上的人文理论知识，因此普遍增加了参与西方学术主流组织的比较学术活动的工作条件（因懂得如何更好地将非西方学术思想形态转换成西方熟悉的表达方式，以在初级程度上为西学主流理解“异文化”提供方便，从而促进异文化在西方主流学界的被关注度）。（适应西学界的思想交流使用的表达方式条件，以方便于西学主流理解非西学内容，从而更有助于中学向西学“接轨”） 3。和五四时代人文学者最大的不同是，当代国学家和华裔汉学家大多是于大学进入专业后才开始系统学习国学的，而学习方式和其后的职业方式已经是经过现代化制度上改良过的了。其总体效果是学人的国学本身程度显著落后于五四时代学人，而在职场中其后的研习方向更多表现在适应当今国学市场结构（降低了对国学的要求）方面，而非表现在深化国学修养本身方面。【长期误导台湾人文学术方向的一些美华史、哲权威为其典型〔他们正是既欠缺五四学人国学学养又欠缺深入西方理论者〕，今又以其明显次级学术资格卷入大陆学界，企图干扰大陆人文科学现代化的正向发展。他们以其外藉华人自由表达方便性所带来的“文风异常性”、看准大陆学人因“文革”等造成的一时知识滞后性、以及自身为适应西方就业而获得的语言与资历等实用性条件等，来首先掩饰其本身国学修养的薄弱性】。（国学修养弱化） 4。外语界和准外语界成为两岸西学界和国学界成员的主要来源，更是比较文学界的主要成员来源。实际上今日西方汉学界和华裔汉学界的新成员，不少出身于外语界和比较文学界，而非出身于“地道的”国学界。此一教育学事实对于两岸当代和未来“国学界”的构成将起着时代决定性的“国学成分稀释”作用。【用西方学术偏流的“西方性”误导性地代表“学术的高级性”，此一误导性的可行性，源于两岸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的文教崇洋媚外风气（掩藏在制度性的与国际接轨政策中）。其直接的误导性表现在：所经常引进的海外学术，往往是二三流的。国人不辨，以为任何洋教授都是学术理论值得跟随的，而我们严肃学者三十年来所专攻的都是西方一流学者的著述，并努力辨析其正负价值。而主事者何能辨此，受影响的则自然是广大青年学子了。】 5。更为重要的是，今日中国西学界因国际学术交流需要，也纷纷涉入国学，以作为和西人交流时表现其具有本国传统学术知识的证明。此种国学水平当然比中国职业性国学家更差一等，却可“弥补以”或“掩盖以”较前者为高的西学知识。因此双方在西学和国学两方面均必然不同比例上，不同程度上，均居于次级地位，而反可联合起来以助长广义的中国学术全盘西化主义的势头（他们的根本利益也基于此势头的存在：各自依附于西学主流和西学偏流以托洋固势）。 6。但是，真正重要的相关因素是，在商业化功利主义主导下的西方主流理论对于自身学术影响力的世界扩展，其最深目的在于其“名势”本身的扩展，而非真地在于要将其专深知识和理论传授于非西方弟子和追随者（有如传统上的“师傅必留一手”，因师傅的真实目的是“利用”徒弟扩大或传承其个人名势）。在此背景下，总体而言，维持西学理论主流的无可企及的支配性地位和非西方学术思想的理论上的从属地位，正为其所需。因此和我们的想像相反：他们希望你理解其理论到足以被动性地为其传播的程度即可，而并不希望你有质疑和挑战其理论的真实能力（而恰可与此隐蔽动机相配合的是，中方学者也正无此类进入西学理论高端的“野心”，其眼界一向瞄准于学术上较其本身为弱的国内学界）。因此，大汉学的深层“双抑制性”结构之效果（国学和西学理论两方面的“较低”水平导致的受其影响的两岸学术界的“更低”水平），正好符合西学主流理论的深层目标。因为，汉学是制度上属于西学界而非属于中学界的。所以，在西学主流和汉学偏流各自“精打细算”之后，西学主流可能反而支持汉学偏流，以通过后者达到战略性地长期压抑他地区人文学术理论现代化可能提升 “过高”之可能性。此倾向无他，源于商业化时代的个人主义唯利是图是也。 7。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的精神方向也正好适合于推广上述西学主流和汉学偏流的共同学术目的。其结果是，中国人文学术因此“与世界接轨”趋势而可得其小利，而在发展自身人文学术文化的大方向上则失其大利。在人人对物利趋之若鹜的今日，极易因此局势而“利令智昏”，学人所求只在得任何名利于一时。有如近代初期手工业者行会惧怕新兴工业夺其商品垄断地位而极力反对后起的新兴技术（新知新学），今日人文学界内的所谓“大腕”们也可能怀具类似的心态，此所以我们劝其将其熟读的致良知学首先施与自身。而重要的问题反而是，一些选择追随大腕及由其控导的学术势力集团以望获得“蔭庇”的一些自进乏力而急于成就者，遂成为学术集团的次级骨干，并甘愿效力于马前。人文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职业化时代这么多人只是想借助学术工具得名获利，为此，拉邦结派岂非不二法门？学术帮派者，不求学术真理，而专门筹划如何占领学界“话语权”的技巧性问题（颇有商业化之虞的“传媒符号学”遂可成为今日抢手货！）。 8。此一世界人文学术趋势，在今日全球化商业功利主义环境下，于是可使西方人文学术主流和汉学偏流各自得其职业化本位内的“大利”，而在百年来西学冲击下已然忘记中国传统仁学精神志向的两岸西学和国学，则只能得其 “小利”。而就人类人文学术整体来看，上述所谓“大利”实为“小利”，而上述“小利”实为“小小利”。所谓见利忘义者，往往指急于功、近于利者，也即指由职业化动机驱使的学人实为贪图易得之小利者。而今日人类人文科学中有其真实的（正向的）大利目标在：此即一切人类人文科学的进一步科学化，以及（世界上唯一有实践论潜力来制衡人文学术商业化趋向的）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理论化。只有当中西学术有能力在高端理论层次上相互交流、相互质证、取长补短之时，彼此才可均获各自之“大利”：此即人类人文科学理论朝向于真正科学化、理性化发展的人本主义学术之总目标。