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论坛随想 -2 ：历史符号学 声 明 关于筹备贵阳论坛问题，本来我只写过几篇一般性介绍的文章，对于具体的议程规划工作，觉得应该在掌握了报名者情况后再相应安排。后来收到来自电影学界的信息，才突然想到借势具体推动一下。由此启发，接着想到当初在参与 贵阳论坛随想-2：历史符号学 声明 关于筹备贵阳论坛问题，本来我只写过几篇一般性介绍的文章，对于具体的议程规划工作，觉得应该在掌握了报名者情况后再相应安排。后来收到来自电影学界的信息，才突然想到借势具体推动一下。由此启发，接着想到当初在参与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时的情况，觉得可以在论坛具体筹备之外预先就相关学术问题提供简明信息，以围绕着论坛举办时机，丰富一下参加者思考的内容范围，遂有了写出若干主题随想的意思。此时写出的文章体例就介于具体课题组织和理念宣表之间了。后者的增加，部分上源于在论坛可能具体内容之外在网络上平行地扩大理念认知的想法，毕竟两三天的聚会不可能面面俱到。等到此次撰写“史学与符号学”联系的题目时，在具体与理念之间，写作的动机又继续向理念一极滑动，体例遂与当初的设想不免拉开了距离，等于是主要提供了一份“背景说明”。原先的写法意在有助于推动参加的意愿，故企图简明扼要，而按照理念阐发的写法则不可免地将文章拖长了。论坛同仁和读者专业不一，平日繁忙，不能期待于遍读。但就本文言，如无时间，可对头三页的“前言”浏览一下，对此论题略知梗概也好。本人作为作者，似乎又进入当初参与筹办南京大会和首届论坛时的心理状态：围绕着实际计划活动另行组织思想表达，以通过网络媒介平行地传达类似的符号学理念，一方面为论坛的召开提供会外补充的背景信息，一方面独立地形成关于符号学学术内容和义理的一个说明系列。 （李幼蒸，2013，4，27晨）                      漫谈历史学与符号学                       ——贵阳论坛随想-2                            李幼蒸 【前言】：自1978年重入社会以来，我的治学方略始终基于两大原则：基础准备和方向调节。就个人与就公共而言均如此，但在此二原则间还伸布着随境遇不同而不断加以调节变动的实践步骤系列，也是就个人和公共言均如此。1978年进单位后即知我的知识准备和志趣，因其前20年的隐居自学经历，一方面与世界知识水准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也与国内学界不同。因为，不论是长期在职者还是来自乡间的青年一代，不论在“文革”期间各自处于什么地位，大家都是一律来自同一现实社会的，而我此前在精神的层面上则非是。现在要融为一体了，对我而言，就需要创造性地组织一种积极的学术思想上的“互动方式”。一开始我的学术参与就同时涉及到了哲学、历史、人类学、文学和电影诸领域。由于此前的外语、学业、观察、思考诸层面上的、沿着现代化方向的长期准备，在资料开放后，我几乎不到一年间就大致了解了最近十年来世界人文科学潮流的新脉络，同时也明确了个人学业补课的方向。在开始阶段，日文帮了大忙，我的其实永远提高不了的日文水平〔这也是我在以5种外语考入哲学所时分数最差的一门〕，却因实义字多为汉字及外来语来自英法德，而颇便于“一目十行”地快速浏览大意。因此就如我在1982-84年间在哥大东亚图书馆可系统快速翻阅台湾《传记文学》以了解过去30年来海外华人生存实情一样，我于70年代末在北图和哲学所图书馆则可系统地翻阅着日文《思想》和《理想》诸人文理论思想刊物。我们的东亚临邦学界善于“系统转述”的民族性习惯自然对于我初步了解“文革”期间国外学术思想界的动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样我就在70年代末正热中于法国结构主义之时，也从日本刊物上（当然不限于该二刊）了解到日本学界对法国“年鉴派”的接受史过程。也正在此时和世界史所历史理论室结识，于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历史，年鉴派等课题组合，那时就立即形成为我的另一“思想兴奋中心”。 可是当时面对的史学类相关课题分属不同的学术领域、阶段、类别、轻重缓急特点等，必须在个人学术实践中将各种不同的目标、材料、方式、目的加以协调统一。不难理解，由于个人的特殊背景，所以我的学术意识和工作程序与国内学界非常不同。一方面我要按照自己进学的需要独立前进，另一方面我也要适当地配合学界的实际需要。现在试将当时及当代中国史学界所面对的主要相关课题类别大致罗列于下： 1。纠正旧时期“以论代史”倾向（这个在当时史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基本上与我无关，我并视其为非属纯粹学术性课题） 2。绍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于国内历史理论学者这是一个必要的补课对象，但需要同时补充现代西方哲学知识，对此历史学界素无哲学性训练背景；我亦参与此类工作） 3。绍介当代西方历史理论（对于国内学界此一领域与前者同类，对我则颇有区别；前者为哲学本位的，后者为跨学科方向的，因此对于后者，国内学者须补充相关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对此多方面的补课工作，历史学界其实非常难以做到；我则视之为自己对外绍介的主要工作范围）

2013 4-25 事由：关于组织电影符号学圆桌会议问题 贵阳论坛筹备会 易闻晓主任，黄葵副主任 , 两岸电影学朋友及大家好： 自我发出关于在贵阳符号学论坛上组织电影符号学圆桌会议的建言后，现已收到台湾齐隆壬、王小鲁、北影王志敏等朋友来信，表示支持。我的 2013 4-25 事由：关于组织“电影符号学圆桌会议”问题 贵阳论坛筹备会 易闻晓主任，黄葵副主任,两岸电影学朋友及大家好： 自我发出关于在贵阳符号学论坛上组织电影符号学圆桌会议的建言后，现已收到台湾齐隆壬、王小鲁、北影王志敏等朋友来信，表示支持。我的建议其实强调的是希望两岸电影学界学者们主动组织相关活动。因为圆桌会议的可能性、必要性、时机性都只有业界同仁才能够适当判断。先是收到担任北京《电影艺术》编委的台湾齐先生积极回应（见附信），今日又收到北影电影符号学学者王先生回应，觉得前议并非没有基础，故再次促请电影学界和我们论坛同仁的共同关切。具体方面大概是这样：贵阳论坛可提供电影学者们一次初步会聚的机会，以作为未来一次更具规模的“两岸电影理论及符号学研讨会”做准备。希望电影学界朋友主动与齐先生联系，如果意见成熟，并请与贵师大筹备会联系，以方便于安排。联系方式请见贵师大中国符号学论坛筹备会通告。 对于我们大家，电影符号学绝对不是和我们无关的课题，而是和大家都在某方面、某种程度上可能有联系的，现试提出以下几点为例： 1.电影和文学：在两种介质的作品关系和两种形态的理论关系方面，均极为密切； 2.电影和哲学：早期电影理论家多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今日仍然为美学家的重点课题之一。现象学家波兰因格尔登也参与其中，更不要说西方的美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了； 3.电影和历史：这是当代法国电影理论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从电影作为纪实性手段（纪录片和记录功能）于历史过程记录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史学理论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4.电影和美术：就不需要多说了，早期电影理论思维甚至于主要来自先锋派画家，动态画面和绘画现实主义与抽象主义的关联问题，最为直接； 5.电影和先锋派艺术：先锋派电影属于电影理论范畴，不仅指其理论话语而且指其创作实践；由此，先锋派电影也是我们深入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各种先锋派文艺的重要渠道。

