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理论危机15题 —中华文明岂能沦为世界思想界之二等公民？ 李幼蒸 前序 ：梁启超所云献身甘为万矢的可理解为具有如下涵义：新知与旧学之间的矛盾体现为少数新知之势孤与多数旧学之势众，以孤对众，自然须成众矢之的，于是亦可见学者间除存在认知性差 人文科学理论危机15题 —中华文明岂能沦为世界思想界之“二等公民”？ 李幼蒸 前序：梁启超所云“献身甘为万矢的”可理解为具有如下涵义：新知与旧学之间的矛盾体现为“少数新知”之势孤与“多数旧学”之势众，以孤对众，自然须成“众矢之的”，于是亦可见学者间除存在认知性差异外还存在有利益与力势间矛盾。表面上，认知差异源自观点不同，实则更主要者乃涉及学术权势间之利益冲突。此所以顾颉刚于创学之初曾坦言旧学威权之可畏。今日所谈的现代人文科学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不知比民国初年新旧学冲突情境增大多少倍！今日之“万矢的”，表面上的确更多相关于认知上的差异，确切说，之所以“新知新学”难以为今人所正解，主因根源于自身历史环境的 “认知背景及条件”之特殊性，以及危机中的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空前复杂性。如不意识到此学术认知条件的存在并设法克服之，新旧学之间的顺利沟通是极为困难的；又如学者不反思此客观历史环境之前在的限制作用而率意坚持其偶然形成的集体认知共识，受此态度影响而不得新知新学正解者，岂非正是学者本人？此无他，恐均源于违反了孔子有关“意必固我”之教也。阳明良知学之今义，首先即在于学者能够诚于、勇于自反本身知识结构的形成史。本文所论主要针对现代人文理论问题，而非泛及人文学术全体，因非属理论层次的文史哲宗艺文献虽也有学术深浅问题，却相对容易解决，假以时日即可逐次提升对古典文献的领悟力。现代人文理论问题的困难，不仅缘于中国传统学术的非理论性性格的局限，而且牵连于（作为现代理论主要来源的）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本身的全面动荡情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黄金时期”的学术成就仍然称之为“前理论化时期”的理由所在。 抱歉，由于论题过多，在复读时发现不少重复之论，也发现一些论题在小节标题归属方面不够恰当的情况，但因涉及各自语境，不便一一删改，好在并不妨碍论述及读者了解内容。本文已逾4万字，读者如不耐，可先读、仅读“摘要”及目录，以见作者之分析脉络可也。 【补记：本文上网于2013年11月11日前夕，作者适满77周岁，现发此文，以志寄望。本文也是我多年来发表的各种学术批评意见的一次总结，今次发布之后，即拟停止有关对国内外现代学术之分析与批评类的写作，以便专心于有关仁学与现代理论关系的研究。还因所欲言者，自于90年代初为台湾《中国论坛》“德法书简”专栏及《中央日报》“中山论坛”副刊撰文起，二十年来可谓业已相当充分（见诸论文集及网文）。本文亦将作为即将开通的“新仁学研究中心”网站首篇文章发贴，以标示新仁学研究之课题兼及仁学本身及其与现代人文科学革新之关联。顺告，本人闻悉出版社近期即将出齐鄙译胡塞尔《观念1》、《观念2》、《观念3》三书，欣慰之余并借此德国哲学出版之际喻示本文另一旨意：中华人文思想现代化发展,除国学现代化事业外，必应自觉实践于如下认知张力场内：其一，深广化现代西学理论研习，另一，切忌对西学理论亦步亦趋。】 摘要：业界学术“共识”可能成为阻碍学者正确理解、运用新知新学的客观原因 a。新时期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的全新时代，甫从“文革”人文学术上“一穷二白”走出的青年们，日复一日地面对着突然到来的中西资料海洋压力。有着读书历史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努力向学，亟思弥补以往浪费的光阴，总体成效的确可观，并也形成了百年来中国第二个追求人文学术现代化的新时期。然而于此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历史上的怪异现象：学人是在几乎没有必备知识基础的条件下“一蹴而就”地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和现代西方理论的。此类知识学习，也是青年们在老一代导师本身长期知识荒废并已不知现代人文理论为何的“引导”下独立摸索中进行的。这样“速食式”研读的直接效果是：虽知书本的“直意”却欠缺相关知识条件对其进行独立、深入、准确的理解及判断（留学人员稍好，而因参与同一的个人遭遇历史，其学术思想程度实大同小异）。但是，几年下来青年学者进入了学术职场，成为了下一轮青年的导师。和前代虽处于学业荒废中却可照旧生存的老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都处于以学“争岗”的新环境内，各人所习得的任何程度的知识都是其职场利得的资格与资本。