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富士行 记东瀛购书-春之旅 李幼蒸 【附旧文七十泰山行：记符号学-秋之旅】 1.缘起 本来今年没有回国的计划，年初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研讨会的一封电邮竟然促成了一次东亚四周行。在前年索菲亚大会上告别了国际符号学后，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论语解释学          八十富士行          ——记东瀛购书-春之旅                 李幼蒸 【附旧文“七十泰山行：记符号学-秋之旅”】 1.缘起 本来今年没有回国的计划，年初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研讨会的一封电邮竟然促成了一次东亚四周行。在前年索菲亚大会上告别了国际符号学后，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论语解释学》写作，打算趁既定翻译计划因故拖长的机会将此书稿一气完成，以便当余力尚存时投入另一部毕生“终结之作”——“西方伦理学史批判”。结果，尽管国内办事一贯进进停停，当最后收到机票时才意识到必须放下手边一个月的工作来规划另一次大陆行了。照例，除了参加兰州的会议和讲学及参访外，也须同时有效填满余下的时间。由于答允了陪同妻子再次去杭州访友，我遂在此行程规划内突然想到为什么不顺便去一次浙西呢？进而又想到妻子从来没有去过日本而我也从来没去过札幌，为什么不也抽出时间参加一次日本旅游团呢？妻子发现我又要把时间填塞满满，大不合其逍遥度假的习惯，因而最初曾坚决反对。然而，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我就非得试一下不可，后当看到一则将本州与北海道组织为一次游的广告后，意念就发展成实际的决定。在我的劝解下，妻子也就随之“屈从”，继而一同期待着成行了。 有了再次兰州行并顺带计划了日本行，这本来联想不到什么七十、八十年岁的问题，更没有联想到什么登山的问题。随着年龄迅速老化，体力明显衰减，虽然前两年的青海日月山行证明三千多米的高度还是能够适应的。不想，日本游的计划中包括着我最初没有注意到的北海道“昭和新山”行和富士山行节目。到了北海道地狱谷和昭和新山脚下，我才突然想起了两个观念间的连接：“八十岁”和“登山”！同时记起整整十年前自己写过一篇“七十泰山行”（曾蒙黄玉顺先生当即上贴于他的网站上）。年岁本身预示着事件可一而不可再；今所谓“登山”，当然不再会指体力上的健行，而仅是纯然象征式的“望远”而已；望文明之远，文化之远，学术之远，以及人类前途之远。如不登高望远，我们就会被眼前纷纷杂杂的现实包围着而随其波澜起伏，如此必难纵观生存之全景。结果，历经日本两山行后，我遂由十年前的“七十泰山行”文想到应该也写一篇“八十富士行”；的确，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已达八十之限。更深的写作动机当然也不是完成一篇什么我并不擅长的“游记”，而是意在牵连出相关于现实性与学术性的诸多联想，并期之以体制外的观察角度对话于体制内的友朋。 2.

经验判断之实与理论支持之虚（修订稿） （2015岁末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未来） 符号学附文： 2014 索菲亚大会讲演（载本期《国际符号学会刊》） General Semiotics as the all-round interdisciplinary organizer ― General Semiotics(GS) vs. Philosophical Fu 经验判断之实与理论支持之虚（修订稿） （2015岁末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未来）

海外新儒学印象记：兼谈汉学及国学现代化问题 （学术忆旧与反思随笔之一） 李幼蒸 《松阳讲义》（陆隴其）：世间有一等人，惟知隐默自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 置不论。此朱子所谓 谨厚 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阉然媚世，将是非可否故意含 糊，自              海外新儒学印象记：兼谈汉学及国学现代化问题                                  （学术忆旧与反思随笔之一）                                             李幼蒸 《松阳讲义》（陆隴其）：“世间有一等人，惟知隐默自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