昆曲符号学研究方式问题 贵阳论坛随想-1 李幼蒸 从前几天偶然写出电影符号学随感后，我才意识到是不是也应在7月贵阳论坛之前写些类似的随感？正像我在去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前预先所写的一系列相关文章那样？当然，时间有限，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详细论述， 昆曲符号学研究方式问题 ——贵阳论坛随想-1 李幼蒸 从前几天偶然写出电影符号学随感后，我才意识到是不是也应在7月贵阳论坛之前写些类似的“随感”？正像我在去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前预先所写的一系列相关文章那样？当然，时间有限，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详细论述，但写些短小篇幅的“杂谈”及回忆或许仍然是有意义的。不仅对于阐发什么叫“昆曲符号学”有所助益，而且考虑到不可能在论坛本身进行详细交流的事实，也是一种预先的“意见补充”。从主观角度说，预先写作的冲动和事后写作的冲动也是不一样的。南京大会之后，一个长达6年（不，也许是长达8年，即应该从2004年北京社科院的国际符号学研讨会算起，我和南师大外院的关系正是开始于那次北京会议的）准备的“精神担子”立即卸下，一段时期的努力即此结束了。我甚至于预先就明确意识到大会结束，我的主要工作就要完全脱离这个圈子了。又偏偏会前伤足不能成行，岂非正是告别“中国符号学界”之时？最后决定成行的几日中，激烈摇摆于二种对立选择之间：此地西医警告的“如不静养，可能遗患终生”和国内友人转告中医观点：如果注意，不一定不能旅行。本来这对于一向只信西医的我，合理选择应该是明确的。但我却最后突然做了“不合理的”选择。而更加不合理的是，在仓促订票后准备动身的最后几天，不是继续卧床，而是似乎“毫无必要地”和南京大会主持人卷入关于一个细微末节的争执中：大会演出招待应该是昆曲，而不是民乐。此意虽然已提出了好几年，但既然主持人已定，必有其适当的考虑，反正只是一次演出，老外又确实不会多么欣赏，为什么非得这么坚持呢？ 如前文所述，最后安排昆曲演出了，我也到会了。由于到会，我才知道自己的“符号学责任”还没有结束；也完全因为到会，我才得以突然再逢贵阳“又一村”。一个真正多元的、多学科共举的中国符号学论坛才得以独立延存于另一年。即让我们再有一年的实验期，看看能不能在中国学界摆脱业界分隔意识，再向前迈出一步？ 好，现在进入本题。那么，我就那么爱好昆曲，对昆曲就有那么大的“关切”吗？自然，正像在电影学界一样，就职业界别来说，什么关系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应该再继续谈谈所谓昆曲符号学的意义和方向问题。对此我已经写过简单的相关论述（除网刊外，可见西北师大《丝绸之路》）。现在主要从昆曲和符号学的“可能关联性”来再补谈一二。 南京大会后，我突然收到苏州科技大学院影视动画系主任邵斌老师来信，告知他自己正是研究昆曲理论和昆曲符号学的。接信后真是十分欣喜。而且重要的是了解到邵先生正是先注意到电影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后才将其结合到自己的专业上来的（也才知道其夫人正随同苏州大学昆曲艺术老师研习）。等到进一步通信还得悉邵先生还是从苏州地区学术文化史的广度来看待此一具开创性的学术工作的。我们通信中还提到共同敬佩的苏州地区大学者顾颉刚先生。邵先生随后发我一套昆曲录像资料。我并向他介绍了我的有关昆曲的结构研究的旧文。 在我就南京大会昆曲演出所写的随感上贴后，曾收到台湾前清华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宋文理老师的一封长信。宋先生对我文主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态度认真恳切，不仅主题涉及相关方面的认知问题，也与两岸不同的“学术语境”有关系。尽管这样复杂的课题不是通信能谈清楚的，我还是做了暂时性答复。本文也是我与宋先生继续交流的一部分。顺便指出，宋先生的夫人、我们的论坛前成员刘纪蕙教授，正是我于1996年访台时的名义邀请人（该次访问据悉由若干私人出资，为使得邀请较比正规，故商请时任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刘老师出具邀请函，以方便于台湾入境处批准。同时我那一年也恰是担任辅仁大学国际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一年期满之时，遂也趁便将承担研究课题成果呈报中心）。在我离台前曾和刘主任谈到未来可能来系短期任教的可能性。在谈到可能的题目时，我也提到过昆曲。她很感兴趣，并顺便问我是否也研究昆曲音乐。我坦告对此几无所知。实际上对于任何乐理都一窍不通。那你又研究什么昆曲呢？的确，我并非真有资格“研究昆曲”。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涉及到什么叫“符号学角度”的昆曲研究问题了，它相关于“研究的层次和类别”，“艺术人类学”，“比较艺术类型”，“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等一系列相关的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问题。所有这些方面也都与宋先生对我的昆曲研究观点质疑方面有联系。 宋先生的长信中尤其对昆曲艺术的时代性抱相当乐观的态度，告知我大陆昆剧团来台演出的盛况。自然，我们没有谈起却都会意识到的是白先勇先生的“改良牡丹亭”在两岸四地大获成功的情况。如是，怎么能够对昆曲持“杞人忧天”的态度呢？殊不知，问题正在这里。我和宋先生的差异，很多方面是观察、议论的角度和方面上的差异。这个观察思考的差异性应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80年代中在应邀为波裔美籍泰米尼茨卡编辑的《英加登现象学美学》专辑写文时，最后选定的题目就是文学现象学和昆曲结构的比较分析。为什么？这是否表明我是多么重视昆曲呢？（如果提一下我曾于80年代购买到10卷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以及众多现代学者的研究作品，读者会至少相信我的确是重视此一研究的。虽然此生绝对不可能实现相关研究愿望了）。我想通过该文把昆曲的结构美学方面提示一二。但此一选题还有一个实际方面的关切：昆曲今日之命运问题？。昆曲能不能“改革”？我作为“戏曲学界”之外行（正如作为电影学界之外行）提出和昆曲专家们相反的看法：不能改革！一改就是昆曲的末日到来。这首先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可是戏曲界，昆曲界，谁又从这个角度谈问题呢？一方面他们更“懂得”怎么唱作念打，而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懂得如何从现代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东西艺术文化关系、艺术心理学等等角度进行“跨学科地”科学思考。结果呢？他们都是实用主义地处理着这个问题：如何通过一定的宣传达到一时的轰动效应，如何增加一些票房价值，如何引发老外的“异国情调”兴趣，如何对两岸四地青年宣传民族历史认同感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急功近利于一时的作为和态度。难道昆曲艺术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提高票房价值”的问题吗？“如何引起人们重视和提高昆曲社会地位”的问题吗？80年代时我就知道不仅我这样的圈外人对此毫无发言权，就是文艺界的大老们要表达什么不同的意见也是没人听的。大家关心的都是实践性方面。可是却另有一个严重的现实性迫切问题存在着：昆曲不同于物质性文物可以长期保存，而是其“存在”完全依附于“合格演员”的存在。昆曲的当务之急还不是什么票房价值问题，而是能否保全的问题？不是有专门机构处理吗？现在，古典戏曲学者们仍然在坚持传统和现代化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延存着。如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昆曲就有进一步失去其“含金量”的可能性。容我在此试言：正是符号学一类现代化的精细思维方式才能够“观察到”昆曲艺术的肌理（用显微镜才能看清蝴蝶翅膀的肌理）。不仅昆曲，中国古典文艺都是如此。中国文艺思想学术界的大问题是一个比西方复杂得多的“辩证法问题”：一手要全力保持古典作品的“原貌”，一手要积极准备现代化的研究工具；换言之，“作品”对象要越“原始”越好，研究古典作品的现代工具则要越“科学”越好（注意：有时对于特定领域反而是古典的比现代的“更适合于现代”，甚至于更“科学”，而反过来一些“现代的”则可能并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文学界、史学界内一些学者始终搞不清这二者间的区别。（如我早先指出过的：易经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研究易经的方法则必须是现代科学的。然而海内外大批易经学者终生都把二者搞在一起：用易经本身研究易经本身！以至于现代易经学专家们会告诉我们：早在二十年代人们就在西学初入之时大谈国粹，易经更成了国宝以至于被说成有万能之效，卒至于达到“满嘴跑火车”地步。