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通告 （请见贵师大文学院官方网站 http://wxy.gznu.edu.cn/xwgg/2013hy1.htm ） 在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国际符号学学会以及国内符号学界同仁交换意见，在国际符 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通告 （请见贵师大文学院官方网站http://wxy.gznu.edu.cn/xwgg/2013hy1.htm） 在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国际符号学学会以及国内符号学界同仁交换意见，在国际符号学学会支持下，拟于2013年夏在贵州师范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 贵州师范大学创立于1941年，原名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为全国八所国立师范大学之一。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身为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知名学者尹炎武、谢六逸、王驾吾、谭戒甫、汤炳正、姚奠中、李独清等相继执教。文学院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中国诗赋、汉语言文字学、传统文献学、黔学及民族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比较文学和戏剧学等研究方面颇具特点。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诚挚欢迎各地中国人文科学学科同仁前来参加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共同讨论中国人文学术理论问题。现将会议基本情况公布于下。 一、会议宗旨 中国符号学论坛的目的是安排跨学科的学术意见交流和面对面的跨学科学术讨论，以促进人文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理论互动，探讨学科间有效的交流。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是中国传统和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与中国国外学术理论研究之间的“跨学科、跨文化”讨论，在此框架内对当前西方符号学各部门理论以及中国国学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交流。 二、学术内容（供论文选题参考） 1.哲学：古今中外哲学，逻辑学，符号学理论，认知科学 2.文学和语言学：中外文学及理论，中外语言学 3.史学：历史理论，考古学，古代史，文献学，考据学 4.艺术：影视，美术，书法，音乐，戏曲 5.宗教学和文化学 6.社会与心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 7.传媒学

论坛同仁和符号学界朋友：大家新年好！ 我们的贵阳第二届符号学论坛正在筹备中，因年终期间各单位诸事繁忙，尚无时间专门落实相关事务，不久后贵师大文学院筹备会将正式公布论坛会议的参加方式和议程内容等事项。 在此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十分欣慰地告知大 论坛同仁和符号学界朋友：大家新年好！ 我们的贵阳第二届符号学论坛正在筹备中，因年终期间各单位诸事繁忙，尚无时间专门落实相关事务，不久后贵师大文学院筹备会将正式公布论坛会议的参加方式和议程内容等事项。 在此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十分欣慰地告知大家，在下届论坛召开地点确定后，我已接获不少表示不虑偏远、愿意明夏赴黔共商学术的朋友们来信。首先如首届论坛主持者南师大外院老师们表示了积极支持态度，还有其他外语界同仁的来信表示支持。‘外语界’对‘中文界’主持的活动愿意参与，体现了‘跨学科’的意愿。京津地区和台湾地区都有论坛志愿者来信，愿意参与。其实在我征求意见的通信中，各地志愿者们，特别是青年学人的态度颇为积极。参加会议者不限于论坛志愿者，甚至于收到了余姚国际阳明学研究所来信愿意参加此跨学科对话平台。至于科技学界人士的参与，尤其表现出我们论坛的跨学科范围正在扩大之中。 作为上次南京国际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筹备会的顾问和此次贵阳第二届论坛会议筹备会的顾问，南京聚会后两个多月来，我不断继续思考相关问题，并将思考结果附文于此，以进一步阐释有关理念和实践设想，供有兴趣者参考。因为文章较长，很难要求同仁通读（文章的后一半则按主要学科类别简述了‘跨学科’的必要性问题），仅附于此备特别有兴趣者了解、批评和讨论。文章也将另行上网，以质诸学界一般读者。 本人在南京大会上的发言，作为《江海》学刊邀稿的主要内容，将在该刊明年第一期发表。本人原为今年余姚国际阳明学会议撰写的“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比较”，在贵师大新成立的‘仁学研究所’推荐下，亦将在《贵州师大学报》明年第一期发表。（我对今日国内一些学刊关注不同学术观点、鼓励对话沟通的做法颇为赞同和感佩。）以上两文和本信所附文章，均表达了一个与“时潮”不尽相同的主旨：“中国符号学”今后必须‘走自己的路’！并由此提出一个对时下口号“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一个补充：“也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是民族的”。“与世界接轨”（跨文化）和“与国人接轨”（跨学科）也是一币之两面。本信所附网文选用的标题“跨学科和致良知”，则是进一步补充各说：对于一切人文学术革新来说，途径是“跨学科”，而动力是“致良知”。【学术改进，跨学科，致良知】三者之间的关联不是学风性、道德性问题，而是实证因果性问题：即从客观上说，没有后一项就没有前一项！ 预祝中国符号学事业健康发展！ 岁末致意，期与诸君同仁共勉之！ 李幼蒸  远在旧金山湾区 2012，12，27 2012岁末感言：跨学科和致良知 ——写在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初立之际 李幼蒸 【仁学实践论：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 简目：  本文题要 1。再谈什么是“中国符号学”？