学术随笔：人文学术实践中的张力关系 李幼蒸 本随笔条目原为附于一专文文前的若干陆续记下的前言、感想与注解等，其长度与内容，和大体已完成的正文海外新儒家印象记渐行渐远。因此决定将此部分分出来单独成篇。惟因最初补写时多少欲以正文为基准，故句段间         学术随笔：人文学术实践中的张力关系            李幼蒸 本随笔条目原为附于一专文文前的若干陆续记下的“前言”、“感想”与“注解”等，其长度与内容，和大体已完成的正文“海外新儒家印象记”渐行渐远。因此决定将此部分分出来单独“成篇”。惟因最初补写时多少欲以正文为基准，故句段间颇为零碎，欠缺连贯性。但为了节约时间，也不拟修改使其真正“成篇”了，容其作为目前这样的随笔形式发表亦无不可。这样的随笔的“优点”是保持了本人学术思考的“原生态”，“缺点”不仅是欠缺连贯性，而且文字潦草。此笔记文中处处提到的本来应列于最后部分的“本文”，就与本“笔记文”不再连在一起了。（该文将另发）祈谅！ 这份“随笔”系列，是在同一段时间内日常若干不同工作进行中“随时想到”、随时“插入”的，虽然零散，但涉及到很多不同方面，呈现出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界许多不同的冲突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笔者亲自有所体验的，虽然不免为一管之见，却仍可作为一面小镜子“折射”出许多重要的“问题系列”。此笔记文的发布，当然是想将这些虽然未曾加以条理化整理（使其真正成篇）却表现出我当前最关切的（而国内读者因处境不同往往未曾关注的）“学术背景”上的诸多学界思想与实践中的“冲突点”。由于表达零散，所以期待读者自行将其中陈列的各种不同的、貌似关联不紧密的诸“冲突系列”，“一起”收入自己的思考视野，关注这些不同问题侧面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关联性整体。要认识我们今日人文科学创新事业所面对的“整体困境”！没有困境意识，就没有严肃的治学态度。 读者会发现，我的观察视角大致来说介于“西学中心主义”和“学术民族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国内外学者多倾向于其一或其他，我则坚持必须同时关注二者及其相关关系。显然，本笔记文是一个“问题系列”，而非解决系列。只有不断为自己设定“难题”，才能促使自己积极思考，而可不致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人云亦云。 不想最后“正文”未发，反倒先将作为前注随感的文字（类似于一份论学日记）先贴发了。 （补写于：2015-9-29） （注：每段文前的【】标题没有什么意思，为当初插入各随想时随意加写的，用以使前后随笔文彼此区分而已。） 【前注】本“杂文体”介乎（对他者的）“文章”与（对自我的）“笔记”之间。其内容超乎刻下“现实”而朝向“一般”、“前景”、“未来”，故不可能直接相关于学界读者各种现实的知识需求或眼前的求知兴趣。但仍可作为读者当前知识兴趣视界之“外缘”或“远景”，或可有助于读者在自身视界内的认知结构调整时之参考。仍然有必要首先强调一下本笔记文的“特色”：文中各种观点都是不同于西方学理主流的，原因无他，只因今已被百分之百全面制度化、组织化的西方理论学者都是在大体定式化的知识实践程序中经受定式化训练后开始工作的，本人的西学理论实践方向则是根植于“旧时期”二十年间独立探索的经历：彼此的“个人形成史”完全不同。同理，本文提供的各种讯息和观点自然也不同于海内外四地文科留学生的“共识”，因后者同样也是在西方学术制度内训练而成的。“五四”前后及“黄金十年”的人文留学生们其回国后的杰出贡献其实百分之八十相关于其留学前的国内学术知识修养，而“新时期”的留学生们的相应的留学前的国内“学术修养期”，则完成于“文革十年”。二者能是一回事吗？同理，49年后脱离了中华文明场域的海外三地，其人文学术实践也完全脱离了战前本土文化环境，其内容、方向、张力、势头等能够与战前大陆文化学术情境是一回事吗？（只是由于今日各地华人人文学界共同采取的“等级化权贵制度”导致了人们形成了纯粹按其于海外机构内的“名势”来评估其学力和资历的惯习，结果全面掩盖了今日人文学术理论界的名实不符现实。）为什么“两边”学人都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共识”从而故意忽略自身与集体具有的这种“时代特殊差异性”呢？因为不能准确认知自身的时空文化环境的真相而一味采取西方功利个人主义的“惟我为能”的商人化人生观，其治学态度虽然有助于现代学术职场内的名利竞争，却远远无助于提升中华精神文明为自身和为世界承担的新人文科学建设大业之启动。