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学科活动不等于拉帮结派 两封公开信 再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跨学科学术活动？ 从西方人文学危机发展谈中国符号学的任务 （ 2013,11,15 ） 李幼蒸 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校园简讯。这是前两天北美中文《世界日报》的消息： 史丹福人文學系招生告急 編譯組／綜 论跨学科活动不等于拉帮结派 ——两封公开信 再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跨学科学术活动？——从西方人文学危机发展谈中国符号学的任务 （2013,11,15） 李幼蒸 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校园简讯。这是前两天北美中文《世界日报》的消息：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讲演系列名单 【李幼蒸按语：为什么推荐此消息？ 2014-7-17 】 中国符号学界朋友：大家好！今收到索菲亚大会主席班考夫来函通知我本人已被推举参加大会讲演系列。这是我前后第三次（前两次： 2007 赫尔辛基大学， 2012 南京师大）参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大会讲演系列”名单 【李幼蒸按语：为什么推荐此消息？2014-7-17】 中国符号学界朋友：大家好！今收到索菲亚大会主席班考夫来函通知我本人已被推举参加大会讲演系列。这是我前后第三次（前两次：2007赫尔辛基大学，2012南京师大）参加大会发言。每次发言时，我作为国际独立学者，都抓住机会对于今日西方符号学主流理论的偏颇和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言，并拟从人类人文科学全体立场出发，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前沿人文理论知识现状，以及参照（西方主流及偏流学界难以深入理解的）非西方文明传统中丰富的人文思想遗产的事实，对于地球村时代人文科学理论的理性化发展大方向问题，提出建设性构想，以期履践言所当言、行所当行的中华传统仁学之精神。此种学术实践义务观，无关于个人之处境与客观之条件，而是发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主义主体之志向。本人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前后已达32年，一向未将介入以西方主流学界主导的活动视为某种“荣誉”，而率能视之为履行一己学术责任之机会。尽管多年来个人国内外经历中屡遇顿挫及阻击，均因认识到人类精神事业的无比重要性而卒能奋力至今，差可勉为其难。时光荏苒！诸君可从名单中看到，在学界不断汰旧换新趋势中，本人已属国际同仁中（早应退出活动的）第一高龄者。多年来所崇敬的国际符号学前辈学人，多已谢世。自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已象征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此一历史性象征，并非表明中国学人已获得在国际学术理论主流界“扬眉吐气”的资格（切望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至于如此自我降低治学之风格，如世人将中国学人仅视为名利之徒，可乎？），而是表明中国学人承担了为推进人类人文科学进步而奋力治学的责任。本人将此消息发布网上，意在显示中国符号学的任务中的确存在着国际互动的方面。从更深层次看，时至今日，中华仁学必将积极参与人类精神文明共同急需的人文学术进步事业。本人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中华仁学学术事业，今已开始介入国际人文学术理论舞台，所应关注者，已非限于古代之黄河长江区域，而必将本孔子天下为公之教，勇于将其精神视域扩及五洲七海。新仁学也就不再限于四书五经之旧学，而必亦包容现代世界之“文史哲宗艺”主流。本人常言，古人之“天下”即今人之“世界”也。不此之图，而一味抱残守缺者，岂非有违孔子之大道？切望学者尊奉孔子“学为己”之教，知学术乃仁者个人切身之务，而非如儒教两千年来所宣扬及鼓励的光宗耀祖、争比名利之具。中国符号学新论坛今后的学术规划，朝向于符号学与中外文史哲宗艺理论之互动。也许在前东欧地区索菲亚召开的此次国际符号学大会可成为中国符号学在严肃的学术实践层次上再出发的另一新契机。 （附言：本人两年前遭比利时某大学新刊约稿后拒刊的文章，近被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编辑部告知，即将刊出于该刊。由此可见，尽管今日国际人文学界派系复杂，率多“党同伐异”，而批评国际主流理论的意见，亦并非绝对没有发表机会。毕竟存在有学术体制外良知尚存的国际学者，肯于发表学术异见。此文为本人二十年来在国际会议场合不断批评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的努力之一。因识者知本人独立学术表达，乃出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故给予公平处理。本人上月在大陆诸会间亦秉同一学术立场参会，并叠获同仁见谅，甚感宽慰。此亦良知萌动之一端乎？是为记。） 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 （2014,9,15-20） 大会主题：新符号学：在传统与更新之间 议程项目：“符号学及其杰出学者讲演系列”， 地点：新索菲亚大学大礼堂
