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语录 —中译本《观念3》要句摘选 李幼蒸选编 编译者注：以下诸胡塞尔语段，为中译者在译毕《观念3》后从正文中摘录所得，以有助于读者把握中期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各语段的确义，自然须参照全书和相关胡塞尔他著解之。今日世界胡塞尔学研究，尚处于精 胡塞尔语录                   —中译本《观念3》要句摘选                      李幼蒸选编 编译者注：以下诸胡塞尔语段，为中译者在译毕《观念3》后从正文中摘录所得，以有助于读者把握中期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各语段的确义，自然须参照全书和相关胡塞尔他著解之。今日世界胡塞尔学研究，尚处于精细把握胡塞尔思想脉络本身阶段，此种工作主要有赖于西方专家完成。至于对于胡塞尔学术思想的评价，由于百年来学术变迁迅速、乏于系统批评和整合，故不必求之过速。学者更不必为囿于学术职业化规范而急于求成的专家们之判断所蔽。读解原义为一事，评价原义为一事，运用原义为另一事，三者的意义、功能和完成条件均截然不同。能于一者未必长于另一。此所谓“专家”者亦仅一偏之专也！读者于此深悟之。 李幼蒸注于《观念3》校样改后，2013年8月7日 以下句段系列由中译者选摘。各引用句段开头括弧内的词语为中译者所加的相关主题简示。所引语句均选录自本书正文，以方便读者对所选重要思想片段的进一步思考。句段末尾如有括号数字，表示引录页码。 ～（科学实践中主体的不同态度） 然而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如是体验对物质物的整体统握，连同一切本质上属于它的构成性统握成分，其中包括对躯体物-心灵物的统握， 以使得 理论的经验目光固定地、确定地朝向物质性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朝向躯 体和心灵，并因此进行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人们就必须注意此基于复合统握本质的主题目光之具有不同“态度”的可能性，此目光，作为理论的目光，规定着理论的主题。（3） ～（经验实在体现在因果关系中） 一切关于实在物的科学都是具因果层次上的说明性的，如果它们（实际上以及在客观有效性的意义上）要决定什么是实在物的话。…实在只存在于因果关系中。实在是一种本质上的相对者，它要求着其对应成员〔Gegenglied〕〔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此成员和对应成员的联结中才存在着关于实在特性的每一“实体”。科学的研究要求，如我们最初所见的，永远不断地重新深入实在因果关联域。（4） ～（身体学的作用）

《现象学导论》中文版作者序 本人对于为拙著《现象学导论》（此书最初出版于2000年）的新中文译本写一篇序言颇感荣幸，特别高兴的是本书新中文版是由著名学者李幼蒸教授所译。对于西方的哲学运动（如现象学、解释学和符号学等）今日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                               《现象学导论》中文版作者序 本人对于为拙著《现象学导论》（此书最初出版于2000年）的新中文译本写一篇序言颇感荣幸，特别高兴的是本书新中文版是由著名学者李幼蒸教授所译。对于西方的哲学运动（如现象学、解释学和符号学等）今日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对此我甚感欣慰。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运动之一，其学术生命已超过一个世纪。现象学创始于奥地利和德国，由布伦塔诺和其弟子胡塞尔开其端绪，但很快传布于欧洲各地，特别是法国以及其后的西班牙和意大利。1930年代期间，主要由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引生的官方对犹太人的迫害（胡塞尔早先的助手史泰茵甚至于于1942年被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学院哲学家们被迫移民，大多数到了英国和美国，于是一个新现象学运动于1940年代开始于美国，其参加者包括法伯、舒茨、古尔维奇、冯·赫尔德布兰德〔Dietrich

《胡塞尔词典》中文版作者序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胡塞尔词典》中文版写一篇新的序言，我也极感荣幸地获得这样一位杰出的翻译者李幼蒸教授来承担本词典的翻译工作。李幼蒸教授本人即专深于胡塞尔现象学传统，我想特别指出，他是自早年发现了《逻辑研究》一书后                     《胡塞尔词典》中文版作者序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胡塞尔词典》中文版写一篇新的序言，我也极感荣幸地获得这样一位杰出的翻译者李幼蒸教授来承担本词典的翻译工作。李幼蒸教授本人即专深于胡塞尔现象学传统，我想特别指出，他是自早年发现了《逻辑研究》一书后开始其独立的现象学研究的。 艾德蒙·胡塞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毕生经历了动乱的年代。他于十九世纪中叶（1859）出生于时属奥匈帝国的莫拉维亚。