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论坛存在的意义及改进方式 贵阳论坛随想-5 【前言】：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经费不充裕条件下，为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二届研讨会提供了聚会场所，使我们得以继续举办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对此我们再次深表谢意！虽然这次是论坛的第二次会议，实际上相当于 符号学论坛存在的意义及改进方式——贵阳论坛随想-5 【前言】：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经费不充裕条件下，为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二届研讨会提供了聚会场所，使我们得以继续举办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对此我们再次深表谢意！虽然这次是论坛的第二次会议，实际上相当于“第一次”。为什么？前已说明，第一次是依附于国际大会举办的，半数参加者只是顺道参加。而且大家那时对于为什么要搞论坛，为什么要搞中国符号学，为什么要搞符号学，以及到底什么是“从事符号学研究”，都还不够清楚。南京国际大会和第一届论坛后，我们对此进一步明确了。因此这次参加贵阳论坛的各地区、各领域的师生们，都是抱着有关促进中国符号学的纯粹学术兴趣而来，其自发性和主动性可以说完全不同于以往各种符号学会议。因为，首先，这次是真正的“跨学科”，不是“挂靠”在某单学科、单领域现成学会上的“寄存性”关系；其次，会议的形成完全是学者学生主动自发前来，不是按照现成单科学会轨道完成的“定式化”行为，所以此种各地人文学者个人表现出来的自发的学术热情，在当前学界格局下，显得格外可贵了。可以说，没有学者个人的真实兴趣和主动精神，符号学不管搞得多么热火朝天，都是不可能有学术生命力的。第三，并非不重要的寓意是，由于是大家自发而来，与头衔、名势等私利追求没有关系，因此避免了任何拉邦结派的嫌疑。学会不能蜕变成各种拉邦结派的工具，这不仅是符号学生命力之根本，也是人文科学健康发展之根本。我们的符号学论坛精神正是要唾弃这种借学术活动和组织以追求个人及团体私利的动机和行为。我们的贵阳论坛聚会，就完全避免了上述弊端。我们的主办方仅因同情符号学论坛的学术精神，为此提供聚会的方便；本人作为论坛“临时”召集人和国际学会亚洲区负责人，则是在论坛暂时没有正式召集人情况下临时充任邀集工作。因此，贵阳论坛参加者是为学术理念而来，为自身和集体的学术发展而来，而不是为了什么捧学界“大腕”如同捧歌星、球星般起哄而来。这是学界一种新气象：正如在各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一样，我们人文学术界也终于有了这样的真正志愿者群体，其共同特点是：在论坛聚会中，参加者一律平等，遂自然突现出了一种学者之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精神。就让我首先为参会者体现出的这种“以文会友”的精神，表示赞佩！而且我愿将此一“sign”看作是中国新一代人文知识分子朝向学术“正能量”前进的民族人文精神潜力之流露。也因此对于中国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前途增加了信心。                  ～～～～～～ 本人在南京大会前后和贵阳论坛筹备过程中，关于“国际符号学”以及“中国符号学”这两大片的方方面面，已颇多阐发，在此无需重复，但本文所谈完全基于同一学术理念。本文专谈一些具体做法建议。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活动，其生命力和效果都体现在这方面。因此首先，任何打算把符号学归约为单学科领域（哲学，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认知科学，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学等等）的“一元论”倾向，都属上世纪的符号学“实验期”产物，今日均须重新加以检讨（警惕我以前屡次强调的国内外学术“异步发展”的时间差：不要将国外几十年前的旧时髦当作国际前沿宣传于国内）。不仅是因为其方向直接违背符号学本质（本人在前述最近一次将发于semiotica上的文章中，由于编辑部还是要求增加引述和参考资料，只得增加数条，也包括直接引用艾柯1984年所说“符号学必须建基于语言哲学”的说法，指出其概念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也就间接“暗示”所有这类当前西方符号学的“逻辑还原论”之不当），而且因为这类“一般理论”的背后都隐藏着非学术性意识形态运作痕迹，即不无在商业化、职业化时代，以各种虚构理论为学界权势集团的各种谋划开路之意图。我们应该尽量谅解国内一些领袖学者因为全球化职业化格局之约制，凡有所规划，亦难脱传统的学界藩篱，因此才会产生一些学界领导人就是“不理解”：搞符号学为什么要打破单学科、单学科学会本位主义惯习。本领域，单学科当然要在本身开展本领域独立的符号学跨学科活动，这正是今后要大力提倡的，但与此同时也要开展更艰难的跨学科合作，以开拓个人、单位参与的“第二符号学战场”。为了参加这个“扩大的”多学科对话领域，来自不同学科、地域的师生们能够欣然参加一个打算“预制”高低贵贱潜规则的单学科本位主义研讨会吗？我在南京首届论坛上所指出的就是这个问题：打算利用符号学学术条件不成熟现状而通过特殊操作争意气于一时者，其作为既促进不了本单位学术的真实进步，也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这违反了学术民主原则：各学科，各领域，各学者，在学术对话场内，都得是平等互尊的。利用今日学界形势企图把“符号学”当作帮派争名夺利工具，只不过徒徒暴露了一些人的“唯名利是求的旧意识”而已。 以上所谈是背景。但是本文主题是另一回事：我们的贵阳论坛要开创一个新方向，新风格，新气象。我们要根本摆脱旧时期“学会体制式”思维！这个体制的最大弊病就是“论资排辈”，领导一贯制。我们的论坛精神应该永远是民主平等的。在贵阳会议上，由于到会者来自四面八方，大家一律平等。但是让我们尝试在没有尊卑贵贱的方式下形成一个纯粹“以文会友”的志愿者团体，一如古代办得好的“书院”一般（宋明书院的本质就是要摆脱“读书做官论”的科举制，而后来不少书院都反被吞并或蜕化为“准科举训练班”，此则为另一事）。这次我们将趁聚会之机，民主选出召集人小组。即选出确实愿意为论坛公益活动尽力者，以召集人身份进行论坛志愿者成员间沟通和筹办研讨会事宜。其中第一召集人最好是下届论坛会议举办方的负责人。由于现在的论坛志愿者成员大多是我个人趁参访学校之机偶然邀集的，参加者的背景不一，兴趣不一。现在，在选出了召集人小组后，我们来重新组织论坛，一律重新自愿登记（我希望维持基本上“来者不拒”原则，当然由召集人小组集体最后决定参加方式）。凡参加此次贵阳会议者，就顺便登记了。没有参加会议者，可以会后自动向召集人小组处登记。没有兴趣继续参加的原论坛参加者，也可自然地通过不再登记而退出论坛。我们的维持了两三年的首届论坛的架构在贵阳会议后，就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筹办首届论坛和参与南京大会相关活动）。 摆脱了旧式学会体制思维后，也就摆脱了一些人内心孜孜于要把任何符号学组织朝向“大一统”学术权势经营的旧思维。我们只关注于自身学术的建设，不再考虑其他学术外的目标。但是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负责人之一，将在会议上对新论坛的任务作如下建议： 论坛学术方向包括两大范围：1。全面拓展“部门符号学”，如文学，电影，戏剧，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建筑，园林，哲学，逻辑学，IT文化学，历史，考古，考据，文字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传媒学，等等等等。符号学的国内外的主要有成效领域是本清单在前开列的诸“应用性”学科。而本论坛的工作具体重点将按照参加者的情况来设定，可逐年随时调整。 2。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符号学这是国际符号学界不可能参与的、具有未来国内外巨大创新意义的领域；也是学术上最艰难的领域；但这正是本论坛今后发展的较高目标。在此领域我们要在世界高端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彻底地重新探讨中国几千年的“文史哲宗艺”现象，并以此研究结果贡献于全世界人文学术革新事业。 以上两大片的要义是：符号学是一个double概念，即双概念：指同时发展学者个人的本专业学术和符号学方法论，即不是只发展一方，不发展另一方。实际上二者同等重要。这一看似简单的“运作原则”就一举“阻止”了国内外用一个“独立符号学学科”的伪科学概念进行推广者。即指出：并没有一个专业叫做“符号学”！符号学方法论，生存于、存在于各个专业学科内，而且生存于该专业的高级形态中。只有提升了本专业的知识才谈得到进行有意义的符号学学术提升。当然，这也就打破了时下的商业化学术炒作谜思：以为靠了解了一两本“符号学专业书”就把握了一个叫做“符号学”的时髦新专业的大纲。以及因此就培养出了各种“符号学家”。 由此大家可以进一步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搞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而不可能以某领域为基础去经营什么伪符号学专业。