大家好：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现已完成，正在试行中，图案格式等正在调试中，版面留有试行中暂用的无关资料，等到试行期完成后无关资料会全部删除。但是，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考虑利用网站来表达意见、建言、倡议和批评，可直接发往网站邮箱即可。以下为网站 大家好：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现已完成，正在试行中，图案格式等正在调试中，版面留有试行中暂用的无关资料，等到试行期完成后无关资料会全部删除。但是，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考虑利用网站来表达意见、建言、倡议和批评，可直接发往网站邮箱即可。以下为网站开通通函，对网站设置的作用进一步加以说明。 网站开通通函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大家好！ 期待已久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现已正式开通。站名为：chinasemioforum.com 。这个网站是论坛进行符号学学术意见交流的网上平台，欢迎大家积极上网表达学术性意见和建言，也可以论文等较系统的方式表达个人有关符号学学术的观点。网站的电子邮箱为：chinasemioforum@gmail.com 。请将意见、评论和文章发至该邮箱，我们的网站版主虎虎，即会将其按类上贴到相应栏目中去。我们特别希望青年学者学生积极在本网上发表意见，以促进论坛工作的展开。 在此请允许我再次澄清一下论坛的性质和功能。论坛不是正式学术组织，只是学术同好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临时性“平台”。这是在未来可能的中国符号学学会建立前，为适应学术发展需要大家主动建议形成的一种探索性的松散学人间对话机制。论坛内部的功能性架构，并不具有任何正式学术团体内的等阶关系。现再将诸功能性职称的性质阐释如下： 1. 协调小组成员： 论坛最初几年的“执行班子”均以下届论坛会议主办方负责人为主形成。贵阳第二届会议结束时仍然以此方式形成过以计划中的苏州科技学院老师为主的执行班子。但是不久就出现了其实一直潜存在论坛“形成机制”内部的不确定因素：将自身较比稳定的论坛的架构系于自身较不稳定的论坛会议组织者之上。在此情况下，同时在对今日网络文化增加了进一步理解后，我们决定将二者（论坛存在和会议组织）分离，将论坛的“存在”置于互联网上，以强化论坛本身存在的稳固性。这样，原先以会议承办方少数人为主的执行班子，就自然扩大为其后采行的“协调小组”了。协调小组遂成为对论坛一切事务，包括会议组织，进行集体性关注和商议的、论坛内的会务执行部门。小组成员推选主要采取个人积极性和地域与行业代表性原则，而且主要以活动精力较强的青年人为主。小组负责人暂定为具有符号学会议及编务组织经验的王永祥老师和计划承办下届论坛会议的邵斌老师。希望协调小组尽早形成内部交换意见的风气，更希望小组成员能够积极在网上代表各地区、行业的青年学子表达学术意见和提出建言。 2. 国外顾问小组： 作为学术实践尝试性团体，如何促进和协调国内国外学术交流，自然十分重要。但是由于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性质，作为国际符号学界的后来者，我们并无现成模式组织和推进论坛的国际交流工作。于网上论坛形成之初，我们暂时决定建立一个临时性国际学者顾问班子，以为论坛的未来国际交流活动初步奠定人事基础。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的最主要课题是确立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大方向，为此我们首应不拘于过去几十年在仓促引进国外学说时临时形成的、颇乏坚实理论基础的符号学界之所谓“共识”。无论对于国际符号学还是对于中国符号学，符号学理论课题首先都是一个符号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为此，国外顾问小组中特别邀请了若干熟悉符号学学术的国际知名哲学家参加。至于国际合作的方式和任务，还有待于我们在论坛工作发展中予以逐步充实。另外，作为中国符号学事业，它与国际汉学的关系应该十分密切。但是由于共知的原因，国际汉学对于符号学学术至今十分隔膜。我们欢迎具有符号学教育背景的华裔法国汉学家王论跃教授参加顾问团工作，以作为未来开启中国符号学与国际汉学对话的一个机缘。我本人身居国际交流性较强的、华人甚多的旧金山地区。自然可以继续关注论坛的国际交流事宜。 3. 国内顾问小组： 顾问小组的成立是希望在人文学术或符号学学术方面具有较长久经验的老师们，从各自不同学术经验和工作环境出发，对于论坛工作及论坛学术方向方式给予关注和提出建言。国内顾问小组成员首先都是本论坛成员，对于论坛自然具有关切性。由于本论坛内具有类似条件的资深老师众多，我们最初主要推选对于符号学事业介入较多者参加，这样，参加者主要来自外语界、中文界、比较文学界等领域。考虑到中国符号学论坛未来全方位的发展，我们自然应该扩大眼界和交流范围，首先是“提前”扩大与素来对符号学“敬而言之”的哲学界人士的交流。大家知道，中国符号学的活动，三十年来主要由外语界和逻辑学界人士为主。然而十分遗憾，近年来逻辑学界人士逐一退出活动，几乎失去了与符号学界的联系。这一倾向自然有其内在原因：中国逻辑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方向中对于逻辑语义学，特别是欧陆系统的逻辑语义学，较为隔膜，因此使得逻辑学与人文科学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与文化学科，距离甚远。不要忘记，无论是分析派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还是现象学派的胡塞尔本人首先都是逻辑学家，特别是逻辑语义学家。有鉴于中国逻辑学的未来发展势将超越一个世纪来的中国逻辑学原有的传统路径，中国逻辑学和中国符号学的关系必将重新紧密起来。为此我们非常欢迎邹崇理先生同意担任论坛顾问（邹先生所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实际上是中国符号学的发起地之一，我和已故周礼全先生都是最早的符号学推动者。不意今日哲学所与符号学学术断绝了联系，令人遗憾！）。为了强化论坛与中国哲学学术的联系，我们继续在论坛同仁内延请了两位哲学界老师参加顾问小组。李朝东老师为甘肃哲学界资深学者，其所专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我们记得瓦登菲尔斯和布洛克曼于90年代所编的著名论文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吧？