这个调侃语是某位易经学者讲的，我一直觉得很风趣。如果用今日得口头语说就是“大忽悠”了。我们符号学研究界，也要警惕“易经大忽悠”！） 如果一般古典文艺如此，昆曲就更加如此。因为其存在的“载体是人”。不是任何人，是掌握唱做念打技术的人。不是任何一种行之有效的表演艺术，而必须是忠实于传承的。为什么？今人再有天赋也不可能在同一艺术标准上“超过过去”。这不是一个胡乱争强斗胜的问题，而是一个典型人类文化学问题：演员的技艺是相对于文化环境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古典文艺环境已逝，不可能再凭个人天分“自然地”发明创造了！如果你们硬是只在业界圈子里按照自定标准改革传统技法，品评得失，这是靠得住的吗？一个今日同样误导人的似是而非观念是：群众接守受就证明改得好。电脑时代的群众有这个感受力和判断力吗？演员的艺术创造力只能在一定的技术性范围内起作用，对于相关而扩大的美学性、社会性、文化性问题，他们能够处理吗？ 这就到了我们说的“昆曲符号学”概念的核心问题了。昆曲的“神髓”就是它的多元化技巧的静态和动态结构本身。其数百年的传承历史就是其形成的土壤（而别忘了：这片历史土壤已然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技巧集合不是任意发明的结果，而是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历史自然产物。同理，今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宋明文人画的“传承者”，因为文人画不仅是一个所谓造型美术的问题，而是古典文人精神的自然表现。今天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当然不可能使古典精神凭空再生。画家只能临摩和发展（因为“绘画”是一个大分类范畴，古画为其一类而已，故“创新”就是古今元素的再组编。“昆曲”是一个特定艺术品类别，自身构成一个高度完整的“多元时空构成艺术品”，不容分拆。如将其个别元素抽离并与其他戏曲戏剧因素组编在一起，当然就不再是“昆曲型态”了）。但是古画可以保存！这就是区别。昆曲不能自然地保存。这才是我们要提醒特殊关注的一个理由所在。不是任意技艺性拼合，而是具高度内在统一性的“文化人类学艺术品”。我称之为中国文艺史上最伟大的品类之一。为什么？这应该在整个中国文艺史全体内部来考察。因为中国文艺是抒情性文艺，抒情诗类文艺，其形态的“小品性”（诗歌，散文，绘画，书法，园林），凝聚为昆曲的“折子戏”（情境小品）。此一定义首先就“降低”了来自西方的“戏剧性”的刻板价值。即不能用西方的戏剧性观念来衡量昆曲的价值。因此昆曲这个泛称不宜于划归为戏剧类（“昆剧”是昆曲艺术的一个重要发展，而其发展价值并不在于其剧情的复杂化，而在于通过剧情复杂化而带来的抒情情境的丰富化：清唱因“进化”为昆剧而强化了与“舞蹈”〔作〕和“诗歌”的相关性，而最后“落实”在简单化的主要“折子”单元上：即表演艺术类的“小品化”）。我希望南京大会上的西方与会者见识昆曲，就是首先让他们辨析昆曲的“本质”并非戏剧性（老一辈人，以及苏州人会记得五十年代当初苏联专家对《十五贯》的肯定，大家如获圣旨般雀跃：连苏联戏剧专家都对昆曲予以肯定了。其实他们哪里有资格判断昆曲的美学问题。同理，今日联合国教科文呢？） 什么叫“研究”昆曲美学？我们不谈表演性、音乐性等纯粹技艺性研习，那是演员们的专长。我们要把昆曲作为综合性艺术形态以及其他“抒情小品”艺术间的美感元素间的“多元因果和作用关系”先搞清楚。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抒情性”与“戏剧性”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因此首先就不应着眼于通俗化地以为可以通过改变古典剧情，以使其可容易被青年欣赏为目的）谁还会去通过看昆曲去感悟“故事情节”呢？（昆曲史研究者要深刻体会当初深好南曲的“士大夫”们之所以视清唱为高雅、视多有动作情结的北曲为通俗的看法中含有的“积极意涵”：声乐部分的压倒一切的至高性，这也就是戏剧因素具次要地位的同义语。至于昆曲的确是在南北曲结合后才进一步丰富发展的事实，则须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和判断）今人研究昆曲美学，就如研究电影美学一样，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相当地扩大比较范围，要相当地“跨学科”。研究了昆曲艺术的肌理，就须同时研究其他相关门类文艺。之所以说此类纯粹古典艺术类型反而特别适合于用现代方法论加以处理，正因为古典文艺，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结构主义表现，其“存在论形态”即是“技艺系统”本身。而技艺系统的结构关系和功能关系如此复杂，正须以现代化方法作为显微镜和解剖刀来加以更有效地处理。 虽然可以用矿源材料和矿山机械和矿石冶炼在此做譬，但是东方古典文艺和西方现代方法之间的关系却要远为复杂了。单方面掌握了开矿科技知识，到哪里都可“照用无误”，何况材料本身就是矿石科学的一部分。二者是统一的。中国古典文艺的现代化研究则远非如此简单。基本上每个研究人员都得有两套工夫,而且得先用两套不同的方法来掌握两方面知识和修养，然后才能考虑“有机汇通”（东方vs西方；古典vs现代；直观vs分析；艺术vs科学）问题。对于古典文艺符号学研究尤其如此。 到此，我可以再强调一次，为什么反对宣传“符号学万事通”。因为这会严重影响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基础和方向！基础扎实和方向正确，比一时性的影响力要重要的太多了。任何以为只要掌握一本“什么是符号学”小册子就可以“包吃包用”的心态等于完全误解了“符号学”。我在南京大会以后对此问题进一步思考后，在最近给semiotica的新文中更进一步提到，我们最好把“符号学”当作一个思维大方向的泛称，不能再像六十年代那样将符号学当作《几何学入门》一类方法论手册。（因此也就绝对不是什么“记号思想史”这类简单化的观念）的确，我经常推荐人们把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当作“入门书”。但是，为什么我这么重视他的非理论化的符号学思想？正因为在他那是文学思考的自然演变结果。在那本几万字小册子的背后是百倍不止的对传统文艺思想的修养和体认！今日谈到某某部门符号学，意思是围绕着这两个类别范畴（如“昆曲”和“符号学”）聚集的大量历史和理论的知识储备。提出这样一个“学科”名称，无非是提示你如何为一个有重大思想激发力的“跨学科方法论组合系统”而兴奋，从而建立一个包含有“战备”、“战役”、“战略”诸层面的长远性系统的大计划。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以为掌握一些新颖名词就算是搞这门那门符号学了，这不是夸夸其谈是什么？ 但是符号学能够让你在研习古典时选择与古人有同有异的方面。首先要明确“角色”身份：你不再是“作者”，而是“研究者”了。但你必须努力像古人一样（甚至于在某层次上“一模一样”）“进入”作品（在此阶段不可用分析态度了；要学习“originally”原汁原味地赏阅古典作品）。如果你忽略这些不同的阶段和步骤，就会如今日国外文艺理论界那种唯理论化偏向一样，导至“以空谈空”的流弊。昆曲符号学学科要求研究者从古典作品和现代方法两个角度分别切入。此一科研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实用性问题：如何使其继续繁荣昌盛？而是首先要认识其多方面的意涵、作用和价值。并可在有余力时再扩及旁科。 60年代初虽然时值“三年”及其后，北京西单剧场作为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地，还不时有折子戏演出，白云生等老一辈也不时出场。因家居不远我偶尔也会作为场内极少数观众之一去观赏。特别是在有舍妹演出节目时。记得一次在场观众中竟然有一对法国男女留学生在座。散场往外走时，正在自学外语的我，对两位外国青年用生涩英文练习着说：“台上某女主角是舍妹。”他们听到后表示惊讶和祝贺。我看到自己说的英文人家能够听懂（那次很可能是我平生第一次与老外直接对的一句话），并因与老外对此一古典艺术有一段共同“分享”时刻而感到高兴，但对方正准备再谈些什么关于昆曲的事时，我却匆匆快行一步离去。那时的我如再多谈，接下来自然是“难以为继”，而直接“快闪”的理由却并非在此，而是怕在公共场合和外国人交谈会“惹麻烦”，这是大家那时都知道的“自律”。家兄也雅好昆曲，“自学成才”，唱小生，会吹笛，是俞平伯先生的“昆曲研习社”成员。兄妹两人长在家中吹唱。我在居德时也分别介绍过他们到国外参加了昆曲学术活动，并曾企图为他们联系较正规的合作研习项目，却最终惜未成功。

