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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傅立叶,洛约拉(罗兰巴尔特著):中译序和作者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萨德,傅立叶,洛约拉 (法)罗兰 巴尔特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 中译者序 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以其反人本主义和反主体论为其认识论立场的,强调着各种客观条件的复杂决定作用,怀疑和否定主体或意识的自主作用,这样的观点导致了结构主义的 萨德,傅立叶,洛约拉 (法)罗兰•巴尔特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 中译者序 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以其反人本主义和反主体论为其认识论立场的,强调着各种客观条件的复杂决定作用,怀疑和否定主体或意识的自主作用,这样的观点导致了结构主义的某种“不可知论”,而其直接的结果则是一种系统的怀疑主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怀疑主义是思想史上理性主义的先趋,可以说:没有怀疑就没有理性,科学就是产自怀疑,而怀疑产自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好奇心。这样一来,怀疑主义又与人本主义重新发生了联系。怀疑主义一方面通向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又通向虚无主义。因为“怀疑心”可以针对客观世界,也可以针对主观世界;不仅相关于康德主义的主观认识能力问题,也相关于尼采主义的价值根据问题。本书作者罗兰·巴尔特的怀疑主义兼及这两个方面: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因此不是信仰主义)和价值论的虚无主义(因此是社会实践的悲观论者)。但是,这两种倾向,其实都与人本主义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与人世主义或现世主义密切相关。巴尔特思想是彻底的现世主义思想,是对人世现实体验、观察、分析、怀疑、希望、失望、表达希望、表达失望的思想。其现实思考对象,一方面是对人生意义本身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和历史不公现象的分析和批评。基于尼采理论的价值怀疑主义,导致他对西方信仰传统的批评;基于现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批判态度,导致他对工商时代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产生深刻反感。结果,巴尔特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以及对西方历史上的信仰主义批评,都是基于其价值学反省的。本身为文化批评家而非社会科学家的巴尔特,毕生未能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进行系统的研究,却将观察和感受到的一切现世问题及其因果现象,做了相当理性主义的呈现。作为文艺家的巴尔特,往往以个人偏好的选择方式来间接呈现其价值学的褒贬,其表达的“手段”或“能指介质”,却反讽地也是“物质主义”的或“感官主义”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强烈关心感性世界的文学家巴尔特。 按照译者的理解,今日在建设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新框架时,最重要的西方理论资源来自两种理性主义传统:正面的、系统的理性逻辑建构,从康德到胡塞尔的逻辑主义;反面的、文本读解式的逻辑理性批评,从尼采到巴尔特的怀疑主义。一者从正面整理、重构人类理性知识,而却难免于堕入教条主义。另一者从反面“敲打”此理性逻辑系统,以便“去伪存真”,却难免于堕入虚无主义。巴尔特文学论述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正在于此。巴尔特未尝不想通过其虚无主义的宣导来传播其否定性人生观,而读者却反可以从中获得另类理性思维的反省机会。应该看到,当代西方人文学界,由于“跨学科”的实践还欠通畅,“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沟通,本来应该更为细致和丰富才会产生更有效的人文话语的解释学效力。由于均受到职业化的限制,文学界和哲学界只是从各自习惯的立场来看待巴尔特的理论话语。本书译者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研究者,则特别强调上述两类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汇通,因此本书中作者在其细腻文本解读中呈现出来的各种理性精神火花,对于今日读者重新认识各种古典类作品意义,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在两部有关法国古典性变态作家萨德的分析文章中,作者不避其原著的“露骨”描述,也使我们了解了温文尔雅的罗兰·巴尔特所接受的各种不同人生趣味。 本书为“中期”巴尔特的四个中篇论述的汇集,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它们具有实质的主题同一性。符号学家巴尔特通过对有关西方思想史上的三大主题—性,信仰,社会正义—的经典分析,一方面突出了其本人的语言学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揭示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宗教主义性禁忌(萨德)、原罪论(洛约拉)和社会主义的始源之一:乌托邦幻想主义。