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年代初与马君因翻译理论争执而分手 1959年初我到北图读书不久，在楼上大阅览室里就结识了翻译家马元德君。罗素成了我们结识的触媒。当时马君正全力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近现代部分。而我每天抽一两小时正在对照着看罗素的中英文版《自由与组织 （1）60年代初与马君因翻译理论争执而分手 1959年初我到北图读书不久，在楼上大阅览室里就结识了翻译家马元德君。“罗素”成了我们结识的触媒。当时马君正全力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近现代部分。而我每天抽一两小时正在对照着看罗素的中英文版《自由与组织》。很快我们就发现彼此均属无单位人员，遂产生了结识意愿。此外，我们都是一早就到北图“报到”，闭馆铃响时才离去的全天侯读者，中午又一同在府右街北口排队吃素炒饼，所以很快就成为朋友。马君对罗素思想到了“崇拜”程度，把翻译商务的《西方哲学史》内部读物当成了极其重要的“使命”。他的翻译方法则是同时参考多种外语译本，务求准确畅达。每日一早穿著他那件从不更换的破旧黑呢大衣到馆后，就把存在柜台上的一大摞书搬到固定的桌子上，开始其一天的研读和译写工作。马君写得一手秀丽的钢笔字，稿面永远干净整洁，与我的潦草风格正相反。 马君从北大数学系因病肄业后靠译稿为生，虽也承译技术类稿件，但大多数时间均翻译他喜爱的哲学类稿件。除英语外，也译德文稿，特别是为内部机构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稿。我当时刚开始学德文，对马君的学养非常佩服和羡慕，并随时向长我十来岁的他请教。结果马君对我那几年热中科学派哲学起了很大影响。马君自称患有神经官能症，待人接物有些过敏，而我那时年轻，也欠缺修养。彼此的友谊，几年后却因此中断了。其导火线为一极可笑的有关翻译问题的争论。马君当时以他惯有的武断口气作了如下普遍式断言：  “凡在西方留过学的人其英文哲学翻译的程度必差” 马君用此“抬杠”的语气意图逼我对此断言认可。我则绝难认从，以为其论必错。因为虽然不能保证留过学的英译中能力均佳，但多半是能力佳的比例较高。而马君的意思竞是要说“留学者英译中能力必差。”马君又对自己断言的理由不加解释，只是重复此武断的“定律”。当然这仅是我们之间无数小争论的一例。马君因脾气 “古怪”，已与许多老朋友“断交”。表面上的“抬杠”为直接原因。就我的情况来说，肯定有我自己欠缺涵养的原因，未能体谅马君的健康因素。马君决定和我 “断交”时的方式是，坚持约我到附近小饭铺吃一次炒饼之类午餐，须由其付帐，已示从此决不欠我任何人情。这样我们就在六十年代中期某时断绝了来往。后来文革开始，大家都去不了北图，也就没有了经常碰面的尴尬。等到三十多年后返京时我们才再次见面。2000年底在京时我急于完办的一件事，就是看望马君。在电话中得其“谅解”后，我即去他在西直门宿舍拜访。首先为他后来在某工业大学英语教研室办理好退休手续、晚年生活可因此而无忧感到高兴（我进入哲学所后，对我尚怀怨怼的马君曾对张金言说：“他用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了”。2000年再见时我告他，我要求办理退休一事已遭社科院人事局拒绝。所以北图35年一别后，我又回到了“体制外”，而他却进入到体制内了。）我送给他一部译著《纯粹现象学通论》，他送我一部他译出的台版克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一卷。我们又在附近小饭铺共进午餐。我于是向他道歉，表示当时的“争论”应该说是我错而他对了。我并向他解释为什么他的断言是对的。六十年代初彼此辩论时，他的断言乃根据其大量直接观察和体验，故就实际情况言可谓“八九不离十。”马君的“责任”在于未对其断言加以解释，而是对我这样一个当时对翻译并无经验的人，仅据个人直观力申己意。几十年后，我却基本上“认可”了他的断言，或“解释”了他的“定律”，乃因此时我已有了大量理论翻译经验并对港台学术翻译有了不少观察。一个事实是：为什么西方博士资历未能使他们的理论理解和翻译的能力必然较高呢？马元德的“命题”应该调整为：外语阅读能力和英译中理论翻译能力二者之间是不同的。进一步解释：1）书面外语再好，语感的准确度与外国人之间还是大有差距的；2）还有一个中文修养的问题，后者更不是外语经验本身能保证的。所谓留过学和没有留过学之间的差异完全在于是否肯花时间去细读原文和勤于查字典；也就是：一个留过学而不勤于查字典者，比没留过学而肯勤查字典者的翻译能力肯定要差。在此问题上，可以说，留过学没有，并非问题所在。而不少留学者往往容易自以为“懂了”而不肯勤查字典，所以出错机会反而大得多。在我现在看来，马君之断言所涉及的更深的方面则为：～留学期间读书听讲固然机会多，但对理论细节思考的时间不多。文科答辩和考试往往不涉及专深的细节。 ～此外，理论“细节”又往往涉及知识广度，后者是攻学分的留学生无时间充分顾及的。一句话，理论翻译涉及到的知识方面中有许多都是译者需要在博士课业之外另行补充的。但是如果留学生一以完成课业要求为足，因此没有积极动机读“课外书”，其知识广度反而受到限制。但对此他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课业程序和就业要求与此并不相关。 ～留学生回国后也未必需要专深化知识来应付国内教学。于是国内教学过程反而是在低于外国教学水准情况下再次重复上述标准教学过程。国内留学回来的老师也就觉得“没必要”再花时间补课进修了。（个人求知好奇心和符合通行教学标准，分属不同动机和成就类型） ～如果说，“读懂”原文为英译中的首要条件，此“读懂”原则又可分为两类：1）真正读懂相关知识内容；2）字面上“读懂”。前者属“专家”工作，后者为“翻译家”工作。应该说大多数理论翻译者为后一类，他们虽有一般理论性知识，但不一定适巧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趣的是：“翻译家”可能比“专家”译得更准确，尽管他只是字面上“懂得”意思。因为专家虽然有系统的和专深的知识，他如不认真细致处理原著中每一句段的确义，往往会“望文生义”而发生不小的错误。许多“翻译家”对专家（包括留学者）的翻译能力有怀疑，即源于此。 ～马君也翻译过许多科技稿子，其准确度和文字处理大多数都比专家工程师更可靠，原因即在于此。工程师往往“望文生义”，不细“抠”文义或少查字典。此时如遇到翻译家说他误解了专业性原文，往往不服气。社会科学类翻译亦然。 ～社会科学界有许多翻译家，他们即精于在字面上准确把握句义者，虽然他们欠缺系统性知识，也不从事研究写作，但他们较善于处理理论类文句的翻译。在他们的经验里，“专家学者”往往会对本身专业性原典“囫囵吞枣”。“字面上的语言性准确读解”才是理论类翻译的最直接要件，对于准确翻译而言，它比专业知识甚至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专业知识范围有限，所译原典可能超出本人原有知识范围。此时他也必须先凭翻译经验把字面的确义搞清楚。） ～当然，如果专家能够认真读解原文和认真处理中文，其翻译成就必然会高于“翻译家”。