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论坛人员馨新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 第十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和第一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已经顺利举办。经过这两次符号学活动，中国符号学事业已经迈进一个新阶段。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符号学都应该同时开展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学术活动，但各阶 中国符号学论坛公告 2012.11.3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     第十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和第一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已经顺利举办。经过这两次符号学活动，中国符号学事业已经迈进一个新阶段。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符号学都应该同时开展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学术活动，但各阶段的重点有所不同。应该说，中国符号学的主要国际交流活动，随着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举行，已经告一段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参加2014年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今后的重点显然应该转向国内符号学的推广和提升方面来。符号学是跨学科活动，由于学界常规运作渠道都是按学科界限安排的，中国符号学的跨学科活动，在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成立之前，一时还没有合适的机构负责运作。在此情况下，请允许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主要负责亚洲地区符号学推动工作），暂时继续参与‘中国符号学论坛’学术活动的推动工作。     符号学是跨学科学术活动，因此涉及到自然、社会、人文学科的众多专业。未来中国符号学的构成必然扩及各个学术领域。就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主要的两个领域是外语界和中文界。不仅因为这两个领域的内容都具有较广泛的综合性和含括性，而且特别因为：     1. 外语界因为收悉外语，得以较多掌握国外符号学理论内容；     2. 中文界由于包括中国古今历史上的文史哲思想史各专业，尤其相关于人文科学的专业内容。中国符号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外国理论加中国文史哲宗艺专业，二者均为所需。但是由于中国符号学起步较晚，任何专业的符号学参与者，都未必能够同时充分掌握两方面。如何促进理论和专业的汇通正是中国符号学论坛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此情况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尊重和谅解彼此的知识长短，努力相互补充、合作，而不是依靠自身可能只是片面性的特长，互比高低。对于开展未来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工作来说，参加者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组织活动。学者个人在专业上都各有长短，但就参与组织和合作的任务而言，可谓各人和各单位都有承担组织学术活动的条件。我们组织和维持这样的论坛，就是为了方便于不同学科学者学生间的彼此合作。

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图片集锦 摄影: Cai AiMei 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图片集锦 摄影: Cai AiMei

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闭幕式发言 李幼蒸 The Concluding Session of the 11th IASS Congress. From left to right: YouZheng Li, Eero Tarasti, Jose maria

（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符号学的未来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大会发言 （2012年10月7日） 李幼蒸 大会主持人： 各位尊敬的贵宾： 今天这个场次的第一位演讲者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李幼蒸教授。李幼蒸教授对于符号学在国内与世界华语文区域的引进与 （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符号学的未来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大会发言 （2012年10月7日） 李幼蒸 本文包括： 1．台湾大学外文系蔡秀枝教授为李幼蒸大会发言所致引介词 2．李幼蒸的大会发言全文 3．李幼蒸的大会闭幕式致词 1 “引介李幼蒸先生的大会发言： ‘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符號學的未來’” 蔡秀枝    