再次建议组织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理论圆桌会议 从齐隆壬先生新著谈起 李幼蒸 关于电影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性无需赘敍。本人在参与筹备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及目前参与筹备贵阳符号学论坛过程中对此多有建言。今收到台湾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 再次建议组织“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理论”圆桌会议     —从齐隆壬先生新著谈起               李幼蒸 关于电影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性无需赘敍。本人在参与筹备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以及目前参与筹备贵阳符号学论坛过程中对此多有建言。今收到台湾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齐隆壬老师寄来的赠书《电影符号学：从古典到数位时代》（2013），匆匆翻阅后，对于本人了解两岸电影符号学的情况大有助益（本书不仅系统地谈到电影符号学理论知识，而且作为台湾学者而难得的大量介绍了大陆电影学界的发展），并因此进一步促使我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在7月份的贵阳论坛上组织一个“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理论”圆桌会议的问题。也就是，是否先由有意愿届时前往贵阳参会的电影学者们主动考虑一下是否有条件组织这样一个聚会？ 在筹备南京大会时可以说我们几乎差一点就可能独立组织这样一个关于电影理论的国际性会议。因为实际上国内外颇多电影学者有此聚会意愿，但纯粹因为会议资金问题不备，也就搁置下来。我不得不再次提到《电影艺术》主编吴冠平先生其实几年前就曾在通信中积极思考此类聚会问题。除齐隆壬老师表示要参加论坛会议外，不久前我还得到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老师电邮告愿意参加会议。至于该院王志敏老师退休后现任教于重庆，一直继续积极于电影理论研究。上海大学电影系以曲春景主任为首的影视艺术系的理论科研队伍也正在发展中。我认识的一些青年老师、学生中也多有对电影符号学有兴趣者。所以我们并不缺乏对研究电影符号学有兴趣的学人。当然，和其他领域一样，对电影符号学有兴趣和沿此方向做认真研究是两回事。那么为什么特别要提出电影符号学来呢？作为非电影学者，我恰好可趁此机会就此问题举一反三地再谈一下。因为，我个人对此问题“从旁推动”，不是从“业界”角度提出的，而是从“跨业界”角度提出的。正像一切部门符号学领域一样，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符号学”的重要性都是需要在扩大的领域内理解的。否则，这个符号学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今日无论从国内还是在国外，符号学活动都是在“泛职业化大潮”影响下变得或者是过于技术化（国外）或者过于随意化（国内）。我们今日推动符号学，如果就是为了把今日业界的职业化工作加以推广的话，那就恰恰会导致学术的平庸化发展。特别是在职业竞争化冲击下，人们通过拉帮结派（国外也一样）把本派选择的任何一种“符号学学术类型”都加以“正统化”、“权威化”，并刻意加以宣传推广。那么其“真实目标”是什么呢？你以为是学术价值（或“真理”）吗？不是！而是:任何一种学派“知名度量值”的提升！如果我们不能区别这两件事，我们搞什么符号学？我一再说，海外谁要说自己是“符号学家”，人们第一个印象就是：‘万金油家’或“理论忽悠家”。“群众”（广大学生、读者）能够识别吗？当然很难。也因为我们几十年来突然从几千年的传统理论方式突然落入结构主义运动后的“现代理论时期”，理论本身在迅速变动中，青年人虽然知识未备，但与几十年前老一辈相比，普遍比他们更对现代化理论形式有兴趣。但是这个对形式本身的初步兴趣和能够判断理论实体的质量，期间相差还很远。所以今日的理论误导性，正在于此。你如果没有相关学科深入了解而单只模仿什么“理论话语”，就极易形成华而不实的后果和学风。此时，从事新颖理论方向者的实质性学术收获，可能还不如老一辈了。我们今日倡导新知新学时要不要关注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只想着拉帮结派，争名夺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们只想着眼前的“功利主义得失”，能够照顾到未来发展和未来民族学术的真实提升吗？我们如果不注重基础和方向问题，只是一味地用夸张语言‘对上’‘对外’进行“学术宣传”，这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今日我们推动符号学首先就是要关注如何认识符号学的基础和方向的问题！ 电影理论之所以是一个恰当的符号学领域，正因为它具有跨学科的典型性。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研究”过电影理论，却会在1977年底开始介绍电影符号学？这只是因为我的“多学科涉猎”提供了一个应时的方便性。可是，就在我进行此工作时，却突然引出其后一系列针对“跨学科”的“拦路虎”，特别是来自电影学界和美学界的权威们。为什么？他们“不服气”，为什么我们这些毕生的专家们搞不了的东西，会由你这个与电影学术毫无关系的人来承担？为了劝说“电影专家”将其所约稿件“放行”，起初我是绝对“谦恭地”解释着：今日电影理论的跨学科性，以及各种“专家”的偏科性，因此要有在同一名目下的跨学科活动中容忍自己不熟悉的其他角度的论述，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以为“电影研究”只有一种（而他会认为自己是此界的“权威”或“专家”）。同理，哲学美学界素来以为自己是人文学术内一切学科艺术理论的“最高水平”表现（那时美国美学界也是这么看的），怎么会突然冒出什么符号学美学？我又是要费尽口舌，在和权威们最后不得不“对抗”之前做足了“先礼”的功夫。直到最后无奈才不得不“摊牌”。为什么各个领域内都这样？我的1977年译完后即由杜先生推荐到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书《结构主义》，也是先交由外文所一位才子专家（既精通英诗又颇知现代数学）审阅。不料他将10万字的稿子压了半年没消息，幸好总编高菘知是杜老推荐所以告诉了我审阅者名字。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客气的信，说“我们是否可以一同商榷一下译文？”他接信后遂马上将稿子退回商务了。这样我们才在1980年看到此书。（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读者们刚从文革走出，他们会怎么读这本我从二三十部结构主义概论书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这本小册子？其实如果不是同时了解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现象学、解释学，就不会把握其启示性含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们更容易接受皮亚杰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的缘故。）不仅是外国文学专家，就是英美派文学理论家也不容易理解文艺符号学（钱钟书先生当然不懂）。可是如果社会上就是喜欢在一个大学术范畴上（哲学，文学，历史）”排交椅”，“定权威“，这就成了阻碍跨学科学术发展的阻力！（所以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大呼“权威可怕”了）。再举一例，拙译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是七十年代末交稿的，后来按照作者的要求从法文原著细校一遍。责编因此非要求由法文专家审校才可。可是这位当时语言学院法语系专家在试校了几十页后送回先看可否。我一看，真是“怒气冲天”！不仅是这位法文专家根本不懂人类学、哲学，不善理论思维，而且“不可原谅的是”竟然出现大量法文词法错误。（我虽欠缺法语训练，但我遇到任何不确定处必定细查词典）我于是立即要求商务终止对此稿的任何复校工作，将一切改动恢复原状，就按照我的原稿发排。