马君的“道理”缘于他的实际经验观察；我当时的“道理”缘于对“一般性”规律的理解，而对马君断言中所“含蕴”的大量相关学术事理尚无体会能力。马君断言的重要意涵在于：“外文好”，“懂专业”和“留学博士”，都非理解原典和外译中的资格保证。其衍申含义是：文科留学博士制度本身并非专业精深的绝对保证。 ～对此如无正确认知，国家学术发展将受到全面损害。我们必须在高级教育制度之外另立以学术真理追求本身为目标的观念和行为标准，而不是简单化地以为凡纳入博士制度训练轨道者即以为学术“上了轨道。”自然科学教育也许可以如此纳入标准程序，社会科学则不如是简单。 总而言之，理论翻译有其特殊的运作规范和实践经验。马君的批评意识之扩大含义为：他发现了许多留洋专家和外语系出身者（当时指49年前回国的留学生）读不通文科理论性原典。马君偏激表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即为此一事实。我多年来对港台理论翻译的观察和批评也与此相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最后急于向他表达歉意的缘故。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相关方面：百年来中国留学西方并获得博士学位者的经历和成果，往往被视为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绝对根据。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学术理论方向和学术实践方式已成为学术体制内的规划和运作之标准了。外文好和洋博士，不是翻译好的必然保障；当然也不是“学问好”的必然保障。这样，马君的“夸张式”定律，虽表述武断，却暗含着一个比翻译能力争论远为深刻的问题方面。（2）马君曾误认我为数理长才而尽心助我以上有关马君对翻译能力的夸张式“命题”，本来只是打算作为本文的一个引子（每次回忆文开头都限定了主题和2000字数，而一写起来就超越了主题，而牵扯的事项却又有其它一方面的谈述价值，遂不顾体例，照旧存留备考。因此“忆往叙实”也仅可视之为“资料罗列”了。又因为 “明日还有新功课”，也不能再多花时间顾及修辞。）。本文的原定主题则是有关马君人格中常人不易看到的极其高尚的一面。马君在朋友中以脾气坏和好抬杠著称，连曾经最要好的马宗霍长公子史学家马雍，后来亦与其断绝来往。马元德君当然认为自己最重道义，友谊中断的过失都在他人。而马君也确有以道义自负的理由。现举一例以为马君重情义之证。我和他认识不久，他就对我讲述了北大好友傅正元的故事。解放后不久北大搞运动时，揪出了学生中一个亲美小圈圈，傅为其首，后来被逮捕入狱。（傅君70年代末释放，不久后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刚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所付研职，并在美国专家授课班担任翻译。其英语和学识令美国教授惊叹，并被美国一英语考试机构聘为中国区英语审订专家。傅君后来赴洛杉矶某大学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授，定居美国。）傅君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我和马君间经常的话题，乃因马君自愿担负起在狱外为傅君操办杂务之事。马君并不时提到傅君家人对其在狱中情况不大关心，为此愤愤不平。马君对傅君佩服之至，称其为一表人才，聪明绝顶，因毕业于美国学校，英文与中文均佳，此外德文造诣亦颇高。傅君为物理系高才生，兼长文史，在马君心目中，傅君几近完人。马君遂把替傅君办事当成了自己的本分。一次告我，傅君托他代购一册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他马上从旧书店买来送到了傅家。后来欣慰地对我说：看来傅君在里面能够看纯文学书，精神还没有垮掉。仅此一事，可见马君道义上过人之处。当时社会习气，遇此种情况，多避之惟恐不及，那有雪中送碳之理。而马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一日三餐难继之时，竞能心系遇难旧友，其人格之高洁，可谓万里挑一了。 马君的助人为乐风范，我自己也有深切体会。在另文中我曾谈过马君帮我卖了旧衣买到韦氏三版大字典的往事。那天马君在借到内部购书证跑到八面槽帮我办成此事后，吃力地把大字典提到我家里来，并得意地说：“有17斤重呵！”。就好象字典的重量可以代表内容价值的重量似的。在我们最初相识的两三年中，正是从大跃进尾声转化为大饥荒开始的时期。精神的饥渴和肉体的饥饿在时间过程上相互重叠，马君遂参与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戏剧性变化。马君见我有避世进学之勇，似乎大为感动，并把他因患病未能继续的学问事业寄托在我身上。为了帮助我自修现代数学物理，他竞专门到北大找老师江泽涵教授，请教如何选择最新概率论课本。马君为我热情规划了一个庞大的数理研习进程。从罗素的《数学原理》，抽象代数，量子理论，到概率论。马君告我的这些知识信息，也就是他在49年前后（马君49年前即入学，因病而时断时续，故在北大见闻特多）北大数学系和一群学兼中西文理的同学们的精神追求方向。也是从马君处，我首次知道了“三论”：控制轮，信息论，博奕论。在马君心目中，控制轮创始人维纳和博奕论创始人冯-纽曼是当世思想界大英雄，我们必须努力追随大师脚步前进。马君的英雄很快也就成了我的英雄。我大概为此又卖过不少“破烂”（将来我要专门回忆我和缸瓦市旧货商店的“一段情”：文革以前这是我每一两周就要光顾一次的宝地。），才在八面槽外文书店二楼先后买下了几十本影印数理类书籍。 马君见我进学有“疯狂”之态，遂误以为我亦具数理资质，故愿倾力相助。当然，一切最后要还原到我的进学初衷—-哲学；其基础，按照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施坦（马君某夜在小花园中为我生动描述了维特根施坦初见罗素时，两人在屋中度步长谈，从此导致维氏走向了哲学），首为数理逻辑的基础训练。我在自学了希尔柏脱和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中译本）与丘奇尔的《数理逻辑导论》卷一（影印本）后，打算继续向专家求教。在国内几十年我唯一写信求教过的专家是两位数理逻辑家：胡世华和莫绍揆。胡世华在回我的信时，先批评了我退学自修的个人主义，然后不无关怀地告我下一步该选何书。（马君本来劝我别找胡世华，因据说他“很进步”。结果胡世华的答复方式还算得体，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复信的）莫绍揆却把我误当成了数理逻辑的“苗子”，来信极诚恳细心。马君亦从旁不断为我提供各种学习建议。在那全国战天斗地的大革命岁月里，我们两个脱离社会而衣食匮乏的“书呆子”，成天操心的竞是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后来证明，我决非数理长才，其后大饥饿则“帮助我”提早脱离了数理之梦。其戏剧性结果是，在每月粮票不到半个月就用完的时候，我唯一还能变卖充饥的物什就是非社会科学类的书藉了（社会科学类书籍为精神生存基础，当然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变卖）。先卖掉的一批是中学时代起购存的一套套翻译小说；接着把较值钱的英文影印数理书一次次地也卖掉（只留下了数理逻辑类这些与哲学密切的）以度生存危机。马君见证了我大饥饿袭来时的窘态，也亲见我如何与现代数理

