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补记：1977年夏秋之间我趁手边借有北京电影学院集体借书证之便，在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旧址紧忙地翻检和钻研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各种外文资料，最后挑中了这本小册子加以翻译。其中最吸引我的部分还不是巴黎结构主义一章，甚至也不是莫斯科形式主义的历史 李幼蒸      从哲学到符号学： 回顾结构主义 (You-zheng Li: From Philosophy  to  Semiotics: A Retrospective to the Structural Movement)   布洛克曼 <结构主义> 中译本新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 ， 2003) 译者 后记 作者补记：1977年 夏秋之间我趁手边借有北京电影学院集体借书证之便，在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旧址紧忙地翻检和钻研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各种外文资料，最后挑中了这本小册子加 以翻译。其中最吸引我的部分还不是巴黎结构主义一章，甚至也不是莫斯科形式主义的历史，而是布洛克曼笔下的布拉格时代。更准确的说是三十年代大战前夕昙花 一现的中欧学术氛围：现象学，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形式主义，先锋派文艺以及欧洲政治局势所共同组成的人类总体精神危机图景。全书最能留驻

我获邀参加2001年5月南京国际历史理论研讨会，因故未能与会，错过了学习和讨论的机会，特别是再次错过了当面向伊格尔斯教授请教的机会，十分遗憾。幸好我的一篇论文“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被收入会议文集，可以用此方式继续来参与会议讨论。该文论述中国符 历史理论的回顾 兼论跨学科方法论的三个级次 李幼蒸 (本文首次发表于本人文集<历史符号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 简目 1。中国历史理论的发展 2。巴法罗中西 史学理论会议 的 启示 3。历史理论构成的三个级次 4。历史理论和人文科学 5。“中国历史理论”学科的形成 6。学术制度和历史理论的发展 7。符号学和历史理论 ————————————————————————————————– 1。中国的历史理论发展          我获邀参加2001年5月 南京国际历史理论研讨会，因故未能与会，错过了学习和讨论的机会，特别是再次错过了当面向伊格尔斯教授请教的机会，十分遗憾。幸好我的一篇论文“略论中国 符号学的意义”被收入会议文集，可以用此方式继续来参与会议讨论。该文论述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的关系，而本文专门讨论符号学和中国历史理论研究之间 可能有的关系。大体而言，两篇文章共同讨论人文科学、符号学和历史理论这三大片之间的联系问题。此外我也打算在本文中回顾一下我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渊源，以

结构主义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传统究竟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中国思想史学者认真探讨的问题。结构主义当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结构 主义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结构主义有关于此三大议题，其重要性乃属不言而喻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和中国学术： [野性的思维] 中译本新版前言 李幼蒸  ————————————————————————————————– A。网刊补记 1。结构主义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传统究竟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中国思想史学者认真探讨的问题。结构主义当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结构 主 义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结构主义有关于此三大议题，其重要性乃属不言而喻。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回顾和展望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及 其与中国的关系时，相关课题的重要性与其在西方思想史上出现的时间顺序没有关系。我们只须根据相关学术思想本身的内容及其与各种思想环境的互动关系来估量 其价值，而无须考虑该学术思想在西方一定时期内的影响力之大小如何。我们正是按此立场来重新考察法国结构主义的价值及其与中国学术的关系的。 2。