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哲学圣地与宗教圣地）访古归来 宗教，哲学，符号学，仁学 李幼蒸 1。行前准备与《圣经手册》 在我的年龄上，一方面要不知老之将至地继续各种计划中的项目，同时另一方面要确知老之已至地尽先插入担心突然离世时来不及做而只有自己能做的（哪怕是私人 地中海（哲学圣地与宗教圣地）访古归来 ——宗教，哲学，符号学，仁学 李幼蒸       1。行前准备与《圣经手册》       在我的年龄上，一方面要“不知老之将至”地继续各种计划中的项目，同时另一方面要“确知老之已至”地尽先插入担心突然离世时来不及做而只有自己能做的（哪怕是私人性的）需做之事。这样，在今夏酷暑西北西南行归来后不久而另一地中海游马上要到来之前，就先赶写出来我俩生平小记，以示本人学术思想形成之历程与历史背景；同时，西北西南行中亲知仁学提倡不可行之于体制内后，转而以“知不可为而为之”方式决诉诸于网络，并于欧洲行之前匆忙安排了新网站的建设事项。此外，同样在此中国行、欧洲行之间的一个月间，还未忘于“符号学事业的强弩之末”鼓最后之余勇将残存的跨学科事业的微弱希望也寄托于网络：符号学论坛网站的设立。（是符合实际的合理选择还是仅为心理自慰之解脱？）当诸多事务完毕后，我才意识到欧洲行已在即。如此漫不经心的长途旅行准备，大不同于一二十年前动身旅行前的心情。行前我竟未想起本来照例会带的一本欧洲旅行指南！就在动身前一天才想起还应该带一本四周间旅途中适读的书。这是几十年来必然要做的事。但是这次地中海10日游和欧洲行中估计空暇时间有限，游轮将于夜间行驶而白日完全用于沿海城市自由行，和十年前的北部10日游不同，那时游轮于白日在海上行驶时间很长，颇适于读书。和其他学人不同，我的习惯不是在旅行中读休闲书或小说，而是带上一两本未列入平常工作参考书内的重要理论性读物。（这样，在加拿大行那次记得带的是重读的格雷马斯《词典》；2010年回国时带过德里达关于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的导读书，2012年带的是海德格尔的《形上学导论》）这一次呢？实在不会有完整时间细读理论书了，所以直到前一天还没有决定带哪本书。就在不得不马上决定的前一天晚上，在随便扫过一排书架时突然看到一本以前翻阅过却未详读的《全本圣经手册》（L.O.Richards: Complete Bible Handbook）.当时选择此书的直感大概是此一类型的书可断断续续阅读，而我也正需要对《圣经》的章节结构及主旨进一步了解（以往几十年不知看过多少解释、分析圣经的书，但因从来没有能够有耐心及时间细读经文的“叙事体”文字本身，所以始终欠缺相关“理论分析与文本实际间有效关联”的体悟）。此外一个并非无关的偶然原因是，我那一段时间夜里的枕边书中正好有本中文圣经，每晚也会抽二三十分种读几段未知其所以然的“新约”故事。这样，我的“旅行书”就偶然地选择了那本分析圣经文本的书。从搭上去柏林的飞机起我就开始了重读此书。而且，我也刚好在三周后小居女婿家农庄前一字一句地最终看完了此一800多页的圣经手册。必须承认，由于哲学和各种宗教学的关系如此密切，以往不知道看过多少种神学类书籍，但从来就难以把握其确义。特别是从符号学要求精细化文本读解的立场来看时，对故事类文体和物件描述性文体的把握，就比对论述性文体的把握，要困难得太多了。（最近对一位虔诚基督徒朋友谈到读旧约“利未记”时不懂其义的话。她立即回信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一章难读”，并附贴一分导读文章来。但我竟然对她所说的“难读”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把握住。）       2。重返柏林和德国哲学       原来今日大柏林的机场“依然故我”，属于全世界国际机场内最小之一吧？按照女儿的全程安排，我才知道原先想象的“柏林寻旧记”是难以实现的了。到达和离开前后两次都只有各一天半时间的停留。在外国听到的新柏林将成为新欧洲之“首都”的传言还远非事实。作为欧洲首富的德国似乎并没有将其成就充分显示于大柏林首都，虽然东西柏林的差异性的确在缩小中。20年前在柏林墙拆除后我所见的东柏林市面还很破败萧条，今天那里市貌已经颇多变化，并建立起了金融商业街。但柏林也成了四面八方难民拥入之地。我在老火车站就见到不少流浪汉和各色难民在排队买便宜食物。女儿也带我们去了新火车站，果然大多了，宽畅明亮，兼做大商场之用。不管怎样，总算又见柏林！到达那天当晚就全体步行去餐馆。柏林不似其他欧洲大都会，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而且不少房屋物都是战后所建。但是走在柏林街道上，我对女儿说，就感觉到那么一种“大气”。柏林大气！朴素而大方，有大都会的气派，而无需现代化的豪奢装饰。次日在巴塞罗那短期租赁的单元房寓所处，我从女儿带的一份Zeit报纸上看到一张珍贵的照片：一次大战开始德军出征前的1914年8月1号那日老柏林街头民众争抢号外的照片，各人的表情都非常平静。我遂马上将照片剪下来作为纪念（老照片里的人物看起来都比新照片里的人物“面善”的样子）。柏林，特别是世纪初的柏林，就是有那么一种深邃之美。那也是里尔克与托玛斯曼的时代。（二次大战后这种“纯粹文学气氛”消失了。谁会去为战后德国文学动真心呢？例如格拉斯的小说？）       到柏林的第二天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由女儿带领乘S-Bahn和U-Bahn去看我们25年前由波斯纳教授介绍的旧寓所：13

地中海上忆孤山，同甘共苦 50年 （忆往叙实：平生素描） 李幼蒸 【前言】和父亲性格不一样，我是愿意将自己的公私生活披露于人的。只因学术工作繁忙，几无终结之日，一直无暇及此。但另一方面，我们已届高龄，任何不测均有发生的可能，如最终连两人一生故事 地中海上忆孤山，同甘共苦五十年      （忆往叙实）       李幼蒸 【前言】和父亲性格不一样，我是愿意将自己的公私生活披露于人的。只因学术工作繁忙，几无终结之日，一直无暇及此。但另一方面，我们已届高龄，任何不测均有发生的可能，如最终连两人一生故事的基本方面都来不及描叙，多少要算是遗憾了。我们均诞生于抗战前夕，亲身经历了此一充满跌荡起伏的七十余年；我们又是结识于国家历史巨变的前夕，其后同时经历了65年来中国的旧时期和新时期。不知不觉地，原来我文可能的读者群中今日绝大多数人都会是比我们年轻很多的、未亲身经历我们先前所经历过时代的后来者。因此本忆往叙实文会提供一些大家所不熟悉的场景和故事。适巧近日到来了一个促使我不得不完成此一宿愿的机会：女儿邀请和安排我们前往德国度假，以纪念我们结缡50周年。对50年来的共同生活做一稍微系统的回顾，岂非正是恰当其时？于是现在大体完成了此一家庭“忆往叙实”之作（不是两人的合作，而是我一人的片面之作，而且按照常例，我写的东西她是从来没兴趣过目的，所以我行文时也假定着她的不在场。也许很久以后她才有机会看到我是如何写她的），需要读者见谅的是，由于准备和写作时间有限，匆匆结稿时首先关注的是纳入较多记实与相关议论文字，体例修辞方面只好任其疏略了。（截稿于2013年9月6号赴德及赴地中海游之前） 简目 1．2013：重返德国 2．1962：重返杭州及孤山之约 3．1963：刀茅巷76号成婚 4．1963：骆驼桥小镇的“蜜月时光” 5．1959-1968：我的北京大杂院生活环境：友善的邻居们 6．1966-1972：东钱湖的文革岁月 7．1963-1976：与岳父母如何相处 8．我们的爱情、婚姻、两性观 9．安度晚年还是移居他乡

