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1 技术性研习忠实与认识论批评独立 （翻译《经验与判断》过程中的反思：略谈胡塞尔晚年思想的重心） 【新笔谈系列文缘起】 本人此前10篇学理析真系列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人文理论研究者，首应克服职场内狭隘的实用主义，努力将学术思 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1 技术性研习忠实与认识论批评独立            （翻译《经验与判断》过程中的反思：略谈胡塞尔晚年思想的重心） 【新笔谈系列文缘起】 本人此前10篇“学理析真系列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人文理论研究者，首应克服职场内狭隘的实用主义，努力将学术思考眼界扩大至古今中外全域，在文化学术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历史整体格局内，独立规定自身的科研任务。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则，却极其难以被中外人文理论学者加以认真体践，因为后工业化时代的全方位制度化世界，已然将“唯物质主义人生观”植入学者灵魂，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科技工商权势规定的外在渠道和规则思考与行事，从而放弃了主体独立判断与选择的意志。这也是近年来我在《国际符号学会刊》上连续发表的多篇英文批评性论文的主旨之一：战后几十年来国际人文学者及其理论家们渐渐全部成为“职场组织运作程序员”，其目标和方式均由外在世界的科技工商意志所最终支配，其思考方向从而不再触及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的独立选择目标。心言行一切方面都仅是“照章办事”而已。“程序员”即被动的照章行事者，而不再是主动的“自由思想者”。古典意义上的“思想家”今已成为“准技术人”。 我常举足球水平分析与足球观众的关系为例说明今日人文学者人生观和治学观的结构性时代窄化。当观众在观察、思考、讨论足球胜负之根源及改进提升之道时，无不有能力采取着相应的“全局观”来分析球艺得失之道，在此类讨论中均可充分运用理性原则来综合思考各种相关因素：如价值，目的，根源，国内外现状，方法，技术，心理，组织方式等等，总计会有数十种因素会被自动纳入理性观察、分析和评断过程中。对于与观众本身职业与利害无关的足球文化之得失，观众可以十足理性地、理想地进行相应充分思考，然而人文学者理论家们却很少能这样根据“全局观”来思考与自己的“本业”密切相关的、甚至于决定着自身此生价值创造方向的人文科学问题。中外古代“哲人”（那时的人文理论家）大多都是能够进行全局性思考者，尽管其知识程度受到时代发展限制，其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论却均可在理想、理性层次上加以独立反思和自由组织，而非仅以符合现实环境规定的“章法”行事为足。 我们一再提出此一时代学人精神趋向问题，当然首先是因为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事业，必须认真复兴自主创新精神，从人心根本做起，否则只能对国际人文学术主流按部就班，亦步亦趋，不是通过职场渠道来切实发展人文科学本身，而是借助人文科学场所来履践职场规则。这就是我在“学理析真系列”中反复提醒的时代人文学术危机之深义：学术话语编织，今已演变为纯粹职场功利主义的手段或“媒介”；所言所思所写，均为既定程序运作之产物，其实质为：按照市场化既定科研标准和规则所形成的“模仿、抄袭、重复”等行为惯习行事；其科研内容，或叙事或推理，均以既定“材料资源库”（学术遗产积存）和由历史权威成品代表的“方式方法范例”为准，来进行各种“以言行事”类型的标准化实践，其最终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均实现于、验证以其与此（由市场和权威规定的）既定标准尽量“相贴合”之程度。 以上论述的主题正有待我们继续深掘其背景、性质、构成和功能，并非已然研究透彻，然而我们在此“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文”中的目的，则是要继续探索、扩展、深化和形成相关课题本身，而非急于尝试其解决之道。因此，本人在此新系列文中设定的主旨，可不限于人文科学发展建设的问题，而是扩及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历史命运难题：即如何在惟物质主义建设的全球化时代重新复苏学界精神文化建设的意志力。后者正是中外历史文化学术发展几千年的生命力根源。只是进入了二十世纪战后时代以来，人类精神文化的志趣才被全面地唯物质主义财富创造的独一志趣所彻底压过（中外社会的购物狂和游戏热为其鲜明的文化表徵）。由于冷战停止以来科技工商技术水平的历史上飞速的发展，我们前已不断指出，AT产业，大脑科学，基因改造，生化科技，机器人，乃至环境无止境开发等等唯物质主义发展时代的产物，已然唤醒我们人文学者重新关注（马克思本人实际上也极为关注的、并视为其理论最终目标的）“何谓人？”、“如何成人”、如何抵制人类全面“物化”（物质性异化）等时代危机的问题。简言之，被科技工商权势驱赶着不断增加其“准机器人素质”的人类历史，正面临着“几千年人本主义精神传统”彻底流逝的命运挑战。社会历史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其实与科学化的人文科学与人本主义的关系，彼此相互一致。本人，在此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在全球化时代科技工商价值观与超自然信仰已然结为一体之际，根据中华精神文明传统的精髓，不久前提出了“仁学新人本主义观”分析（《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其实正是意欲从根本上回归事关人类全体的“人本主义伦理精神”思考的大方向上来。