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结构主义，以法国为中心，有过20年左右的流行期；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流派，结构主义在欧美有着百年左右的历史；作为一种跨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结构主义进入中国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结构主义运动的第一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其突出性贡献是在方法论上促成了社会学和 语言学的结 合 ，并将其成果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3。在以下这篇不久后会在新版[野性的思维]中刊出的译者后记里，译者回顾了25年前引介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思想的往事。结构主义引入中国学术 界，决不仅是 为 了丰富中国学界对西学的知识，而是同时期待着结构主义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化中朴素的结构观之间产生创造性的互动。此一广义的结构主义亦是本人近年来参与推动的跨文化符号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4。 所以说，结构主义问题涉及到现代西方哲学基础，未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向，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方法论等三大方面，其意义已超出现行西方学术思想史 研究范围。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以某一单科为“基础”或“中心”来解释和处理涉及多域的学术理论问题，其偏颇性也就在所难免。实际上，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 同时参照和吸收各领域中的一切相关前提和方法，以扩增我们的批评条件和能力。泛言之，理性是我们的第一前提(因此思考的方向是科学性的)，求知是我们的第一方法(因此目的不是直接朝向信仰的)，二者却都是今日后现代主义和准宗教性思维所拒斥的。我在此所使用的标称“结构主义”(所谓“后结构主义”部分亦可纳入结构主义运动，予以统一考察) 也就自然是与当前西方一切反理性思潮相对峙的。跨文 化人文学术理 论 实 践，必需在人文科学全球对话中，坚持其充分独立的立场。此独立性，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学者在其西学研究中持批评性立场；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其传统学术研究 中致力于积极结合现代西学方法论。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应该成为各类“国学”研究中极其有用的方法论工具。结构主义是一种朝向促进人类文化统一理解的解释学 方法论。

十月下旬，本人作为非史学界独立学人，有幸受邀前往山大参加顾颉刚史学研讨会。顾颉刚史学辨伪思想，二三十年代曾风靡中国，而其后 70 年 间，在两岸四地，由于不同原因，却遭遇普遍冷落。是次会议邀集了大陆史学界倾向于史藉疑古派和倾向于反疑古派这两方面 十月下旬，本人作为非史学界独立学人，有幸受邀前往山大参加顾颉刚史学研讨会。顾颉刚史学辨伪思想，二三十年代曾风靡中国，而其后70年 间，在两岸四地，由于不同原因，却遭遇普遍冷落。是次会议邀集了大陆史学界倾向于史藉疑古派和倾向于反疑古派这两方面的学人与会，交流不同学术意见，收获 甚丰，在大陆人文科学界，应当说是一件盛事。本人提交的论文《顾颉刚史学和历史符号学》，事先刊载于会议论文集，会间曾受到会议主持人和一些与会者的肯 定，允为对顾颉刚毕生学术所做的较全面总结。二十年来本人在现代中国学人间，研读最多的即为顾颉刚先生的著作，但在未读将出的《顾颉刚全集》之前，是谈不 到对顾颉刚学术思想做出全面结论的。在本人论文中，我企图从跨学科角度，分析顾颉刚思想在当代人文科学整体内所可能牵扯到的方方面面，以为史学专业者提供 多方面的史学认识论视角。自然，我们尚不可能对顾颉刚学术“盖棺论定”，而且也许永远不须盖棺论定，因为顾颉刚思想将会是通向人文科学四面八方的“历史文 本分析学基地”，可供后来的研究者时时回顾和参照。顾颉刚思想将会是属于全球人文学术界的。  海外60年来对顾颉刚学术研究的忽略，主要不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而在于汉学界和国学界内史学认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从而导致汉学界和国学界长期忽略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行前我曾与伯克利加大倪德卫（Keightly）教授（《剑桥先秦史》[1999] 的 主要撰稿人之一）谈及此会，他说因事务烦忙，无法与会。去年我曾专门拜访这位汉学界内比较重视科学理论的胡厚宣先生弟子，谈到我在自己两部有关中国古典伦 理学和学术意识形态分析的英文著作中所相当依重的顾颉刚思想，并征询了这位殷商史专家对所谓二重证据法的看法。在西方汉学家中倪德卫的著作我是每书必读 的，但我发现汉学家们难以处理殷商史中一个最深刻的史学认识论问题：即考古学和文献学的关系问题。早在1997年拙著刚才发表之后，我还曾与后来《剑桥先秦史》的另一位撰稿人、艺术考古学家罗泰(Falkenhausen)先 生（张光直先生弟子），用他流利的中文，在德国尼海姆乡间作竟日谈。