论“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的应有方向  （——会前两则相关感言和分析）                                     李幼蒸 【网刊前注】 本文由10月南京大会前写出的两篇短文组成（分别写出于7月和8月）。本来打算在会前发表，但考虑到可能的实际效果，不仅放弃了即时发表的念头，而且也未充分展开主题。现在大会过后，相关意涵正有待陆续分析，应该可以先将此二文发表了。需要再次重复指出：“符号学”在我应该指两种不同的对象，一种是今日国内外流通的各部门符号学实践，其学术有效性不容置疑；另一种是以前纳入“一般符号学”范畴的相关认识论思考。后者在我的学术实践中较西方学界大为扩展。我的多数讨论都相关于后者。因此这类“理论符号学话题”直接相关于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前途本身，其主题范围大大超出了部门符号学，在此应该指出，以免造成误解。（2012-12-8补注） A。2012夏预估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意义：背景因素分析 【本节补注】经过多年国内外的筹备终于看到大会学术框架和可行性基本确立。在大会举办前，作者作为大会设计者和推动者之一，却不断产生对此国际学术事件复杂背景和意涵的反思，因此不时留下感言和预测，却又在写完感言片段后意识到不宜于将其即刻发表。其中涉及到一个“推动”和“反思”交相矛盾互动的问题。现在大会举行过后，正有待于进一步检讨其得失，遂可将大会前撰写的各种批评性感言陆续披露，已反映作者在参与筹办大会时的真实心态，以供世人参考。 （作者，2012，11，1，于北京返加州寓所一周后）                      ～～～～～～～～～～ 在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历史上，中国学术界将头一次在中国地区主办全球性人文科学理论大会。南京大会将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期全面登临世界人文科学主流舞台的开始。大会精神标志着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理论眼光的空前扩展，其内涵的基本人文精神抱负，具体地、实质性地体现了两大人类精神传统的全人类大方向上：中国仁学人本主义伦理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内涵。这两大伦理思想传统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类整体现世命运的关切。所谓“炎黄精神”只可能是炎黄关心天下的精神，而不可能是指炎黄只关心自己血缘子孙的精神；所谓马克思精神，自然是指对人类集体现世命运的关切，此一伦理性关切与其学在其他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并非一回事。这两大精神传统的共同性是指其现世人本理性主义的大方向。人本理性主义是与科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因为科学必然是人类普适的（因此就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如海外60年的新儒学运动所倡导者那样），又必然是合乎理性的（因此就不是任何类型的“怪力乱神”），同时必定是以现世人类福祗作为伦理学最终关切的（因此就不是超越现世而玄思来世的）。 百年以来，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由于器局所限和曲解孔孟，纷纷以所谓发扬国粹为中华文化未来“复兴”的最高目标，可谓大悖孔教精神。将孔孟天下之学狭窄化为各种准国故学，从而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以致不能与时俱进，不敢与时俱进，卒至畏惧艰难，贪图简易。结果使得中华文化自行退出世界思想理论主流，而满足于地缘性的精神寄生主义：一是寄生于古人（国粹派），一是寄生于洋人（西化派）；总归是亦步亦趋，甘居“老二”（对古人和对洋人），因而大失真实的孔孟和马克思的伦理精神抱负。今日的孔孟学和今日的马克思学，本质上都是人本主义伦理学。而体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精神实践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精神和学术虽相同却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层次：原理方向和知识方法二者之间，其实是普遍地和而不同的。前者可具时空普适性，后者则必得与时更新。把握此中异同关系，才称得上是对伦理经典的真实“思想把握”，否则不过是泥古和曲解而已。 “符号学”有非常不同的类别，其狭义指各家各派的具体学说（不下数十家），其广义指“跨学科理论探讨”本身。最近30年来的世界人文学术经验，越来越显示出人文科学的发展要求全面整合。所谓整合就是要在各专科的基础上促进学际沟通。百年来本身具有各种跨学科特点的各符号学学派，遂与当代人文科学整体跨学科事业间，发生了广泛的叠合关系。深入的研究会发现，此广狭两种“符号学关系”的存在已经成为人文学界不得不关注的大问题。而不论是符号学界还是人文科学理论界（特别是属于“老大难”的哲学界），对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动态的学术情势还欠缺感觉（特别当学者的思想基本上囿于学科分划轨道时）。 本人九十年代的德法独立游学经历，使我得以逐步摆脱各种显隐学科的藩篱与偏见，发现了人类人文科学整体所内涵的“非科学性因素”之普遍存在，以及广义符号学作为改造人文科学结构之门径的重要意义。同时，历经多次努力失败而深切体会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积累的“技术性知识”之丰富性虽然前所未有，却普遍受到学科分划和市场制约的制度性限制，因而决难成为人文科学全面革新的现成场地。其最始源的限制性因素则是纯心理的：失去独立伦理思想心志的广大西方理论家的唯一从业动机，越来越蜕化为个人名声之追求。而此名声高低的判准则被归结为：社会大众或学界权威之共识。而此所谓共识，根本上可溯源于全球商业化时代的市场决定论。学者的个人动机结构完全为唯物质主义追求的市场机制所操纵。因此，当代人文科学，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遂成为一种寄生学术，包括其对商业化时代本身的批评亦仍然难免于商业化机制本身对其给与的制约，从而难以开拓其认知和批判的深度。原因很简单：现代人文科学仍然没有有效的理论武器；也就是人文科学还不能成其为“科学”。