中华精神文明传统，本质上正是朝向精神文化升扬的人本主义传统。此一中华古典伦理精神传统，自然必须与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一切人本主义精神资源结合，以其作为人类新人本主义文明方向探讨之基础。于是，此一重大时代使命复与我们当前提倡的新阳明学发生了内在的关联。不意中华古典的“阳明心学”（指正心诚意之学，而非计谋克敌之术；后者无待于阳明学，而是来自几千年来的法家智慧学）竟然成为我们提出与思考相关时代问题的“根本心术”。因为强大的国际人文学理话语海洋和繁复的中华古典资源，今已成为国际人文学术职场功利主义运作的材料，学者师生均以掌握、重复、变通（相当于万花筒摇动的视觉效果）其固有内容为职能；此种由强大国际学术权势掌控的“掌握、重复、变通”之标准和方式，已被学界职场视为、尊为“国际认可的科学标准”，学人均以“靠拢”该标准与章法为自身治学生涯之准则，并在庞大稳定的职场结构内形成了学人心言行惯势，从而有力地排除了对其进行客观观察、反思、批评、改造的主体意识和意志。学人如欲跳脱此一时代框架与物化窠臼，以期可从“程序员”身份“复原”至“思想家”身份，就必须首先在客观法则与规范外进行自身的“正本清源”，也即首须从“内心革新”做起。在实际运作上，首先须摆脱国际人文学术权势所形成的既定潮流之裹胁（此一“裹胁形式”包括“博闻强记”、“引经据典”等貌似正确的治学标准；殊不知重复性、抄袭性、转录性的“多知多识”及其内外依托，今已成为“去思想性”、“去创造性”的有力利器！），而设法独立形成反思性、批评性的个人学术思考的课题框架。在人文科学大变革时代，反思与重组的对象，还不是指显而易见的过时思想与学术，而是指我们一贯重视其内在价值的古今中外学理对象本身，以首先完成我们的“自我认识论革新”的运作基地。例如，就本人的例子而言，我所最为重视的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现当代国际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资源，却也应成为首先予以批评性分析的对象。在中华精神文明重振之今日，我们首须践行一种“辩证实践学”，即在一认识论张力场内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学术实践：边学、边思、边辩正；即一方面忠实学习其（为特定职场格局所限定的）“技术面”知识，另一方面在此学习过程中坚守自身独立的（为人类理性理想原则所引导的）“价值观”；也即：技术性研学与思想性批评的一种辩证实践论结合。除了人文学术话语蜕化为人文运作程序员之实用主义工具之外，此一蜕化功能的更为严重的“效果历史”为：非理性、非科学的人文话语堆积，恰可适合于负面势力借以进行价值观、认识论、实践观“忽悠”的利器。人文学术理论家们的产品，遂成就了“人文忽悠”（其现代主要类型之一为“媒体忽悠”。国际上所谓的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今已名实不符。国际大媒体几乎都是大财富集团之附属品，其所谓新闻真实，不少都是选择性的，功利主义导向的。）的基础和渠道。因为此类人文话语均为“既不可论证又不可否证”的文字泥淖，足以达成其裹胁文人和大众、并使其思维混乱从而失去健全思想能力的利器。 于是，恰逢本人译出的《经验与判断》即将出版之际，我遂想到何不将我为该译本撰写的一篇附录文，现成地移作本系列文的第一篇。我在为此译著撰写的“译后记”中着重提出了“何谓胡塞尔晚年理论思考重心？”的问题，通过这些感想再次涉及中国人文理论家应该加以注意的研学立场问题；一个“辩证性治学观问题”：如何处理深化西方理论技术性掌握和对其采取独立认识论批评立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此一设问的科学社会学背景是，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思潮的高度市场化作用，导致恢复严肃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不久的中国学者，在全球职场严密化时代，面对此类理论技术复杂化环境，只能对其进行被动袭取和职场内功利主义的利用，从而轻忽了中国学者对此学术理论生态应有主动积极回应的需要。现象学和胡塞尔学目前为国内中西专业学者所共同关注，因此本人觉得我在《经验与判断》的译者附论中的内容，可以作为本人面对当前西方相关理论主流生态时的一次独立反应例示。正如本人一再指出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们的理论技术化专深，并不等于其思想判断力的正确。所以，中国人文理论家必须勇于切入这样的认识论张力中：一方面认真研习西方理论专家的技术，一方面扩大事业、扩宽角度，独立评断相关学理之是非优劣。具体而言，尽管我们在相关理论学术上或许远远达不到国际权威专家们的程度，但此一事实绝不应成为我们只能对其亦步亦趋加以被动追随的“理由”。对于学者个人固然应如此，对于参与国际人文科学互动事业的中国人文学者集体而言也是同样如此。这也应是中华古典精神文明转化为中华现代人文科学的过程中所应持有的态度和立场，否则的话，掌握和诵记的古今中外经典材料越多，我们反而可能在世界唯物质主义大潮中蜕化为各式“学术应声虫”，如是，“知道”的越多，也须仅能成就科技时代的人文“书呆子”、“教书匠”、（乃至）“职场寄生者”（即“非科学性思想生产者”；非科学性人文话语今日就相当于各种“准文学性话语”= 玩赏性+功利性话语；它们的“花样”越绚丽多彩，其理性分析效力就越来越贫乏）。 **         **          **              **  