罗泰也在哈佛燕京研究所待过，我们对新儒家思潮所体现的学术民族主义的批评当然是一致 的。但是，就广义汉学系统而言，西方汉学家和西方史学理论主流之间在理论层次上的对话较少，而对于汉学界华裔学者来说，由于教学系统内语言本身的限制，又 难以深入开展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五四时代学人的学术背景及文化环境，和战后海外华裔学人的学术背景和及文化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尽管二者都被简单地 划在中国史学界或“中国学”界。也许这正是导致海外汉学界长期忽视顾颉刚学术的根本原因之一。结果，拥有世界上最多华裔学者的、阵容强大的美国汉学界，竞 然无一人参加山东大学此一国际学术研讨会！汉学界对此会的忽略和冷淡，大概和他们对顾颉刚学术的长期忽略和冷淡是一致的。

西方汉学 vs 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学科制度性的异同辨析 李幼蒸 题旨 让我们以 A 代表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整体学术世界），以 B 代表西方汉学 （一门通识教育学科），在本文中略析二者之间的制度性区别，用以蠡清：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特定历史局面，在二者之 西方汉学vs 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学科制度性的异同辨析 李幼蒸 题旨 让我们以A代表“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整体学术世界），以B代表“西方汉学” （一门通识教育学科），在本文中略析二者之间的制度性区别，用以蠡清：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特定历史局面，在二者之间发生了（在范围、层次、目标、方法和功能等等方面的）全面混淆。如不对此加以明确辨析，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景，将会在学科制度性方面，产生认识论的误区。在外国教育制度内存在的一门通识性教育学科，是不能自行“顶替”中国教育制度内的一个学术领域整体的。A与B 之间，还不是存在着什么（在深广度方面的）彼此之间具有几十倍差别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中国学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治学心态的问题：是追求知识真理本身、因此诚实面对人类知识情境而与各地中国学人平等参与集体性的A类学术探索，还是追求个人之学术地位、荣誉、名势等派系功名成就？新时期三十年来，两岸四地中国人文学术的共同问题是：应当重新继续战前全面研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全面整理中国古代典藉的时代任务，以期全方位地开创中国人文科学（A）建设之新局。这一民族文化学术革新任务的推行，端赖知识分子能够尊奉“真儒家”传统，正视人己关系（仁学就是管这个用的）、而勇于抛弃“伪儒家”的党同伐异、追求特权利益的负面积习；如果一味根据相关于B的外在人际等级标准（国际、职衔、地位、奖项）、希图通过特殊人际势力关系之操作和舆论之宣传、以期促使本派学术人为地获得A内的权威性地位，这样就会违背上述伟大民族学术复兴事业之宗旨。

要旨：今日人文科学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任何理论创新都难以只在传统的学科范围内进行了，而一些学科专家和学术权威对此却未必有明确认知，学科制度的本位主义，使得他们可以找到理由不支持或进而反对“与己不利”的学术前沿新趋向，我们也就难以期 “史学理论”芬兰行 ——“符号学和古代历史”芬蘭讲演及网刊序言 李幼蒸 网刊序言：（对此前言不感兴趣或无时间者，可跳到（A4）8页后见本讲演正文） 要 旨：今日人文科学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任何理论创新都难以只在传统的学科范围内进行了，而一些学科专家和学术权威对此却未必有明确认知，学科制 度的本位主义，使得他们可以找到理由不支持或进而反对“与己不利”的学术前沿新趋向，我们也就难以期待职业领域内组织学术交流的负责人或领头人，能够对跨 学科方向的思考给予真正的同情和协助。“历史理论”在此又是一个典型的最敏感领域：面对着大多数传统型史学家，他们是重理论、跨学科者（史学和哲学）；面 对着符号学，他们的理论化又嫌不够；而面对着“法国符号学”，他们正像哲学家一样感到不解和反感；而当面对着新世纪“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时，他们竟然 感觉到自己的“基础”有被动摇之虞，抵制之意遂陡然而起。一向以学术自由和民主之先趋自任者，不期然地也采取了“关门主义”和“排外主义”。而在上述各个 学术交流阶段上，主事者本来都是以学术道义标榜者。这就是说，他们的“民主风度”是有限度的；他们的民主风度，有时就是他们在某一特殊处境下的功利计算之 工具，此工具在另一处境下就须代之以他们曾经加以攻击的另一种工具：排斥异己（其实他们像他们所攻击的对手一样地排斥异己！）。为什么学术主持人不能让7、8种 不同方向之学术“百家争鸣”？我们只知道一种权势制度可能压制学术民主，我们可知道学者“人人”内心都有同样的反民主倾向？不过是因为：他没有客观条件实 现自己的“反民主”意图而已。说到根本，源于气度不弘，结果只能“违仁违孔地”视学术为“名利之具”。这样一种心术学现象，实为新世纪世界人文科学发展之 瓶颈。重要的不是人之一时言与行，而是人的动机结构。“言行”往往是动机之行为策略性技术：学人往往在不同环境、不同时机选择最利于己的各种不同“外饰语 言”。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早已对此人性知之甚确，遂有“好仁者稀”之叹！今日人文学术世界正待从百年专业化阶段过渡到下一全面综合化阶段之际，仁学动机学自 然介入，并成为此过渡阶段发展方向的伦理学舵盘；仁学本身也从东方之学，有望“解释学地”转化为世界之学。 前奏：2007年6月初动身去赫尔辛基参加第9届 国际符号学大会前，我还是决定把讲演稿“符号学和历史理论”，事先（而不是会后）寄往美国史学理论主流刊物《历史和理论》主编了，虽然我知道很难期望他会