为什么要来回顾一下外语学习经历呢？长期以来我被一些朋友视作毕生专攻外语；我又的确靠外语哲学翻译进入了单位；其后我也用外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又靠外语条件与国际同行来往。即使如此，本来也不值得一提，因为外语科班出身的人都会有此类经历。值得一提    为什么要来回顾一下外语学习经历呢？长期以来我被一些朋友视作毕生专攻外语；我又的确靠外语哲学翻译进入了单位；其后我也用外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又靠外语条件与国际同行来往。即使如此，本来也不值得一提，因为外语科班出身的人都会有此类经历。值得一提的理由却是：我其实始终未在严格的意义上“掌握”外语。我也从未真正“喜爱”过外语；毕生和我在一起的外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纯然的工具，只能服务于某种特定用途（读学术书）的工具。现在，到了再也没时间提高外语能力的时候，可以来回顾一下我和它相处一生的故事。 1。我的外语程度 我家多有人出身于外语专业，且多自幼表现出外语学习能力，我则正相反，自幼不喜外语，更不善长学外语。我在自学英语20年后，参加教育部出国英语口语培训班时，在四个等级中被排在倒数第二级；排在我上面的竞有只学过一两年的年轻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英语程度”竞如此之低。一般说到“会外语”、“掌握外语”，大多是指这类标准的“读听说写”外语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弱点，一目了然。如果参加托福考试，相信我的分数也是中偏下的。然而别忘了，我又是一向享有“五种外语”虚誉者（马元德知我进社科院后曾对人戏说言李以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外语打交道。哲学所因非外语机构，对于一个人“会外语”的性质不多辨析，不少人也始终以为我以外语见长。以至于80年代中对青年研究员破格晋升的英语考试时题，还委托我来出的。直到今日，生活在英语世界多年，我这个学了一辈子英语的人也办不到完全听懂电影，对于速度较快的日常英语亦无法跟随，至于专业性英语（科技、医药）则完全无法应付。因此按照标准的“掌握外语”概念来说，我连一门英语都算不上掌握，更谈不到其他外语了。因为从50年代末开始同时学几种外语起，预定目标中英语是应该“读听说写”全面“掌握”的，其他外语则只要求达到读解社会科学文字的程度，至多涉及一些小说类读物。现在，我虽按照几十年的习惯还在每日单拨少许时间专来温习语言类材料，但已知此生外语程度到此为止了。其结果是，我毕竟仍未能达到对英语论文写作定稿的程度。我未能达到早年学习外语的理想程度，一方面证实我确非外语长才（因为花费的时间还是相当多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学习方法是“不得法”的。而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我又成为广泛利用外语能力在各地华人社会绍述西方人文理论者；一个没能“掌握”外语的人，却成为比许多确实掌握了外语者更多地“利用”外语来工作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谈到这里，就得牵扯到中国人与“外语”有关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个人特殊的“外语观”了：为什么学者需要学外语，又该如何学法？也想顺便在此做一些自我剖析或说明，并希望我的外语经验对于青年朋友有可借鉴之处。也希望通过我的极不正规的学习外语的经历，来说明我的外语学习和我的学术追求的关系。现在国内学外语成为了文化和教育的必需，人人都在花大力气学外语，以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对于这种社会潮流，我则不以为然，并确知我学外语的动机和80年代以来的追逐外语潮的世人，非常不同。 2。1957起开始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 我虽然一直喜读欧美文学翻译作品，但中学时期从来没想过应该学习外语以便将来有可能阅读原文作品。也就是说，到了中学毕业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步父兄的后尘进入外语系；那个时候，进外语系无疑是文科领域中热门选择之一。另一个证据是，我在1956年时也没想到过建议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报考英语系，而是建议她报考了中文系。 中学时代对外语没有特别注意，也说明我只是“生活在”小说世界里，却远远没有达到“研究”文学的程度，否则外语作为工具，乃文学研究必然的专业选择。到了大学后，才慢慢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可以说这完全是因为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探讨的兴趣突然猛增的结果。哲学，那时对我来说，完全属于欧美文化范围。为了学习哲学，必须掌握外语。反右运动的刺激导致我的知识追求冲动空前强化，1957年底，在历经多重公、私事务（将另记）剧变后，我的求知志向趋于成熟，并认识到英文的学习对我来说已属绝对必要，但对我而言，一切得从零起。我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时，大概学过一年英文，结果一无所得，只记得book、boy等几个字而已。中学到大学虽一共学过8年俄文，却也几乎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我是一个非常不用功的人，并甘于落后）。在关注西方哲学以来，所谓外语的需要，首先就指英语。我于是从1958年起已在着手学习英语之事。等到1959年初退学后开始自学阶段起，英语学习立刻成为自修计划中的主要科目。等到每日去北图“报到”时起，英语的学习已经跃升至首要地位，因为一个诺大的西文书库就横陈在眼前。为了有朝一日得以进入此精神富源，必须掌握外语“钥匙”。由于“目标”触手可及，每日在北图目录室翻阅西文和日文书目时，我的学习“野心”遂逐日膨胀，并开始认识到，为了充分进入此精神富源，单只一门英语是不够的。起码应当能够阅读英、德、法三种外语。