本文各部分所谈均反映着“二者”间的差异性：一者是，在当下职场内急功近利（满足于当下可行的个人学界竞争资格），另一者是，关注人类和中华精神文明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目标【因此可朝向于真实和理想，遂可勇于重新设计个人“按阶补课”的自强步骤，以便最终能克服小我而朝向于民族与人类集体之大我的理想精神目标。只有经此“尽其在我”（个人实践），方可达至 “无入而不自得”境界（以“大我”为最终目标）。如是，何虑之有？即不以和人争比为治学目的，否则即会：因高于他人而自满因低于他人而自馁！】。二者绝对不是一回事：即职场实践和真理追求完全不是一回事！（2015-9-13补） 【解释】从本人最近文章中以及本文中，读者可以感觉到本人思维方式变迁的动态，即因“合理读者对象究竟为谁？”问题而产生的反复犹豫之痕迹。这相关于“对自表达”和“对他表达”的关系问题。在此变迁过程中，前者越来越居于主位，后者越来越居于辅位。在此不无“动态性”的过程中两种“对象”和“动机”其实以比例不等的方式处于变动中，此一“动机与对象”比重游移过程中进行的思想组织方式也就必然呈现出混杂性。此一心理和实践状态是个人生存本身中滋生者，属于自然，而在理智层面则存在有一关于“可行性”的需要感：个人思想必须进行，无论是否有适当的读者对象，思想必须记录下来，无论未来有无产生作用的机会。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今日世界已然空前地异于以往几千年，历史上存在的社会文化的长期持续同质性，今已不复存在。我们生活在对于未来不可预测的时代，特别是人类对相关的人生意义与价值观涵义的认知属于高度不确定的一个时代。历史上第一次，在新世纪，我们无法再以传统上的“守先待后”、“藏之名山”之类的格言自励了，因为，本质上，技术化和商业化这两大“化”，已经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化的格局、结构和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人又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集体文化学术积累之自然传继者，此一文明史加予我们的“承前启后”的客观责任又自然而然地（即为我天性内所固有的）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无法人为地（哪怕以自身的意志力）加以消除。（所以，注意这句老外们根本体会不了的仁学命令句：“择善固执”！即不因其理智性推论而因其精神性冲动故仍不得不成为我等“必须实践”之目的者） 不过历经三十年的国内外学界经历后，我已较前最明晰地看透一件事实：人类的新“客观条件”已然根本地决定着、控制着学者个人的自由度，使其几乎自动地（不得不地）遵循着技术化-商业化的学术制度轨道而选择和行动。他不再是自主决定者，而是被决定者。因此此一“被决定性”就体现于其成为按照固定标准和程式进行准机械化地“思想反应者”（如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应”模式，但此刺激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社会了）。在此情况下如何与其“交流思想”、“对话讨论”呢？“读解”遂只能成为按照人们所接受的或所受训练习得的标准答案进行的一种“准机械化反应”了。如是，学术对话还有意义吗，如果“读者”的读解效果只能是定式化的机械反应的话？因为，如果其可能的自我思想资源之幅度都已被预先限定了的化？例如，如果他已经于青少年时代的12年间被“毛毯厂中学”的军事化应试教育的严格程序“塑造完成”了化？不，（别以为可以例外）如果他已被哈佛、耶鲁的标准化西式理论化教育“严格训练”过了的化？虽然知识的内容、性质、范围互不相同，而按照某一固定价值、标准、规范、程序、方向进行了“考试化的训练”了的话？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按照既定教育生产程序完成的“预制精神构件载体”，就是比古人更具有思想能力的吗？ 其实我的许多网文的临时写作动机都是受到最近或当前具体个人学术交流中偶然“遭遇”后的一种“升华版”的“反应”：将个人当前（主要是海外的）负面体验转化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描述和论述，以使此一负面遭遇获得正面效果。我曾不断描述自己三十年来在海外学术交流中的不公遭遇。