因此人类还没有形成对自身生存方式具有科学认知的能力，更谈不到对其加以正向改造了。因此，知难行易的老格言，今日仍然适用！而试看当今西方人文理论家中有几人能有此自反心态呢？他们仅生存于自己的学科技术性操作的惯式里和市场接受可能性的预测中，“教练兼裁判”地满足于“技术性定式操作”的快感和社会承认带来的“实惠”。人文学者成为虚荣实惠的追求者，人文学者的聚会成为他们经营各种小团体利益的职业生活方式。这就是当他们最初得悉我们南京大会企图把符号学和人文科学整体相结合的主张时会“惊呼”：“这一主张会损害我们的事业”！因为他们的所谓符号学事业就是特定符号学团体追求自身影响力（名声）的扩大而已！不少人以为“符号学聚会”就是为自称为符号学家者们筹划和提升其职业界利得的途径和机会。 现在，当我们将“符号学”称呼扩大使用，也就是在广义符号学“理念”与具体符号学利益之间划出了界限。同时，也相当于在世界符号学主流内部促进其学术的“身份分裂”：在符号学的科学理念和现行符号学的实用主义职业方式之间。符号学活动，竟然如此紧密地与所谓符号学家自身的职业利益性追求发生了冲突。在学术思想上，他们大多“见树不见林”；他们早就按类划分了集体合作地盘，以作为个人事业在竟争中生存的手段之一。学会，中心，会议，刊物都是集团间或合作、或竟争的工具，目标无非是利益追求，其中哪里还有追求客观真理之意念！ 那么，所谓在中国某地召开国际会议，是否就相当于协助老外学派集团来东方异国扩大其利益追求呢？中国人在中国办此类国际学术活动，除了试图“依附”该国际学术集团外，还有什么其他目标收益呢？此时故事还出现了“另一面”：中国学者如果仅以在中国地区能够为老外办“学术party”为满足，仅以能够和老外“共聚一堂”为荣耀，我们中国学者是不是也太可怜了？一方面我们并不非真地努力学习西方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又以能在表面上与洋人在理论讨论中“平起平坐”为满足，这是中国人（以及任何一国人）应该有的心态吗？我个人当然更不会有这个特殊的癖好：在故乡招待老外，使他们交口称誉，而以此为荣。我们的目的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任何活动都得是对于国内国外学术发展具有实质性贡献的可能性。至于我们的符号学事业，其目的就更加广远了：不仅要促进中华文明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而且要进而促进全世界的人文科学的革新事业。国人甚至于应该认识到，时当全球化时代，不认识世界，就不认识中国；不认识世界的人文学术，也就无从有效判断中华学术事业的得失。 一方面，我们要诚实面对人文科学的真实现状，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思取改进之道。前者使我们必须首先诚实面对自身的学术水平。既然人文科学的整体如此问题重重，我们个人的“成就”也就必然受其局限。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商业化竟争策略采取党同伐异、拉邦结派、谋求私利的目标，就必然首先会以“宣扬”本派和本人学术的水平为目的，并鼓动欠缺经验的广大青年跟随于后，以形成集团声名和势力。这样的策略必然导致领头人夸大本派的洋学洋师根源（将极其普通的海外学位当作国内占取高位的资格凭证，此一百年来的风气必将（结构性地）使中国人文学术永远处于二流地位。对此本人已多次揭示之）。老外何尝不是在较高层次上操作此同一策略的：夸大、夸耀自身、本派学术的优点。结果，几十年来符号学也有全面蜕化成这样一种竟争工具之虞，今日西方不少符号学学者几乎丧失了60时代符号学运动初起时所具有的“远大眼光”和分析能力。符号学仅成为职业工具，只要宣传得当，有学生跟随（我在波鸿大学参加过那里一个符号学研究班，教授的所谓符号学思想肤浅不堪，但他“笼络”学生有术，甚至于每课备有咖啡糕点，营造师生融恰氛围），著作能够以任何变通方式出版，职业就可继续维持。近二十年来，也是我直接参加国际符号学学会活动的时期，问题变为十分明显：符号学，通过多年来的职业性运作，已演变为一个新的专门“学科”：即“符号学学科”。此学科正在努力成为学界竟争的新工具，即使谈不到取旧学科而代之，也至少起到了可躲避主流常规学科“学术压力”的作用。其策略恰恰是表面上利用着“跨学科”方式，即摆脱有势力的主流学科的千百专业“复杂内容”的限制，而到学界“三不管”地带去“自说自话”。那么，我们中国符号学事业是要跟随海外众多打着符号学旗号而实际上可能“走不上主流台面”的洋人时髦学术吗？是不是任何“说一口西方流利本国语”、出版了用本国语写出洋书的老外们都是我们全面跟随效法的对象呢？因此在构想“中国符号学”事业时，我们不仅在大方向上要以文化学术人类全局为目标，而且在具体措施上要以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精髓或精神为根据，而绝对不是意在直接参与海外现存的学术竟争制度游戏本身，借以攀附学界洋势力。因此，我们当然不是要通过会议特意营造与海外具体人物及团体的“互利合作”机制，以期按照海外已然相当商业制度化的学术实践方式来“走向世界”。不是走向一个现成的学术求利世界并参与其中，而是要通过学术接触以习得海外人文学术的技术性、理论性知识，而同时将此习得的知识，“创造性地”纳入人类人文科学全球化整合的大目标中来。即既学习其“理论学说之技术”，又批评其“理论之思想性局限”，这才是我们本仁学理念治符号学的应有之道。因此，作为现代学术事业的后来者（在广义技术上我们肯定不如人），我们却可能（由于中华文化固有的伦理精神传承）因为采取了人生观和认识论的更正确方向，而能在全球化的学术格局中，有朝一日发挥积极的伦理思想的引领作用。 非常坦率地说，西方人必定视此观点为“狂妄”，因为他们的“技术性本位”以自身掌握的远为丰富的人文理论方面的技术性资源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自信心准则。他们把人文学术“贬为”另类思想，不视其为“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则本着人本主义伦理学精神在全球化的新世纪，要把人文学术全面地归入“科学知识”范畴，并予以认知整理和发展。他们创造了基本的各类技术性知识，却不知如何全面理解和有效利用之，我们则要对其加以进一步地（按照强化的跨学科、跨文化策略）解释和利用（为我所用）。这是人类思想的两个层面：学科本位技术性层面（通过对知识生产者资源的学习）和跨学科（含跨文化）伦理性层面（通过认识论、方法论的再组织策略对知识产物加以创造性地理解和利用）。不是为了竟争之需而找寻自身的“强项”，而是从人类整体伦理性需要出发而持有的学术实践义务观。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西方古今“错误”和“不当”的理论思想何其众多，现代尤甚。我们不能像西方学界那样把任何一时间的影响力大小作为学术价值的永恒标准（人们对于“文物”是如此对待的，因其无关于真理是非，只关系于对“古玩美学”喜爱之时尚），作为精神玩赏的资料，而是作为人类对自身命运深入理解的资料学基础。