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我在两年访美后回到哲学所，见到一些新来所的年轻人，其中有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室的甘阳。甘阳见到我后颇为热情，后来才知他所报的专业方向亦为欧洲解释学（也许是更广泛的当代欧洲哲学？）。不久后我被聘任为主管欧洲大陆哲学的副主任，与甘阳业务 1984年5月我在两年访美后回到哲学所，见到一些新来所的年轻人，其中有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室的甘阳。甘阳见到我后颇为热情，后来才知他所报的专业方向亦为欧洲解释学（也许是更广泛的“当代欧洲哲学”？）。不久后我被聘任为主管欧洲大陆哲学的副主任，与甘阳业务上关系更接近了。後來了解到，我在出国前所引介的当代西方思潮中，解释学最受年轻人关注（两岸四地老专家一辈则多看不大懂解释学，特别是其当代的发展。这在“中国接受西学理论史”上是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国内的现代外国哲学界，解释学的风头甚至颇有取代存在主义之势。青年解释学者中则已有所谓“北甘（阳）南张（汝伦）”之说。当时许多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后转攻哲学的人很多。他们的外语条件和对现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较快领悟能力，使他们顿时居于优越地位，因很快就会在特定知识范围内超过他们的不会西文的导师。当时存在的这种普遍现象，对于导师来说是自然难免的事。但对于研究生而言，就未必全是好事，因为一些人会因此易于滋生傲慢与轻率心理（超过“周围”和“导师”太容易了）。导师的问题，还不只是外语问题，而是66年前教育系统旧的训练使他们不易接受当代西方理论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是通过苏联教科书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者。（《哲学译丛》一位副主任译过东德解释学文章，1981年底左右，却拒绝了他约我自选后译出的利科《解释学的任务》长文。理由也是“看不懂”。这是该刊又一次拒绝了我的受约译稿，从此我就不再主动向该刊推荐选题了。） 甘阳不是外语系出身，却能迅速领悟解释学意涵，我对他也自然另眼相看。我和甘阳同在一室，交谈机会较多，对其思想敏锐，善于理解，印象深刻。所以视之为专攻当代欧陆哲学的青年才俊。大约就在 1984年 下半年，哲学所在一次例行青年 报告会上安排了甘阳有关解释学研究的报告。不仅所内，而且所外及《读书》杂志社，他的朋友多人到会。我作为主持人之一都没料到解释学已可被视作如此重要的当前西方哲学新潮。甘阳口才甚佳，讲解清晰，我自此之后，更视之为不可多得的哲学人才。大概在此次报告会之后某一天，甘阳夫妇来我家，说拟向北大外哲所推荐，邀我参加他的硕士论文答辩会。我欣然同意。在答辩会结束前，甘阳回避在外，参加老师之间各有意见，我则给予明确支持表态。记得在场的王庆节（希望未误）或某一位外哲所青年研究人员特别对我的意见表示赞许，认为可作为答辩会结论书的主要参考之一。记得张世英教授对我的“特别介绍”（大概有关于甘阳有特殊理解才能，不必计较他在常规课程上的未足之处之类）也持赞同态度。（我所能记住的不是彼此言语细节，而是我的言谈的意图和对听者反应的印象） 那时，和甘阳接触渐多，虽然对他的才能非常欣赏（在我看来能够“领悟”当代哲学的“要点”就是极可贵的，因为老一辈专家们恰恰是抓不住要点），但也并非不知道青年一代，不管多聪明，学力则因上山下乡之故颇受影响。甘阳告我他小学毕业后即下乡，后考进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时只知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了北大研究生阶段的两三年中才识见大长。但北大时期有多少时间是真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的呢？（教师们对当代哲学新流派知识又如何呢？）甘阳那时译出了一本几十年前的哲学小书卡西勒的《人论》，因书名之故，在中国那时特殊环境中一夕走红，印行十几万册。我当时对此事有所不解，因为，他既然在专攻解释学，为什么不先译一本和解释学有关的新书，而要译这么一本在西方已无重要性、而海外已有中译本的过时小册子？（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人论》这本书，却在1984年拒绝了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选题推荐。而后来《人论》译者甘阳倒是积极要我这本书的译稿。） 后来甘阳和他的北大同学们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才能。（写到此想表明一事：即使是这样粗放式写法，围绕着一个主题，也可有十倍于本文内容的素材待用，更不必谈另外收集材料了。读者因此可推测，任何回忆录都是一个个别角度的“片面”印象。读者在阅读时宜于想到所未曾写到的方面是什么，包括作者有意省略的方面）这就是《世界与中国》编辑部的成立和其社会效果（有关文章已不少，建议有兴趣的研究者从学术社会学角度对其作一深入研究）。那时，一方面我作为新时期最早的现代西方哲学推动者之一，当然对此活动极表支持，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件事的背景和前景却颇多不解（今日读网文才知悉当初我这个局外人一无所知的组织方面的背景，即该编辑活动是获得某方面“准官方”力量支持的）。但该组织及其计画能够在《光明日报》上刊出半版篇幅，造成社会效应，这在当时中国社会内是一件应该大书特书的事。一方面，这也肯定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社会和学术影响的扩大，但另一方面这种张大声势的作法对于开展认真学术研究是否一定有利呢？特定社会条件把三种“实践”混合了：学术研究、编辑出版、社会效应。在我心目中，学术性运动和社会性运动应该严加区分，几年前我对“存在主义哲学热”就颇不以为然。因为把存在主义当成“冲击”教条主义的“工具”的时髦做法，将导致两无所得，研究者的浮夸习气反倒因此易于滋长。 不过，从出版条件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展，我自己就是直接受益者之一。但从此以后，我个人与该社外编辑组织的关系性质也改变了。我从他们（编辑部人选中好几位在我室）的“西学先行人”，变成了他们的一名“顾客”，从而暴露了我自己处境的尴尬：我这个被他在通信中称作“幼蒸师”者，竞忽然须求他之助来解决出版问题了。我的一部“电影结构主义”译文集放在电影出版社一直出不了。有一天我骑车到他临时宿舍拿出稿件给他们夫妇看，甘阳“惊呼”：这么重要的稿子竟然出不了。于是慨然应允纳入丛书系列。当时我对甘阳及年轻人的做事习惯还不了解，也想用他对此书的安排情况来考验一下其诚意和能力。当时约定了一年内出版，我才下决心把书稿从一再拖延的电影出版社撤出，转交给甘阳了。他也的确及时处理了此书的编辑工作，结果按时顺利出版了。 甘阳不是一般的主编，而是一个大型丛书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有三联书店的坚实后盾。而且这个出版集团是多元化经营，不仅有学术类和通俗类两套译丛，而且后来有了学术专刊，以及《读书》杂志社的撰稿特优待遇（甘阳文章常可发头条）。该编委会的一个副主编曾对我说，甘阳自担任主编后有获利条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随之“资讯”大增。一下子现代西方哲学活动成为了一种“生产企业”。 甘阳对我应该说始终还是态度上友善的，一次他在办公室当着我的面说：为什么老李不是学术委员会的？我们可以选。又一次我为感谢他出版了我的书而请他吃饭时，他也用第三人称代词对我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上，我说谁行谁就行，”似乎是在暗示他有能力“帮”我扩大机会的意思。当他在现代西方哲学界以及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名气”高涨期间，恰恰是我在单位“处境”越来越欠佳时期，甚至于连订购图书都需要通过其他同事名义才得以办到。我在所中的尴尬处境（特别是当我作为单位第一住房困难户分不到住房、而连甘阳不久后都分到了住房时），甘阳当然都看在眼里。（上山下乡一代和我们青年时期最明显的不同是极懂人际关系）记得有一次何新通过他在哲学所的女友找我约稿，她对我说，“甘阳对人说，李幼蒸的东西他们都包了，你是否真地只把东西交给甘阳编委会呢？”表面上我和编辑委员会似乎关系很好，但“矛盾”也渐渐产生了。的确，在电影结构主义译文集顺利出版前后我对甘阳极为信任，紧接著就同意了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纳入重点出版计画的《哲学和自然之镜》（此书是8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理论思想读物之一）硬转到甘阳丛书来（为此我专门到社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家郑重道歉，告知只因甘阳丛书可以较快出书，才有此改变。那时和现在不同，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西方思想书藉出版就会喊停。所以不免有赶快出一本算一本的念头）。同时也决定把陷于“胶着”出版状态的“罗兰巴尔特文集”稿（人民出版社的新上任的诗人绿原在看过译稿后，没有采用，之后辗转各处，甚至于找到当时刚出现的出版个体户）也转到甘阳处。按照约定也是一年出版。但这些书稿的编辑工作后来都被拖延下来。现在，读者一定怪我太心急，编辑拖延为常事，何至于影响关系呢？我在商务出书最多，多数书也是拖拉的，如《野性的思维》拖了许多年，不知道上下跑了多少次进行疏通。但我当时可以判断那是因为“非学术关系”的原因而被拖延的。和甘阳编辑部的问题，从最初那末好，到后来因不断 “盯稿子”而引生彼此不快，究竟何因？又是“老问题”；“世界与中国”编委会的成员都是研究人员，其身份和我们完全一样（而商务的编辑人员就是专职编辑）。编者与著译者的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利益性潜在纠葛。因主编之责、之便而先看译稿，此乃天经地义，有何问题？但如果当事人已被各界视为某领域权威，是否会出现一种负面的可能：有意无意间“拖延”同领域译者相关作品的发表呢？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因此不得不加以关注，既然我已经好几次遇到过这类情形。 实际上，编辑、审稿、校对等等，如果发生在“身份混合”情况下，就会发生这类问题。我到所不久（1978或1979）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译出过贝塔兰菲《一般系 统论》长篇导论。该室某研究领导作为责编在译稿上做了颇多不必要的改动，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为了表示尊重，而故意多采纳一些。此时梁存秀（他是最早在所内推荐订阅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符号学》的人）突然好意告我：凡改动不合适的就不必采纳，否则责编会硬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算作校对者。我这才又“学会”一招。（的确有的人〔特别是资格老的〕专喜欢不必要的改稿，以期属上校对者名，实际上这是一种占便宜行为！）70年代末开始，我就不断遇到这类问题。随便再举一例。1978年初《结构主义》译稿交商务后，过了半年没消息。我当时如不直接介入处理此“琐细”方面，该书是不可能在1980年出来的。我心中一清二楚，在当时文革结束刚两年的情况下出版“结构主义”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不“研究”另一门出版人际关系学：政治审查乎？