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科学：放眼世界全局（非偏局），参与主流理论（非偏流） 贵阳论坛随想 -9 （结束篇） 李幼蒸 简 目 A 。认识论层次辨析 B 。职业化和科学化的矛盾 C 。三十年前故事的寓意 D 。中国人文学术应朝向世界理论主流 E 。学术发展中偏颇倾向的形成背景 F 中国人文科学：放眼世界全局（非偏局），参与主流理论（非偏流） ——贵阳论坛随想-9（结束篇）
（增补稿）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之终结 : 2015 新年感言 37年来我的观察和总结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前副会长） 【补注】本文仍然采取了忆往叙实诸文的套式铺叙风格，以便在节约时间考虑下尽量多的纳入有用信息。之所以不时加入括弧内引申，就是因为所引申者 （增补稿）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之终结: 2015新年感言 ——37年来我的观察和总结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前副会长） 【补注】本文仍然采取了“忆往叙实”诸文的“套式铺叙”风格，以便在节约时间考虑下尽量多的纳入有用信息。之所以不时加入“括弧”内引申，就是因为所引申者通向了另一论述重点。如不以这种方式行文，就须大费周折地整篇调整各个段落了。另外本文的读者对象，不特别针对当前学界，而是针对着“一般性”、“假想性”读者，自然无关于时空限制，所以不着意于当前学界的需要。因为不论在国内在国外，我的论述都是超越了学界职业化潮流之习惯的，都是无助于学人在现实中因增加了资讯而可能增大其取利概率的。今日深入的学术理论思考就不得不反而要超越学界现实生态，虽然文章的根本意图是要有助于人文学术的创新发展的。此一根本性反差和对比，乃因本人未曾在世界上任何教育机构中获取有关人文学术的职业化训练，因此思考方式当然“与众不同”。我仍希望此种学术视角的分歧可能提供学界有识者有朝一日进行深入反思的参考。另外，由于明年要专注于写作和翻译计划，大概没有什么时间进行此类“学术社会心理分析与批评”了，所以今日重读昨日完成的此文时，又不断添加了引申之论。（2014圣诞日加注） 前言： · 1.。症结：学术作风问题仅是表层现象，根本的原因乃基于人类文明史上空前出现的现代技术化、商业化时代文化思想朝向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全面蜕变 · 2.。某网络写手：“我和传统作家不是一路人，甚至我和写武侠小说的都不一样。….我没有把自己划到文学领域，网络小说更像是泛娱乐，和网游、漫画更接近。”（此人年薪仅百万，远远赶不上最高获筹两三千万） · “1”提醒学术生态观察家，必须同时分析、找寻现象背后的多层次制约因素，不可仅就现象面分析下结论，虽然必须首先扣紧“现象”，因为现象就是多层次真相之入口。
中体西用新解和人文科学前途 李幼蒸 【作者新序】 整整写于三年前的下面这篇长文，今已收入个人纪念性文集《结构与意义》（增订版）上卷内。现一字未改重发于互联网上，因其内容也完全适用于今日国内外学术现况。本文的立意仍然是依据于现实却朝向于长远。我 “中体西用”新解和人文科学前途 李幼蒸 【作者新序】 整整写于三年前的下面这篇长文，今已收入个人纪念性文集《结构与意义》（增订版）上卷内。现一字未改重发于互联网上，因其内容也完全适用于今日国内外学术现况。本文的立意仍然是“依据于现实却朝向于长远”。我们是不是有着太多的人只关注“现实”而不思考“长远”呢？中华精神文明应是这样眼光短浅的吗？把“长远思考”当做无关紧要，将人人都已熟知的现实话语之重复当做“切要之言”，这代表着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呢？不管现实多么复杂多变、难以介入，“不务实业”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却正表现在精神世界内的人弃我取方面：着眼于时空全局，朝向于真实而永恒的问题（即现实世界的真实深层问题，而非逃避现实的虚幻世界中的虚幻问题）。今日之“士君子”正应勇于介入有关新时代的精神世界领域（其实践学基础为人文科学之重建），此一志向岂能听任其受到任何多变现实因素的困扰呢？读《论语》就是要解决这个人人切身的问题，可惜百年来的职场“论语大家”们颇难悟识该书真谛，更不能据以身体力行，不少人只是借以托古自重而已，即（包括下意识地）借孔孟大名以追求个人名利。而偏偏此类学人最易得名势，并可本传统的“乡愿应世智慧学”（此为法家智慧学渗入仁学系统后的歪曲性演变），控导着学术思想方向，结果使得论语精神不得真传。怎样从此误区解脱呢？我们于是又找到了阳明良知学！新阳明学之目的不再是满足于职场工作需要，而是要求人人反躬自省，切实“改造自己”，即大大提升自我内心检视的精密度，以在内心深处“闹革命”【不要泥执福柯言论，其言只应姑且听之。其人的政治判断之肤浅恰与其论述逻辑之“深奥”形成反差。西方理论家多如此】，并时时调整自身学术志向中的方向、方法、对象、目标，以期可不为全球商业化大潮下日渐垄断文化方向之电脑技术化势力所制，自然更应避免为俗常唯利是图世潮所裹胁。今日读报见毛坦厂中学陪读家长上千人，模仿台湾抢头香陋习，纷纷到神庙抢香，期待子女来日得以在神明护佑下出人头地，最终于此生达至成功夺利的目标；昨日见报道，有南方土豪用人民币戏逗幼儿以期激发其“见钱眼开“灵感，使之自幼即可意识到金钱具有可通向豪宅、美女、事业的无比珍贵性！再读近日连续报道美国每年开除8000中国作弊或不合格留学生，而大陆送幼童洋插队之风不为所动，可谓前赴后继，因均已感染 “金钱大梦”流行病而无以自拔。真不知金钱主义已将世俗人间败坏到了何等地步。而“高级赌徒股神”们正成为全球最高英雄典范，吸引着亿万人民（今读报纸知有村民已成为新股民，即从以前牌桌上的“小赌”，通过高科技，演变为今日股市上的“大赌”。算是找到另一发财之道了。）因直接或变相“嗜赌”而“竞折腰”；本地电视、广播无日无之的广告宣传则都是如何理财、如何发财、如何搞迷信的话语，此一全球人民大众的“求财第一志向”岂非正体现着一种现存真实的“普世价值”？这是人类的进步呢还是堕落呢？因为中华精神文明的传统精华都是与此相反的。今日“金钱才是万能”实已成为全球化普世价值。那么，马克思毕生反对的不正是这个千古世俗大道理吗？马克思思想在欧洲学界仍受重视，虽不再源于以其名义而发展的多种多样社会政治历史实践，却正是基于作为其学理动机之一的此一批判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类在科技工商支撑的唯钱是求思潮浸泡下，其物质化欲念本能已被全面煽发起来，今正朝向推动人类成为纯经济动物阶段前行。在此唯物质主义世潮下，人类自然已失去了思考人生观问题的严肃兴趣和能力，于是“how”（技术和方法）的 问题取代了“what和why”（目的和理由）的问题。此又为以往几千年精神文明中所乏见者（此所以今日不再需要思想家而只需要技术型“学者”之故）。【而号称侧重精神信仰的宗教，不过是辅佐此物质主义人生观的意识形态掩蔽物而已。人类的至关切要问题都是现实世界问题，而他们偏偏让你关注非现实问题，以使你客观上不可能有余力、有知识、有智慧再去深入思考真正的现实问题，也就是人类真实信仰和价值性问题！】 尽管本文题旨朝向于长远，时隔三年后重读，却发现也有其特殊的增附意义。一者，有助于我们回顾三年来以符号学为视点的学界情势的演变，再者，促使我们重新反省学术界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情境的演变路线。时过境迁，本人在南京大会后因学术理想遭受“突袭”而激发出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唐吉可德式冲动，在前年地中海反思之旅后以及去年索菲亚大会告别之言后，已然完全平复。在追求符号学学术理想的历程中，本人已经完成了一己之力所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有效地宣表了理想和理念，并获得了少数有识之士之感应。至于其不得在学术现实界有效实行一事，则属于并非自身可介入的另一层次问题。学术的现实化发展和学术的理想目标，完全是两回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外界条件）。士君子只能尽其在我，素其位而行，岂能强迫客观集体现实屈从于主观个人理想？此外，今日可比以往几十年来更加体会到孔子“正名论”之的深意。几千年来历史上都是学术名词使用者如何“语用学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地）歪曲性操控代表性名词的历史【是符号学有助于我们辨析学术话语语语用学之肌理】。对此何足为奇？我们当然不能被此类“以奇乱正”的学术名词语用学实践所诱而与其纠缠或妄图更正其错失。因为彼辈本非学术真理追求者，不过是借学术资源以谋集体性私利者。由此可领悟，孟子的“义利之辨”也是今日学术认识论的第一重要原则。孔子正名论和孟子义利之辨说，岂非都是新仁学发展方向的永恒箴言？古书正要“结合实际”或纳入现实语境才能得其正解。靠古书谋求职业实惠者，匠人而已，虽能博闻强记，何足道哉！尚且不论那些强附风雅而实属玩物丧志的、以经营古学之“文物现代商品化”为自身专业的人文学者了。 还要看到，本文最深刻的意涵其实是朝向西方主流人文学术理论大方向困局的。作者认为，不要被各种职场上的流行言论所误而忽视了我们的最重要问题所在！千言万语，中华精神文明目前首先应面对的是西方理论的认识论压力。