按照职场竟争逻辑，他们必须从此对他人对自己都以“学而有成”的面目生存于职场。学术社会里当然也相应地存在有各种巩固此一集体自诩倾向之手段。于是一种“新类型的”人文学界开始形成并一直沿续下来。 b。在此新人文学术职场内，渐渐形成了各行各业中的“认知共识”，此类学术共识不仅成为职场官方衡量学术程度的标准，并成为业界学术观点的“客观”知识判断环境，其效果足以强化业界师生对自身学业及其方向可靠性之自信。职场学术观点共识确实是在学人不断深化自身研读成果上形成的，但是今日仅只依靠个人沿体制内渠道进行努力并不足以逐步提升、深化自身的人文科学理论。然而，此种主要基于业界共识而通行于职场的自我检验正误的方式中，却拥有两类“准客观性支持”：一者，学人通过自逞心智任意读解原著（自由心证法）而并不知悉自身方法正确否，结果仅以“原著本身的可靠性”简单化地（急功近利地）代替自己所完成的“读解之可靠性”，殊不知此两种标准并不一样；再者，将习得的理论知识与自身熟悉的社会客观现实加以任意“异质性对比”，并以此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加以表面上的“理论化”解释（往往不过是对自己的现实认知给与附加的理论修辞学式的装饰而已），结果主观地自以为自身的理论理解已获得了现实客观性的支持。此种80年代速成式人文学术理论的最后“验证”，不是别的，仅只是其迎合社会读者群的效果。一切遂仅取决于论者在读者群中造成的效果如何？这样的人文学术理论的进展靠得住吗？这岂非相当于一种变相地市场“忽悠术”？而学术市场上的广大读者恰恰是没有知识准备及辨识是非能力的年轻人！紧于“文革”后步入的80年代兴起的各种“思想热”差不多都是这类“学术速成品”，如果将其视作临时“思想激发器”倒也未尝不可，但如视其为中国人文科学大厦未来发展之“基础”，这是不是中国人在和自己开玩笑呢？ 殊不知，此种将“数学”（纯粹理论）与“工程技术”（现实批评）混而治之的普遍学界惯习，根本上源于不能于功能上区分自然、社会、人文三类科学性质与功能上的不同。学者仅在直接体验层次上形成的现实认知“真实性”，与自己未曾深入消化的理论分析本身之“与该现实的相关性”，二者之间并非具有当然的一致性（自以为：现实“支持”了理论，理论也“说明”了现实），而且此一时代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简单化，一是源于其理论知识理解本身方面的不足，二是暴露了因此更谈不到对理论本身的适切性运用。至于如何组织自身的现实经验与理论解释这两种“异质性”构成（直接经验的构成与理论话语的构成）间的有效“互动关联”，则从未被学者所意识。（适切的符号学分析则可有助于形成对二者进行先分离再组配的科学性思考方式）以上发生于个人身上的倾向还可通过业界共识机制自然地扩及门类学界全体。然而此类习见的形成学人共识观点的方式并不能摆脱一个共同分享的历史“共业”：进学伊始集体性欠缺的足够知识准备。此一基础不实而却可行之有效的“学术共识”之存在，实乃源于集体性的基础知识欠缺本身。（集体的知识不足导致了“现行共识”并无必要的知识基础之支持）此一现象并无关于学者之左中右立场，因虽彼此在历史环境中各自的位置与作用不同，却共同生存于同一环境及其作用场内。【施动方与受动方身处同一“历史文化磁场”，虽彼此得失对立却吸纳着同一历史文化空气，从而“共享”着类似的公共知识资源。此种“知识资源共同性”的历史事实，此后可长期产生着彼此在认知类型上的类似性。此一现象甚至于也无关于学者身处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关键在于，其后在激烈职场竟争中大多数学人并无时间对此前所欠缺的基本知识（“学”层次上的实践方式）进行补课。他们只能就现有条件（任意习得的知识材料和亲身体验的现实观察）进行集体性主观的自由思维（“思”层次上的实践方式），并以不断通过业界团体活动所取得的观点共识为学界共同自信之保障。（幸好），人文科学，特别是其理论，是以欠缺客观、统一、严格的检验标准为特征的。此一人文学术特有的“安纳奇”特质，遂可成为基础未备的人文学者们维持其职业所需知识资格的有效依赖。结果，任何学界共识都可被运作为具有可行性，剩下的问题就成为：如何集体地形成对自身参与的职场竟争有利的共识这样一类实用主义策略学了。其可行性保障在于，职场学术可因此而维持其自身方向、方式的存在安全性（即可免受外来批评侵袭）及运作稳定性（以共识功能有效性维持职场集体利益持续性）：不管实情如何，不管他人批评如何，我自可“岿然不动”！因为我的真实目的只在于维持自身职场内之长期利得，而我及我的团体的职场控制力也已在体制内经营得足够坚固了。 c。人文学界习见的现象是，“人到中年”以后愈加创新乏力，然而“幸运的是”，社会偏偏对于人文科学（文史哲）并无所求，“照养即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政经法〕均须呈现客观上可以察验的个人“生产能力”始能被职场认可，人文科学者则并非真地被要求具有此类客观能力，因为存在的只有各种间接性的标准：学历，职称，级别，奖项）。