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巨变当头再谈符号学的意义 — – 附个人 80 年代赴欧游学纪行 李幼蒸 最近以来世界各地最流行的新闻 , 都是有关 AI 冲击文明和文化的正反两方面效果的报导。作者属于电脑无知一族， AI巨变当头再谈符号学的意义                   —–附个人80年代赴欧游学纪行                                 李幼蒸 最近以来世界各地最流行的新闻 ,都是有关AI冲击文明和文化的正反两方面效果的报导。作者属于电脑无知一族，更谈不到对新科技本身的深入了解。但仍可从各种科普级文章阅读中关注到新科技对文明与文化的可能冲击问题，有如此前作者和文科同行对“科技工商”与文化文明的互动关系问题的评论仍属时论之需。 “文明与技术”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亦应属于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学术类别，并不需也不可能将其归为科技专业领域之内。因此，我们文科学者不仅有责任也有能力在高科技推动历史突变的时代，深入思考其对人类文明的作用以及人类因应之道。如若不然，我们将不仅只能随波逐流，任凭科技操纵，而且盲从度日，不知人生意义何在。 以上所谈虽系重复旧言，却有不厌其烦再论的主客观理由。笔者衰暮之年，近来家庭迭遭病难，因持仁学信仰，自无惧于离世在即，却因难以充分理解此数千年大变局之趋向而疑惑难安。当举世惟科技、金钱、权势为念之时代，未来人类机器人化威胁已与日俱增。如此，“人将不人乎”（“不人”即“不仁”也，即文明将被科技彻底控制），人如有朝一日蜕化为科技之奴， 这会是人类幸福之归趋吗？关于人文学理针对高科技席卷天下之际何所作为的至巨问题，我等“文士”虽无能介入，但仍需认知历史因果，身处之境。仁学职能不是改造世界，而是认知世界。几千年中华仁学精神之践行者，非指文臣武将等儒教职业者，而是特指那些虽知难以践行而仍必奋力于以知代行者，有如历经三朝的浙东学派思想家们，无助于历史进程（H1）而不忘精神生命之积极延续。其于艰困时期传继仁学精神之意志，亦 足以启迪后进。现代化今日，我们与时俱进，遂以符号学为标榜，强调科学治学，而求真之初衷与古人并无不同。知所当行而难以有为，有如两千多年前孔丘师徒退鲁后而转换历史轨道（从历史1到历史2），积极于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之传承。如笔者曾在兰州刊物上所言，生于今日，精神文化的形态须从“文艺形”转化为“科学形”，也即现代人文科学类型（历史上，表达情感的诗词曲赋，或现代以来表达思想的西化小说，今日多已从以往的H2域归入今日的H1域，即入时论和娱乐范畴，即不足以成为表现 思想理论之载体）。即使转入学术形态，其中亦含有两大国际性超越：跨学科与跨文化。二者均须不为国际人文学术专业化制度所拘束。就理念而言，所谓 “中国符号学”名号，不仅代表着中国人文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革新探索之新方向，而且应成为（理念上）世界精神文化发展的另一“汇通中心”，在此古今中外心智资源得以创造性化合。因此，符号学和中国符号学标称，自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之后，在理论上已在认识论水平上有了质的提升，对此事关国际人文学理及符号学前沿的全球化革新策略，国际符号学界以及国际人文科学界，尚难充分理解（因其生态恰恰欠缺跨学科和跨文化因素）。这就是说，在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上，“中国符号学理念”（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提升任务而言）将必须超越当前国际符号学范围，因此不应该受国际符号学格局约制，而应另立独立创新的目标。此一提法，自然也将目前职业化学科的“符号学”名称，扩展为中国人文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革新发展的“路线标称”。 今日最深刻的“符号学精神”，恰恰为国际符号学界名家所不理解者，因其多受教于诸“专科”而非“跨学科”，并多欠缺 “跨文化”科研经验。其当前学术生态乃纯粹决定于职业化需要，着重于贯彻各专业的职业化养成程序，而非直接相关于各类学术真理本身之探索。而国际符号学的学理形态，仍为国际各类老旧哲学派系所垄断，趋于思考方式僵化。它们不是以当前文明重要课题为科研对象，而是以千百年来的哲学家著作经典文本为对象，可谓本末倒置，且根本不符合古典“哲学精神”。（不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而是在“熟读名家著作”；把过往名人的几十本著作读熟加以解释性复述，就被视为进行哲学思考？）而今日国际符号学理论家们大多出身于哲学系，其 “符号学理论”遂愈加大而无当。至于国际人文科学学理事业之僵化，亦使其根本无力对峙、反省、批评一日千里的高科技垄断文明的局面。本人前此数文对此多有论述，并力申惟中华仁学伦理学态度仍有条件参与时代高深问题探讨与面对世纪严峻挑战之坚定意志。此一仁学治学观首先就表现为学者的态度独立性，因此可不随国际潮流亦步亦趋，更不至于盲从洋人权威。因崇洋媚外实乃趋炎附势性格之最佳“练场”。百年来“买办”一词 之所以令人生厌，即因其以对有钱有势者有“点头哈腰”积习也。

从国际符号学朋友的学术问卷谈起：再谈今日国际人文学理困境 李幼蒸 前几天收到爱沙尼亚生物符号学家 Kull 和瑞士俄裔艺术理论家 Velmezova 寄来的有关什么是未来符号学关键问题的问  从国际符号学朋友的学术问卷谈起：再谈今日国际人文学理困境                        李幼蒸 前几天收到爱沙尼亚生物符号学家Kull和瑞士俄裔艺术理论家Velmezova 寄来的有关什么是未来符号学关键问题的“问卷”，这是10年前他们提出过的同一性质问卷后的更新问卷。此一10年前在索菲亚大会上提出的问卷我曾经作答，遂再次简复如下：           Question: What are the main (one or two) problems that