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学界还较比隔膜），以及其位于西北地区新兴学术中心兰州的地缘性特点，均有助于增加论坛的哲学性和西北学术地域性之间的关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汪家堂老师，专长欧陆哲学，对于符号学与哲学的关联一向比哲学界其他学者更为关注。复旦大学又是如此重要的上海人文学府。希望汪老师的加入，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符号学与欧陆哲学的互动，另一方面希望有助于（作为中国信息最流通的）上海学界重新认识符号学的学术价值之契机。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属于我们每一位参加者的，其存在和发展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主动投入，特别是青年人的投入。论坛的“未来”是你们青年人的切身事务，希望我们最初奠定的此一论坛雏形，能够由新一代学人积极继承和发展下去。 预祝中国符号学论坛顺利发展！ 李幼蒸于地中海游归来之后，2013,10,12
对当代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召开在即。这是今日（2014-9-2）收到的索菲亚符号学大会组委会发来的问卷调查，以作为大会总结发言中的参考资料。我在收到后立即答复如下： 李幼蒸回答 ： 1. 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学术制度将成功而不是真理 “对当代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召开在即。这是今日（2014-9-2）收到的索菲亚符号学大会组委会发来的问卷调查，以作为大会总结发言中的参考资料。我在收到后立即答复如下： 李幼蒸回答： 1. 商业化的功利主义学术制度将“成功”而不是“真理”变成了学者实践的真实最终目的 2. 虚无主义本体论修辞学被运用来弱化符号学的跨学科人文学的科学倾向 3. 在全球语境内，西方学术远非熟悉非西方传统思想，而当代非西方学术也远不熟悉当代西方理论 4. 商业化的文化学术环境导致符号学的内容、方向和实践风格趋于庸俗化，结果“符号学”名称可能经常被误用作一种“通俗文化商标”，以期通过操弄文教市场内的互联网媒介来追求任何一种宣传、推销和派系影响力之增长。 以下为问题答复英文稿及组委会问询来件 The question
新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般符号学？ 李幼蒸 【前言】为了准备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大会发言稿，我曾于今年7月份返美后开始陆续拟就了若干相关感言，以作为发言稿定稿的热身准备，无非是将若干可能的相关思考陆续落笔，以预先记录下围绕此 新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般符号学”？ 李幼蒸 【前言】为了准备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大会发言稿，我曾于今年7月份返美后开始陆续拟就了若干相关“感言”，以作为发言稿定稿的“热身”准备，无非是将若干可能的相关思考陆续落笔，以预先记录下围绕此一总主题进行的各分题阶段性思考之内容。这些感言中具有可独立成篇者，亦可先于国内发表，以求证于学界。文后附作者对索菲亚大会“会前设问”（“今日符号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何？”）的答复 （本短论拟稿于7月中旬，发稿于9月中旬动身赴欧前夕） 从莫里斯开始我们就错误地以为二十世纪被一般称作“符号学”学术者，需要并可能具有一种对现代符号学实践进行统一的、基本的总结和引导的一般性理论体系，用以更为有效地“指导”内容繁杂的世界符号学活动的理论原则。在此错误观念下，几十年来出现过众多这类“原理”，“基础”和“导论”，彼此莫衷一是却可各行不悖。这类“一般符号学”理论构想虽然大多无助于甚至无关于各种越来越丰富的具体符号学实践，特别是应用符号学实践，却也可成为符号学教学系统内的适用教材。即为广大不熟悉符号学的学生们提供一种有关符号学学术常识的“简介”。后者的功用当然类似于各行各业的“科普读物”或“入门书”之类，却根本不能称之为“基础”或“原理”，后者暗示着符号学是一种具有系统的、逻辑的建构的统一性知识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误解（把概要式的学术介绍和原理式的理论性导论混为一谈）自然也是部分地缘于现代符号学实践内部的构成复杂性，即其中的确存在着传统哲学性的符号学学术，而哲学当然被视作可以并应该具有逻辑统一性的。一般所说的现代符号学由两大部分组成——哲学背景的和语言学背景的，应该说来，这两大部分应该是：哲学-逻辑-准自然科学式的与语言学-社会人类学-文学式的。后者正是今日作为符号学运动主流的“应用符号学”领域，前者不仅影响力甚小而且徒因其依赖传统观念——学术理论应该具有逻辑系统的外貌——和教学的方便（易于提供系统性概观）。而且实际情况是，正如当代符号学运动总是由这两支不同的潮流混杂存在一样（为了在职业竞争中结合为同盟），教学中也往往可由哲学性的伪理论体系和应用性的符号学实践合成。这就是我们今日符号学世界的生态。 我们没有认识到符号学现象根本上就是跨学科理论展开的现象，也就是摆脱传统的文科内哲学中心论的方向。在此情况下，如果人们误以为今日符号学理论的发展迟滞（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乃因欠缺有效而统一的某种符号学哲学体系，就根本上误解了符号学的本质。我们不仅不需要这样的哲学化了的伪“一般符号学”体系，而且这样做时恰因为我们在克服、抗拒符号学哲学回归趋向时软弱无力。表面上这是因为上述教学实用主义的关系：教师们打算一方面传授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应用符号学实践成果，而另一方面仍然打算为“符号学课程”提供一个“哲学性的门面”或统一理论性装饰。