为此，我们先得在实践上“聚集”这些资料。我们的南京会议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以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集中收集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的资料。 只有中国仁学精神具有此自反性（自我批评性）能力，能够本“学为己”原则将个人的和集体的学术活动当作自身学习的机会，而不是自我炫示的机会（西方与会者无不来此“炫示”其成就，罕有向他人学习之意识）。结果，一方面，我们应该抱着学习的谦逊态度努力借此机会接触和吸取新知新学，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须跨出学科技术性成就的界域而朝向思想批评性理解的境界。如此正好通过不同学术的汇通和相互批评来理解“问题所在”。大会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在收集学术资料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人文科学理论今日面对的基本问题系列。不是为了炫耀人类的成就，而是为了发现人类的问题；呈现问题：呈现高级的、全面的、深入的问题。此种意识本身已经超越了任何借学术活动以求自我表现的范畴，而是要集体地探讨人类人文科学之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西方学者对此一学术伦理性目标根本欠缺意愿和意识；我们则要在此南京大会活动中为世界学者创造共同自我反省的机会。

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公告 （2012年12月1日） 论坛同仁：大家好！ 现在我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在过去50天来与若干院校联系第二届论坛地址问题后，现已最后落实在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及其文学院。 1. 第二届论坛计划 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负责亚洲地区   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公告                       （2012年12月1日） 论坛同仁：大家好！ 现在我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在过去50天来与若干院校联系第二届论坛地址问题后，现已最后落实在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及其文学院。 1.   第二届论坛计划 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负责亚洲地区符号学活动事宜）和中国符号学论坛创始人之一，已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易闻晓院长达成协议，由以该院为执行基础的贵州师范大学承办我们的第二届论坛研讨会。有关研讨会组织、准备、参会方式等具体事项，贵州师大筹备会将另行公布。关于研讨会的基本讯息如下：          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 会址：贵阳市贵州师范大学 时间：2013年7月20日-22日 筹备会：筹备会全体组成将稍后公布，成员中包括：

中国符号学论坛该如何推进？ 李幼蒸 1. 方向：多元化，还是统一化？ 让我们大家都先搞清楚一个实践符号学问题：学术组织和学术实践，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是用学术来追求学会组织的发达，还是用学会来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学会是学术实践的工具呢，还是   “中国符号学论坛”该如何推进？                                   李幼蒸 1.   方向：多元化，还是统一化？ 让我们大家都先搞清楚一个“实践符号学”问题：学术组织和学术实践，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是用学术来追求学会组织的“发达”，还是用学会来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学会是学术实践的工具呢，还是搞学术是为了“壮大学会”？我在南京大会发言中对西方同行提出的一个最关键问题就是：警惕商业社会制度性格局对符号学的目标、方式和价值的操纵！其实这是商业化大潮向人文学界深度渗透的结果。于是人们不再关心学会的质量，而转为关心学会的“势力营建”本身。学术也就有蜕化为争权夺利工具之虞。九十年代起，国际符号学学会经历过长达十年的盲目追逐“扩大影响”的时期。学会领导人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扩大地盘”。结果如何？学会的学术质量每况愈下，严肃学者对于参加学会遂失去了兴趣。试问：如果1988年时中国真地成立了全国符号学学会，又与那时的国际学会挂上了钩，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三十年来，我本人一直接触国际符号学学会事务，深知其中利弊，因为，不分中外，专业学会活动家们总是对膨胀学会势力比对提升（自己和集体）学术质量更有兴趣：利用人性向慕名利的特点，对之加以综合利用，以达变相“扩权”的目的。（名利权三事为学术真理追求之大敌，所谓“阳明学”就是对着这个“事儿”来的，尽管历史上阳明学本身往往也成为追求名利权的隐蔽的另类工具！{对此，符号学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最可对之进行有效揭示}） 如果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成立，而在“与国际接轨”（此一口号往往成为全球化时代追求名利权的新名堂）后，形成了一个“借学术搞学会”目的的庞大学会组织，那会怎么样？到了那时，严肃符号学学者一定谁也不稀罕再加入符号学学会了。（事实是：“巴黎五巨头”谁也不参加国际符号学学会！） “中国符号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术理念目标的名称，就是要首先搞清楚学术组织和学术目标之间的关系。如果学者不认真关心自己和他人的学术实质提升问题，而是一味热衷于“组织建设本身”，他们的实用主义符号学目的，就和“中国符号学”的远大目标，没有共同之处了。