编辑看不懂乎？对无名译者不信任乎？有人作梗乎？如此之类。结果，我只得直接去商务找到总编高崧问询究竟。高崧告半年前已交外文所一位当时以兼长英诗和数学著称的研究人员审阅，但无下文。我心里当然清楚这位外文所研究人员的知识背景多半是看不懂结构主义的，况且10万字小书，审一下也用不了半年。此人“用心”何在？〔会有此“疑”。就因为该人以熟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自负，并有名气〕我于是马上给此人去了一信，要求和他共同讨论文稿中结构主义问题。接到我信不久，书稿果然退回了商务，竟然是什么意见也没提，就这么白白拖了半年。这是我在类似情况下对别人绝对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对人尊重的问题。出版人际关系摩擦的起因是：对方与你同属一个领域，彼此之间遂存在各种可能利害“矛盾”。（我对这些“小事”老不“忘怀”，被一些人认为是“心胸狭小”，实际上因为我对这类学术上“占便宜”或“损人利己”的小动作，非常讨厌。不是问题有多严重〔其实都是小而又小的问题，而此正是读书人应“慎独”处！〕，而是对此“读书人异化”深感失望！以小见大是也！） 那个时代把研究和“主编”混为一谈。所谓丛书主编在国外大多属于图书“策划”一类，只要依据广泛的学术常识就可胜任，甚至于比专门学者更胜任。但选题，编辑，出版这一套，与研究工作是界限分明的。在这里主编的编辑出版类特权，只因与学术书藉发生了外在联系，就被转化为学术类资格。但如果学者愿意出面张罗出版，承担这类服务，反而可被看成是在出版困难条件下所做的的特殊社会贡献。问题单只发生在主编所处理的稿件之著译者的领域与自己的领域近似时，“主编”会怎么办？所以问题尚不在发稿是否拖延，而在于此“拖延”事实之背后“意味”着什么？著译者于是不得不关注编辑过程是否正常了。 这次情况也是这样，由于我发现书稿进行拖延下来，就只得采取1977年以来处理各次出版“危机”的老办法，设法越过责编或主编，直接联系出版社内相关单位负责人协助，希望能解决按时出版问题。后来的几本书差不多都是经过这种 “额外的努力”，才逐一成功出版的。我们之间的“芥蒂”当然随之增长，因为我越过了社外编辑部直接和出版单位打交道，是犯忌讳的。〔这次经验锻练了我，在十年后的德国遇到更严重的类似情境时，我亦越过了哲学系某丛书的编辑，而直接把稿子送到国外荷兰出版社去。那次为时一年的出版“斗争”的复杂性足可写一本小册子！〕 1987年去我应洪汉鼎之邀赴深圳大学参加“解释学研讨会”时遇到刘小枫，我曾对他这位甘阳知交、丛书副主编，当面抱怨了甘阳在出版编辑方面不守约定的问题。刘小枫后来转告甘阳后（这正是我希望的），甘阳说是我误会了。那时他还在等待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稿子。此稿，我一直在犹豫中，究竟交商务还是交三联？如果我与甘阳之间未生芥蒂，或我可在去国后间接托人照顾出版，我也就肯定交甘阳了。但因出国在即，怕我走后无法控制局面，最后还是交商务了。围绕着这本书，我和甘阳大概也是毕生最后单独聚会的一次。他在知道我的犹豫后，亲自来我家，我招待他便饭，尽量在出国临别前维持住先前友谊。甘阳那天特别向我表示我真不该误会他，并以颇动感情的方式说：“我真想和你吵一架”。接着并答应对该书增付特殊稿酬。但我在综合各方面情况后仍觉未安。另一方面，商务武维琴主任答应此稿亦可特殊处理，邀请社外编辑，尽速安排出版。武维琴素为我所敬重和信任，他曾多次协助解决编辑阻延问题。 甘阳那一代多出身上山下乡，社会经验早熟，加以单位无不是论资排辈，丛书编辑委员会的成立给他们提供了可相对地越过论资排辈制度的限制而提前取得学术社会认可的可能性。表面上，编辑部人士对我都很客气，但明显 “敬而远之”。

王浩先生，在他 1995 年 5 月去逝前大约两周左右某一天，曾从他纽约学校办公室向我在波鸿的家中来电话，对于未能助我申请成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项目，表示遗憾，并祝愿我对伦理学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岂料两周后王浩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80 年代以来，我先 王浩先生，在他1995年5月去逝前大约两周左右某一天，曾从他纽约学校办公室向我在波鸿的家中来电话，对于未能助我申请成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项目，表示遗憾，并祝愿我对伦理学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岂料两周后王浩先生就与世长辞了。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与三位西南联大文科前辈有过来往，国内的何兆武先生和周礼全先生，自然交谈甚多；与王浩先生的接触虽然次数有限，留下的印象却最深。王浩为现代数理逻辑领域内的世界领先学者之一，并精通分析哲学。我大约是最初通过何兆武的介绍与他相识的。 1。王浩曾介绍理查-罗蒂为我访美邀请人 王浩在70年代初就曾来中国访问，有关种种，几十年来报端多有谈论。大约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浩曾率领洛克非勒大学访问团再次来华学术访问。那时我进哲学所不久，也曾前往聆听他们的学术讲演。大约同时，我和王浩的老同学，住在我家附近惜薪司的何兆武结识，他常散步来我“斗室”闲谈。（何告我，他曾是家父李蒸三十年代长北师大时的附中学生；我后来觉得王浩似乎抗战时期在北师大迁至陕西城固后也在那里读过书，但我们从未谈起过此事）不久后我考上教育部出国进修计画，准备赴美。大概是请何兆武代向王浩联系，帮我介绍一位美国对口教授。王浩在看到我的材料后马上介绍我与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理查-罗蒂结识。后来罗蒂果然成为我在美的第一位学术访问邀请人。后来罗蒂与我联系甚多，而“介绍人”正是王浩。王浩自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出版后，与罗蒂颇有来往，乃因两人虽均具有分析哲学背景，却对后者的技术化发展方向不满，罗蒂并因此而日益朝向欧陆哲学偏转。我访美研究的主课题即为美国的欧陆哲学研究，在联系赴美时，本来有意到美国几个现象学中心之一去（最初与泰米尼卡联系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自从王浩介绍我认识罗蒂后，我觉得也须要对实用主义的最新发展有所了解，所以就先落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 2。为王浩文章作翻译而引生误会 赴美之前，在我与王浩之间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对我为他译出的一篇旧文《哥德尔和维特根施坦》（载《哲学译丛》，1981，第3期）不太满意。我当初译毕此文后，曾请何兆武过目，内容当然全由我本人负责。我当即去信，请他指出译文不妥或错误之处，以便下期更正。（我当时的译文自认为注意准确性，但也自知修辞上可能下功夫不够。我也知道，对于那些同时写中文和英文的人来说，往往会对别人为自己所做的的中译英或英译中译作中的文字感到不满意）但他再次来信时则说，也未发现甚麽须改正的问题。何兆武也说，既然没甚麽问题，就算了。我对此事一直不得其解，因为如仅因译文文字欠加工，作者似不至于有此反应。于是当时也曾猜测，是否因为文中一段内容“客观上”有对王浩“不敬”之嫌，也许王浩在发表此旧文之前未再先行审订一遍。该文某段提到王浩老师哥德尔曾对王浩说，希望他注意胡塞尔哲学，特别是《纯粹现象学通论》这本书。但王浩在文中说，（大意）他试图阅读该书而感到困难。我当初译到此处时，根本不觉得这一往事会对王浩“形象”有任何“不利”，大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本与分析哲学关系少，至于这本书，连现象学家们也会因其极端主观主义而回避之。（后来王浩曾告我，他和罗蒂闲谈时亦谈到此书难读之事。记得1993年我短期访问佛吉尼亚大学住在罗蒂家中时，罗蒂曾看到我的此书中译本校样。那晚停电，罗蒂在我住的客房内，在蜡烛光下指著校样说：这本书很难读！我当时毫不惊讶，对于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来说，该书当然“难读”。因为不同学派的“路数”和风格本来就不同。）不管原因为何，似乎我给王浩留下了“自以为是”的不佳印象。王浩那时热心于协助中国哲学人士和西方接触，并受到各方面尊重，我因翻译事而与他有所隔阂，感到非常遗憾。 1982年5月初我抵美后，住在领事馆招待所，马上给王浩去电话，也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我，但无论如何要把带来的两瓶酒（何兆武告我王浩饮酒）转交，以示谢意。王浩电话中说他正要来领馆办事，可以顺便一晤。于是我们在领馆大厅寒喧一会，算是在美见过面了。王浩没有表示任何与我再见之意。我也以为，彼此缘份到此似已尽，以为不会再有甚麽来往机会了，因为王浩为名人，我的哲学路子也与他并不相同。这样，我到美后既未再主动给他去电话问候，也未再要求拜访。后来有一次在普大校外马路上偶然遇到王浩和一位中国女孩同行，我们互相问候后，王浩突然对女孩说：“李先生英文非常好”。我听出来，这是挖苦话，原来王浩对我还未“释怀”，以后我也就想不到再与他联系了。 3。王浩夫妇驾车自纽约送“中国哲学代表团”至蒙特利尔会场 在纽约先后和王浩见过几次面，但时间顺序一时搞不清了。很可能，从1982年夏普大一面之后，就未再与王浩见过，直到一次偶然的聚会，彼此才自然地恢复了联系。这就是哲学所当时安排我参加了赴第17届哲学大会社科院哲学代表团。当时团员周礼全尚在密西根大学，涂纪亮到美后可能先去看女ㄦ了。王浩夫妇知道社科院首次决定参加国际哲学大会活动，非常高兴，并自愿协助引介。王浩和夫人陈幼石，决定亲自驾车送“代表团”中在纽约的三人去蒙特利尔，顺便观赏东北部沿路风光。他们先在蒙特利尔法国餐馆预定下次日桌位，临行前一天又在纽约专门招待正副团长，我因适在哥大访问亦受邀参加了晚餐，遂与王浩再次见面。记得我参加这次晚餐时不无尴尬之态。所请客人为官方负责人，而非全体团员（另两人不在）；我不久前“不报而行”，在DAAD基金会资助下，自行去德国访问三个月，本来以为“代表团”会因此不守纪律行为而将我除名的。再就是与王浩一年来的“别扭”关系。餐后陈幼石坚持要一一送客返寓所。我们两人在去哥大宿舍途中，交谈自然，原先与王浩之间的小小“尴尬”也就不存在了。第二天陈幼石驾车，一路奔向蒙特利尔。中午大家在路边石头桌凳旁野餐。此次王浩夫妇“送行” 颇有象征性意味：美籍华裔哲学家王浩夫妇把1949年来首批中国哲学代表团（副院长、所长和我这个1979年刚评上的助理研究员），亲自送至国际哲学会议会场。但是在蒙特利尔晚宴上，我才发现他们并未邀请当时可能已经到达蒙特利尔的、王浩的另一位老同学周礼全和曾在王浩家长期借住过的涂纪亮。一天下来，彼此已很熟悉，陈幼石说以后回纽约可以再见。但回到纽约后，我们似乎都未再主动联系对方。王浩夫妇对于中国哲学开始对外“开放”，极为高兴，视之为国内学术思想界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4。早期与美籍华人学者接触的印象 在纽约呆了一年后，对于如何和“美籍华人”学者来往，也有了些经验。我的目的在于“以文会友”，免不了“畅所欲言”。但后来知道这绝非在美交友之道。我是说者无心，而对方可能听者不悦。根本的误解在于，我的意识中，“人人平等”，彼此并无尊卑之别，而有一些美籍华人教授则（至少下意识地）习惯于希望大陆人先向他们充分“示敬”（我对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施行这个“见面礼”，而是把他们看作和所里同事一样，不觉得他们因为在西方大学任教就应该高人一等，更谈不到向他们讨好了）。记得刚到美不久，在普大东亚系曾与开创中国文学结构主义分析教学的一位华裔教授交谈文学理论问题，之后我到他的教室拟听他讲课，他见我后却出言讽刺道：“这堂课应该由你来讲才对呀”。83年秋在哥大时，曾受东亚系某文学教授夫妇之约在职工餐厅吃饭，梁恒亦在座。因其背景是英语系和西方文学批评，饭间我亦顺便谈到在听哥大托多罗夫的英语文学理论课，并和时在法语系授课的克莉斯特娃谈论结构主义问题等等。本来想就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学的关系请教教授的看法，但他对此话题不感兴趣，餐后突然对我们这次聚会做了“总结”：他是搞具体作品研究的，不是搞理论的（大意）。此后当然彼此也无缘再会了。 与东亚系任教者不同，王浩与我在“大方向”上一致：现代西方哲学。此外，虽然我与王浩有过上述小摩擦，但我可以感觉到，他的“不满”乃出于直感和学术自负，以他在学界较高的地位，其人却并无“势利心”流露。（我们应该区分：学者因学术自负而流露的“傲气”和因自身社会地位而流露的“傲气”。）那时，应该承认，我听到过一些有关王浩文革期间的“左倾”言行，不知道他的表现是因为对局势的“不了解”，还是因为“赶时髦”。王浩的忘年交、哥大英文系文学理论高才生李耀宗博士（曾来北大英语系短期任教），与王在当年保钓运动中合作甚密，他曾向我力言王浩为人梗直，绝非投机人士，四人帮时代海外人士受蒙蔽者大有人在。在谈到王浩对我态度问题时，李说那倒是因为学术界域不同而见解不同的缘故。王浩在世界主流哲学领域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在华人学术圈内，实属凤毛麟角。但王浩在与国内学人交往和讨论时，出言坦直，却并未听说他因个人学术地位较高而流露出任何盛气凌人的态度。 5。80年代初在纽约与王浩谈哲学