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昆曲的演出谈起 李幼蒸 此次具有人类文化史上重要意义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不仅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而且是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国际聚会。同时，大会官方主题虽然是 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昆曲的演出谈起                                    李幼蒸 此次具有人类文化史上重要意义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不仅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而且是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国际聚会。同时，大会官方主题虽然是“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其实质则是“东西文明间的对话”。而在本中文文章中，我不妨“举贤不避己”地说，大会和论坛的最深主题（虽然只是表现在象征性的意义上）应该是：“中西学术传统间的对话”。准确地说，那就是（在潜在的意义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西方现代理论之间的对话。然而非常遗憾，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备（西方人因“汉语文语”的限制和中国人由于“外语理论语言”的限制），我们主要只能争取在此学术聚会中“呈现”我们的学术性问题，促进彼此今后的理解沟通，以备在相关主题上继续展开全球化时代的人文思想理论的交流活动。 大会主办方，为了在此国际大会上向国际友人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特别选择了著名江苏昆剧团在大会开幕式当晚提供一场折子戏演出，以介绍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昆曲。中国各种不同类别的传统文艺都具有极其不同于西方文艺传统的结构性的、甚至于符号学性的特征，这就是其普遍含有的如下倾向：程式化、格式化、类型化、意象性、象征性以及最终朝向心灵深处的“神韵意境”等。而昆曲艺术作为最具综合性的艺术，恰恰包容了各个文艺类别的结构性特征。（某种意义上，可相比于现代文艺中影视艺术具有的这种全面综合性）中国传统艺术不仅为古代中国文人普遍欣赏，也足可为今日中国各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和表演人员所欣赏。审美欣赏相关于观众读者的教育背景和环境背景，非相关于什么“硬性知识”的有无，所以并非简单地是什么古人高、今人低的问题。但是以现代学术手段分析和理解古典文艺的结构、功能、意涵和“接受机制”（今日所说的“接受美学”和“文艺解释学”），以有助于今人更准确地理解古今文艺沟通的“肌理”和促进“古为今用”的有效办法，则不能仅依靠直观的艺术修养来经验直观地加以“处理”。在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大为发展的今日，应该根据更恰当、更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对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认识。符号学，某种意义上，首先就是针对此种有关人文学术和文化艺术的重要任务而出现的。比如，就昆曲艺术的欣赏、理解、维护、传承的各个环节上的问题来说，就绝对不是仅凭日常经验可以简单化地处理的。例如，仅为了解决剧团在商业化时代的生存问题，而对其进行“通俗化”的改造、以迎合现时代广大观众的做法，就是缘于不懂文艺科学规律的实用主义态度。为了“推广昆曲”，而只根据少数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并非具备现代文艺理论科学的认知的话）的直观性审美判断（加以某种资金来源的物质性支持）对传统昆曲剧目进行“实用主义的改造”，其长期的文化性后果不堪设想（当前观众人数的人为性促增政策和观众对昆曲趣味性的相对提高手段，其实与昆曲艺术内在的美学价值的保持和传承，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此尤其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为什么？昆曲的“本质”正是其数百年间通过历代舞台上的千锤百炼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程式化艺术经验积累；昆曲的“奥妙”就是存在于这些程式化系统构成的“运作框架”（兼含静态的“规则”规定和动态的运作性的、技巧性的表演体验的凝聚）内的。“现代化的改造”，一不当心（如果以迎合时代文化趣味为主要标准），就会把此古典艺术的“精华”（传统文艺的精华都是与其媒介类别内的技巧性经验积累连在一起的）删除或损坏掉。别忘了，昆曲艺术，诞生于古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内，其最高审美目标与现代文艺并不相同。如果你“触动”了昆曲艺术构成的（技巧性生命的）“根本”，就是在“瓦解”此古典艺术。更严重的是，昆曲作为表演艺术与其他古典文艺不同，其“存在”不是基于文字性、笔画性等“记录性文本”，而是基于作为活生生人的“演员”之存在。所谓昆曲艺术的存在，完全基于演员其人的存在，而演员的存在是靠长期艰苦专业训练达至的。此训练有其内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规范要求，而并非依存于其当前演出的“生态环境”之内。反驳者会说：不，昆曲从唐宋大曲，元杂剧到明清的兴盛，无不是在表演实践中创造性发展的，我们今日也应该通过演出创作的实践来推陈出新？首先，“昆曲”，特别是号称“文人戏”的“南昆”（试比较“文人画”），其关键性的艺术性创发，并非仅靠表演人员自己的舞台经验积累而成。表演人员和熟悉表演艺术的（素朴）“理论家”的功能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没有明代魏良辅的“关键性”总结和提炼，如果没有在先精通音律学、声律学、韵律学等“古典理论家”提供的知识性基础（并非仅通过剧情唱词等文学性、戏剧性因素的经验性改进），昆曲艺术不可能达至中国几千年来表演艺术和戏曲艺术史上的最高峰。但是，这一分析是根据于昆曲艺术生存于传统文化环境里的事实得出的，而今日我们面对的是传统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为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取代的情况下产生的问题，这个跨时代、跨文化的美学交流问题，就绝不是单纯按照古代历史经验可以解决的了。 