我自认为是带有相当客观性地分析了遭遇的情境，最后确认了其中的“本质”：的确不是因为自己的作品不合规格，而是因为大多数西人学者的“党同伐异”逻辑性惯习所致【之所以容易发生，还因为一个社会性外在原因：因发现与我无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却白白帮助我发表与其自身学术定式不同的意见而觉得“无益”。正如国内一些现当代西方理论同行因发现我属于原单位要有意排挤的对象因此才“敢于滋生”其源自民族性的党同伐异对策一样。后红卫兵一代学人的最大负面特点就是：势力心。其总路线就是：趋炎附势！这是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最大教益：必须趋炎附势和党同伐异。不想此特殊历史经历正好与海外持同一趋炎附势学界一拍即合。因今日大家可不分彼此而共同卷入普遍商业化生活方式之中也：“你我原来一家！都是唯利是图的开明利己主义者。为此，你我何妨跨域联合形成国际学术党同伐异合作形态？如经济界已行之一世纪有余而足证其可行那样。”】。我现在又在这个已经不仅过长而且过于拖沓的笔记式“前奏文”中续加罗列，这也是源于日前一件海外“连环发表事件”，其最后一链为由一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我一篇新文在将发表前受邀写的“文评”。我在读后以及看到其引述的权威性根据（康德、韦伯、尼采之类）话语，不觉失笑。举一反三，这是对我以上关于“反应者读解法”的明显例证。我不觉联想到究竟什么是今日文科科班教育或“训练”？坦白告知：我的“个人问题”之所以不可解，乃因我参悟到今日西方开创的新学制下，教育服务于就职的总方针，必然导致人文学术交流成为根本上欠缺价值和意义的活动！（大家学一样的过往名人文本，通过考试记住这些文本，将来毕业后重复教授这些文本，在著作中不厌其烦地copy这些文本，大家均予认同，因同为受训时的同一教材！“康德说”，“黑格尔说”。。。这样有意思吗？我们仅只是古人的“现代鹦鹉”吗？）大家都说着被社会文化市场预先确立的权威标准下形成的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大家都在同一准封闭的学术思想体系内进行“相互流通”。而对在此体系外的各种不同思想话语表现，则一概以自己熟悉和遵循的东西为基准，进行着定式化的回应！这岂非正是今日人文科学难以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原因？结果，交流不是为了促进独立思想而是借助学术思想媒介追求“学术外”的真实治学目的：名利。好，和一个以维护自身名利为动机和目的的西方学术权威交流，意义究竟何在？所谓各种学术活动，大会小会之类，岂非都是各种“造势”过程，其真实目的实体现于“言外之意”也！对于此一现象反复“纠缠”之要点其实源于：我越来越展望到未来中西人文理论交流中中方的整体思维创造性潜能将因此日益弱化，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学人以其今已纳入（古代所纳入者约束力尚极弱）学术实践制度性藩篱的生存基础，致力于“借学术话语以遂行实惠”的话！

西学理论和中华文明 正确的中西学术交流观影响到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未来 李幼蒸 * 急于照搬和套用，缓于深研和创新此为未来中华文明 人文科学现代化健全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 【提醒】 1. 自然科学向前看，人文科学向后看，这样的大方向对吗？即使是过去的有价 西学理论和中华文明 ——正确的中西学术交流观影响到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未来                               李幼蒸 *急于照搬和套用，缓于深研和创新——此为未来中华文明 人文科学现代化健全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提醒】 1.    自然科学向前看，人文科学向后看，这样的大方向对吗？即使是过去的有价值经验，也得根据新知新学新理来重新加以判定，哪里能简单化地仅仅按照过去“大师”们的旧时代论述原本，即作为我们新时代当前及未来规划之现成根据？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仍然那么做呢？只因为他不熟悉、不研读新知新学新理，却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着真理了。人们以为只根据亲身、日常、直观的经验总结就足以认识现实和未来问题。严格来说，这样的思维习惯往往相当于一种情绪性的条件反射：在直观经验和因果推理之间建立的一种简明联系，其本质往往是对相关经验对象性质的一种重复性概括而已。 2.   