我们今天都处在符号学学术的起始水平上，但我们应该朝向于理念的高度，不仅是为我们自己，更是为民族学术发展的未来。所以，学者治学的动机方向最为重要，学术技能问题倒尚在其次了。 为什么会有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就是为了临时性弥补欠缺跨学科学术协调机构的现实条件。没有跨学科，就没有符号学。为什么要和西方学者争论：符号学究竟应该成为一个新型“单一学科”还是应该用其指一种跨学科的普遍方法论倾向之概称？我们的目的在于强调跨学科的正确运作方向问题。而为了推进跨学科学术对话，首先就要处理好学际间、学人间的平等互尊的关系。在此跨学科对话平台上，当然不能搞任何单学科“以我为主”的局面。在此，就出现了一个人际关系的“技术性方面”：姿态问题？参与论坛组织工作的人，不能在此类单纯的学术对话工作中搞变相的“置入性行销”。 我们现在组织中国符号学论坛有什么问题吗？根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有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都不愿意，那就可以解散论坛了。论坛是为那些诚心打算通过跨学科对话来扩大自己符号学见识和帮助同好提高的学者学生们准备的。“论坛”一定要以真实治学动机和目的来平实地办会，杜绝目前一些“办会假大空”风习，以期通过最少财务负担，朴素办会。相信论坛参加者会以不同于参加他会的风格与会，即不讲求吃喝玩乐，不搞“形象工程”。许多国际学术大会都是自费与会的，因为举办方只是为大家提供场地服务而已，而参会是我们自身利益所需，当然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什么理由要主办方“好好招待”你呢？希求好好招待、甚至于期待给予“特殊礼遇”才肯参加的人，与论坛的精神就背道而驰了。 2.   应该怎么办？ 中国符号学事业绝对不能按照“大一统”方式来进行。大一统，就是想以学术为名，追求组织势力膨胀之实。南京大会后，个人和集体都应该积极思考如何提升学术的问题。学术提升，最终是一个落实在个人学术实践上的事，不是落实在组织膨胀上的事（组织膨胀是形象工程。目的在于标榜“政绩”，以收实惠）。促进符号学学术应该是体现在各单位、各计划、各中心、各学会的成百上千大小符号学研究集体间的，而不是实现于个别学术领域学会的统一化的活动规模上的。学术组织活动只是对于学术成果的检验和交流，而不是成果的“制造本身”。这样，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学学会：文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美学，历史等数十种。每一个学会都因自身学科重点的不同，而在符号学项目布局上彼此不同。因此一个学会，虽然叫符号学的学会，其内容和方向与其他学科的符号学活动不会一样，因此不能用一个“公共名称：符号学”就把凡是也用此名称的其他个人的和集体的符号学活动都“统起来”，而此“统一”的根据其实主要不过是主事方比较有钱有人而已。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本来事情很简单：任何单位或领域都应该同时既发展自身特有的符号学活动，又参加超越本领域的跨学科活动。任何单位应该有两套平行的活动，为什么非要“合二为一”？有力量搞符号学活动的，应该既主持本领域的，又主持跨学科、跨单位、跨地区的。为什么以学会、中心、研究所名义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不适当？因为这三者都是学术方向和内容上有学科专业限定性的。这样的符号学会议的跨学科性本身是“有限”跨学科。而我们的论坛是全方位的，是“无限”跨学科，所以二者的“学术功能”不同。如果以行政单位来组织，那就表示主办方在学术方向上是中立的，因此在长远学术大方向上是开放的。这是其一。另外，其中没有制造“学会间、学人间等级关系游戏”的因素在。为什么台湾早就在搞符号学，至今就是弄不到一起？原因之一就在于“谁也不想让谁‘压自己一头’”。

论坛同仁大家好！ 现在将最新论坛志愿者名单更新公布于此。如有资料不实，请告知，以便下次更正。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下月初开通的新改版的中国思想网站将为我们的论坛设置一个专栏。中国思想网站主编龙博先生是工程师，却长期热心于中国人文科学思想 论坛同仁大家好！   现在将最新“论坛志愿者名单更新”公布于此。如有资料不实，请告知，以便下次更正。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下月初开通的新改版的“中国思想”网站将为我们的论坛设置一个专栏。“中国思想”网站主编龙博先生是工程师，却长期热心于中国人文科学思想建设事业，他的加入也表明我们的论坛具有文、艺、理、工兼括的多元化知识背景。南京大会后，世界符号学的跨文化新时代开始了，而同时也开启了面对中华古今学术思想现代化大任的“中国符号学”主体建设之新时期。我们同时也高兴地看到，又有青年一代史学家加入了我们的论坛，丰富了论坛的跨学科身份的构成。李幼蒸（2012,11,24） “中国符号学论坛”志愿者名单更新 （2012年11月24日） （名单大致按加入先后次序排列） 说明：论坛参加者相当于“志愿者”，因国内暂无机构组织和协调符号学跨学科学术活动，符号学学者们自发成立此联谊性的松散组织，目的在于相互交流学术意见和共同筹办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论坛目前包括两个功能：参与（和动员参与）研讨会筹办和发表相关学术意见及建言。 “中国符号学论坛”志愿者名单 Nr。 姓 名 研究方向 单位及学术职衔 1 张   杰 苏俄文学符号学 南师大外院院长，教授，南师大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符号学学会执行理事