他在德国和奥地利学习，后来在布伦塔诺（1838-1917）的卓越人格中寻觅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布伦塔诺现在被看作是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胡塞尔生前目睹了自己出生地莫拉维亚最终于1918年成为独立的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托玛斯·马萨里克（1850-1937），曾经是一位哲学研究者；作为胡塞尔最长久的友人之一，他也是最早推荐胡塞尔跟随布伦塔诺学习之人。胡塞尔有生之年并未亲眼看到这个捷克新国家又于1938年10月被纳粹德国吞并，但他却亲身经历了自己所归化的国家德国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在此国家内他作为犹太裔不再具有官方承认的地位。即使胡塞尔是一位知名教授，两个儿子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于德国军中服役，甚至于其中一子于1916年Verdun战斗中牺牲，胡塞尔仍然被纳粹当局视为一名“非亚利安人”，并被禁止教学和被迫在衣服上佩戴黄色星徽。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敦促他离开德国，却已因年迈体衰而不克前往美国（其子Gerhart在1933年失去法学教授的位置后即逃往美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在短时间卧病后，他于1938年4月去逝，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 胡塞尔用德文写作，事实上，有生之年内在其大量研究写作手稿中只发表了非常少数的作品。这些遗留的手稿是用几乎已经过时的速写体亲手写就的。由于他的学生们（特别是路德维希·兰德格里伯〔1902-1991〕和欧根·芬克〔1905-1975〕以及于其故世后不久来访的比利时天主教神父赫尔曼·里奥·梵·布雷达〔1911-1974〕）的英勇崇高努力，这些手稿在胡塞尔死后被偷运出了德国，并在卢汶天主教大学找到一处安全的蔽护所。料想不到的是，年轻的梵布雷达，作为该大学刚获得硕士学位的一名研究生，竟然能够说服校长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用以保存胡塞尔的学术成果并延续人们对其思想的研究。芬克和兰德格里伯曾来到这处档案馆工作，但之后德国于1939年侵略比利时，两人均被捕，并被遣送回德国至军中服役。梵布雷达却能够再次将胡塞尔手稿偷运至一处安全地点隐藏起来。他也成功地协助胡塞尔的遗孀玛尔文女士逃离德国，因为作为犹太后裔她也同样处于危险之中，并安排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藏身于一处天主教修道院。于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史，实际上是一段在艰难政治岁月中有关忠诚和勇敢品格的激动人心的故事。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根本性科学，一种有关哲学新开端的科学，一种探讨为一切其他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一种这样的科学，它试图探讨在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被揭示之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崭新的科学，胡塞尔必须努力于创造自己的词汇。他的著作的专业技术性非常高，因此他发明了新名词或者赋予旧名词以新的意义（虽然他这样做的彻底性程度不如其弟子海德格尔高）。因此胡塞尔的著作需要一种导引。我写的这部“胡塞尔词典”就是作为胡塞尔名词导引之用的。撰写一部词典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尽头的任务（每一个词都通向另一个词），每一任务都通向另一任务，如此等等。再者，此类任务也是循环性的，我们需要一个词来说明另一个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行进于循环之中。但是我希望，此一过程实际上是具有启示性的，而且我们对胡塞尔知道的越多，就越企图理解其独特的词汇系统。 这部《胡塞尔词典》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读者对象是全世界说英语之人。这样，我就面对着一种附加的复杂性，不仅是企图说明胡塞尔的术语，而且必须将它们译为另一种语言。李幼蒸教授现在面对的是一种类似的困难挑战：他不得不将胡塞尔的术语和我的相关说明译为中文。幸而他会德语、法语和英语以及他的中文母语，而且我极其信任他将胡塞尔名词的精细语义传达给另一文化圈内说中文的新读者们的能力。胡塞尔相信，现象学是一种参与跨文化对话的方式，而我衷心希望这部《胡塞尔词典》能够激发中国读者对于欧洲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遗产进行研究讨论。让我再一次对李幼蒸教授为完成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所付出的大量辛劳表示感谢。 德尔默·莫兰，2013年3月于都柏林                                   《胡塞尔词典》                                    