人之科学复元 40 年 （1978-2018） 学理析真系列9：仁学人本主义与人类精神未来 李幼蒸 笔者自1958-1959年走上独立哲学探索之路起，二十来年念兹在兹者为：如何在古今中外人类人文智慧遗产的基础上，更恰当、更有效地认知思想理论探索的新方向。此一自我设定 “人”之科学复元40年（1978-2018） ——学理析真系列9：仁学人本主义与人类精神未来 李幼蒸 笔者自1958-1959年走上独立哲学探索之路起，二十来年念兹在兹者为：如何在古今中外人类人文智慧遗产的基础上，更恰当、更有效地认知思想理论探索的新方向。此一自我设定的人生观和治学观的目的针对于探索思考人文学理之“正确方向”，而非凝聚为具体知识积累之方策（按照论语，“相关者”是方向，而非具体知识细节，因“生有涯而知无涯”，所可确定、确立者实乃“方向”之认知）。那时二十出头的我，已然下意识地区分出了“方向正确性”和“知识丰富性”二者间的本质差异。自然，这样的倾向却正好暗合于“朝闻道”的民族性智慧焦点（其要首先在于“闻知，认知”，而非在于“实现，实行”，因前者全然在己，后者则牵扯于外物。故所谓“闻知”者，知“道”[方向]而已。）。整整60年过去了，早先的个人精神态度，今日依然如昔，所勘自安者亦仅在“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已。本人立身行事，所思所求，从来不是为了博学多识，所以，尽管自身所知不过沧海一束，但从不曾因人生短暂，所获局限，从而自怨自艾，而是以“尽其在我”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升个人认知与体悟之“方向正确度”，并自安于此。【举例来说，不是自安于读尽个人藏书，而是自安于坚守藏书显示的精神方向！】此一传承几千年的古人之态度，可叹今日已为全球化时代新人类所抛弃，所谓“人心不古”，莫过于此。今日，由于传统求真态度之丧失，世界人文科学不仅停滞不前，而且面临着逐渐衰退或变质的必然命运。尽管如此，当此之时，我辈仍应以“朝闻道”精神勇于面对危机并亟思有以应对之策。或者，按照现代语言，在强大科技工商统御的世界上，我们目前虽然难以（甚至于不可能）对其予以 “救治”，但仍应尽其在我地对其进行正确“诊断”！诊断，就是“朝闻道”。此一几十年来践行的学术实践方向，直到最近才概略地表述为一种区分历史1与历史2的“认识论-实践论分界观”。新时期的40年，也正是本人正式参与学术活动的40年，那时新时代伊始，万象更新，本人即已将治学的方向、对象、方法均抽离出社会现实，以形成“实践运作区”的逻辑一致性，也即勾画出历史2的范围与目标。今日回顾，自己当初认定的“学术运作区之‘窄化’”，正是朝向“学术视域之‘宽化’（最大化的视域宏观）”的认识论与实践性之前提条件。其方向也是与本人最近撰述“学理析真系列”目的相一致：人文理论家必须具备“宏观视野”才能够切实做到“小处着眼”——宏观（古今与中外）与微观（现实与技术）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善读《论语》者，必然可从中领悟到的智慧启迪。 毫无疑问，这一套基于古今中外多维综合立场的人生观，治学观，西人是完全不予认同、也完全无法实践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与把握他们的思想，他们几乎难以充分理解与把握我们的思想。客观上（语言上，文化上）他们不可能参与真正综合性的思维实践：“古/今，中/外，理论/实践，理想/现实，话语/实在”。他们今日几乎全部成为了两百年来确立的“教育-方向-方法-目标”综合体——即“思想方式生产机制”——内的“产物”。其性向、动机、目标、方式都已是在该客观机制内被有机地予以“标准化施为”，相应的固化价值观已被内在地“嵌入”。纵观人类文明全史，中西两大文明在人类漫长生存史上，一两百年来首次开始汇聚，其化合后的创造性效果，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当上世纪最初几十年在中国国土上发生了中西文明与思想的创造性汇通之时，中日战争将此短暂的“黄金期”一举摧毁。上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全面性中西汇通，经过战火的洗礼，各地中华社区最终均演变为导自西方文明的惟物质主义方向的片面性发展。中华固有精神文明的元气遂被系统地加以“物化”和“商化”。 于今，本人根据个人60年的独立探索经验，终于在迟暮之年最终发现，此一中华文明的固有精神元气（仁学）竟然与西方文明中产生的社会人文科学在理性主义大方向上“惊人地”相互契合，并预示了一种真正的“中西精神汇通”之途。质言之，新世纪人类命运所期待的一种真正全球化的“新启蒙时代”的到来，不仅有赖于新人文科学在世界与人类全体层级上的新发展，而且此一发展还有待于中华文明史上产生的新仁学之伦理性方向之引导。（为了理解此一断言并非狂悖，亦须按照上述综合性的现代化思考方式予以把握。如果仅按照传统学术民族主义或现代科学实用主义之类的思考方式，是根本无法对其恰当悟解的。） 新时期4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关键性的文明方向转折之会。此一近乎革命性的转折，体现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性领域的诸多积极变革成效，人所皆知，毋庸赘叙。在层次甚多的精神领域内我所最为关注的是：1979年在中宣部理论局领导下开展的关于“社会科学第一禁区——现代西方哲学——解放”之讨论。在党内杜任之和体制内洪谦两位专家的积极配合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合法化颁布，成为了新时期一切意识形态开放的总闸口。本人也在此开放初起时期一跃而进入最高学府，并参与了最初十年的哲学思想解放实践过程。本“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我的研究方向与当时同仁侧重于“理论结合实际”、因而着重于社会现实改革的学术目标不同，而是从人文科学及价值学理论的基本建设着手，放眼于建设性的未来，而不是纠结于情绪宣泄性的过去。为此，首先需要积极开辟百年来海内外华人学界均少深入探讨的现当代欧陆人文理论研究。