回忆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的爱真之心 论价值本身与价值之用 李幼蒸 【本人网站发表前言】每一篇评论性文字是否可为公共网站刊出，写时和写毕其实并无明确心意，因为这些观点和目的并非为了有助于改善和匡正学术 之用，很久以来就已明了，今日学界山头林立，    回忆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的爱真之心 ——论“价值本身”与“价值之用”                       李幼蒸 【本人网站发表前言】每一篇评论性文字是否可为公共网站刊出，写时和写毕其实并无明确心意，因为这些观点和目的并非为了有助于改善和匡正学术 之用，很久以来就已明了，今日学界山头林立，人文学术话语不过被视为“做强做大”山头及“山大王”的运作工具。而众多不得不依附或依违其间以图生存的广大学人，其来历和前途均嵌于同一系统与程序，鲜有有能力越出雷池几步以追求独立学术思想前途者。大家必须生于同一固定框架内，因此其思想和行为方式必然难以改变。生于今世，连在此情况下为何写作？为谁写作？在在均成问题之时，还不要说存在着对于人类文明前途整体的困惑了。但是，写作乃是一种个人性的内在冲动，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自我表白，尽管是“无对象”、“无期待”、“无效果”的。对于读者反应中最乏期待的就是来自青年的了，尽管表面上就是青年们最易有所反应，但因他们囿于习俗、偏见、私利的强大限制力，往往难于“全面细致解读”各种理论性文意却不自知，结果呢，尽管勤于阅读，但也正是他们，也急于亲附，固仍旧依循旧辙，照章办事，却可能还留下一丝“善解人意”的虚假印痕。在此情况下，不意文章偶尔还是可为公共网站编辑们采纳，遂让我对“编辑人员”比对“研究人员”更感亲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可能“客观地”，无“个人利害偏见地”，来面对文中涉及的人、事、理。读者知道，我不时在表达一种观感：今日人文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主要靠的是各类编辑人员的“公平正义”，而不再依靠“研究人员”了，如果后者不至于干脆就是新知新学新理发展的阻碍者的话。学术霸权者就是“学术垄断者”，其本质就是掌控市场“货源”和“品牌炒作”，就是担心各种“新商品”干扰其控制格局。学术山大王的兴趣不在学术，而在通过学术手段实现的“摊位垄断”。（2015-7-31文章上贴本人网站时） 去年“马年”，我的两位六-七十年代旧友——老马和小马（两人也彼此相识）竟同年离世。马元德先生肄业于北大数学系，爱好现代西方哲学，长期从事自由翻译工作，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现代哲学卷”译者；马巨先生为国学家马宗霍先生次子，爱好国学，亦有中西学著述，七十年代移民美国后，为生活计改学电脑，就业于银行，而始终未忘情文史。小马先生一直说待退休后将转而专心于著述，并谈到与我可能在中国重聚之事。不料去年刚一退休就在云南游途中车祸身亡（其兄马雍先生，精深于中西交通史，亦不幸于80年代盛年早逝。70年代亦曾前往问学，并谈及共同老友元德和北大旧事）。老马的死讯是见到网文后才知道的，小马的死讯是其家人电邮讣告中通知的。两位都是在文革期间及文革以前彼此无话不谈的老友。我与老马的关系当然更为深厚，且已于十年前撰文忆旧，赞赏其品格高洁，堪称时代特例之一（参见《忆往叙实》）。老马因神经官能症拖累不能专心治学，但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见闻广博，见识深刻，我们在六十年代初于北京图书馆交往的数年中，每日彼译我读，虽物质生活艰苦，而精神生活昂扬之态，今已不多见矣。 马君曾为老北大“学生遗老”，49年前即入学，断断续续六七年因病滞留于北大校园，各系同学老师交往甚多，见闻广泛，几年来对我讲述了不少老北大人文思想轶事。而其人最主要的兴趣应该说在哲学，特别是广义分析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因此当然也涉及泛科学哲学方向的各种最新进展。关于理论数学、理论物理、信息论、博弈论、控制论等方面的哲学问题，更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也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那些著名学者的名字和作品的。马君在很多方面对我的见闻启迪，当然也是我后来一度决定首先深化自己数理知识准备的原因之一。两人1959年在北图初遇即一见如故，可以说完全缘于罗素其人。