《回应李泽厚》文补注（原载《孔子两千年 》网站 ） 我把李的回应文补订稿全文又看了一边，这才恍然大悟其真意何在。如果把他的胡搅蛮缠当了真，就上了他的大当。他哪里是在论是非，完全是在颠倒是非，并借机会破坏我的学术研究形象而已。李的要害是学术作风 《回应李泽厚》文“补注”（原载《孔子两千年 》网站 ） 我把李的回应文“补订稿”全文又看了一边，这才恍然大悟其真意何在。如果把他的胡搅蛮缠当了真，就上了他的大当。他哪里是在论是非，完全是在颠倒是非，并借机会破坏我的学术研究形象而已。李的要害是学术作风问题，其基本点有三：不懂装懂，利用他人，里外两面。（今人谈孔孟，就须从此三点入手。否则岂非凿空之论！） 我是没有资格写一篇“论李泽厚学术”一类文字的，因为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清楚：李幼蒸是不可能有兴趣看李泽厚的任何文章书藉的（除了序跋一类，因可借以了解其“心术”）。而我敢说：李泽厚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偷偷）研读李幼蒸的著译文字的。他在回应文初、二稿中以他一贯伎俩故意“占便宜”（他通过故意“居高临下”姿态企图在广大不识真相的读者面前制造和歪曲信息。但我不愿意花时间卷进他那些故意误导性的编造和歪曲言辞，如他在新稿中加上“虚构、编造”等字样以为其初稿弥缝，于是在他这篇“补记”中他选择了干脆撒谎。），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李在80年代以其落伍知识和油滑文字，利用文革甫过、青黄不接时期，确曾奏效于一时，倒也为时代留下了印迹。当前读者大概不会像80年代青年那样易于受他这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的“修辞学”所诱吧？他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残余而已。 李当初不通英文，却站出来批朱光潜，从此确立了他勇于“批判”的作风。以后还有20年时间补修英文（即使当时学英文也不犯法），但李不愿费此力气，而是在文革后又一马当先出来“批康德”。这是一种严肃态度么？（关于此书资料来源，当然也有说法）李就不能先学好外语，多看几本原文书，再去批判么？李还在该书中，大言不惭，对当代西方哲学思想逐一“批判”一番，惹得法国懂中文的哲学家致信胡乔木，指责李没搞懂就乱批。这不是什么立场问题，而是学风问题。至于其他著述中的作风问题，他自己一清二楚，哲学所也一清二楚，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我和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两种背景，两种目标，两种风格），他现在选择用继续漫骂姿态以“坐实”我的“对立面”，但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进我的思想视野之内呢？我如把他这样一个时代弄潮ㄦ当成了我的“对立面”，那才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嘲讽呢！不过，他是一个时代之典型，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制造出了他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时代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少左中右青年曾经受其影响！）也未免太大了吧？                     回应李泽厚-兼论孔孟学为心术学                               李幼蒸 （一）为什么我会对李泽厚先生当年使罗兰巴尔特译文未能发表一事耿耿于怀 我的“记80年代初与李泽厚谈孔子”一文（简称“回忆文”），是我已发、待写的百十篇有关与中外学者直接接触的印象回忆分析文中的一篇。这些回忆文，如我在《忆往叙实》前言中已说明的，非严谨之作，因并无时间将其作为正式写作项目处理，可以说都是一些笔记初稿。网上的非正式发表“身份”，恰提供了一个折衷处置这类随笔式写作的平台。（当然，这些文字都是有待修改的。）我的回忆文，实针对一般风气而发，并非是专“冲着”李而来。读者从我十多年来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批评权威学者“心术”的观点，无处不在。已发文章中还颇多对西方学者同类现象的批评，那些学者的“知名度”并不比李小，在国际上则多数比李大。我在回忆文中选择李先生为例，主要以为他作为孔学者，亦应有较高自律才对。 人格学与学术内涵及学术方向息息相关。如今在全球商业化时代，人们只重视功利学，不重视人格学；固然世人对此也颇多批评，但大多从个人“道德操守”着眼。我的视角则广于此。我曾在我的《仁学解释学》专著末尾，特别指出了孔孟学和未来人文科学方向之间的特殊联系。孔学的本质是动机学，我并认为：伦理动机学决定着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方向。这个动机学，“翻译”成传统语言之后就会有：孔孟学无他，心术学是也！ 李在“回应李幼蒸”一文（以下简称回应文）中指出，回忆文中有关李本人生活工作方面的消息不实，我对此首先表示歉意。的确，仅凭报端消息之印象随意写出自己不直接了解的他人活动，这是不妥当的（但这些不是我的主题部分，而且非我之回忆部分。我更没有在回忆文中打算评论李的海外履历）。今后写类似回忆文时我自己应该更加谨慎，涉及的题外消息，既然无暇考据，应当少谈，对此倒要感谢李文的指正了。至于“福布莱特基金会”，我大概和约略同时期访美的汝信资助方混淆了。（李的基金会大概是鲁斯基金会？）但我一向认为李的本业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美学史，自然因此会认为李的海外基础是广义“汉学界”（不指其科系，而指其学术内容，二者没有明显区别。当初一些美籍华人学者辨析谁在哲学系，谁在历史系，谁在宗教系，而谁又只能在东亚系，企图以此比高比低，实属不必要）。但我并未谈到李在何处任教之事（对此我当然不清楚）。至于李搞孔子研究，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这又有甚麽呢？李在“回应文”中先拉出这些并无关系的自我介绍，却对于实际问题仅“一句带过”而未予实际答复。 我所不满或抱怨的主要是李在处理我的稿件过程中和与我交往过程中的“心迹”表现方面。准确说，并不是我对早已解决并早已过去的此个人经历本身，“抓住不放”。而是对身为“大儒”而有此心迹一事本身，从义理上未能释怀。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人或商业社会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主编有权用或不用任何稿子，包括受邀稿件。在通行规则上，绝对如此，而在学术伦理学上却并非如此。本文将对此问题分两部分继续申论，前一部分继续谈李事，后一部分将谈论一般情况。 李在文中对我使用了激烈抨击语言，并说刘再复告他我在美“到处讲他坏话”。（我倒是曾听说，李先我到美后，曾在哈佛说我的“坏话”。1983年杜维明应聘担任“美国西区哲学年会”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小组会主持时，突兀地离开我和徐清辉讲演主题，专门介绍“中国有个哲学家李泽厚云云”，似乎要驳正甚麽似的，十分奇怪。罗蒂、查尔斯和倪文森在台下都听到了此离题的“李泽厚介绍”部分）我和刘毕生只见过一次面，即九十年代中期同在波鸿一位朋友家吃过一次饭。我知刘为李的密友，但认为刘会有是非之辨，遂将李当初约稿事之不当，当面告知，无非表达孔学者不当如是行为之意，刘当时也并未为李作任何辩护。刘还告我，他对罗兰巴尔特文学理论感兴趣，并在讲演中引用过我的译文；他对我刚发表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和《纯粹现象学通论》二书亦极感兴趣，我遂应允向其瑞典暂住地寄赠两册。难道他在读过我的著、译后，反而会产生兴趣到处搜集我在美“反李”言论并向李汇报吗？他有这个兴趣和能力吗？从李的回应文中现得悉，他在1999年即曾著文不指名地批判过我。于是我倾向于猜测（当然仅是猜测），他并不是因为什么我“到处”（他如何统计的？）说他“坏话”，因为我所说的正是他对我所作错的，他何至于对受委屈者的抱怨如此愤恨呢？实际上原因可能在其他方面：这就是他对我自和他分手后二十多年来与他非常不同的学术发展方向，感觉不佳，于是先几年已有所“反映”，此次再趁机发挥而已。这也许是李回应文发表的主要动机之一。 如果对某人“不利”的批评就是“说坏话”，我的许多文章，以及千千万万人们批评性文章都是在“说人坏话”。但我是当著李的好友面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当时李也在场，而气氛也便于开诚布公而不至于尴尬的话，我也会（特别想）和李当面谈出一切，也就是当面说出对李的意见：哲学家，特別是孔学者，不应如是待人接物。我来美后与刘再复再未有过任何联系，且深居简出，来往极疏，刘再复何出此言？经过“研判”，李回应文的另一动机似乃借此次责我之机，间接回应或预防那些真正有能力（既知情，又广交者）“到处说他坏话”的人。我在此重申，我对于哲学所、社科院、美学室几十年来关于李的那些广泛传播的“坏话”，毫无兴趣介入。我在回忆文中也根本未涉及这些。李回应文对我出此恶言，很有些“老学部人”，流露出来的那种霸气。看来对从前享有过的特权地位，仍然还残留在有些人的意识之中。 而回忆文所及事端仅因：李毁弃稿约之企图透漏出来之不诚心迹而已。有很多当初那些持类似心态者，对自己作错了的事不仅不自责，反而倒过来本其（也许仅是下意识地）势利之心寻索当初所谓给过他人的“好处”，以作为掩饰自身过错的托辞。其实无非是些什么他们曾在职权之下刊过你的文章，邀你开过会议、讲过演之类；他们把本来应当说成是邦他们忙的事，反过来说成是在邦你的忙，暗示你在“忘恩负义”。实际上仅因为他们是当初学术权势拥有者，结果把因“资源”有限条件下所掌握的权力，不是当成自己理应服务于人的义务，而是当成了与人交换利益或“聚集”随众的资本；甚至于心理上真地把这类合作关系当成了对无权者的“施舍”。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特权意识表现么？（相比之下，杜任之，真仁士也。）实际上，那些动辄夸耀自己如何“助人”者，往往暴露着他们自身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为那时只有他们才能够秉持积累于几十年的特权资源而有条件去“恩助”无权势者。 我的回忆文的主题不过是：通过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对“孔门”这就是大事）认为李不该在学问实践中“言行不一”和企图“背弃约定”（他会说，“你心胸真狭窄，不是最后刊登了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其过程中的曲折部分则避而不谈。而此“心迹过程”才是我此时谈论的对象）。李的“回应文”并未对我的指责作任何具体回应（甚麽叫“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转移了话题。首先，我竞再次体会了李的言行风格学：李通过指责我文中次要部分的疏误，来间接证明我文的主要部分中言谈之“不实”，而对回忆文所提的一些事实，他却不予“回应”。现将主要事实部分重复列举如下。