我虽自知从无外语天赋，但习心炽烈，并不考虑个人能力条件，而是抱著非掌握外语不可的决心。所谓“掌握”，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读懂社科书藉”。在理论上，这应该比全面掌握外语要容易得多。我大致采取一种实用的方法，一开始选择科技外语读本，掌握基本语法，然后独立地记忆社科类单词，以期尽快地达到初步阅读原著的目的。当时这种不正规的想法，带有不小的感情用事成分，很像是为了亲近喜爱的女子，而迫不及待地设法先跳入门墙瞥上一眼，以解渴念，至于是否日后能够得到，并不多加思索。 不过，对于英文能力，我到底要求高一些，认识到应该全面掌握它，因此应该多少按部就班地前进，不应求快。对我来说矛盾的却是，英文原著又是我最想尽快能够读懂的。于是也只能采取多条路径学习，以应付不同的需要。大致说，这就是：1。像德法文一样，快速突进；2。采取大学文科英语教材，希望掌握些基本功；3。从英语简易读物开始，增加小说类阅读锻练。后来买到各种外语学习留声片，增加了英德法口语和听力的锻练。我也背诵过“灵格凤”程度的建简易学习课文，虽然成效不显。我的主观上的问题是，一直认为自己今后可能并无时间和必要掌握德法文的口语，何必花费此时间，所以不曾反复锻练，而只增加些听力的感性体验而已（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到德国法国去，否则至少真应该花上一个夏天背下《灵格凤》课文）。随著学习的延续和认识的扩展，对于外语阅读的范围和迫切性感则在逐渐增加中。由于我“按奈不住”阅读的冲动，在学习外语的同时，我均提前（超出个人语言的程度）借阅（最新的）哲学和社科类的英德法文读物，勉强 “泛读”，稍有所获，则心喜不已，以为自己这种“硬读”的办法是有效的。我学外语就是为了读现代西方文史哲，也必须能及早“验证”成效，外语学习才有意义，也就是待在北图读书才有意义。后来我的“外语热”发展为机械地背记单字，目标是：消极记住德法文各两万词，英文三万词，认为这样才能有朝一日顺利读通各种社科书藉，甚至文学书藉。为此我从字典上抄录了大量单词卡片，分类结扎，放到盒子里。几年前在京整理旧物，看到保存的大量单词卡片，还舍不得扔掉，因为它们成为我早先外语努力经历和伴随心境的纪念物。六、七十年代的十几年间，这些卡片和抄录的诗词笔记等等，都是每年在火车上伴我南来北往的必携物。 3。婚后外语意识的强化 1963年春节我赴杭州结婚，婚后随妻子回她那时任职的宁波骆驼桥镇宁波师范学校宿舍一起生活。学校和宿舍均位于一座旧式大宅院内，我们住在后院二楼，楼下就是教室。白天妻子去上课时，我一人在室内读书。记得身边带有外文书店购得的东德《新世界》刊物，作为德语课外阅读材料。学校背后是一片田野，我常独自到那里散步和背诵英文，心里想到有朝一日能够说写英文该多好。（我因为记住了当时的愿望，才连带记住了屋后田野的散步）记得我在妻子宿舍读书时，楼下教室里正好是地区小学女老师进修班上课。课间休息时常常听到她们忘情地合唱“十送红军”小调，这首歌遂成为我一直喜听的民歌之一。每一听到此曲，即联想到骆驼桥楼上读书的情境和气氛。夜间我则借助一台矿石收音机收听海外消息。某夜惊悉肯尼迪遇刺身亡，我还把此消息次日告知同事柯老师（他是傅作义部文书，后遣散来甬任教。我们常一同闲谈往事）。那些“新婚”日子里，晚上不时和妻子要好的一批“自由散漫”同事去河岸吃馄吞。那时我“对外”的“身份”就是“外语自学者”。谁又知道我那里会什么外语呢。（2004年4月初有机会赴甬一日游，曾雇车赶到地名已改的骆驼桥访旧。学校旧屋早已拆毁。在查对地址无误后，摄影留念，并请司机绕道河埠头，四十年前甬镇情景，还有些影子在）。  结婚以后，在通信时处处依顺于我的妻子，开始和我发生了“矛盾”。对她而言，两人在一起就好，而未预料到，和我在一起还得忍受另一层折磨：我开始在她工作之余逼他学英文。她原以为攻读学问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她对此能够认同和欣赏就可，没想到我竞趁婚后共同生活之便，要她参与其事。实际上我从中学和她恢复来往起就不断在信上建议她学这读那，她都“虚应”了事。现在到了一起则无法回避，只好抽时间学习我为她选择的一本苏联编英语教科书。不难想象，1963年时，英语和现实生活是凤马牛不相干的事，而我却视其为第一要务。在我“逼迫下”她最初竞也学了不少篇课文，我则每天为他计算她掌握了多少单词，并因此鼓励她前进。但是等到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她来信告我因学校事物繁忙而不得不放下学习时，我即去信责备，要求她应不顾一切坚持学习。因为外语学习是不进则退，原先的努力等于生命的浪费。后来断断续续，她的英文稍有长进时，还曾借助词典独立翻译了一篇莫姆的短篇小说，我自然非常高兴，认为从此可以逐渐提升。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学习”上，她毕生受我“逼迫”，我常对她理论说：在家务上我舍不得花费时间，但为了她的学习，我愿意多做家务。不过，她既不希望我逼他学习，也不希望我参加家务。记得1967年夏她来北京探亲时，我们坐在院子里，我在陪伴她复习英文的同时，读到参考消息上有关布拉格事变的报导，院子里过路的人奇怪地问“为什么要学英文呢？”我当时所看重的似乎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我记住了那个场景，因为有人问为什么要学此无用的东西，以及匈捷事件留下的鲜明记忆。 六十年代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外语。开始学外语的时期，也是我迈上毕生学习之路的开始。从此我惜时如金，不肯荒废分分秒秒。1963年夏我赴杭探亲，住在刀茅巷76号妻子家中。暑假时妻子的大姐夫妇也来住了几天，每天一起吃饭。我的身份在亲友面前当然不免尴尬，尤其是学外语成了我的居家不业的“招牌”，而别人完全不知道学外语怎么会对我这么重要。为了减少我在亲友眼中不劳而获的形象，妻子把饭后刷碗的工作交给我来做。记得我在水池子旁边的墙上，贴上法语动词变位表，刷一下，看一眼，似乎连这么一点时间都舍不得浪费，而亲友看得怪怪的，所得的印象必然是这个人大概太喜欢外语，以至于走火入魔了。为了“速成外语”，我制作了各种简易教具和各种笔记。六、七十年代间，我的实际外语实践等于由两部分构成：阅读原著和背记词汇。外语的正规训练是根本谈不到的。  几十年后回顾一下，应当说，对于学外语而言，语言训练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不得法，甚至浪费了不少时间。到是每天过目的外文阅读习惯让我逐日积累着一定的感性经验。学外语的往事只表明：我当时的心思全在现代西方思想上。我对西方语言学习的急切态度，反映了我内心对了解和深入现代西方思想的迫切感。结果，我和外语的关系成为纯然外在性的。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外语，如果不是说讨厌外语的话。因此我从来不可能把掌握外语本身看作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那时，我所并不擅长的外语以及我对外语的不得法的“硬拼”，成为我坚定朝向人类理论世界之心境的“符号”。