我所说的“仁学三书”是指：论语（删第10篇和第20篇）、孟子、和传习录中卷（阳明八书）。我用仁学，不用儒学，作为孔子伦理学思想的标称，前已多次解释。我不用“五经”，而用“四书”中的主要两书，作为中国伦理学的主体思想，也已多次阐释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增补稿） —–2007岁末感言* 李幼蒸 ～前贤语录～ 梁启超： “自命为孔子之徒者愈多，而孔子之道乃愈暗。” 梁启超： “姚江学派披靡天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前古。” 章学诚： “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黯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 我事而已。” 章学诚： “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呜呼可哉？”            ～时代处境～    ～伦理情境： 生存张力：求义的自由心志vs 求利的制度世界       ～智慧方向： 基本抉择：回归古典心学；朝向知识结构合理化；坚守人文理性主义       ～新年展望： 中之新解：在中土“折衷〔中〕”全球人文学理

中国的中文系似乎可大致相当于英美国家的英文系。在英美国家，今日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思想生产主要来自英文系，而不是如一百年前、几十年前那样来 自哲学系或其他人文科系。五十年来西方人文学界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美国哲学系在西方学院派哲学 中国的“中文系”似乎可大致相当于英美国家的“英文系”。在英美国家，今日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思想生产”主要来自英文系，而不是如一百年前、几十年前那样来 自哲学系或其他人文科系。五十年来西方人文学界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美国哲学系在西方学院派哲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中的地位较战前大为 提高，但其技术化方向的发展，也使其社会文化影响力难以扩大。同时，随着战后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理论化的程度全面深化，西方学术思想的“理论资源”远远超过 了哲学系可能包括的学术思想范围。60年 代末以来，随着欧洲特别是当代德法思想理论的大规模引入，美国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发展较前明显提升和扩大了。与此同时，英文系自然成为对人文科学理论化新发 展进行综合性研究、解释和运用的最主要场地。所谓“英文文学系”的内涵也就大大超出了战前以英美文学史为中心的范围。“文学理论”的涵义也超出了战前“文 学批评”和“文论”的狭义范围。英文系突然成为人文理论综合性研究的中心，其原因十分复杂，此处不拟详论。但可注意，此一英文系功能的转化，其特点是把本 国古今文学史研究与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研究多方面地结合了起来。各种理论资源中，文学符号学当然是主要流派之一。虽然不论是符号学还是其他理论研究，它们 在英文系的发展也受到欠缺严格性的批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英文系的理论研究是借助其他学科成果进行的，其应用性性格远大于原创性性格。然而，在广义 “文学理论”范畴内，英文系已成为影响当今英美文化思想方向的最重要基地。此一趋势表明，最具传统性资历的“文学研究”，今日正在介入人文科学全域的理论 化实践，并因其突出的综合性运作方向，而在文化学术界发挥着引导性的作用。 表面上，中文系完全对应着英文系，二者都各自相关于本身的文学史传统。二次大战前“文学理论”未兴时代，东西方文学史研究差别不大（远比东西方哲学差别要 小）。不过上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学术也还远远未曾充分引入中国。大多数中国文学学者对“作品”的兴趣远大过对作品进行“理论性分析”的兴趣。于是，新时期 中国全面开放海禁以来，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二者在内的“中国文学学术界”，突然面对着多方面适应“文化新局”的任务。一方面是全面引进西方文 学作品，以及引进百年来国人仍然相当生疏的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另一方面，又突然面对着西方60年代以来的、大为强化了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压力。中国旧时期两岸公认的“文学大师”们，其成就主要为“语史学”（philological）方面的，对于西方古典和现代文论，由于对西方哲学类和西方史学类知识的欠缺，素来也仅只有片面的掌握；而对于战后、特别是60年 代以来的西方“理论世界”，应该说，基本上一无所知。不仅因为许多文学大师长期以来并不研读西方理论类经典原本，而且即使外语高明者，也基本隔膜于当代理 论科学内容。于是，在新时期伊始，中国文学界十年来面临着一种颇为明显而人人避谈的尴尬局面：一方面要重新树立旧时期大师的地位以使其对新时期学子传道解 惑，而另一方面却并非不了解耽误甚久的老师宿儒们对于新时期文学学术的中心任务—文学理论的研习—却