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昆曲的演出谈起 李幼蒸 此次具有人类文化史上重要意义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不仅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而且是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国际聚会。同时，大会官方主题虽然是 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昆曲的演出谈起 李幼蒸    此次具有人类文化史上重要意义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不仅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而且是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国际聚会。同时，大会官方主题虽然是“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其实质则是“东西文明间的对话”。而在本中文文章中，我不妨“举贤不避己”地说，大会和论坛的最深主题（虽然只是表现在象征性的意义上）应该是：“中西学术传统间的对话”。准确地说，那就是（在潜在的意义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西方现代理论之间的对话。然而非常遗憾，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备（西方人因“汉语文语”的限制和中国人由于“外语理论语言”的限制），我们主要只能争取在此学术聚会中“呈现”我们的学术性问题，促进彼此今后的理解沟通，以备在相关主题上继续展开全球化时代的人文思想理论的交流活动。   大会主办方，为了在此国际大会上向国际友人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特别选择了著名江苏昆剧团在大会开幕式当晚提供一场折子戏演出，以介绍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昆曲。中国各种不同类别的传统文艺都具有极其不同于西方文艺传统的结构性的、甚至于符号学性的特征，这就是其普遍含有的如下倾向：程式化、格式化、类型化、意象性、象征性以及最终朝向心灵深处的“神韵意境”等。而昆曲艺术作为最具综合性的艺术，恰恰包容了各个文艺类别的结构性特征。（某种意义上，可相比于现代文艺中影视艺术具有的这种全面综合性）中国传统艺术不仅为古代中国文人普遍欣赏，也足可为今日中国各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表演人员所欣赏。   审美欣赏相关于观众读者的教育背景和环境背景，非相关于什么“硬性知识”的有无，所以并非简单地是什么古人高、今人低的问题。但是以现代学术手段分析和理解古典文艺的结构、功能、意涵和“接受机制”（今日所说的“接受美学”和“文艺解释学”），以有助于今人更准确地理解古今文艺沟通的“肌理”和促进“古为今用”的有效办法，则不能仅依靠直观的艺术修养来经验直观地加以“处理”。在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大为发展的今日，应该根据更恰当、更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对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认识。符号学，某种意义上，首先就是针对此种有关人文学术和文化艺术的重要任务而出现的。比如，就昆曲艺术的欣赏、理解、维护、传承的各个环节上的问题来说，就绝对不是仅凭日常经验可以简单化地处理的。例如，仅为了解决剧团在商业化时代的生存问题，而对其进行“通俗化”的改造、以迎合现时代广大观众的做法，就是缘于不懂文艺科学规律的实用主义态度。为了“推广昆曲”，而只根据少数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并非具备现代文艺理论科学的认知的话）的直观性审美判断（加以某种资金来源的物质性支持）对传统昆曲剧目进行“实用主义的改造”，其长期的文化性后果不堪设想（当前观众人数的人为性促增政策和观众对昆曲趣味性的相对提高手段，其实与昆曲艺术内在的美学价值的保持和传承，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此尤其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为什么？昆曲的“本质”正是其数百年间通过历代舞台上的千锤百炼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程式化艺术经验积累；昆曲的“奥妙”就是存在于这些程式化系统构成的“运作框架”（兼含静态的“规则”规定和动态的运作性的、技巧性的表演体验的凝聚）内的。“现代化的改造”，一不当心（如果以迎合时代文化趣味为主要标准），就会把此古典艺术的“精华”（传统文艺的精华都是与其媒介类别内的技巧性经验积累连在一起的）删除或损坏掉。别忘了，昆曲艺术，诞生于古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内，其最高审美目标与现代文艺并不相同。如果你“触动”了昆曲艺术构成的（技巧性生命的）“根本”，就是在“瓦解”此古典艺术。更严重的是，昆曲作为表演艺术与其他古典文艺不同，其“存在”不是基于文字性、笔画性等“记录性文本”，而是基于作为活生生人的“演员”之存在。所谓昆曲艺术的存在，完全基于演员其人的存在，而演员的存在是靠长期艰苦专业训练达至的。此训练有其内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规范要求，而并非依存于其当前演出的“生态环境”之内。反驳者会说：不，昆曲从唐宋大曲，元杂剧到明清的兴盛，无不是在表演实践中创造性发展的，我们今日也应该通过演出创作的实践来推陈出新？首先，“昆曲”，特别是号称“文人戏”的“南昆”（试比较“文人画”），其关键性的艺术性创发，并非仅靠表演人员自己的舞台经验积累而成。表演人员和熟悉表演艺术的（素朴）“理论家”的功能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没有明代魏良辅的“关键性”总结和提炼，如果没有在先精通音律学、声律学、韵律学等“古典理论家”提供的知识性基础（并非仅通过剧情唱词等文学性、戏剧性因素的经验性改进），昆曲艺术不可能达至中国几千年来表演艺术和戏曲艺术史上的最高峰。但是，这一分析是根据于昆曲艺术生存于传统文化环境里的事实得出的，而今日我们面对的是传统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为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取代的情况下产生的问题，这个跨时代、跨文化的美学交流问题，就绝不是单纯按照古代历史经验可以解决的了。   那么，我们不是有了这么多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了吗？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我们符号学界长期以来谈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西方的各古典专业性理论模式简单化地移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符号学和解释学，就是要处理和解决这样复杂的古今中外思想与文艺的有效汇通的问题。再回过来看昆曲例。