表面上这本小册子不过是对几本古典书的读解分析,实质上,巴尔特在此对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价值做了彻底怀疑主义的呈现。而对西方思想史的批评,不难立即扩展为对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理性主义置疑。萨德的性变态分析和洛约拉的信仰实践“神经症分析”,都是直接相关于作为西方信仰主义之根本信条的:此即人类原罪论神话。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一方面体现着传统人道主义的美好理想,另一方面体现着人类历史上的永恒思维分裂—愿望和手段的结构性分离:愿望任意驰骋,手段任意发明,二者绝不配套,而科学时代的世人几百年来对此基本学理分裂往往茫然无知。 作为唯美主义者的巴尔特,他的古典文本分析实践本身也是对自己的审美趣味进行自我表现的方式。唯美主义者往往也是性偏好异常者,我们不难发现巴尔特对萨德“性文学”的欣赏和辩护,虽然他为其做了语言学的“保护主义解读”。本书最后补加的萨德生平概述,充满了作者对作为“性罪犯”萨德的深刻同情和痛惜。但是正如巴尔特将萨德的性变态表现给予某种“语言学升华”一样,我们对巴尔特本人对性变态的同情倾向也可给予某种“价值学升华”。意思是,如其直接、正面理解巴尔特的描述和分析,不如反面、间接把握巴尔特的“性自由主义”立场:通过对社会违禁现象的批评来怀疑社会规范的理性根据。我们读者作为“第三层”的批判者,则应更间接地关注巴尔特批评话语所内含的理性因素,而将其个人性的“美学偏好”置于另一美学创作欣赏层次。巴尔特永远既是分析家也是艺术家。 克莉斯特娃在其《内在反叛》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巴尔特的《洛约拉》一文。在谈到巴尔特的论述方式时说过:“在根据其谦逊的符号学武库来处理这个绝对史无其匹的人物时,巴尔特表现出了杰出的分析技巧,我称之为:在其极度明澈性和无比精细性上反映出了一种革命性。”在当代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中,并非人人在作品解读中都可引发读者的深刻理论性思维的。谈到巴尔特的理论工具,我们反复提到过,那不过是巴尔特在进行文本分析时使用的理论姿态工具(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对于这些理论工具本身,作者大多并未对其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因此反映了作者知识和思维的“限界”。所以,我们重视的结构主义理论论述,不是其各种具体的结论(这取决于时代的知识论条件),而是其表现出的分析方法和智慧启迪。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颇多这类具有重要理论思维启迪性的作品,其重要性明显超越了许多在传统学科内“照本宣科”的抄袭性教条主义学术(特别是一些哲学类的伪逻辑论述)。在读解的同时,我们自然会发现作者本身观点和结论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部分。所幸,巴尔特的各种作品都充满着独特的理性观察和分析的“看点”,这是他的作品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译者在80年代自行选择巴尔特作品译介时,当然不会选择他的偏于经典作品分析类的著作。一方面因为译者担心自己的法文程度不足以应付随处可见的各种文学性修饰语,另一方面译者并不熟悉所论述的法国古典原著。这次因为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罗兰巴尔特文集”翻译计划,著作的选择受限于版权条件,只好勉为其难。译者承认,本书论述的这三部主要原著,自己都没有读过(不管是年轻时还是现在,译者大概也都不会对这三部书有兴趣),这就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巴尔特的文论风格是相当随意性的,或高度贴近于原著的,译者只有多多依赖内容读解和词典查阅。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另外,译者不会主动选择这类作品的一个实际原因是,译者到底不是“文学家”,对于巴尔特深入物质和语言细节的偏好,没有任何兴趣。本书涉及到的大量物品、物类名词,本来都是译者一无所知的(译者当初自学外语时故意排除对这类与人文学理无关的名词记忆),这次不得不一一翻阅词典,而其中多义词的问题,译者也并无充分资格判断其确当性。只能希望这些物类名词的细节对于理解作者的推理思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回忆30年前译者选择《野性的思维》翻译时,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因该书包括的理论性话语极具吸引力,译者也只有对该书内的大量物类名词列举〔如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名词〕的中译名处理,勉力为之了)。 本书的翻译参考了英译本,但是英译本给予的帮助不如译者预期的那么大,因为,除了此一英译本比其起其它结构主义著作的英译本在“对译”的准确性上具有更为随意性的特点之外,甚至于还可发现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耐烦”部分,特别是后半部,竟然有些地方我怀疑干脆或许就是故意省略一些修饰词不译以节省时间。当然,对于我这位非法语科班出身的译者来说,任何其它语种的译本都是有助益的,对此我必需表达一贯的感谢。因为,毕竟我可以参考该译本的法文语句结构的处理结果。一般来说,其它语种译者都是法语系出身,法语一定比我要好,因此我主要可借鉴其“句法”的处理。而其“词法”处理的部分则须特别谨慎,因为我发现许多美国译者在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的专业性词汇的理解方面,并非没有问题(这是西方文学系教育中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当代文学系学生偏好理论性论述,而另一方面又并无足够专业理论研习机会。文学系一方面承担着偏于欧陆思想的跨学科理论探讨的前沿工作,另一方面其一般学术基础又偏于英美纯科学方向。