当时的伍主任看到我的“驳回文字”后，觉得有理，遂当机立断，终止了对此稿的任何再处理。（尽管如此，此稿足足拖了六、七年才面世）。这个例子说明：外国理论翻译和外国小说翻译不同，根本与是不是外语系毕业没关系。同理，九十年代以来这么多理论翻译都是由外语界人翻译的，其中的问题，更是直接相关于今日我们的符号学译介问题：能不能让会英文或粗通英文的年轻人就这么“硬译”？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是看对广大读者的影响如何，但是主事者主要考虑的是“政绩”问题。（我们人文学术界就没有一个政绩问题？） 那么是不是非得跟外语界“过不去”呢？不，根本也不是外语界问题。南开法语教授张智庭先生新译长达700页的‘符号学分类文选’，要我推荐申请出版津贴。张先生于1988年初就参加过京津符号学讨论会，记得那时他在会上说过“符号学就是指法国符号学”，意思大概是说唯有法国符号学才最重要。此语一定遭到不少与会者反感，但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内行”。此后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文艺理论书。我还邀请他参加了人大出版社编译的《罗兰巴尔特文集》。在此次写推荐信之前我就在信中与他讨论“外语系和理论翻译”问题，他竟明确答复说，他认为人文理论只能来自“自学”！即，没有此自学过程，单是一个专业训练是不行的。今日更是如此。为什么？又是“跨学科”问题。大学主修只是一科两科，而新知新学大多涉及多方面。所以任何搞跨学科理论（符号学是其典型）的人都需要进行“自学”。不仅如此，而且要长期自学。张先生的符号学实践已近三十年，都是“自学”的结果，当初的法语专业训练不过是一个工具性起步，而今日这么多人仅打算凭自己的外语专业资格就搞外国理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你的大学级别多高，打算仅以你的外语专业地位来“充当”外国人文科学理论问题的“权威性基地”（甚至于以此基地设立“理论翻译评比奖”，以同样玩弄什么“不会理论翻译的人”要比会翻译的人在翻译能力上更高一筹！怎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专喜欢“占便宜”？），都是非常外行的说法！不幸今日还是有这么多出版社为了抢快以为凡是会外语的，就能搞翻译。（而这对于不大会外语的其他文科师生来说，还可能真地难以体会其中的区别）凡此种种“抢快行为”、“宣扬政绩”行为，表面上也有助于扩大新知新学知名度，但其长期副作用则远大于眼前的“宣传效果”所带来的蝇头小利。 电影符号学的新颖性和启示性固然体现在跨学科方面，但是它还具有另一种“跨学科的启示性”：同一个“电影理论”和“电影符号学”，你方向正确就朝着正向发展，但如方向不正确，就正好朝着负向发展。我们看重电影理论或电影符号学的，是将其作为“讨论基地”，不是作为推广或宣传“当前不景气的电影理论业的职业性价值”。（这却正是今日国外业界的主要集会目的所在）因此，我希望电影理论界的朋友们也能够在当前“业界关切话题”之外，也关注于相关于“电影理论”、却远不限于“电影理论界话题”的、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领域。正是对于此扩大的电影理论讨论，适合于在我们的符号学论坛上进行。从而可在电影学界和一般理论界及他学科理论界形成有深度意义的双向对话。同理，目的不是通过有限次讨论就提升多少知识，而是大家先提升和扩大相关认知的“认识论水平”或“理论态度”，也就是先在根本性学术理论认知上提升眼界和思维层次。请想一下，这样对专业人士是不是也有好处？我们非得只是“务实地”限于和目前教学有关的问题吗？我们就不能对自己的治学和求知要求再“拔高一级”吗？不说别的，就是对于在具体专业内这也是有助于更适切地为自己的课题定位的。 可是我推荐电影学界师生参加此扩大的跨学科会议还有在初步程度上引生另一层“示范”作用的意思。“电影理论”是一个典型跨学科领域，那么前文提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岂非另一个“历久弥新”的更大跨学科领域？虽然其“跨学科”的意涵和电影学不同。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在相当小的程度上30多年前在电影理论界遇到的“跨学科阻碍”，未来在此“旧知旧学”的跨学科领域，就会遇到大不知道多少倍的跨学科阻力。因为在此领域内的专家和权威可比电影学界多多了，而且势力也大多了。我们却可以在平行比较的水平上，首先了解什么是、以及应如何处理这个领域内的跨学科研究方向的问题。（让我再举实名大不敬一次：如果王元化先生在世，他可能是第一个站出来力呼“不可”者。但是让我们先想一想巴尔特六十年代时与法国文学史权威的论战吧！至于王先生当初在大陆艰困时期勇于向熊十力先生问学的背景，今日看来岂非恰恰是其局限性所在？） 何止这个领域。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等领域内相关问题可能更重要，但它们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广泛，谁叫小说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的“第一学”呢？ 就电影理论来说，我竟然在许多文章，特别是英文文章中，提到我对“符号学理论”的新观点，竟然是首先来自欧洲电影理论的启发的。因此，我们岂可小看电影符号学？我心目中的电影理论讨论会的另一个意义也许更深刻，虽然距离国内论域来说还太遥远。这就是：两大理论方向—美国和法国—的认识论对比问题（请读者注意，这其实是我35年来一直在率先提点的问题，特别是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无比的大问题，关系到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前途的大问题，它竟首先在电影理论领域内最引人注目地“爆发”出来。其波及的范围，可以不夸张的说，已然无远弗届！这虽然不是眼前对我们最急迫的课题，却也不是无关紧要。只需提到一个现象：两岸四地百年来的文科留学生大多数来自美国！这就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文科学的未来大方向了。不要忘记：“西方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 电影理论圆桌会议的建议还有一个附带目的。在此短期多元的研讨会间，与会电影学者们当然不可能畅所欲言。我却期盼大家趁此难得的聚会之机，进一步考虑一下，是否可举行一次专门的“中国影视理论问题研讨会”？ 不仅是电影学界，在与会的各个学界，我们都希望能够持续举行学科内的跨学科符号学研讨会，以首先推动本学科内最适用的作为新知新学的符号学问题。我们绝对不是说，中国符号学论坛提倡跨学科对话，而反倒不重视个别学科或领域内的符号学聚会。根本不是如此。各国的全国符号学学会都是由各学科内的“跨学科学者”的参与下形成的。必须先在各学科内发展出符号学学术，然后再参加全面性跨学科会议才能更有效果。然而今日中国学界的情况不同。我们由于人文学术长期“浮躁”（这是体制内大家可以接受的批评用词），各科自己的跨学科研究未必到位，因此有必要在扩大的范围内先致力于“务虚”工作。我们的南京大会岂非正是这样一种着眼于思想启示性的国际性聚会？（不是因为我们的符号学学术大有进步，因此要在国际舞台上显露一下实力，而是说我们要将此聚会当做一个朝向人文科学革新的、凝聚共识的机会。为此，本人几年来不知道和多少体制内的人论辩过这个基本立场问题。因为治学首先不是为“求人知”，而是要“求为可知者“。这还不是一个大道理境界，而只是一个开明自利主义原则。因此“公私政绩主义”还并不是开明自利主义，而是其争“利”也未免争的太“小气”了） 我们反对的是个别领域打算利用自己“走前一步”的历史事实来制造未来‘中国符号学领域’的领导地位的意识和步骤准备。这样的“准备”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成功，却可能带坏了一批青年，让他们从进入学界一开始就学会了“以拉帮结派为乐”！只有自己根本不知道为学“乐在何处”的人才会无聊到处心积虑地通过聚众结势以制造本人和本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为人生目标。我们今日提倡的仁学精神就是针对这种商业化时代的“学界时代病”而言的。 傍晚接齐先生书（据告大陆也有简体字版同时问世）有感，遂于贵阳论坛即将到来之际草此议论，落笔匆匆，不及细审，尚祈见谅。 （2013,4,18）