对于马君，罗素是其在老北大文化圈中熟知的现代理性主义思潮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对于我，罗素则是在当时比较地阅读着杜威、柏格森、尼采、弗洛伊德过程中视之为时代最重要的现代哲学大家和大思想家。马君是在看见我每日伏案对照着读中英文罗素的《自由与组织》时“发现”我的，我则是在看见他每日在十数本参考书和词典围绕下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时“发现”了他的。那几年的北京图书馆楼上大阅览室中，经我长期观察“寻找”（同好）后断定，只有我们两人可以说是真正“以馆为家”的【指“没有工作而每日前来利用其外文资料”。后来发现的常来馆阅读图书馆社会科学类外文图书而渐渐成为朋友的则有另两位“有职人员”：老北大英语系高材生和西方文论专家张金言先生和北大化学系毕业而于拓扑学自学成才并深爱休谟与纪德的胡作玄先生】结果共同的爱好“罗素思想”让我们相信彼此属于“同类”，遂即密切交谈起来。马君留给我的最生动印象中最难忘记者有二：一是他在大段大段哼唱贝多芬交响乐乐段并对我讲解其意涵时沉浸其内的表情，另一是他对我描述罗素与维特根施坦彻夜长谈哲理后导致这位工程师走向哲学的佳话。在每日吃素炒饼和窝头咸菜而伏案爬格之余，心中念念不忘的竟是这等“闲事”（在“反右”刚结束和“自然灾害”爆发前夕）。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兴趣和人生关切呢？显然，这表现出了对人生真理本身的“向往之心”，是朝向真善美目标时的“激情本身”！正是心中积存有这样的纯粹精神志趣而在身体与环境均限制其实现追求目标时才转而通过“罗素译事”以便能日日亲泽于心中景仰的贤哲。 本来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历史上并不少见，人们对此本也习以为常，以为青年时代怀此向真心态实属自然现象。可是，正因为此“习以为常”所囿，我们可能未注意到其中的特异之处。每当忆起50多年前与马君在北图与北海间的小花园夜谈时即觉识到：在今日物质条件较前大为充裕、书籍广泛流通、学术言谈大为开放、中外交通自由的今日，知友间如此纯洁的情志交流竟再也难以复现了！今日学界的中外学术思想话语表达数量空前膨胀，学者言谈兴趣炽烈空前，可是（请注意）：实已“换了人间”。马君那样的纯真信仰心态（不是指其所信内容或其结果）今已不可复得。那时的“心向往之”的“内容”是完全纯洁的或真纯的，而今日的类似情态则多蒙上了厚厚一层功利主义。通往名利之途敞开后，人文理论界学人的“思想理论”爱好，无不直接间接地，有意识地下意识地，与当事人的个人实际利益思考“挂钩”了，或者说，那些真善美话语都蒙上了“于我有用无用”的前提性“在先评估”意识。人人心里都安装上了一个“话题筛选阀”：只容许那于己“有用的”信息流入心扉！ 本人也是在几十年的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和经历之后才觉识到这个新世纪关于“人心”之“真相”的：不知道开始于何时，几乎一切人文学者【为什么不包括科技工商人士？因为此一功利主义“心态”的强化，不仅对他们不致为害，而且完全符合其职业追求的需要：他们是先天地须与名利权追求融为一体的】，在名利权诱惑或压力下，反都弱化了或失去了这种纯粹“向真之心”。不要以为这是夸张之言，试想，今日业界哪有人不将其学术思想关注范围和重点与其个人的职业规划迅速挂钩的呢？也许，最初人们会按照传统习惯和本能冲动而为“真善美话语本身”所激动，并使其学术实践的“朝向性”一度对准“精神话题本身”，但不久之后庞大的外部职场制度性压强即会迫使其精神方向反复重新调整，以使其最终朝向于“现实需要”。此一“知识需要”就是：只吸纳那些有助于其职场生存和晋升的“有用知识”。也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全世界均已大致如此，人文学者的精神方向再也不可能像马君当初那样集中于“精神兴趣本身”了；即今人的学术主题注意力不再针对于“真善美本身”而是针对于其“有用性”了。表面上二者叠合为一，难以区分，而全球商业化时代实际上已使二者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关系逆转”：原先的目的成了今日的手段，原先的手段成了今日的目的！今日一切都是“为用而学”，否则就被视为“不着调”（不识时务）。 人文学术现象千差万别，我们从马君现象看到的“精神特点”，不是指其思想理论认知高于常人有多少，也不是指其表现出的能够亲近和惠助其他向学之士的雅量有多广，而是特指通过这些特立独行反映出来的其人之精神兴趣本身的“纯洁性”：他维持住了“为理论本身而爱好理论”的心态（而非如今日“为有用而爱好理论”的心态）。今日中外学界所表现出的是赤裸裸地“为名利权而学术”的社会风潮【往往是在借“启他人之蒙”的高尚名义下行个人惟名利是求之真意；有趣的是：若干冲在前面领导知识启蒙的人反而是不会外语者，也就是自身最须先被启蒙者】；于是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的“启蒙者们”并非都如此纯洁，那时热衷于西方理论的青年才俊中间极少看到有对自身“道德状态”有任何要求者！