1 ．理解的前提 符号学可以相关于以下不同的学术领域： 1* 对现存国外公认的著名符号学（实用的和理论的）成果之学习研究（相关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各科专业符号学领域）； 2* 对中国传统及民族文化学术的符号学分析研究（相关于传统学术和比较学 “中体西用”新解和人文科学前途 ——三致“中国符号学论坛”书并展望“南京大会”后 李幼蒸 1．理解的前提2．南京大会后的可能走向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解4．中西学术交流和中国学术的独立自主 5．南京大会的作用6．符号学制度化和“中道”伦理性指南7．中国符号学必将“走自己的路”8．总结：“中体西用”原则下的学术实践学方向        1．理解的前提        “符号学”可以相关于以下不同的学术领域：        1* 对现存国外公认的著名符号学（实用的和理论的）成果之学习研究（相关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各科专业符号学领域）；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现在由于偶然地机缘又有一些单位代表陆续参加了我们的论坛。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论坛的意义不同于今日到处存在的各种学会的意义。理由很简单。各学会大多数都是单学科的或大学科内跨小学科的。而符号学，特别是国际符号学学会， 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现在由于偶然地机缘又有一些单位代表陆续参加了我们的论坛。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论坛”的意义不同于今日到处存在的各种学会的意义。理由很简单。各学会大多数都是单学科的或大学科内跨小学科的。而“符号学”，特别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原则上是真正跨学科的。现代符号学的发展，根本上就是现代自然、社会、人文几十个学科间互动的产物，而不是什么“记号思想史直线发展而来的结果”，也不可能是按照任何哲学、科学的单一流派组织发展形成的。（今日西方“符号学界”则仍然充满着这类违反跨学科原则的符号学流派，硬要把符号学变成某哲学或某科学或文学理论的“附庸”，并因此彼此对立和互不合作，我们不要受这种负面倾向影响）如果从跨文化角度看，则“跨学科趋向”将又要“加倍”扩大。所以，我们中国符号学家，总体而言，一方面要参加西方的跨学科符号学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参加非西方的跨文化符号学活动，其跨学科实践的任务，就比西方主流符号学还要繁重。这就是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必需走跨学科方向的主要理由之一。同时，这就进一步落实了所谓“符号学”就相当于跨学科理论互动活动的内涵。 迄今为止，中国现有的几个符号学学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单学科的。当然人们可以仅只在单学科内部进行跨学科实践。但是明年南京大会的全方位跨学科活动，要求我们大大超越原先的单学科内部的有限跨学科研究规模而勇于参加到真正的跨学科实践中去。在此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和参加中国符号学论坛。如果一方面，原则上，我们参加了跨学科论坛，另一方面，仍然留恋着自己熟悉的单学科学会的活动范围和方式，并只关注在国际大会场合展现本身的单学科符号学成果，就有些“理论难以结合实际”了。为什么？此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可能还不明确为什么要参加跨学科符号学学术会议，特别是国际学术会议？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参加学术会议，特别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当作是展现个人与单位“学术成就”并获得“国际承认”的机会。虽然，在西方也一样。（比如，这次西方学者来，大多数人都是要来介绍自己的学术成就的。）但是对于中国符号学学者来说，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并非意在借机“宣扬”我们的符号学成就。如果那样想，我们就难以最好地利用此机会来提升自己和学界的学术水平。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学习”。只有愿意学习、喜欢学习、勇于学习的人，才能最好地利用此次国际场合获得最大的利益。理由又是非常简单的。还不只是说问题在于，我们对现当代西方主流符号学理论的认知还不够充分因此需要强化学习；而是我们的符号学事业的本质就是要求朝向促进学科活动的新知新学大方向的：因此跨学科就内在地“含蕴着”向若干其他相邻学科“学习”的原则。不实行“持续性”、“终身性”学习，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参与“跨学科”呢？因此，如果我们迄今为止只是在一个学科内取得了学术成就，那就还有一个“继续向他学科学习”的新任务。谁有意愿从事符号学，谁就有意愿向其他学科学习！谁也就不会对于和其他学科同仁交流感到不适应。如果我们为了简便而倾向于在单学科内选择国外某种现有的“单学科符号学流派”作为我们的研究领域，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方向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则会因此而错过了增加各种真正有价值的符号学知识的机会。