有意规划长远的中华士君子，不是要像色厉内荏的【我称其失首在学术实践本质上之大方向“违孔”上】海外各派新儒家那样抱残守缺，一以复述古人话语并将之功利主义地运用于人际关系领域作为其自慰、自诩与机会主义应世的途径，而是要在面对强大西方人文理论压强下，迎难而上【应有“我为其难。彼为其易”的大气魄，（尽管为其易者因依附制度化条件而可掌控资源、为其难者因坚持独立探讨而不得不处境危困。而“危困”正是考验历练之机会也），此方为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华士君子应有之真纯气象】，瞄准其缺失、错误与缝隙，勇于介入。即不为制度化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崇洋媚外大势所屈，而能独立自主地致力于有关全人类精神文明前途之深思【难道连精神文明前途也要由技术性专家和商业化抄家，利用其金钱势力，来加以控制吗？精神文明前途是可以用金钱基金会之故意扬彼抑此的策略而加以垄断的吗？在此，我们岂非正应运用孟子之“富贵不能淫”教诲？不如此，我辈必被金钱势力所诱、所屈，渐渐失去独立治学之勇，而最终不得不成为趋炎附势之徒！“赵贵能贱之”岂非正是为两千年后的今日所发乎？读古书而不知将其应用于当前真实伦理情境，正是“庸儒”之通病，因彼辈本无求真之志意，故必遇难退缩、遇危而懦也。可叹，此一根本上败坏“读书人”心志的“利诱伎俩”，今日正体现在全球商业化人生观的狂潮巨澜之中。以矢志求“新功名”为心者，尚能存有“耻感”乎？此一警示早发于两千年前孔孟之口，却可切中时弊于今日世界。谁曰孔孟为过时之言？肤浅的贬中崇洋之徒怎么不说同一古远的《圣经》为过时之言呢？过时不过时，不以其存在时间长短论，而以其是否能切指当前问题所在论】 于是，正是在此南京大会前多次发出的寄望、南京大会上的中西学术关系“宣言”、南京大会之后面对“后文革遗症之突袭”时而一度错乱脚步之后，我最终得以在索菲亚大会告别国际学会的讲演稿中，“利用”学会赋予我的发表条件，发出“临别之箭”【其后并于兰州十里店黄河边将十多年来发表的相关英文文章编成了一部新英文文集初稿，以继续在西方学术系统阐释其时代学术批评之大义】：揭示今日西方人文理论思潮中之积弊——哲学原教旨主义。我的论证的独特性则表现在：指出了此一几千年西方思想惯式，今日实与全球商业化、职业化、制度化、技术化的总的人类文明唯物质主义趋势之“曲线共谋”有关【坚持制度化的教条主义话语之垄断，有助于反使其从根本上失去真实反思力和批判力，卒使其传统上享有的权威名声成为阻碍真切理论思维前进之堡垒。这就是一种另类“辩证法”：一方面要大力提倡深研西方哲学，另一方面要勇于解剖其内在结构与真实功能】。而本人论断的根本价值学依据，则来自新仁学的义理。对此，遗憾，我们的西方朋友们根本不懂，包括那些不乏西学理论知识的汉学家们。自然也包括海外完全唯西学制度马首是瞻的华裔人文学界：他们和我们一样读孔孟，而彼此的领悟可如此不同。无他，他们一开始就选择了依附于大趋势中的制度窠臼（学界权威性共识与现成职业程序），以求身家之安稳、家派之发达【即以获得“社会承认”为第一人生观，而孔学所教者则是“学为己”】，其“心安”乃落实于此也！即心安于“力势”而非心安于“义理”，足证他们已被世界人文学术潮势所裹胁，只能按照西学标准而成为今已名正言顺的个人学术逐利者。也就是忘记了仁学的根本信条：只问其义，不计其功。【自然，在此，义也，功也，均需针对现实情境进行解释学地把握，而不可泥执古人言语之表面。为什么他们就是食古不化呢？如深入探索可知，因为他们本质上正是按照商业化时代学术市场需求原则行事的：成为掌握古典文字资料的“匠师”或成为供应古学商品的商家，即学术市场化机制中的“卖家”。还美其名曰不“数典忘宗”。实则，彼辈所所忘者，中华精神文明之“大宗”——仁学；彼辈所持者，国际职场内的文物商品供应商资格。君知否：顾颉刚一代并非如此，而其弟子中改弦更辙者大有其人也。五四时代卓有成效的现代国故学精神之所以瓦解殆尽，原因在此。】一般而言，为什么五四时代一国之文史学术思想可如此前进而其后走向国际的文史后代学术思想会如此保守呢？千万别再被人文理论界的洋资历、洋头衔所误导！正是这种不能正视自己真实程度而单纯信靠自身获得的、实属“秀才”一级的洋学位的生存态度害了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人上人”，对于“不服其言者”竟然好意思反击以“葡萄酸论”！学理上的井底之蛙、自曝其短到这种可怜地步！而其贻害虽仅流布于两岸，却足以误导中华文明圈青年之认知。此所以须不断揭示此类依洋自重者之知识真伪。我们根本不是要仅仅计较于其个人“知识斤两”，而是担心其言其行在崇洋媚外甚嚣尘上的两岸产生长期负能量也。因为误导是双向的，两岸大有人在鼓励、利用此类具有洋关系者之高等华人形象以在两岸遂行其非学术性目的。对于西方专家而言，我们的谨慎与批评态度也同样出于这样的计虑。此等不得已苦心岂是唯知争名夺利者所可识知及认同？否则，谁还会在意寄生于异域学界者的自我夸示之言呢？即使他们把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说成是已上升至一等公民了，谁又会关注此等自我标榜姿态呢？却不知，在百年来文化学术上唯知避难就易、退守自安的历史环境下，两岸则有人要故意鼓励他们以此“一等公民”资格自视以在学术和非学术领域中起意识形态的作用呢。其背后最深的浅台词则仍然是：即使人文学界，也是“西风高于东风”，因此“东风”下的炎黄子孙人文学者不言自明地应因此共识而不得在想象中自逞志意。【君知否：民族主义国学学术的真正客观功能反而是要在人文理论整体格局中自降学术理论等级？因学术民族主义在学术理论发展中只能起着装饰性的、意识形态掩饰性的作用。这样一来，学术理论的重镇必长期由西学所独占。或者：中华文明自甘于在学术精神事业中缓进而情愿让出人类文明史上的精神事业主场而满足于在西方开创的物质建设领域单维发展。此亦正中西方文明世界之下怀也：“你们专搞物质技术发展，我们则在物质技术之外可独掌人文学术理论话语权“。你如幻想以“中国元素”对抗之，亦同样正中西方之下怀：“你以资料（所谓“中华元素”多为资料级文物也）为荣，我则以理论为荣；我为你提供理论，你为我提供资料。到头来谁跟着谁走？当然是搞资料的跟着搞理论的走了！】也就是，一定要维持洋学者逻辑上高于中学者的、“潜台词上的”支配性态势。在此趋势下，海外华裔文人亦可在此格局下发挥其配合性作用：承认“准洋高于中，真洋更高于中”的人文学术生态逻辑。此一趋向正好迎合了他们本来就持有的唯个人名利是求的人生目的。结果，彼此一拍即合，而受损害的则是中华人文士君子的真实前进动力和心气：“我等技不如人，抱残守缺可也？”真正关心中华精神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之发展者能够阻塞此民族伦理精神志气乎？如果按照海外新儒家依洋自重、依古自重的人文学术实践方向，中华精神文明必将长期成为世界人文学术界的二等公民。（本文亦对此续有阐释）。而在世人纷纷趋洋赴势的大环境下，所揭示的新时期中华精神文明发展义理当然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深入思考后应推断，以上所言实为商业化功利主义大潮裹胁之效！因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就是意志薄弱，故极易成为遇难即退的机会主义者。当然，他们在客观条件方便时就倾向于大言不惭，借势积累名士派虚荣以自壮，在客观条件不方便时就倾向于自欺欺人、文过饰非以自安。考虑到几千年的历史现实，我们倒也无需在知识分子人格问题上求全责备了。最后补言，那么传统仁学和传统儒学的本质性区别何在呢？简言之，一者为“人本位”之价值学，另一者为“官本位”之价值学，此所以前者具有全球普适性价值，后者仅具有特定史地区域内价值。（以前常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就是普世价值吗？）毋庸赘言，前者可影响世界，后者只可影响一国；前者为有志致其大者，后者为有志致其小者。舍大取小，有志者应为乎？换言之，前者为全球世界级软实力，后者为一域民族级软实力，舍世界级影响而满足于地域级影响，此可为智者之择乎？】 【重发旧文前，联想丛生，有不吐不快者，遂草拟此“前言”。作者时年78岁，于2015-6-2日补叙于旧金山湾区】
展望 中国符号学的前景 贵阳论坛随想 – 8 李幼蒸 1。中国符号学将成为世界符号学的第二大舞台，成为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世界新中心。国际符号学学会对此前景一直存在矛盾心理：希望中国符号学成为国际符号学的重要新成员，但不希望日后会喧宾夺主。在最初确定 展望中国符号学的前景 ——贵阳论坛随想–8 李幼蒸 1。中国符号学将成为世界符号学的第二大舞台，成为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世界新中心。国际符号学学会对此前景一直存在矛盾心理：希望中国符号学成为国际符号学的重要新成员，但不希望日后会“喧宾夺主”。在最初确定南京第11届大会总标题时，他们反对“西方vs 东方”这样的对比表达法，其中就隐含着此一学术商业竟争化时代易于滋生的顾虑。为了减少筹办的阻力，我们最后对此表达法也做了相应变通。但本人在个人的发言中仍然明确表达了中西思想对比这样的的历史性认知。 2。毫无疑问，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为西方文明圈之外的世界最大文明圈和学术思想史巨库。我曾问瑞士耿宁，在他同时研习的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之间如何比较二者，他回答二者一样重要。因为他主要的兴趣在佛学思想类方面。