难道他们读了优秀思想理论读物后竟无丝毫‘见贤思齐’之自我要求？难道他们只是在把任何学术思想理论话语当做名利权追求的工具吗？可以说那一代一些青年才俊们简直是“羞于”谈及自我道德诉求（这类“老旧”）话题；或者：和五四时代不同，自我操守已不再成为他们那一代的问题了，他们的问题，在时代开放了个人名利追求之门后已变为：如何更有效地获取个人和团体的学术利得？为此，他们第一个习自文革期间的经验就是：要团结起来“共同谋利”。 这样的职场实用主义人生观和治学观因此导致学人采取各种功利主义选择，对此不必赘述。新时期几十年过去了。然而一种重要的、突显时代性、历史性“精神形态变迁”的当前特点是：人文理论学者们普遍表现出一种自动缩小 “主题关切范围”和降低主题价值级次的倾向。马君的兴趣范围直接相关于真善美本身，而今日的兴趣范围受到一种内在的“话题删选机制”的选择性限制，首先即将一切与己无关的（=与己职场规划利益无关的，也即包括“过高的”和“过远的”）的话题剔除出“个人主题关注圈”。此种职场利益制导的兴趣选择性机制固然十分明显，但往往又包装以一种貌似与此相反的精神倾向：这就是同样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社会现实话题的普遍关切性”【公共现象、公共话题、公共关切的存在，似乎表现了个人仍具有“公心”，这往往成为一种自我心态自利性实质的一“自我装饰”。但关心现实问题就代表你有了公心吗？关心公共现实不正是源于此问题直接相通于你的私利规划环境和条件吗？二者属于一类范畴，不是两类范畴。在此，问题的要点无关于人是否应该关心现实，而是表明个人对现实的关念并不就表示其公心强盛。另一方面，此一现象却可“辩证地”被转化为孜孜求利者误判自身心态结构之“口实”。然而，“彼一”公共议题上的正义感高低，实无涉于“此一”学术实践心态上之正误。】我们在此提出此一心态比较是要指出，今日学人除了表现出这种对“公共议题”的关心外，对于和自己实际上更直接相关的人文科学前途之类的“重大公共议题”则反而漠不关心了。 本文举马君例，并非为了夸张其品格的高洁一面，也许当时客观环境及个人特殊状况反而“有助于”其凝聚对理想本身的“纯真朝向性”。实际背景情况也并非本例的要点；要点在于：不管原因为何，我们看到了一桩真实理想主义心态存在的事实。此一细小事实可用于对比新世纪新时代学界理想主义心态的“结构性丧失”；由此我们注意到了全球商业化时代学人间普遍泛滥的人生观、学术观的自利主义倾向及其与人文学术前途的关系。结果我们看到，人文学者渐渐失去了“博大胸怀”、“高远理想”和“纯粹精神兴趣”。在此商业化文化笼罩一切的时代，一切学术思想兴趣都须首先与“功用性”挂钩。正因如此，马君的例子可成为一种喻示性类比，因为其精神关切确可视为属于“无私关切”一类。马君不仅对于哲学真理问题怀具纯洁向往之情，而且正因此之故，他才可能无私地惠助其他向学和处困的学友，然而其言其行的根源，又并非仅在于“个人性友情”，而是表现出了其越过具体友情事端而间接朝向于一般性“义理”的深意，其最终根源正是来自对相关“义理”（理想）本身的执念。他会如此动心于罗素与维特根施坦彻夜长谈并促其从此改变了人生轨道之轶事，也绝非仅在于赞赏罗素的“够义气”，而是把罗素对维氏的学业关心看作是他对哲学义理或理想本身怀有深刻执念的一次具体流露，因此而能够将个人性偶然接遇，视为体现着、实践着此理想精神的一次契机。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一切相联的外在实际性因素均非此处的relevant

李幼蒸 退居矽谷后的生活环境图片 （摄于2014年） 李幼蒸 退居矽谷后的生活环境图片 （摄于2014年）

忆往叙实（修订版）：符号学经历中的一个侧面 （关于撤销对赵毅衡先生邀请事件始末：一个符号学式的现象解刨） 李幼蒸 【 仁学与科学 ：是非分明，善恶分明，爱憎分明； 道释与后现代 ：除真伪，泯是非。 鲁迅的人血馒头的主题不是残酷行刑，而是围观群众的 忆往叙实（修订版）：符号学经历中的一个侧面 （关于撤销对赵毅衡先生邀请事件始末：一个符号学式的现象解刨）               李幼蒸 【仁学与科学：是非分明，善恶分明，爱憎分明；道释与后现代：除真伪，泯是非。 鲁迅的“人血馒头”的主题不是残酷行刑，而是围观群众的麻木不仁和不辨是非。】 【圣诞夜有关匿名信骚扰的新注】 对于这位署名为曾友立者，经网上查找，没有相关信息。那么，这就是一封匿名信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并不重要，过去十年里网上对我谩骂者并非无人，本人一概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先生指使下所为，那就很严重了。本人无法直接核查来信邮箱所有人和赵的关联。大家生活于国内也许更有判断这类匿名信的经验。