1982年5月初我抵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经王浩介绍，理查罗蒂为我的邀请人。罗蒂是该系唯一兼治美国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教授，正符合我的访问研究需要。我与罗蒂见面后，中午他请我在玫瑰园教师餐厅午餐。饭后我们沿花园散步。当时抵美一周左右， 1982年5月初我抵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经王浩介绍，理查·罗蒂为我的邀请人。罗蒂是该系唯一兼治美国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教授，正符合我的访问研究需要。我与罗蒂见面后，中午他请我在“玫瑰园”教师餐厅午餐。饭后我们沿花园散步。当时抵美一周左右，身上穿著1982年国内的西装，我却敢于用broken 英文在此大学者面前大谈我对当下西方哲学的批评意见。后来罗蒂于1985年访华，我去机场迎接的路上，他主动提到了我初进办公室就和他谈对他的哲学观的看法，给他印象深刻。既然以罗蒂为“准导师”，我在阅读了他的著作后，很想与他积极沟通。如何估量他的哲学立场，以及由此進而深化對美國一般哲学趋向的认识，成为我初到美国时的主要兴趣之一。在系里举办欢送罗蒂的party上，结识了正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担任客座研究员的查理·泰勒，他对来自中国的哲学界人士很感兴趣，遂邀我隔天去研究院餐厅午餐，同桌有刚访问过中国的研究院院长吉尔兹。我那时对两位北美学界名人了解并不多，除谈论中国哲学现状外，主要向加拿大哲学家泰勒讨教对罗蒂哲学的看法。我当时认为，泰勒比罗蒂更精通欧陆哲学。泰勒配合我对罗蒂哲学观的质疑，重复了他对罗蒂的批评。25年过去了，我当时初到西方，那里了解西方学界的“规矩”和深浅。而他们也不过把我当作可以与中国哲学界沟通的一个“媒介”而已。如今罗蒂过世，作为罗蒂其人其学的中国最初引介人，本应撰写一篇回忆文和评论文，以为这位曾称我为“老友”的美国思想家做一初步思想总结。然而，偏偏是这位与我公私两方面一度过从较多的美国大哲学家，部分地因“心理原因”，竞使我一时难于拟文畅论，也只有留诸他日弥补了。 5月份到普林斯顿后遇到先我而来的兰州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徐女士。徐君出身中西女中，英文口语颇佳，并为美学爱好者，与贺麟教授关系密切。罗蒂曾为她争取到半年美方基金。1983年3月，罗蒂曾安派我与她在美西哲学大会的一个小会上担任主讲，我的讲题是“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徐君讲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徐君不久归国后并曾在我家暂住，以继续其调往哲学所的努力，贺麟似乎为其主要推荐人。徐君曾向贺介绍过罗蒂，并曾商议约罗蒂来华访问而未果。1984年我回国后不久，社科院外事活动政策有所变革，开放了国外学者自费访问的办法，鼓励中外学术交流。我遂推荐罗蒂来访。院所批准了罗蒂夫妇自费来访计划。罗蒂欣然接收条件，夫妇俩于是作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负责招待的客人，于1985年夏到达北京。我作为负责接待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制定了接待计划，包括安排罗蒂会见打算会晤的中国学者，主要是钱钟书和贺麟。钱婉拒了会晤，在给我的覆信中谦称自己“失去了向罗蒂请教的机会”，贺麟作为与罗蒂有过间接通信联系的友人，答应参加我们安排的一些活动。在准备接待的过程中，我也问讯了国内有关罗蒂名著《哲学和自然之镜》的组译情况。在传说的若干翻译计划中，徐君承译的部分试稿，已由贺麟推荐到商务去了。我于是询问徐君是否准备完成此项工作。徐君马上提出希望与我合译的要求。我当即婉拒，因为我不习惯与人合译。而且我心目中当然也知道，无论徐君还是贺麟都并不真正了解罗蒂理论细节。但是，按照我的处世原则，我当然尊重任何译者的意愿。虽然为了罗蒂考虑，我本来也应该判断一下译者的学术条件。不过，最初我的确没有承担此项工作的意思，只是打算告知罗蒂国内谁在准备翻译该书而已。随著与罗蒂夫妇接触渐多并了解到他们对此事的关切，以及了解到国内哲学界对罗蒂思想兴趣渐增的事实，我对此书中译工作的关心也有所增加。不过在我自己研究项目已颇为拥挤的日程表中，本来是没有承担此书译事的余地的。后来经我向商务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得悉，徐君的译稿不合要求，这样此书的翻译就没有落实下来。我于是再次问讯徐君意见，徐君告如我不同意合译，她也只好放弃了。同时，罗蒂夫人在进一步了解了情况之后，也恳切希望我承担翻译。在此情况下，我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组联系好，承担了此书的翻译工作。 在京接待罗蒂夫妇过程中，除我参与陪同的几次外，还安排了徐君单独陪同学术活动（似乎是去北大那次）。罗蒂主讲那天，由我担任翻译（我预先译出稿子后，按段读译，因我并无即席翻译的能力），贺麟出席了讲演会。同时我特别安排了罗蒂夫妇往访贺麟夫妇的节目，以提供他们增加私人友谊的机会。贺麟是美国留学生，又是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当然应当邀请他参加相关活动。但是接待工作则与贺麟所在的西方哲学史室无关。当时我却感觉到，贺对此事的理解有些混淆，因为他对我说：是他最早企图邀请罗蒂的。我答称，他和徐君以西方哲学室名义提出的邀请计划没有成功，该计划并未实行，此次罗蒂访华是我们现外室安排的，罗蒂是我室的客人；当然，罗蒂也是我的专业对口（现代西方哲学）同行、是我作为访问学者的邀请人。如果他因徐君之介绍对罗蒂有兴趣，完全可以单独与罗蒂交往，此次在京亦会给予各种方便。但这一切并非因为他和徐君一年前试图邀请未成功而具有某种以非正规方式介入接待的“权利”。况且，我渐渐了解到，他似乎也并无什么多参与学术交流的意愿，而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表示他在参与“主持”接待工作，具体来说，则是希望徐君代表他正式参加交待任务。我在向科研处反映此提议后，遭到拒绝，因为徐君并非哲学所人员。但我因了解徐君与罗蒂的不一般关系以及她曾通过贺麟打算邀请罗蒂的情况，仍然认为应该以半私人方式增加他们联系的机会。（我当时私忖也许他们有什么合作计划打算和罗蒂单独商议，如确，大可以单独通信联系。当然作为负责安排来访节目者之一，我也会给予任何打算和罗蒂单独见面的人以接触机会。如有人要求他写推荐信、邀请信等等。在北京和上海都如此。有好几位青年就是这样日后与罗蒂建立了较紧密的学术联系纽带。贺麟和徐本来认识罗蒂，似乎并不须通过他室的交流计划来增加彼此联系。） 在此情况下，突然发生了戏剧性一幕。某日上午，贺麟到所参加学术委员会的评级工作。我因访美两年错过了上次高研职称评定，这次正好补评。贺麟叫人要我去会议室谈话。贺见我后，一反往常的客气态度，以“严肃”口气对我交待了两点：1。“今后，罗蒂走到哪里，徐也就到哪里”（这是他的原话，因风格特别，我遂牢牢记住）；2。要求我和徐君合译《哲学和自然之镜》，理由是因徐君已动手翻译了。我听后，按我的脾气，本来可能不顾辈份而立即加以驳斥，因为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利用职权来表达某种“胁迫意图”，何况如此无礼的要求！但那次我到底克制了情绪，知道事出有因，他们把罗蒂来访一事看成了与自己的“权益”相关。况且罗蒂也的确希望与中国名哲学家交往，尽管老一辈留学学者的知识已经全然老化。但是他们的资历在，声望在，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打压，另一方面也按照级别被长期供养着。这些老知识分子无不以此官方认定的级别为傲。（如果先被高抬，并已习惯于新阶层中的特权地位〔49年前则难以享此特权，请读者记住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这个“矛盾特点”〕，之后又被“打翻在地”，就会特别受不了，“情绪后遗症”会特别严重。而此过程的前、后件之间的关联，则少为人提及。）有趣的是：1。为什么贺不直接向所领导商议，然后由所领导交待我执行？2。学术委员会主任不算所领导，贺的行政职务是室主任，但他用含混的身份与我个人交涉，不知道是以私谊还是以公务？而以公以私，他都并不具备条件与我谈此事。我直接的情绪反应是：杜老如在位，你能如此言行么？（家父在任何类似情况中会有此类言行么？）但是，贺的言行的确有“合理”的一面，他的学委会主任衔及其当天的角色，在此时此刻恰可成为此次谈话的必要“前提”。我主观上感觉到此“前提”的存在（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而不是有意安排的“巧合”。但我有理由在当时须充分估计“一切可能性”。那些后来想方设法让我不得升级者如果能连起码的“高研”都让我无得，我的国外学术交流机会必然进一步大减。身处此境，能不慎乎！），只因为：1。杜老不在其位了（如果杜任之仍然是室主任，贺就决不会显露出此类积极性了）；2。贺的态度突然变化。3。评级会马上开始。我想到职称评议马上开始，假如他突然说出：“他连大学还没毕业，还是再考验一段时间吧”，必定会得到不少人附和，而杜任之不在，谁会替我说话呢？。我的利害感马上助我克制了情绪，转而设法折衷解决。于是首先再次重申，只要所里同意，徐君当然可以参加任何活动，但他应当和所领导谈，而不是和我这个执行者谈（贺以学术委员会主任之尊，不向所领导建言，而以私人方式找我安排，这种“走小道”的方法选择之“姿态学”含义，确实也使我不快）；关于合译，我当然照旧拒绝，并只好不客气地说，徐君并非哲学出身，罗蒂该书涉及的大量现代分析哲学内容更是徐君较少了解的，不可能仅因英文口语好就有条件承担翻译。但是，作为弥补，我提议由我以贺麟名义代为撰写序言一篇。不想贺听毕马上同意，并转愠为喜。一场“危机”也随之化解。我的“代价”不过是写一篇文章而已，而对方竟然马上接受了。结果倒是“委屈”了徐君。我又表示同意在译序中提到几位（似乎南北一共有三位宣称已开始译此书）试译过此名著稿子的名字，以介绍他们已做出的努力。（后来我在译序中提到的几个名字均被甘阳自行删除了）。 如果没有此次谈话，我不仅不会主动安排此代写序言之事（虽然罗蒂、出版社都会愿意有贺序。），也不会主动欢迎贺序。因为我一清二楚，贺麟和当时哲学所的老专家们对现代哲学理路了解十分有限。现代哲学书刊也是相当多看不懂的。但是如果需要有一篇名人序，我倒也宁肯由我自己代写（为此倒也需感谢贺没有安排别人写此序）。我关心的是内容的适当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身份，使他们有时不免言行失宜。正是这个曾经使他们吃尽苦头的旧系统，也是把他们一下子从49年前的普通知识分子“拔高”到等级制度高层的根源。他们也因此提拔而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识。加以意识形态管制趋严，中央地区的高级人文知识分子突然成为垄断资讯的“独享者”。地位、名气、资源的特权享有身份，是旧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另外一个侧面。 贺麟为家父旧识。我自协助杜任之编写《现代著名哲学家述评》以来，多次因工作关系访问一些老专家，特别是贺麟和洪谦。一次贺曾问我究竟该如何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因为他在翻译《精神现象学》时曾经提到过胡塞尔的现象学。