这样的所谓专业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国外现状可资证明。迄今为止，国际上对符号学有实质贡献者，都首先是某学科内的一流专家。当然。另一方面，只懂得传统专业的学者也不能就通过比附符号学名称（如“易经”等）就去争一席“符号学名分”。所谓“搞符号学”就表现在、证明于在此双层次上的同时学术提升。不妨说，符号学是对那些有志于本学科的理论方法现代化革新者而言的，所需要的基本治学原则有三项：1，对本学科治学之诚意和热情，2，勇于新科学方法的追求，以及3，“立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仁学”为什么和符号学有关系了。没有正确的学术志向，前二者都不会有。可惜，我们原定的在贵阳会议上将仁学和符号学结合宣讲的计划这次因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了） 3。还有一个也许更主要的“符号学相关的”特大问题，按照我的独立研究结果，却不宜于放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符号学领域内了：这就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几十年来放入学会活动的所谓“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的“最高理论层次上”的符号学实践。按照我的证明（我正在国内外提出此证明），西方人百年来形成的“一般符号学”观念现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未来的相当于“一般符号学”实践必须改变其strategic combination（学术策略组合）：它应该与哲学及各学科的“学科最高理论部分”共同组成一个新对话工作区（还要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相关研究纳入）来从新处理，不再宜于与部门符号学“混在一起了”。（国内外符号学时贤必视我为“堵财路者”，无柰任公早言，不勇于迎“万矢的”者，休谈学术文化抱负可也）这样，部门符号学和中国古典符号学，可以在现已足够丰富的“亚级次的理论成就上”开拓各领域的学术革新事业。也许很久以后的将来，我们可以在更理想、更扩大、更提高的条件下，再重新设计多层次的、全局性的“理论与实践”汇通的人文科学发展问题。这样的愿景会是发生在未来中华精神文明复兴后的中国学区吗？ （李幼蒸，2013，5，24）

文学和符号学的密切关联 贵阳论坛随想 – 4 李幼蒸 我在川大《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2辑上的文章漫谈符号学的学术功能辨析（收入《仁学与符号学》），具有人文科学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的重要意义。该文不是专门关于文学的，但文学类肯定是该文若干类中最重要、 文学和符号学的密切关联 ——贵阳论坛随想–4 李幼蒸 我在川大《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2辑上的文章“漫谈符号学的学术功能辨析”（收入《仁学与符号学》），具有人文科学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的重要意义。该文不是专门关于文学的，但文学类肯定是该文若干类中最重要、最具有典型性的部分。说来其意思何其简单：人类文化活动，特别是人文学术活动，应该按部类、按层次、按方面、按时段地区等分划出两种“实践形态”：创作和研究；或者说：创作和分析。这两个范畴是取其最宽义的：因此从远古到当代，人类精神活动或文化活动都可按照不同的宽严标准如此般一分为二。之所以需要强调此一看似平常的道理，就因为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往往混合存在于同一人、同一作品、同一读者心态、同一时期写作风格、同一学术门类等等之中。而为了对于作品的意涵获得更精细的理解，我们先得有此区分意识。不难看出，时代越向前，二者的区分就越明显，而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彼此在文化世界中的此一二分法惯习的程度就大有差异。而另一方面，由于媒体世界的全球化扩展与各地区文化的发展互不搭配，因此而自然形成了彼此在“读解渠道”（时间跑道）上的误差。例如，1949年前中国的一般文化环境与欧美地区间就具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差距；三十年来的文化闭关锁国之后，这样的差距就自然随之继续增加了。1979年我们的新时期文化现代化时期以来，也自然地到处存在着这样的结构性的“读解差距”，只不过相同的文字媒介掩盖着舶来品内容难以被如实接受的事实。字面的顺读惯习，在职业和环境的条件下，就往往被当成了意义的顺读。“字面的熟悉”也就往往被当成了“理解”。新时期三十年来，这样的情况出现于人文学界内新知新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果不出现这样的地缘性、时代性的世界人文沟通误差，那才是真正奇怪的现象呢。所以我们先得增加对此“读解解释学”背景的自觉意识，我们至今对“文学符号学”的理解中也发生着同样的现象。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视为当然之理的是：研究或理论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文学创作是为革命服务的）。此一创作和理论的关系之根据早在二十年代就受到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观的影响（还不必说后来苏联文艺理论方向的影响）。此一文学理论观的形成当然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世界内“研究实践”空前发展的结果，只不过俄国现实主义传统仍然把创作和研究在“分离之后”再加以结合。实际上在文学研究成为“学科”之前，“研究”已经以混合的形式全面进入了当时的创作实践，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与心理小说形态那种空前绝后的现象。这一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最杰出一页，当然是在近代欧洲科学和史学发展之后的文化产物【感谢文革前半个世纪间中国的文学界和外语界翻译了这么多西方古典文学作品，它们使我们在短时期内了解了西方文化史上的这一主要方面】。正是在十九世纪，小说和历史编纂同时达到空前繁荣阶段，其共同的特点是叙事性和分析性的高度细密结合。而同时进入此二学科的，还有文艺复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内容（作为其“思想”的来源）。 和二十世纪欧美知识界不同，小说不仅是高、低知识分子雅俗共赏的主要文化读物类型，而且是最具有综合性思想表达力的媒介，知识分子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的精神养份。可是“好景不常”，大约到了十九世纪末左右，不仅是文学而且是艺术各门类突然进入了“现代派期”。【巴黎和柏林当然是世纪之交欧洲的文化精神中心，而彼得堡、莫斯科也紧随其后。顺便指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柏林文化风貌，由于位处东西欧的中间地带，呈现出了当时欧洲不仅最富诗情画意也最富思想深度的浪漫氛围，今日统一后的柏林文化人颇思复现世纪初的老柏林风貌，惜乎今日已难复旧，因为百年前的思想元气已断：如何还能追回那时“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德语圈内空前强大的思想气势呢？】通常人们把现代派时期当作西方社会文化史上二十世纪初的一段历史发展，特别是其“向前”抗拒工业与商业文明的反抗精神，却忽略了它本身具有的理智性意涵，其中包括对于此前（“向后”）西方文化与思想史的变相的反思和批评，也就是那种以各种文艺象徵方式表现出的、间接的批评性认知作用。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二次大战以前百年间，特别是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欧人文和文艺史上那一空前丰富、曲折变化的过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前后两时段间的两个“中心”的反差性对比：在前的广义现实主义潮流和在后的广义现代派潮流，二者其实是紧密相联并曾经重叠交叉的。后期印象派绘画以视觉形像的方式体现了二者之间的连续与变迁的轨迹；电影艺术工具出现及其迅速演变中的作品类型，则提供了另一生动的视觉演变轨迹：从具象到抽象，从静态到动态，从叙事到反叙事，从政治到文艺，从绘画形式到文学形式等等一系列反映着动荡不安时代精神的“先锋派探索系列”等等。其实现代派文艺是人类文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是文学，最重要的现代派还是文学，其中最重要的文学部分又是小说，一种特殊形态的小说史链接：故事编叙和反故事编叙。此一过程的复杂化恰恰还因为小说形态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衍生出了一个特殊分支：准政治化小说的发展，即小说成为政治活动的工具。不过这是另一个不同的题目了。 “小说”的历史研究，在本文中我们暂且区分为三大片：十九世纪经典类（余波进入二十世纪初），“前经典”时期几千年间各种叙事化发展程度不同的“故事编写”类别，以及二十世纪“后经典期”的“泛小说”时代中的各式各样的想像性叙事作品类型。