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 * （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 李幼蒸 （作者注：本文已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文稿原系为受邀与会的2012年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所作，后曾计划先择要宣读于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暨首届中国      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                            李幼蒸 （作者注：本文已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文稿原系为受邀与会的2012年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所作，后曾计划先择要宣读于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内“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圆桌会议上，最后则于2012年10月下旬由甫成立的“贵州师范大学仁学研究所”推荐至该校学报发表。同时亦将收入将出版的（增订版）《结构与意义》文集内）             阳明语录             *“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王阳明） *“大端惟在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王阳明） 简目： 前言 A。王阳明篇 B。胡塞尔篇 C。中西心学汇通篇 前言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译本前言及目录 (原稿) ***************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 作者：胡塞尔 中译者：李幼蒸 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2 ***************** 中译者前言 自1913年《观念1》发表至本书的出版，16年来胡塞尔一直没有发表任何             ***************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     作者：胡塞尔      中译者：李幼蒸      出版   

《胡塞尔著作集》总序 李幼蒸 ******************* 《胡塞尔著作集》 胡塞尔著 李幼蒸编选和翻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卷1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2012） * 卷2 《纯粹现象学通论》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2013） * 卷3 《现象学     

结构与意义 （扩大版） 李幼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序言 《结构与意义》这本最初由台北联经（1992）、其后由北京社科（1994）出版的文集（两版大同小异），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在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是过去8年来安排我参加过《列维-斯特劳斯文                结构与意义（扩大版）                     李幼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序言 《结构与意义》这本最初由台北“联经”（1992）、其后由北京“社科”（1994）出版的文集（两版大同小异），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在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是过去8年来安排我参加过《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罗兰-巴尔特文集》以及目前的《胡塞尔著作集》诸系列译事的出版社。这也是极为难得地出版过我的“越〔行业〕界”之作《仁学解释学》和《儒学解释学》的出版社。《结构与意义》原版收入的文章正好是新时期开始头十年内完成的工作，是在时代新旧接替、历史巨变的一个关键的10年中完成的工作。对于我个人也是在脱离社会二十年后重返社会的十年中完成的工作。当然严格说来，不是“重返”，而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入”社会，如果学校时期不能算作已经进入了“社会”的话。那年我已42岁，却还未曾“踏入”过社会，未曾与各种“社会人”有过社会性来往，自然也从未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作品。我的社会阶段的人生是完全从新时期开始的。 不过，这是一部扩大版的《结构与意义》，即在同一书名下也纳入了我最近3年中完成的20多篇文章。我将新旧作品分别归入了上编、下编两部分。