我庆幸1949年时留在中国大陆了 李幼蒸 ▲ 这才使我最终有主观的条件对全球化时代发源于西方的人文学术商业化、制度化、职业化的僵化格局，从认识论上予以较彻底的认识，并能够从理论上为东方的人本主义新仁学理念的诠释进行奠基的工作 ▲究竟职业是为了支持        我庆幸1949年时留在中国大陆了                 李幼蒸 ▲这才使我最终有主观的条件对全球化时代发源于西方的人文学术商业化、制度化、职业化的僵化格局，从认识论上予以较彻底的认识，并能够从理论上为东方的人本主义新仁学理念的诠释进行奠基的工作 ▲究竟职业是为了支持学术，还是学术是为了维持职业？        仁学==“真vs利”：在动机与目标上的永恒对立              **************** 在回顾自己一生学术思想发展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个人生存史上偶然发生的、却是关键性的“转折点”：我庆幸自己于1949年时随家庭留在了大陆，而非（本来也极其可能地）随家庭到了台湾。其实十年前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却是这一两年间，也即自己的学术思想方向进一步成熟后，我才更为具体地体认到此一偶然遭际之意义。简言之，这一结论的主要根据是：我的家庭如果于1949年到了台湾，如果大体生活顺利，我就有可能像众多当时大陆赴台的青年那样留学美国（这对于我这个最早“启蒙读物”为《汤姆莎耶历险记》、《小妇人》的小美国电影迷来说，岂非是自然而然之事？）；如果我还选择哲学（我肯定会选择文科），就会像许多海外华裔哲学家一样会接受“专门哲学训练”，并也有可能（如果际遇最佳的话）任教于国外大学；因此就须理所当然地接受和参与海外学界的既定“游戏规则”，就会把逐阶升等和受到学术社会“认可或赞誉”自然地当作是人生最高理想。这一合乎情理的推想的结论是：如果那样，我还会产生后来直到今日自己所拥有的独立学术思想吗？我的个性有可能坚强到在那样的客观环境里还产生出今日这样的独立学术“理念”吗？如果这个“独立性”恰恰表现为这样的主张：必须在学术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之外去经营人文科学理论方向的探索！所谓“探索”而非“照章办事”，就是指不能因循守旧，而须勇于越出制度性藩篱！今日说的“跨学科”和“跨文化”岂非就是要摆脱学科藩篱之意？这个传统上延续下来的学科分划框架本身能否也成为我们研究、批评、分析的对象呢？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在西方人文学术界看到的最大的“学科学障碍”吗？哪个正牌教授能够或敢于真地“越雷池一步”？哪个学者不是最后要等著在此“游戏规则”之内（而不是“之外”）获得一系列“个人利得”：从升等到“荣休”、到“院士”、到“勋章”、到身后靠“著作等身”而在学术思想史上永远占据一席之地吗？这就是“学者梦”。这个所谓“梦想”却并不那么“浪漫”，不仅因为此种“梦”实属洋式的“光宗耀祖”之梦，还因梦之实现方式已经是预先“编过程序”的了。你只须规规矩矩地“按部就班”行进（如古代中国的科举程序般）就可达成。当然其绝对前提是：必须尊奉学界既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想想看：如果我们要把此职场内的“绝对前提”当作“研究对象”或“批评对象”，岂非要与此学术系统和制度发生直接“冲突”？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可以推测，早已彻底个人主义化和功利主义化的西方学者和人文理论家们怎么“敢”、怎么“能”真地彻底搞“跨学科”？更不要说“跨文化”了。什么样的“跨越”设想最终都得回归到“既定学术框架”之内。前提，价值，标准，程序，都是预先被设定的。我在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为“符号学”提出的新定义（广义学术制度化分析），当然是绝对个人自由独创的结果，此无他，只因为“我无官守”，故我可畅所欲言也！只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梦观念”；也就是，我从来没有被“训练”过接受这个“既定的园梦程序”。当多伦多大学王阳明学者秦家懿教授于90年代通信中善意提醒我在西方学界“行事”也需要通过全套“西方教育学程序”考核时，当然是把该文科教育系统当作“理所当然”了，却并不清楚我不仅不打算接受那个既定程序，而且我还必须摆脱那个既定程序，特别是当我对“中西学术互动方向”有了全新体悟后。今日我们必须检讨这个既定程序本身（这正是我不断批评“制度化崇洋媚外”的真实理由）才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个有关中华精神文明前途乃至人类人文精神前途的特大问题。而如果我从中学起就开始正常参加各级教育训练并最后成功踏上同一通往“西方教授梦”的轨道时，我还能够自动发展出上述独立学术思想吗？ 不仅如此，此一有关个人1949年的命运决定的意涵，还自然地延伸至我的50年代的前期生活。自1982年到了美国后我曾大量翻阅台湾资料，对于同一时期从大陆过去的台湾青少年是如何生活的，渐渐增加了了解（台湾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着大陆历经运动的同胞时，往往流露出某种自然的优越感，却从来意识不到自身具有的精神和知识的局限性，因为他们都把最后获得了美国博士文凭当成此生成功的“证明”，而殊不知，问题正在这里！）。后来的几十年间接触到的资讯不仅来自书刊、报纸、电视，而且来自大量接触到的台湾朋友。因此，在我反思自己的同一中学时代是“应该”在大陆度过还是在台湾度过对于我“更有利”时，直到最近才更为明确地“认识到”：我确有理由庆幸，自己是在北京育英中学、25中、65中度过自己的中学时代的：恰恰是那个具体环境使我有条件、有理由成为不真正被纳入“教育程序”中的青少年。我那时不知道“用功”为何物，我不在乎因此而“低人一等”，我似乎失去了大多数人必有的靠着“观看他人眼神来调节自己行为方式”的意识（中学时代的同学们大多数都很快学会了运用此种“眼神”）。实际上，六年来我无时不是在学校实行着“应付策略”而已，而关键是，五十年代前期的环境竟然恰恰允许我以如此“应付”的方式度过了我的“青春时代”。1956年前，中学的气氛还没有细致到深入管束学生“思想”的程度，所以我才有了一段真正的“我行我素”生活。这就是：我可以任意阅读我喜爱的各种翻译小说（直到高三时我还因上课看小说被老师叫起来过），我其实主要“生存于”小说世界里。后来了解到，如果那时在台湾，可能许多俄国小说（这是那时奠定我青少年时期理性主义精神基础的最主要知识资源之一。顺便指出，俄国文学思想是适合青少年时代的最有效的精神滋养，虽然“长大”之后必须让位于英德法的学术、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读到。那里存在着另外一种限制，台湾那时存在的文学思想限制恰恰会削弱我那个年龄段上青少年所需要的精神养份。