本质上，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符号学理论家们普遍地脱离了对人文科学整体处境的思考，特别是忽略了人文科学和现实的对应关系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因各自具有明确、坚实、对应的“现实性对象”（包括逻辑性现实）而称其为“科学”，人文科学却打算排除科学的第一本质——现实对应性——来凭空制造其学术实践生存方式。如果学者能够始终持守第一科学性本分，即探索、分析和对准自己的适当对象，就会像六七十年代的符号学家们那样积极地、创造性地首先关注于探测和勾勒新时代的人文科学诸对象域，为此就会在前人类似成就和方向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是，80年代以后，符号学运动的理论性和应用性成就都逐渐衰弱，原因有二。首先，当然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形成了客观的研究阻力；但是更根本的外在性原因为：全球化世界呈现为科技工商主导的对于文化、学术的绝对性支配力势。后者主要体现在文教、文化、科研的全面严格制度化发展方面，此一制度性力势场的强化和扩大化进而导致学者人生观迅速朝向个人物质性实惠关切方面转化，结果在学者动机层面上，追求职业制度内、竞争游戏规则规定明确的各领域内的“成功”，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行之有效的学术动机和奋斗目标。此一商业化时代被彻底宰执的学者人生观模式，有力地“从内部”颠覆了人文学者传统上“求真至上”的冲动。求真，就是求得各类现实界域的真相；放弃求真，就是将学者的关注点从探索外界现实真相转为追随职场内游戏规则的运作技巧。只有合乎外在游戏规则的技巧层次的成功，才能导致职业性的成就。后者于是成为全球化时代人文学者的最高人生境界！ 全球商业化时代，物欲追求成为普世价值，因为商业化人生观的实现有效地触及心灵内与精神追求对峙的另一极：名利权欲求。求真这样的传统欲念遂与求名利权的欲念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立关系。其结果就是从进行人文学术实践的学者“内部”（心灵构造）消弱或去除了其“求真至上”的意识和追求意志。学术实践的准商业化成功，不仅从精神内部瓦解了学者的向真心态，而且以学术职场普适的游戏规则（“国际标准”）的“运作普适性”有力地瓦解了学者的独立意志。在此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发展的总趋势下，本来关注于人文科学的科学化朝向（准实证化、现实化朝向）的当代符号学运动自然首先遭受到时代风潮的有利打击，而纷纷开始偏离人文符号学理论探索的科学化、实证化、现实化目标，而改为采取顺从时代潮流的“游戏规则”方向。后者可直接联系到职场内的竞争生存中的“成败”问题。学者的“真理意识”于是从根本上被“成败意识”所替换，后者的蔓延表明了“主体”彻底向“客体”的屈服，即其学术生命中的主体选择性，遂从基本性层级（真伪选择）上降落到技术性层级（成败选择）上。 六十年代符号学运动的成就，代表着时代人文学者面对真实精神与文化世界时产生和推行的一种价值观独立的、认识论上批评性的学术实践观。学者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顺应后者的客观规则，而是反思和批评这些与精神需求不一致的（如在求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世界的真相方面）客观力势。然而仅只昙花一现，此一精神冲动即首先从学界内部被冒起的相反思想潮流所压制。所谓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以及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等，貌似为独立的新思想运动，而其实质却正是与商业化时代物欲追求第一的大方向一致的：二者均公然反对精神世界、伦理世界、文化世界的“科学观”或“真理观”。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反客观真理的态度正是要为“共识观”及“游戏观”这样的实用主义价值观鸣锣开道。其本质正是在全球化商业化时代积极参与“游戏规则正当论”。所谓“游戏规则”观念的出现正是企图为社会现行有效的任何实用主义的生存规则和学术规则张本，其必要前提即排除“客观真理”这样的科学性概念，而后者岂非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必需尊奉者？这就等于说：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当遵循科学观、真理观、理性观，而人文科学则否。而另一方面，能够对价值、信仰、理性、历史、社会、文化、认识论、实践论、人生观提出反思和批评者，又端赖人文科学的理性化能力之存在。当人文科学失去了这类理性的、科学的反思能力后，人类也就失去了对于物欲至上的新世纪人类文明方式的检讨可能性。这人们不妨视之为一种朝向于遏制、瓦解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的时代“精神暴力”，而默默参与此暴力者的恰恰是高唱人文学术反理性化有理的各式虚无主义哲学。它们均一致地也朝向于反对或瓦解当代符号学运动的科学化、理性化朝向的态度，这其中难道没有其深层次的因素吗？这类人文虚无主义哲学岂非正是科技工商时代主导的“唯物质主义”时代之典型哲学？我在2012年南京符号学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此一论点，如今，将在此一西方文明原始地地中海滨举行的符号学大会上，再次提出此一观点。其结论就是：我们的符号学实践的理性化、科学化发展并不需要什么准哲学性理论化努力，而是需要学者勇于朝向人文科学各域的真正理论现实。为此，学者就必须虽不得不生存于职场体制内，却必须勇敢地将思考方向朝向由游戏规则控导的人为学术制度之外的学术真理问题。但是，人们如果否定着、消弱着主体伦理性独立意志力的存在，学者也就没有所必需具备的此一主观能力来首先摆脱职场客观游戏规则加于你的思想方向之禁锢力了。 于是，“去科学化”首先就是指“去现实朝向性”，其目的在于使人文思想及其理论话语摆脱任何主客观、内外在的现实相关性和关切性，结果，人文理论话语成为一种新写作形态，即使之达到排除“指涉性”后的“纯粹文本自足性”。此一现实性或科学性的排斥当然同时也就排斥了话语的推理之科学逻辑性，甚至于可以排除正常的语法性，以获得理论话语的彻底“解放”。