两编内的文章间隔也是整整二十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因而在收入新作后仍然继续延用旧的书名呢？这本书最初在港台发行时，曾受到海外华人学界一定的关注。原因无他，那时海外还没有改变对大陆旧时期学界的印像，看到这样一本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客观评述的大陆作者作品，不免好奇。加以我在八十年代的译作中已有若干种“私运”台湾（1992年访台大哲学系时还曾参观过附近一家私售大陆出版物的书店，名叫“结构群”，也许书店老板也很欣赏“结构”这个词），那时台湾人文学界也刚开始他们的“走向世界”时期不久，学校文科青年们也对西方当代思潮颇具好奇心。在准备此书联经版的过程中，我已将一些最初发表的文章中的“大批判”修饰语（那时应该是同类文章中最少的了）删除。1992年底访台时，不巧与我此前两年有过不少通信的联经总编辑林先生不在台湾，但也因与本书稿责任编辑林小姐的直接晤谈，终于得以落实了书稿的付印事宜，我这第一本文集于是诞生了。这本文集不仅直接记录了我于文革结束后十年中的部分工作，而且也间接反映了我此前二十年知识准备时期的个人经历。 本书原版中的文章主题，大部分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次“较正式”（即不计入那些内、外部出版物中刊出的从当时苏东学术资讯中简单引述过的人名、书名、派名、主张等）发表的，特别是现象学、解释学、法国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面的文章。我的这些“评述体”文章，其实没有什么“评”（除了修饰性的批评语外），而是着重于“述”。即：利用可能的万把字篇幅，尽量实事求是地将相关思想、理论本身的重要部分展现给读者。由于是“述而不作”所以较具有客观性，其持久性价值依存于所论作者、作品本身的价值，这是这些30年前写就的“述评体”文章仍然具有再读价值的原因之一。海内外很多学界资深学者都是因为看到了这些“述多论少”的文章才从知识学角度对我有所关注的。但是他们很少注意到一个特点：我在有限篇幅内从大量材料中进行“筛选”的独立眼光。有人会说，不过是万把字的文章而已；有人会说，“他沾了预先学外语的方便，搜集资料快些”，如此等等。当时大陆学界的一个“口头语”曾经令我感到讶异，即称赞某人成绩多时就说：“他有资料”，“他资料多些”。例如洪谦先生就对我说过“江天骥写的那几篇文章的资料是我给他的”（即指借给江了挪威哲学家柰斯一本介绍4位哲学家的书，江即根据概书相关章节编写成文）。而我的讶异在于：资料不是随计划的需要可随时读、选吗？怎么似乎成了某种“固定资源”呢？。我们由此可见当时学者资讯闭塞和脱离写作实践情况之一般。现在，这些有关现当代一些西方重要学者的思想理论的“简明扼要”论述，在二十年来虽已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译著之后，对于青年读者来说，应该仍有研读之必要。收入本书下编的这些文章在此次再版时基本上未作内容上的改动（各篇中的人名、名词用法、编排格式等与我现在习惯于使用的有所不同，除个别外，一般也不加以统一处理了），只是在一些文章后面加入“补记”，予以相应背景说明。其实这些旧文，对于专业学者来说，我认为也不乏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其中也表现了作者自己观察和分析判断的特殊角度。对于当代西方思想，我近年来越来越触摸到一种国内学界的状态：一些以为“知道”了的东西，不过是因多次接触而获得了一种“熟悉感”而已，对于一篇文章和一本书，当初在知识未足之时随便翻阅过一遍因此记住了书名、作者、名词之后，就以为自己“看过了”，并以为因此已经“知道了”内容。殊不知，所谓“知道了”，可能仅仅是知道了一些名词的存在而已。实际上可能并未对相关理论内容充分理解。这种现象不仅对于年轻人如此，对于很多资深的学者或理论翻译家来说，也有可能可能是如此。试想，商务印书馆当初把《野性的思维》卖出了几万册后，应该表明至少有几万人读过此书了，但学界表现出有此类相应悟解的人又有多少呢？大家可能只是在字面层次上传递着“共同熟悉的话头”，不见得真的把握了原作的实意。因为很多复杂思想都需要有一定知识准备和反复研读才能逐步深入把握的。即使连我最初译出的那本小册子，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其认识论、美学性、文学性涵义，国内不少文艺理论界读者虽然读过了，其实未必切实把握了。因为，对于新理论知识不是读了一本10万字的书，你马上就“懂了”它的内容和涵义。我当时译出该本小书时，估计与环境的学术文化性“隔阂”至少有四、五十年年，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对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欧陆文学理论和美学，介绍甚少，还不要说那时的文艺理论家们也很少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知识，因此难以深入把握现代西方文艺理论。 七、八十年代其间我对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理论所做的这些绍述和分析工作，其中不少主题都是由我这个此前不在工作单位的人首先提出的，自然这是缘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但也可局部反映着时代理论思想的总体变迁趋势。在新时期最初这十年所进行的工作内容，也是与我当时的自我定位一致的：我的任务就是根据二十年来自己独立摸索的知识基础将国外最新学术理论作品介绍给中国学界。