三大类型以及三大阶段中，我们称经典类为“小说范畴”的最高典型，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以此判定各类别的价值高低，而是结合此“文学类叙事”类别呈现一个人类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将哲学、科学、社会认知、人生信仰、政治命运、历史体验等等加以全面综合性汇通和通过艺术手法加以系统表现的精神思想运动。只有在那个十九世纪近百年期间，小说家堪称“思想家”或“大思想家”，几乎和哲学家、史学家并驾齐驱，甚至于有以过之，而在先和在后的小说史阶段中的“小说家”就没有这样的真实声誉，更没有这样的深刻思想影响力了。（至于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纯粹是历史“遗物”和商业化时代对此历史遗物的利用，相较于“经典小说”时代，今日的小说世界已成为自身名实不符的文化现象了）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当然不能只是“就小说谈小说”（这是跨学科研究必要性的一个例子），我们必须在其全部的（当时现实的和前后历史的）contexts中来为其定性、定位：知识环境，社会政治环境，读者条件，历史环境以及宗教势力消长等等不同的相关方面。 从作家角度看，知识环境是第一位的，十九世纪是继自然科学发展后社会人文科学初起时代，“知识”（当然是指科学性的任何知识，特别是指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知识）空前地进入了文学家的“思想运作区”，突然在纯粹科学家、纯粹宗教家、纯粹艺术家之外出现了一种叫做“知识分子”的角色，其中较高者即被视为“思想家”：他们是指那些有能力有意愿根据时代的新知新学对人生与社会问题提供综合性分析和进行方向性指导的时代“智者”；他们完全不同于以往靠神话信仰进行宣教的宗教家，也并不同于过于专门深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但他们被认为是能够对于新知新学进行消化然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将其相对通俗化、使其具可理解力及感化力者。【今日在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不少“文人”由于前述“时间跑道”误差，也想复制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那时由“文人思想家”担任的启蒙者角色，其时代误会性类似于80年代以来各个领域内出现的类似时代误会性，所以我屡屡提到80年代的所谓“启蒙时代”，严格来说，不具有历史真实性（此一辨析非常重要，不是为了“公平地评功摆好”，而是事关我们对当代史的正确认知：要区分方方面面的“表象”与“内里”，“记号”与“所指”）。只须指出一条：历史上公认的文人参与的“启蒙时代”，18世纪德法也好，十九世纪东西欧也好，世纪之交中国梁启超一代也好，其“启蒙者身份”都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因为他们立足于那个时代环境与历史知识的基础上，而参与者本人的资质、胸界和眼光都是时代最前沿的和精神全方位的。我们的呢？只是针对着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既与参与者的知识深度无关，也与其眼界宽度无关。他们是实质上“生存于”现实问题context内的经验实用主义者，如果离开了这个现实，自身反而就什么也不是了。使其获得“启蒙者”名号的反而是后文革历史现实的“空白性”本身！是“空虚”在制造“效果”。欠缺深厚的精神和知识基础，正是我们80年代广义“启蒙时代”的普遍特征：从电影家、诗人、画家、哲学界、小说家、史学家等等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其“精英”的资历，如前所述，并非完全靠自身的学养，也不是靠对人类大局的认知，而是“靠”各种来自“文革”以来对各种现实弊病的经验性体察，而这个弊病观察本身并不是什么“高级知识”，而是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结果凡“迎合”了此现实关切的各种“表现”，就成了中国“启蒙精神”表现的一环，所以，按照符号学的说法，精英们就等于“生存于”此容易把握access to 的现实上。其结果呢？只能起到过渡期一时性的工具类作用，并因其具“趁时性”而或可获得知名度实惠，但一旦脱离了此特殊现实环境客观上赋予的一时性“经验性价值”，其继后的优秀作品就难以产生了。只举一例：最初一代“大导”们，如今为什么纷纷后继乏力？因为他们都是文革期间失教的一代！大家当初靠的是个人天赋的“一技之长”部分，而作品的“精神力度”和“思想深度”都不可能仅只来自个人技艺性天赋和特殊社会经验本身。其他门类的后文革时代作品的命运，其实也大同小异。这一自我误解的直接后果是：精英作品的认定，来自于其与此前文革制造的“虚空”相对比的效果！如果这样，我们民族的“启蒙时代”之“起点”也未免过低了吧？】 在文学接受学方面（读解解释学方面）并非不重要的是，社会与政治条件和读者的精神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是革命之后社会形态逐渐向现代化演变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还未曾达至定式化时期，人类的各方面的科学学术与理性思想突飞猛进，而社会结构尚未定型，因此尚未形成全面支配性的“社会客观压力”，因此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尚能更多地有赖于自身的理智判断力和独立选择性，而非必须直接了当地顺应社会行为的惯式压力。因此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积极追求自身独立认知社会、人生、历史的、相当具有个人精神自由度的时期。于是此时思想型小说家们就具有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具“高质量、高容受力”的读者群，作家和读者也就因缘际会地达到了“主客尽欢”的境界。重要的是注意到那时一种心理和社会的主客观联系：社会朝向理性发展的新认知（主观）和社会现实尚欠缺任何客观支配力（客观），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性关系，这三者共同地制造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一经典小说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十九世纪读者接受史的一个特点是：从现实主义出发到浪漫主义终止。即方法论的理性现实主义实践导至一种理想浪漫主义目的的心理满足。所谓知识分子精神需求的满足：即一种理想浪漫主义的满足。【五十年代我的中学时代完全重复着对十九世纪小说体验的历程，我庆幸有过那样一个极其特殊的读书时段；那个如果在换了任何另外一种环境就不会那么充分实现的、全身心地追慕经典小说精神的时段。但是，同样重要的是，那一真实体验，当个人成长之后，当与其后人类认知发展接触之后，也就不能再返回了。】 正当以法、俄、英、德小说文学为代表的那个欧洲经典小说高峰期到来之际，欧洲也正好是其“对立面”现代派文学思潮全面出现、并不久之后将人类的小说文学世界从历史上一举加以“贬低”（或“逼其退却”）的时期。四个小说强国中的德国，仍可以其在此经典小说结束期出现的“古典殿军”托玛斯曼作为那个辉煌时代最后的伟大代表。法国的罗曼罗兰也可说成是经典时代的遗响之一（而同时代的普鲁斯特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已经属于另一类别了。他可认为是福楼拜精神在新时期的发展吗？巴尔特毕生调节二者的认知性努力，能够说是成功的吗？）。但是，经典时代的确过去了，与时代精神一致的思想型小说运动永远过去了。但其部分原因并非由于10月革命造成的文化史断裂，其中自有其社会性、知识性等更深刻的历史根源。 文学史家们惯于从职业角度对比两个世纪之间文学成果的高低得失，进行评估。二十世纪西方小说史的全部经历都明确证明了一件事：无论如何，经典时期过去了。现代派小说未能成为可与“前辈”相比的“下一个辉煌时代”（尽管我们有现代派拥护者对《尤利西斯》和《追寻逝去时间》等的极度赞许）。经典小说时代的逝去，并不只是一个文学史上的自然现象，今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整体环境来重新反省和认识其多方面的涵义。经典小说时代的空前性到底表现在哪里？这是一种合乎时代理性精神的新文学形态：一种文学领域内空前的综合分析性能力的发展。一方面它被称作是“社会小说”，另一方面它被称作是“心理小说”。前者空前地强化了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理智性解剖，后者强化了对心理世界的分析。而且，称其为综合性的（就不是现代派的纯粹主观主义的）表现法，就是因为那种表现法恰好可与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相适应。“成也蕭何，败也蕭何”。岂知世纪初初起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研究、宗教研究等众多初兴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一方面扩大了、提升了了小说家的知识结构，间接助成了思想型小说的创造性发展，而另一方面却因自身不断的进步，几十年间突然把一个理性浪漫的“世纪初”，转变成了科学理性的“世纪末”！读者马上反驳说：错，那不是作为“世纪末情结”的普遍悲观主义到来之时吗？