如果从文史哲宗艺全面来看，印度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我为表达此历史性事实，不得不得罪了印度符号学学者）但是，中国符号学的内涵就显然不同于西方符号学了，它必定是在常规学科理论专深的基础上与符号学理论结合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在对常规学科专业不深入的条件下，通过标新立异广告术形成的空头符号学妆饰品。所以，中国符号学学术的建设，绝对不等于片面地学习某种西方符号学理论就可顺利推进的。那样的理论话语转述工作，只是从理论方向开始治学的第一步，其后必须根基于常规学科专业加以有效汇通。同理，常规学科理论的自然发展也必然会结合到符号学。西方符号学同行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中国符号学前景与他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小，而中国符号学同行会发现，其中中国的独立学术分量将会越来越增加。（可参见本人1988年为英文《符号学百科手册》撰写的条目“中国符号学的历史资源概观”〔英文〕。该文虽然只是列举纲目，却可见符号学与中国的国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具有极其广泛而密切的关联性。可参见南京师大外院网站） 3。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学术理念的“静态”和学术实践的“动态”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发展的张力关系。二者之间的“距离”最初会非常突显。我们在南京大会后遭遇的中国符号学史上的变故，其实就是此种张力的一次“崩发”。南师大张杰先生说的并不错，按照此前经验判断，他认为目前只有外语界才能形成符号学的气候。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符号学理念和目标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如何从现在起就关注基础性建设的问题，而是经验主义地只想到如何凑集到足够多的参加者的问题。却忽略了，重要的问题不是参加者人数有多少，而是发言者的“学术背景”所具有的“建设性潜力”有多大。 4。中国符号学论坛是为着中国符号学事业的有意义的（因此就不是单纯为制造社会文化声势的）发展而努力的，其实践是一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我们现在只是第一步。这个南京大会后的“第一步”，不应该是意在以学术活动来扩张学会的规模，而是为了以后建设性的发展而“夯实基础”。其实，目前也还谈不到真地在夯实基础，而是尝试性地、象徵性地初步仗量“地盘”而已。在此阶段，我们的“实践符号学的relevant focus”是大方向的正确性，而不是各种irrelevant的因素，如人数，学界承认度，国外关注度，大腕有无参加，经费是否充裕等等。这些因素在实用性层面上当然是相关的，重要的，但在“符号学发展认识论”上则不具有相关性。当然，我们的处境因此也就更加困难，在迈出这一步时，既要克服各种阻力，又要团结住“勇于”（因为此类参与的即时性效益有限，并难以为体制内所承认）参加这块“实验田”的志愿者们。当然，我们要不断提醒，虽然此一跨学科合作的第一步“成绩”可能不够显赫，但其“实践逻辑性”的指向是十分清晰的。因为中国符号学的可能参与者或合作者，不仅可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可来自“三百六十行”。因为中国符号学论坛是属于全体参加者的志愿者团体，其学术功能的清晰性，将永远保证着它可以提供民主、开放的讨论平台，而不会像某些常规学会那样最后总是沦为少数“学术权贵”的特权场地。 5。不过，我们要认清此理念（未来）与实践（当前）之间张力的存在。希望论坛参加者都能“共体时艰”，心怀理想，朝向未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对此学术革新的探索式活动多一份理解，多一份爱护，多一份投入。参会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常规学术会议不同，自己不仅是论文宣读者，而且是论坛事业的参与推动者，都应该在集体讨论的时段内积极发表意见。并积极关注论坛“协调小组”的遴选工作。非常令人鼓舞的是，在如此没有资源和背景的支持下，单凭参与者的热情，我们已经有了第三届论坛研讨会的设定。我们更欢迎参加者中有勇于承担以后论坛研讨会的学者，能够在贵阳论坛上提出新的建议。 6。“中国符号学”的身份和构成，完全是出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创造，可以说与国际符号学学会没有多大关系。（虽然，我本人适巧同时参与两个学术组织，可以顺便进行必要的沟通。）我们要再次意识到中国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不同的的特点是：1）中国符号学是通向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是为后者服务的，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某学科的专业人士；2）中国符号学论坛的规模只能是逐步扩大的，不只是随着中国的符号学知识的扩展而扩大，而且（尤其是）随着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总体发展而自然扩增的。因此，“中国符号学”就是中国人文科学本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之一，二者必然会越来越认识到彼此其实是“一家亲”。如果这样，还有哪一个学科或领域“好意思”妄图领导数十个其他与之平行的学科吗？ 7。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在促进中国符号学的跨学科发展方面，迈出了领先的一步。2008年，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上，（也许是？）首次实行了不限资格、自由参加的办会政策。此一政策为日后承办国际符号学大会提出了可靠的保证。2012年，南师大外院再次坚持了欢迎各界人士自由参加大会的政策。这是中国的跨学科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当然，这样的进展是实质上在单领域学会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其方便性和跨学科组织上的欠完全性。此次贵阳论坛研讨会的举办则是跨学科事业向前迈出的新的一步：而且是一次按照真正的跨学科组织程序进行的论坛研讨会。筹备会方是以论坛承办方身份平等面对一切学科人士的，而不是人为地企图将他学科人士聚集到本学会“麾下”的。这样的研讨会的规模，在此初次尝试阶段，自然可能会小于长期进行符号学活动的单领域学会所组织的符号学活动，但它在组织的方向上“纯粹化”了，因此肯定有助于日后跨学科合作的扩展。就此符号学活动组织方式而言，我们当然应该像各国的全国性符号学学会学习：“全国符号学协会或联合会”是由各领域、各学科平等组成的，绝对不能是以某特定学科或领域“为主”的（2004年我们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就是寄希望于社科院能够以中立的立场组织不同学科人士的参与，借以推进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但遗憾的是，他们后来表示没有兴趣承担什么推进新知新学发展的工作。）。为了将国际符号学大会引进中国学区来进行，我们只得依靠任何“有实力”的单位。大家知道，在我和南师大外院的长期合作中一直存在着这种“双方心照不宣的相互容忍态度”。他们听任我在个人宣传上表明南京大会和论坛与他们学会无关，而他们自己却直接将自己的学会作为组织者之一纳入大会宣传框架。幸好，直到大会召开之前，他们都是能够实质上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议程构思的，而在会间出现磨擦后也能适当“让步”，总算把那场“大戏”唱完。
全球商业化正在异化人文理论（增补版） 李幼蒸 今日（2015-7-9）本地中文报载一位名专栏作者的杂文萨卡瑞亚为人文辩护。文章开头一段如下： 2008年以后，美国处于经济衰退压力之中，人文教育受到空前打击，不但中小学的文科受压，大学文科教育也受到空前轻视 全球商业化正在“异化”人文理论（增补版） 李幼蒸 今日（2015-7-9）本地中文报载一位名专栏作者的杂文“萨卡瑞亚为人文辩护”。文章开头一段如下： “2008年以后，美国处于经济衰退压力之中，人文教育受到空前打击，不但中小学的文科受压，大学文科教育也受到空前轻视，社会全面倒向高收入科系（电脑、财经、STEM）；高等教育不得不消减人文学科拨款，以前备受尊敬的文史哲，现已沦为最不受职场欢迎的学系。不过在人文教育受重击之际，仍有不少人挺身而出，为人文教育辩护。譬如著名哲学家奈斯鲍（Martha Nussbaum）就是有力的辩护者。她说当今的全球教育，正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整个世界都放弃人文教育，投向职业技能教育，但这种教育就算制造更多先进机器，却培养不出完整的人；只有完整的人，才能独立思考，能够了解和同情其他人的需要。。。。” 读完这篇千字左右专栏文后，觉得所提到的几点非常适合于举一反三、以小喻大之申论，故立即放下今日正常工作也借题发挥一下。以上短短引文直接间接包含的要点如下： 1.