正是昆曲符号学分析告诉我们，昆曲艺术的要素不在于其戏剧性。因此那些打算用“文明戏” 改造昆曲传统剧目，使之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的设想，可称之为一种“美学的误会”（京剧这样做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已较昆曲更为通俗，更多摆脱了昆曲的严格程式化“制约”，受者对象范围大为扩展，一度成功地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同时，更为本质性的区别是，昆曲中乐与舞的严格相关性对比关系程式化的设计，使之难以适应通俗化的改良，因戏曲改良主要指剧情的改变，而对于昆曲，其戏剧性部分恰恰并不重要。而造成昆曲艺术难懂的关键，除了其唱念方面极其细腻的双重音乐性构造外，还表现在观众对此乐与舞的相互结构性搭配表现之美学接受性习惯之丧失。后者则完全是一个文化人类学上的问题）。如果再想在唱做念打上经验性地（即面对着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推陈出新”，就可能进一步损害历史上积累而成的昆曲艺术要素系列之妥存。那么，为什么古代人能够随意（按直观经验）推陈出新我们现代人就不能呢？因为时代环境的不同和人员的教养不同，你的今日艺术性“感觉”和古人的不一样，即使你能准确接受古典艺术，你也不可能在原审美方向上进行“有效的”（适切地relevantly）改进。被动接受的审美能力和主动创发的审美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试举例言：对于“欣赏”古人诗词，现代人亦可足够自信，却根本不可能参与同一水平上的创作；研究者可以在纯理论的层次上理解电影理论问题，却完全不懂也不可能掌握电影艺术创造技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亦然）所以，你不能以为你如今仍然非常喜爱昆曲你就能够对其“动手脚”。如果你懂得区分不同的文艺结构和功能的不同方面，就不会如此经验主义的“自信”了。（同理，懂得电影艺术制作的人并非就懂得深入评介电影作品，更谈不到研究电影理论了。最近以来，好莱坞式的“大片制作”日益贫弱化，也并非仅相关于制作家的才能大小问题，而是商业化时代的文艺环境的全面变质问题）   除了以上问题外，我在撰写此昆曲简介时特别记起以往和西方学者就昆曲艺术符号学问题交流时所遇到的问题：他们非常容易以自己熟悉的西洋歌剧模式来“揣摩”昆曲艺术，因此以为首先要理解“剧情”。而当他们了解了“剧情”不过如此之后，就会连带减弱兴趣。（正如那些西方哲学家在读了《四书五经》翻译本后觉得“不过如此”一样，因为那里看不到什么“理论”，而他们不可能把《易经》当作西方意义上的理论）所以我在“简介”中首先指出戏剧性因素在昆曲构成中的次要性（仅这一点也要引起国内各专家们的反对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举行跨学科研讨会的理由之一：传统文史哲的现代学者多以为熟悉本业中的古典文献即足以处理本专业中的理论性问题，却不了解他也应该同时研习现代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否则只能成为“文献保管员”，尽管你可以把文献资料也排列成章节次序，但那不一定是科学性、系统性的分析成果，而只是变相的资料堆砌而已），否则你的国粹介绍方式反会减弱此“文化他者”对其可能的重视（包括脍炙人口的《牡丹亭》、《白蛇传》、《长生殿》等，其“戏剧性成就”显然不能相比于西方传统上的戏剧成就。你如果在此方面硬要以弱对强，那并不表现你的“民族性坚持”，而可能是表现了你的“文化分类学上的误会”：例如，你可能未曾准确把握住昆曲艺术性构成的诸不同介质成分的价值本身及其比例关系）。不仅如此，在此昆曲三要素（乐、舞、诗）中，唱词部分素称戏曲中最高雅者，而实际上比起诗词文学作品本身也已相当通俗化了，其中并没有独立的文学性创造部分可言。此一文学性部分，也同样仅只是起着辅助性的框架烘托作用。所以现代以来人们或者以为现代观众不易欣赏昆曲乃因为唱词过于典雅深奥，实则昆曲美学的要素中诗词并非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唱词部分也并非是决定审美障碍的主因。此主因并不是知识性的，而是文化习惯上的。昆曲是表演艺术中具高度“写意性”的艺术品种，其艺术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众所熟知的历史情境和“心理情境”框架内（由剧情、剧目、唱词、曲牌、角色类型等烘托）之唱、做、念及其整体性协调配置而呈现的情绪性和精神性的多层次美学效果。也就是，作为此表演艺术实现化之中心的“角色”，通过此三要素系统在各自的格式化选配以及相互配合性搭配的框架内所进行的表演层次上的变通性创造发挥所产生的、偏于形式化的美学效果本身。不妨比喻说，相当于在“剧情和唱词”所组成的“画框”内的“小品类艺术创作”。剧情和唱词就相当于书法中的字与句所组成的一个个小“画框”及全幅书法作品形成的大画框（折与套）。而书法家的博大艺术精神就表现在此“尺幅”之内，其中一笔一划的多方面的细微“变化”则可直接显露书者的意态与心志结构及其风格特征。（请看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于书法艺术的极其细腻的描画和分析，其美学情绪性语词意义的精细度是我们今人用现代口语所无法达到的）如果，对于中国书法，你不把握其内在的性质和特征，而泛泛地用西方理论语言加以（不适当的）“跨文化”描述，就首先可能失去了你的真实传统“对象”本身。昆曲也是一样，你不按照“艺术规律”（并非你以前熟悉的任何一种“理论规律”均可有效）来真实地把握“对象本身”，对其“构成”和“功能”未能准确把握，那么你就首先失去了你的真实对象（“艺术作品的对象”不是一堆传统艺术作品中诸元素的任意聚合，而是符合传统艺术规律的、存在于传统艺术固有结构中的诸元素形成的艺术整体性聚合）。如果把昆曲等“还原为”一出出“剧情故事”，那该会使之变得多么平淡无奇了呢？   好，那么人们会质问，这一大套老外能懂吗？除了少数汉学家外，的确多数不能“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文学术性国际聚会中要对西方人展现什么呢？目的又何在？仅是为了“愉悦”其耳目吗？这是一场重要的东西文明间的学术性对话论坛，我们当然要向西方来宾展现我们的真正的“国宝”。但他们看不懂怎么办？试问：西方人在类似的场合下，他会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呢？他才不管你懂不懂呢，你不懂就“学着点”！怎么我们中国人就没这么点心思呢？同样的，我们在展现“国粹”时就是要如实展现中华文明中我们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努力让他们认识此事实：不是要求他们也能同样有能力欣赏，但要给他们机会认识不同文明中的“美学价值”之型态。