那么，我们不是有了这么多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了吗？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我们符号学界长期以来谈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西方的各古典专业性理论模式简单化地移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符号学和解释学，就是要处理和解决这样复杂的古今中外思想与文艺的有效汇通的问题。再回过来看昆曲例。正是昆曲符号学分析告诉我们，昆曲艺术的要素不在于其戏剧性。因此那些打算用“文明戏”改造昆曲传统剧目，使之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的设想，可称之为一种“美学的误会”（京剧这样做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已较昆曲更为通俗，更多摆脱了昆曲的严格程式化“制约”，受者对象范围大为扩展，一度成功地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同时，更为本质性的区别是，昆曲中乐与舞的严格相关性对比关系程式化的设计，使之难以适应通俗化的改良，因戏曲改良主要指剧情的改变，而对于昆曲，其戏剧性部分恰恰并不重要。而造成昆曲艺术难懂的关键，除了其唱念方面极其细腻的双重音乐性构造外，还表现在观众对此乐与舞的相互结构性搭配表现之美学接受性习惯之丧失。后者则完全是一个文化人类学上的问题）。如果再想在唱做念打上经验性地（即面对着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推陈出新”，就可能进一步损害历史上积累而成的昆曲艺术要素系列之妥存。那么，为什么古代人能够随意（按直观经验）推陈出新我们现代人就不能呢？因为时代环境的不同和人员的教养不同，你的今日艺术性“感觉”和古人的不一样，即使你能准确接受古典艺术，你也不可能在原审美方向上进行“有效的”（适切地relevantly）改进。被动接受的审美能力和主动创发的审美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试举例言：对于“欣赏”古人诗词，现代人亦可足够自信，却根本不可能参与同一水平上的创作；研究者可以在纯理论的层次上理解电影理论问题，却完全不懂也不可能掌握电影艺术创造技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亦然）所以，你不能以为你如今仍然非常喜爱昆曲你就能够对其“动手脚”。如果你懂得区分不同的文艺结构和功能的不同方面，就不会如此经验主义的“自信”了。（同理，懂得电影艺术制作的人并非就懂得深入评介电影作品，更谈不到研究电影理论了。最近以来，好莱坞式的“大片制作”日益贫弱化，也并非仅相关于制作家的才能大小问题，而是商业化时代的文艺环境的全面变质问题） 除了以上问题外，我在撰写此昆曲简介时特别记起以往和西方学者就昆曲艺术符号学问题交流时所遇到的问题：他们非常容易以自己熟悉的西洋歌剧模式来“揣摩”昆曲艺术，因此以为首先要理解“剧情”。而当他们了解了“剧情”不过如此之后，就会连带减弱兴趣。（正如那些西方哲学家在读了《四书五经》翻译本后觉得“不过如此”一样，因为那里看不到什么“理论”，而他们不可能把《易经》当作西方意义上的理论）所以我在“简介”中首先指出戏剧性因素在昆曲构成中的次要性（仅这一点也要引起国内各专家们的反对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举行跨学科研讨会的理由之一：传统文史哲的现代学者多以为熟悉本业中的古典文献即足以处理本专业中的理论性问题，却不了解他也应该同时研习现代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否则只能成为“文献保管员”，尽管你可以把文献资料也排列成章节次序，但那不一定是科学性、系统性的分析成果，而只是变相的资料堆砌而已），否则你的国粹介绍方式反会减弱此“文化他者”对其可能的重视（包括脍炙人口的《牡丹亭》、《白蛇传》、《长生殿》等，其“戏剧性成就”显然不能相比于西方传统上的戏剧成就。你如果在此方面硬要以弱对强，那并不表现你的“民族性坚持”，而可能是表现了你的“文化分类学上的误会”：例如，你可能未曾准确把握住昆曲艺术性构成的诸不同介质成分的价值本身及其比例关系）。不仅如此，在此昆曲三要素（乐、舞、诗）中，唱词部分素称戏曲中最高雅者，而实际上比起诗词文学作品本身也已相当通俗化了，其中并没有独立的文学性创造部分可言。此一文学性部分，也同样仅只是起着辅助性的框架烘托作用。所以现代以来人们或者以为现代观众不易欣赏昆曲乃因为唱词过于典雅深奥，实则昆曲美学的要素中诗词并非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唱词部分也并非是决定审美障碍的主因。此主因并不是知识性的，而是文化习惯上的。昆曲是表演艺术中具高度“写意性”的艺术品种，其艺术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众所熟知的历史情境和“心理情境”框架内（由剧情、剧目、唱词、曲牌、角色类型等烘托）之唱、做、念及其整体性协调配置而呈现的情绪性和精神性的多层次美学效果。也就是，作为此表演艺术实现化之中心的“角色”，通过此三要素系统在各自的格式化选配以及相互配合性搭配的框架内所进行的表演层次上的变通性创造发挥所产生的、偏于形式化的美学效果本身。不妨比喻说，相当于在“剧情和唱词”所组成的“画框”内的“小品类艺术创作”。剧情和唱词就相当于书法中的字与句所组成的一个个小“画框”及全幅书法作品形成的大画框（折与套）。而书法家的博大艺术精神就表现在此“尺幅”之内，其中一笔一划的多方面的细微“变化”则可直接显露书者的意态与心志结构及其风格特征。（请看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于书法艺术的极其细腻的描画和分析，其美学情绪性语词意义的精细度是我们今人用现代口语所无法达到的）如果，对于中国书法，你不把握其内在的性质和特征，而泛泛地用西方理论语言加以（不适当的）“跨文化”描述，就首先可能失去了你的真实传统“对象”本身。昆曲也是一样，你不按照“艺术规律”（并非你以前熟悉的任何一种“理论规律”均可有效）来真实地把握“对象本身”，对其“构成”和“功能”未能准确把握，那么你就首先失去了你的真实对象（“艺术作品的对象”不是一堆传统艺术作品中诸元素的任意聚合，而是符合传统艺术规律的、存在于传统艺术固有结构中的诸元素形成的艺术整体性聚合）。如果把昆曲等“还原为”一出出“剧情故事”，那该会使之变得多么平淡无奇了呢？ 好，那么人们会质问，这一大套老外能懂吗？