这一自我学术方向定位，不仅正好与我1959年初退学在家所追求的治学方向（现代西方哲学）一致，也幸运地正好与个人在新时期的外部际遇一致：我竟然绝对想像不到地（谁能知道存在着一位入狱多年的杜任之先生？存在着一位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关注的老党员呢？）正好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立即获得了“对口的”职位。于是，我的开始已经过迟的学术生涯，当然也就应该专注于、局限于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了。 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我又在杜老去位、个人单位处境日趋复杂之际，完全意外地获得了赴德研究的机会。在两德合并前夜“顺理成章地”完成了阶段性学术总结：对现当代西方理论思想前沿“理论符号学”的研究。此时我的“专业”，广义上仍然属于此前三十年来心中一直怀抱着的“第一专业目标：现代西方哲学”。居德期间，就在行将结束游学、打道回国之际，国内外又分别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国内是新时期具有更新历史意义的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国外是世界战后四、五十年历史格局的彻地解体。正在此时，不意获得了开启我学术生涯第二期的重要转折：身在欧洲而转向了中土“国学”，即新研究计划获得了批准。如果我一直待在国内，从“技术上说”，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有的发展。不仅行业区隔使此种学术专业的转换或扩大不大可能发生，自己主观上的“国学意识”是否能强烈到自动进行“跑道”转换也是极成疑问的。况且主要的障碍是，对于西学理论研究还存在着大量须待深入的领域，怎么会想到向国学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恰逢欧洲历史巨变年代，我的“三学”方法论（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的十年准备，竟然非常自然地（在外部机会推动下）促我滑向了“国学”。当国内国学界对我一无了解、美国汉学界对我不予接纳之际，我的“国学资格”竟然突然获得了德国汉学界个别偏好理论者的“破格认定”，给与了我中国留德文科学者中几乎最好的客座研究待遇。这对于我在客观上和主观意识上“进入”我的学术生涯新时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这样的大转折也最终影响了杜任之先生生前为我安排的、努力一生也无止境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术轨道。我于是又重新“漂浮”了起来。但这一次的漂浮和年轻时那一次完全不同了。我已经在认知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此生最终的目标：人类伦理学结构的改造。此时，客观上我也有办法在任何不利的客观环境下推进此一终生目标了。从西方符号学向中国伦理学的这一转折，其实不是什么从西学向国学的转折，而是从哲学向伦理学的转折。这个一听起来不像“转折”的重要的理论性转折，含蕴着我在认识论上渐趋成熟的一次大变革：哲学必须与伦理学“在学术制度上”（虽然那时我还未曾像今日这样能够用此“提纲挈领”的词句对其加以表达）分开来。导致我认识到和切实掌握到此一“理论革新”的关键环节就是符号学。因此，我在德国完成的符号学写作计划，正是为我迈向这一重要学术实践轨道转折所准备的“技术性手段”。这个技术性手段与其伦理学目的的关系，则是西方任何学科内的专家们都还未曾想到的。为什么？不仅因为其中暗含着一种跨文化因素，一种跨文化符号学因素，而且这还意味着必须首先摆脱几千年的西方僵化了的道德哲学传统。 从1988到1997这近乎十年的德国校园内的“客座身份”，也是我对西方人文学界较全面地进一步了解和企图与之合作的十年。如我已经多次撰文描述的那样，居德时期后来又从最初的顺潮而前行渐渐蜕变为逆潮而搁浅。我在欧美学界倡议推进跨学科、跨文化的新学术理论方向的一些努力最终均归于失败。我在未能返国复职后，竟然又渐渐注意到国内人文学界那时似乎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文学术研究的宽容度逐年超越着八十年代的水平。在此情况下，自2000年首次返国以来，我渐渐强化了这样的新认识：除了中国学术自身的继续发展外，关于人类全体人文科学的革新努力探索也可能、甚或理念上也必须在中国地区进行了？为什么？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制度化发展已形成了某种自足性的、稳定性的运作渠道，个别学者打算超越其（特别在冷战时期结束以后）已然定势化了的软、硬制度性格局，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而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即使只关注自身的成长，没有事先对现代西方学术理论的深入理解也是不行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对于西方学界自身在跨学科、跨文化思想潮流下进行创造性改革抱有积极期待，我们就得勇于在中国学区内倡导独立的新知新学探索。为此，首先必须摆脱对于西方学术制度和潮流亦步亦趋的治学态度。 