我们是从文化学术史整体的状况这样判断的，不是从当时“文艺家”角度来判断的。是谁“kill”经典时代？并不是你现代派和什么社会矛盾之类，而是人类知识发展本身，是认知力发展本身。二十世纪的高级知识社会不再需要表达社会与心理分析和浪漫憧憬的思想型小说了。 印象派取代了绘画现实派，理由之一是照像术的发明；但此一推断忘记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对于西方绘画史来说，如果文艺复兴以来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取代了宗教画传统，那么印象派的全面兴起同时冲击的就是画家对宗教性和社会性主题兴趣的一同丧失。这是主题内容的问题，不是主题形式的问题。画家固然同意“上帝死了”，但是“社会问题”也不再是其关切所在了。知识分子对信仰的根据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请注意：虽然素称哲学是宗教的大敌，即爱智是信仰的大敌；但也别忘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内在矛盾：恰恰是该自我矛盾倾向演变成“为了求信而先求知”，结果恰恰是教士们于中世纪千年间发展了逻辑学和修辞学。后者反过来引生了文艺复兴以后对宗教支配时代的颠覆）。经典小说，在科学理性开始时期，以其对社会和心理的准科学认知性能力为特点。但是科学的进步很快使得小说式的知解性、分析性的“能力”显得相形见拙，而其信仰打动力本来正是基于此种能力的。（结果二十世纪的小说只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作为向文学乌托邦努力的高端文学家的个人性探索和欠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广大科技工商大众的浅精神需要：通俗文学，畅销书文学）在此知识论的转变过程中，最直接的作用产生于文学的内部，这就是“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独立专业的同时兴起。

中国符号学论坛朋友： 大家好！ 贵州师范大学的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筹备会马上会发布通函，进一步动员大家参会。这次由贵师大伍鹏程校长和文学院易闻晓院长亲自主持的符号学论坛，将给我们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学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进行跨学科交 中国符号学论坛朋友： 大家好！ 贵州师范大学的“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筹备会马上会发布通函，进一步动员大家参会。这次由贵师大伍鹏程校长和文学院易闻晓院长亲自主持的符号学论坛，将给我们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学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进行跨学科交流，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第一次纯粹由中国人参加的人文理论研讨会。而此次会议由于是在去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南师大首届论坛之后召开的，再联系到国际学术的深广视野和中国人文科学革新前景，其思想和学术意义之重大，绝非一般学术会议可比。正是由于其含义之空前深远，故不能用大家平常参会经验加以衡量，更不必与习常的小得小失计虑相比拟。对此事，大家应该扩展眼光，开动想象力，增加主动性。学人的“个人利益”不应只是局限于眼前物质性实惠之类，而应该是也相关于民族和人类精神的大是大非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如不关心民族精神发展之大目标，岂非是对自己一生所怀抱的期望值过低了呢？ 坦白说，即便是这样一种小规模的学术聚会，由于是跨学科活动，其实很难加以组织。不要说南京大会以前几年（我们多亏南师大外语学院的长期坚持，才举办成国际大会和组成首届论坛），南京大会后，为了此二届论坛，我曾先后联系多家院校，如四川大学传媒文学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西北师大，乃至苏州科技学院，最后，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符号学活动的贵师大文学院，在了解了活动的意义和所处困境后，决挺身而出，排除困难，表现出了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学术）天下为己任”的气度，毅然为中国人文学术事业的发展承担了此次论坛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机会也就格外难得。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符号学活动都是在各个领域内部举行的，大家对于跨行业的活动还不习惯。我们对此应该谅解。令人欣慰的是，作为曾经为中国符号学事业“立下大功”的南师大外院，近日再次表示，衷心支持贵州论坛的召开，并一定组织人员参会。 此次贵阳论坛的意义除了学者间交流符号学学术思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关中国符号学发展前途的具体事端，这就是大家应该趁此难得机会，坦率求得共识：今后如何合理、公平、有效、方便地组织跨学科的符号学合作事业？至少决定一下，这样的论坛是否还值得维持下去？或者，是否还能够想出更可取的交流形式？如果我们不聚会，不交谈，如何凝聚共识呢？如果可能，我们还可在贵阳聚会期间确定下一届论坛的地点和组织单位（主办方一定得是具备资源的行政实体，所代表的得是中国人文领域各科全体，而不宜于将跨学科论坛归入某单学科、单领域的常规活动节目渠道内进行）。万一大家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以至于不得不解散论坛，我们也应该为所完成的阶段性努力留下积极的历史记录。（我们努力做了什么，而不是什么也没做！）。 好，现在距离报名截止已不足一个月，希望愿意与会者，马上联系。联系人王永伦老师的邮址有变如下：gzwylun@163.com 如果曾用王老师雅虎旧邮箱联系失败者，烦请用此新邮箱再试发。 我们7月贵阳见！ 李幼蒸，2013，5，7

回忆我与国际符号学交往的这四十年 – — 略谈什么是符号学？之问 李幼蒸 【网文注】 不久前本人获某符号学刊物约稿，题目包括学者经验谈。我于是想到，半个世纪来国内外符号学界有关什么是符号学的看法十分混乱，不如结合自己长期的国内外观察与体验，趁机                  回忆我与国际符号学交往的这四十年                   –—略谈“什么是符号学？”之问                                     李幼蒸

【修订版】 回忆我与国际符号学交往的这四十年 —-略谈什么是符号学？之问 李幼蒸 【注】本文为《语言与符号》辑刊约稿之修订后原稿，据告将分两次刊于今秋明春两辑。按照本人的符号学观点，符号学学术是广泛相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而非限于国内外职场           【修订版】回忆我与国际符号学交往的这四十年                       —-略谈“什么是符号学？”之问                                     李幼蒸 【注】本文为《语言与符号》辑刊约稿之修订后原稿，据告将分两次刊于今秋明春两辑。按照本人的符号学观点，符号学学术是广泛相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全体的，而非限于国内外职场符号学领域。由于符号学至今流传有限，难以在文史哲刊物上发表，更不要说个人学术经历回忆类文章了。希望本文在《语言与符号》辑刊上出版后，可以安排互联网上的正式转发，使之有机会为其他学界领域内师生阅读。（2021-8-7） 【文章概要】 这是一篇有关作者几十年来参加国内外符号学学术活动的回忆文。作者从“职场进取”和“学术提升”两个不同的角度剖析“符号学学术”的身份、构成与功能，指出“符号学”不是一门特殊的专业或学科，而是一类学理方向和一类分析方法的泛称，二者可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内的各种不同专业或学科之上。由于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史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外语界目前承担着引介、推广、组织中国符号学学术活动的主要责任，并可在各不同专业基础上从事不同的符号学研究项目。作者认为，在2012南京师大外语学院举办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大会标志着国际“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到来。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是人类跨文明的人文学术世界的主要领域之一；跨文化符号学学术领域将会成为几千年中华文化、学术、思想史之现代化革新发展的重要方法论资源之一。为此目标，中国人文学者应该本着独立自主的科研态度，在国内外参与推进世界与中国的符号学学术发展事业。