那时选择的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诸学，以及文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电影理论等新学科，40年来始终是我的主要研究和绍介的领域与对象。在此基础上其后转入中国传统伦理学现代化研究，其方向和方法自然与海内外相关主流研究方向大相径庭。最初十年之后发生了新时期历史1场域内的“曲折”，此时身在欧洲的我，在密切观察国内时局变化之时，一方面把我于80年代抓紧时间译出的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书稿复印件，立即托人带至德国，并于92年访问台大哲学系之时，顺便安排了台版的出版（当时对于此书稿是否还能够出版于大陆，是心存疑虑的）。在此曲折之后，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十年复原期”是否亦随之中断，这是我当时密切关注之点。所谓“改革开放”，在我来说，最重要的开放就是社会科学的开放。当确知即使在“苏东坡”之后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未随之而关闭，遂大为宽心，并继续调整和规划了个人新的中西理论汇通研究方案。如此匆匆又过去了30年，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也是我个人学术生涯正式开始的40年。【一桩“历史辩证法般的”个人幸运是：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社会开放半年期间意外“挤入”的；如果没有碰巧三位“老干部”[杜任之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孙耕夫所长，曲敬先人事处长] 的 一致无私支持（此类“文革”之后乍现的“公心”，即使在西方学界也是难以遇到的），我是不可能进入哲学所的。如果是在后来的知识分子当政期间，就绝对不会有我的任何机会了。须知，（据本人“反右”以来的观察）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其“趋时特性”反而是大于对其进行改造者的。再扩展开来说，如果具同样性格与经历的我，当时如身处海外任何文教制度严格的地区，没有任何法定学历资格的（从未被纳入世界各地组织化中的）我，也绝对不可能有机会进入任何地区高等学府的！】这40年也正好覆盖了我个人的正式学术生涯全域。在此新时期40年结束之际，也是我个人60年独立研学生涯临近结束的最后时光，遂决定于此中秋节前夜，对于新时期40年来的国内外人文学术大势再次予以回顾，并简要汇总于此。 【匆匆于2018-9-24中秋节】

仁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关系论 （《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序言） 李幼蒸 【网刊前言】 本书主题不是对《论语》之字义诠释，而是对此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第一书与现代 中国与世界各个相关文化方面之关系进行的阐释，意在展示《论语》潜在的诸多现代性特征。其主要 仁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关系论 （《论语解释学与新仁学》序言）                 李幼蒸 【网刊前言】 本书主题不是对《论语》之字义诠释，而是对此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第一书”与现代 中国与世界各个相关文化方面之“关系”进行的阐释，意在展示《论语》潜在的诸多现代性特征。其主要者可举以下对比系列之事实性存在说明之： 1.  中华原始伦理思想形态vs西方文明中的道德哲学传统 2.  先秦伦理心学vs秦后道德史学 3.  现世人本主义信仰vs超世神本主义信仰 4.  主体伦理意志→科学理性实践 5.  义利之辨→真伪之辨 （2018-3-22） 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各种信仰体系都是各地区社会文化风俗之自然产物，因民众心理之所需而产生，但与人类的科学事业发展无关，却可与科学“和平共处”。而唯有中华仁学信仰体系，由于其现世、经验、理性的思维倾向，其古典理性主义竟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互一致。所谓思维方向的一致性，不是泛泛指二者均“相关于”人类福祉，而是特别指其在认识论大方向上与科学精神一致。人人皆知，科学的发展缘于人的怀疑精神，也即一种唯求知精神（而非一种唯求信精神）。因此我们在仁学的千百理性信条中且看下列原则性宣表之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即：人不强为“不知者”硬性想象出（不论是按逻辑方式，还是按幻想方式）一个“最终因”或“最终理”或所谓“最终愿”（如“终极关怀”之类假大空口号！）。仁学所“安”者，在其求知正途上之“是否尽其在我？”；也即其所“安”在其“诚意践行其求知之努力本身（而非在其“成果”）”，由此产生了仁学的“以学为生”的人生观。而复因“生有涯知无涯”认知，此“学以致知”实践观必然是人类本位主义的（以求人类全体“共知”之方向即为个人人生观方向），而非个人本位主义的（以求个人心理情感之“安”，或以求个人此生名利之“得”）。自然科学之成功发展岂非源于此？未来人文科学岂非正应秉持同样的人生观、认识论、实践观？而此“三观”岂非正为我中华2500年原始仁学所固有者？此外，人类文明中大多数信仰体系均针对于大众，而古典仁学作为“君子学”，其主要对象却为少量“人文精英”（唯上智下愚不移）。古代文与政不分，仁学之实践学遂介入于文与政两域，现代文明开始后，人类生活方式分工精细化，古代由“文士”分担之社会工作今已分别由现代化政经法等“准技术人员”分任；加以社会与人文科学之随自然科学兴起，仁学信仰学或伦理学之时代功能，遂转而集中于新兴的人文科学领域（非指其“职场人功能”，而特指其“求真知者功能”）。中华士人由其作为古代社会性道德秩序维系者角色，遂转化成作为未来人文科学现代化推进之角色。全球化时代其关注之“对象域”，并自然地由“古代东方之‘河流域’”，扩展至“现代地球之‘七洲域’”。中华仁学的此一历史性的、功能性的、时代性的功能性转换，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中华仁学“其命维新”的新形态。（2018-3-25） **     