最初阶段，任何绍述性文字均可轻易成为流行及学术资格之凭证。趁“早班车”者得此“先机”，遂可循论资排辈程序渐次晋阶导师层次，而无需受其自身知识基础与准备之实质性欠缺之累。他们今已成为文史哲各科之“权威”，其观点与眼界自然支配着专业或单位，甚至于支配着本学界。有北大学生曾言，在北大，“学生是一流的，老师是二流的”。为什么？当代大学新生（不同于80年代初大学生）不仅所受初、中级教育完全，而且生活在人文理论资讯丰富时代，就“本科生”标准来说，自然可以称之为“一流”。然而等到他们毕业成为新一批老师后，其原有一流资格即会自动消失，因为彼时对同一人知识程度的衡量标准改变了，即他已进入与原先老师同一的职场，自然地融入了同一职场学术共识圈。此中源于人际关系中相互利用需要以及物质性条件缺乏的原因可以不论，其更根本的原因正在于他须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被纳入老师自身的知识程度和眼界范围内，以便通过与业界主流权威观点一致而求一己于职场内今后之顺利发展。至于知识积累方面，由于体制内的程序性限制，他的确也很难最后超越老师的学术水平。所以新时期历史上积累而成的各种门类的“学界共识”得以稳固地存在并沿续下去。此一“共识文化”却也因此而成为学界深入理解“新知新学”的基本性障碍，因为在“共识文化”的形成背景与正确理解新知新学所需要的知识背景之间存在着学界所有意无意间忽略的多方面认知性、理解性差距。此一“共识”的影响和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恰是其对于诸参与共识的个别学者提供了此一共识具有“准客观性”的假相，从而促使学者个人可放心延用其现有的问题多多的学术认知与观点。其本人之真实学术进步机会也就在此“职场共识”的“使信作用”下渐渐丧失。对此，被业界共识所笼罩的学者个人也许并不都能自知，或者最好知而装作不知。 d。上述“共识文化”，在广义上自然也存在于世界各国学界，虽然各自的“共识”形成背景及功能有所不同。学者们虽然个别地进行学术研究却又同时生存于同一“共识”环境及其历史背景下，此共识遂对诸学者个人的认知观点、方向、方法、结论具有着潜在的某种方向一致的决定性作用。此一共识自然也深入到学术制度性程序之内，进一步增附了其牢固性并与学者个人及团体的职场利益联系起来。此一具有制度性支持和符合团体共同利益的“共识文化”，进而挂靠到学术市场上，与学术社会结构结为一体。作为“软件”的共识遂进而取得了对与其相连的制度化、市场化“硬件”之坚实托靠，在商业化时代，成为决定学者人文学术研究方向、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不过，不容否认的是，由共识文化部分地决定的学术内容与由学术本身科学规律所要求的学术内容实不相同，二者各自的形成方式及因果关系颇多差异。学者如果对二者产生的知识内容差距能够自发地有所觉识，却也并不足以因此就能激发其自反与向真精神，如果学者并不能以“以学求真”取代其“以学求利”及“顺势治学”的人生观的话。如“致良知”可发生于个别学者内心，产生了自我革新之效用，才会意识到自己所跟随的共识之“社会性存在”与人文科学自身要求的“科学性规律”之间的分离性；意识到自身作为学者所长期遵循的方向、方法可能并非完全符合于、或主要并不符合于内在于学术的科学性原则，由此或许能够在治学方向及方式上决意反本归真。此一觉识可进而使其认识到此一共识文化是形成于人文科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性力势机制的，自己的学术研究可能并非沿着科学性道路行进而是遭遇到共识文化背后的各种外在于人文科学的制度性约制。由此而可体会到这正是今日国内外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革新目标所面临着的、一种人文学术生态上存在的普遍结构性危机。在今日全球商业化大潮中各国人文理论学者却又极难有如此之智与勇去朝向“去利向义”的治学方向，因彼等文化传承中尚无仁学所创的个体独立精神。今日均持以学求职人生观的人文理论家们也就难以逃避此全球商业化大潮之裹胁了。如以学求成，此“成”字何须取决于“真伪”？只要借助任何办法，通过任何劝诱蛊惑话语，在制度内、社会上、市场上制造出“积极效果”即可。学术真伪问题遂可被学术“成效”问题取代。学者思想家所关心的也就不是费力不讨好的科学研究本身，而是想方设法钻研“成效制作术”了。古人说的“哗众取宠”也正合此意。此所以知名度越盛者，其中牵扯的“促成”目标之技巧性运作就越高明，但此类“成效”并无关于学术的科学性品质！中华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建设能够沿此方向发展吗？ 简目 1。文化思想之基础即文史哲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