中国符号学的最高目标也正在于此！而跨学科学术合作问题的真切性，正在于此。中国符号学岂能仅被当作是（盲目跟随海外庸俗实用主义理论潮流）经营学术商品营销的某种“广告技术学”？ F。区分和协调体制内规范和体制外理想的实践学 如果怀此治学志向，又该怎么做呢？先得诚实认清自身的、环境的和时代的真实知识条件。如果不认清自身相关的各种知识基础而一味自我夸张，争强斗胜，固位自雄，那就决不可能期待个人和民族在人文学术上日后可达至人文学术真实进步的目标。自以为是，揠苗助长，今日可谓比比皆是。而为了认识自身的学术环境，首先就要注意其中最主要的来自历史背景的一项：这就是广义的学术“文革”后遗症，它至今影响着我们方方面面的内容和风格。其次，应该注意的是，有志于个人和参与团体学术理论革新者，一定要维持一种积极的“双重学术规划”（个人和集体的学术实践“双轨制”）：体制内的职业性工作（A）和按照学术理念设计的附加的学术实践（B）。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真正创造性的学术理论提升。如果老是用A眼光来衡量B目标，自然相互冲突。不能让A制和B制相互混淆，虽然长远来看，B制必有利于A制，但二者的实践方式及程序不一样。即：要将现实和理想分开来，所谓“现实要与理想协调”，是指二者在实务安排上互不干扰的意思，而不是令其相互混同的意思。“符号学家”就是双轨制的学术实践者，如果老是想简单化地将B纳入A以作为在A域直接取利的工具，则有违符号学的学术革新精神了，并必使符号学庸俗化为职业轨道内通过标新立异以取小利的手段，此有志者所不为也。而所谓发扬古人为学志向，就是指要勇于在个人整体学术实践中容纳B制（理想主义），即在A制的职业化轨道外另行“铺设”新轨之意。如果怀抱仁学理念，就绝对不至于为个人的或集体的所谓“政绩”诱惑所制。如果学者仅能以获人称赞的政绩为最高学术实践目的来邀名取利，则必不能安于学术理想。而同仁知否：你我常常被此属于A制的标准所惑而放弃了B制的目标？A制与B制，不仅是内容不同，更重要的是，在眼界范围、实践立场、认识论-方法论高度、目标深远度以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均大不相同。A制是关注于职业化平均水平提升的，B制是朝向于思想性、理论性创发的。 就人文科学而言，海内外体制内学术今已高度职业化、规范化、市场化，而与科学性标准关系则越来越疏远，可谓受制于一种“学术话语市场势力分布图”。人们不根据科学性判准衡量人文学术理论中的真伪得失，而往往以在“分布图”内的势力大小衡量之。不要说广大群众只能够根据此类学术势力分布图来估量学术高低，业界人士大多数也只能如此来评价学术上的是非正误。我们如要倡导人文科学的“科学化、理性化改革”，则首先须彻底摆脱此类历史上（在偶然人际力势关系作用下形成的）学术势力分布图之成见。因此绝非容易推行的工作（以理对势）！我们也可于此理解，为什么真正的符号学理念，以及任何严肃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理念，均须与仁学相连通始可被深入理解、始可发挥效力的原由。因为学人多习于把A制标准与B制标准混同，习于把个人功利主义动机与学术求真动机混同。今日见报载六安毛坦镇学生“疯狂用功”以实现“男儿凌云志”的怪异现象。此类“愤发图强”之“志”与我们说的人文学术求真之“志”，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今日考博、读博之“志”，亦多为职业化功利主义动机所驱使，而时人自欺，往往自以为任何“愤发图强”都表明在朝向于正确治学目标。其实，参与学业竟争者最终均为求“为人知”而已（与古代儒士求功名传统一脉相承：此生要人“瞧得起”！这是一种儒教“光宗耀祖”意识形态的精神遗存）。凡此种种均无助于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革新目标之推行，因二者之“驱动力”完全不同。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推进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学术为什么如此困难？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将A制与B制内的不同规范相互混淆，意图用跨学科的B制内的学术内容增利于单学科A制内的职业化功利主义目标。首先就是在对跨学科前提本身的态度上发生的分歧。最初，学者未识“学术真际”，盲目投机，等到了解到B制学术实践并非可直接“助利于”A制内的目的时，也即如其本身并无在A制外安排B制学术理想之意愿时，自然会不久即弃学术理想而去。此一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之通理，早已无远弗届了。今日有志于学者，必须首先认清此一全球“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术商业化庞然大物之存在。而吾中华仁学向真之志，岂非正是一种历久而弥新的、足堪新世纪思想大任的人类伦理学？亦唯有此仁学精神力量可应对今日国际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商业化学术思潮。仁学者，逆势而进者是也。 【贵阳论坛两日匆匆，恐无充分时间就教于同仁，遂陆续撰就9+1篇随想文，以期以此十文（预先及其后）质证于各界同好，并在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境下留存此学术实践学记录。作者于起程参加西北学术精神追忆之旅前夕。2013，6，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