于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新时期的第三个十年），也是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三时期，我开始同时推进个人中西两学的研究了。同样出乎我预计的是，作为旅美独立学人，我不仅并没有和西方学界完全“脱钩”，反而与国际符号学界逐年关系密切起来。对于当代西方前沿理论的发展虽已颇感悲观，但参与促进西方符号学界和中国符号学界的合作，主要出于“借西促中”的一种“私利之念”。因为百年来中国崇洋慕外之学风无处不在，似乎只有通过促进中学“走向国际”人们才有进学动力似的。于是同样偶然的，我的“角色”就这样重新确定下来。而另一方面，再次脱离中西两地的“机构”以来，我已不再留恋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关系。2003年起在参与筹办2004年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和国际符号学学会共同组织的北京符号学研讨会时，我已感觉到自己的促进符号学活动的任务已经应该结束了。因此对于参加同年下半年里昂大会，我已持半心半意态度。我当时设想，如果没有资助的话，我就不参加了（居住在国外，自费参加国际会议自然并无多大困难）。不想，年近百岁的列维-斯特劳斯老先生竟然被我先前请求推荐的信函所动（主要理由是法国理论与中国学术现代化之间的特殊关联性），再次助我最终争取到了法方学术访问的资助。由于出乎意料地（当时除了他以外，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推荐者了。我曾向自己名义上担任客座研究的世界文明中心申请资助未果。因此反而可间接证明我的继续介入学会已无积极意义）获得了法方再一次的一个月访问资助，这样我才最后又参加了大会，并因我的出席而当选为代表中国的副会长。（同样偶然地，几年后出版社竟然约我担任了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中文版总序的撰写人，而他也破例授权我转交了他对中文文集出版的祝愿和题签？我们长达近30年的个人联系，就在其去世前留下了此一有纪念意义的印迹）就这样，也是全不经意地，一环套一环，再几年后，遂能成功安排了今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此时离我最初在多伦多大学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过去了整整30年。

《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及全书目录 （爱尔兰）狄尔摩 ● 莫兰： 《现象学导论》中译本序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将出版 《现象学导论》（ 2000 ）简介 ： 本书为爱尔兰著名哲学史家和现象学家狄尔摩-莫兰的代表作，作者具有欧陆哲学、分析哲学、     《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及全书目录 （爱尔兰）狄尔摩●莫兰：《现象学导论》中译本序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将出版

“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第十一届大会” ，即将在中华两千年历史胜地南京召开了。东方历史文化古都和西方现代人文理论的此一历史性会聚，含蕴着重大而深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 “中国符号学”和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 —— 再致“中国符号学论坛”公开信        值此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百周年之际，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自发组织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研讨会” —— “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第十一届大会” ，即将在中华两千年历史胜地南京召开了。东方历史文化古都和西方现代人文理论的此一历史性会聚，含蕴着重大而深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首先，此一人文盛会，在今日全球唯物质主义商业化盛行之际，突显了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潜力和抱负，并向“唯钱是求”的全世界宣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绝非使其子孙仅只能跟随西方物化文明方向亦步亦趋；在全世界只关注物质生产之际，中华文明自有继踵先贤的人文学士，不仅为本民族，而且为全世界，认真关心着新世纪人类文明的精神建设问题。而今日的人类精神事业，既非复兴“诗词曲赋”之属，亦非制作“文娱消遣”之谓，其核心只能是指现代化的新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事业。时当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的世界影响力，定然亦应相关于其精神文明建设。