除了少数汉学家外，的确多数不能“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文学术性国际聚会中要对西方人展现什么呢？目的又何在？仅是为了“愉悦”其耳目吗？这是一场重要的东西文明间的学术性对话论坛，我们当然要向西方来宾展现我们的真正的“国宝”。但他们看不懂怎么办？试问：西方人在类似的场合下，他会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呢？他才不管你懂不懂呢，你不懂就“学着点”！怎么我们中国人就没这么点心思呢？同样的，我们在展现“国粹”时就是要如实展现中华文明中我们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努力让他们认识此事实：不是要求他们也能同样有能力欣赏，但要给他们机会认识不同文明中的“美学价值”之型态。首先，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文明遗产为他们在该领域内所“望尘莫及”者（正如我们当初面对西方交响乐时那样）。他们之中的“有志者”也许今后就会关注这个方面。另外，作为国际性人文科学理论大会，我们强调的是认知性目标：让他们至少在理智上“知道”有此类他们不懂的、而另一文明自己极其看重的艺术类别，这也可成为对他们在此合作性对话中的一个种认知性贡献。（不是出于在洋人面前意图以“国粹”扬威这样的庸俗动机）其实，情况还并非如此消极。符号学的第一“当行”就是文学艺术（语言学和逻辑学等仅只是“符号学世界”的辅助性工具，二者各自均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它们并非必须“存在于”符号学之内），国际符号学家中相当多来宾都是文艺符号学家，他们当然对于我们推荐的中国“国粹”怀有真切的好奇心和认知的兴趣。如我们的芬兰会长、国际著名音乐理论家塔拉斯梯本人就是中国昆曲艺术的长期爱好者和研究者。当然他们的问题还不是在技术性方面，而是在整体文化历史体验方面（这一点与我们今日意图在世界推广阳明学时所遭遇的困境一样：老外首先缺乏的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因为未曾“真正地”生存于该史地环境内故难以“真切体验”此类〔伦理性和美学性的〕价值表现）。中国符号学同仁们：在此你们是否意识到你们的潜在“优越性”和“责任性”了呢？正是我们中国学者“有可能”同时掌握和体验到东西两套文明传统中的各类“价值”，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语言问题。一个“汉语”（主要指文语，不仅指古典文语，也指现代文语）就形成了西洋人深刻把握中国文化思想的工具性障碍！我们不仅在西洋人发明的科技工商领域已接近于和西洋人“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理论上，理想上，潜在地我们也有可能在社会人文科学上达到类似的水平。这是我自1988年去国后就日益亲身体会到的一个比较文化学上的特大问题。因此，不仅是因此可克服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而且是因此而引生的人类责任心的问题：在这方面不是也有一个“当仁不让”的问题吗？仁学的当仁不让，其义何等宏伟，哪里是什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富贵荣华）之类儒教庸俗人生观所能代表的立场呢？ 以上所谈，一方面涉及到“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如中西文化和文艺沟通的理论的与实践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跨学科研究”的方面，例如，电影、小说和昆曲等领域都可泛指创作与研究两个部分，而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人们不必要在此同一约定俗成的名称下“互争高低”。而这些文艺领域的理论性研究部分则必然相关于、甚至于依赖于其他学科的知识工具，而这些领域中的创作者们则并不需要这类其他学科知识。例如，电影制作者不可能深入理解自己的行当的全部历史性、社会性、美学性意涵，因为这需要他们不感兴趣的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知识。〔而号称关心理论问题的爱森斯坦、帕索里尼、吉达尔等“电影创作家”掌握的“理论部分”又主要被当成了他们的艺术意识形态性操作的“纯工具”，而并非有助于他们对自己艺术行为的科学性认知〕而人文科学理论家们也当然没有能力从事艺术创作。文学家罗兰巴尔特专门分析小说，但他绝无能力如其自己期望地那样从事小说“创作”，他的“分析性”本性阻碍着他进行故事类编造（正如记得罗素曾说过，他因为天性倾向于分析活动而不再可能创作诗歌，虽然他的哲学性散文被公认为具有较高文学性，此种文学性却已为大多数现代哲学家所丧失或放弃）。也正因如此他可以比哲学美学家更真实地认识文学的“要素”。 本次大会的宗旨就是要在真正全球化的水平上（而历史上首次不是在西学中心框架内）展现人文科学和人类文化研究应该沿跨学科和跨文化方向革新推进的企图心。我们对于此学术聚会的成果不能预期，但我们对于通过此聚会可进一步较完整呈现相关问题之所在一事则颇怀期待。因为此难得经验至少可留存给后继者参考，如此则可谓于愿已足矣。就中国人文科学百年现代化史而言，我认为中国新时期的35年，不仅对于中国大陆，而且对于港台美华学界而言，均可以认为是标志着一个中国文化学现代化史上的“分水岭”：这就是“现代古典期”和“现代未来期”的划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划分。符号学当然是属于后者的，因此它必然还处于探索期和形成期，但它是决然朝向于未来发展的。在严式意义上，“古典期”也确实主要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人文理论为主体，而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的“真正现代期”或“现代未来期”，则强调首先应对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对二次大战后以来，西方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主流的发展进行全面充分的掌握（绝对不能只限于对当代西方汉学界偏流发展之掌握）。这是三四十年前在两岸四地都尚未充分达到的学术发展态势。自然，在时间上，有人说有些华人地区早就与西方同步发展了。但那要看在什么方面和什么程度上的发展，因此不可以偏概全。