今日，当人人学外语，并把掌握外语本身当作身份标志时，我甚至于开始不满那些“崇拜”外语者。“会外语”，竞有可能成为虚华的代名词，如果人们不是把外语当作追求更高精神价值的手段的话。  按照我的“实用主义”外语学习方针，英德法外语是主业，俄文和日文为副业。如果不是在校学过俄文，我大概不会继续自学俄文了。一方面，六十年代我作过一些俄语书面翻译，另一方面我对俄国古典文学的兴趣鼓励我把俄文学下去。记得我把兄姐的大学中级俄语课本作为教科书时，第一课的参考读物是《复活》中的一个断片，描绘涅黑留道夫的心境。记得每当打开课本看到这个片段时，心理都会“触动”片刻。为了俄国文学，我应当把俄文学下去，但我又明确知道，为此花费的时间，不如用来增加德法文阅读。我就毕生处于这类自我矛盾之中。其中也有一个实际理由：学过的东西如果放弃，就等于生命的浪费，这是不可宽恕的。 至于日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读解大意而满足于初等程度的，这样我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可大致读解社科类读物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意思（而如果要想达到更好的读解程度，就得多花费我绝对支付不起的数倍时间）。日文的外来语部分和我的英德法语结合了起来（没学过英德法的日文系学生，则须专门学习外来语部分），方便了许多。我相信，民国初不少留日学者的西方思想的绍介工作，都是通过日文办到的。他们也许会一些英文、德文等，但还办不到直接靠西文吸收西方理论。这不仅是外语程度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知识问题。他们是通过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语词来缩小与西方思想方式的距离的，虽然他们有些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知识的来源讲出来。 3。读解理论和外语掌握 我这种极其不正规的外语学习方式，虽然在掌握外语方面缺欠明显，却因为我的坚持长期读学术类书藉的习惯而获得某方面弥补，我的读书目的本来在于求知和理解学术思想。西方语言的语法严格性和语义结构限制性，使得文句的读解之路径，成为有迹可寻。我的外语读解是一半靠消极掌握的语法词法，一半考上下文中意思的贯穿。意思串不下去了，再反过来查考句法、词法，词典此时极有帮助。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欠缺“外语感”的自信，结果我在读书时必须紧靠文理读解的贯通。到了翻译时，更加需要依靠词典来决疑。又由于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文史哲理论，所以比外语系学生多了一些理论类书藉的阅读的时间和词汇量。等到我进入单位学以致用时，我的“强项”恰恰也正好符合工作的直接需要。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搞西学的人如果没有翻译的实践，其外语能力是靠不住的。但是，对于翻译绩效显著的人来说，也并不等于其外语条件已足已用来做研究，因为研究过程需要大量、准确、快速读解原著，这决不是靠字典工作的翻译家能够胜任愉快的。所以，所谓“会外语”包含着非常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擅长口语学习，可以不费力地会说多种外语，但未必能读书，更谈不到读理论书。反过来读专业理论书顺利的人，可能不会基本口语。人们常常对名人踵事增华，动辄说某某大师精通多少种外语，其中颇有名实不符者。人称陈寅恪先生会二十几种外语，我根据自己一生学习外语的经验可以推断，所谓“会”只是指特定的文字需要而言的，如查考历史文献的不同外语词语等偏于技术性的方面。专家学者以片面的方式掌握一些语种的词法句法知识，以有助于考证比较稀有文字文本中个别概念的确义，这是可能的。但这不叫做“会外语”。有传记作者提到陈氏年轻时在国外书摊上买下《莎士比亚全集》赠国内友人，据此推断陈氏年轻时就精通了英国文学。陈氏在致党中央信中提到自己在世纪初就曾在国外首次读过德文原本《资本论》一事，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看作是陈氏对官方的“负气”之言，以抗拒政治学习，而不可看作是那时陈先生已可掌握高深德语的自白。无论从哲学、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学术德语角度看，对于在海外主要读外国东方语史类资料的陈氏来说，这都是没有可能性的。汪荣祖在同余英时辩论陈氏短长时，未敢引用他自己书中的原话（“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 （大意）），因怕读者对他有不敬贤者的误会。但是记得陈氏另一位助手也曾婉转谈到，他从未听陈氏说过自己会二十多种外语的事。当然，陈氏必定在比较文献研究中用使过二十多种外语资料（后来可能因目疾日重而放弃了佛经研究，因此连带放弃了外语运用），所以才会有此赞语，但这不等于“会外语”。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一生的出版物中显示过他有相应程度的外语实践的证据，就不大可能“精通”外语。陈氏在中国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并不需要这类不相干的“美化”的。为什么要指出这类名实不符的现象？因为年轻人要知道，学术性外语能力是靠大量辛苦和实践积累而成的，绝对不是靠什么天才一蹴而就的。而中国人喜欢神化政治人物，正如喜欢神化学术人物。少数语言学天才的超常能力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多数平常人都须靠后天努力才能有效运用外语。也就是，必需花费大量时间于外语实践，否则难免名实不符。如今翻译作品多了，很多人的西学实践是靠两条腿走路：稍会一些外语，特别是一些口语，而实质性外语资料大量靠的是翻译读物。这很象一些汉学家，颇会说一些汉语，但其学术阅读大量靠的是中译西资料（如《四书五经》之类）。他们也可以有时中西文对比一下，以示“汇通”，实际上主要靠翻译读物。但很多人不肯坦然承认个人掌握外语的实际情况，而宁肯听任他人称颂自己“精通”多种外语的传言。这样，他们当然无法告诉青年掌握学术外语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自己不能真正掌握外语而又有资格主持他人翻译外语书藉者，其掌握外语的名声甚至于超出实际会外语的翻译者。就我自己而言，连说所谓“掌握”外语已觉不确，遑论“精通”。