而50 年代学校的“教条主义”气氛恰恰也可形成对我欠缺吸引力的外部环境，因此这也有助于我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内在幻想世界！今日回想，这岂非也是一种“命运辩证法”的赐予？ 再进一步猜想：如果我晚生几十年呢？如果我也生活在今日中小学生的生存方式中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我确信，如果那样，我必将痛苦不堪！正因为我的中小学时代既无家庭管束也乏严格学校制度压力，我才能实行自己的幻想式生存（今日的学校僵化教育制度和今日男女择偶的赤裸裸“交易”方式，都是我们青少年时不可想像的未来图景）。还不要说我们那一代还“幸运地”没有经历过今日无处不在的“电子诱惑”和“花花世界诱惑”了。那个时候几乎真正的一穷二白，这让青少年时期的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却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诱惑源了。正是在这一年龄段上，我却有着对于那个时间段的我来说最适切的“精神营养”源（这个精神营养类型却很难在今日美国中小学看到了。到美后我才知道我们青年时的通常读物在美国是被分类为“古典类”（classic）图书的，也就是某种不无调侃意谓的“高档读品”！）原来那时的物质贫困并没有妨碍我获得青少年时期的精神生活！我的个性也遂有条件在此“内向强化的自行努力”下悄悄地孕育着，它成为我日后五十多年间进行独立思想探索所需的意志力之根源；它成为使我虽上下而求索却从不依附任何“导师权威”的独立思考者，以至于今日我虽然心中有着众多敬佩的思想家却决无“对个人进行崇拜的心理”。我倾向于谁的思想，是因为他的思想有正确方面，而不是因为他是公认的“圣人”或“神仙”，而在看重其思想的同时则反而必须对其更加认真地进行批评性检视（甚至于表现为这样的特异心理状态：如果发现了自己特别推崇者的错误和缺点时，反而会加倍地“兴奋”，只因为这样的难得发现最有助于排除对自己影响力较大的他人思想中会含有的不易发觉的错误。此一心理即可表明：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朝向于对任何偶像或典范的崇敬感情，而是朝向于对价值学上或理智上的“正悟”或“真伪之理性判断能力的提升；是“真”，而不是“信”）。对于孔子和王阳明其人亦不能例外，遑论他人（简言之，没有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对于自己最重视的人物之思想正误反而要更加认真地予以检视）。世人往往颠倒了实践论次序：在“理念”和体践理念的“个人”二者之间，更高者不是个人而应该是理念。一个民族如果有朝一日能够不再以个人（英雄）及其作品为依归而是以理念本身为依归，那个民族的理性精神才算是趋于成熟了。 从我个人的历史上看，生存于大陆使我自然地以大陆为个人学术实践的主场地。到了晚年来看，其中牵扯到的意义，主要竟然并非在于率先引介西方新知新学方面，因为新时期以来稍后很多青年人都进入了这一向西方思想大开方便之门的领域；我的更主要的任务最后竟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大方向进行理解性、批评性、建设性的总检讨（这是我如受教育于欧美博士制度所绝对办不到的），另一个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革新及其“走向世界”方式所进行的创造性探索。后者固不必说，当然只能在中国大陆本土才能进行（从知识论和实践论两方面说，都决不可能在海外任何地区进行），前者，对于我个人来说，竟然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学界进行。这一点，似乎有些不易理解，这就是我需要撰写此文的理由所在。不是说我们对现代西方理论的批评性、探索性研究可期待于在大陆学界产生明显的影响，而是说，此一“反传统的”探索固然决不可能在学术世界全面制度化的西方产生效果，在今日紧跟西方学术方向的中国学界自然也很难产生影响，但是：相关思想探索却有可能在中国学区保留下来，以留待后人可能的继续关注。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立思想而值得自己如此重视呢？在此，我的判断立场再一次与世人观念相反，即首先在价值学的认知上相反。不是对于面对的各种问题发现了什么灵丹妙药，而只不过是自信发现了有关“问题究竟是什么？”的深入理解。所谓自身的学术“成就”不过是发现了“问题本身”（问题1），或者更准确说，发现了“探讨正确问题的正确方向”（问题2）。也就是，如其说是发现了“问题”，不如说是发现了“设问方向”（人文学术实践中要区分方向和方法）。与此相随而确立了“自身面对前二者的应有态度之养成”（问题3：对待方向问题应有的态度）。 对！不过是明确了自身对于problematique应持有和应如何形成的正确态度。此一所谓“发现”，当然主要就是指今日西方同行们并未认识到的一种正确态度和方向。这就是人文认识论探索的恰当态度和合理方向问题。为什么我认为知识上先进的西方学者尚未对此“发现”呢？因为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接受了或陷入了今日学术运作制度的轨道而成为了本质上“游戏棋盘上的忠实博奕者”，此棋盘是由科技工商机制和历史传统机制所共同从外部所设定的。他们都是“体制内者”，也就是自愿受此双机制规则所控导的“行为主义者”（最终目的取决于游戏棋盘内学术行为的“效果”，即学术市场的成功度）。那么为什么我们能自信有可能比那些在各门专业技术上比我们更高明者在某一方面更为“正确”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东方文明传统的参照背景。大致来说，如果采取“仁学、分析学、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等“五学”之合理的综合运用（分别相关于“价值、科学、语义、历史、心理”等“五科”），即会有助于我们进行真实深入的跨文化的“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的“三论”探讨。而此“五学”在“三论”领域内，以不同方式和在不同方面，贯穿着“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五主义”的精神方向。