当然，他关心的不仅是“唯物唯心”问题，而是在新时期到来后，应该如何调整先前的知识性判断。他并送我一册他的49年前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讲演集再版。我后来同意为他撰写序言后，也考虑到可以把他当作中国的美国哲学研究代表，以促进中美哲学继续交流。这样我还是认真替他写了这篇序。一年后，该书出版（我将该书从社科转到三联，条件是一年内出版。三联基本做到了）贺麟序文并受到三联丛书主编甘阳的称赞。三联虽然知道序言为我所写，还是对此序言付给了特优稿费。贺麟收到稿费后，由夫人给我往办公室来电话，说贺先生打算把此稿费转给我。我推辞之后，他们也就收下了。自然，我也知道，罗蒂本人也非常希望增加一篇以贺麟为名义的序言。罗蒂是一位特别重视知名度的哲学家。在知我以一日数千字定稿速度赶译此书时，时在柏林国际科学研究所客座一年的罗蒂告我，他已主动向研究所推荐了我。不久我通过德国符号学界的关系到达柏林后，却并未获得该研究所邀请。但是我在德国符号学、汉学、哲学等领域独立找到了学术研究项目，开始了人生另一个学术阶段。从此以后，我和罗蒂夫妇的学术与家庭友谊继续，而学术思想方面却渐行渐远。1993年我按照德国研究计划访问美国时，曾在罗蒂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附近的家中小住。来美前罗蒂曾问我可否在哲学系做一讲演，我说愿讲符号学。他犹豫道：此处无人关心符号学。后来在他家中卧室小书架上发现了几本符号学书籍（主要是艾柯的），我于是反问道；你也研究符号学？他对此问未答一语，我颇感诧异。当然，在美国，人们说的符号学和我所说的符号学相当不一样。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对于符号学，美国人的气质似乎不大能投入。美国实用主义性格，其实与符号学式思维距离甚大，虽然他们有由皮尔士、莫理斯、西比奥克等代表的美国符号学学派。 大约在1997年初夏的德国，罗蒂夫人某晚突然要我坦言对名气不断增长的其夫罗蒂哲学的看法，结果我的“坦言”遂使得玛丽最终确信我与罗蒂的实质学术联系难以维持了（西方人不懂得“朱陆异同”之雅意，更不懂得“诤友”之深意）。美国教授怎么可能积极支持学术上的“非我族类”呢？玛丽与我谈话的目的是想客观估计一下，罗蒂究竟有无可能为我在美进行推荐。十分巧合，我在湾区落脚后不久，罗蒂即迁至斯坦福大学，与我可谓“近邻”，其后“因相互需要”他还安排我为名义上的访问学者一年（无资助而有借书证），但他从未再邀请我去他的家中做客（他不仅了解到彼此思想的差距，也对我们之间的“尴尬关系”感到犹豫：“中国学界知道李为罗蒂名著译者，而李个人的思想却是另外一套”）。玛丽对此关系的变化了然于心，她只有不断向我表示非常愿意为我提供改善英文论文的帮助，如果某编辑部在要求论文被native speaker润色的话（我因与罗蒂关系后来尴尬，而不大情愿多依赖罗蒂夫人的善意。甚至于当初拒绝了她多次表示打算义务为我改两卷英文书稿的建议。幸好后来我争取到了一笔英文编辑费，解决了英文著作出版问题。巧的是，在波鸿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那位美籍改稿人，也是罗蒂早先的学生。后来经我推荐，罗蒂从荷兰来波鸿讲演时，即由其担任翻译）如今贺麟和罗蒂均已先后作古。而有关哲学家究竟该如何“做哲学”和如何待人接物的问题，却不时仍会浮现心头。 当我决定代贺麟教授撰写序言后，“脑筋”换了一档，开始从如何通过此书的出版以促进中美哲学和人文学术交流的角度来规划译事。这样，有哲学名流贺麟的大名，肯定会增加此译本的影响力。那么，当初如果没有贺麟在评级会当天的“召见”，我是否也会愿意有他这样一篇文章加入呢？前面已说，肯定不会！首先，他以及当时哲学所的一些老研究员，对新学新知了解甚少。我当然也深知中国学界的“封建主义”传统：不问真才实学，只问知名度和资历，结果官定的“老专家”，不懂也算懂。无“加持”的后进之辈，则懂也算不懂（旧时期的这种学术封建主义，到头来损害的是上层人自己，因为各级上层人士的就学子弟，从小就也得为此系统化名实不符的资讯歪曲制度，浪费大量“自己人”的青春时间。传说当初捷克一些高官偷偷将子弟送到被管制的现象学家处学文史。这是另一种“特权”的反讽式享用）。但是，我这么一个性格的人会买这个账么？除了学术上和实用上无此必要外，我当时是否因对这些“大学者”怀有某种崇拜心理而希望借助他们的名气风范呢？也不会。因为几十年来我对中国老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看得太多了，可以说对他们“失望透顶”。特别是“哲学家”。哲学家本来应该是民族和时代的前导和精神支柱，结果，百年来，他们做了些什么？（至于那些不务本业，避重就轻，将“以政养学”当作“公共知识分子”者，则是现代民族知识分子生态中的另一道风景线！）当然不仅中国，外国亦然。最让人失望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哲学家（实际上是“哲学话语运作者”）。实际上，罗蒂学术在我当时的项目次序表上是比较靠后的。进单位后的几年来也渐渐看惯一些老知识分子多心安理得地借助年轻人来“发挥余热”（早年失教的年轻人也配合不遗余力。这就是80年代学术人际关系的形态，此历史性学术形态，结果大大影响了其后学术界的格局和方向）。如果是出于同事情谊而伸援手，我并非落后于人者。而变相“施压”，则是另一回事。新旧时期交替的80年代，其实这类现象也是自然的。当然，按照当时“哲学所风格”，这当然也是“小事一桩”。对于当时哲学所的人大代表研究员来说，如此“小节”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学人之间的行事风格区别。有对常人不重要、而对哲学家却极重要的事情：心迹之端。外在行为选择及其“口实”，并不一定都重要。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不重要？为什么孔子要说“戒之在得”呢？这个“得”字，亦大有关乎学术方向，读者知否？再说一遍（不必因有人蓄意攻击亿往叙实宗旨而避言心术真实）：人己之间的态度学，这才是今日仁学的要义。几十年来，不分在上者还是在下者，由于生存于同一系统中，也就难以避免染有此旧时期系统的“共性”，这并不会因为你在某次运动中偶然处于“攻人位”、在某次运动中又偶然处于“被攻位”，就会在分享此共性的机会方面有所不同。虽然在同一旧时期的hierarchy 中各人位势高低不同，而同“属于”此“历史社会hierarchy”，则是无法泯除的客观存在。

本文刊载于《电影艺术》刊物，2009年第7期。文章主题大致按照编辑部要求拟订，侧重于个人早先参与电影理论工作的背景和过程。作者也想趁此机会传达以下个人见解：电影符号学是作者一般符号学和文艺符号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电影符号学研究开启了文艺理论研究和    本文刊载于《电影艺术》刊物，2009年第7期。文章主题大致按照编辑部要求拟订，侧重于个人早先参与电影理论工作的背景和过程。作者也想趁此机会传达以下个人见解：电影符号学是作者一般符号学和文艺符号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电影符号学研究开启了文艺理论研究和哲学美学研究的明确分界时代；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分属不同的文化实践范畴，二者应该明确分离，以便各得其所；80年代伊始，以往几十年、上百年，两岸四地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理论的知识了解均极其有限，而新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朝向世界文化全面开放的全新阶段，学界理论人士对此大多欠缺知识准备；因此，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只能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不能以之作为进一步发展的现成“基础”，或者说：我们必须不断更新和重组这个学术理论社群的基础，以便使之更有效地朝向理论建设的未来。我们的根本目标是推进和创造高水平的文艺理论学术，而不应该是为过去和现在的学界名人“树碑立传”。学术实践是追求未来集体成就的，不是为过往和现在人士“争比高低”的。           ～～～～～～～～学术活动类别的名称，往往因包含相同的语词而彼此混淆。就“电影理论”而言，此“理论”既可相对于“创作实践”而指有关作品的内容思想研究，也可相对于此艺术门类本身而指有关其特性、结构、功能的一般科学研究。两种“电影理论”所指不是一回事。本文所说的“电影理论”主要是指后者。1。我与电影理论研究从1977年下半年为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翻译电影符号学文章起，到1989年6月参加法国塞里谢文化中心举办的克里斯丁·麦茨电影理论国际研讨会止，大约整个80年代，我的研究工作都与电影理论，特别是电影符号学，有所关联。一些偶然的外在因素使我与“电影理论”研究维持了十多年的联系。新时期起，最早的翻译（1977）是电影理论的，第一篇发表的短文（1979）是关于电影结构主义理论的。1982-1984在美访问期间，来往最多的外国学者都是电影学家。回国后完成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西方电影理论的（1986）。其后我在国内首次担任的刊物编委（1987）也是相关于电影理论的（《当代电影》）。我参加过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最具专业性水准的”也是电影理论方面的（1988）。我受聘担任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短期客座研究员（1990），也是由电影学家麦茨推荐的。而我与国外电影学界的最后一次接触，大概要算是1992年由日本电影美学家浅召圭司安排的东京访问了。对于一个哲学学术背景的我来说，毕竟与电影学界发生了不少的联系。但是我当然不属于“电影界”。我的相关经历却可表明，“电影理论”本来就有两方面的文化范畴归属性：电影界和人文科学界。导致我参与电影理论研究的是“电影界”，而促使我关注其学术的则是“人文科学界”。1976年因避地震去了南方。1977年夏初由南方返京后，国内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文革”期间关闭了10年的北京图书馆又开馆了，可惜我因无“工作证”竟不得像文革前时那样随意进入。正在此时，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找我翻译他们新到手的西方结构主义电影理论文章，并将该校的“北图集体借书证”交我，以备进馆查考之用。北影的这张借书证结果改变了我的一生命运。大约整整半年，我凭着这个证件每日出入北图，借阅了各语种大量的相关书籍，特别对全新的知识领域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做了密集的钻研。我的多种外语研习突然全部派了用场，包括我并未充分掌握的日语。可是恰恰是日语专业书对于符号学的复杂用语的汉字译法大大方便了我对一些法文专门名词的理解。外借的图书则入夜后在家中继续研读。我于是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发现了法国结构主义，包括其重要的分支—电影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样，在译出了资料室邀译的文章后，我并用了一个月时间突击译出了那本后来发行了数万册的小册子《结构主义》。更完全没想到，这部译稿成为我进入哲学所的“阶梯”。如果当初没有那张北影借书证呢？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如此迅速（比起美国文学界和电影界不过晚上几年）掌握结构主义思潮之趋势，更不会其后进入国内外学术机构了。有趣的是，在1978年我在社科院的工作转正时所能够拿出的“出版”成绩，竟然就是电影学院资料室油印的那本牛皮纸本的16开“内部资料”。可那时学术界又有多少人能判断这个翻译小册子“反映”了什么样的学术水平呢？我开始电影理论的翻译，兴趣如其说在于“电影”，不如说在于“理论”。