结果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确有价值的学识，而不是为了与同行争议彼此“符号学名份”之高低。 因此，我们组织论坛的根本理由就是：促进跨学科对话！参加符号学活动，根本上就是要有“走出本学科”的决心和意愿；就是有和其他学科进行合作与对话的意愿。同时，此一精神原则的更深的涵义是：要领悟符号学和中国符号学的深远目标，从而认识到参加符号学活动的科学性意义和伦理性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再一次问：归根结蒂为什么我们非要促进人文科学的跨学科互动呢？今日人类人文科学理论极其混乱并处于严重“瓶颈”时期，其克服和发展正有待于人文科学在两百年的专科深化后的横向沟通，而此一横向沟通的内容今日又必须包括非西方、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跨文化学术内容。我们都是这一历史上重大学术方向大转折实验的参与者。人类不可能仅只靠科技工商或超越性信仰来设定其生存方式，而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如果不首先自行革新，也是没有能力承担此历史性重任的。就此远大崇高目标而言，任何领域的专家都同时又是“终生学习者”。我们要强调中华人文传统中的厚积薄发原则而避免陷入商业化时代的轻扬浅露。刚刚结束的余姚王阳明研讨会所应该宣扬的，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一最高精神境界：即在一切意义上的“认真态度”。我们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符号学精神”，难道不正应该是当前发扬阳明精神的最佳场地之一吗？必须得先有“致良知”意志，之后才可能有真正的“人文理论化”！ “论坛”参加者被称作是本单位的“代表”，其意思是：其主要职能是动员本单位师生参加符号学学术活动，特别是参加国际大会和中国论坛的活动，并相应地组织本单位有兴趣的师生进行跨学科的符号学对话。不过，应当看到，由于各地都是按照学科分划进行科研和教学活动的，大家始终习惯于在本学科内部进行学术活动。希望论坛的成立能够激发大家开展跨学科对话的兴趣和机会。同时，我们的跨学科相互学习的原则，也是正好符合老师们的职能要求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带动学生参加学习。学生的职能就是学习，参加跨学科活动自然为他们提供了跨学科学习的良好机会。按此意义，我们作为单位代表的工作，即直接推动同学们参加“论坛”活动。不言而喻，“论坛”如果成功召开，其意义和规模都将远远大于单学科学会的活动。这样的全方位跨学科活动，在两岸四地还属首创，自然带有明显的尝试性或实验性。因此我们大家也都是此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实验者。“论坛”的尝试最终能否成功，根本上取决于大家是否采取了上述治学心态。显然，在我们这个全球功利主义化和名利主义化的世界上，此一态度正是与此“唯物质主义”潮流“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才称其为具有着深厚的伦理学意涵。 无论是“中国论坛”还是“国际大会”，当然都是大家自身的事情，组织者和主办方，只不过是给大家提供服务和方便而已。为此希望大家能够更主动地关心论坛和大会的准备工作，并及早准备注册和提交论文（如果打算参加讨论的话）。 预祝国际大会和中国论坛明年能够顺利成功举行！ 李幼蒸   2011，11，27 （国际符号学学会委员会亚洲区负责人 及“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筹备会顾问）                          ～～～～～～～～～～～～～～～                 中国符号学论坛发起人代表名单          （名单排列大致按加入先后为序，至2011年11月底止） 1．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论坛”首届召集单位） ；张杰（所长，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国际符号学学会执行理事，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备会主席）；辛斌（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 2．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胡壮麟（会长；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 3．  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蔡曙山（主任 ；国际符号学学会执行理事，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逻辑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联席会议顾问） 4．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逻辑室；邹崇理（ 主任及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 及秘书长 ；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 主任 ）