西北西南酷暑行 —呼之欲出的仁学研究中心？ 李幼蒸 本人今年7月回国访学期间，适逢历史上难遇的各地高温天气，不想望八之年竞也顺利通过了在西部地区各地旅行之考验。四周大陆访学的丰富经验更是值得反复思考。旅行中尤堪慰藉的是，在宾馆晨间电视篇头上不        西北西南酷暑行         —呼之欲出的“仁学研究中心”？          李幼蒸 本人今年7月回国访学期间，适逢历史上难遇的各地高温天气，不想望八之年竞也顺利通过了在西部地区各地旅行之考验。四周大陆访学的丰富经验更是值得反复思考。旅行中尤堪慰藉的是，在宾馆晨间电视篇头上不时看到的孔孟朱王关于“仁学”的四段语录，所欲突显的正是一个“仁”字。这又与本人此行再次于访问诸院校时呼吁建立“仁学研究中心”的意图一致。然而，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可能将其历史上的“第一学”如此长期荒废而“不能”将其坦然树之于世界思想之林吗？正当全球疯狂于唯物质主义生产而普遍轻忽于高端精神生产之时（今日无处不在的环保主义，其实均属治标不治本之举），岂非正是我华夏数千年伟大仁学思想脱颖而出并对新世纪人类文明大方向有以匡正之时？ 如果本人于2011年11月初的首次西北一周行，曾经获得多方面的收获，此次7月盛夏中的西北西南三周行，收获之丰可谓数倍于前。所经大小地方计有：西北地区的兰州，十里店，华家岭，十八里铺，定西，天水，伏羲庙，南郭寺，阳平关，汉中，南郑（南湖），城固，古路坝，秦岭，西安，以及西南地区的贵阳和黄果树。访学和参会单位有兰州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哲学和社会学院，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贵州师大文学院主办的符号学论坛，以及贵州大学的人文学院。过天水时，还通过西北师大老师介绍与天水党校和天水师院老师们餐叙，增加了对地方高校的了解。以下择要记叙观感，行文之前可先予概括的感想则是：今日人文学术革新理念，必然面对“行之唯艰”的客观张力环境，对此中外皆然：体制内的条条框框和理念上的科学原则二者之间的互不相侔，或互属不同的实践学逻辑！体制不能完全按照科学原则运作，种种非科学的因素控导着体制的结构和运作程式。其本质，表现为两种逻辑的交织：学界等级关系的营建逻辑和学术真理的追求逻辑。科技工商对此现象和问题，既不理解也不关心，而人文科学的实际命运却完全由其掌控。人文学者对此固然无可奈何，但如仅欲认识自身真实处境（而非自欺欺人），则回归致良知故训足矣。什么叫知不可为而为之？诊断而不处方是也！即：所谓尽其在我者，即为后世留下思想史上的真实记录而已。总之，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不能轻言放弃！至少一件事必须进行，这就是认清处境和真相。 1。兰州1：西北师大以创校校长家父李蒸先生命名成立“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一事，具有多方面重要意涵。中心成立讲演会虽仅一日，学校和学院郑重加以筹备，一方面表现出对于新知新学必须与时俱进的世界眼光，另一方面，打破历来以科技工商大款命名的积习，而改以曾经确实为中国的文教事业呕心沥血的教育家先辈命名，因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追求科学真理，包括人文科学真理。西北师大地处边陲而能“为天下先”，此正可昭示国人，民主时代，教育与学术，生机处处，绝非可按照人为安排，形成地域性等级限制；将学人及机构事先化为三六九等，实乃阻碍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根本因素，无怪乎近年来学界对于某些所谓顶尖学术机构的人文学术水平的每况愈下多有批评了。顶尖学术机构及其依据知名度聚集“顶尖名人”的风格并无能力理解和处理世界前沿人文学术理论的事实，如再不加以正视，却一味迷执于人际及机构间等级制度营建（趋炎附势积习之一）的旧时期思维，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必将长期为其阻碍。可以确言：今日世界人文学术问题与机构的等级化评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任何地区、任何背景的具有自由心志的学人都具有相同的资格、机会、责任介入高端人文科学发展的问题！ 在中国学界特殊生态环境内，学校领导对我个人颁发的“荣誉博导”聘书，其“含义”，恐域外人士并不能充分理解。我自己也是几经琢磨才把握其中的积极意涵的。这是一次具有复式象徵性的简朴仪式：学校领导既代表着西北地区学界领导对本人五十余年来的独立治学成绩的肯定，也（解释学地）证实着创校校长家父对我长期“助学”并非空无结果。潜移默化中，父亲对自己性格形成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一点：不趋炎附势；于国内外皆然。而人文科学真理的追求岂非正是需要这样的人生态度？父亲最后二十年长居于府右街旁旧四合院外院数米大小的“下人”居室内，安之若素，绝无如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争宠之态，透彻如斯，而又无一言及之。此种人格岂非正是当年能于西北奔走教育救国事业之精神根本？ 然而，受聘仪式的更深意涵当然是超乎个人性的。家父于抗战之前复杂环境中维持北平师范大学的努力以及于家国存危之际奋力开创西北教育建设的事迹，新时期以来，一直获得西北师大师生自发的感念。家父地下如有知，亦当欣慰于九泉。而日月荏冉，今日局势已非往昔筚路篮缕时代可比。让我更感欣慰的是西北师大及其马克思主义学院能够将学术视野，既延伸至远古，又展望至全球。所谓敢于为天下先者，即敢于直面今日世界人文理论之真正“强权”而有以应之。此种应有的气度岂是今日海外商业化的、西学制度控导下的华人人文学界有能力处之者？我的讲题自然也是从超越海外华人学界的眼光和角度来开题立旨的，以期中心今后的研究工作能够首先站高望远，不为时下国际学界的功利主义潮流所惑。简言之，不摆脱海外大汉学系统的低水平学术之“国际忽悠”，中国人文科学的前途是无法乐观期待的。 本人在获聘感言和讲演中均指出，今日人文学术革新非有超越体制窠臼的心胸不可，而此种“心胸”岂非正需要学人骨子里培育不趋炎附势之仁者心态？而今日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崇洋媚外倾向岂非均来自商业化时代日渐加剧的趋炎附势心态？等阶，学历，文凭，崇洋等均为此种心态之不同体现。当学术堕落为职业化工具时，奢谈学术革新不过是另类忽悠世人的手段。人文学术革新的目的不是要为现存师生在竟争激烈的职场上谋求实惠。其实历代“真儒”（今日自称“儒者”则多为急功近利之辈）对于学术之职业功利主义倾向无不加以批判。如称“世学之卑，志在科举为第一事”的明代大儒归有光曾言：“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弊已极。士方凿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与潘子实书”）此类抨击科举传统的仁者之言，曾不绝于史，其情完全遗存于今日世界，且严重性有以过之。从本质上说，学术真理的目标与学术职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不能辨别二者且欲弥缝之，正是自古以来“乡愿”辈之素业：用功利取代道义。今日学术情境则较以往千年复杂上无数倍，远非前辈学人有能力解之。加以“与世界接轨”的惑乱思维，学界反更不易看清人文学术之真相。因为世界前沿学术也同样陷于类似商业化窠臼，反而正有待于我东方仁学式伦理学认识论之解救，而今日盛言留洋救国者中，岂非多缘木求鱼者乎？ 因此，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虽然标举西方前沿方法论，而其核心却在于仁学伦理学认识论。