中国符号学属于中国人文科学全体 贵阳论坛随想 -7 李幼蒸 【前言】在南京国际大会和首届论坛前，本人错以为在南京两会基础上会趋于团结一致的中国符号学学者们，在两会之后将可在国际符号学跨文化方向的新时代，面对着国内外传统人文学术主流，将可共同进入 中国符号学属于中国人文科学全体 ——贵阳论坛随想-7 李幼蒸 【前言】在南京国际大会和首届论坛前，本人错以为在南京两会基础上会趋于团结一致的中国符号学学者们，在两会之后将可在国际符号学跨文化方向的新时代，面对着国内外传统人文学术主流，将可共同进入学术合作的新时期。不意中国符号学分裂主义派系竟然在我几年来高唱中国符号学“团结曲”之时，已然在预谋着分裂与结帮的计划了。于是，就在论坛会议开幕的前一夜，此一计划即在理事会“密室”计议中进入了其实施倒计时。次日首届论坛开幕式上，在各界参会者粹不及防间，突然将其“唯我独尊”意图宣布。当时及其后的故事均已陆续披露出来，兹不赘述。半年下来，外语界符号学派的“以学谋权”活动一节高似一节，并最终造成了中国符号学学术圈的大分裂事实。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者要记住这段颇富戏剧性的学术生态颠覆史，它反映的不仅是符号学的问题，而且还是整个今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界的问题。即，为什么在此中国人文科学界的大环境中会突然出现这类不思促进自身真知真学而一味关注于如何将他科学者纳入自己麾下的时机。如果知识分子者流均如此行事，当初大家被叫作“老九”也还并非完全属于冤枉了。似乎，只有当被放在老九的位置上时，才能老老实实地规矩行事，而如一旦给其增加了自由度，就可突然间换一副面孔，开始想着如何拉邦结势，巧取横夺了（贫农变成地主后则可比原地主还地主）！我们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只能够这样来规划自己一生的行为方式吗？ 可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祸福相依的，没想到“痛定思痛”之后我竞又感悟到，此一“分裂”岂非好事？岂非大好事？道不同不相为谋，岂非正应划界于此时？正像我在两年前辞谢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刊物“首席顾问”名衔时答复赵所提“为什么要谢绝？”问题时所答：“因为我们的‘路子’不同！”，而那时所说的“路子”就是“道”。道不同是也。中国符号学也有中国符号学的不同之道，而这个“道”（路线）的差异还反映着中国人文科学整体发展观上的特大问题：中国人文科学能否独立向前发展的问题？原来南京大会已悄然成为对此问题回答的一个分水岭：是盲目跟随国际学术时髦，还是在全球化时代独立地、创造性地发展中华学术？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却正反映在这样一种现象上：35年来，由外语界和外语界出身者所主导的现代西方理论的广义“以译代研”学术方式，不再能主导中国人文科学界的方向和风格了。在中国符号学领域内此一率先谋划的分裂行为也部分地反映着：他们意图坚持那类被动的、变相抄袭式的（因此容易多快好省获利的）“转输”西方现成时髦理论的势头，此一势头今已遭到了在新世纪全球跨文化时代倡导中华文化学术精神独立自主发展的力量之抵制。由南京大会标志的国际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到来，是以这样的学术口号对峙于广义以译代研派的舶来学术方向的：独立自主的中华文化学术圈，将一方面在西学领域参与西方学术世界的全面跨学科革新运动（因此对峙于西方主流理论界所固守的传统分科化本位主义部分），另一方面在中国学术区倡导跨文化的多元理论化方向（以对峙于中国学区的西学中心论和国学保守论）。二者均首先要求参与学者在治学态度上的自我革新（致良知）：即以“求真”的治学态度取代“求利”的治学态度；其次要求参与学者不能盲目跟随西方理论时髦，以占领本国西学学术市场为目的（这正是以译代研派学术风格得以奏效的文化心理土壤）；就符号学而言，则要首先贯彻“跨学科实践学”，即将各符号学和各专业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专业与符号学双提升的学术目标！这样的新世纪的、后南京大会的“双跨方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符号学，必然要超越以译代研派或海派符号学的空头符号学大方向。新符号学是生存于古今中外文史哲宗艺的各个主、偏专业学科之内的，是由关注新方法论的各个专科学者们共同参与的，而不再是由“准职业化的所谓符号学家”们主导的了。这一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突然到来的学术方向上的变化问题，非本文主题，兹不论。 不过，整体而言，中国人文科学当然应该对于广义外语界相关学者各种有关现代西方理论的初级知识性介绍工作表示感谢。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新时期最初这三十年的学术工作任务！中国符号学内同属此方向的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当然也在大家感谢之列。与此同时，一些人的今日主动的分裂行为，却也戏剧性地、象徵性地表达了一个符号学学术思想发展阶段之“结束”：广义外语派符号学的学术群体，一方面必定合乎历史逻辑地要逐渐退出中国符号学的主导地位（有人最近广为免费散发的电子客座研究员聘书，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在此仓皇退守中的无力姿态而已；同时也因此，并加上此前不久向贵阳会议参加者广发邀请函的破坏行动，而可进一步坐实其长于〔25年前即已领教过的〕挑拨离间和拉邦结派之本性）。另一方面人们也应理解他们愿意停留在适合他们知识条件的领域：即一般介绍和通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领域。可是中国符号学的主流职能必将陆续转移向中国人文科学的主流领域，即文史哲宗艺诸科之理论部分。中国符号学将成为中国的中西人文科学各学科的常态方法论之一，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封的空头单学科或单流派。此外，随着中国人文学界学术水准的逐年提升，单靠空头舶来外国成说（参杂中国古今学界大师名号点缀）以炫示于不熟悉国外文献师生者的时期亦将成为过去，中国新一代青年学者们不会永远这么容易被一些既无实学根底也无理论训练的“符号学大腕”们控导下去了吧？ 由于文化语言问题，中国的外语界当然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文学界和语言学界。两岸外语教学文化都须花费大量时间于实用外语教学上，这就必然导至他们在最佳青春年华的4-5年间耽误了研习各种专业学科的宝贵时间。而一旦毕业以后又只能忙于利用自己的外语技能作为参与职业竟争手段，实学专科知识修养的不足自然成为外语界的当然现象。但是一些外语界人士出于实用主义的职业自保意识就是不肯承认自身的“职业先天性”的知识性欠缺。我在受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符号学研究所顾问和两次担任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备会顾问期间，不知道和张杰院长“恳谈”过多少次，希望他们一定要首先认识自身的普遍知识教育性欠缺，然后规划如何急于补课问题，以期后来者居上，并进而使得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乃至整个师大文科，可最终升级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我那时还真把那个“顾问衔”当回事了，因为我发现该院尚未被“比较文学界势力”所侵入，因此该院即使是出身英语系者也都作风朴实，和我所见的其他西语界出身的比较文学学者的轻狂风格不同，所以还抱着一种如何积极建言以有助于他们的真实学术提升的想法。（不肯承认自身缺欠者就根本谈不到自身的进步。“致良知”口号就是干这个用的，可惜今日大谈“致良知”学者们本身也是普遍地只将此座右铭‘对人而不对己’）但是在无数次的劝导中，张先生就是“不理解”这个在我看来明显不过的教育学道理，他永远要把本院说成是处处学术领先，以及如何因其符号学学术的前沿地位而已获得了大量资金奖励和表扬等，并以此作为所言之“证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院长受到一种体制内“逻辑”的制约：他只能本位主义地呈现“自夸姿态”。一直到南京大会后的分裂态势形成后，我还不时对曾经两度合作办大会成功的南师大外院“一步三回头”地试探其“觉醒”的可能性。但最后终于确证：他们只能那样“合乎体制内逻辑地”来言行举止。在南京大会会间，因为筹备会不和我这个顾问商量就自行安排了完全与大会筹备工作无关的学会会长取代我来担任大会级节目之事，出于礼貌我当然也只得默认，但也同样出于为大会总体良性效果的考虑，我也不得不主动提出要求安排我参加闭幕式总结发言。由于此一软性“碰撞”，筹备会秘书长曾当着张杰先生面对我表示：“我们永远会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做的工作的！”可是秘书长却不知道，这句话本来应该是我对他们说的。此时这个“我们”就是中国人文科学全体，所感谢者何事？