阳明心学旧文四篇重载 李幼蒸 作者按语 ： 2017年8月，本人因获中国明史学会及崇义县联合召开的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筹备会之邀，酷暑中前往江西崇义县参会；旅程中并冒雨顺便参访了庐山纪念堂与抗日纪念馆，以及白鹿洞书院。此次赣南行，也算圆满了本人先后到访 阳明心学旧文四篇重载                                          李幼蒸 作者按语： 2017年8月，本人因获中国明史学会及崇义县联合召开的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筹备会之邀，酷暑中前往江西崇义县参会；旅程中并冒雨顺便参访了庐山纪念堂与抗日纪念馆，以及白鹿洞书院。此次赣南行，也算圆满了本人先后到访过王阳明三大学行圣地的心愿：余姚阳明书院，修文龙场阳明洞，以及赣南事功遗迹。会议期间曾获岭南心学学会黄会长之约，为其网站贴发心学旧文。为此先行收集此四篇旧文，以供交流。现并将此四文同时列此备考。因所谓“心学”或“阳明心学”，今日意涵纷杂，名称相同，所指可能大不相同也。大会结束时，本人还与其他十余人同获“北京阳明心学文化中心”顾问头衔，可见“阳明心学”今日颇有成为“显学”之势，虽然大家理解的“心学”彼此并不相同。本人用其所指者，乃纯粹相关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领域。以后将发表的本人此次参会论文（“阳明“良知论”解释学之世界学术意义”），将对此进一步加以阐释。（2017-9-3） l  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中国人文科学重建的动力和伦理方向      （参加2011年秋“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前有感） l  从阳明心学到宗羲史学——论21世纪「诚学」的时代意义 (本文发表于《国际阳明学研究》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l  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 （本文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文稿原系为受邀与会的2012年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所作，后曾计划先择 要宣读于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内“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圆桌会议上，最后则于2012年10月下旬由甫成立的“贵州师范大学仁学研究所”推荐至该校学报发表。同时亦将收入将出版的（增订版）《结构与意义》文集内） l  林彪事件时我访龙泉山中天阁—–阳明学题外三记

现代儒学研究随想哲学篇 和刘述先先生商榷 李幼蒸 （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论丛》，201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2616年8月） 【作者注：本文为应《国际儒学论丛》创刊号之邀所撰。其中部分文本选自未曾正式发表的网文。人文理论思想与历史现实之间虽然 现代儒学研究随想——哲学篇      ——和刘述先先生商榷           李幼蒸 （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论丛》，2016年第一期，总第一期。2616年8月） 【作者注：本文为应《国际儒学论丛》创刊号之邀所撰。其中部分文本选自未曾正式发表的网文。人文理论思想与历史现实之间虽然存在有外在因果性关系，但并无文化价值学上或思想文化史上的内在关联性。历史上盛世时学术思想可或衰退或繁荣，历史上乱世时学术思想也可或衰退或繁荣。二者之间的关联极其复杂而多元，彼此不可认为是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南宋时代史称历史上的衰世，而其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反而历史上堪称最高。中华人文学术及其理论属于中华文明历史过程中相对独立的、精神自足的文化亚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体努力，今已渐复其历史元气。此正我辈读书人大可用功之时也。2016-9-17于旧金山湾区】 Key words: ru-Confucianism, ren-lerning, human sciences,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ethics, Chinese intellectual