我们为什么要举办和参加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 —时代呼唤：东方伦理学和西方知识论的有机汇通 李幼蒸 小序：1977年下半年再次走进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后，在一二十种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介绍书中我最后选择了现象学美学家布洛克曼的这一本。除了看重其较完 我们为什么要举办和参加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 —时代呼唤：东方伦理学和西方知识论的有机汇通 李幼蒸 小序：1977年下半年再次走进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后，在一二十种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介绍书中我最后选择了现象学美学家布洛克曼的这一本。除了看重其较完善的认识论背景处理外（这是皮亚杰那类科学性结构主义和大量文论性文学结构主义所欠缺的），我被欧战暴发前夜布拉格的理论家们的精神态度所感动。捷克美学家穆卡罗夫斯基在大会上所说的话：人类历史上的危机时刻，哲学家们即特别关注于语言问题，“记号的问题”当时遂变得无比的重要。胡塞尔也是在此三十年代中期来布拉格提出他的人类理性危机论的。现象学根本上就是一套记号系统更新策略。三十多年来，我总是想到那个布拉格的思想黄金时代（有如上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思想黄金时代）；我总是思忖着有朝一日在某次中国的符号学大会上，我也要在穆卡罗夫斯基的同样的思想高度上提及记号问题对于中国文化学术思想更新事业具有的无比重要性。自那以来，自从九十年代欧洲游学以来，我才能从人类全体角度，也就是从跨文化的历史和理论间深刻对话的角度，来从新组织这个符号学的警示语。我认识到，所谓“记号问题”，绝对不只是西方记号学史上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在更高一级的认识论层次上重新把握“记号问题”。为此反而需要不受现当代西方符号学理论框架的拘束。如此思考中西理论史的关系，匆匆又过去二十年了。这是后冷战时代的全新二十年，世界在速变，中国也在速变。在人类沿着物质文明轨道突飞猛进时代，我们人文学者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呢？                  ～～～～～～ 刚刚从大陆南北访学归来，加深了不少观察，也丰富了不少体验，觉得有必要就与本文题目有关的这个貌似简单却属基本性的问题，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据我的观察，关注明年国际符号学大会的人中间，大约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此种态度的区分又大致和年龄段的区分相符合。一种态度是把参加和筹办“国际会议”本身看作一种荣耀，也就是把和洋人共居一堂本身当作一种成就和资格，而并非一定关心自身与单位可从此国际学术聚会中获得多少学术知识。另外一种态度，主要是年轻人（年轻老师和学生）持有的（虽然也不同程度上分享着前面一种态度，却相对地淡泊些），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因为他们还欠缺由于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而可分享“荣耀”的条件；也就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职场名利场”。同时，因为他们正在求知阶段，天然地具有着求知好奇心和知识追求的长远抱负。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特别是和西方主流学者）聚会交谈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首先应当是为了学习，如果不以追求新知新学为目的，而以追求名利为目的（如为了让西方学者“了解”自己的学术成就之类；为了让西方人“瞧得起自己”之类；甚至于仅仅是为了“能够”和西方人“平起平坐”而获得自身身份提升的快感之类），我们是不是就太降低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和人生目的了？ 后冷战时代开始后的二十年来（两个世纪交汇的这二十年间），全世界的生活方式空前地“一体化”、“一致化”了：这就是：人类全体几乎全力以赴地追求着物质生产，几乎全体一致地追求着个人名利。人类社会文化全面地朝向于技术化、商业化、娱乐化。所谓“世界是平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人的动机方向和行为方式上的空前“全球齐一化”。想想看，不久前全球化歌星杰克逊粹逝引发的全球化哀悼；几周前全球化的“电脑智者”乔布斯病逝所引发的全球化“哀痛”！这就是现当代人类的“英雄形态”，它们体现着当前的“人类文化性质”和当前的“人类智慧方式”。乔布斯现象令我观察和思考了很久。我们真地已经快进入“外星人时代”了。这是一种新世纪的“技术性智慧”，没有任何传统精神内容的参与，青年人可以只为了技术性的、玩乐性的、形式上的“炫”而神魂颠倒。其智慧崇拜是纯技术性和商业性的。我们的文化成了技术性和商业性全面有机结合的综合体。“人”就仅差一步（即等到大脑植入晶片那一天：年轻人将像今日朝向大麻解放和电脑游戏〔电脑鸦片？〕一样地争前恐后地乐意成为“机械人一族”的成员！）就要与传统人性“告别”了。在人类文化正在全面地“物化”过程中，自然科学知识倒是与物化文化比翼齐飞，而基于传统人性经验的人文科学呢？必然迅速地物化为某种文字性“游戏”程式。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已经为此提供了“逻辑性论证”：用艺术化方向取代科学化方向！这就是：自然科学可以不断科学化，人文科学则要不断艺术化。其结果是：有关人类生存、历史、社会、文化、意义、价值等等的一切一切，都只需要一一蜕化为随意性玩赏和取利之资即可。