首先，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文明遗产为他们在该领域内所“望尘莫及”者（正如我们当初面对西方交响乐时那样）。他们之中的“有志者”也许今后就会关注这个方面。另外，作为国际性人文科学理论大会，我们强调的是认知性目标：让他们至少在理智上“知道”有此类他们不懂的、而另一文明自己极其看重的艺术类别，这也可成为对他们在此合作性对话中的一个种认知性贡献。（不是出于在洋人面前意图以“国粹”扬威这样的庸俗动机）其实，情况还并非如此消极。符号学的第一“当行”就是文学艺术（语言学和逻辑学等仅只是“符号学世界”的辅助性工具，二者各自均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它们并非必须“存在于”符号学之内），国际符号学家中相当多来宾都是文艺符号学家，他们当然对于我们推荐的中国“国粹”怀有真切的好奇心和认知的兴趣。如我们的芬兰会长、国际著名音乐理论家塔拉斯梯本人就是中国昆曲艺术的长期爱好者和研究者。当然他们的问题还不是在技术性方面，而是在整体文化历史体验方面（这一点与我们今日意图在世界推广阳明学时所遭遇的困境一样：老外首先缺乏的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因为未曾“真正地”生存于该史地环境内故难以“真切体验”此类〔伦理性和美学性的〕价值表现）。中国符号学同仁们：在此你们是否意识到你们的潜在“优越性”和“责任性”了呢？正是我们中国学者“有可能”同时掌握和体验到东西两套文明传统中的各类“价值”，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语言问题。一个“汉语”（主要指文语，不仅指古典文语，也指现代文语）就形成了西洋人深刻把握中国文化思想的工具性障碍！我们不仅在西洋人发明的科技工商领域已接近于和西洋人“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理论上，理想上，潜在地我们也有可能在社会人文科学上达到类似的水平。这是我自1988年去国后就日益亲身体会到的一个比较文化学上的特大问题。因此，不仅是因此可克服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而且是因此而引生的人类责任心的问题：在这方面不是也有一个“当仁不让”的问题吗？仁学的当仁不让，其义何等宏伟，哪里是什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富贵荣华）之类儒教庸俗人生观所能代表的立场呢？    以上所谈，一方面涉及到“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如中西文化和文艺沟通的理论的与实践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跨学科研究”的方面，例如，电影、小说和昆曲等领域都可泛指创作与研究两个部分，而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人们不必要在此同一约定俗成的名称下“互争高低”。而这些文艺领域的理论性研究部分则必然相关于、甚至于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工具，而这些领域中的创作者们则并不需要这类其他学科知识。例如，电影制作者不可能深入理解自己的行当的全部历史性、社会性、美学性意涵，因为这需要他们不感兴趣的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知识。〔而号称关心理论问题的爱森斯坦、帕索里尼、吉达尔等“电影创作家”掌握的“理论部分”又主要被当成了他们的艺术意识形态性操作的“纯工具”，而并非有助于他们对自己艺术行为的科学性认知〕而人文科学理论家们也当然没有能力从事艺术创作。文学家罗兰巴尔特专门分析小说，但他绝无能力如其自己期望地那样从事小说“创作”，他的“分析性”本性阻碍着他进行故事类编造（正如记得罗素曾说过，他因为天性倾向于分析活动而不再可能创作诗歌，虽然他的哲学性散文被公认为具有较高文学性，此种文学性却已为大多数现代哲学家所丧失或放弃）。也正因如此他可以比哲学美学家更真实地认识文学的“要素”。

南京大会的成功：从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的感谢信谈起 李幼蒸 大家好！这是我刚收到的国际学会会长Tarasti教授的复信。我返回后一直非常忙，还没顾得上和学会委员会详谈，昨日礼貌性地临时给会长写了几行，告稍后再叙，不想他马上回复，而且看来十分诚恳。先把 南京大会的成功： 从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的感谢信谈起 李幼蒸     大家好！这是我刚收到的国际学会会长Tarasti教授的复信。我返回后一直非常忙，还没顾得上和学会委员会详谈，昨日礼貌性地临时给会长写了几行，告稍后再叙，不想他马上回复，而且看来十分诚恳。先把他的信转发大家一阅（简译如下）： 2012,11,10 Dear You Zheng Thanks, I shall soon write to the Board

中国符号学论坛参加者名单更新 （2012年，11月，8日） （名单大致按加入先后次序排列） 说明 ：论坛参加者相当于志愿者，因国内暂无机构组织和协调符号学跨学科学术活动，符号学学者们自发成立此联谊性的松散组织，目的在于共同筹备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参 “中国符号学论坛”参加者名单更新 （2012年11月8日） （名单大致按加入先后次序排列） 说明：论坛参加者相当于“志愿者”，因国内暂无机构组织和协调符号学跨学科学术活动，符号学学者们自发成立此联谊性的松散组织，目的在于共同筹备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参加者的背景说明，仅供相互了解，当然不是什么正式‘档案记录’。此次再次整理更新名单时，尽量做到合乎各人实际。今后参加者如有个人情况变动，也无须立即加以更改，以免对各转载网站的工作带来不便。这种情况就和大家使用的名片一样，其中的内容随着职务不时的变动会续有更动，但仍不妨作为非正式自我介绍时的‘情况简介’。志愿者名单主要起着支持论坛举办者的“象征性”、“代表性”作用。本次名单暂时这样确定，如果今后继续有参加或退出者，可以提出，但须等到下次更新名单时再作调整。敬希谅解。 序号  姓名 研究方向 单位及学术职衔 1 张   杰 苏俄文学符号学 南师大外院院长，教授，南师大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符号学学会执行理事 2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