无中国仁学伦理学，则西洋人文理论也只能在商业化大海中随波逐流，难有正确归趋了。所谓经典诠释，首先就是指中国古代经典诠释。我们首先须根据新知识、新条件、新需要来对传统思想遗存进行正本清源，以蠡清中华学术精华究竟何在。只有基础坚实之后，我们才能据以承担新世纪世界级的民族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责大任。精神事业是不可能从物质事业中自动产生的。我们正要从这样的精神高度来看待经典诠释中心成立的意义。 2。兰州2：一年半前曾经来兰州大学文学院和外语学院讲学，今次得与该校哲学、社会、宗教诸科师生座谈，再次拓广闻见。直接的主题仍是区分儒学和仁学的问题，并怀有一实际期待：能否于大西北鼓吹再成立一仁学研究中心？座谈会开始时，首先再次注意到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专业师生们，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自发兴趣甚浓。三十年来研习中国学问的师生们普遍关注现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如今渐次将兴趣凝聚于少数二十世纪西学大家，表现出来求知的成熟度在增加。然而，非常有趣的是注意到，在其中国学问本业方面，不少学人的制式化思维依旧，并不知道该如何将西方理论和非西方学问加以汇通。此行倒获得一次个别识道者的鼓励，将我把论孟从五经中抽离另行建构独立伦理体系的想法，比作马丁-路德当初在新旧约之间加以适当区隔的理想。自然，仁学非宗教学，作为非宗教的信仰体系，固然有与宗教信仰体系之间的“可比性”，但本人的新仁学构想并非仅在信仰体系史框架内立义，而是要在人类科学文明史大框架内更全面有机地沟通于科学世界，因此相当于一种欲将中国信仰体系和西方科学体系冶于一炉的新世纪之大构思。此等将信仰与理论在理性化的大方向上加以世纪性综合的设想，自然亦非易于为徒徒熟悉古典资料学的业界人士所领悟。虽然，能够在大西北获得某个方面具有如此深切体悟者的回应，也可谓不虚此次兰大再度行了。 3。天水：本人一再获得西北师大师生及其校友的友好款待，其中果然含有一种今日极其难遇的、却又极其普通的人情因素：师大人对于抗战期间先辈艰苦创业精神的由衷怀念。那是与今日商业化时代奢侈成风截然不同的一种精神面貌。（此正为仁心不可磨灭之证明）某种意义上，我竟然成了那个时代人与事遗存的一个件小小“物证”，因为那时幼小的我作为家属，也的确参与了大人们的颠簸流离的“抗战生涯”。而且我还偏偏记住了举家从城固西迁兰州途径天水附近时翻车遇险的一幕。于是，西北师大的主人们，知我有意从兰州前往汉中、城固访旧的计划后，执意要亲自驱车送我至天水一段。地理知识甚缺的我本人，后来才知道错过了天水该是多么大的损失。作为西北“小江南”，天水的地貌与植被果然类似于江浙。天水党校老师的热心导游，让我亲历了秦始源地之山川形胜，也体认到伏羲神话如今被再次大肆宣扬的意涵。返美后我马上上网找到南郭寺“二妙轩碑”上杜甫秦州流寓诗20首的正体，以方便识读寺中购买的帖文，并顺便再次结合近几年来翻阅历代诗话所得而进一步反思“杜诗”的古今美学价值观的异同及其根据何在（并立即重读《杜诗引得》中洪业先生丰瞻无比的长序，并再次联想到前辈史学家之不可企及处，岂只在于其博闻强记，而是首先在于其识断得体。新一代海内外史学家们，记诵勤奋有余，而识断能力则不仅普遍低于五四学人，而且也低于49年前读过高中的学人。其日渐增加的西学理论知识对此竟然并无多少补益。更严重的是：他们对此“致〔职业〕命”的治学缺欠竟然并无意识。因为他们生存于职业群体的自足域内，长期生存于自己人之间的“共识”中！难怪他们既读不通《古史辨》，也弄不明白“二重证据法”了。顺便指出，今日“文史哲”三业中最成问题的就是中国古史学界！一方面，他们以为自己的学问为“实学”，即把文字记述都当成事实，另一方面又毫不相干地玩赏哲学词语，以为二者的“并列于胸”即可表明自身兼拥事实与理论！而殊不知，到头来，事实与理论恰恰两失之）。天水行记叙有不可遗漏者，此即称作“副宪第”的一处12进错落有致的地方御史之套接庭院。我竞于细雨中在西北地区再睹江浙式的座座阴凉小天井（一想到江浙旧式庭院总是在蒙蒙细雨中，我于六、七十年代曾去过那么多杭甬地区的普通庭院，尔今安在哉！），其园林建筑之古典诗画合一美学，后人如何能及？我遂对天水主人说，如果日后在天水召开国际符号学会议，参会者必为“副宪第”私居诗画合一的建筑美学倾倒。 3。城固：于天水逗留一日夜后，乘兰成夜车穿秦岭于清晨抵中转小站阳平关。由于消息不确，本以为须稍晚方有车去汉中。在小镇摊头吃早餐时，路人告知马上就有去汉中的慢车，于是马上到旅馆退房，搭上去汉中的车。本来计划先在汉中住下，次日再去城固，而性急如我见时间尚早，竟然在抵汉中午餐后即搭过路班车前往城固。仅半小时后即于酷暑中真正到达了城固，这是我幼年直接记住的第一个地名。是日炎热异常，遂挨到黄昏时分才离开宾馆，步向城固的永恒标志：锺楼。而城固行的最重要景观则是锺楼右侧的老街。我沿着这条难得保存原样的长长老街信步前行，查看着一处处低矮破损的古旧楼层，始觉终于在此地“逃过了”无处不在的水泥丛林。在与门前乘凉的老人闲聊时，告知我亦于七十年前曾住于此类街道。次日我还真地找到了幼时我家旧址盐店巷，并在那里仅存的两处旧院落前（包括盐店巷1号）流连逾时。我曾在城固的旧院落里做过平生记得的第一次“白日梦”（一次发烧后卧床时望见纸糊天花板上活灵活现的小人世界。近译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时，作者多次举“知觉”未必真确例，因身体内外相关条件的变化会导致知觉结果的不同），或许正是在此院中乎？又注意到，短短一条巷子如今仅余下的两处古旧院落，明年此时还能存在否？ 城固行的另一高潮是第二天鼓足余勇，于酷暑中前往家姐于二十年前访城固时失之交臂的古路坝西北联大和师院旧址。出租车司机十分友好，来回两次在汉江边停车让我饱览当初父母曾在此消夏赏景的旧地（本人网站上有此旧照）。前往古路坝的途中并非如当地人所言无甚可观，而是大有可观。进山后，道路岐岖，山林繁茂，而溪水流淌两侧，足称风景秀丽。抗战时期，北平师大与京津诸校师生毅然脱离沦陷的北平，千里征途，于此山城养精蓄锐，而个人奋斗意志亦曾空前高涨，偏辟的城固县城一时间充斥着（穷）读书人的勃勃朝气。我曾多次直接间接听闻一些师大校友们深情怀念那一段抗战艰苦岁月的言谈，条件无比艰苦，而精神无比振作！正是活勃勃的精神体现着人的生命，如仅朝向物质金钱，岂非行ㄕ走肉一般？师大人的抗战情怀，正是中华民族仁学情怀的一次具体化实现。