（2021-8-2）     **                          ** 1977年下半年是我一生发生巨变之始，此前20年的人文思想研读此时凝聚到人文学理思考的新方向上来了；年底前翻译的《结构主义》文稿，竟然引领我从此成为了科研人员；而且，我的正式学术生涯不仅始于新时期，而且“符号学”自那时起就与我的新时期经历形成了全覆盖。不仅如此，我的“符号学实践”竟然在改革开放不久就使我有机会与国际符号学活动交织在一起。独立研学与国际交流可谓始终相互交织，并使非科班出身的我，最终得以在国际学术场域背景前为自己的学术方向进行了独立定位。实际上，从我1979年最初致信列维斯特劳斯和克里斯托娃起，到2019年我的英文符号学论文集被国际符号学学会同仁予以正反两面书评止，我与国际符号学界的来往历史也已达40年之久。如果要系统回顾其间发生的种种事端以及交流中的众多体验，则需一部专著的篇幅加以撰述。本文仅能略述概要以供读者参考而已。 五十年代北京高中时期，我对人文思想的兴趣，因中学校图书馆条件所限，主要相关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和俄国文艺理论。从1956年考入天津大学土建系起，兴趣和眼界逐渐拓广至欧洲古典哲学与欧美思想史领域（也即从我的“文学阶段”迈入我的“哲学阶段”）。而自1959年初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立志自学哲学起，由于触及的国外书物范围陡增，遂迅即“超越了”欧洲古典思想史范畴而“跃入了”我的“现代主义”时期：也即在哲学，文学，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等领域内将目光全面转向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文化与思想。在北图为我展开的此一大千精神世界中，主要目标自然是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自古以来，哲学就是理论思考之途径与基础。 “文革”以前的十几年间社会上仍然流通有少量供研究批判用的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文艺理论的中文出版物(公开版及内部版)，相关著译者们大多是在1949年前有过国内外教育经历者，其国外知识的眼界与程度固然高于当时国内新学界，却也不免受到民国最初四十年西化初兴时期含有的自然认知局限性（如哲学多为美国实用主义和欧洲实证主义，文学理论多为英美新批评派，以及少量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派美术与音乐）。北图那时仍然出借的1949年前的中文理论书籍中，现代西方哲学类不多。为此我决心自学外语以便有条件研读当时北图仍在不停引进的当代的西方文史哲书刊（我曾提到过，北图当时的馆长是早期共产党人张申府先生，故购藏的现代西方哲学类图书甚夥，每周都有新书目刊出，本本都刺激着我的求知欲）。在60年代哲学内部出版物中，现代英美流派稍多，我自己就曾借用内部借书证购置过不少社会科学译著，包括皮尔士哲学、莫里斯符号学和所谓“普通语义学”等，但实用主义方向的理论从来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可以说，在新时期到来以前我对于“现代符号学思潮”不仅并无了解，而且对于皮尔士、莫里斯等人有关“符号”的论述根本未予重视。（1988年开始去西柏林符号学研究所访学后渐渐知悉，原来那时东西德在符号学理论领域兴趣相当一致，莫里斯符号学竟然是柏林墙两侧学界共同推崇的符号学理论，令我大感错愕。而那时已完成法国电影符号学引介著作的我本人，还发现德国电影理论家尚停留在“电影哲学”阶段。那时德国人文理论界对于邻国法国符号学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而已。几年前我在柏林学术书店的哲学专柜上竟然看到摆放着若干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文集，图书市场会将结构主义理论视为某种“哲学类读物”。而在哲学专业书架内却甚少有胡塞尔专著。凡此种种说明，二次大战导致战前曾傲视全球的德意志理论精神生命力已大失元气，至今难以复苏。）

略述电影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 李幼蒸 今日收到一位中文系电影符号学专业博士生来信，问询研究方向方法问题。虽然我对国内博士生来函问及 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等实际问题，一向难以作答，但因此次问题恰恰触及现代符号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突然引动了我对早 略述电影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            李幼蒸 今日收到一位中文系电影符号学专业博士生来信，问询研究方向方法问题。虽然我对国内博士生来函问及 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等实际问题，一向难以作答，但因此次问题恰恰触及现代符号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突然引动了我对早年电影理论思考中也曾出现过的、未曾予以深入处理的课题的“兴趣”，而且这本来也是我一直想对自己浅尝辄止的早年电影符号学研究加以反思总结课题的一部分，所以决定趁此复信机会略谈观点。起笔之后，马上感觉到，这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之事。一方面，电影理论和电影符号学，的确“兹事体大”，绝对不只是某一部门符号学专业内部之事，由于其本身构成的高度复杂性和多面性，可以说，根本上以成为现代文艺理论及美学建设的主要基础领域之一，涉及到现代人文科学思想的各个学科。于是，对我而言，要想简明扼要地、适切地回答这位青年理论学者的几个问题，也非易事。还不要说，这样的重大题目，已然根本不是老朽如我者还有时间予以处理的了。我之所以决定起笔复信，乃因本打算仅就其观念中可调整的实用性方面提些建议。但是，一动笔就陷入了老毛病：随意即将课题范围扩大了；也就是随意产生了将心中想到的理论背景加以铺申的冲动。而这却是在一篇短文中应该加以遏制者。之所以仍然决定如此借题发挥、信笔成文，仍然希望本文提及的人文理论研学的方向性、方法性角度，可以对有志于人文理论思想探讨的青年们，有所助益。 这位研究生来信如下：      我是x x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抱歉很冒昧给您写邮件请教。        两年来您的著作译作一直伴随着我，也一直激励着我。因为自己博士论文选做“电影符号学”的缘故，一直想把苏联“电影符号学”这一支脉做起来。从俄国形式主义的《电影诗学》，到穆卡若夫斯基多篇电影论文，再一路写到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研究，曼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新媒体符号学。把苏联电影符号学和麦茨为主的法国电影符号学细究对比一番。  

【作者按】 大家好！本人撰写贵阳论坛随想系列诸篇，前后想法有所改变，最初的确是打算结合论坛会议内容提出建言的（如电影研究），但逐渐扩大、调整、甚至于改变了行文的立意。甚至于像此篇（哲学和符号学关系）所示，干脆脱离了论坛的计划内容，而是将随想 【作者按】 大家好！本人撰写‘贵阳论坛随想’系列诸篇，前后想法有所改变，最初的确是打算结合论坛会议内容提出建言的（如电影研究），但逐渐扩大、调整、甚至于改变了行文的立意。甚至于像此篇（哲学和符号学关系）所示，干脆脱离了论坛的计划内容，而是将“随想系列”（如果一直写下去的话）看作是个人的一种‘借机发挥’。因此首先需要申明，随想系列与贵阳论坛筹备会的计划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更不能代表筹备会观点。之所以改变立意但仍然打算撰写此系列杂文，是为了向各方面可能研究者提供（非正式论文形式的）个人独立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以期扩大学界了解的范围。因为，本人特殊的个人历史的和特殊现实的处境及条件，使得本人的学术见解与国内外符号学及人文科学主流观点未必相同，因此可相应地提供另类学术参考资讯，特别是与西方符号学主流不同的学术观点。敬希谅察。李幼蒸  2013, 5, 4                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                  ——贵阳论坛随想-3                               李幼蒸 【题要】职场利害vs科学真理：永恒的内在矛盾！（=永恒的精神挑战=知不可为而为之！） 前文“历史学和符号学”，必定使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史学界朋友们感到某种“不快”，而对于我，发文目的一向不是为了使人愉快。现在可以再断言：历史真理问题不可能只在“史学界”内处理；同理，哲学真理问题也不可能只在“哲学界”内处理，文学、电影等等皆然。也完全同样的：符号学问题不可能仅在“符号学界”内处理。此处说的“xx界”即职业圈，中外同然。然而今日什么学术问题都是要由界内“专家”（博士=窄士）处理的。于是，我们提到的问题就预先反映了一个结构性的内在矛盾：“专家”未必能（多半不能）解决“本专业内”提出的重要的（大多是理论性的）问题。专家们以及朝向专家之路努力的学人们对此判断当然感觉“不快”。因为：“你在提倡挡（要）人前进之路”！