最近发现一篇网上旧文没有贴在自己的网站上，现在于补贴此文的同时，略赘数语于下。 在现代仁学经典中，除孔、孟外，首应加上《传习录》，用以强调心学和诚学的时代重要性。为什么要在孔孟之外增加上传习录？孔孟作为先秦文本，是远古时代的哲理诗，而传习录 最近发现一篇网上旧文没有贴在自己的网站上，现在于补贴此文的同时，略赘数语于下。 在现代仁学经典中，除孔、孟外，首应加上《传习录》，用以强调心学和诚学的时代重要性。为什么要在孔孟之外增加上传习录？孔孟作为先秦文本，是远古时代的“哲理诗”，而传习录是有史时代的真实记录，表达着真实人物的真实心态。阳明师徒在古代能够造成一大批士子之心态朝向真理而不朝向功名，创发出了巨大的人性潜能，至于其社会性和文化性效果，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说阳明学无助于社会政治改进，王安石和朱子学又能够产生什么具体事功呢？阳明学的意义岂能像明末清初人士那样去“实解”呢？把明王朝的政治腐败不放在封建主义的制度上，而怪在一批伦理诗学家身上，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前科学时代知识分子的因果分析能力。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只在于其论述域的“唯心性”，也就是其朝向“诚”之心学本身。在形成心学和诚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伦理实践学的技术性经验，后者可超过历史时空而施用于现代社会文化与学术。今日阳明学不仅是指赏读阳明师徒语录之美言，而是要领悟和吸纳其中的向真心志。具体来说，心学的对象即为心本身（其排除格物学正是为了直接面对心本身），从而在技术上自然排除了功名之念。当“功名心”（名利心）无处不在之时有人能够背其道而行，不论效果如何，只就摆脱名利心之实迹而言，就是心学的莫大成就。阳明学对于今日世界的意义岂非正在此处？如果阳明学当作心学和诚学的技术学，正可以上接孔孟学，而共同构成一个仁学动机学和实践学之整体。 我们推举的新仁学之目标，其实是全球化时代中的伦理思考产物。《论语》的首字“学”遂成为深富象征性的仁学总标记：仁学将成为引导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方向的伦理学；仁学也就成为一门学的伦理学。新仁学的“道”就从古代的政治性目标（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意像”）转化为新世纪的学术性目标；朝向学术真理之 “道”。仁学对人文科学世界的涉入，不言而喻，将可根本地影响人文科学的方向性：从追求功利转回到追求真理。其丰富的引申涵义将启示文化和学术的方方面面。仁学、心学、诚学，都是处逆学、都是对势学，都是在庞大学术功利场海洋中“乘风破浪”而进的择善固执者。而所面对的挑战不是古人所说的生死之决，而仅是义利之决。无“丧元”之危，无“陋巷”之虞，今日学术仁者的“代价”何其微也！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和希望。古典的抗势孔孟伦理学，今可用于学术功利世界中追求真理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人文科学是人类新思想的“生产基地”，而其方向关系到人文科学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其意义岂非无比重大和深远！结果，仁学的历史人本主义根源，使其最宜于成为人本主义之人文科学的“时代领航员”。仁学的心学和诚学，也就是阳明的良知学，于此新世纪开端，将可通向人类学术世界的四面八方（而绝非局促于中国古代儒教学术的“弹丸之地”）。 以下旧文略记早先读析阳明学之往事，重录于此，以为纪念。～～～～～～～～～～～                 林彪事件时我访龙泉山中天阁                   —–阳明学题外三记                        1。1971：在余姚一夜露宿 六七十年代每次赴甬探亲时必经余姚。当时余姚城关多为古旧房舍，故曾数次中途下车漫步于长街小巷。1971年9月结束探亲动身返京时，也是先在余姚下车，往访刚开放不久的龙泉山寺及王阳明讲学旧址中天阁。一来是为了瞻仰哲人故地，二来也为了亲泽我心仪已久的书院遗迹。六十年代初我曾经常去西单商场旧书店翻书，亦曾购得[阳明全书]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阳明全书]书后标价为2元5角。[近思录]“国学基本丛书版”仅3角)。从此喜读[传习录]，信为近代人格学之不二典范。王阳明戎马倥匆之际念兹在兹者为携三五同志入山以求识悟人生真谛。传统书院的理想正是希望在社会制度之外(摆脱功名动机)去寻求自由思考和自由生存的方式。记得余姚行那天曾先到城内阳明故居门前小留，下午才往游龙泉山碑亭楼阁；哲人永逝，却长存“真三不朽”于此间。动身来余姚前我曾重温“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对所云“每予来归，咸聚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甚向往之。每读阳明师友临别赠言中的离情别绪(如“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觉古人真不可及也。徐爱言，“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这大概就是阳明“伦理诗学”的力量所在吧。 那天下午，龙泉山空空荡荡，我遂多待了一会儿，以畅思绪。不想等到赶回火车站时北行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没有手表，误估算了时间)。余姚虽然距宁波仅一站之遥，但妻子所在学校远在东钱湖陶公山，转回宁波去并不方便。文革以来南北火车中转时，我也从未住过旅社。一来为了节省，二来也无入宿资格，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而那晚另一令人尴尬之事是，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全国进入特殊状态。各地民兵必定日夜加强巡检，因此城关地段也不能久留。我于是下决心躲到郊外田野中过夜，算是重温一次中学时代的野外露营吧。我于是在太阳下山前急忙在田间寻找到一处适合坐卧的地点。趁着夕阳余光，还曾读几页笔记本中的诗词摘记，也算在浙东人文旧地，体验一下古人情怀。到了午夜，当我披裹着外衣渐渐入睡时，突然听见附近田地里有人声嘈杂和电筒光亮。当时不免紧张，如被发现，肯定是“讲不清的”。幸而巡田社员没有发现我，我却再也不敢安卧田间了，决定改为在城乡之间来回慢走到天亮，如被发现，也可不至于古怪得太出格。我就这样在城里城外走了几个小时。等到夜色渐退之时，困倦已极，不觉就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石阶上睡了过去。 睡熟不久，几个民兵发现了我，把我叫醒查讯。民兵们发现我无证件，如获至宝，遂把我带到值班室，一方面彻底翻检我的物品，一方面进一步盘查，然后向宁波师院挂去电话。那时刚刚早上六七点钟，学校人事科及妻子和余姚民兵接上了话，证实了我的家属身份。