这一基本教育学矛盾,学界并不深知,而这恰恰是学者未能胜任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解和翻译的根本原因)。所以,我的翻译策略是,实义词部分尽量根据法文原著独立理解,也就是根据上下文来直接把握。对此而言,译者的弱点仍然是对作者引述的原著细节不熟悉,所幸,尽管作者总是扣紧原著文本行文,其本身的分析性论述习惯所导致的话语理路一致性,仍可有助于不熟悉原著的读者把握文论分析的线索。 巴尔特的“跨学科”论述是理性主义的,这一点和解构主义者非常不同,尽管他们都在同一批先锋派刊物上发文。解构主义通过瓦解语言的语义学和句法学来“从根本上”瓦解理性思维的条件,而巴尔特只不过是在正规语义学和句法学的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创造性分析和综合。因此,“巴尔特话语”原则上是“可译的”。译者在长年对比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不同语种译本后认为,不同西文之间的理论互译和西文向中文的理论文字翻译,在性质和难度上完全不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话语的难处在于作者对理论性词语的创造性、变通性处理。由于中西文在词汇的语义结构上的根本不同,遂为翻译带来了加倍的困难。这个困难,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话语的理解困难,另一方面是对译过程中译者对汉语字词的灵活性处理方面的困难。可以说,从西文向中文的理论翻译,特别是符号学类别的理论翻译,其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实践。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海外主要受英美分析哲学、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学术训练的华裔学者们,在处理欧陆人文理论话语,特别是符号学话语时,感到不适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书涉及的大量人名和地名,译者尽可能地按照标准人名、地名词典译出,一些无法查找的则自行译出。还有少数只出现过一次而词典查找不到的、不重要的人名和地名,译者有意未译,而是在译文中直接采用原文。因为这并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本书出现的两个日本禅学的英文词,是再次请教了日本电影美学家浅召圭司后知悉的。最后,我愿在此再次感谢本《文集》策划编辑组的翟江虹编辑、李颜编辑及责编 的辛劳和协助。 中译者,2009年,11月18日于旧金山湾区 中译序 目录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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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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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南京符号学研讨会论文-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Chinese Semiotics and the Possible Change of Theoretical Semiotics during Globalization Period Youzheng Li ( 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Nanj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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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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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选载
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在讲演伊始,请允许我先回顾一下引致法兰西学院接纳一位众议纷纭的人物的理由。这个人的每一种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过他的对手的反对。因为尽管我任教多年,却并无通常接受这一高级职位所需的资格。虽然长期以来我确实将我的著述列入了科学、文学、词汇学 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1](1977年) 在讲演伊始,请允许我先回顾一下引致法兰西学院接纳一位众议纷纭的人物的理由。这个人的每一种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过他的对手的反对。因为尽管我任教多 年,却并无通常接受这一高级职位所需的资格。虽然长期以来我确实将我的著述列入了科学、文学、词汇学和社会学诸领域,但应该承认,我所写的只是各种随笔文 字。这类文字含有一种性质含混的文体,其中写作与分析各行其道。虽然很早以来我也确实使我的研究与符号学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我其实并无权利来代表 这一研究领域,于是我在它似乎刚刚形成时就倾向于修改它的定义,使自己主要依赖于一种反常规的现代主义文艺的潮流,结果对“太凯尔”(Tel Quel)杂志的接近,远超过对许多其它或可反映符号学研究潜力的杂志的接近。 于 是不言而喻,在这座由科学、学术、严格性和革新性支配的大厦里所接待的这个人,显示出不纯的前景。一方面是出于慎重,另一方面是由于每当我遇到理智的困惑 时总要问一下某一选择是否使我感到快乐的习惯,我就不谈那些促使法兰西学院欢迎我的理由(因为在我看来这些理由是不无疑问的),而来谈一下那些使我来到这 里感到快乐更甚于感到荣誉的理由。