比较文学系和海派符号学的联系 —- 符号学岂容成为学术传销术？ 李幼蒸 【补言】中国新阶段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腐。反腐当然不只是政经界的问题，文化学术界对此的需要恐怕是无人不知的。就人文学术界而言，我们通常关注的都是涉及明显法律层面或严重  比较文学系和海派符号学的联系         —-符号学岂容成为“学术传销术”？ 李幼蒸 【补言】中国新阶段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腐”。反腐当然不只是政经界的问题，文化学术界对此的需要恐怕是无人不知的。就人文学术界而言，我们通常关注的都是涉及明显法律层面或严重道德层面的问题，如直接学术抄袭和学历造假等，其实这类问题并非是人文学术界最严重的问题，即其“学术性危害”并不严重。“抄袭”不过是损个别人名誉，造假不过是添个别人不当声誉。这些现象并非可以影响学术界整体。真正戕害人文学术界质量和阻碍其健康发展的问题乃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学风问题。这个“学风式腐败”是一种隐性腐败，它抓不住，看不清，却可像细菌一样泛滥与蔓延，足以歪曲学术方向、败坏学术质量、重伤学术元气，最终不仅全面伤害人文学术全局，而且进而败坏社会文化精神。此外，其最大的危害还表现于其“高超技巧”：弄虚作假的技巧，混淆真伪的技巧，以紫乱朱的技巧。孔孟思想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倡导仁义，另一个是揭批“伪善”。二者几乎到了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步。为什么？因为“虚假”必制作得“似真”，所以可以最有效地“毁真”。孔孟概以“乡愿”称之，然而历史上偏偏这第二个部分难以伸张，而各色乡愿之所以易于得逞首先即因其共同得策略就是：拉邦结派有术！故曰：“愚民易动”。此“愚”字可泛指任何一种认知不足。我们的人文学术理论界，由于逐代文教延迟发展的“积累”，其后果今已十分明显，而其表徵就是：风气浮薄和华而不实。结果，严肃学术往往被煽刮成风，蜕变为各种“哗众取宠之术”。有些人却偏偏长于此术。在我们的“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去年举行之后，令我这个全力参与推动卒致其成的人大开眼界的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术可以败坏到这种地步！他们竟然可以精于权术到这种地步！他们且有能力“打旗反旗”，直接参与破坏符号学的健康发展方向。“符号学”今已被当作“文化万金油”加以庸俗化炒作，使其成为个别学术野心家争名夺利的工具。而学术界的腐败暗流则足以支持其蔓延。如此，则民族学术危矣！正派学者今日必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以应之，不能让新时期、新阶段的人文学术革新契机败坏在这些人手里。（2013，4，5） 【前言】本人于文、史、哲、艺诸学科内整整35年来在部门符号学和一般符号学不同层次上的研究经历和体悟，最终得以概略提出于此次南京大会，在此首先再次感谢主办方为我提供了在国际学术场合表达不同于西方符号学的中国符号学理念的机会。本人希望以此35年来的、以及其前20年来的有关人文科学理论的独立研究经验，贡献于未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事业。本人在国内外多年来亦曾努力于汇聚中外学人，以期强化大家对“中国符号学”之深意的认知，并力劝学人朝向严肃的符号学科学目标治学，俾使符号学可对中华人文学术的发展做出真实的贡献。然而时当文化学术界商业化大潮无远弗届之今日，在“符号学”名下的一些唯利是图者，将本人提出的理想主义符号学理念，暗中视为他们追求个人和集团私利的障碍。因此不顾本人长年来关于正向治学态度的积极阐述，执意要将中国的符号学科学事业，曲解为追名逐利之工具。一些人因为素来欠缺理论性学术训练，故虽长年学习、工作于海外，却因无力深入研习理论，而早就放弃了符号学研究。但当其后在国内发现了大批中文符号学出版物后，竟然突然发现了重返符号学的捷径。这个捷径就是：可通过国人较比深入的符号学研究成果以获得对符号学理论内容进一步理解；同时又发现了学术发展过渡期的中国学界，可为学术投机取巧提供特殊的机会，遂决定“踩在他人成果”上及通过迎合商业化时代读者畏难喜易心理，借助符号学名号来哗众取宠。 在国外，尽管也有不少“空头符号学家”，但他们不可能在人文学界产生什么严重的学术副作用，所以想在国外用符号学来炒作，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学术过渡期的中国学界就不同了，特别当学术崇洋媚外思潮甚嚣尘上之际，我们竟然在人文科学理论领域看到一种奇怪现象：在西方学习西方理论无成者（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西文的理论方面著述就知道了），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界发现了在中国“搞西学理论”则可成为一门生意经。为此只须完成一次隐蔽的“双结合”：将“本人洋学历”和国内他人的“洋理论研究成果”加以结合。这一结合的客观条件当然是社会崇洋媚外风气的存在。海派符号学于是就在新世纪的中国学界渐渐诞生了。 要想实现其目标，当然就得精细设计其各种海派符号学推行技法。本文后面要介绍的就是所观察到的一些方法策略。海派符号学的第一策略就是“架空符号学”，将其编成一批“抽象规条”，便于在文化界推广。但是，由于其成果多是变相袭取而来，只能忽悠不熟悉国外理论资讯的读者大众，却并无实在的独创性价值。对此，内行和了解国外学术情况者，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学生们不易看出来，领导们也不易看出来，非西方学术专业的学者可能也不易看出来。反过来，他们却都反而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其支持者。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其操纵学术鼓动术的技法（这也是一种符号学分析课题），这不仅对于中国符号学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的未来健康发展，都是重要的借鉴资料。 岂只是符号学，本人作为自新时期伊始的“第一天”就介入现代西方理论引介活动者，35年来真是看惯了学术界的文革后遗症有多么严重。这样的学风问题才是今日人文学术难以提升的根本性问题。本人于80年代中最初曾经积极支持和参与甘阳等组织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译事（海派符号学的手法与甘阳他们25年前的做法相当类似：基本上通过建立“广义编辑集团”方式，用以充作“学术研究事业”之准实体，而这个“符号学团队”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不同媒介的编辑出版而已。其“发表”系列的经营方式也是彼此非常雷同。但只有一点不同：甘阳系统的参加者的确是有一定理论眼光者，他们毕竟大多数是哲学专业的，而海派符号学则明显欠缺理论思维能力，故其“操作面”一定进入不了哲学界和各学科理论界）。1988年在京津符号学座谈会上首次与各界符号学理论爱好者（特别是到会的不少比较文学界和英语界学者）聚会，企图共议成立符号学组织之事，而讨论会进行中即获知相当多人只不过是想借助符号学的新颖来追名逐利而已，故在会场与彼辈公开争执后，不久即放弃了继续参与推动之想。本世纪起，结合本人整个90年代在欧洲进行研究及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工作经验，对于符号学理念获得了进一步认知，遂开始重新在国内努力于符号学之推动。嗣后即根据本人在欧美十余年的国际符号学活动经验（这也正是今日海派符号学者脱离符号学研究的那十年），不断 宣扬符号学的伦理性理念。但是就在本人和忠实于符号学科学理念的学者们的努力过程中，符号学投机者亦悄然随至。他们（在先）已经主要倚仗国内学者的学术成果补充了自己的符号学理论知识（通过学理层面上的“混作”），（其后）又在学术活动中实施壮大本派之策术（在学术活动层面上的“混作”）。如前所述，他们的言行方式特点，也反映了今日学界一些急功近利学人的普遍运作方式，故具有普遍性意义。以至于值得将其此种特殊学术实践的细里加以适当剖析，以供研究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者参考。这是本文撰写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最后部分贴附一封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教授两年前的来信。