排除逻各斯主义就是排除任何逻辑实在论或推理科学性。这类后现代主义理论观也就把“理论化”与指涉性和逻辑性分离，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修辞学或“艺术化的抽象话语”。理论话语中的“抽象”不再起源于或相关于逻辑性表达的需要，而是朝向了某种“语言式抽象观念艺术”。 而人文科学的“去科学化”还具有另一种表面上难以看出的形式，即以简单化或教条化的科学性话语来取代人文思想所对应的和要求的远比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复杂的理性化形态或科学化形态。理性化和科学化并非只有一种唯一的自然科学式形态，而是应该有多元化的理性形态。因此，简单化的及教条主义的科学化人文话语理论形态，因其在处理人文理论话语方面的同样非恰当性及非现实准确指涉性，同样不能完成人文科学理论的建构。因为，现实性，逻辑性，指涉性，都需要根据对象本身的构成差异而加以对应的调准和变异。 以上两种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构建中的偏差或误导，却仍然均可在学术文教的职业化制度内行之有效，而且也不至于暴露其非科学性的本质。因为职场内的功利主义制度化程式非相关于人文话语的科学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关于人为操纵的游戏规则的可运作性问题，以及此类操作方式的最终效果对哪些支配性社会集团有利的问题。 科学话语的标准就是实证性和逻辑性的标准，后现代主义理论排出了此二科学性标准，却并非代之以另外某种可操作的“主观的标准”，而是使之成为根本不再需要有标准，即不再有衡量话语“正误真伪”的客观性标准。人文理论话语从“衡量标准”中解放出来，其性质与功能自然就发生了基本的改变，即其学术目的变成了通过语言艺术性技巧的“吸引”以获得被受众接受的“成功”可能性。原先的“真伪”标准变成了现在的“得失”标准，而后者取决于市场性价值的占有程度。此一占有的条件，既相关于理论话语推销的修辞学技巧（艺术学），也取决于话语在市场化机制内的操作方式（广告学），如同时装美学一样，其成败衡量的标准成为完全非理性的或非科学性的，其目的和功用不是为了认知现实的真伪而是为了取得市场化价值。简言之，人文理论话语成为了准商品，或者成为了文化市场化机制内的产物或某种文化消费品，一如其他消费品一样。所不同者在于，其他文化消费品仅只是消费者趣味的自然变迁，而人文学术类文化消费品则直接造成了人类的社会认知能力的瓦解和精神独立意志力的衰退。其最终结果是：有助于消费者成为顺从学术市场化机制支配力的被动性受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导致此种受众理性能力和选择意志力的全面弱化。人文理论话语遂具有了蜕化为艺术类修辞学的一种“理性麻醉剂”。 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商业化时代产生的学术游戏规则格局来组织一种更可发挥认识论、实践论科学革新作用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此种在体制内之外的界域中构想的理论应该是具有强大学术批判力的理论。正如现代各种文化品、文艺品一样，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理论话语本身也可以成为学术外、文化、文教世界外各种支配性力量加以“歪曲性”操作的对象。后者并不会因为人文理论话语含有思想性而不至于被学术外力量所操控。固然人文话语由思想内容组成，但在特定控制力格局内这些思想内容不会再按照其直意发挥作用，而是在被进行特殊商业化操弄的“媒介”机制加以“利用”后而被歪曲，正如任何文艺品都可在某种社会与意识形态控导场内被加以定向操弄一样。换言之，正如人文话语的“直接意指”和“涵蓄意指”之间的“差距”可被商业化意识形态力场加以随意操弄一样。此一意识形态操弄机制很难依靠人文理论话语内容加以辨析和摆脱，却可以被有效重组的一般符号学理论（或批判性符号学理论）加以解剖和分析，以显示出在现行人文理论话语的表面的、直接的内容和其在意识形态场内实际发挥的内容之间存在的区别。此一批评性的分析策略可施用于人文科学的个各领域，从而有助于澄清诸人文理论话语的现实功能和科学功能，并进而将后者扩展和强化，以促进人文科学话语成为名符其实的科学性体系。 【附录】2014年9月索菲亚第12届符号学大会“大会杰出学者讲演系列”问答录： “对当代符号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李幼蒸回答：
有关符号学论坛网站开通和国际大会圆桌会议问题的说明 大家好！ 论坛网站即将开通运作，网站的域名是 www.chinasemioforum.com 。现在将有关事项仍然由我本人先报告如下。希望随着大家（特别是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成员）逐渐熟悉网站并通过网站交流增加了集体 有关符号学论坛网站开通和国际大会圆桌会议问题的说明 大家好！ 论坛网站即将开通运作，网站的域名是www.chinasemioforum.com。现在将有关事项仍然由我本人先报告如下。希望随着大家（特别是协调小组和顾问小组成员）逐渐熟悉网站并通过网站交流增加了集体意识后，论坛能够渐渐“激活”其功能，然后形成一个较有效的、较‘正规的’进行组织、联系、公布讯息的有效方式。 1. 新成员及新工作小组成员 新参加的成员有： 陈声柏 哲学和宗教学 兰州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基督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韩思艺 哲学和宗教学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默瀚，戏剧理论，影视批评，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因对原荐举信答复较晚而后来才表示接受的顾问小组成员有：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 ”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要点为：在我多年来对于符号学事业（运动？）性质和功能的反思和认知中，可能发生了判断的“错误”。这涉及到一个实际性问题：“符号学事业或运动应有的方向问题”？