因为荣誉可能名实不符,快乐则必表里如一。我感到快乐,因为在这里我又忆起或遇到我所热爱的那些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或曾经 任教过的作家们。首先当然应当提到米歇莱,当我开始思想生活的时候,正是通过他我才发现了历史学在人文科学全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写作所具有的力量,后来学 术界对此也加以承认了。然后是那些距今不远的人物,如让·巴鲁吉和保罗·瓦莱里,我就在同一间大厅里听过他们的讲课,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再晚些的是摩里 斯·梅罗-庞蒂和艾米尔·本维尼斯特。而现在呢,请允许我冒昧地提到米歇尔·福柯,本来出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应当对此保持缄默的,我的始终如一的感情、思 想与感激都与他联系在一起,因为正是他向教授委员会提出设立这个讲座和主持这个讲座的人选的。 今天我感受到的另外一种快乐由于更为相关,因此也就更为重要,这就是我在走进一处我们可以严格地称作“权势之外”(hors pouvoir) 的学府时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因为,如果轮到我来对学院进行解释的话,我将说,在学术机构领域内,它是历史的最后策略之一。荣誉通常都是权势的一种损耗,而 在这里它干脆是权势的消除,是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在这里教授除了研究和说话之外别无他务;我想说,这就是高声谈论他的研究梦想,而不必去判断、选择、推 进,不必去屈从于某种有指导的学术活动。这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几乎是不甚公平的特权了。因为当前文学教学已由于技术专制论的要求和学生革命愿望的双 重压力而疲惫不堪。当然,在学校允许的限度之外去教学和说话,并非是一种从道理上说可免除权势影响的活动。权势(支配性的利必多)总是存在的,它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即使当话语产生于权势以外的某处时亦然。因此,这样的教学越自由,就越需要探讨在什么条件下和按照什么程序话语可以摆脱任何一种攫取的意志。在我看来,这种探索就构成了今日开创这个讲座时最深刻的教学构想。 实 际上在这里我们间接地但坚持着要去问询的正是权势。我们“单纯的”现代人把权势看成是一种有些人拥有、有些人不拥有的东西。我们曾经认为权势是一种典型的 政治现象;现在我们则相信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它渗入了那类我们最初未曾从中看出它来的领域,渗入到学校、教学里来,但它始终还是某种东西。然而如果 权势象魔鬼一样是个复合的东西,那会怎么样呢?它可以说:“我的名字叫军团”,它无处不在,各个方面,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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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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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胡塞尔现象学资料选编 李幼蒸译/编 (原刊于<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仁学和符号学的历史交迂 * — 论东方智慧和西方理论的辩证互动 李幼蒸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理念陈述和经验总结两个部分提出了中国以及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这就是古典仁学和现代符号学的有机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理念 篇阐述仁学和符号 仁学和符号学的历史交迂* —论东方智慧和西方理论的辩证互动 李幼蒸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理念陈述和经验总结两个部分提出了中国以及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这就是古典仁学和现代符号学的有机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理念 篇”阐述仁学和符号学互动的意义、可能性和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经验篇”结合作者近年来多次在国内外参与中外符号学交流的经验,提出了所存在的问题和克服 之道。作者主张,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属于“新仁学”内涵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也是新仁学走向世界学术主流的重要渠道之一。 关键词:仁学,符号学,人文科学,伦理学,比较研究 题旨 (中国古典)仁学和(西方现代)符号学的辩证结合, 将会既促进仁学的现代化又促进符号学的伦理学化, 并将共同促进世界人文科学的革新化。 (一)理念篇 仁 学和符号学,看似互无关系的两个学术领域,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的今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认识论联系。简言之:古典仁学需要现代方法论的支持,作为当代第一方 法论系统的符号学需要伦理学方向的指南。今日跨文化世界遂使得古代中国智慧和现代西方科学发生了辩证性(即多方面互动性)联系。