该信表白了他那时对待符号学学术的一种“过谦”态度。我希望明年在他主持的语言符号学学会的例会上，也能够将一种“虚心学习”态度带到他们的例会上去。一定要让本系统师生认识到：符号学不能靠拉邦结派、投机取巧达成。而是要端正学风，刻苦学习。不要把每个人的宝贵时间都耗费在如何借符号学名号扩张本学会的集体虚荣上去。我在此作为促进中外符号学交流达30年（从1982年初次参加多伦多国际结构主义符号学夏季研讨会开始算起）的国际符号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仍旧期望该会能以国家民族全体学术提升目标的大局为重，引领本系统师生朝向正派治学方向前进。                     *********************** 狭义比较文学理论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具有美国文化特色的一种“广义人文理论”，其内容 远不限于文学，而是遍及文史哲与社科的理论性议论领域，其学科性根源，与美国英语系及英语系的“文学理论专业”（其内容也远不限于文学）不仅是一脉相承，简直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之所以是具有美国文化的特色，说来话长，但一较深刻的原因则是：“理论”本来是以“哲学”为基础的，但美国战后哲学主流变成了分析哲学及分析派的实用主义，其特点是大幅度朝向科学化方向，固然因此提升了论述精密性，但也同时大大窄化了论题范围，以至于对社会、文化、历史等领域的涉及深广度均越来越缩小。与此同时，战后欧洲兴起的新人文理论思潮渐渐扩及美国，这些思潮涉及的各自欧陆哲学基础却只能在哲学系占据偏位，反而首先流向了文学领域，特别是英语系文学理论。同时，六十年代开始，美国文化的另一特色“多元文化”兴起，其宗旨更是直接相通于“比较文学”（再往后，在此领域内，随着华裔人文学者居美越来越多，又与“中国研究”〔即欧洲所说的“汉学”〕结合渐密），以上所言种种思想来源最终汇聚为一个于七八十年代相当繁盛的“比较文学理论”领域。“多元文化研究”如果侧重于文化传统的多元性，“英语系理论”如果较多强调现代理论与英语文学传统的结合，那么“比较文学理论”则更加偏重于以文学理论为中心的一般文化理论。因此，此领域也就易于与“文化符号学”等相汇通了。于是“多元文化研究”和“英语文学理论”二者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在内容范围内遍及文化各域的、具有理论解释兴趣的（不只是文史描述性的）新跨学科领域。此一美国文化学术界的发展使其补充了美国文化界的理论思维范围。许多哲学界不谈的跨学科人文理论话题，自然就可由在这个新学科领域内（往往在较低理论思维水平上）讨论。所以，我个人的观察是：比较文学理论和美国主流哲学大致来说是一种“共生体”。不过，不言而喻，在此文化互补关系内，哲学自然倾向于“窄而精密化”，而“文学理论”（“各西语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理论”）则倾向于“宽而形式化”。所谓“形式化”其实反而是因主题空洞而抽象化、“随意化”。形式化当然不等于严密化，却形成了一种美国文学研究的新风格：具理论思维的形式性却乏理论思维的严密性。同时却因为此学科在文学内容上可无所不包，也就易于形成从内容（特别当东方文学、文化进入后）到理论的“博杂性”。内容是广泛了，但“理论”却驳杂了，比较文学理论领域渐渐成为论说相当随意驳杂的一个领域。与该领域数十年来理论式思维活动的表面活跃性相反，该派的杂家风格（既指其学科本身对于理论知识的结构性欠缺，也指其学术实践运作风格的轻浮性），使其始终难以成为西学界文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基地。但是这样的论学风格却可能恰恰方便地“落户”在学术发展过渡期的中国学界。如果今日我们到处看见人们对学术界“浮躁风气”的批评，就不难了解海派符号学的风格可能在中国学界找到了多么适意的繁殖土壤。

致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参加者 （2013,4,1） 符号学朋友大家好！ 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已经开始注册报名。大家可以按照贵州师大文学院网站公布的报名细则尽快报名，以方便于 主办方的会务准备。 这次论坛其实是中国学界第一次纯粹由本国各科学者参加 致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参加者 （2013,4,1）       符号学朋友大家好！       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已经开始注册报名。大家可以按照贵州师大文学院网站公布的报名细则尽快报名，以方便于 主办方的会务准备。       这次论坛其实是中国学界第一次纯粹由本国各科学者参加的学术交流会，是在去秋南师大举办的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和南京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之后筹办的中国人文科学各界学者间的聚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论坛是在大家共同的学术关切下组织起来的，因此具有较高的自觉性和志愿性。南京首届论坛由于是与国际会议同时举办，不少人是因参加国际会议而顺便来参加论坛的。这次则是纯粹中国人自己的论坛聚会。我们从事符号学研究不是为了给外国人看的，不是为了对外宣传用的。相信大家会从推动本国和提升本人的学术角度主动参加活动。至于中国符号学的宗旨和意义，我们已经谈过很多，但有关真正的跨学科学术对话应该如何展开的问题，大家由于跨学科活动经验不足，看法不一，因此极有必要通过聚会讨论，取得共识。符号学当然也不是为了进行文化意识形态和商业化宣传鼓噪用的，而是一种为了切实有助于每个人本专业的提高而开展的严肃科学性活动。这次论坛上我们应该留出较多的时间，提供与会者相互交流心得，发表意见。因此两天半的时间里，我们考虑尽量将全体集会讨论的时间加长。但是这绝对不妨碍每位与会者准备不论多么长的论文。这些论文都将首先汇聚起来发布于主办方的网站上，然后再考虑印刷体出版问题。现场发言则须相应缩短。对此敬希参加者谅解。当然这对于每个人也是有益的，因为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全会上自由发表意见和听取到不同学科与会者发表意见。而提交的诸专业论文的内容，则可以会后再详细研读。       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国际学会会长塔拉斯梯教授因为本学期尚未办妥来华任教的手续，无法于暑假趁便来贵阳与我们相聚了。但他告我仍然希望保留其作为筹备会顾问的职能，以作为中国符号学论坛与国际符号学会继续保持联系的一个纽带。       本人作为本次论坛的另一顾问，最近再次从主办方负责人处获悉，筹备会定将积极筹办此次论坛会议。我们将从全国各地不远千百里来到山城贵阳，在中国内地大山深处，共同讨论如何促进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化发展的前景，意义自然十分重大。我们在此特别再次感谢贵州大学及文学院的筹备会，他们本其为推动中国各界的学术共进事业的公心而默默地为集体事业奉献心力，值得我们大家尊敬和学习。‘符号学’不是属于根本并不存在的所谓‘符号学界’的某种专利，而是属于每个学科的共同方法论资源。而如何善用而非滥用此资源，正是我们大家作为‘符号学初学者’聚会要加以探讨的。切记：中国符号学不是为了在中国学界制造少数‘符号学明星’之用的，而是为了有助于每个人自己的学术水平提升之用的。因此论坛势将继续维持平等办会的立场。论坛的宗旨就是为各界各科师生安排一个参与者相互学习讨论的学术对话平台。      