我之所以再次发函，是为了指出一个和符号学学者极有关系的新情况可能出现。那就是，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指使，就使得问题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赵不直接针对本人发文辩驳却采取指使人写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品质问题。此一个人品质问题，是不同于学风问题的。学术交往上容有党同伐异、拉帮结派的做法，但此尚属于公共领域行为。而不敢直接面对争论问题而是采取此种匿名信方式进行人身攻击，就成了一个纯粹个人品质问题。有这样品质的人，也就可能会干出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学术派系就演变为市井帮派了！如果这样的推测最后证明属实，那么我倒要提醒大家认真注意了。这就已经不是一个今后大家可以分道扬镳的问题，而是需要看透安排匿名信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符号学如果落在这样的人手里，中国符号学事业还有一点希望吗？符号学就被纯粹当成了一个在学界欺诈谋利的工具。这样一来，大家保持中立的态度怕就不得不检讨一下了。否则哪个合作者都可能在其感到无可利用之时反过来加害于原合作方。不论匿名信是不是赵所为，本人反正不会再和他有任何来往。可是大家呢？自然我们还没有最后确证此匿名信的真相。我只是在此进行假定之言：如果此匿名信为赵所安排，你们务必由此认识此人的真面目！以作为未来符号学交往时的参照。 自然我倒真希望是我又判断错了，正像我第一次初读该匿名信时对于来信人的背景判断可能有误一样。这位曾某的匿名信的写法让我乍读起来不像是直接为赵服务的。我当时见有署名就以为是真名真姓，直到上网查找失败，才想到可能有假。如此再重读来函，行里行外才读出非常可能是来自赵派的。如果确实如此，一方面我再一次庆幸及时和他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却也进一步感到失望：原来文革时代能够把一个人的人格浸染得这么“透彻”！于是。你们就应该注意一个无法掩盖的心术真相：当要利用时，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你碰上“首席顾问”，当不可能再加以利用时，他就可翻脸宣布你为“毫无建树”。文革坏人心术可到这等地步，岂非太可怕了？谢谢他给我又上了这新的一课。 （李幼蒸又及  2013,12,24圣诞夜）

忆往叙实：符号学经历中的一个侧面 （关于撤销对赵毅衡先生邀请事件始末：一个符号学式的现象解刨） 李幼蒸 【 仁学 ：是非分明，善恶分明，爱憎分明； 道释 ：除真伪，泯是非。 鲁迅的人血馒头的主题不是残酷行刑，而是围观群众的麻木不仁和不辨是非。】 （ 忆往叙实：符号学经历中的一个侧面 （关于撤销对赵毅衡先生邀请事件始末：一个符号学式的现象解刨）               李幼蒸 【仁学：是非分明，善恶分明，爱憎分明；道释：除真伪，泯是非。 鲁迅的“人血馒头”的主题不是残酷行刑，而是围观群众的麻木不仁和不辨是非。】 （注：本文陆续拉杂写成，写毕发现有不少意思重复处，但为了节省时间，不拟再全面调整更动，而各段有所重复处，为了前后语义连贯也不好删削，遂决定保持原状，好在并不影响读解文意，只不过影响到文章本身的文字风格而已。本夹叙夹议文仍然采取了“主题套接”行文方式，以简便撰写方式，因此而频频使用括弧，阅读时或许会产生不顺畅之感。诸多不便，尚祈见谅。顺告：这样的批评性文章【抱歉，我在南京大会前曾宣称自南京大会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事业，结果又继续介入；不久前我刚在“人文科学理论危机15题”发出时宣称，该文将是我最后一篇批评性文字，结果再次被我自己“毁约”。只得自圆其说曰：事虽有不得已，理实有说不清！】，我认为此文极其重要，却也确知不可能被出版社、杂志社正式发表，因此建议有兴趣的年轻读者将此文存录，每年拿出来花两小时重读一遍，就会不断读出新的意涵来。本文不止因赵毅衡事件而作，岂非颇可于读文而“一叶知秋”！） 本文要点： l  经过两年来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同表现的多次经验积累，确信赵毅衡先生及其团队从事的所谓符号学学术方向及其运作方式，非常不同于我所主张并企图实现于“中国符号学论坛”实验活动中的学术方向和方式，认识到双方在论坛内的共同存在必将影响论坛事业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作为论坛的创建人之一和实际维持人之一，不久前主动通知赵团队，撤销其原由我本人对他们发出的加入论坛和加入小组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