学校那边妻子非常着急，不知道我又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久之前，在一次全面查户口运动中，和妻子作对的学校造反派故意将我扭送县拘留所，让我和各处抓捕到的“黑人”一起过了一夜。妻子曾到处托人疏通，次日才把我接回来。适逢“紧急状态”，我的“身份”可能会带来麻烦，她遂在电话中劝我赶快回京，中途不要再逗留了。民兵们在核定了我的身份后，又对我进行了思想教育。幸好我书包里仅有一本外文书和诗词摘抄笔记本。他们没有查出什么反动东西，就反问我为什么在革命年代看腐朽的封建诗词，要我今后加强思想改造。之后我赶到车站取出行李，搭早班车离去，遂结束了文革期间往访阳明故地时的一段插曲。                       2。1980：在京与秦家懿谈阳明学 六七十年代时，可以说西学满足着我对理智的精神需求，孔孟朱王则满足着我对情志的精神需要。作为现代理论探求者，我当然不再会对前分析时代的朱王理学方法论争辩感兴趣，而是要透过良知学体察其“意志哲学”的力度和品质。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实践哲学”及“意志心理学”，均是我文革期间主要精神力源之一。由于在佛学思维之后形成，阳明学较古典孔孟老庄更具直接精神鼓舞力。我在阳明话语间吸纳的是(西学不可能给我的) 在逆境中朝向理想的意志力。 1977下半年在北图读书时，我在发现结构主义的同时，也发现了女哲学家秦家懿的英文阳明学著作。秦君不仅专研王阳明而且学兼中西，还翻译过巴斯卡的[沉思录]。当时我心中曾有着两位女哲学家“偶像”：法国的克莉斯特娃和美籍华人秦家懿。女性和理论的结合所具有的“美学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不久就都消失了)。七十年代末进入哲学所后我开始与若干西方学者通信。大约在1978或1979年前后我曾主动给秦君去信谈了有关阳明学和现代哲学关系的个人见解。后来，1980年前后，秦君来信告知将访问社科院，下塌于附近和平饭店 。那个时代，虽然开始开放，象我这样“对外”自行其事的人大概还不会很多。秦君到京后，约我到饭店面谈。她是我单独见过的第一个“外宾”，也是单独见过的第一位美籍华人。我们当然谈了阳明学，我表示钦佩之意后，主要谈了我的观点：中国古典哲学必须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话。还不仅和哲学，而且应和各种现代西方人文理论进行对话。我的后一观点不一定符合哲学科班出身的秦君的口味。我在中国大陆条件下的自学经历，显然也并未引起她任何好奇。(海外华人儒者虽盛言传统，而无不满足于他们自己所难能取得的西方教育学术资格。这种重视等级资格和在制度内安家立业的心态，其实是和古代重视科举出身的心态一致的。宋明书院世界，本质上则是对学术等级制度反向而动的一种精神性向。)

1 。从兰州到重庆 3 。杭州故事 * 城固夏夜 * 刀茅巷 75 号和 76 号 * 陕甘车难 * 邂逅铁门边和海星小学 * 黄河边十里店 * 离杭赴沪

1957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真正分水岭。这一年也是我个人一生的分水岭。 反右幸免于难。我本人既无分担右派苦难史的直接经验，也不具备研究当代历史的主客观条件。但50年前那历史上关键的一年，也恰是我的生命历程中事件频出、并做出了一生重大抉择的一 0。 序言 1957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真正分水岭。这一年也是我个人一生的分水岭。 “反右”幸免于难。我本人既无分担右派苦难史的直接经验，也不具备研究当代历史的主客观条件。但50年前那历史上关键的一年，也恰是我的生命历程中事件频出、并做出了一生重大抉择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母亲的故世、父子的幸免于难、我退出社会的决定、以及“重遇”我的妻子——另一个“保护人”（在同一栋南京慕慈里小楼里：芦沟桥事变前两个月她在那里出生，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家迁入）。 1。1957个人生活大事记： ～时代背景：百花齐放、大鸣大放、反右运动、大炼钢铁 ～天津大学土建系“新鲜人”。充满大学生活憧憬 ～5月某日：父亲李蒸在“民革鸣放会”上放言，险成右派 ～7-8月某日：我 与母亲王佩秋“诀别”于前门旧火车站 ～9月8-15日：自1949春离杭后与小学同窗方谦重会于北海公园 ～9月22号左右：母亲自北海公园白塔（不慎？有意？）坠亡                                                                                              ～9月28-30左右：回京奔丧，京津路上读黑格尔《历史哲学》 ～10-12月：“反右”青春梦碎，决志哲学生涯  1957年我与“右派”擦肩而过，幸运地“全身而退”。本来我不该有资格以“1957”这个具有严肃历史意义的数字，作为个人青年回忆的标题。但是这一年对我来说却有著直到晚年才“觉察”到的特殊意义（“1957”对我而言，虽不是“苦难”的标记，却成为“立志”的标记）。首先，应当说，反右运动直接促成了我做出退出学校、社会和矢志哲学追求的决定。这一决定，从积极意义上说，使我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不利的时刻走上了独立精神追求的道路；从消极意义上说，使我个人日后20年免除了千千万万人遭遇到的身心磨难。个人在这两方面的重大“幸运”，已足以使我记住1957这个年份了。但此生中还有另外两件重要个人经历也适巧发生在1957年：与我1948年战乱之秋在杭州小学时的“单恋女孩”在京重逢；两周后左右母亲不幸于北海坠塔身亡。重逢之地和往生之地，都是北海公园。再一年后，我开始读书于北海公园西侧（由美国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图书馆。  最近写回忆随笔的经验提醒我，个人对往事细节的记忆是可能大量“遗失”的，有关事件的时间、地点、主题等等，如不经查对是不可能确定下来的。我于1956年进入天津大学，亲身经历了反右运动的全过程，虽然留下了大量主观印象和经验，但竟然没留下甚麽文字记录。首先，我的一本自1956年秋入学起开始连续记下的个人日记本（蔡壬侯兄所赠），在出国以后不知何时在北京家中遗失了。其次我在大学期间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件，后来也全数不存。有关的唯一书写资料是保存在我身边的她给我的信件。不过运动以来我们都非常小心，不会在信上写下任何重要的私密事件和真实感想，妻子也无兴趣在信中详述学校政治类经历。在写此文时我稍花时间查对了一些旧信，以弄清将近50年前妻子在反右运动期间请假首次来京前后诸事的前后顺序。我更找到父亲手书的母亲故世时吊唁签到簿一份，日期是1957年9月28日。而妻子信中告我返杭的日期是9月16日。