是应该按照学术理念的标准判断，还是应该按照事业活动的实际发展判断呢？几十年来我都按照前者判断，所以在中外合作中处处扞格不入，而一直会把事业的现实状况看作对理念之不同程度上的“歪曲”；也就是不以“现况”为基础，而是反以理念为基础，即把理念当成了判断的“标尺”，而把现实当成了被衡量的对象。而“符号学”这个标签，一直认为应该是指理念，而不应是意指着现实。这样对吗？直到此前不久我都认为是对的，但此次到了国际符号学场合（在历经了以往两年中的风风雨雨之后），进一步见到国际的“符号学现实”，却猛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了。（一位留学生在旁调和说：也不能说是错了，而是认识提高了）此一认知转变的关键其实非常具体：“究竟该怎样使用‘符号学’这个标签？”新保加利亚大学符号学中心一位教授告我，他们的学生今日都对“经典理论”没兴趣，都关心与就业市场相关的实用性符号学问题。“媒体符号学”在美国大众文化环境和电子文化环境下蓬勃发展，正是此一国际学界现实之趋势的表现。过去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被动顺从现实趋向；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理想和理念；为此当然一直站在批判流行文化和学术大众化（往往等于“通俗化”，如果不说“庸俗化”的话）的立场上。那么为什么我会突然觉得自己“错”了呢？因为是我“错误地”看待了名称流通的正当性问题，是在名称的语用学层面上“错误”了。社会文化上使用的名称之正当“含义”，应该与我们主观地赋予该名称的含义加以区分。因此，“符号学”的使用权并不当然地属于作为少数派的我们，而是应该“属于”作为多数派的职业化体制内的从业者。换言之，大多数人喜欢怎么使用这个名称，其主要意涵就该如是规定。于是，我这才突然意识到：“符号学”如今并不属于其原初的理念了，而是属于方向和性质都已大变的、全球商业化时代的“新文化大众”中的‘符号学爱好者’所形成的新现实了。也就是：多数人喜欢怎么看待和实践符号学，符号学就应该主要指着他们所从事的内容。因此，当国际大会上“应用符号学”日益成为主流，“理论符号学”每况愈下之际，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性质和功能几十年间已经完成了其“蜕变”。我们必须诚实地认清这一符号学运动精神大转变的事实，并予以适当地因应和自我调适。 这个国际符号学运动大转变的事实，正好发生在我与国际符号学学会32年的关系史的过程中。1982年的多伦多夏季讲学营，也许是学会历史上“理论界”最后一次的“群星汇聚”。那次的经历也恰恰吻合我之前5年间对经典符号学运动理念的认知方向。那时的国际学会大方向的精神表征正是理论化朝向的，而学会的“创会元老”（看一下今日学会网站）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时之选。此后的10年间是我积极研习符号学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也是我最终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时间段。而就在此10年间我亲历了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水准的逐渐衰弱和实用符号学的逐渐扩展。我当然认识到，西方符号学的“主流”就是各种应用符号学，我自己也正是从电影符号学、文学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等应用性理论领域进入符号学的。但我却根据自己此前20年致力于人文科学重建思考的总背景而同时更加关注其一般理论性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的内容与西方各种符号学导论非常不同。他们都比我更加针对于符号学界的现实，我则在撰写时决定抛开各种应用符号学（包括材料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中的大量有趣主题）而直攻具有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性发展潜力的部分。在符号学运动领域内我侧重于理论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而我又开始直攻西方理论符号学主流中的、我认为的“偏差”部分。这就是：不应该把符号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应该图省事地给符号学实践找什么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或认知科学基础之类的“理论还原主义”。 回顾过去14年内我在国内第二阶段的符号学运动推动工作中，我仍然秉持此一原初理念行事（著述和宣导），却忽略新世纪中国内外的文化、学术、符号学活动中日益发生着的“应用化”、“市场化”、‘通俗化’潮流。这些潮流差不多都是发端于那一善于将复杂人文学理通俗化的美国大众文化和美式高教系统的潮流的。而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的留学生都来自美国，此一新趋向当然也日益贯通于国内符号学界。此次保加利亚行中（特别是在我会后10日的访古行程期间不断反思清理的过程中）我竟然“首次”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有关“符号学实践”的观念。其具体结论是：符号学运动今后必须一分为二了。其主体应该让位于通俗化符号学（过去我对此基本抱着警惕和批评态度）；也就是：既然从业者大多数喜欢应用符号学和媒体符号学，这个名称的主要部分应该由他们代表和进行，不论怎么进行都可以。既然在文化界-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内存在着从理论性到应用性不同程度搭配的“学术内容构成光谱”，“符号学界”可以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符号学”一词的主要内涵应该由其中大多数人的实践方向来规定，而不应该再由经典符号学时代的原初理念来规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另外开辟一个新的‘符号学相关的’领域来容纳和发展那种和原始经典符号学时代诸大师的理念相应的研究平台。