为中国学术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所应感谢者，是主办方的公益性奉献活动，而不是感谢谁帮助主办方本身获得了什么荣誉之类。否则就等于他们在“假公济私”了。当然，我岂不知人们会对我之“不明事理”感到惊讶：哪能这样要求人家办会呢？却不知道此一表达出来的“态度学”含有着多方面重要意义，其中最主要者为：以学术谋个人及团体私利的动机学，将严重阻碍当事人本身的真实学术性提升！（有什么样的动机就有什么样的相应结果） 那么再简单地看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界急功近利的事多发生在广义外语界（含当下外语界和本科生阶段为外语界者）？公平说一句，并不是因为此类人士多自动聚集到了外语界，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比他界人士更多的“客观诱惑”：借其实用外语方便而“捷足先登”。先登者何？“舶来文化品”是也。难道仅因如此他们才最易犯“舶来式学术”的偏差吗？不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欠缺各类实学训练的“本钱”，所以本身并无能力对学术舶来品进行深入的科学性判断及据以促进个人学术提升（大家注意一个“危险的”事实：凡是只能翻来复去或直接或变相‘转输’国外理论名著话语者，其自身极难因此而逐步提升个人学术思考水平。而在中国的学术环境里这类舶来学术品制造行为却是很快可以为其带来体制内的学术承认和地位的。因此他们就有了充分“自卫”和“掩盖”的条件，甚至于可在学术高级地位上安全地延存下去（以至于可一生均以最初以译代研学术方式挂靠上的西方大师名号，作为自己“吃穿不尽”的职业化资源，而“时人莫之辨也”！这就是今日不少西学理论家的智慧学之所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将因此而以自己获得的名实不符大名广泛地影响着新一代学术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而问题并非在于我们非得斤斤计较于他们自身不公获利问题不可。），甚至于也因此而欠缺着基本的“科学家”的品格培育（这是个人学术得以不断努力有效提升的心理学保障）。 幸好，在外语界的确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决心独立治学，日后也的确已成为或可成为各种实学专家。如此就自然不属于我上面所描述的那种以译代研派类型了。我希望外语界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能够首先摆脱外语界的功利主义积习，拒绝各种拉邦结派诱惑，通过自学而成为各种专科学者。外语界的正派符号学学者们，更应该谦虚地平等对待其他学科学者，不要自以为比其他学科学者更懂得西学理论，而应该主动参加中国符号学的跨学科对话平台，与各科学者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2013，6，9） ～～～ 国际上主要文化发达国家都有全国性符号学学会。但是这个“全国性”的意思是包括各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并非如一般各种“全国性”学会主要指各种单独学科或领域内的学会。因此全国性符号学学会的主旨不在于其地域的全国性，而在于其学科的多样性。这样的学会的组成当然不可能被纳入某个别学会之内。固然任何符号学研究都涉及到跨学科学术，但是在单学科或单领域内的“跨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并不相同。前者指学术研究涉及的跨学科特点，后者除前义之外还涉及到所谓实体性的跨学科，即学术活动本身的跨学科性（也就是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工作之性质）。只有后者才是完全的跨学科学术活动。本人参加推动中国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以来，其实不断遇到参与者中因“全国性”和“跨学科”含义模糊而争论不休的情况。各界不少符号学活动组织者都在此问题上不清不楚，原因在于都想利用这两个词的两义性来追求本位主义的学术影响之优势。因此我需要不时地向各界合作者解释区分二词意涵之必要。实际上是企图澄清：搞符号学究竟是要提升个人及单位的学术水平，还是要借符号学名目追求个人及本派的额外学术名势？为了促进各方面的合作，也不得不尽量宽谅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学会组织运作癖”（通过运作学会活动以扩张本派声名和地位），以便推进真正的符号学事业。直到南京大会上，才觉得到了不得不直面此关键问题的时候了。有关问题前此诸文业已详述。 这个跨学科合作的关键性问题关系到中国符号学学术发展的根本。现在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两个截然不同的符号学活动方向，它们又可反映在两个不同的学人关切点上。我们试举两个基本的问题如下： 1。初级问题：符号学学术和符号学组织，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
中国符号学第二历史阶段的开始 贵阳论坛随想-6 李幼蒸 虽然许多新的学术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是逐渐、零散地出现的，而思想的历程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然明确化。即在主题、特点、范围、目标、表达各个相牵连方面，某日间会突然呈现出一个具有确 “中国符号学”第二历史阶段的开始 ——贵阳论坛随想-6 李幼蒸 虽然许多新的学术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是逐渐、零散地出现的，而思想的历程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然”明确化。即在主题、特点、范围、目标、表达各个相牵连方面，某日间会突然呈现出一个具有确定名称的、具有更明确思想方向启示性的“观念系列”。今天，我自己在进城办事途中，就获得了这样一种体验：相关的各种思想因素似乎都是原已存在的，却突然一起涌出汇聚为一个专门名词标称，即有关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分阶段论”和“分型态论”。按此，从今年起，以7月贵阳符号学论坛为象徵性标志，我们已将“迈进”“中国符号学学术思想实践”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以介绍性为主的第一个“中国符号学”30年告一段落了；而以逐步深化落实于跨学科实践过程的第二个30年则刚刚开始。一个认识论、方法论的“符号学阶段分界线”已然明显呈现。这个分界线，从历时性轴看，是时间过程上的（称之为不同阶段），而从内容面上看，则是平行性的分工划界之线（称之为不同型态）。 1。第一阶段（2012年南京国际大会以前） 在第一阶段，除个别性努力外，中国符号学学术的传播，主要是由逻辑学会、外语界学会和、比较文学学会、电影理论界等领域内的部分符号学学者们分别在本领域内参与推进的。其主要工作方面是引介现当代国外符号学学术理论和应用的一般性知识，以及试图据此对中国文化学术进行初步性的比较符号学探索。在学术的目标、范围、性质等方面，几乎完全是跟随当代西方符号学运动的方向和方式进行的。研究者，由于中国学术史的特殊条件所限，对于国外符号学知识和理论，一般来说尚乏独立的、批评性的分析检讨意识和实践。而所完成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符号学学术成果，基本上是被动转输型的，其比较文化研究部分（特别是在比较文学领域）大多数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独创性的发展。第一阶段上的中国符号学成果，在数量上的多少，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从发表情况看，理论性学术话语的质量基本上欠缺出版方的学术性把关），而学术水平之所以基本上是介绍性、通俗性的，完全因为在起始时期的20-30年前，中国的人文科学理论以及相应的四级学校教育条件中一般现代化人文理论知识条件之不备。因此，第一阶段的中国符号学成果，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尚未参加国际性交流，尚未受到过国际学术理论标准的检验，包括多数“海归派”学者（别忘了，留学生出国学习的那几年中的西方制式化知识吸收过程，远远不足以弥补在此之前他们在国内时期受到的知识性、教育性条件限制导致的预备性知识的缺欠）。所以，非常自然，他们（特别是外语界和作为外语界分支的比较文学界人士）基本上只能够对于西方学术理论方向和内容亦步亦趋地跟进，还谈不到对其有独立思考和批评的知识性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时期和冷战后的文化学术全球化交流时代的到来，导至历史和思想史发生了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复杂演变。