不要忘了，美国对西欧战后人文科学理论的全面掌握也只是自60年代才开始的。本人于1977年底完成布洛克曼《结构主义》翻译时，所根据的本子是1974年才出版的美国“认识论丛书”版，该系列丛书均以呈现当时世界前沿人文理论性著作为宗旨。大约同时，伊格尔斯也才刚开始对美国史学界介绍“欧洲新史学”。港台地区不少人文学者当初在美国哲学系受的教育当然主要限于分析哲学、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部分，其后如再转换跑道到“中国文史哲”来，则可以推测其在西学理论和中国古典理论两方面其实均嫌学术准备之不足（他们自己当然绝不承认，这是今日功利主义学术界排斥“自我谦虚”的惯习所致。结果他总是处处“扬长避短”，反正能够积累资历即可）。至于其在第二代“新儒家”领导下进行的传统中国思想的理论性探讨，其“理论基础”部分的程度，其实大体停留在于1949年前在大陆时代的水平。自1949后海外华人人文学者已大幅度地脱离了二战以前大陆曾经存在的全面蓬勃发展的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运动的大环境。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所以不能真以为你们有效继承了该早期文化学术现代史传统及其发展动力。 我们强调现代化人文学术理论的第二阶段，似乎是在强调对战前战后西欧人文理论传统的特别关注（因为两岸四地百年来的留学生大多数来自美国教育系统）。虽然如此，但这绝对不是要主张西欧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正确地说，此处所指出的是：西欧人文理论“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批评！西欧并不一定是比英美在理论探讨的结论上更“正确”，而是它们的学术“对象”和研究方向更具有人文科学建设方面的“相关性”和“适切性”。如果像熟悉或出身于分析哲学的罗蒂和王浩先生那样均能不难看出此类“自然科学大方向”的人文科学理论之“局限性”，我们在扩大了理论性视野后也不难看出问题之所在：分析哲学当然全是有用的正面研究，其成果都为我们所需，但其理论观察视域因其沿自然科学式的思考方向而人为地做了“对象域”范围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如所周知，中国人文学者乃至中国文化人，相当多人士生性认同法国派和德国派的理论思考方式，却可能因此难以深入认清该西欧思想理论流派本身的问题所在。这样，我们的实际问题是：欧洲大陆现代人文理论的问题比英美人文科学的理论问题，要更难以准确判断，却又更需要我们下工夫去研究和判断。不仅如此，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潮流中最具有理论误导性的学派恰恰均来自欧洲大陆。顺便指出，本人在此进行的任何观察和判断，都不可能获得当前西方同行（包括此次受邀参会的理论家们）的认同。在今日两岸四地一面倒地迷拜西方人文思想理论的风气下，本人的批评性学术立场甚至于可能首先得面对国内学界西化派的反对。 然而，我们此处提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上的“二阶段观”时，主要意在提醒现代化第一阶段（古典学术理论阶段）上形成的中国现代人文理论系统只具有人文科学发展史上的初步性程度（因此不能为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临时性学术史上的成就范围所限制）；从此第二阶段开始，两岸四地才开展了对现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进行全面性研究的全新时代。此处所说的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性、深入性和扩大性，却并非要在此轻易地判断谁是谁非。但是，不言而喻，符号学实践的本质就是：并不关心历史上为学者个人评功摆好之事。我们的科学性目的是要不断向前探讨集体性真理，而不是一味向后为学者个人进行“歌功颂德”。本次南京国际大会和论坛研讨会，即是在此发展阶段上的重要前进步骤之一：认识和探讨中国和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未来发展的合理方向和方式方法问题。 回国在即。由南京符号学大会上的演出节目一事，又临时引发了以上一篇连带的感言，其中或许并非不具有一些值得学界同仁参考和批评之我见。现并将原拟的“昆曲艺术简介”中文稿一并列此备考。（因时间紧迫，工厂放假，来不及译为英文和会前印出了，抱歉！） （2012年9月26日于旧金山湾区）     昆曲：一种结构性的表演艺术         （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昆曲演出说明的中文原稿）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由于大会事务涉及多方面，南师大外院筹备方正忙于处理诸多事务，虽然国内外报名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未最后统计出来，但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积极安排中。仅从我个人过去几个月来的接触来看，国外学界对南京大会的兴趣，还是很明显的。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由于大会事务涉及多方面，南师大外院筹备方正忙于处理诸多事务，虽然国内外报名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未最后统计出来，但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积极安排中。仅从我个人过去几个月来的接触来看，国外学界对南京大会的兴趣，还是很明显的。就国际会议部分而言，可以预见，一切会顺利进行（根据2008年国际研讨会的经验）。至于我们的“论坛”，希望也能产生积极成效。但是，论坛的效果却反而不容易预期，因为这是大家第一次举行如此规模的“跨学科”研讨会或讨论会。 大家都对本行业的会议情况十分熟悉，而有关跨学科的人文学术会议的经验却不多。如果以单学科或相近学科间的跨学科会议经验来推测和规划这次的论坛聚会，就不容易对其进行准确的判断。跨学科带有很大的尝试性、实验性。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原则上都承认跨学科方向的重要性，但具体活动中就会觉得“彼此”间不容易有效沟通。所以，大家最后想到具体方面，就可能觉得这样的聚会意义不大。对此，我有两点意见供参考： 1．