“真理”吗？可以免谈。于是人类生存形态将根本地演变为物质生产程序及其感官文娱副产品，人将听任低级文化本能指引而在全面物质化世界中载沉载浮。所谓现代文化，将结构性地变形为与科技工商之低精神水准相适应的所谓纯娱乐性文化。（当然，“高低”之间的标准也将颠倒，因此才会出现今日突显时代精神空虚的“名包”文化：快乐仅在于街头炫耀！人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程度而不自知！）矛盾的是，人文科学的理性要求却也在同一时期空前提升：人类精神也面临着对自身生存进行高层次理性分析的要求，当然是只针对少数“小众”—人文学者—提出的要求。我们人文科学小众是要顺从科技工商的“大众”并在其恩庇下蜕化为某种文化妆饰品呢，还是要勇于发展为独立于全球物化大方向的“文化批评理性”的精神性存在呢？ 我们人文科学学者和思想家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心以名利为念，岂非正是主动地参与此物化过程而放弃了传统精神伦理的方向？按此趋向，人文学术将不可能成为独立有用的“科学”，而只能成为职业的手段。我们的符号学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才发明出来的吗？那么，我们的当今符号学家们是要把符号学当作追求科学真理的途径呢，还是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呢？昨日报载，中国版权局负责人指出中国当前的文艺作品中百分之90都是模仿性的，欠缺创意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坦率陈述。那么，我们的人文科学呢？难道会比文艺创作好多少吗？难道不是更容易在学术实践中安排“模仿”和“抄袭”吗？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学者们对此进行坦率陈述和讨论呢？不承认缺点能够进步吗？能够有追求进步的决心吗？如果将人文学术商业化了，当然就不须也不能坦率陈言了。商业化就是要鼓励自我宣传，鼓励“报喜不报忧”，鼓励夸张优点、掩盖缺点。我们的人文学术世界如今已经商业化到什么地步了呢？（其明确的文化表徵是：媒体界每日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党同伐异”的商品宣传风格，是不是在制造着一种“普适的”社会风气呢：自炫和排他。我们的人文学术和人文学者是不是也在耳濡目染中沉入此商业化惯习中去了呢？） 在此情况下，参加阳明学研讨会当然别有一种感想：就原则言，不是一般人民，而是人文学者，岂非正需要在阳明诚学的层次上返朴归真？而我们的国学学者们有多少是在此层次上皈依阳明精神的呢？如果没有此种精神的皈依，读古书岂非只不过是一种职业方式？只有在如此坚定价值朝向的心学层次上立定，我们才能有独立自强之勇。西方人无此“人能弘道”的伟大人本主义伦理学传统（他们的精神传统是：弘道者为神、法、力。伦理意志力的根源不是人心，而是“他力”），所以反而是可能高度配合着物化世界之变革方向的。因此，没有主体伦理学意志力，就无法面对未来人文科学方向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一种“中国古代伦理学和现代西方理论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学”。因此，我们需要在多么广阔的角度上和高远的层次上来触及现代西方符号学世界的呢？我们所要做的是：根据东方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来“解释”和“应用”西方的各种专业理论技术学！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参与和投入西方人文学术制度化游戏中去。 在兰大晚间讲演结束后，一位城市学院的学生走到台前送我一个带有刻文题词的葫芦纪念品。这是多么纯洁的心意表白？未留其名，毫无所图。忘记在兰大还是在师大，一位哲学系学生前来请我在他所有的我的译书《纯粹现象学通论》上写下由他选定的“朝闻道夕死可也”格言，以示其充分理解将“理性求真”作为人生之真蒂的信念。一位学生走到台前好心地告诉我“你的网站最近突然打不开了”（后来知道因公司要求技术性升级而暂时性中止运作）。还有一位学生将一串问题写在纸上递交给我，因怕没有时间在会场提问，而他此时此刻所想做的只是想提出一个自己的重要问题。他能在青年们习惯于打电脑时代看重一个理论性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灵冲动呢？兰州两日四讲的效果不止表现在同学们的朴素认知态度上，而且表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令人大受鼓舞的事实中：甚至于偏远地区的中国人文青年内心仍然潜存着炽烈的求知心和向真意！一位青年教师告我，他和同事在此讲后继续讨论着我的话题，竟至撤夜未眠。而有趣的是，这位讲演者恰恰是不善言辞的口呐者，恰恰是一位不善包装而却直达“事物本身”者，或者直面“问题本身”者。不是我有能力进行“启发”，而是听讲者们内心潜存的自身“真理热情”被我的片言支语碰巧“激发”出来。是他们突然面对着自己内心的心灵需要而一时“不知所措”（即如何在精神理想和物化现实间进行选择；也许是我的话语促使他们不得不实在地面对着此一冲突情景）的心理反应。我确信，此一现象，不只是因为言语沟通的便利所致，即使我能英语流利，如我被邀请在西方学院讲演，我也不可能造成这类打动力。（2007年在芬兰大会上曾获得西方听众的积极反应，但那是纯粹知性的反应）这是因为，说者和听者在此特定思想交流场合共同进入了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传统氛围内：仁学精神传统！现在，我不过是在试图将此东方精神理念传统和现代西方理论技术更为有机地加以汇通并促其相互作用而已。重要的是，此一古今中外的心灵汇通发生于西北高原地区，发生于古老文明的黄河之滨。