就中国符号学活动而言，随着二十年来中国部分学者对国际符号学学会活动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自新世纪开始后，最终“历史上提前地”出现了国际符号学运动的跨文化新时期之开端。我们的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召开，（如我此前多次说过的）不仅开创了国际符号学的跨文化新纪元，而且开始了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上的“第二阶段”。我们简单说，这就是，从第一阶段的理论介绍性、论述通俗性、文化应用性、以及个别学科领域符号学运作的本位主义学术实践方式，“历史地和逻辑性地”过渡到了中国符号学的第二阶段。后者的主要特点是：南京大会象徵性地表示的“跨学科符号学”阶段，它必须、必然“落实到”真实的跨学科实践过程中。其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1）从第一阶段的“单维性的”国外符号学的单纯绍述性的大方向，过渡到第二阶段的“专科学术理论提升”和“相应符号学知识理论运用”的“双维性的”“中国符号学学术方向”；2）在符号学实践的方式上，符号学活动不仅需要从第一阶段的、以介绍性为主的“临时性出现的”“中国符号学界”过渡到中国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之内。此二特点之所以足以称之为“第二阶段”的标志，因为在学术方向、思考方式（专科和符号学的双维性）和实践方式（符号学进入各个学科，符号学不再是由一个临时性的“符号学家集体”所主导和代表）两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2012南京首届论坛自然也就象徵性地成为中国符号学跨学科实践的、学术历史上第一次的“活动”（虽然部分地依赖于国际大会的召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首届论坛的“实践形式”（我应该坦承：首届论坛会议从基本参加者、跨学科分科聚会的形态和内容确定、各小组会的负责人的邀请，到议程的最后落实，几乎都是我个人作为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筹备会顾问所独立构思并在筹备会青年教师配合下共同完成的〔部分地甚至于是直接由我自己所执行的〕，因此所流露出的各方面的缺欠自然也是难免的），是不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国符号学活动的单领域形式呢（即二十年来由中国逻辑学学会、外语界语言符号学学会、比较文学学会各地的分支机构等所主办的历次单领域本位的符号学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我本人作为首届论坛的设计者和推行者要在论坛会议上，不守国内学界“礼仪”地，要在出现状况时公开出面来“保卫”论坛纯洁性的缘故。原来我那时已本能地感觉到了为什么必须及时地当场为“中国符号学论坛”的身份正名；因为中国符号学是否采取各学科平等参与的方式，关系到中国符号学“第二阶段”（那时还没有如此全面性地明确理解其内涵）的正确推进的根本性问题。 不过，符号学发展的分阶段性，不是指全体符号学参与者的全体实践方式的集体性改变或甚至于“全体改弦更张”的问题。根本不是。而是指：在此阶段论中，内含有中国符号学领域的进一步分工的问题或“分流”的问题。也就是，在第一阶段担任符号学学术活动的许多外语界、比较文学界参与者的学术方向分流问题：其中一部分人将按照自身选择的新专科方向，参与学科内或学科间“双维性”符号学实践（不再满足于成为一般“符号学学者”，而是成为“某学科内的符号学学者”。而“外语”本身是不能即称之为一个“学科”的）；而另一部分人，则可以继续留在或选择参与广义“文化符号学”领域。其主要任务是运用符号学分析法分析各种社会、文化、传媒现象，即参与今日仍然作为西方符号学活动的主要形态的“应用符号学”或“文化符号学”领域。当然，作为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初步符号学分析的应用符号学将始终是国际符号学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之一。因此，我们的符号学实践“阶段论”是牵扯到对当前西方符号学实践形态的一种“跨文化符号学革新”的expanded semiotics〔扩大的符号学〕的修正性观念的。我在南京大会上已经告知西方和东方的国际符号学同行们：所谓“跨学科符号学”绝对不仅是将西方理论应用于非西方历史材料之谓，而是包含着对来自西方的“符号学”本身之构成、性质、范围的“调整”和“扩大”的目的。 2。第二阶段（2013年始） 中国符号学的第二历史阶段，不仅是一个时间性分界线，而主要是一个涉及到目标、方式、内容、参与者范围等多方面与第一阶段不同的特定“中国符号学实践形态”。除了前面所谈的学术内容的双维性和学术实践的跨学科性外，还有其他方面关乎国内外人文学术界和符号学界的种种因素。因此，可以说此处所谈的符号学“阶段论和型态论”含有时间性分界和认识论-实践论型态区分的双重性。后者其实正是我本人最近十年来在国内外各个符号学活动场合所一贯地倡导的（参见2008扩大版《理论符号学导论》）：符号学不能成为单学科活动，而应该进入人文科学各传统学科，包括西方人难以参与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内的古典学科。“进入”是什么意思？即前面创造的新名词“双维性”学术所反映的‘专科知识、符号学和其他理论方法的融合性’：同时强化传统学科的各种跨学科理论性提升以及符号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这样，第二阶段中国符号学就同时成为一个“认识论-实践论转向”的代名词。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它包含着两个方面：在人类共同的传统人文学科内（主要是西方主流传统学科内）的跨学科努力和在中国传统人文学术领域内的跨学科努力，以及进而在中西学术比较领域内的“双料跨学科”努力。所以，第二阶段的中国符号学也就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的任务合二为一了。换言之，在此，“中国符号学”的参加者将逐渐来自各个学科的专科学者、师生，而不再是主要来自外语界、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了（而当此二领域内的学者自动参与了专科学术研究后，当然其学术实践形态也就不属于“外语界”、“比较文学界”这两个停留在“一般文化研究”水平上的职场领域了）。我们要鼓励各个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当然包括外语界的）、有志于本科或整体人文科学理论提升目标的师生们多多介入包括符号学在内的各种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正是也考虑到这个符号学实践推广的实际性问题，我们才需要强调符号学论坛的跨学科构成的必要开放性。我在和西方同行辩论时不断指出：符号学不应该独立存在，而应该“生存于”各个现成学科系统之内。其生命力也需体现于对各个传统学科本身学术水平的提升方面。而在世界上今日任何国家的全国性符号学学会都是由各学科学者共同参与和民主地加以组织的。没有任何国家的全国性符号学组织是以单学科学会为“基础”形成的！为什么南京国际大会后，外国人刚走，我们一些中国学者们就非得搞“学际兼并”活动不可？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个人与集体的学术性努力上，而偏要与各国符号学界方式不同，非得搞‘以己为主’的学术方式不可？ 但是，今日突然“闪现”的这个“顿悟”，却在认知上部分地、暂时地解决了我半年来与旧日共同参与符号学活动的合作者之间的争执问题。南京师大外语学院几位朋友最近多次表达了我认为是真诚的愿望：不希望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分裂”。我本来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对符号学朋友们试图澄清：究竟是谁在“搞分裂”？如果没有外语界的该二级语言符号学学会在首届论坛上的片面宣布，将（旨在参与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界跨学科合作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之下一届研讨会，纳入该会年会体制内举行，怎么会有所谓“分裂”之辨呢？如果该会不是在我们宣布了贵阳论坛时间后突然宣布他们的同类会议（况且他们也都是我们论坛的志愿者成员）将在贵阳论坛之前3周召开；如果不是该会进而将该会议（本来是他们自己学会内的“高级学者”间的少数人聚会，如张杰先生对我解释的）突然扩大为欢迎一切人参加（主要是向贵阳论坛参加者补发出新的邀请函〔却特别未向我发出邀请函〕，明显意在“扰乱”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二届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参加，我们会这么急于辩论谁是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及中国符号学的分裂者吗？