中国符号学论坛公告 （2013-8-3） 李幼蒸 2013年7月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现已顺利结束，并首次推选出论坛召集人小组和顾问小组。新形成的论坛组织班底即将设立专门网站，并开始筹办下一届论坛研讨会事宜。我本人作为论坛前两届主要志愿组织者的工作             中国符号学论坛公告            （2013-8-3）              李幼蒸 2013年7月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现已顺利结束，并首次推选出论坛召集人小组和顾问小组。新形成的论坛组织班底即将设立专门网站，并开始筹办下一届论坛研讨会事宜。我本人作为论坛前两届主要志愿组织者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于此过渡时期，现将贵阳论坛会议上的相关讨论结果简报如下，以供了解。今后有关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事务将主要由以苏州第三届论坛筹备会为中心的召集人小组和顾问小组集体负责。 1.“中国符号学论坛”执行工作小组成员 召集人小组： 邵斌（苏州科技学院传媒与视觉艺术学院）（第一召集人） 王永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李玉平（南开大学文学院） 王亚光（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张  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顾问小组：

获聘西北师大荣誉博导感言 在中国历史上，抗战八年期间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此意义相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神生命之存续。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之际，表现出来一段艰苦奋斗、朝向真理的仁学大无畏精神。这样一种仁学精神，也当 获聘西北师大荣誉博导感言   在中国历史上，抗战八年期间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此意义相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神生命之存续。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之际，表现出来一段艰苦奋斗、朝向真理的仁学大无畏精神。这样一种仁学精神，也当之无愧地体践于西北师大建校前后的教育史上。本中心以作为民国时期教育家的家父李蒸先生名字命名，其意义是，以家父作为（北平师大生命之延续的）西北师院首任院长，来代表抗战时期全校师生共同表现出来的这样一股勇于抵御强权侵凌的民族气节。此特殊时期的民族抗战精神，也同样贯彻于西北临大、西北联大、以及西北师院的教育精神史上。抗战时期，百事唯艰，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其时代的重要意义，应该说主要就表现在强化民族生存意志和实现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上。此种意志与精神正是我们后世应该永远牢记和继承的。因为意志与精神，也是新世纪人文科学重建与伦理思想创新之根本。 新时期以来，西北师大将这一段抗战时期的校史看作是学校教育精神的始源之一，足证西北师大师生们多么珍惜那一段二十世纪特殊时期的文教精神奋斗史。现在，中心以家父名字命名，也象征着我们大家对那一段民族英勇抗敌精神史的敬重和怀念。在全球商业化大潮无远弗届、金钱万能的今日，让我们重温那一段伦理精神至上的艰困岁月，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人文学术理论革新发展的问题，如不秉持同一朝向真理和理想的勇气和意志，也是无从有效面对的。 作为李蒸先生的次子，我本人诞生于伟大的八年抗战前夕，自己童年的主要时期都是在西北度过的，而真正的记忆正是开始于兰州和十里店。在我的兰州童年时期没有任何玩具和画书，永远留存在记忆中的则是你们这块校园背后的枣数林、校前的黄河羊皮筏风景、以及土坯房舍院内月光下小朋友们的嬉戏。正是十里店黄河边的涛声、枣数林的风声、远处起伏的山峦，滋育了童年时期我的各种想像力。这一段在黄河边生活岁月中育成的性格，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在学术思想上独立发展的持恒方向和永续动力。虽然只是成年之后，特别是在最近重返兰州之后，我才加强了这样的意识：原来我的童年与西北师大最初4年校史时期，不仅存在着时间上的重叠，而且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精神上的联系，这是一种源自“八年抗战”精神上的联系。感谢师大书记刘基教授为我颁发了荣誉博导证书，这象徵着，在家父领导创校的原址上，也就是在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西北师大对曾经生长于十里店的我本人长达五十余年人文学术理论工作的肯定。这样的肯定之所以特别值得感念，因为除了大陆地区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港台地区，没有任何一地的学界还可能承认体制外独立完成的人文学术思想的成绩。我愿据此以展望，未来中国人文科学也将超越世界商业化教育系统的等级制度化局限，勇于独立地、创造性地朝向人文真理追求的科学性目标本身。我还想不无冒昧地在此公开表达一种私人性的感怀：即对家父李蒸先生曾经极为难得地支持我度过了长达二十年自学生涯一事表示的深深感激。没有那一段长期知识性准备，可以说，就没有我在新时期为中国人文科学朝向现代化理论发展事业进行独立贡献的可能性。最后，让我再次感谢校、院领导、中心主任李朝东教授和中心副主任姜宗强副教授等为中心的成立所做的一切努力；在此预祝中心未来的学术事业顺利发展。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2013,7, 9

深秋故地两周行（补充版） —心之旅：从良知阳明学到重读胡塞尔 李幼蒸 在75周岁前最后两周，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邀约（并告已经院外事局政审通过）参加十月底余姚阳明学研讨会之便，相当意外地完成了本年二度返国学术行。其间颇多见闻，现 深秋故地两周行（补充版） —心之旅：从良知阳明学到重读胡塞尔 李幼蒸 在75周岁前最后两周，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邀约（并告已经院外事局“政审”通过）参加十月底余姚阳明学研讨会之便，相当意外地完成了本年二度返国学术行。其间颇多见闻，现录于此，以供读者比较学者间意见和感受之异同。 自年初甫成立的山东高等儒学研究院院刊在所安排的访谈中将本人列为“新”儒学研究者之后，此次历史所和余姚“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通过与会邀请再次“确认”了我的“儒学研究者”身份，从而使本人似乎在中国大陆学界被“正式”接纳为“国学界”、“儒学界”一员。本人对此自然倍感欣慰。其实，2006年《文史哲》主持的“顾颉刚研讨会”、去年5月份北大中文系、清华国学院、浙大“浙东论坛”、以及今年初川大“文学与传播学院”等单位历次为我安排的有关“国学”问题的讲演和发言，也都是大陆广义国学界内“开明人士”对本人“国学研究者”身份确认之标志；这也就相当于国学界开明人士对“现代西方理论和中国古典思想”汇通方向的一种确认。此一演变充分说明了大陆新一代学界的“认识论眼界”，三十年后，已经明确超越了海外华人国学界（实即当代海外哲学、史学“新儒家”潮流和台湾中研院文史学界）。