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来国外各文化发达国家都纷纷成立“符号学学会”？国际学会也存在了几十年？这些都是包括了各个学科的。这些符号学聚会和组织都不是单学科的。因此我们以前若干次级专业委员会的符号学活动，基本上是单学科的活动，只能算是符号学事业的第一步。 2．大家应该以什么样的经验和立场判断学术活动的价值？如果以现有业界的“共识”为根据，这些共识恰恰是形成于单学科内部的，因此并不能直接作为对于跨学科学术价值判断的合理根据。大家如果坚持这样的“共识”，也就是在坚持各个专业内多年来形成的“主流意见”，那不正好与跨学科精神相反吗？ 不管跨学科事业多么复杂和困难，几十年来，在若干领域内，通过大家的分头努力，主要是通过两岸外语界、中国逻辑学界、两岸比较文学界、两岸电影理论界，台湾国学界等领域内同仁的努力，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终于形成了哪怕是一天的全国性聚会。记得，1988年也是仅只一天的京津符号学座谈会，曾经聚集两地高校和社科院不少学者和领导到会参加。但那时大家对于符号学还仅只是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组织，但经过二十几年来的发展，今日的情况毕竟较当初大为进步了。不过，由于学术文教职业化的发展，跨学科的学术组织工作基本上仍然要靠学者们在“本职任务”之外，发挥主动参与和创造的作用。通过过去十年来参与推动国内外符号学活动的经验，我深深感觉到这样的创新型学术组织工作是极难在学科制度性运作内加以安排的。我不得不再次重申，南师大外院以一个小单位的人力、物力，勇于承担这样的“实验性”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学术组织工作，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力和服务精神，这在今日之两岸学界，可谓绝无仅有了！因此，格外值得我们珍惜。他们以一个学院的力量给国内外同仁提供了多元学术对话的平台，为大家提供了相互讨论对话的场地，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由于今日学术制度化的发展，跨学科的活动方向和制度化内的学科分划方向的不一致，至今日本和印度等国家也没有条件举办这样的会议） 据我了解的不全面的情况来看，论坛的内容和方式，可能会与我们最初的构想有所不同。由于一些人放弃参加或放弃提交论文，原来以十多个分组会形式组织论坛的计划可能要调整（不过最后要到报名结果统计完成后才能最后决定）。也就是，一方面分组会的类别会缩小或合并，另一方面会增加相互讨论的部分。不仅是增加各单位主要参会代表的发言，也会增加论坛参会者（特别是青年参会者）自由发言的比例，这样可促进彼此相互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符号学今后如何开展集体性活动的看法。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已提交南师大筹备会供参考。 在不了解大家报名情况下，一些新近获悉的消息，令人鼓舞。本来已经知道的是川大赵毅衡老师组织的分组会和台大蔡秀枝老师组织的台湾符号学分组会一直在积极筹划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黄华新院长今告，因学校公务甚忙，不克参加论坛当日讨论，但稍后仍将到会。北大龚鹏程老师告已办妥手续准时到会，这样，我们计划中的“国学现代化”讨论会当可照常举行。其他各组别如人数不如预期，可并组后安排活动。顺便一提，鉴于本次论坛的特殊性，即使不打算提交论文者，也欢迎积极参加讨论。 现在，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事先提请大家了解和考虑。按照我们“论坛”最初的设想，本次第一届会议，只是论坛的一个“开场白”。接着应该有第二届论坛研讨会。第二届会议，在此次会议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将会有更充实的安排。但是，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联系若干其他院校承办下届论坛之事，仍无着落。希望在论坛讨论时，大家可对此表示意见。如果最后没有其他单位承担第二届论坛，那就只好由南师大外院继续“能者多劳”了。重要的是，希望外语界以外的学者学生们到时也继续积极支持南师大外院的跨学科学术组织活动。此事关系到中国符号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是关系到每个人文科学学者和符号学者的事，而不只是会议组织者一家的事。因此，支持会议组织者的活动，就是促进我们自己的学术提高的工作。最后，凡是因不同原因不克参加此次南京符号学大会和论坛的现有论坛代表，希望能继续关注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事业，并争取参加第二届中国符号学论坛。 先此致意，南京大会见！ 李幼蒸   2012，9，11

修改声明： 前告哲学所尚杰和汪炜先生参加欧陆哲学和符号学主持一事， 现因故取消。尚杰亦改变想法，决定退出论坛发起人名单。特此更正。李幼蒸 中国符号学论坛发起人同仁： 大家好！南京会议即将到来。关于国际会议部分，由于有国际符号学大会以往的经验和2 修改声明： 前告哲学所尚杰和汪炜先生参加“欧陆哲学和符号学”主持一事， 现因故取消。尚杰亦改变想法，决定退出论坛发起人名单。特此更正。李幼蒸 中国符号学论坛发起人同仁： 大家好！南京会议即将到来。关于国际会议部分，由于有国际符号学大会以往的经验和2008年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成功举办的经验，我们将根据报名情况，循例安排。但是对于中国百年文化现代化历史上人文科学第一次跨学科的研讨会聚会，我们相当欠缺经验。因为论坛成立两年来，参加者虽然续有增加，但是大家对于论坛如何组织和进行，还很少主动提出建言和意见，因此筹备会对于大家的想法还并不充分了解，对可能参加者的人数还不能准确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争取把论坛会议办好。 现在，根据论坛组织以来的情况，我们重新整理了论坛首届会议分组会划分方式。请大家提出意见，之后请筹备会根据新的分组方式和大家所提意见，进行最后编辑，然后即上贴官方网站，提请论坛会议参加者在注册报名时参考。 