遂可再次证实：最古老的和最现代的，是能够在一更高的心灵和理想的层次上相互衔接的。更为主要的是，这样一种心灵沟通是在任何权势力场之外形成的，此一事实并非在张扬我个人的言谈吸引力，反而是在突显聆听者能够摆脱今日世界之学术制度性定式轨道而直面自我心灵时的一种生命潜力。                  ～～～～～～～～ 明年，我们要把这么多西方人文学者、特别是主流理论学者请到中国来，首先不是为了要在外国人前“炫耀中国人的学术成就”，而是要抓住机会观察和学习（不思学习、只想表露，难道不是精神贫乏的明确表徵吗？人而不好学，这有多么可怕，读者想过没有？那些到处可见的“少打电脑、老打麻将”的社会现象在预示着什么呢？）。今日一个人文学者不以自我知识提升为目的、而以自我宣传为目的，首先就暴露了自身治学态度的失焦。一个学术集体也一样：不以集体自身学术提升为目的，只以对外宣扬自身成绩为目的，岂非正是证明了自己欠缺学术上的远大理想，甚至于暴露了以学术致功利的动机吗。这将意味著什么呢？这意味著：其人、其团体的人文学术极难有真正提升的机会。可是看看我们今天各单位、各学人是怎么自我介绍自身的吧：哪有不是在进行着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宣扬的（当然其根源涉及到某种客观实际需要：不如是自表就无法获得承认，就不利于生存）？这种态度将非常不利于我们有效地从国际会议中获益，却非常容易鼓励我们的虚荣心和欺瞒心。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能进步吗？那些拒绝别人批评也不自我批评者，是在认真从事学术吗？（一味维持着“一团和气”、生怕因批评他人而“树敌”，岂非正是某种商人心态？“和气生财”能够也成为我们人文学术界的信条吗？）符号学作为前沿跨学科探索性研究，尤其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这样才能不惧怕、不躲避与其他学科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今天人人谈孔子，我请谈者先行孔子“学为己”之教。孔子并不希望你把他当作菩萨加以奢华供奉，而是希望你能够真地遵行其伦理学教导。这一仁学态度却正好也是今日我们提倡新知新学时应有的态度。如果学者们不认真想着如何“活到老学到老”，又如何能够认真提高自己的学识呢？ 同时，资深的学者们特别应该想一想我们的研究生们，本科生们，年轻教师们的真实求知需要。我们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主要要靠他们来继续推进和发展。我们的主要责任甚至于不是促进自己的学术发展，而是考虑如何帮助他们年轻人更有效地发展。代表中国人文科学未来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毕竟这三十年来成长的青年一代，其教育较少受到耽误。因此，尽管他们的知识积累可能不足，但他们的领悟能力可能并不比我们资深长者要弱。我的经验是，越是年轻人越没有虚荣心包袱、越没有功利心拖累、越含有“入世”前的纯洁求知欲。因此，我们的国际学术活动甚至于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是为了让他们获得开阔眼界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水准的学术实践的。 三十年来，在物质条件和政策条件空前提升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第一要务就是学习。我们应该提倡全民学习，这才是孔子的真精神；而不是提倡宣扬自己已经多么知识充足了，自己的成就已经多么可观了，更不是要通过和祖先挂钩而希图凭空给自己

符号学全球化：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 第 11 届世界符号学大会 征文启事 （第二次通告修订版， 2011 年 9 月） 大会活动分类项目清单 （大会发言名单、分组会和圆桌会议名单、中国论坛分组会名单） 时间： 2012 年 10 月 5 9 日；地点：中国，南京师范大学

致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 下面我给出一个例子，看看我是如何在每一项目（一共几十个）中协调各方面意见的。对于一个项目，往往要来往十来封、甚至于一二十封长短信，才能最后敲定。这个数学与符号学的好题目，先后由塔拉斯梯会长和法国方坦尼提出，但 致中国符号学论坛同仁 大家好！ 下面我给出一个例子，看看我是如何在每一项目（一共几十个）中“协调”各方面意见的。对于一个项目，往往要来往十来封、甚至于一二十封长短信，才能最后敲定。这个“数学与符号学”的好题目，先后由塔拉斯梯会长和法国方坦尼提出，但有关：搭配人员，各自顺序位置，每人经费着落等等，两个人的意见尚未一致。而且还涉及到芬兰方面与东欧地区符号学的长期“支持照顾关系”（Marcus是跨冷战时期几十年的IASS元老，自旧罗马尼亚时代就是可自由出入边界者。他也是台湾张汉良教授的好友，最近给我写过多封信，“暗示”的无非是经费问题。对于这样的高龄学者〔但有漫长IASS关系史，对此我不了解细节〕，塔拉斯梯会如何安排，一直没有明确）。因此这个项目就拖了下来。在我发出了名单草案后，他们再次提出了各人的意见，但关键是：将谁摆“第一”。对于Petito本人（我本人和这位法国数学怪杰90年代初晤谈一次。等到隔年第二次约会时，他大概得悉我只身在外，非恰当交往对象，就“约而未见”，放了我鸽子。顺告，法国人专门干这种事）来说，只要给他经费来，他不在乎放第几（甚至于，对他来说，放第一反而“降身份”，因为他“已超出须办事务性工作的等级”）。但对大会来说，我们希望把他放第一，以便起吸引参加者的效果。但对于年轻人，顺序就较有意义了。会长当然也希望他的芬兰年轻同事多有“暴光”机会。同时还涉及到会长手中掌握的有限几个资助名额如何最后分配的问题。对此他迟迟难以决定（以至于反而成为我们委员会中对于这份名单出炉反应最慢者）。 但是，从我这方面说，我有我的时间表。我因看到国际方面大家并不真地关心大会参加者的人选及内容质量问题，突然觉得问题严重。