此无他，海外“汉学-新儒家-中研院派”实乃海外广义汉学制度内之特殊学术形态，其学术寄生性质和功利主义目标，根本不同于作为泱泱大国之中国正在朝向世界学术主流前进的远大目标。这也就难怪九十年代时余英时、杜维明等海外国学名流拒绝本人参加他们在美主持的、与我之研究关系密切的会议和活动了（详见他文）。我们或许可以原谅他们没有容忍不同学术思想的雅量，因为他们的“汉学”制度化教育背景根本使他们没有知识条件悟解本人在中国新时期所倡导的中西思想融贯的学术新方向。但我仍然希望（在此国内提倡新阳明学之际）他们能够存有一些起码的“良知”，不要再以不知为已知，继续以其狭隘的汉学之“井底”，来忽悠大陆一些一心慕外的国学界师生们了（把西方“汉学”当作国学之“国际化实施”，实乃中国学界的最大“自我窄化”）。也就是，不要再把中国传统思想资料作为追求西方名利的工具了。今日大陆新一代学人的觉醒，必将朝向中国古典和现代西方的各种“良知”理念本身，而不可能再肤浅地跟随海外非属世界学术主流的、思想理论落伍的“退休人士”，来自我欺瞒和虚擲光阴了（一种最大的“国学—汉学界”之“反讽”在于：表面上以颂扬中华学术为目的，实际上却以能否有“洋资历”和能否说流利的“洋文”为资格；换言之，今日国学的发展，竟然要以其“国际汉学化”的程度来衡量。张光直等则公然要把“中研院”办成世界“汉学中心”，此等欠缺基本人文认识论常识者主导着那里的“国学”，竟然还自以为在保持着纯正的中国文化！今日华人学界的商业化已经发展到了何等鱼目混珠地步！）。 本人此次回国两周间共在北京、余姚、上海、兰州等地进行了6次讲演和一次会议发言（同时提供书面会议论文；材料另文发）。希望能趁国内提倡阳明学“致良知”、“讲真话”精神之际，对于中国新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再造事业之方向，提供建言：即重温“义利之辨”之今意。仁学无他，义利之辨而已。而利字多以义字为掩饰，即“用义以行利”，此所以真仁学无不反乡愿。特别是，60年来国学、儒学真是充满着“以孔违孔”之徒。他们大搞拉邦结派、党同伐异，伪造道德传承系谱，利用历史客观条件，假仁假义而行，而其最终动机和目的无非是为个人及帮派树碑立传，希图通过人造思想史以达个人声名不朽之目的。可惜国内具相同动机之士，早已“迎候”于国门，彼此遂迅即联姻，相互提携，以合作谋取彼此国际之功名，殊不知，却正因此而阻碍着中国新世纪人文科学朝向世界主流前进之步伐。有鉴于此，今日真儒学者或真仁学者，能够不勇承“余非好辩也”之教乎？。此所以本人不顾年迈体衰，决据良知以直对乡愿。余姚阳明学研讨会则为本人再次提供了剖析学术思想上义利之辨的机会。两周来体验丰富，对各地新一代学人悟解力之提升，印像尤为深刻；遂信，今后海内外乡愿辈要想长期忽悠下去，大概也并非那么容易得逞了。 自2004年在社科院参与组织“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国际研讨会”之后，抵京次日再次进入社科院大楼历史所，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部分史学史研究室学者聚会。研究室中有颇多对西方理论有浓厚兴趣者，因而在进行关于“解释学和中国史学理论”的讲演后，也有不少不同意见提出质正，相互辩驳间，坦率而友好，确实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参与聚会的所、室负责人则较一般学者对我的学术意见抱更开放的态度。此一态度在余姚研讨会总结中继续表露出来，因余姚会议的参加者多为文献学者，主办方所持此一学术观点的开放态度，遂使人印像尤为深刻。 1。50年代杭州南山路，60年代四明山梁弄镇：浙东精神的地缘学 对我而言，实存着两个浙东：历史和思想史上的“浙东”，个人生存史上接触过的“杭、绍、甬”一线的生活经历。历史上，“浙东精神”突现于两宋，灿烂于宋明，悲壮于明清。作为北方人，杭州不知不觉间早已成为我的精神故乡。高中时期不知道往南山路“杭师”寄出过多少封书信，而我后来亲见到了南山路，才知道这条路竟然如此美丽，路边浓密的梧桐，面对着西湖的“柳浪闻莺”。此次趁赴余姚之便，决定在杭小留一两日，再享去年五月在龙井茶社读书之乐。在网上搜寻旅店时，偶然发现了南山路上一家旧式小楼旅馆，名“杰欣世纪酒店”。妻子确认，旅馆小楼旁边的浙江美院正是杭师旧址，我于是立即定下了房间，然后一心想着要在南山路上重温50年代涂写过无数遍“南山路”时的心绪了。那是50年前的“故地”，而实际的南山路确实美丽如昔。我乘“京杭高铁”下午抵城站后，入住旅馆，然后沿南山路寻索“五十年代”的蛛丝马迹。不可得后，再绕进柳浪闻莺，在湖边茶社饮茶读书，直至黄昏离去。晚间，像往常过杭时一样，先去“知味观”吃小吃。次日，在出租车司机建议下，决定到云栖、梅家坞一带饮茶。云栖竹林密布，果然幽深如昔，却无茶水供应，而梅家坞已然旅游化，毫无意趣。在路人指点下乘公车到不远处的小芽坞试农家饭和饮下午茶，面对“重山峻岭”，继续昨日湖边读书之乐。向晚乘公车回城至黄龙洞，途径早年熟悉的地名“道古桥”、“松木场”等“杭大”故地，遂记起它们也都是五十年代曾经“心向往之”的地名了。 2。40年前余姚龙山行：良知为心学、非物学 十月末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节。进“四明”之前先入“临安”，浙东风物，可称之为我之永久精神故乡。一早乘火车至余姚，在会议宾馆报到后，立即赶赴四明山入口处梁弄镇。出租车司机，一路上谈兴甚佳，我则告知六、七十年代妻子在宁波师范、宁波师院工作期间曾多次经由梁弄进入四明山山区深处“支教”，因此通信时必先写上“梁弄”二字，因此而记住了地名。今日梁弄镇仍然存留着一些旧建筑，司机又特意带我至四明湖及附近农舍观览，可惜没有时间入山了。回城时将我放在龙山脚下，于是重游阔别了40年的“中天阁”。 有趣的是，次日开会时，一位“余姚日报”副刊编辑竟然在年初刊登了我的旧文“1971年余姚露宿一夜记”，并赠我一份该日报纸和稿费50元。另一位余姚文物局青年则对我说：“那时田里有狼出没，你只注意躲避田间民兵查夜了，如遇到野狼今日就不能来此开会了”。幸也！40年后重游，我仍然爬到了龙山顶，在中天阁逗留多时，亲切体会到彼时中天阁讲学与今日读书论学，真是貌似实异的“两重天”。阳明精神感召下的“读书”和今日“奔名利”的读书，可谓全无共同之处。而今人利用古人“历史价值”来创造经济性的文物价值，歪曲古人精神，不遗余力。此次我为阳明学研讨会准备的发言摘要中首先提出，不可将阳明学“文物化”、“商业化”，更不可将其作为为今人“评功摆好”的工具。本人发言必定令一些与会者不快；幸而大多数与会者来自史学界而非哲学界，虽然多为文献学家，却也可减少惯于“以今曲古”的学术思想界之弊端。而时当全球文化商业化泛滥之际，阳明精神其实应被视为针对今日“物欲横流”世界的一支清醒剂，而不应被视为借古人大名发今人“利市”之“生意经”。 我的发言安排在下午场的第一位。由于与会者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的背景，我遂首先表示，值此国际会议，我愿代表国际符号学学会向研讨会致敬，并告诉听众，临行前曾通告国际学会会长此行内容，他对于我可能将符号学方法带到此国学会议上感到高兴，但我尚未告他我还将把阳明学精神带到国际符号学大会去的设想。