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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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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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现象学资料选编 李幼蒸译/编 (原刊于<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胡塞尔现象学(《观念 1 》)资料选刊 一 百年来的现象学运动流派众多,创始人胡塞尔学说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也是难度最大的。《通论》一书又是胡塞尔作品中最重要的。须读中译本者不难找到本书及 胡塞尔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在此陈示该书详细目录,并刊出该 胡塞尔现象学(《观念1》)资料选刊 一 百年来的现象学运动流派众多,创始人胡塞尔学说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也是难度最大的。《通论》一书又是胡塞尔作品中最重要的。须读中译本者不难找到本书及 胡塞尔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在此陈示该书详细目录,并刊出该书中译本附录部分,供研究者参考。网站本栏所列资料项目如下: 《观念1》目录 胡塞尔:《观念1》后记 《观念1》法译本译者保罗-利科译者导言 李幼蒸:中译者现象学术语解释 李幼蒸:中译本德法英中现象学术语对照表 李幼蒸:“我与现象学”(《观念1》中译本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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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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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本文原稿来源于两个部分:作者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会议上的发言和会议前后所获得的观察与感想。前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西方学者,后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国学者。在欣闻《文艺理论研究》刊物接受此稿后,作者对本文又进行了改写,但仍然未论及符号学和中国文艺 中国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 Chinese Semiotics in Theoretical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Semiotics § (首发于《文艺理论研究》,2009,6;根据南京国际会议发言扩编稿) 关键词:符号学,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哲学 作者按语 本文原稿来源于两个部分:作者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会议上的发言和会议前后所获得的观察与感想。前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西方学者,后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国学 者。在欣闻《文艺理论研究》刊物接受此稿后,作者对本文又进行了改写,但仍然未论及符号学和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有鉴于此,遂增附此一按 语,以对符号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关系稍作说明。关于“文艺理论”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学术范畴混淆:作为文艺作品的社会“实践总结”和作为文艺 现象的“科学认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所谓“文论”(文学批评)往往介于二者之间,文学评论家,其身份介于理论分析、美学鉴赏和社会文化实践指导之间。作 为现代人文科学一员的文艺科学研究,则应具有纯学术性格,与朝向创作实践的文艺思想理论不同,其目标和方法相通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六十年代以来(大约 “萨特热”之后)的法国文艺符号学运动,十年间将西方文艺理论思维方式提升到科学研究的水平,并迅速将此文艺理论思潮推向整个西方学界。六十年代兴起的当 代西方符号学运动的主体,即为各种新文艺理论思维的出现。所谓当代符号学实际上就是“文艺符号学”。这一有关文艺思想理论话语的全面革新,使得现代西方文 艺理论研究形态与战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在有关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关系思考方式上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符号学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是对作品的 静态结构和动态构成进行的科学性分析。文艺符号学代表着历史上文艺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阶段,其学术成果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事业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符号学的形式主义分析已成为文艺作品科学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必然有助于我们对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之结构和功能的科学认知。