如果我再声言：“跨学科的符号学认识论”就是要“分解”学界壁垒，因此就必然“触及”各界“权威”所树立之各种“规范”（这些行之有效的规范教条正是该权威资格之凭证和运作之资粮）；而符号学实践的直接效果则是学术讨论的“多元民主化”，甚至于暗示着：我们要在此重新开始。因此之故，具有学术世界解剖功能的符号学之际遇，就必然坎坷多变，其义理就必然首先遇到“符号学界”内部可能形成的“新权威们”之抵制，就必然不可能在商业化时代成为“皆大欢喜、和气生财”的“显学”！ 【前言：背景说明】这个题目应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在以往50年西方符号学运动史框架内考察二者之间（曾经存在）的关系；在新世纪跨文化世界符号学思想趋向中预测二者之间（将会发展）的关系。就此课题在中国大陆的提出而言，首先要关注哲学在大陆的际遇。1978年时，按照我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认为所面对的主要哲学方面的问题包括有以下几方面（自然不止于此）： 1。对于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哲学性问题，我并不将其视为和自己的哲学关切有关联。但是青年的时候，我读过当时人们常读的各种马、恩、列、毛的哲学著作（后来对其偏支陈独秀、瞿秋白、中外托派等书文秘籍，如偶遇必读之）。我从高中起就读过并喜读普列汉诺夫的书，从那时起就注意一切非正统的左派理论读物。在1959年初退学后开始的北图自学生涯中，最初几个月的课程表中每天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坐在北图楼下东南角的“马恩列斯毛”（大约此类名称）经典专室读《资本论》第一卷，并做笔记，至今保留着这个笔记本，以为个人留证“反右”后自己哲学兴趣尚属驳杂之实迹。 2。新时期伊始文化开放政策的最大标志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解冻”，其具有的意识形态方向大变革的意涵极其重大，国内“直接”（当然另有上层授意）领导这一变革的人物即文革曾坐牢的老布尔什维克、豪克海默尔学生杜任之先生。我因极其偶然原因突然成为杜老的助手而有幸恭逢其盛。但是国内学界（包括哲学界）当时对此领域所知极其有限（但是到底通过文革前的《哲学译丛》和其他社会科学内部读物和刊物，学界选择性地仍然有所听闻）。我是56年上大学后才突然进至哲学阅读阶段的，在高中时的理论类读物主要是25中（前育英中学）图书馆内找得到的文艺理论读物，满涛等翻译家的名字都是那时记住的。自然包括了几乎一切俄国文艺理论经典，但从大一开始我的主要兴趣已经是柏格森和罗素了。因为那时书店里还可买到他们的译本。北图阶段开始后的主要目标即是现代西方哲学，我在与读《资本论》的同时所自定的课业首先就是外语学习（所以我也是半个“外语界出身”），目的极为明确：尽快读懂西文现代哲学书刊。同时，我将北图搜藏的几乎一切1949年前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书藉都浏览一遍；也是那时开始对尼采和弗洛依德发生兴趣的。自然，列宁的《唯批》中的一切关于批评对象的文字，都对我有强烈吸引力，颇想了解其原委。不过这也是直接与我那一阶段对逻辑实证主义前前后后发展的兴趣有关。此后20年左右，自己心目中自定的“事业”（自然与不存在的职业期待无关〔客观环境关闭了职业的门窗，遂可全力将注意力转内 〕，这使我的青年时代心理与时下两岸哲学青年完全不同）明确无误的是现代西方哲学。1977年底我百分之二百地想不到地会有朝一日进入此一专业机构，并于1982年也绝对预想不到地会作为哲学所公派赴美第一人。而推荐我赴美的并非杜老而是那时的哲学所领导。我永远感念的所长孙耕夫先生曾对我突然说出过一句话：“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肯干〔工作〕的”（大意）。派我赴美后，还用哲学所名额将妻子调至北京。而他让我为他办的唯一一件私事是向他的居美亲戚寄一个茶叶之类的小包裹。我从头到尾则没有向他送过任何一件小礼。这就是“老干部”，他们心理还存着一个“公”字。因为和杜老都属“老干部”，也根本不管你有什么学术上的偏好，而能秉公处置。所以当1978年街道区委会阻碍我进单位时，“老干部”们根本不予理睬。我遂有幸开始了为中华哲学贡献心力的机会。 3。西方古典哲学，文革前原则上并非禁区，但特别限制其中的非理性主义学派研究（除了复述苏式大批判评注外），至于对古典哲学的西方现代研究则作为现代哲学而大有限制。因此老专家们对于古典哲学新的研究方向并不熟悉。对于古典哲学的解释和评价，主要依赖苏联哲学来定位，基本上是属于教条主义式的。从关注哲学时起，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对于我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因为没有职业观念，我读书问学一本兴趣，并积极追求具最强吸引力的课题（越属禁区的就越有兴趣读）。但今日回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对一切“现实性对象”的兴趣都超越其他对象，而现代哲学比古典哲学涵具着更明确的思想现实性。为什么？因为它发生发展于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现代文艺时期；而更为具体的原因是：它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社会科学（政、经、法、心理学、社会学等）形成后产生的，所以其“话题”充满了现代理性（其时代有效性明显不同于古代理性和古典理性）。例如，那时使我兴奋的不可能再是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等的古典伦理学型态了（我的妻子作为生日礼物寄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后来在“三年”期间也连同许多其他古典类中文书都卖到西单旧书店换口粮了），我努力于寻找一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方向（而后来发现罗素不过是适合青年人兴趣的一个现代性起点而已）。在进入单位后，如何在西方哲学大范围内阐述区分古典和现代的必要性，成为我的学术工作目的之一。 4。在旧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之列，自然属于禁区，甚至于对其限制更加严格。其主要专家多来自五十年代留苏学生，评判观点完全来自苏联哲学系统。自从我真正进入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后，对于“西马”的兴趣就进一步淡泊了，认为其中的政治性意涵实大于哲学性意涵。而现代西马，特别是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中黑格尔因素和现代哲学因素的并列所形成的逻辑不协调性，对我而言，一直降低着对其哲学思路重要性的判断。（不过60年代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的、大概是东德留学生卖出的两本卢卡奇的文学批评经典，始终是我个人收藏中的“精品”之一。）自关心结构主义以来，不可能不研读阿尔杜塞。但认识到必须把他作为优秀的局部结构分析技术家和作为新意识形态创造人加以区分。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之幼稚性，一如其他当代法国思想家们。90年代初我作为法国人文之家访问学者在巴黎时曾会晤过其某弟子，他仍然向我强调着其师思想的永久性价值，而实际上自那时以来，与其他几位结构主义大师不同，阿尔杜塞已经失去了影响力，特别在苏东巨变之后。（那一时期我颇喜探索哈贝马斯态度的里里外外，从中找到他的各种自我矛盾说辞，以进一步认识其哲学理论有效性的程度。我于1983年在访问慕尼黑大学哲学所时顺便到他的慕尼黑工作室拜访，具体的话题是“西马的解释学”。1996年我尚在德时，他曾经友好地协助联系过柏林弟子为我寻找继续访学机会，惜未成功。2010年前后我首先想到邀请他来南京大会开幕式主讲，他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才回信婉谢，之后我才考虑邀请他人。） 5。在旧时期，中国传统哲学曾经受经过系统的改造，新时期开始，在此领域内一切旧时期的限制消除得最为彻底。而旧时期训练出来的中国新一代哲学家们的旧学根基和西方理论知识之欠缺，可谓人所共知。而各种“摘帽”老专家们学术荒废已久，加以余悸尤存，结果不少仅能依仗其大名而已。于是，三十年来，在中国哲学领域全面复兴了儒道释哲学，并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自然这也因其与发扬民族主义精神直接相关。此领域对于团结海外三地华人哲学（史哲新儒家派系）最为方便。在此领域，本人居德期间的最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就是通过符号学-解释学分析法明确区分了“儒学”和“仁学”二者，从而在逻辑上“恢复”了中国古典伦理学的现代生命力。同时，进一步认清了封建主义“儒学传统”中的本质上“反人本主义孔孟伦理学”的倾向。我并指出：海外新儒家运动失败的要害正是其“顺儒违孔”心态，所以其“诚学”实为“欠诚”。“诚”不是指任何一种真切的“自我感动”，不是一种情绪状态（像唐君毅那样“悲天悯人”的心理状态），而是智仁勇三维并进的综合性品质。如果新儒学再变成了一种职业，其中的水份就更大了。其康德哲学关联不要说只是一种“理论性装饰”，其立基于对大陆旧时期政治现实的批评（很多大陆新儒家跟随者部分地沿此思路而接受该学方向）上，更是“非相关性地”浅视了“中国古典哲学”现代意义探索的理论重要性了。他们本来应该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最新精神型态立足，以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怎么能抱残守缺地、如此直接了当地倒回至古代？这不是躲避时代多重性现实艰难问题是什么？所以我称之为“色厉内荏”。但这不只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问题，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共同的精神构造问题：把“情绪激昂”和“自我感动”当作是“义勇”，而本质上是在空前复杂的现代历史社会环境里和时代思想挑战中，缺乏内在的坚毅之勇。殊不知，后者也是直接关系到治学态度的。“良知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仁学的“勇学”！治学是需要多方面大勇的。