因为，尽管自以为了解“学界人情”，但还是“百密一疏”，忽略了人心一个隐蔽处：当事人对自己及本集团利益的关注和他对相关整体的公共利益的关注之间的区别。因为一个表面上的“遮蔽”在于：后者本来是前者的实体性基础。我的忽略在于：对于某些人，这二者到了最后是可以separate的。正是意识到此一可能的潜在的（但可能是极其巨大的）“运作程序中的分裂可能性”后，我觉得：此时不能再吝惜自己的时间了，遂投入大量实际的事务性操作。（将来我还要对此进行详细描述，以增加年轻人的经验） 本来真有大量经验谈加以表达，但日常学术工作极其繁忙，今日趁写此业务信机会，将其作为一个“麻雀”，略加解剖（还可拖长数倍篇幅深化解剖），以向学界同行有所说明：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的困难所在。余再叙！ 李幼蒸  2011，8，29 Dear Colleagues, It seems that the item “mathematics” is ready for finally

南京第 11 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征文启事 （ 第二次通告 〔草案〕， 2011 ， 9 ） 大会活动分类项目清单 （大会发言名单，分组会和圆桌会议名单，中国论坛分组会名单） 国际符号学大会明年将首次在亚洲中国南京举办，我们已多次公布了相关讯息。现在我们将直到现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征文启事                           （第二次通告〔草案〕， 2011，9）                                  大会活动分类项目清单  （大会发言名单，分组会和圆桌会议名单，中国论坛分组会名单） 国际符号学大会明年将首次在亚洲中国南京举办，我们已多次公布了相关讯息。现在我们将直到现在为止完成的相关议程节目清单刊布，以作为参加者选择个人拟参加的分组会的初步依据。这次大会在亚洲中国举行，对于IASS大多数欧美会员来说，会址距离较远。学会委员会，主办方，各国会员，均较难估计参加者的人数和组织分组会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我们今后的征文活动将分步骤进行，程序大致如下。 1．    在本次通告中，我们先把已定会议项目按类刊布，为大会的准备情况做进一步的介绍。然后我们将申报组织“圆桌会议”（round tables）或分组会（sessions）的名称和负责人清单开列如下，供参加者按类选择参加的参考。本项目清单仅反映目前申报项目组织者的初步意愿，并不一定最终成为大会实际议程项目清单（取决于相关申报人数）。因此，本通告内的主题分类并不严格，主要作为报名者按照主题初步选择归类之用。

警惕符号学的负面扩展 不管什么学术理论，都可能共用一个名号，却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有助于该学术理念前进的，而另一个是导致该理念后退的。岂只是后退，可能还会损害该学术理念。二十世纪西方众多思想流派多有此类问题，而尤其以符号学名号下的                       警惕符号学的负面扩展 不管什么学术理论，都可能共用一个名号，却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有助于该学术理念前进的，而另一个是导致该理念后退的。岂只是后退，可能还会损害该学术理念。二十世纪西方众多思想流派多有此类问题，而尤其以“符号学”名号下的表现最值得深省。因其涉及广泛，“符号学活动”导致的负面效果，可能也比较严重，原因简述如下： ～与文史哲宗艺各域活动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之“界域”最为广阔，因此其负面效果波及的范围最大； ～与文史哲宗艺诸常规学科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受到的学术史上实学基础的限制最少，因此更便于任意“创发”，并因此而难以受到客观学术条规的检验； ～符号学对“理论化”的强调，在欠缺常规学科系统制约情况下，易于演变为各种“形式化理论话语游戏”，也就是失去或弱化其与各类现实的关联性和互动性； ～此种“凭空造论”的倾向和能力，如结合以商业制度化的运作方式，将形成 为“以空对空”的思维形态之大流行：即将话语的形式化游戏误当作是“理论化”的新形态，从而根本上弱化或瓦解人文科学的伦理性和思想力。是的，在其各种负面效果中，最严重的就是把语言表达的形式化倾向，当作是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的主要标志，从而深度地阻碍学者的思维能力之真实提升； ～在此情况下，话语生产形式化倾向，还将与人性的另一弱点相结合：这就是，避难就易。因为“玩弄空洞辞藻”可以比严肃理论思考更容易；不仅是更容易，而且是更易在商业化学术市场炒作上见成效！今日“形式—技术性层面上的功利主义”更具有普遍的“优越性”：即语言的技术性玩弄，正如商业性、艺术性、时尚性、娱乐性层面上的“技术性玩弄”一样，因其“空洞无物”反而可迅速流行。于是，一种庸俗符号学，可以因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流行”（往往因将俗常思想话语换为一套“义同形异”表达系统而易见成效：一方面以其“形异”可造成表达面创新的印像，另一方面以其“义同”可造成读者“容易接受”的效果；如果再加上把其他各种前人制作的现成的“形异”话语系统加以“二度的义同形异”的改造性运作，其修辞学新颖力之成效就可加倍提升，而受者的实际知识和思维水平却可能只在原地踏步却并不自知）。其结果是在学术方向上导致“以曲乱正”，不仅不能成为真实符号学学术继续提升的基础，反而适成为引诱符号学学者浅尝辄止、沾沾自喜的利器；人们忘记了，符号学的“精神”或“本质”是与人文科学主流之科学理论化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理论符号学，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文科领域内的“科普文化”。