如果在符号学运动分工后将前者称作“符号学-1”，那么就可称后者为“符号学-2”。二者不应该再“搅在一起”。而至今为止，国际符号学学会还是沿着最初的路径企图同时包容这两部分（理论符号学参加者多半为哲学界出身，而中国符号学界，除我之外，至今似乎尚无哲学界人士参与），虽然大家一目了然，这两部分之间的逻辑性关联甚少。所谓理论性关联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而今日国际学会对于建会当初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办会态度，如其说是源于其坚守学术理念，不如说是源于其为了集体性职业化利得的需要而人为地进行着形象营造而已。原初的精神生命力早已不复存在，留存的不过是各种变相的旧学旧理之重复而已。 此种构成性混乱却可能产生极大的副作用，结果导致两方面的负面效果：对于应用符号学来说，“一般符号学”并不能起到实际的理论性支持或引导作用，而其名义上朝向的人文科学科学化改进的目标却因各种保守的符号学理论实践方向而反受到阻碍。其实此一问题正是我在新版《理论符号学导论》增加的第四部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是即将出版的扩大版《结构与意义》中集中讨论的问题。这些有关人文科学革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大问题，当然应该有人研究，但不再在、也不应该再在“符号学-1”（即符号学主流）中讨论了，而应该在一新设定的工作领域内进行。我的“错误”在此表现的最为明显：不正是我一直要求“符号学-1”须做“符号学-2”的事吗？虽然我明知道大多数符号学-1的从业者欠缺进行符号学-2的知识性准备和兴趣，却还不切实际地对他们一再鼓吹应该这样做。此一僵化的实践学立场实际上源于自身有关“实践学范畴”的认识混淆。大家看到了过去两年来我和外语界各方的冲突中都有这一实践学范畴混淆的影子。我的不断有所变化的实践学态度中自然也反映了自己相关认识明晰度的逐渐增加。如，我最初希望“符号学论坛”不受方向与经典符号学精神相悖的媒体符号学的干扰（其实是我未认识到媒体符号学自然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不必用经典符号学理念对其加以衡量），与其硬性“切割”；之后此一切割方式转变为由“符号学-2”理念的坚守者本身主动退出“论坛”，并企图重组“新论坛”。而到了索菲亚后又突然顿悟：今日“符号学运动”，也就是国际学会的大多数项目都已应属于广义“应用符号学”领域。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更多的需要关注于文化学术的实践性、应用性、市场性方面，而不需涉及复杂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根源部分了。如此理解下，我也不需对应用符号学界仅通过一两年“速成”就可错身于“符号学界”的“符号学速成班”方式进行“讥讽”。如果一些有天资的演员可以不经过高校训练就可成为明星，为什么媒体新时代的“新学术界”就不能如法炮制呢？只不过是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不需要太多理论化准备而需要更多适应市场化时代文化趋势的创造能力即可；为什么我们承认“歌星”可以生存于“浅文化域”，就不允许“学商两栖”的新学者问世呢？我们今日到处看见不爱读书、不爱“宏观理论”、只爱微信、微博等“短小快”文化的年轻的一代人，他们难道没有按照自己的偏好去生存的权利吗？看来需要调整观念的反倒是我们这“老一代”人了。 但是，我在独身往访保加利亚各处修道院的公车上也再次坚定了这样的新认知：“符号学”（或符号学-1）应该让位给占据该场地的下一代学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承认那是唯一正当的符号学实践学方向。当然不是。只是还找不到恰当的理论方向称号，我们才一直和应用符号学界“抢用”此称号。但是我们经典符号学方向的从业者不仅不应该放弃自身正当的学术方向，反而应该找到更恰当的平台来独立经营“符号学-2”（将来也许换为另一种称呼）。这就是：我以往的处理失策中也有正确的方面：必须切割或在符号学运动中进行分工（二分法：1和2）。必须在符号学运动中贯彻大分工的战略（我正在针对西方符号学的功利主义倡导此一大分工观念）。 不仅是针对符号学运动内部进行“偏理论部”和“偏应用部”的大分工，而且要针对西方符号学主流的保守理论方向进行认识论的大分工。后者因中国符号学和中国丰富国学资源的介入而更加需要如此。在此，让我对今日国内各界倡导“中国元素”者提醒一下：按照符号学-1把任何所谓中国元素任意纳入著作进行搭配这样的初步学术行为和在对中西学术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进行的中西融通的学术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顺便指出，我们在此关于符号学所提出的观点也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其他各领域：都有一个在浅层上经营（以此方式即可在与对中学一无所知的老外交往中取得一时的学术宣传效果）和在深层上经营的区别。二者的范围、目标、方法、准备都截然不同，但可能都使用着同样的学科标签。按此学术实践分工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使得任何“符合群众需要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学术活动获得学界正当资格（爱搞什么研究就搞什么研究，只要有市场；正如爱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只要有人爱听），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耽误、阻碍部分学者朝向高深深广方向发展。二者不属于同一“学术战线”，不必相互冲突，即不必相互争比；正如物理学和文学不必相互争比一样。 但是，在万千相关因素中，我们最需警惕的就是学界崇洋媚外的本能倾向。对此，在我32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索菲亚国际学会大会之后，我从最初介入中西学术交流起就不断遇到此一对于民族学术发展前途而言具有致命性杀伤力的民族性倾向。