略述电影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 李幼蒸 今日收到一位中文系电影符号学专业博士生来信，问询研究方向方法问题。虽然我对国内博士生来函问及 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等实际问题，一向难 略述电影符号学的认识论问题            李幼蒸  今日收到一位中文系电影符号学专业博士生来信，问询研究方向方法问题。虽然我对国内博士生来函问及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等实际问题，一向难以作答，但因此次问题恰恰触及现代符号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突然引动了我对早年电影理论思考中也曾出现过的、未曾予以深入处理的课题的“兴趣”，而且这本来也是我一直 想对自己浅尝辄止的早年电影符号学研究加以反思总结课题的一部分，所以决定趁此复信机会略谈观点。起笔之后，马上感觉到，这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之事。一方面，电影理论和电影符号学，的确“兹事体大”，绝对不只是某一部门符号学专业内部之事，由于其本身构成的高度复杂性和多面性，可以说，根本上以成为现代文艺理论及美学建设的主要基础领域之一，涉及到现代人文科学思想的各个学科。于是，对我而言，要想简明扼要地、适切地回答这位青年理论学者的几个问题，也非易事。还不要说，这样的重大题目，已然根本不是 老朽如我者还有时间予以处理的了。我之所以决定起笔复信，乃因本打算仅就其观念中可调整的实用性方面提些建议。但是，一动笔就陷入了老毛病：随意即将课题范围扩大了；也就是随意产生了将心中想到的理论背景加以铺申的冲动。而这却是在一篇短文中应该加以遏制者。之所以仍然决定如此借题发挥、信笔成文，仍然希望本文提及的人文理论研学的方向性、方法性角度，可以对有志于人文理论思想探讨的青年们，有所助益。 这位研究生来信如下：      我是x x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抱歉很冒昧给您写邮件请教。       两年来您的著作译作一直伴随着我，也一直激励着我。因为自己博士论文选做“电影符号学”的缘故，一直想把苏联“电影符号学”这一支脉做起来。从俄国形式主义的《电影诗学》，到穆卡若夫斯基多篇电影论文，再一路写到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研究，曼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新媒体符号学。把苏联电影符号学和麦茨为主的法国电影符号学细究对比一番。      可是翻看国内材料，对苏联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恐怕最早也就您细致分析提及过。现在国内也极少有人提。所以战战兢兢。 学问路上，一尺之外及黑暗，反复思索再三向您求教。   

从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结束谈起 2024 春节漫谈：仁学究竟何所指？ 一家国际域名公司最近的怪异行动不免令人忍俊不禁。它一方面趁着约期续签时将我的两个域名夺走（其中新仁学还另 从“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结束谈起                   ——2024春节漫谈：仁学究竟何所指？ 一家国际域名公司最近的怪异行动不免令人忍俊不禁。它一方面趁着约期续签时将我的两个域名“夺走”（其中“新仁学”还另行高价拍卖），另一方面将我已通知 不再续签的旧“符号学”域名（semioticsli）不停地延期保留，几乎每日一催地促我续签。因不耐其扰，我还专门回信责备其选择性地处理续签业务：人家需要的他悄悄给“夺走”，并不预先提醒，人家不再需要的，他则不厌其烦地延留。自从个人网站（仍间接造因于此公司）改名为“伦理符号学”后，一年多来竟收到过百余次国际电话（大多是印度公司打来的）促销广告，声称可将网站如何如何改进以及如何将其安排至互联网前端等等，我均立即挂断电话。其实我根本不关心网站流通情况，根本不期待读者反馈问题，只要有地方发出自己的学术意见即可。上网贴文而不关心交流，乃因所期待的读者群，随着全球化展开而有不可再期望之势。我们似已迈入全球唯物而反智的精神冰冻期。有趣的是，我的十年来甚少受人关注的“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竟也因这家域名公司之故被“悄悄”关闭了， 没有任何提醒续签或解释。经查问，竟源于论坛名字中 含有“中国”两字。令人大为不解的是，当我们正要努力弘扬中国学术方向之时，竟然有人会将此仅只作为史地标志的名称 “中国的”（Chinese）视为禁忌！这要有何等辩证法智慧才会如此“自对自地”过不去呢？我们当然知道与互联网小青年们是无法理喻的（我们是读书人一代，他们是玩电脑的一代，彼此之间宛如生存于两个国度或世代），那些如今每期节目只能看三十秒的快闪一代之新“新人类”们，还有什么可与之交流的呢？当初建立该符号学论坛网站的初衷，本是继2012南京符号学大会之后延续的一次畅想，与随之举办的贵阳符号学会议及阳明祠茶社夜谈，宁波天一阁-白云观浙东思想雅集，贵阳豫章书院仁学小聚，以及兰州仁学与现象学座谈会，同属“后2012符号学高峰”之“中国符号学运动”之余波。目的在于根据中华传统仁学精神与国际理论前沿，从理论上继续宣表人文学理探讨的新方向。标榜学科的“中国的”性质，主要在暗示新符号学以及新人文科学方法论，都具有中西理论汇通的特色，以此强调其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的职场化大方向，或可有助于抑制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崇洋慕外之势。这正是几十年来本人在促进国内外人文学术交流时所一直警戒在心者，因为素知在此跨域交流之地，总有人深怕国人学者敢于逾越国际标准，不希望有弘扬中华传统精神潜力抱负者出现来发展本民族的独立人文创学事业。为此，最妥当的办法就是坚守国际标准，提倡对准洋学，亦步亦趋。结果当然是舶来学术成为华人世界学界的楷模，而这 正是本人三十年前已然发现的一种学术文化人类学的时代变迁。民初时代，幼年已具有国学修养的留学生之“洋学”，自然只能照搬西学，且必有益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而百年来历经两次西化波冲击和世局的结构性巨变，文科的舶来学术方向遂开始产生了显著的副作用。由于职场文化国际化主宰学界，洋学，洋学历，升迁制度结成统一体系，舶来学术标准以及因而形成的学界权威标准，成为衡量民族人文学理发展的固化指标，造成了极大的“学理程度判断误区”。缘由非常简单：掌握学术外语后所产生的国外思想理论译介与论述，大多不过是文字性“转述”（类似于中国人会文言文后进行的将文言文转译为白话文），其性质相当于“他人思想之传输”，而非什么“独立研究”。而不论翻译的还是论述的外国名人的思想，都是原作者的思想，却因文字性转述之功，而将译述者视为学科专家。于是，第二个现代化时期的大量舶来学术作品促成了新的学术生态：翻译取代了研究！看起来丰富多彩，思想活跃，然而多是“转抄之功”（任何留学生将一篇国外名家的新文章大意讲个一小时，自然会给青年听众带来新知新学思想，获得欢迎，并会将原作者与讲述者的身份混淆不分！）深入思考，这是多么值得国人自我反省与批评的“民族学术生态”？本人几十年来在从事的促进国内外符号学交流事业中，一直关注于如何导正此一跨学科、跨文化新知新学新理的科研方向。将“符号学”前冠以“中国的”，其意指其实还不是相关于史地标志性，而是相关于学科构造性，不仅相关于学科材料的组成性，而且关系到理论搭建的跨文化独创性。二者都在暗示，中国的符号学事业绝对不能简单化地跟随并抄袭国际符号学主流那种如今越走越狭窄的职业化方向。舶来学术主义最需关注的表徵即：凡以外文外语表达的文章思想即可增加其学术值，国内学术生态遂被外语言、外学历、外职称、外名衔的一条龙所捆绑及代表。其本质与当年人们嘲笑洋买办的“洋装洋腔”有何本质区别。外语表达遂可成为学术思想抄袭肤浅的掩饰物。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欠缺了足以对峙世界主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群体时，这个民族还能够在世界上产生精神世界吸引力吗？还能够被尊为精神文明古国吗？            **                  **                     **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也正相当于中国精神文化事业的第二个现代化时期，因对前所视为严禁的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理论书籍予以全面开放。