这个理论直接相通于我一向关心的整个文艺理论（中学时代关心的俄国文学理论，大学以后关心的欧美现代派文艺理论）。而此理论中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部分，又直接相通于我的此前长达20年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独立研究。于是，电影学院这几篇电影符号学译文（先后共3篇）以及《世界电影》约译而未刊载的先锋派结构主义长文，成为我了解国外新文艺理论思潮的重要契机。同时，对法国电影理论接触越多，也越发现这个“专业领域”有其独特性，它与电影制作却并没有什么关系。对我而言，借书证是偶然到来的一份“知识通行证”，但我对此证件的有效使用却有着并非偶然的背景。这就是我此前近20年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独立研习。我想对关心的读者指出，为什么我会从哲学进入电影理论而许多其他国内外哲学家则没有这样做呢？一个直接的理由是我喜欢哲学，但我从不依赖一家之论，也就是不会误以为某一家“大师”的理论可以作为我治学的现成基础。我也从来不是以有朝一日成为某科专家、进入某一行业的想法来组织自己的研习的，于是才得以关注任何有益思想方法的吸收，使自己的心智始终朝向于充分开放的状态。我于青年时代即决心转入现代西方理论思想探索，正是发现它比西方古典思想的表述和推论方式更为精细。于是分析哲学的物理性分析方向和现象学的心理性分析方向成为我的主要兴趣所在。结构主义呢？可以说这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分析精神之发展。重要的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不是延续哲学分析的老路，而是建立了独立的方法论系统，于是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界。此外，就我对现代文艺理论的长期关注而言，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更是提供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更有效的思考方向，我也就自然地把电影理论研究当做我掌握一般文艺理论新方向的探索基地了。另一方面，自从我于42岁时才有机会“论学”以来，主要的译、著目标是将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较不熟悉的现当代欧陆理论思想方式尽先引进中文世界。80年来各地中国学界主要熟悉的是现代英美式哲学，而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理论部分一向关注不够。大多数文科留学生来自美国，而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偏于实用性方向。（读者可从我的80年代文集《结构与意义》看出我当时的思想关注方向和用心所在）。但在欧陆学术思想理解方面，又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分歧：如德国、法国的区别，哲学和理论的区别（也就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区别），列维-斯特劳斯和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区别，解释学和符号学的异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间接地与电影理论问题相关。例如，80年代的西德电影理家的出版物中还很少有关于电影符号学的讨论。1988年我刚到西柏林不久曾与一位德国电影学家晤谈，结果我谈自己刚发表的法国电影符号学问题，他则谈德国的几代电影哲学问题。彼此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认识论差距。而他处法国近邻，我则来自远东。我在1986年完成了《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后，纽约友人寄来一册安德鲁新版电影理论新著，为了表明我参读过此最新著作，曾打算援引一些引句在自己的书稿中，却几乎从中找不到一两句重要的引文。为什么？不是彼此学问高低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一些美国人文学者的思路总是偏于“粗犷”）。那时我的书稿责编告我需要有一位名人做序。本来以为是为了便于推销，后来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作用：通过出版社终审。当时的出版社负责人曾因书稿“像天书”而对责编抱怨，说为之做序者一定没有读过书稿，否则怎会为其做序？可见80年代电影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还不会有什么接受者。然而一年后情况有所变化。1987年《当代电影》一位编辑到我家里来，我在送他下楼时他突然对我说出几句不无感性的话：“你大概不知道你这本书对电影理论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吧？”那么他以及一些80年代青年电影学者为什么似乎比老一辈学人能更快地“接受”符号学的理论语词呢？因为，和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不同，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电影理论书刊中充斥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语言。所以国内学界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电影理论学界的“主流”。其实我那本书，对于中国美学界和一般文艺理论界，大概正像当时我译介的许多欧陆理论一样，都并未发生什么实际影响。因为大家所习惯听闻的五六十年代的外国理论言论，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主流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知识论鸿沟。80年代，我既然把符号学当做主攻方向，电影符号学自然成为其组成部分。我把电影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当做我研究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以至于我在1982-1984两年在美期间竟然真地花费了不少时间贯注电影和理论。可以说来往最多的就是一些美国电影学者（特别是普大电影系Sitney和纽约大学电影系Michelson的讨论班；以及与先锋派电影家Gidal的长期来往。他因我〔实乃偶然地〕翻译了他的晦涩先锋派理论长文而视我为“知音”，实际上我完全反对他的文化意识形态观点，却欣赏他的视像文本分析技巧）。此外，我也把“电影理论”看作是我深入了解一切文艺现代派思想的门径之一。其结果是在回国后第一部完成的著作就是西方电影理论。与此配合，还把历年来翻译的电影理论文章结集出版。（这两部关于电影理论的书籍当时却不可能在电影出版界出版。2002年扩大再版时增加了一些法国方面的新资料）1988年二次出国以后，个人学术规划屡经变迁。1988年5月去德后的几年中我还曾把电影理论或电影符号学当做自己“符号学研究”总计划的一个分支，还为相关新写作计划做了准备。由于多次访问法国的方便，法国电影符号学自然继续成为我的研究项目之一（也因为我的法国思想研究明确地是跨学科方向的，远不限于当代法国哲学）。并因此与日本的电影美学家及法国电影学专家浅召圭司建立了长期联系。可是后来由于计划调整和相关出版条件不备，原打算对电影符号学进行更深入写作的计划还是放弃了（最近有出版界朋友建议我扩大改写该旧著，不知最后是否能够具体实现，因为手边还有不少待完成的工作）。这样，从1977年为电影学院资料室做翻译，到1992年访问浅召圭司（在东京共同追忆已故法国友人麦茨），与“电影学”的学术联系，前后整15年。2。80年代的人文学术和电影学的复兴问题30年前中国的新时期开始，其后十年“史称”“启蒙时代”。所谓“启蒙”，是相对于在前10年的“文化空白”而定位的。在此意义上，当然知识分子们都可以是“启蒙者”。这个特定的“启蒙”之对象乃封闭环境下之人为的文化停顿，而非历史上自然的某种保守文化阶段（如清末民初那样的情况；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因此 “启蒙”的涵义、目标、起点，从学术史角度看，都未免太过粗浅。这就掩蔽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学术任务：知识分子自己迫切需要补课和提高。如果人们只和文革时代比，他就会觉得自己原有的“知识”已足以“启蒙”失学的青年一代了。此外，很多人把敢于表达对新知新学愿望的言行也称作是“启蒙”言行。仅仅由于老知识分子不敢言行，一些敢言敢行的年轻人就成了“启蒙者”。我们不要忽略当初这段新旧交叉10年中的“启蒙学”之特点，它对于新时期文化学术的后来的发展至为关键。当时人文学界担任“带头人”的主要是文革前二十年的学术精英。他们之间大多数人在文革期间都耽误了时间，而其于文革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也曾经是与西方学术思想界相对隔绝之时期。因此这些恢复了学术工作的文革前之学术带头人，其有关现代西学理论的知识尚十分有限。新时期的最初几年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热点”是从“文革”禁锢中解放出来，故偏重于对历史的批判。与不少学人抓紧时机向后看（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名誉和地位）不同，我则抓紧时机向前看（学习新知和促进他人共学）。我当时在哲学、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电影理论等领域的各种工作都是按照这样一种展望未来的眼光来安排的。为此我清楚了解时代知识复兴的重任有待于在几个层次上进行突破或提高。中国的人文学术“复兴”问题绝不只是批判“文革”和恢复五六十年代学术那样简单。那时人文学界大约同时面对着4个不同层次的“知识准备”或知识补课问题：～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理论界内容（对此年轻人不熟悉）～三十年来港台人文学界的内容（对此大陆学者充满好奇）～战前西方人文科学总体（战前30年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刚开了一个头）～战后西方欧陆（主要是法国）人文科学理论化新潮（中国与西方文化界脱节以来30年间西方人文理论的更新，对于特别不熟悉“理论学术”的两岸人文学者来说，都首先是知识层次上的挑战。）由于当时学科带头人都是文革前精英，他们心理上的“对手方”是 “文革”极左思潮。面对着已被打倒的“文革”对手，几乎人人都是轻而易举的“胜方”。培养了人的，其实是他的“对手”。选择什么对手就选择了自己的规模和方向。当时学界未悉，“恢复过去学术”的知识论要求和新世纪“朝向世界未来”的知识论要求，并不存在于同一个认识论层次上。而当时国内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主流的知识论层级几乎完全属于五六十年代类型（后者又是以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史特定格局为基础的）。他们还沿用着五六十年代报刊争论上形成的门派系统进行思考。与此同时，在新政策下，新知新学不知不觉间逐渐允许自由引入了，老一代精英（不论左中右）同时面对着知识断层问题。结果是他们要靠自己召收的、知识训练不足的外语系研究生们来协助把握一些新知新学观念。对于大量有关文艺作品和评论等偏于直观性的国外资料，当然没什么问题。译介问题主要发生于理论翻译方面，因为这必然涉及各科知识的理论新发展部分。电影研究界内这个问题也最突出。