不要看大家喜欢倡导民族主义口号，骨子里却是随时可以“望洋趋附”。这是机会主义、趋炎附势中最容易发生的心态和风习的变种：中国学者就是喜欢“崇洋媚外”（不用其中的情绪性贬义），就是和老外坐在一起就开心，就以为身价提高一级（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并不真了解老外在说什么，做什么，总之我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拿出几个“中国元素”来就足以应付住老外）。其实非欧美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如此。其中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拉着老外好办事！因为到处存在着制度性的崇洋媚外，不仅是留洋成风，而且国内办洋学成风。此中的社会风气性问题此处不谈，我提到此现象只出于一种担心：这会最基本地阻碍中华文明人文科学理论的提升。一是：凡对洋学理论只能亦步亦趋者，其本身洋学理论必差；二是：洋学本身正身染重疴，亦步亦趋者或崇洋媚外者对此既无认知之明，更无参与纠正之抱负。因为彼辈只有一个心思：“参与国际化”好办事！不是今日公开的政策说：凡要提升者先得在域外呆半年！至于你在那里干什么，并没有人管。但崇洋媚外者的本质也不是什么对洋学“情有独钟”的问题，而是由于趋炎附势为心而是老寻思着如何对其进行功利主义的最佳利用。第三，此种态度和趋向的长远负面后果是，轻忽知识学养的机会主义者将和国外学术机会主义者“土样合作”，把较低的洋学术引进中土而任其忽悠。因为中土机会主义者虽然洋文口语过关而其学术水平难以实质提高，故最为洋机会主义者所看重，偏爱其作为合作伙伴，即将其作为将自身低学术理论（因为在西方学界打不开局面者，特别急于到中土来忽悠，以便将其效果转用于其本国机构）带进中土进行忽悠的学术掮客（合作双方彼此放心：洋人相信学术水准低而会外语者，其学术方式必定有利于该洋学在中土的传播，不仅因其无批评能力，而且因其必须夸大洋伙伴的能耐才能够使洋伙伴在中土学界“好使”）。为此，洋机会主义者必定也懂得“投桃报李”：在中土利用自己的洋身份为中土合作者不时“站台”，而此一在中土学界进行的洋忽悠的策略大多易于见效，因学界上下正普遍弥漫着此一“走向国际”之迷障也。没有人细辨洋学理的高低深浅，只要是洋的，就是好的；或者，只要贴上某国的标签就足可忽悠一气（当然首先是忽悠领导，而领导也正等着你来忽悠，只要忽悠的手段是洋货，就大家放心使用，谁让咱们炎黄子孙素以谦虚为美德呢！）。这样的土洋合作将在社会上崇洋媚外的大环境和土壤上生根发芽，形成长期误导中国学术发展的障碍。此一道理那么难看穿吗？当然不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上下都需要此容易操弄的学术忽悠法来共同编制“本单位学术上已上了一个台阶”的神话。此一当代学界崇洋媚外风潮也就通过此一土样机会主义“三结合”制成了一种人文学界的“皇帝新衣”现象：谁都知道实情，但谁都需要此一可使土样各方达至共利的、借洋学术进行忽悠的话语工具（同理，即使是国学，也得先通过与洋式的国学——汉学之挂钩）。 尽管国内外符号学运动的商业化发展将容易导致这样的前景，而在机会主义学术精神泛滥的条件下，我们并无能力参与抵制低质量“学术洋货”的涌入（劣币驱良币的逻辑是：我们自己的学术越不扎实，就越能够便于引进低质量的洋学术来；然后我们再通过人多力量大策略对此来一个“指鹿为马”计策：我们说谁行谁就行；我们吹捧谁，谁就能上位！这就是今日电子媒体世界的魔法力所在）。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与其进一步切割。之后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即首先倡导大力深化西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为学界提供高质量的西学理论样品，另一方面提高对洋理论的批评能力（遗憾，我在此再发宏论，而此一态度可立即遭到学界大腕们的反感：你提倡我们提高理论水准，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水准不够？那你不是在变相来此破坏我们在业界的权威地位吗？说真话是要得罪人的。但真话还是要说）。后者当然也只能在符号学-2这样的小众学术领域发挥作用。 我们暂时以符号学-2为标称的广义理论符号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恰巧与我们的“新论坛”曾经宣告的内容范围一致。这就是： 1. 结合各主要学科进行跨学科方向的人文理论提升的探讨；
首 页 界域沟通，东西融汇，理事兼全，古今贯一 中国符号学论坛 CHINA SEMIOTICS FORUM （ CSF ） 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前言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各学科学人之间的志愿性学术交流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海内外不同学科学人间的跨学科学术 首 页 界域沟通，东西融汇，理事兼全，古今贯一 中国符号学论坛 CHINA SEMIOTICS FORUM（CSF） 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前言 “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关心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各学科学人之间的志愿性学术交流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海内外不同学科学人间的跨学科学术联谊，促进彼此的学术了解、对话与合作。论坛的具体任务主要有：通过论坛网站维持同仁间学术意见的交流和学术思想的表达，并不定期地组织国内外的学术活动。论坛成立于三年前，至今已举行过两次全国性研讨会（2012年10月于南京师大外语学院和2013年7月于贵州师大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