此精神文明之核心，非应指大众化的文学艺术，亦非应指展示祖先文物遗产，而应指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一个民族有无现时代有效的精神和思想力量，首先即表现于其有无能力融汇现代“文史哲宗艺”的世界前端人文科学理论。一国之“现代科学”，必然应该同时包含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学之中又以人文科学为一民族精神力源之中心。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自然主要是指其古典型态的人文精神，“复兴中华文明”当然首先也须指传承和发扬此人文精神，其现代化型态则为人文科学理论。        人类文明的进步的确主要体现为自然科学的进步。相比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科学的显著发展，人类人文科学理论何其落后乃尔。人类文明必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齐头并进方可称之为趋于健全完满。一个重大认识误区是，在此现代科技文明时代，人们满足于仅将传统人文学术或民俗信仰看作是自然科学的“文化对应方”。有如不少海外高级科技界人士把“人文”浅解为“诗词曲赋”教养之类？似乎是：自然科学应该不断现代化，而“人文科学”则必须维持其传统型态和通俗化型态？自然科学可以有高端理论，人文科学只需要有通俗理论即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科技工商、文学艺术、民俗信仰这三大片现代社会文化之主体，对现代人文科学应如何发展，从不认真关注。由科技工商主宰的海外华人媒体，几十年来从不触及人文科学理论讯息（除了那些不可能列入人文科学主体的“西方汉学”讯息外），直视之为根本不存在一般。的确，世界各处均视人文科学为无足轻重，而人文科学事实上也的确无足轻重。这正是人文科学家们今日的尴尬处境：一方面面对着自身学术之科学性不足，另一方面面对着社会主流和大众对其长期的忽视。正是此一艰困局面促使有识者今日觉醒到，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中所最应增强者即为：首先，如何更有效地将前科学时代的传统人文学术转化为科学时代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其次，如何积极参与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革新事业？中华文明在来自西方的物质建设方面跟随之、超越之，可谓不遗余力，却对自身传统上所擅长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长期不以为意？一直说的“复兴中华文明传统”，而此“复兴”是应指原已有之的部分呢？还是指原所没有的部分呢？        就现实而言，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文科学事业实际上正处于百年来最为发展的时期。其进取精神体现在人文学者在三个方面渐渐产生的积极态度：即对传统学术、现代化初起的前期学术、乃至作为中国学术现代化主要楷模的现代西方学术，均能采取一方面亟思研习继承，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反省和批评。也就是：既不满足于对古人亦步亦趋，也不再满足于对洋人亦步亦趋。这样的反省自强态度，不是为了要与古人洋人争长短，而是为了认真提升自身的学术理论水平。没有这样的反省和自强态度，就谈不到人文科学事业的真实提升。此一学术态度的转变相关于学术价值观的转变。如果视人文科学为职业工具或渠道，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可谓无关于学术的实质性进步，因为任何程度的学术资源均可作为职业化科教制度中运作之工具。如是，以往“著名学者”的著述遗存即已足勘作为文科职场内操作材料之用，至于其真正的科学性价值问题则可略而不计。在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操作下形成的“大师系列”所根据的是其一时性的市场知名度，而不一定相关于其科学价值性成就。为什么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够采取真正的科学性标准组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却要排除科学性标准而采取准市场化的“知名度”（文化性商标）标准呢？自然科学按照科学真理知识加以组织运作，人文科学则按照历史上的“大师知名度”来组织运作。为什么？这样的安排会给民族文化学术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结果，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能够科学地、扎扎实实地前进，在人文科学领域学人则被训练成对“历史大师”进行欣赏和膜拜的专业人士。二者显然担负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任务：一个是科学性，一个是玩赏性。如果人文学者都以对历史文人偶像歌功颂德为“最终目标”并希冀自身身后也可被列入同一“先贤祠”系列，却对相关科学性知识获取问题不予重视，中国的人文科学能够进步吗？自然科学按照客观学术价值标准加以评判和组织运作，人文科学则按照主观人为的知名度等级制度加以评判和运作，二者间的学术效果之异，岂非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