6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西方新电影理论思潮，牵扯到众多复杂学术背景。一方面，新电影理论摆脱了传统哲学美学式研究，另一方面摆脱了新闻评论式影评研究。和美国人偏实用性的电影理论不同，法国理论是高度跨学科的，特别是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理论密切相关。而我国文艺学界百年来就是不关注高层理论研究。上一代西学名家主要熟悉欧美古典文论。五六十年代两岸搞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主要也是英美派。然而正是60年代以来法国学界才“陡然”跃居西方世界的人文思想前沿。法国电影理论也正好是此时应运而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于1977年连工作均无时期即觉得必须把当代法国思想传统尽先介绍出来的动机。根据我此前20年对各地中国人文学术半个世纪来的历史所做的反省，认为首须关注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最艰难的“理论部分”，特别是当代欧陆人文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理论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3。制作商业化和欣赏娱乐化本来“影评”就是传统的所谓“电影理论”或“电影研究”：一些人拍电影，另一些人评论电影。至今这也是国内外“电影界”的主要二分法。不过“影评”是否“属于”电影理论，甚至于“电影学”呢？影评主要涉及影视片内容思想方面，其表达渠道则属于新闻媒体，而其内容思想分析直接相通于众多社会文化领域，直通生活本身。因此今日“影评”工作甚至于主要应该由广义“文化研究”来承担。作为电影制作产物的故事影片及其评价又是高度市场化制约的。几十年来西方电影批评家和理论家主要批评的电影商业化倾向，今日已经成为当然的事实，以至于没有人再质疑其正当性了。这是世界电影文化20年来最大的变化：电影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消遣类文化商品。导演和演员都是此类商品制作的共同参与人。商品的消费者—广大观众，二十年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今日西方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广义技术人员，他们的训练、爱好、和资质都与三四十年前的观众大为不同。在此意义上，60年代的电影思潮和电影理论思潮今日几乎不可能再发生了。因为“新浪潮”一代的大众观众层次今日“消失”了。电子化、歌星化、股票化、体星化的“大众娱乐文化形态”席卷全球。生活方式充分技术化了的广大观众不再对电影文化抱有较高精神需求。电影于是成为名符其实的消遣品；消遣就是排除严肃思想。制作人作为观众娱乐需求的电影商品供应商，就是要满足这类娱乐型的文化品需要。从前为什么不是这样？试想：我们在80年代初还嘲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香港是“文化沙漠”，琼瑶是“低俗言情”，今天有没有人还有这种感觉了？试想20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中还有几部是我们打算看第二边的（电影家由于职业需要反复看片，这是另一个问题）？有没有一部是看了以后还“回味无穷”的。有水准的观众还有没有人在期待“好片子”出现？因为，不需要了！今日“经济规律”已经内在地制约了影片的内容质量：票房价值决定一切。而观众趣味决定了票房价值。生活方式和教育训练又决定了观众趣味。名包制作经济学和电影制作经济学已经没有多大美学性分别，电影艺术家的概念和服装设计师的概念可以等同，二者均为 “妆饰艺术时代”的文化商品。这类现象，当然也属于一门电影社会学或电影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其范围远不限于影片思想内容层次了。对于大众文化产品的批评（“影评”），今日主要属于媒体文化批评的范围。对电影内容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还算不算是“电影批评”专业呢？这个“媒体影评”和电影理论还有没有关系呢？应当说，关系极少了。这就进一步说明电影理论和电影制作的分离性。电影制作，媒体批评，电影市场，三位一体，它们今日均属于 “电影商品制作经济领域”。“电影艺术”也就在商业化时代完成了其职能性转变。新现实主义，新浪潮，五六十年代的好莱坞式抒情影片，黑泽明一代日本的人性论影片等都是对应于那个时代观众的文化教养特点的（我们今日批评萨特理论的肤浅，但萨特一代的西方还到处是读书人的时代）。今日则是电玩、动漫、名模、名包、“代言”的商业化、娱乐化、浅精神的时代。同时这也就是不看书的一代（不久前读到有关大陆学生们买书者极少的报导；再不久前也曾读到美国青年连读书者都极少的报导）。精神是一种抽象性活动，抽象性活动载于文字。现在他们不看复杂文字，除了“扁平化”文字：科幻、武侠、动漫。而这些青少年也正是电影文化的主要消费者群之一。我们能考虑为这些读完了数理化就去打电玩的一代观众构思什么“大制作”么？结果，电影家们只是花大力气制作娱乐商品而已。激发这类电影制作的动力也就单纯化为对商品市场价值的追求。票房价值概念就是电影的身份已蜕变为商品的标志。电影商品当然也同样需要其制造商和供应商。过去文艺家轻视名利，今日文艺家唯名利是问。奖评制度成为刺激此类电影商品制作循环的行销工具之一。所以过去的电影及其评价标准和今日的电影及其评价标准，已分属不同的文化范畴。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批评的职能也完全与从前不同了。因为影评必须与制作同样受制于同质性的观众群的趣味水平。电影家再也不可能心存什么用作品 “改善”观众心灵之类的天真想法了。因为观众的欣赏可能性已经内嵌于电影制作商业化机制之内。需要的只是如何迎合观众娱乐趣味以便增加票房价值的问题，其道理和其他文化娱乐商品（流行音乐等）的生产消费机制完全一样。今日电影家当然也就不需要有什么高层人文学术知识和精神修养，其文学修养达到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程度才可说是恰到好处。（正适合于拍娱乐故事片的“文学性”需要）他只需要把精神上的“小主题”借助电影科技的“大技巧”加以有效商业化操作即可。人们可以把票房价值指标和商业化奖项指标硬说成是“时代最高文艺成就”！4。电影学作为人文科学新学科总而言之，大约存在着三类不同的“电影理论”类型：相关于电影制作的，相关于媒体文化的，相关于人文科学的。我所关注的是后一类。今日我们需要从多学科角度来把握一门独立的“电影理论”学科。各种电影理论研究均以电影介质作为研究材料，但相应的学术运作对象和程序却各有不同：如电影制作机制、电影观赏机制、电影社会学、电影文化学、电影心理学、电影语言学、电影符号学、电影与文学的比较研究，电影与绘画的比较研究，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都是相互联系的，又分别与人文科学各部门相联系，特别是各文艺研究部门。电影由于是最具综合性的艺术，也自然成为一般文艺科学的核心。50年来的当代符号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即更新文艺理论的构成，其中“电影理论”不仅是其核心部分而且是其主要推动力之一。作为学科名称的广义“电影理论”，其性质和功能正如“文学理论”、“历史理论”、“人类学理论”等一样，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哲学—美学式理论框架。实际上，“电影哲学”代表着电影理论观的幼稚化时期。今日电影理论必须朝向错综复杂的真实文艺对象，采取多学科的新方法论工具，来进行科学式研究。因此，作为仅有40年生命的“电影理论”新学科或新“电影学”，居于人文科学大家庭的中心地位。它需要从各学科吸取知识和方法论养份，以达到各种综合性科研目标。电影是最具综合性的艺术，电影理论或电影学也就是最具综合性的人文科学和文艺科学门类，后者实际上涉及文史哲艺各领域，并要求各门类的电影学者之间展开广泛的交流合作。电影学的复杂性、综合性、广泛性，也要求着新型研究方式：开展跨学科交流和合作。对于作为电影理论方法论核心部分的电影符号学，这几乎是绝对必要的。电影制作是一个艺术商品经济学的问题，电影理论是一个对文化现象机制（制作机制，表现机制，观赏机制等等）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科学研究要求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准备。如果说，“电影艺术科学”为一涵括最广的总称，那么“电影理论”可相当于其理论科学部分。必然还会有相应的电影“应用科学”。（有如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之别）理论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也会对包括电影制作在内的各种电影艺术实践有所助益。但作为学科组织和运作，“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不能混在一起。电影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组成部门之一，电影理论作为文艺理论的主要分支，其生命力完全存在于人文科学大家庭之内。这样理解后，电影理论的意义将进一步深刻化和丰富化。强调新学科、新理论、新工具的电影理论建设，当然首先需要全面吸收国外重要的电影学成就，不过也须防止盲目跟风和追逐名人的舶来主义。如果自己没有独立学术判断能力，就只能够顺著外国名人的言论走。这样就会被一些外国的流行而肤浅的“名著”所蒙蔽。中国未来的电影理论界应该有全方位、高水平，独立性的创学抱负。电影理论如果把自身看做人文科学大家庭的一员，看做文艺理论工作中的一员，以及文艺符号学中的一员，其地位、意义和价值都将随之提升，而可明确朝向一个重大文化学术任务：建设新世纪的新文艺科学理论基础。对此人文科学的重要使命而言，电影学、电影理论、电影符号学等作为纯科研事业，均将发挥各自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作者现为：北美独立学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六七十年代每次赴甬探亲时必经余姚。当时余姚城关多为古旧房舍，故曾数次中途下车漫步于长街小巷。1971年9月结束探亲动身返京时，也是先在余姚下车，往访刚开放不久的龙泉山寺及王阳明讲学旧址中天阁。一来是为了瞻仰哲人故地，二来也为了亲泽我心仪已久的书 1。1971：在余姚一夜露宿 六七十年代每次赴甬探亲时必经余姚。当时余姚城关多为古旧房舍，故曾数次中途下车漫步于长街小巷。1971年9月结束探亲动身返京时，也是先在余姚下车，往访刚开放不久的龙泉山寺及王阳明讲学旧址中天阁。一来是为了瞻仰哲人故地，二来也为了亲泽我心仪已久的书院遗迹。六十年代初我曾经常去西单商场旧书店翻书，亦曾购得[阳明全书]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阳明全书]书后标价为2元5角。[近思录]“国学基本丛书版”仅3角)。从此喜读[传习录]，信为近代人格学之不二典范。王阳明戎马倥匆之际念兹在兹者为携三五同志入山以求识悟人生真谛。传统书院的理想正是希望在社会制度之外(摆脱功名动机)去 寻求自由思考和自由生存的方式。记得余姚行那天曾先到城内阳明故居门前小留，下午才往游龙泉山碑亭楼阁；哲人永逝，却长存“真三不朽”于此间。动身来余姚 前我曾重温“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对所云“每予来归，咸聚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甚向往之。每读阳明师友临别赠言中的离情别绪(如“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觉古人真不可及也。