2016 之新反思及元旦金山有感 李幼蒸 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亊贤，耻不知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终其世而已矣，是谓穷民也。（《大戴礼》） 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则违，安居其伪而不自疑。必闻，佞人党多也。（何晏《论语集解》） 【以上古人语录可 2016之新反思及元旦金山有感             李幼蒸    “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亊贤，耻不知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终其世而已矣，是谓穷民也。”（《大戴礼》）    “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则违，安居其伪而不自疑。必闻，佞人党多也。”（何晏《论语集解》） 【以上古人语录可证，士林中伪孔之徒繁多，自古已然。孔孟学即心术学也】                       2016年1月3日   于旧金山湾区 【昨日风和日丽，在年轻人的鼓动下，曾沿海湾公园一同长途漫步。在年前已决定暂停撰写时文之后，竟然又滋生了“质证于贤者”的冲动。今日起来遂又缀成此文】【2016-1-10文字略微更动】 补加：2016元旦与妻、女同游旧金山渔人码头时有感，今据所记约略补赘数语（是日摄于金山码头） l  毫无疑问，今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必为我们的知识来源，但同时也是刺激我们对其进行反思、批评、解剖、改进、改造的动力源。正当余年可数而补学无涯之际，反而空前彻悟到中外人文科学必须彻底改造之必要性。无他。今日中外人文理论学者主要的论述无非是：将前人的论述加以不断重新“排比组合”，以期在原先存在的权威性学术思想框架内“占据位置”（获得学界公认），而大多未必能超越该既定学术话语框架本身而直接间接朝向各级、各层、各面的“现实本身”。结果，大家都生存于一个集体相沿成习的唯一公共思想网络总体制度内。在思维技术上，因此无疑可达精益求精效果，而在治学精神上已然脱离了古希腊与先秦时代的人类原初理论与实践思想具有的那种直接关注总体人类生存现实时的根本精神与动机。

（《结构与意义》（扩大版，2015,1）纪念文集《后记》） 回顾父亲李蒸先生仁者风范对我的治学方向之影响 （《结构与意义》（扩大版，2015,1）纪念文集《后记》）                        李幼蒸 【本网文简目】   1.《结构与意义》（扩大版）”后记”   2. 《结构与意义》（扩大版）上下编目录   3.  李幼蒸1977年以来著译书目（出版于：1980-2015） 【注：本网文编辑于2015,1,16，于得悉此书可望于本月内出版之后】        ******************** 在看完编辑部发来的稿件中待校正部分后，想到还应该再补写一篇相关感想，以有助于阐明本书作者学术方向之意义及其产生之家庭背景。首先，这是一部个人纪念性文集。收入的文章虽然大多为学术刊物上已发表者，而将本人自1977年起正式从事科研著译工作以来的前后两大段时期内的主要文章汇集为一个整体，也呈现出了有关个人认知发展的线索，这对于青年读者来说也许不无参考价值。本书下编内收入的上世纪70-80年代10年中所写的文章，大多相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理论的述评，本书上编则收入了最近几年间所写的文章。读者不难看出，上编文章的大部分西学理论主题已经转换到中国文史理论和中西比较理论方面来了。作者的这一学术思想方向上的调整，基本上完成于长期旅德时期。新世纪以来，在积极介入国内外人文理论现代化事业的努力中，作者以其五十余年的古今中外学术实践经验，对于中华文明传统伦理思想所具有的现代世界意义，逐渐获得了日益深入的体察，并据此于“五洲四海”的世界学术语境中（而非仅在“黄河长江”学术传统中），最终提出了新仁学伦理学理念。此一根据古今与中外、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经验所提出的符号学-解释学方向的“新国学”概念，则与海内外各种前理论化学术环境中形成的广义汉学中心主义概念相当不同。前者意欲有效介入于、甚至影响于世界人文科学主流方向，而后者则满足于在隔离于西方主流人文理论之后，在内容范围限定的民族学术传统范围内，进行独立经营。无论按照马克思思想还是传统仁学思想，其宗旨都是治天下之学，治人类之学，即使个别民族之学今日亦必然须在现代世界学术范围内加以重新设定。本此认知，作者不仅提出了新仁学理念，而且提出了一种完全新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实践观（其知识论前提则为：须从结构功能角度将仁学与儒学予以相对的区隔，这样才能将“传统学术”和“五四思想”有效地加以同时保存和促其协同发展）。此一认知方向和方式也透露出了在跨学科-跨文化时代以全新认识论-方法论推进人文思想理论现代化发展之艰难性。因为，人文学术须待集体性努力，而此一学术努力所要求的全面知识准备和坚定求真意志，却又与今日商业化世界中无远弗届的功利主义治学观针锋相对。坦言之，今日所需要付出的人文思想理论革新努力，不知道比上世纪初前贤诸公所关注者又深广了多少倍，而学人的“主观条件”，无论中外学界，却均已今非昔比了。因为，于此科技工商主导文明的时代，传统人格教育已经完全让位于合法谋私利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了。人文学术遂也蜕化为个人职业求成之工具，中外学人的“血液”中也就有意无意间流淌着“职业成功至上”的“基因”。 为了研讨以仁学心志学激发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我本人于今年六月参与组织了若干相关于新仁学理念和中西理论汇通的学术研讨会（宁波天一阁-白云庄的“浙东思想”研讨会，贵阳豫章书院-龙场悟道故地的“新仁学理念”研讨会，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讲演会，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中西哲学和符号学”座谈会），其主旨并不同于时下国内外以产生“外部效果或实惠收益”为目的的各种人文学术活动，而是鉴于学界现实，预先确定了仅以“宣达时代学术理念”本身为足的原则。