余姚会议的外国代表中可谓全部为文献学者（汉学界人士），与阳明学思想和相关伦理学理论并无多大关系。我的这段开场白意在表达：阳明学精神是思想性、伦理学性和理论性的，而非文献学性质的。我也切盼余姚阳明学中心的主持者能够注意文献学和思想学之间的区别。       3。重访26年前复旦哲学院：物变时移，哲人永逝 1985年夏，正值“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行将结束之际，上海文化学术界反西方腐朽思想的势头较其他地方尤烈。我陪同理查罗蒂夫妇访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复旦大学哲学系，前后受到“密集陪同”，从杭州、苏州至上海，接待人之“殷勤”颇令罗蒂夫妇惊诧。而26年后的今日重访哲学系（哲学学院），就哲学而言，已犹如天地之别。因今日对西方现代哲学之热中，国内各单位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地步。对西方传统思想批评甚厉的罗蒂已逝，如健在，不知对此将作何感想？颇令我意外的是复旦哲学系新老朋友们一律热情友好，对于我多年来对国内哲学界学风的坦率批评，并无任何不悦反应。讲演会期间，尽管彼此观点不尽相同，而绝无“党同伐异”之态。谁曰沪上学人多重功利乎？对比之下，去岁北大哲学系和现象学研究所拒绝我往访的“特例”就显得更为突兀了。我因在近译中提出“重读胡塞尔”口号并在明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节目单设计中强调“重批海德格尔”的必要性，主持人希望我就此做专题讲演。我则因此次来访目的主要在于推动复旦哲学界同仁关注和参与国际符号学大会，所以只是略微谈及“重读胡塞尔”口号的意义而已（复旦哲学系的重心正是现当代欧陆哲学）。自然，作为当代欧陆哲学研究中心之一，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也是他们应该关注的方面。

再谈顾颉刚学术的国内外意义 —– 写于《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李幼蒸 今日除夕。昨日刚刚结束一部经典哲学翻译的再校工作，今日适逢年尾，昨夜想好了要将今日一整天用来读一本一直不舍得花时间读的闲书，故起得比平日早些。 早餐后漫步片刻间，突然浮现一 再谈顾颉刚学术的国内外意义 —–写于《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李幼蒸 今日除夕。昨日刚刚结束一部经典哲学翻译的再校工作，今日适逢年尾，昨夜想好了要将今日一整天用来读一本一直不舍得花时间读的“闲书”，故起得比平日早些。 早餐后漫步片刻间，突然浮现一篇杂感的雏形，本来以为不过是平日不时到来的文章主题之一，稍加思索即可置入未来待完成的备选篇目之内。不想再多走了几个来 回后，“猛然”决定：此文必写成于今日，以为“辞旧岁”之纪念！一时兴奋下，竞向尚卧床读报的妻子“宣告”了此一决定。当然，此决定也因为两日来出现了一 个刺激因素：得悉《顾颉刚全集》出版，并在逐一查考了62册的内容后，决定购买全集，尽管我已藏有此前两岸出版的他的大部分书籍。 两 天前，刚刚参加过中华书局在香山举行《全集》发布会的历史所吴锐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告知了此一消息。之后我就开始考虑究竟是只购新出版的部分，还是购买全 集。我告吴兄，如果年轻些，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全集，即使部分地作为“纪念品”亦无不可。然而早已是“时不我待”，一切都得从“实用”考虑了。最后，还是下 了决心。只因为：太重要了！不过，我所谓的重要，不一定是他人眼中的重要。当“顾颉刚”三个大字似乎“获得平反”之际，我却马上瞥见另一波“学术时髦潮” 的到来：“顾颉刚热”，就象当初突然出现的“王国维热”、“陈寅恪热”一样。何况，仅从数量上说，王书和陈书加起来也难望顾书之项背。说不定另一波“崇拜 潮”将起，正像二十年代顾先生在学界曾刮起的一阵旋风时那样。说到此，让我再重复一下多次指出的“怪现象”：为什么二十年代，即五四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容 易读解和赞赏的顾颉刚史书辨伪思想，而仅只一二十年之后，该思想就变得“中外学界”均“不再重视”了？甚至于在当代两岸四地史学界还成了学界“鸡肋”；而

关于《忆往叙实》写作的反思 — 兼及乡愿佞口的符号学解析三则 李幼蒸 最近我重新总结了一下《忆往叙实》以后的写法。也就是我企图重新为自己写这类回忆文寻找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回忆文都是围绕着具体人物写出的，难免提到使当事 人不快的方面，而后者又是 关于《忆往叙实》写作的反思 —兼及“乡愿佞口”的符号学解析三则 李幼蒸 最近我重新总结了一下《忆往叙实》以后的写法。也就是我企图重新为自己写这类回忆文寻找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回忆文都是围绕着具体人物写出的，难免提到使当事 人不快的方面，而后者又是我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此类文字乃谈论我个人的正反两方面的人际关系体验，而其中他人部分仅为我之文本内容“参与者”；回忆 文当然不是对他人及其学术的全面观察和分析。因此当事人对我的相关回忆文的态度，是不应该影响到我自己的已定写作计画的。然而也有朋友好意劝告说，这类回 忆文会给一般读者印象是我在大谈个人恩怨，从而有损我自己的形象。看起来像是如此，而实际不然。关于“大事”，我在另一类写作中谈的已经够多了，《忆往叙 实》则偏重于个人生活中直接获得的具体人际关系经验（“事实”怎能排除两人之间所发生者呢？当事人要想否认之或将其歪曲为“虚构、想象”，则与作者毫无关 系）。所谓“叙实”之实，是指个人生活中一切重要经验之实，包括那类不为人知的“敝事”（包括那些当事人刻意加以掩蔽的事实）。事情本身是卑微琐碎的，而 其“意义”则绝非无关紧要。首先，作为个人“日记体”文字，那末多影响到我的学术计画、个人情绪和精力的“贴身小事”，可以不放入个人生活“实录”中来 吗？是登录一切真实，还是只登录“美好的”真实？其次，更主要的是，这类“敝事”，恰恰已成为我的学术作品产生过程中的“伴奏曲”，“它们”伴随着我八十 年代致力于绍介新知新学过程中的每一阶段。正像是，新时期以前二十年中，物质艰困伴随着我的每一进学阶段一样。物质性艰困和人际性艰困，都是我的学术实践 过程的“背景”和“代价”，结果，学术成果和人际困境，成了一对双胞胎。整整80年代，我大概至少浪费了四分之一时间（也许更多）来克服种种出版麻烦（大多由各式各样大小学术“名人”所加予的，因唯具权势的“名人”有能力影响他人之出版和交流）。卑微事件和宏观主题就这样辨证地、有讽刺意味地、外在有机地缠结在一起了。这是我蛰居20年 突然进入社会后，所“赫然”发现和“惊异”体验到的一个“新世界”：知识分子不择手段地争名夺利。他们曾经是被压抑者，一旦解除压抑他们马上就想去“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