在我的原先记忆中竞未意识到两个日期如此之近，更忘记了我在同一个9月份内曾经两度由津返京。  2。憧憬“幸福大学生活”  1956年夏，我以中学时代功课中偏下的成绩，通过临时抱佛脚，考上了当时属于中偏上的天津大学土木系。有些平时功课比我好得多的同学仅只考上第三、四等级的高校，在全班告别聚会发言时，他们对此还曾有过表示不服气的谈话。我则心满意足地以为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美好的大学时代。在中学时期，我虽然对苏联文学从来不感兴趣，但对于现实生活中有关“幸福苏联生活方式”的宣传还是大致接受的，甚至受到一些实际的影响，这就是：职业上选择理工科，以便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而同时继续进行文艺方面的自我追求。当时我虽喜欢文科，却无意投考文科科系，因为一方面觉得科学知识修养是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文史哲活动内容并无多大兴趣。进大学除了学习科学知识以外，更加令我心动的是希望课余之暇能实现一段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包括文科阅读和文体活动。我的高考第一志愿可能是北京某院校的天文学系，因分数不够而未被录取。这样，未来成为科学家的想法就落空了。选择土木系，实际上是希望进入建筑系（土木系和建筑系大概统一招考），幼稚地以为这样可以有助于把理工学习和文艺爱好结合起来。因此考上第二类志愿后，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去天津上大学时，我把一些实现“丰富多彩”大学生活的个人简陋收藏品都带上了，包括一把在旧货行用70元买下的日本提琴（毫无音乐细胞的我，上高中时一直在学校管弦乐队里“滥竽充数”）和以前用大约25元买下的日本制旧冰鞋。（我记住了这些钱数，因为这都是我从每月有限月费中积攒数月后办到的：和兄弟姐妹相比，我从初中起就有在有限“资源”下，通过节约和计划，而最终购得本来力不能及的心爱物品的“能力”。后来这种“能力”，在我一贫如洗年代逐渐应用到购书上去了）

忆往叙实 李幼蒸 前言 我的一生的确并无任何重要的外在事迹值得一提，却有太多独特的精神体验应该记叙。经历，思想，学术，三者之间是相联而生，互为因果的。本来应该通过一部自传写作，详细阐述一生中三者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对自己一生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和 忆往叙实 李幼蒸前言        我的一生的确并无任何重要的外在事迹值得一提，却有太多独特的精神体验应该记叙。经历，思想，学术，三者之间是相联而生，互为因果的。本来应该通过一部自传写作，详细阐述一生中三者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对自己一生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和反省，但这却是目前没有条件安排的。首先，当精力仍在时，主要的工作永远是学术研究和专著写作。自传这样的“软性写作”也就难以排上日程了。等到个人学术研究终止之时，大概也就是写作能力丧失之日。自传写作并非仅仅为了自我表现，而是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思想和学术形成的背景。现在我尝试先在网上发表一些片段式的回忆文字，使其可相当于一种“回忆素材”的累积，以作为一部未来可能撰写的传记的“底稿”。至于选择随写随发的方式，一来是为了可即时发表，二来是由于对迟暮之年是否真有机会对回忆稿再进行整理，并无把握。也就是说正式撰写自传的机会怕也不会真的到来了。因此，先在网上发表一些片段性和速记式回忆的文字(因此也就自然不可能推敲文字和顾及描写)，可谓聊胜于无吧。     最终决定以这种半成品方式将个人一生经历过程和思想变迁登录和公布于网站，其实用性考虑甚至大于自我表现的考虑。本来也可以只将回忆录存载于电脑，以备将来有条件时予以加工和完善。但是由于我的特殊个人经历是与我的特殊学术观点密切相关的，回忆录的即时发表也是希望读者能更清楚地了解我的学术立场形成之条件，以期读者能够进一步把握我的思路之理由何在。虽然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但与上一代明显不同的是，自幼欠缺任何严格的知识训练，在家里，在学校，均如此。生活目的和求知热情，完全是在特殊社会文化条件下自发产生的：没有任何先在规范的约束和督责；也没有任何传统方法规范的诱导。不妨说是思在学先，而非相反。后来的学习实践乃是个人意志形成后的自由产物。但是一旦产生了求知意志，就会沿着自由选择的方向和方法发展下去。我在人文科学理论知识探索方面的动力和成果，也就必然无任何直接的“师承”渊源。大致来说，长期封闭环境内的社会压强和长期朝向理想世界的内心憧憬之相互作用，促成了我的独特治学方向。如果命运安排我于1949年或1962年时离开了中国，即使当时会在海外获得最幸运的机遇，也将使我不复为我。结果，几近20年的北图旁府右街的独居生涯，才使我日后有可能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内进行独立的思想选择和评断；并使我晚年的学术视野能够从中国伸延至世界。因此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在独特环境内思想形成的背景和表现的方式作一回顾，以间接说明为什么象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受过任何科班磨练的人，一个没有受过现代西方学院派理论训练的人，在二十世纪最后20年间，得以把当代西方学院派的晦奥人文理论(如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在“文革”甫一结束，最早引入各处华人学术社会。不是说这些理论本身传达了比其它西方理论更为真实可用的思想，而是说它们大大丰富了有意义的提问方式和启示了新的思考方向；它们开辟了思想方式的新起点，标志了人类思维大洗牌的历史分界线：人类既须参照自然科学精神，又须在自然科学之外，去开拓有关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问题思考的新路线。上述各种“新学”无一能成为时代思考的现成理论基础，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中西传统旧学”所不具有的新的视野，并为此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上述各种思潮也往往以其极端性而备受指责，但是它们均以各种方式启示了一种多元“中道观”：泥科学 vs 反科学，哲学 vs 史学，中学 vs  西学，专业化  vs  跨学科，制度化  vs  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