徐爱言，“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这大概就是阳明“伦理诗学”的力量所在吧。 那天下午，龙泉山空空荡荡，我遂多待了一会儿，以畅思绪。不想等到赶回火车站时北行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没有手表，误估算了时间)。 余姚虽然距宁波仅一站之遥，但妻子所在学校远在东钱湖陶公山，转回宁波去并不方便。文革以来南北火车中转时，我也从未住过旅社。一来为了节省，二来也无入 宿资格，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而那晚另一令人尴尬之事是，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全国进入特殊状态。各地民兵必定日夜加强巡检，因此城关地段也不能久 留。我于是下决心躲到郊外田野中过夜，算是重温一次中学时代的野外露营吧。我于是在太阳下山前急忙在田间寻找到一处适合坐卧的地点。趁着夕阳余光，还曾读 几页笔记本中的诗词摘记，也算在浙东人文旧地，体验一下古人情怀。到了午夜，当我披裹着外衣渐渐入睡时，突然听见附近田地里有人声嘈杂和电筒光亮。当时不 免紧张，如被发现，肯定是“讲不清的”。幸而巡田社员没有发现我，我却再也不敢安卧田间了，决定改为在城乡之间来回慢走到天亮，如被发现，也可不至于古怪 得太出格。我就这样在城里城外走了几个小时。等到夜色渐退之时，困倦已极，不觉就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石阶上睡了过去。 睡 熟不久，几个民兵发现了我，把我叫醒查讯。民兵们发现我无证件，如获至宝，遂把我带到值班室，一方面彻底翻检我的物品，一方面进一步盘查，然后向宁波师院 挂去电话。那时刚刚早上六七点钟，学校人事科及妻子和余姚民兵接上了话，证实了我的家属身份。学校那边妻子非常着急，不知道我又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久之 前，在一次全面查户口运动中，和妻子作对的学校造反派故意将我扭送县拘留所，让我和各处抓捕到的“黑人”一起过了一夜。妻子曾到处托人疏通，次日才把我接 回来。适逢“紧急状态”，我的“身份”可能会带来麻烦，她遂在电话中劝我赶快回京，中途不要再逗留了。民兵们在核定了我的身份后，又对我进行了思想教育。 幸好我书包里仅有一本外文书和诗词摘抄笔记本。他们没有查出什么反动东西，就反问我为什么在革命年代看腐朽的封建诗词，要我今后加强思想改造。之后我赶到 车站取出行李，搭早班车离去，遂结束了文革期间往访阳明故地时的一段插曲。  2。1980：在京与秦家懿谈阳明学

我虽爱书，但文革期间既无钱也无处购书。况且文革以来到处都在灭书，书已成了违禁品。1966年破四旧时，为避免在可能有红卫兵抄家时直撄其锋，也不得 不销 毁一些旧物。可是我自己十来年间积攒的各种社科类中外书籍，虽犯忌讳，却决不销毁。我采取了一种很幼 我虽爱书，但文革期间既无钱也无处购书。况且文革以来到处都在“灭书”，书已成了违禁品。1966年“破四旧”时，为避免在可能有红卫兵抄家时直撄其锋，也不得 不销 毁一些旧物。可是我自己十来年间积攒的各种社科类中外书籍，虽犯忌讳，却决不销毁。我采取了一种很幼稚的办法来保卫这些“精神食粮”，即将从内部书店购得的许多中文社科书的封皮撕掉，换贴上牛皮纸书皮，以使得红卫兵不至于“一眼”瞥见书名而动粗。当然我的紧要书一向也是藏在床底下的。摆在书架上的多是外文工具书一类。 文革开始以后，人所尽知，中国进入了一个恨书、毁书、无书的时代，遂成为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大景观。秦始皇时代固然也有灭书之举，但那时并不存在多少民间藏书。文革灭书运动则是发生在两千年爱书、读书、藏书的书香世代之后，其意义自然又与暴秦时期不同了。不想在此文化荒芜期间我竟于70年代初意外地从张东荪夫人手中获赠了几十本英文哲学书，那晚从海淀张宅用自行车将书运回我的小屋时，一定自认为我乃世界上最幸福之人了。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因时间所限，恕我只能在此略记梗概。 1961年秋初，当时热衷逻辑实证主义的我，为了增强数理基础，再次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我比同班同学都要大上四五岁，只有几位侨生和我年纪相仿。在班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张东荪之孙张鹤慈。当时他正翩翩美少年，以唯美主义诗人自居，并多少有些奇装异服，一双时髦的皮鞋大概是继承自其父张宗炳的。鹤慈诗人气质，不吝自我流露，乃有课间在走廊信步诵读谭嗣同诗篇之事。得悉其祖父为张东荪后，我遂肃然起敬。因为两年来的北图阅读之后，49年前的哲学家中张氏最为我所重。不想其孙竟有违逆时潮、继承家学之志，亲切之感遂油然而生。和刚从101“贵族中学”毕业的鹤慈相比，从年资和“阅历”两方面来说，我当然自认为比他识见深广许多，既然同为有志于西方哲学文学者，颇有一吐肺腑之愿。我们遂相约同游颐和园，记得那天两人曾沿昆明湖绕行一周，畅所欲言。作为“反右”过来人和北图客，我遂剀剀而谈社会和思想大势，并谆谆指陈利害和用功方向。这次长谈，也涉及我在北图初步反省过去40年之后、对其祖父一代思想和行事的重新评估，兼涉哲学和政治两方面。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不忘叮嘱，彼此在学校时不可来往过密，必须严防同学中的告密者。 但是来往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的性格与我不同，很喜欢交友聚谈，特别是和101中学老同学们。我本想把他从那个我并不欣赏的“高干子弟”圈子里拉出来，让他象我一样，笃志力学。在我看来，那个圈子里“自由主义”活动，只是高干特殊家庭学校环境内的特殊产物；是“特权子弟”不识社会深浅的“青年叛逆期”行为，其中并无坚实根底。他们都应当立志读书，而不是高谈阔论。我一定反反复复告诫过鹤慈我的意见，包括“小圈子”活动所可引生的及时危险。结果发现他并未采纳我的意见，他需要朋友甚于需要安全的读书环境。后来我自己“重归社会”的尝试也再次失败，并决定再次退学。这个选择令我必须面对更多的“险滩”，也就是今后必须更加谨慎。我于是给鹤慈去信，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找我了。一年多后，在度过了我平生情绪波动最剧烈的时期之后，南下完婚，从此转入了人生下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与鹤慈也就断绝了联系。 大约十年后某天夜晚，鹤慈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斗室，问我知不知道这些年他在哪里？原来他因所谓“X社”事件，入狱十年。并告我家中诸人悲惨遭遇。当时祖父在狱中，父亲已然神智不清，伯父则已逝。鹤慈早年聪敏过人，为祖父最爱，而十年最好的岁月和锐志均消磨于劳改营之中了。 不久有一次鹤慈告我他们打算将家中残存的英文书籍捐献给学校。我于是请他问一下家里，是否可以在捐出前让我挑选一些。张东荪夫人欣然同意。我于是借了一部自行车到海淀张宅，会见了张东荪夫人。张夫人态度慈详，知我有志于哲学，似有赞许之意。但在当时气氛下，彼此仅能会意于无言之中。我遂挑选了几十本哲学书，大部分是其父张宗炳年青时购读的科学哲学一类。少部分则属于张东荪藏书，包括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来在美国时周礼全先生告我，五十年代初，张东荪出事后不久，就决定把个人藏书卖给学校。周则代表哲学系前去交涉。因此，张东荪的主要藏书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张鹤慈六十年代初时告我，其祖父當時仍在读国外友人寄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一类新书，让我了解到张氏文革入狱前仍在坚持其哲学研读。

我这一代多不能诗，而赏鉴诗词或可差近古人。剑南诗抄为我素爱，文革期间在抄录过的诗词中尤多放翁佳句。每年南下北上的火车途中，放下了平常抽象课业，一边观赏窗外江南风景，一边借古人诗词，抒自己情怀。后来发现我所最爱的诗句与古今诗家所录未必尽同，        我这一代多不能诗，而赏鉴诗词或可差近古人。<剑南诗抄>为我素爱，文革期间在抄录过的诗词中尤多放翁佳句。每年南下北上的火车途中，放下了平常抽象“课业”，一边观赏窗外江南风景，一边借古人诗词，抒自己情怀。后来发现我所最爱的诗句与古今诗家所录未必尽同，遂知各人性情有同有异。现将当初抄录中自认为殊佳者选录于次，以反映文革时代我每次南下时的心境。每年的杭绍甬之行，也是我借江浙舞台神游南宋的机会。陆游诗篇可以说总是我南宋怀古的第一阶，然后是辛弃疾和姜夔。什么是南宋精神？这就是在强大客观困境下凝成的强大主观不屈之意志。中华精神不在其儒教的集体性层面，而在其仁学的个体性层面，前者为帝王统御之具，后者为仁者追求自由之器。孔子之教在此非在彼也。放翁诗视觉意象组合不仅色彩丰富，层次多元，而且极富印象派动感。当初抄录时曾从其诗句中选出以下十个特具象征力的常用字，以作为情景型态的提喻：                  秋，夜，月，灯，酒，雨，雪，客，驿，湖 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 秋风弃扇知安命，小炷留灯悟养生 古佛负墙尘漠漠，孤灯照店雨昏昏 赖有春风能领略，一生相伴遍天涯 偶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御晚风 残年作客遍天涯，下马长庭便似家 残钟断角度黄昏，小驿孤灯早闭门 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 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 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 芳草有情届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 平羌江水接天流，凉入帘栊已似秋 唤作主人元是客，知非吾土强登楼 闲凭曲槛常忘去，欲下危梯更小留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

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 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 1、退出社会 2、走进北图 3、遍览社科 4、外语工具 5、笃志进学 6、现代西哲 7、饥饿年代 8、安危之间 9、北图关闭 10、重进北图 1。退出社会     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 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并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在当时社会氛围 下父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我的自行其事。在当时“反右”、“大跃进”和随后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社会巨变过程中，不久前因香港报纸刊登其“右派言论” 而颇感压力的父亲，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我的“不识时务”和一意孤行。父亲是一个不好争辩、不喜解释、性情温和的人。在由津返京的火车上我准备好一整套理由 来说服父亲同情和同意我的决定，不想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问题，到头来就这样容易地解决了。于是，回京后的第二天我即去附近文津街北图办好了普通市民阅览 证。对我来说，天下虽无边，人生虽久远，当下生存中却只有一事急办：进入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