我们在首届会议新设置了“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圆桌会议和座谈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如所周知，狭义“中国符号学”的第一重要领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科学现代化问题。对此学术目标，我们符号学界具有莫大的责任。现在我们经过极其困难的联系安排，大致组成了一个“两岸三地”的主持人团队，包括两岸知名国学学者龚鹏程先生、台湾史学界著名学者李纪祥先生。海外华裔学者除我之外还有今日在法国著名汉学学府任教的王伦跃先生，早先他是师从格雷马斯符号学和法国文学的，但一向爱好中国古典文史，近年来专注于王阳明学研究。国内参加的两位，一位是历史所古史学青年研究员吴锐（顾颉刚学术专家），另一位是华师大钱谷融老先生的高足、中国文学和文化评论家殷国明先生，他并同时参加我们的论坛作为发起人之一。我们也曾试图邀请国内儒学界和国学界学者参加此一跨学科对话，但均婉拒。这应当说是美中不足之处。关于此圆桌会议讨论会，我们将另外再专门加以介绍。下面是新分组会名单（再后是加上新参加者和注明退出者的新整理的中国论坛发起人代表名单）。 李幼蒸（筹备会顾问），2012，6，6             ～～～～～～～～～～～～～～～～～～～～～                   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                         新合并分组名单建议 说明：

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 组织方式的新建议 （顾问：李幼蒸） 大家好！ 四个月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就要召开了。这次 10 月份的近一周国内外学人聚会，虽然是以国际会议部分为主，但其深层意义是企图为中国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奠定 中国符号学论坛首届研讨会       组织方式的新建议       （顾问：李幼蒸） 大家好！ 四个月后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就要召开了。这次10月份的近一周国内外学人聚会，虽然是以国际会议部分为主，但其“深层意义”是企图为中国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符号学就是跨学科科研活动，其“符号学因素”的标志之一就是“跨学科的程度”。以往我们的符号学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单学科内组织的“跨学科研讨会”，如：逻辑学，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外语学，电影学等等。这次我们组织“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原意是扩大跨学科范围和规模。大家请注意，在我们去年拟定的分组草案中，的确曾设法将分组中的“学科数目”有所增加。结果一共形成了13个组别（见后列）。跨学科学术活动组织的困难处在于，要在科际间的“远近间”取得折衷，彼此不可太远，也不可太近。这又取决于与会者人数的多寡和参与积极性的高低。就我们的“论坛”情况看，参与者的一般兴趣，应该说是强烈的。但是具体参与的积极性尚未充分展现。据我们所知，分组会负责人至今还很少着手组织本分组会的节目。而主动与分组会负责人联系的与会者也还很少。这种情况会给人印象：大家对此活动的积极性并不太高。实际上，据本人长年投入跨学科推动的体验，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尚欠缺“投入跨学科实践”的具体渠道，大家多少停留在“原则上有兴趣”但“思想上未落实”的境况内。这应该说是“新事物”发生初起时期正常的现象。（我本人作为筹备会顾问过去著文过多地从“超现实角度”谈及“深远意义”，而对“切近问题”却难免思虑不够） 考虑到这是我们两岸第一次如此广泛地铺设跨学科活动框架，大家没有什么经验，似乎应该再多从具体条件着手进行组织。我于是想到应该马上将此设想公布于大家继续考虑。新的调整构思，首先是建议将原先提出的13个组别合并为约半数，即7-8个组别。首先，我们怕参加者人数不如预期，这样过于分散，每组发言人数可能不多。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既然是“跨学科”，就应该“尽可能地”每组含括多一些学科，以进一步促进相近学科间的跨学科对话。这样的临时性归并方式，当然是标准相当宽松的。大家不必过于计较彼此的“可交流性”。我们每个人的关注点都是在“相同”和“不同”的可长可短区间内“滑动”的；换言之，我们“符号学家”就是要努力扩大“可交流者”区域，对于“stranger”不要持陌生感。第三，组别合并是方便于与会者报名。与会者只须将个人选择的任何题目联系到大致相当的分组即可。（筹备会到时还会根据实际报名情况加以进一步调配）简言之：（打算发言的）论坛参会者的必要步骤是提交一份“文摘”，这样筹备会将可据以进行分类；然后同时注明希望参加的组别；最后，希望同时联系相应分组的任何负责人，以方便分组负责人的筹划准备工作。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来不及与相关方面一一征求意见然后集思广益做出决定。而是先提出此设想，大家可以把意见提交给筹备会任何人，最后由筹备会根据大家意见和实际报名情况最后做出合理安排。因此，将论坛分为7组和分为13组，对于各组负责人的筹划工作和参与者的申报工作，没有什么不同。所增加的工作可能是：新分组内的不同“小分组”（即原分组）负责人最好彼此开始主动沟通，合作筹划。最重要的是尽量自行动员参加本组的人士。如果本组人士足够多时，我仍然建议你们接受新分组安排，为的是扩大“跨学科”幅度。当然如果人数过多而大家仍然希望以在本领域内交流为主，也可以照旧安排。不过这样一来，就又变成了某种“诸单学科集合”会议了。如果到时候我们的论坛只不过是把各个“准单学科”人士按类分别安置在不同教室内“各说各话”，似乎就失去了此次难得的跨学科聚会的意义。总而言之，各组负责人，以及虽然没有提出或参加现有分组的论坛召集人，希望大家不要被动地把此次聚会看作是“边看边等”的活动，而应看作是给个人和本单位、本领域主动发挥学术创造精神的机会。南师大不过是为大家提供场地服务，而不是要为大家安排具体学术内容。后者不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吗？特别是中国论坛部分，完全是中国学人自己的活动，这是完全按照“平等对话”原则组织的，负责人只不过是“联系人”，组织者（多勤劳者），根本无关于学界“地位”，“资格”之类的因素。会场分组会的进行更无主次之分。