当代首屈一指的理论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去年度过了百岁寿诞后，于一周前安然辞世。各国纪念文章，纷至沓来。我作为中国最早译介其理论的学人之一，在此仅简单表达一个意思：结构人类学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何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社会 当代百岁法国大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辞世感言     当代首屈一指的理论人类学家列维-斯 特劳斯在去年度过了百岁寿诞后，于一周前安然辞世。各国纪念文章，纷至沓来。我作为中国最早译介其理论的学人之一，在此仅简单表达一个意思：结构人类学对 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何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三千年的学术思想传统仍然有待于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要不要现代社会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是一个百年来还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没有自然科学不行，没有社会科学就行吗？其实，清末“中体西用”论至今仍然顽 固地变相存在于中国学术界。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有着200年的历史，其中大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理论部分，中国学界还远远没有掌握；而近50年来，作为广义社会科学一部分的人文科学（文史哲）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就是其中的主要成就 之一。 结构主义方法论强调:首 先要对文化和学术现象的系统、结构、功能、意义进行科学性描述和分析。这是社会科学家向自然科学家学习的具体表现。当然，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而作为“科学”，其相通处是强调理性方法论的首要性。研究对象可以是几千年前的遗存物，而研究的方法应当是现代科学。同理，对于 中国几千年的文史哲现象，也应该同样看待。拒绝现代科学思考方法，正是“中体西用论”之本质，至今仍变相遍存于海内外人文学界。一些不同地区学者在哲学和 政治立场上可以不同，而在此清末以来的“中体西用”意识形态立场上，却都一拍即合。这也是三千年封建主义“孝道文化”在中国人灵魂深处固存着的统一“深层 结构”。 中国大陆从1977年起，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那一年起，对于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全面开放。本人也是从那时起参与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译介工作的。大家认为，中国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发展长期以来被耽误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而结构主义运动正是战后最重要的学术发展之一。列维-斯特劳斯的独创性贡献尤其 值得关注。本人在完成了他的《野性的思维》翻译后曾立即写信向他请教，从此将他的学术视为最重要的当代思想贡献之一。该中译本于80年代末先后在北京商务和台北联经出版。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十数卷文集，列维-斯特 劳斯于百岁寿诞前见到此印制精美的中译本系列后，来函表示感谢。我作为译者和结构主义研究者曾向他表示，结构主义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发展中的重要参照思想之一。 新时期的30年，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进入两岸学界的30年，其人思想可以说已与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发展事业密切相关，并预示着当前中国学术思想界朝向科学化发展的意愿是不可逆转的。三十年来，列维-斯 特劳斯和中国学术 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