此一学术实践上的策略性选择，乃因面对着中外如此错综复杂的学术思想理论及人际关系格局，仍希于“不可为”之客观环境中有意义地“履践”一向坚持的学术理想主义，以期为后人留下有用的思想实践经验记录。 本文集上编列为首篇的文章，为我于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发言修订稿。在此一举行于中华千余年古都的国际性人文前沿理论学术场合（东方历史与西方理论间象征性对峙的舞台），我的讲演的主旨在于提醒中外学人：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也需要在跨文化时代进行革新以及中华仁学伦理学具有参与现代人类人文科学前进的时代性意义。次年2013年于兰州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成立研讨会上，我的主题发言总结了三条有关人文学术理论现代化革新原则的意见，现将其大意及附加解释列此供读者参考：

西北师范大学成立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 http://www.gansudaily.com.cn 稿源： 每日甘肃 网-教育频道2013-07-10 15:36 甘肃省高校工委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网站-每日甘肃网 每日甘肃网讯 7月9日， 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举行。 著名学 西北师范大学成立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 http://www.gansudaily.com.cn稿源： 每日甘肃网-教育频道  2013-07-10 15:36 甘肃省高校工委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网站-每日甘肃网 每日甘肃网讯 7月9日，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举行。著名学者、翻译家、解释学-现象学-符号学等多领域专家、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李幼蒸先生，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刘基教授，著名学者、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赵逵夫教授和校内外相关专业专家、学者，学校相关部门、学院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成立仪式上，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刘永雷宣读了《关于成立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的通知》。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刘基教授和李幼蒸先生为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揭牌。刘基书记宣读了学校聘请李幼蒸先生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的文件，向他颁发了聘书，并赠送了学校编撰的《华夏文明在甘肃》。李幼蒸先生向学校赠送了个人著作等书籍。该校赵逵夫教授作了主题演讲。成立仪式由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宗礼教授主持。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西经典文献的诠释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决定成立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中心的职责是着眼于中西诠释传统的比较，充分吸收中西哲学各派的理论资源，创立富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诠释理论，开展中西经典文献诠释研究。中心特聘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幼蒸，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小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逵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德荣，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陈春文等专家、学者为学术顾问。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朝东教授任“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姜宗强副教授任副主任。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基教授在致辞中说，“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学校人文学科对社会担当深刻自觉的体现。