希望大家把此次聚会看作是业界同仁自由讨论的机会。新分组会的划分法如被采纳，似乎暂时不必先设“总负责人”。原分组会的负责人在未来几个月的筹划过程中彼此主动沟通一下如何？等到报名结束，根据报名实际进行最后分组会落实时，或许根据需要再进一步指定分组会“总负责人”一两位，以便各组有专人主持。 鉴于此次首届论坛研讨会的尝试性，我们希望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因此建议在分组讨论之前，有一个全体聚会，自由发言的时段。（比如2个小时）打算对全体论坛发言的人士可以预先申报，以供筹备会安排发言次序。当然现场临时举手者也必不在少数。这是我们各界推动符号学研究的二三十年来的、严格说来第一次的真正“跨学科聚会”。对于如何开展跨学科学术交流，各自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畅谈看法。 另外，凡有基本外语条件者，欢迎同时参加国际大会部分的节目。参加者可以一稿两用（重点可以有调节），也可以准备两份不同的发言稿。这些都请在报名时申明。（我们和西班牙大会不同，他们是发一次言交一份钱，发两次言多交钱。结果一个人往往只有几分钟时间发言）另外我一直建议（似乎筹备会负责人也同意了）：只打算旁听不打算发言的参加者，也是欢迎的。许多学生来主要是扩大眼界，认识国内外学界朋友，更不必限制他们非得有发言准备才能参加。（但注册费是需要的。） 跨学科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是大家都看到的，但为什么难以推行？不仅在国内，在西方也一样。结果“符号学聚会”往往徒具外表形式，只不过把不同专业的人仍然按照现行学科类别分类安排，“各说各话”。我们的论坛本意就是要克服这种学科本位倾向。其实原因是“客观性的”：我们都生存于学科制度框架内（体制内）。在学科制度内我们知道做什么和该怎么作，但在不同学科间呢？这个看似不大的问题竟然如此有力地阻碍着我们开展跨学科交流，甚至于有力地阻碍着我们进行自身的“跨学科思维”。在此，请容许我以个人名义对此次“两会”的组织方南师大外院表示敬意。不仅因为他们以不高的学界级别和较少的资源能够如此认真地承担此一国内外首创性的学术创新任务，而且首先在于他们能够摆脱学科本位主义的旧习来“为大家”服务。坦白的说，其间也有一个认识和转变的过程。事过境迁，不妨一提。本人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联系人在和外院长期联系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国内各单位必然存在的一种“运作学张力”：单位领导一方面想参与扩大领域的创新工作，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固守“本位主义”。只有进一步接触才会发现此张力之存在。因此如何“劝说”单位领导摆脱某种本位主义，是符号学跨学科事业能否开展的关键中的关键。试想：单位领导怎么能不顾“单位伦理”（以突显本单位、本系统〔硬制度〕、本学科〔软制度〕、本权威的声誉为各种活动之目的）来平等地为其他单位、系统、学科服务呢？“领导”是“内嵌于”本系统的，他能够个别地超越此系统的本位主义吗？如果固守本位主义，不是“为大家”办事，而是只把“大家”当作陪衬，这又不仅不合科学事业之义理，也是实际上行不通的（所以一向只能是各干各的）。在克服排除此张力的最初过程中，外院领导“大胆地”（要面对该系统内的人际等级关系压力）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不把国际大会看作是该系统内部主持的国际会议，而是该单位“代表”“中国学界”承办的国际性、全国性“公共事物”（经费却要本单位单独筹划）。（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蔡元培精神”，它无非体现了一个今日难得一见的常理：为“大公”办事，而不是为“小私”办事）这绝对不是什么学界比高比低的问题，而是学术活动的功能性需要。南师大外院，在今日大环境内，就极其“不一般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服务精神。不仅是领导人个人，而且是所领导下的本单位参与师生，均能持此为大家办事的态度参与准备。这是我们此次南京大会得以举行的基本保证之一。 本通函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提供给筹备会、论坛召集人、首届会议分组会负责人参考。同时也发布于网上，方便各界会议参加者们了解情况，鼓励他们的积极参与。关于注册费的数额，我听到过不同的意见。国外朋友多位告诉我“数额合理”（当然比西方便宜），国内朋友有人说过高，但多数人说“不多”。据我了解，老师们大概是没有任何问题，既然都有课题费，并可用于参加会议，包括旅费在内的几千元，似乎均可报销。问题是学生们。不知老师们是否有办法协助解决一下？ 最后，以上谈了“实”，让我在文尾再谈一点“虚”。为了进一步“鼓励”大家的会议参与兴趣，容我对各单位学界负责人再进一言：你们的参与不仅是你们自己的业务利得问题，也是你们负责的单位内师生学术方向改进的问题。不少人习惯于“照章办事”，因此即按照体制内的固定渠道敷衍度日。但体制内的规定只是“起步程度上的”学术规划。体制内的政策只能对付基本水平，绝对无关于学术高端问题（全世界都一样，绝对不是文科人才都出身于哈佛耶鲁）。此外，你们习惯于思考的“高端学术方向”问题大多是在学科业界内部自然形成的“共识”。此种共识为你们提供了一种“竞争安全感”：大家都这么看，方向不会错。但这个“大家”是你们几十年来小圈子里的“同行”，大家被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因此这个“共识”的“共”字范围极小。我们不可为此类自我窄化的共识所迷惑。跨学科活动就有助于我们超越此学科专业窄化的“共识”，而扩大新“共识”的幅度。有没有超越学科本位、机构本位小“共识”的“精神愿望”，就考验着我们的学术志向深度。中国人文科学以及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前途，端赖此种“主观能动性”的有无。如无此种主观能动性，我们就只能在“职业主义”全球化中随波逐流，其具体结果也就必然是“崇洋媚外”。因为崇洋媚外是“趋炎附势”的不二法门。 ～～～～～

A letter to the participants of 2012 Nanjing IASS-Congress ( 致 2012 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参加者的信 ) May 10, 2012 Dear Semiotic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