具有千百年人文传统的知识分子，虽历经磨难，一旦条件初备，其朝向精神文化事业之生命力，竟可迅即勃发，并有从被动吸收到批评创新之大有为态势。这四十多年来最具中国思想创新力度的表现，可反映在对现当代国际人文学理的研学、认知、批评、总结的一种态度演变上。此种态度之发生乃因两类新时期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中解脱，几十年间千万卷海外理论思想性书籍得以为国人所自由研读，另一方面，由于研读的深入与国际交流的扩大，国人对国际主流思想理论也不断增加着独立判断能力。后者的产生则相关于一种历史辩证法作用：我们从“后文革”的一张白纸开始，研学与思考方式大多相当于青年学子们在进行着各自的“独立探索”（因老师宿儒误学甚久，无以为师也）。复因职场学场制度化规模尚无法比肩国际，学术规范与方式均相对宽松，遂给与一些好学深思学人以自由思考发挥的机会。（而在国际主流学界，因职场学场制度化格局早已形成，学人难得越雷池一步）此一现象之所以有可能发生，乃因在精神文化史轨辙内（H2），方向，标准，态度，方法均因存于学者主体，其与H1内的科技工商世界僵固格局迥异。于是一种突显的历史哲学“悖谬”表现出来：时间先后、价值高低、技术进退等均处于不停错位之中。本来在东方传统落后时代隐而未彰的独立思想（仁学），竟然会在全球化现时代，因缘际会，“脱颖而出”。作者正是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论启示下，才发现了中华仁学（在摆脱了儒教专制主义制度之后）所内涵的现时代学术性意义。也就是，我们发现：在现当代国际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和中华精神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观、实践论上的关联性。现代（在方法上）升华着传统，传统（在伦理观上）纠正着现代！然而二者之间的这种跨时代、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人类人本主义精神史上的伟大关联性，是难以在国际主流学界被认可的。在今日一切向物质主义至上文明大方向看齐的全球化态势中，我们难道可将中华精神文明圈历史上所特具的此一人类普适精神价值弃之不顾吗？其认识论价值上的时代贵重性，实际上还远不止此，仁学正出现于人类文明遭遇千万年空前挑战的危机时刻。当人类正在无比“疯狂地”（此一比喻可以用高科技大亨们争当第一宇宙人的狂热和彼此可为些许意气之争进行决斗的无聊来刻画）进行无休无止技术性竞赛而导致人类及其地球毁灭处于空前危机时刻，此一中华古老伦理学智慧，在其为几千年“万古如长夜”时代提供过人本主义价值观明灯之后，或可在现代全球化危机中提供一更具深度启迪性的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在今日国际通行竞争求利原则下，精神文化方面已被空前系统地排斥或去势化。一方面，将超自然的精神信仰与人本主义的精神建设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千奇百怪的当代通俗文娱活动，取代了人类精神文化上的理性追求。二者均缘于百年来科技工商文化百分之百地主宰着人类文明的大方向，导致人们从幼年起就被塑造成技术人（今日中小学教科书内容全世界已大同小异，职场文明时代比中国儒教时代更加有效地固化了技术人的生存轨迹和工作目标）。上述文明面貌乃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全面技术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在巨大追星场面中看到的群体狂欢，岂非暴露着在场者心灵的深邃空虚？因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时代所高唱的“人”的精神内涵，今已被具体化为、物化为名利权追求者。我在近著中特别批评了高科技宇宙探险家们的“太空虚无主义”。人类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无限发展的技术创新，是否相当于一种“技术虚无主义”呢？那些打算将人类文明的未来投放到无限外太空去的冒险家们，可能未来也将会是人类地球文明的摧毁者。（人本主义的一个要义即在于：要管好地球上人类的事，实现人类幸福的事，而其余均属人类生存的广义“身外之物”）我的置疑理由是：技术崇拜者应认识到：技术创新是永无止境的，今日创新，明日即过时，百年后看今日，一切高科技成果均属过时之旧物，不再保存其当初价值。而在此无穷无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人类也将热衷于进行“去人化”改造事业。因持唯利是图人生观，把人变成准机器人当然最有利于“物财增加”的方法。有鉴于此，人类文明不是真地到了 需要对几百年下来突飞猛进的“高科技”之伦理性价值进行彻底思考的时候吗？我们能够期待马斯克等创新家们对此由他们导致的文明状态进行评估吗？当然不可能，他们除了自己的高科技外什么也不懂，但他们已成为世界思想的权威领导者。今日的“思想家”已被公认物化为相当于“最具影响力者”，难怪歌星，球星，脱口秀等名人可纷纷占据新人类文明之榜首。但另一方面，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人类人文思想家们对此全球物化大方向可谓毫无应对之力，因为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本来也在应予改造之列，而囿于科技工商制度决定的商业化、职场化、市场化的学术格局，其独立创新思想力早已萎缩，也只能随波逐流，逐利而行。全球职场制度化则在结构上严格限制着他们的理性觉醒，今日风行的或左或右的所谓思想家理论家们，也包括我几十年来积极绍介者在内，其所谓理论创新中都显露出受到市场化制约的非科学理性倾向。原因无他：全球化职场功利主义限制着每个职场学人的思想方向、标准、动力与方式，但他们自己不知，并未觉察到其所以如此思考和发展，实际上是按照固化的学界制度性棋盘规则进行所致。 时代的最新要求，特别是在人类身处千百万年来空前严峻的高科技挑战时代，应该思考如何相应同步地促进人类人文科学的理性化进步。如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今日均属于“人类共享知识库”，人文科学也应如此。对此，不论国内外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局域主义”。我们几十年来的符号学-解释学努力方向都是在破解这类受到职场竞争原则促动的各种国际“派系主义”（其本质必是党同伐异，阻碍他人超越自己为竞争文化中的必有之义），其功利主义本质却被包装以各式各样的理论外衣，并坚拒人文科学沿着人类普适理性的发展方向自我革新改造，也包括最不应该但也完全如是的国际符号学界。如我指出的，在国际，原因在于职场意识高于求真意识；而在认识论上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千百年来混淆于两大平行历史轨道（H1和H2），以为“思想”可以并应该影响“现实”，却不知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高度复杂的，其各自的“实践逻辑”不同，彼此之间更无直线的因果关系。此类人文学理中的基本逻辑性混淆，充斥于国际学界，这是我们不能盲目对外亦步亦趋的理由之一，人文学理思维逻辑的细密性和特殊性，与职场等级制度毫无关系，而如今全球化时代一切精神文化实践均急于向职场-市场机制“归化”（精神向物质还原），均以求其物质性需要满足为足。这表明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生命是如何严重地趋于萎缩，而违反广义政教分离普适原则的现象乃是前述历史轨道上实践逻辑混淆的一种最为常见的低俗形态，其国际范围普遍性却已然无远弗届。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一个鲜明表徵是各类所谓“公知”的出现，其职业性主要代表就是各类媒体人。媒体人群体成为了时代“思想家”的新形态，他们也恰恰成为了人类精神文明深化发展的时代障碍。因为人们会以为，对现实的积极点评就是一种活跃的精神文化现象，加以媒体文化与高科技传播密接，易于成为舆论主流势力，从而可更有力地主宰精神文化发展方向。                  **                      **                        ** 以上所论，恰恰是在当前全球化空前繁荣，也是历史上风险空前高涨时期出现者，尽管泛职业化生态以其程序性固化遮掩住了职场精神视野。更为深刻的潜在意涵尤其被民族学术功利主义的唯财富是求的趋向所隐蔽，以至于看不清二度现代化时期几十年来所隐约喻示出的一种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伦理精神复兴之徵象。此即中华精神文化传统或仁学传统渐可浮现于国际人文科学之边缘，即在当前全世界唯物质主义大潮冲击下所显示的一种普适性伦理性方向启迪（此一现象与作者经常指出的国际汉学处于主流边缘现象不是一回事。汉学属于H1内职场功利之学）。当“四书”被“只识射大雕”的蒙元作为统治工具之时，即精神成为被物质利用之资时，幸赖南宋遗民尚能隐居山野，为体现于文史哲艺中的仁学延续其精神生命。而古代两套历史线路（H1和H2）的张力关系，今已千百倍地复杂于先，而我们的海外新儒家们因其认识论水平尚停留于二战之前，远远未曾update其认知学思维水准。情况之所以如此，尚有另一现代化原因，这就是前述广义的舶来学术观：将H1局面造成的“洋高于中”（其极端竟可演化为洋汉学高于土国学，并以之长期控导着中研院）共识视作H2新局内自我矮化的绊脚石。人文学术国际职场化的“现存结构”，正成为系统地阻碍世界与中华人文科学认识论水平提升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