中心以西北师范大学抗战时期创校校长、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先生的名字命名，纪念他对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卓越贡献，特别是纪念他在抗战时期带领学校师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为西北地区教育事业奠定基础所做出的努力。刘书记强调，李蒸先生在办校过程中，尊重各领域名师专家，打破学界派系成见，营造了西北师院崇尚学术、朴素笃实的风气。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对这种精神、品格的坚守和发扬。刘书记希望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在经典诠释的实践过程中，开辟经典研究的新路向、拓展经典研究的新视域，产生出一批富有启迪的研究成果，带动经典诠释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和推进；希望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能够优化自身的知识储备、开阔理论视野、创新思路方法，实现自身建设的持续发展。

论重读《论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14-6-21，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研讨会发言摘要） 李幼蒸 【按语】本文为2014年6月21日中心年度讲演会（不是研讨会）现场发言稿。稿长是依照议程预定的半小时长度确定的。所以，为了准确把握时间，也是我的历来讲  论“重读”《论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14-6-21，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研讨会发言摘要）                          李幼蒸 【按语】本文为2014年6月21日中心年度讲演会（不是研讨会）现场发言稿。稿长是依照议程预定的半小时长度确定的。所以，为了准确把握时间，也是我的历来讲演中首次照稿宣读的一次。在当日讲演会结束时，本人还受约做了讲演会结束发言。在此本应是总结会议的结束发言中我声明，自己并不具有对众多准备认真的发言加以总结的资格，但对于到会讲演者的精彩学术讲演印象深刻。希望下一次中心例会的活动中，能够增加讨论的时间。但是，在结束自己的“总结”发言时，我还是坦率地指出了一个我认为大家应该坦然面对的一个当前“学术风格”的问题：学术聚会不是为了彼此评功摆好，而是为了相互交流和批评，目的首先在于发现自己学术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我们必须直面个人的实际问题所在，这才谈得到自身日后的学术进步。具体来说，这就是，中年以上学人都应坦然面对不同程度上在“后文革时期”自然而然背负的“文革失学后遗症”。后者已演变为逐代叠加的集体知识积累迟误性，此一历史性事实并已成为我们进一步学术理论提升的内在障碍。 趁补写本文“按语”之便，容我将当时发言的内容再稍加引申以进一步阐明己意。旧时期和新时期在人文学术教育与学术活动方面的条件迥然不同，身为同一历史时期的过来人，旧时期的条件对新时期的发展，不可能不陆续产生着各种负面影响。我们今日必须正视这类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有针对性地进行基本知识方面的纠正和补课，而不是相互对此隐瞒和安慰。我们今日提倡的“致良知”首先就是针对此一历史遗留问题而言的。我进而坦言，如果一些资深老师们因工作和年龄的限制已不大有机会进行“自我补课”了，就应当首先帮助广大青年学生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人文学术领域内的历史性“共业”。我们资深老师如果没有时间了，但学生们还是有时间的，我们今日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为未来青年一代的发展着想，而不能因为自己在体制内有了职称和名位，因此放不下架子，于是就迫使青年学生们都得沿着自己的旧路子走下去。“致良知”的另一个含义是：学生们则应该依赖自己的良知来独立探索新方法，而不必只是被动地沿着导师的旧路子亦步亦趋。就在国学，儒学，汉学被大张旗鼓地宣扬之际，新旧不同时期叠获官封的大师和泰斗们还是应该保持头脑清醒，特别是应该牢记孔子的教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慎独）。此一自诚明态度直接关系到受教青年们未来知识的真实进步。今日无人不知的是：学界高度浮躁。这个“浮躁”主要是指发生在“大师级”人物身上呢，还是指发生于“大师级以外”人物身上呢？还是说：网上流传的“浮躁说”根本是无中生有的污蔑之言呢？今日正在全面反腐运动中，而尚未牵入的恰是人文学术界。人文学术界就这么干干净净？就没有“假药假奶粉”和“豆腐渣工程”问题？但是不论如何，人文学术界一时间仍然属于“自留地”和“保护区”，即被免除了关于学术作风浮躁和弄虚作假现象的检验。此为幸事还是不幸呢？我们是以共唱学术繁荣为幸事呢还是以严肃面对真实自我为幸事呢？我们学习阳明学就是要先解决这个自我诚实的问题！如果人文学界有的是大言不惭之辈，此为我中华精神文明之福还是祸呢？我等中华精神文明信奉者对此岂非尤应深思之？（2014-7-16） 重读《论语》的基本前提 1.     “仁学”与“儒学”的区分：1）作为传统话语中的概念；2）作为现代学术中的“学科”名称；3）在为现代信仰体系 2.     仁学作为主体伦理态度学：一种普世伦理价值学体系 3.     作为新仁学实践学核心之心学：阳明学和胡塞尔学的比较研究 4.    “重读”仁学三书：《论语》，《孟子》，《传习录》，以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探索的普适伦理价值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