对于自然科学世界，正规学科和其常识普及在制度和功能上，界域分明，不至于相互妨碍；而对于其科学性远未健全的人文科学来说，特别是对于其中最具前沿探索性的符号学来说，二者之间则极易产生混淆。结果，符号学的“科普形态”在学术条件未成熟地区，最终可能被误认为是“更可取的”符号学。 ～符号学一旦庸俗化或流行化后，一方面将成为严肃符号学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将可能堕落为学术商业化大潮中的“拉邦结派”工具。符号学活动，将因其表面上的“前沿学术名号”、话语形式化操作的易为、涉及领域的广泛、以及追求标新立异的通俗文化大环境之存在等时代特点，而成为参与者集体急功近利之最佳途径之一。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偶然所处的人际关系环境而实用主义地依附于某一派符号学学说，以便集体地，以偏概全地，争当“正统”（如：语言派〔还可下分结构主义派和行为主义派；结构主义派还可下分欧陆派和美国派等等〕，文学派，逻辑派，认知科学派，皮尔士派，格雷马斯派，西比奥克派等等数十家派系）。而各自在聚会中争当正统的根据完全基于自己偶然依附的人际环境或偶然获知的信息范围，而其“导师”的根据也多半只是依附于对其国外“大导师”的偶然际遇。极易发生的符号学学术方向的“差异”本身，遂可成为各家争强斗胜、争名夺利的“可行性”运作基础。如此一来，学界固然可因此而热闹一番，却导致大家舍本逐末地将符号学“话头”的“话语权”当成了职业圈内功利主义学术实践的“媒介”。 ～如此，还可再联系到本人近年来多次提到的中国现代化文化圈中的深刻“危机”：（吸收国际文化的）“好事”可能导致本国学界内长期的“负面影响”：广义的“以译代研”的现代民族性思维倾向：所谓新知新学往往形成于不同程度上的“舶来主义”，其实质是不同程度上通过（对思想来源的）“转述”（不必用更具情绪性的词语）以期鸣世的集体性学术功利主义；其最深效果是：（学术与商业双层面的）结构性的世界次级学术地位之形成和持续。在此总体倾向中，符号学亦颇有机会成为其中作用最明显者； ～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其现实平均学术水准明显不如诸常规学科的学术水准（此一事实足以表明：并不是凡使用符号学名号者，其学术水准就是高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现实永远是两回事，所以推广符号学活动的真意，绝对不是追求现实从业者之集体私利。这也是本人与国外持集体个人主义同行间对此问题易于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上述负面倾向。然而由于国外的传统人文学术界和文化界之之长期历史连续性积累，符号学活动并不容易产生上述学界的支配性负面效果。而国内新时期短暂仓促间形成的的学术史环境中，如果没有有效常规学术的制衡作用和学术伦理背景，符号学一旦演为庸俗化形态之流行，反而助长了过渡期人文学术理论界出现某种“以形式化代理论化”的浮薄习气，即误把形式化游戏当成了理论化提升的学界大方向（其本质不过是借西方理论时髦来追名逐利而已）。因此，任何打算仅用“符号学名号”来造势的心态，都反而是在误导中国的符号学事业了。                ****************************************** 本人多年来不时指出“符号学理念”和“符号学流行”二者之间的根本不同。比其他人文学科此类庸俗化倾向更严重的原因还在于，符号学可大分为：学术理论类型和文化应用类型。后者几乎可以无远弗届，特别是在影视制作和传媒文化生产过程中的所谓“应用符号学”，更是容易与作为影视传媒的科学研究的理论符号学相混淆。话语的形式化倾向和理论思维的严格化提升，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各有其长期历史性经验根源的常规学术不同，符号学几乎“横空出世”，因其具最广泛的跨学科特殊性，所面对的学术任务可谓虽重要却“诡谲”，对于人文科学的全球化革新性发展，既带来了可喜的机会，又带来了危险的诱惑。固然，其根本性问题在于 “学术心术学”（一般所说的“学风”）问题，但本文不拟直接论述此一层面，而是强调其牵扯到的各种“外缘”方面。对于进入大陆学界已三十余年的当代符号学运动，让我在此关键时刻也指出其所包含的负面因子。所谓符号学，我们如向正面对其推进，就是正面的；我们如将其向负面推进，就是负面的。面对后一倾向渐渐萌芽之际，我的“对治口号”是：不可能存在空头符号学，符号学必须与常规学科的理论化发展“齐头并进”。（因此常规学术的理论家们的“符号学含金量”，并不一定比一些专业符号学家的“符号学含金量”为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追求符号学理念集体实现的过程中，必须广延各科专业理论家参与并提倡彼此相互学习的道理之所在）因此青年一代符号学爱好者，不必产生避难就易和趋附时髦心态，以为找到了某一套“符号学术语体系”，就找到了“符号学捷径”（相当于某种“学术偏方”或“速食理论”），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提升了自身的思维水准。符号学家必须首先是常规学科的深入研究的学者，然后才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经营跨学科的学术理论实践。因此，符号学不仅不是鼓励学者学生去追求“多快好省”，反而是鼓励学者学生去认识“任重道远”。没有此严肃治学心态，我们就是在拿符号学名号进行“集体忽悠”或集体标新立异。这样形成的“符号学宣传”，可谓无益而有损！所以，开展符号学，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现书此近日之体悟，以与有识者同思互勉。李幼蒸于2011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