但是在我今日对“第二阶段”概念有了明确突破性认知后，突然觉得可以不把这类我原先判断为“分裂性”动作的活动看作“恶性分裂性”的了。它可能含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是，在我们符号学以及符号学论坛成员间一些人的确觉得他们自己最具有“符号学资格”，即他们满足于自己二十年来的符号学实践方式，即通俗性、介绍性的学术形态，以及可能进而包括未来准备将此等符号学知识运用于社会、文化、传媒等应用性符号学领域的学术实践。换言之，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符号学活动方式可以在今日文化学术商业化时代，产生并已经产生更大的学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力”（学术‘效果’决定论），因此要以其“量”来掩盖我们所说的的“质”。但是，我们现在是否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诉求的合理性一面呢？因为他们坚持用自己的属于“第一阶段”的符号学定义（加上一些西方符号学、特别是美国符号学界的榜样支持）来从事符号学（他们会说：“我们的符号学类型才是真正的符号学！”）。这就是说，他们打算在此理论通俗化水平上，借助于商业化时代文化市场广告操作术，来进行他们的符号学活动，而没有兴趣参加“第二阶段”的人文科学跨学科理论提升活动，因此也没有兴趣和各学科学者平等合作。（他们当然乐意于从各学科“拉出”也打算在该通俗化水平上参加他们主导的那种文化符号学实践方式的师生们）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公正地调整对这样一类不按照中国符号学论坛精神实行的符号学活动。一个或许应该予以宽谅的理由是：我们社会文化界的确也需要这类通俗“文化符号学”活动；我们没有必要期待一切符号学学者都参加“第二阶段”的、国际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新世纪的人类人文科学革新目标上的“新符号学”实践！在此意义上，以前所谓的“分裂说”就不准确了，而应将其看作是一种“分工”或“分流”的态度和倾向表现。也就是，中国符号学从现在起，逻辑上有必要分为两大分支。前述第一、第二阶段，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第一型”符号学（大致按照西方一般文化符号学流行）和“第二型”符号学（跨学科的、主要是中国人文科学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双维性新符号学实践）。但是，我们说“中国符号学”的或“中国符号学论坛”的第二阶段或“第二期”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创立这个论坛就是为了推进跨学科符号学实践。我们不必特别（像我此前那样）“扣字眼”，指责他们不遵守论坛精神。我们应该允许他们的“行为表达方式”的欠妥当性，以及他们的职业本位主义的特有境界和风格。我们应该看到，在今日学界环境和气氛下，这样的事情（由职业本位利己主义主导的学术方向、方式）并非个别现象，我们不需要特别对他们过于挑剔。特别是在认识到今日国内外符号学正在实现着这样的符号学分工倾向时，我们反而应该欢迎他们继续进行这类通俗性符号学活动。（虽然我们不欢迎他们反过来阻碍第二阶段符号学的发展）。不过，对于他们因不理解我们的革新符号学目标而产生“竟争求胜”心态，是否也应该予以“宽谅”呢？如果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们一些人的精神境界抱过高的期待的话？如果这么多的人都在孜孜于追求本身学术利己主义目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一些符号学界人士一定要有较高的学术行为风格呢？ 3。狭义“中国符号学”的意义再澄清
防止国际次级人文理论之负面影响 ——2016新春断想 李幼蒸 古今人生观对比语录 “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后汉书》） “会友以收摄身心，此学人第一切务。前代理学诸儒，莫不立会联友，以资丽泽之益。…总图打點身心，非是求通声气。…先儒会约虽多，唯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醇正儆切，吾有取焉。每一晤对，不觉心形具肃。会友者酌夺古人之宜，儆而行之可也。”（《反身录》） “人于居室，足以蔽身足矣。乃轮奂其居，甲第连云，以鸣得意，噫！以此为得意，其人可知。…千古如斯，良足慨矣。古今来，往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反身录》） “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墨子》） “士人有廉耻，斯天下有风俗。风俗之所以日趋日下，其原起于士人之寡廉鲜耻。．．．若耻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反身录》） ************ 【正名原则之深义，今可完全显示于现代，至于人文学界，更无论矣，尤其是“符号学”和“哲学”等既重要又深受名实含混之害者。一方面，我们仍须将称之为“哲学”者置于人文科学之首，由此可见其“至高”、“领先”之位置，而另一方面，今又须以跨学科理论新方向对其“重组”之，也即对其先“瓦解”之、复重构之。何意？即分析者须兼顾历史长河中哲学之作用以及今日与其历史作用相符之 “功能改造”。在此，正名论的今日施作，一方面要正向地坚守其“古义”中致根本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反向地“解构”其历史实体；即既要“正”其精神思想的古典引领作用，又要在对其重组后充实以新立场、新方法。此之谓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当然与今日体制内已将哲学学科职业化、制度化的立场不同。而如何将对待哲学的“既坚持其传统精神又改造其思考方式的”立场为中外职场内生存于“哲学学术制度化轨道”里的“哲学专家们”所理解和接受，自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障碍，尤其是来自西方学界惯习的障碍。而对此正确理解之途又须从新人文科学理论观点、超越哲学学科本位对其进行整体化把握始成，然而此一理想化期盼显然又直接对立于职场内借学科制度化运作以谋学人利得的现代文教环境。此一见解，本人断定为当前西方哲学界所绝难容受者，因战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与战前不同的本质性变化，该变化首先表现于哲学家的普遍功利主义人生观的空前树立。该人生观实已内嵌于职场制度化框架之内，互成一体，由此可见其惰性之深固。而本人同样断定：人文科学理论以及人类思想生活已不可能再以“哲学”为引导或以之为基础。也就是，以传统哲学史话语资料为实体的哲学学科，已于现代认识论上失去其传统上拥有的“思想权威”作用。然而，西方哲学职业家们以为熟悉了哲学史话语就自然具有了思维“深度”和“可信度”，这种“泥于权威文本的自信”与海外新儒家哲学的“依古哲自重”的倾向，可谓同受现代功利主义之拘束而尚不自知。】 ●为什么一方面要急于研习西方理论、一方面又要深戒盲从跟风？道理很明显：当前世界人文理论正在全面停滞甚或倒退之中。两岸因为有着百年、五十年、乃至八十年的人文理论知识的时代误差，如仅在留学生文化的人文理论教育水平上，则除了对于洋导师所言亦步亦趋之外，可谓别无方策。如今，在全球化或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金钱成为了统一人类价值观的唯一标准。在此等惟钱势是求的人生观、世界观引领下，人文学者非钱势的生产者，却成为钱势的寄生者。但是风气所趋，钱势人生观已无远弗届。在此等人生观的支配下，世界人文学者遂历史上空前地呈现出同一逐“名、钱、势”而行的治学风格，其中尤以治理论者为著。无他，人文理论间因颇多为无根无据之论（不如文献学者尚有相对客观标准为据），相互之间反因缺乏共识和共同标准而可方便于自说自话，自以为是；故仅据其编配选择的话语文辞活跃性而产生学界 “广告式吸引力”效果即可。其学术论说的最后“基础”，不是难以判定的理论正误本身，而是“运作话语”的“吸睛技巧学”和“市场宣传学”。于是，人文理论家，在全球市场化时代，亦看准商机在此，而大规模地（通过跨国级出版、学会、会议、媒体宣传、打款资助等）经营此等“学术市场化经营学”事务。（学术合作与交流遂类似于商家间的合纵连横）随之必然是发展党同伐异、结党营私、行业垄断、“我说是就是”等等的“学术谋私聚势技术学”。媒体技术与文化越发展，此等趋势就越强烈和成功。以上概括之言，乃今日全球化世界之人文大环境与大背景。这些外在条件的时代性大变化（可泛称之为文化学术商业化趋势）才是影响着或阻碍着人文理论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 ●当然，此一学术文化趋势对于各国的效果深浅互有不同。中国为传统人文历史古国，经此全球化、现代化、商业化、全面技术化的百年洗礼，中华古意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其过程竟然进而导致古代文明遗存被加以全面现代商品化（所谓“文物化者”，即使其具有世界文物市场价值化是也），以至于古典虚实文化产物最终徒具体形而失却其传统精神之效（试问今日玩赏文物者或以之为业者中间有几人是具有古代文人气质者？