警惕符号学的负面扩展 —–旧文重发 [ 补言 ] ：近读两年前的旧文，觉得所言所论完全适合于南京大会后的今日，而大会前提出的警言竟然如写于昨日一般，可见 客观大于主观，学界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拉帮结派积习，两年来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南京大会后有变 警惕符号学的负面扩展   —–旧文重发 [补言]：近读两年前的旧文，觉得所言所论完全适合于南京大会后的今日，而大会前提出的警言竟然如写于昨日一般，可见 “客观大于主观”，学界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拉帮结派积习，两年来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南京大会后有变本加厉的势头。今日符号学界以假乱真之术，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在其各种原因中最直接者当是三十年后，出现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我们在1988年时尚不具备的“客观条件”：即大批中文著译作品的出现。于是狡黠者，特别是自2008年南京国际符号学研讨会之后，发现了一种新世纪的一本万利的‘符号学捷径’：变相抄袭现有中文资料，予以改头换面包装，冒为己制，并辅以本派师生推波助澜，以造成声势。然而，符号学变相袭取者因欠缺实学根基，多言必失，往往漏出严重学术性破绽而不自知，却足以祸乱广大经验知识未足的青年，现已成为“钻进符号学肚皮内的”赘瘤。没想到，我们1988 年时就发现的学风恶劣倾向，二十多年后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卷土重来。文化学术界的“毁真制假”风习，不想今已不折不扣地渗透进到了中国符号学界内部！最大的受害者：受其利用，为其蛊惑的广大知识青年！（2013，3，29）         ****************** 不管什么学术理论，都可能共用一个名号，却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有助于该学术理念前进的，而另一个是导致该理念后退的。岂只是后退，可能还会损害该学术理念。二十世纪西方众多思想流派多有此类问题，而尤其以“符号学”名号下的表现最值得深省。因其涉及广泛，“符号学活动”导致的负面效果，可能也比较严重，原因简述如下： ～与文史哲宗艺各域活动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之“界域”最为广阔，因此其负面效果波及的范围最大； ～与文史哲宗艺诸常规学科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受到的学术史上实学基础的限制最少，因此更便于任意“创发”，并因此而难以受到客观学术条规的检验； ～符号学对“理论化”的强调，在欠缺常规学科系统制约情况下，易于演变为各种“形式化理论话语游戏”，也就是失去或弱化其与各类现实的关联性和互动性； ～此种“凭空造论”的倾向和能力，如结合以商业制度化的运作方式，将形成

再论贵阳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 —– 兼与外语符号学界恳谈 李幼蒸 【本文要点】 1。 跨学科的意思 ：（a）第一步：在一个学术文教领域的内部推行（准）跨学科研究；（b）第二步：在诸不同学术文教领域间推行（真）跨学科研究。为什么叫准，因为单领域内基本  再论“贵阳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                        —–兼与外语符号学界恳谈 李幼蒸 【本文要点】 1。“跨学科”的意思：（a）第一步：在一个学术文教领域的内部推行（准）跨学科研究；（b）第二步：在诸不同学术文教领域间推行（真）跨学科研究。为什么叫“准”，因为单领域内基本不具有对他领域学术内容的高级知识。我们在南京大会之后现在的任务是：强调平行发展a和b，但应首先关注于b。即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事业面临着全面转型的时代任务。因此，中国符号学正在呼吁着真正的符号学精神（真跨学科）的出现。 2。“符号学实践”：具体来说就是，从个人角度（在本人态度上）和从集体角度（在组织方式上）创造性地摸索在体制内组织“体制外的”（即在现行学科分划格局外的）活动。因此上述a方式仍然是在体制内安排的活动，其各方面的学术性效力都仍然受到体制内的结构性限制（参加者仍然受制于体制内的功利主义动机、结构、程序和目标的限制：如借助于“符号学活动”来谋求个人和单位的任何一种“利得”）。单位内符号学活动的组织者如果不了解 这一点，就难以参与真正的符号学事业。 3。“符号学研究”：指的是每个参与者在个人学术上或者在跨学科活动组织上，开展切实的学术实践，而不是采取面子工程、形像工程、政绩工程路线。学习和研究靠得是个人一本书一本书地研读（今日可读的翻译书比二十年前已经多太多了），而不是只靠国内外开会、请外教、出国参访、论文数量和发表级别等外在“成绩形像”。这些学术活动形像中都充斥着水份，都会好事变坏事，即反倒可能会误导本单位师生，以为有这些“外在性安排”自己和单位的“学术水平”就自然地（可向单位领导证明）提升了。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些措施都没有多大用，如果它们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动机和目标之上的话！不能主要依靠这些基本上属于形像工程的“自我欺瞒”的方式来治学。没有正确的治学心态，什么外表漂亮的安排都没有用。 4。“中国符号学论坛”：是一个促进跨学科（b型）的临时性架构，它靠的是参加者每个人的自觉性，如果参加者没有这样的自觉性和真实兴趣，它当然不可能成功。那样的话，这是谁的失败？不要搞错（我请可能的幸哉乐祸者注意）；这将不是主办方的失败，而是我们每一个志愿者的失败，也即“中国符号学”的集体性失败。老外会因此说：“你们中国学界不配搞高级学术，因为你们不能学术合作，因此根本不关心真实学术，而是只关心如何通过符号学搞名堂”。贵阳会议如果失败，我们的论坛当然就自动解散，而不必等待个别企图对其“下绊者”的运作了。但这不是下绊者的胜利，而是我们志愿者全体的失败：因为，“我们大家不想实行跨学科合作！”“我们不关心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  5。跨学科活动组织者：中国符号学论坛活动组织者当然是某领域内的某具体单位，但承办者此时的“工作任务”是超越其体制内的工作范围的，是代表着各领域、各学科的，而不是只代表承办者本领域或本学科的（在筹办南京大会的几年中我不知道为此写过多少此次“说明书”，以协助扭转体制内根深蒂固的“本位功利主义”意识）。组织者尤其不能企图通过此跨学科活动将其他领域师生的学术活动纳入本学科学术领域内，对其进行学术组织方面的“收编”。承办者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扩大”或“身份转换”的事实。如果老是跳不出这个本位主义圈子，就根本没有条件承担b型的跨学科活动。我的另外一个比喻是：学术组织者要做“蔡元培”。蔡元培的全局性贡献远大于“陈寅恪”。你也可以同时做“蔡元培”和“陈寅恪”，但你不能利用你的“蔡元培”的职能去悄悄地不当增加“陈寅恪”的声誉。这就叫公私分明。对于“集体”来说也有此同一公私分明的问题，不是说“集体性谋私”就不算“私”了。如果组织者有“蔡元培式的”觉悟和担当，那就会成为一个其“抱负”不仅不嫌其过广（跨学科、跨文化）、反而是期盼其越广阔越好了。中国学界今日最欠缺的还不是什么专业“大师”，而是欠缺真心实意的、非意在拉邦结派的“学术组织”带头人。 ********************

再 致中国符号学论坛 关于贵阳论坛徵文启示通告 （2013，1，26） 座右铭 ：符号学遵循的人文科学理性准则 语义清晰性，推论逻辑性，预测可靠性，效验实证性，评价人本性 论坛同仁大家好！ 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现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徵文启 再致中国符号学论坛                        ——关于贵阳论坛徵文启示通告                                 （2013，1，26）                   座右铭：符号学遵循的人文科学理性准则    “语义清晰性，推论逻辑性，预测可靠性，效验实证性，评价人本性” 论坛同仁大家好！ 贵阳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会议现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徵文启示”已经正式发布（参见网站：http://wxy.gznu.edu.cn/xwgg/2013hy1.htm   ），请有意参加会议者按照相关通告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筹备会进行联系。（估计大学附近应该有各种不同价位的旅馆，参加者或可在筹备会联系的住宿地址外根据自身条件另行选择住宿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