同样的问题也可问之于书法爱好者）。今日世界为唯物质主义时代，而文物之精神部分难以变现为金钱，惟其“体形”可成为文物商品。其实古典人文学者亦渐渐多成为文物式学者，孔孟老庄等文字仅因其“古朴性”本身而可成为参与交易的现代化商品，一如古代器物。因此，其精神思想部分不必真实传承，重在其具有的“古远性”之物理特质。（重视所谓版本学，非实相关于学理研究也，而是因时间性因素而上下其“价值”。我们常听到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某古墓开掘文物的“价值”，此价值表面上指其学术性，实则相关于其经济价值性）同理，现代西学理论何其不然？其准商品化后的“价值”不再诉诸于学者无法判定之精神性价值高低，而必诉之于理论生产者之海外名气、地位、影响力等“外在因素”——即诸学术市场化参量。（今日我们出版界的选题标准即依此而定）扪心自问，几十年来的再现代化期间的国人西学理论追随者间，有多少不是根据此等外在参量判决自身的学术对象选择的呢？那些今日言必提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哈贝马斯（倒是多属欧洲人，极少美洲人，虽然两岸留学生百分之90都是来自美洲）者，你们是如何选择这些话题的？ ●谈到百年来文科留学生文化的得失时，当然有一个历史时段的区隔性评价的必要。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认识的分歧首先相关于学科分划的标准不同。我们现在原则上将社会科学（政经法商等偏实用者）和人文科学（文史哲宗艺等）加以明确区分（虽然二者之间存在交叉部分），因为二者性格与功能完全不同。就社会科学言，正像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一样，随着西方相关学术的连续不断进步，留学生的知识技能自然水涨船高，后来者平均必较在前者提高。这也是中国留学生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的留学生文化的积极贡献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当然也是中国现代化和协助导向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力）。我们谈及的永远只是人文理论部分（还不是应用性人文学科，而是文史哲等学科中的理论部分。这一部分最为关键，也最成问题）。就此而言，战前的留学效果大体俱佳，因为上世纪头三四十年，国内确实对外一无所知，留学带来的初步现代化知识自然均可发挥着重要的民智启迪效用。加以当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中西优质结合”：传统人文精神素质+初步现代化思想。个人品德操守与现代化知识的结合成为“黄金10年”的两大基本要件。当今齐叹的“大师不再”，首先即因“大师操守”的不再，而非仅指大师的学问不再【时人同类惋叹往往舍本逐末，以为今昔的差别仅只是知识量上的差别，故颇不乏强学自励以期超越大师的抱负者，却极少有效法其为人处世操守风范者；也即，今人所羡慕于大师者往往为其享有的名利权，而非钦慕其君子人风度。俗雅之分即在于此】。知识再多也必因操守不再而纷纷被市场化势力吸附而成为各种各样的致名利工具。学术理论也就难免堕落为运作名利的手段和材料而已。【最近以来自己才意识到进入另一误区：以为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因此发现了少年才俊后遂以为未来可期。但很快察觉此类“优异表现”几无不透露出时代唯利是图的“人造基因”色彩。此种甚至于不为当事人自意识到的时代基因——其主要表露中之最不可取者为：油滑。此种自幼稚园起就耳濡目染的“油滑”被视为与时俱进的“才智”——必成为日后进入名利场后进一步歪曲其心志的因子。学人一堕入油滑，其余免谈可也。因，自此之后，愈聪明有成即可能愈有害于学术之正向发展】但是，所谓黄金十年，其成绩主要指“国故学”方面的成就，即对本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整理工作，而并非在西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当时的梁启超、胡适、鲁迅、林语堂、陈独秀、顾颉刚、钱钟书等的“理论知识”，常识而已【后人特意将其煽发为永远的思想导师，岂非意在使国人的知识思维水平永远停留在那个实属风气初开阶段而已？今日所应效法昔贤者，主要指其志向、气度、风范，非仅指其学术成就本身；甚至于，效法之意反在于：必应努力在知识理论上超越前贤以弥补几十年的知识耽误】。他们的学术性成就中百分之80靠的是出国前的旧学修养，那百分之一二十“现代化因素”不过是“触发剂”而已，因此我们今日从中获取的教益是：中国传统精神因素的伟大现代性潜能。（我统一称之为“仁学精神“）并非是什么“学贯中西”的产物？其中的西学因素本身的常识级水平，今日如被“专门以煽发故人以谋今利者”加以媒体化夸示，将造成学术理论方向的误导。简言之，战前文科留学生的“贡献”在其开各界风气之先方面，并非在其西学成就本身。而其真正的精神遗产，主要在其人格、方向、操守、经验之谈等等的品德方面，而非在其“理论性认知”本身。其理论性知识部分自然应该作为今人之自进来源之一，但非可作为今日学理之“理论基础”。虽然当时的西学理论发展尚多含积极因素，但远远尚未被首批留学生阶段学者所可充分掌握。自然，当时所引进的西学理论必为当时之所需，却远非后世可长期视为典范者。可叹，对于民国大师们，后世应该效法的主要是其精神、操守、风度、品德，而非限于其学术理论知识方面。后人利用大师名号以作为当代拉帮结派之用的工具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学其道德风范，而偏泥执其过时的知识理论遗存以作为今日学术商业化时代彼此间争强斗胜之工具（化大师的话语为“棍棒”而互殴）。其效果是：一则阻碍今日帮派弟子学习往昔贤士的风骨以免其敢于有背师之念、之勇，另一则为阻碍今日弟子获得真知真学真理，以免其有可能超越乃师。总之，今日“学霸”（非用于今日流行意，而用于其在先之通常意），在商业化时代的鼓吹布置下，其学术方面，与昔日学霸以学力称霸者不同，反多因具有外缘性支柱故：一为其“商”缘（指其学术事业运作必贯彻商业化风格与技巧），一为“官”缘。无此二缘，今日可免学界称霸之梦想。 ● 然而西学理论的引介，其效果在百年来第二个现代化时期可谓忧喜兼半。本来，在长期锁国封闭之后，开放西学理论自为当务之急，其正面效用不言而喻。而到了新世纪后，其副作用方面才愈形突显，竟有以副驱正之隐忧。我们面临着一个高度辩证性“受学局面”：既需要全面深入掌握西学理论以期在掌握人类全局知识后进而积极参加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学术交流，但此种客观需要却突然发现被钱势化集团大肆操纵使其发生了全面误导、歪曲的作用。其触媒剂首先就来自“半生不熟”的西学理论留学生效果。战前，留学生的国内效用是表现在理论常识推广方面，学界一切仍处于自由开放状态，并可期待于日后调整和改进。而今日之势是全球化带来的人文理论寄生化和准商品化，后现代主义和各种理论方式“修辞学化”的大发展【完全可比喻于柏拉图时代的“智者派”的修辞学化伎俩，而该古代的反柏拉图思潮可起到怀疑主义的匡正逻辑教条主义的作用，而今日的新理论修辞学化思潮的效用则是：配合逻辑教条主义和配合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方向】正起着配合科技工商惟物质主义全球化的大方向，使得人文学术理论不得成其为有科学性品质与力度的语言游戏。
学理析真系列-6：论国外符号学运动中符号帝国绰号之空疏及其潜在副作用 文前警语 ：学科（discipline）今日含有二义，或作为具相对统一性的学术性目标/方法系统之实践基地(如一些传统常规学科)，或作为在动机/策略上具相对一致性的学术职业化营建系统之基地 学理析真系列-6：论国外符号学运动中“符号帝国”绰号之空疏及其潜在副作用 文前警语：“学科”（discipline）今日含有二义，或作为具相对统一性的“学术性目标/方法系统”之实践基地(如一些传统常规学科)，或作为在动机/策略上具相对一致性的“学术职业化营建系统”之基地；前者的本质为追求集体学术进步，后者的本质是追求集体职场收益，而二者可利用同一套学术材料体系进行各自方式不同的分别操作，因而二者最终“成果”并不相同。职场功利主义操作者们则善于将二者混合（“紫朱之辨”现代例），并通过日益更新的媒体式煽发，以“求真”之名行“求利”之实（“义利之辨”现代例）。实则，以学求利和以学求真，二者各有其理，应该各行其是，不必厘定是非曲直。但有一客观中性道理必应共同遵循：将两个路径的真实目的之不同分别清楚，使不致相互混淆：一者勿妄图阻碍另一者之“财路”，后者亦勿妄图虚沾前者之“清誉”。笔者最近即曾本此原则对于个人已于2014退出之国际学会宣表了此一态度。 简目 1）第一阶段（20年）的观察 2）第二阶段（20年）的观察 3）符号学理想与符号学现实分裂的原因 4）两个IASS历史上的分水岭：2012南京大会/2014索菲亚大会 5）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导致的学术思想僵化和固化 6）“符号帝国观”：隐含着其后国际符号学运动趋于学术衰微的一个总标志 7）文明冲突论的更深背景 8) 结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