文艺研究的科学性发展首 先表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背景、性质、作用的描述性分析上。传统文艺思想研究侧重于对文艺现象的意识形态“运用”,现代的文艺科学则首先关注对文艺现象的科学 认知。为此必需首先准备相关科学的知识工具,后者则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成就。(至于有关文艺思想实践的理论性思维显然属于另一文化范畴。当然, 文艺科学和文艺实践之间也存在着认知性和实用性的联系,此一“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本身,今日则属另一文化范畴:有关创作实践的理论问题)文艺理论研究是需 要人文社会科学工具的,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建设也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与文艺科学相关的一切知识资源中,符号学占据着首要地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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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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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
莫兰《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跋-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莫兰《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跋 《现象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爱尔兰)狄尔摩 ● 莫兰著 李幼蒸译 网刊小注:现将 8 年前出版的译著中的中译者的序,跋两文单独 莫兰《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跋 《现象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爱尔兰)狄尔摩●莫兰著 李幼蒸译 网刊小注:现将8年前出版的译著中的中译者的序,跋两文单独发于网上,以供未读过该书的读者参照。此书论述的德法现象学家思想,也是二十世纪欧陆哲学的主流,是认识当代西方哲学思想史的核心部分。作者的研究和论述均属一流水准,其对艰深材料能够做到深入浅出,而并不因此而降低其严格的学术性部分。实际上,本书主要的特点正是对诸家理论思想中的关键概念一一专门剖析,对于读者理解相关理论极有帮助。此种杰出论述远非中方研究者可与比拟的。如果读者再将本书与作者近著《胡塞尔辞典》(同样由同一出版社出版)合读,即可对胡塞尔理论获得更清楚理解。实际上,本书虽然论述9人思想,中心课题实为胡塞尔一人。可见作者作为胡塞尔专家,功力之深厚。自然本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例如纳入阿伦特一章,并不适当,因该人对于胡塞尔学并未认真涉及。作者大概仅因 她与海德格尔的多方面暧昧关系才将其纳入。近日重读旧译,觉得不妨将我的序跋两文发于网上,或有未读过该书的读者有兴趣了解相关背景。 李幼蒸2025-9-15 于湾区 中译者序 大致而言,二十世纪西方两大哲学主潮是英美派的分析哲学和德法派的现象学哲学。此一划分,严格说来,主要是根据二次大战后的哲学发展态势来确定的。二次大战之前,西方哲学流派纷繁,尚未形成哲学大势二分法的局面。有趣的是,战后这两大哲学潮流的战前根源,竟然主要都是来自欧陆德语地区的。战后西方哲学界的局面丕变,这主要源于美国哲学和法国哲学事业的空前发展(随之产生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对比名目)。前者充实、扩大和强化了分析哲学,后者扩展了、丰富了欧陆现象学潮流(此派其后很快成为超越地区界域的欧美两大洲共有的主流哲学之一)。纵观百年来西方哲学史的消长态势,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发展,遂可最终概括为这两大主要方向。这两大哲学潮流各有短长,但之所以均称之为“现代哲学”,除产生的时间因素外,一个发生学方面的重要原因,均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支配性的决定作用。二十世纪是数学自然科学决然占据人类知识绝对主位的全新历史时期。这种人类文明科技化的空前进步,一方面导致社会科学的明显科学化提升,另一方面则导致人文科学的两极化发展。对于后者,一方面出现了紧跟自然科学模式的科学理性潮流,另一方面则反而激发了非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潮流之涌现。这一演变在哲学领域内最为明显。二次大战以后我们于是看到,分析哲学的“准数学自然科学思考方向”的相对严格性及其大大收缩了的人文论域范围,其论证的“科学性强化”,却是以简化了、收缩了论题范围为代价的。而另一方面,以现象学为主的欧陆哲学,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内部张力对比:在古今一体的人文学术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并存现象。这种思想方向上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混合性,在百年来的现象学运动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甚至于从其创学之始就可发现两种思想方向并存互动的态势。不难看出,其中非理性主义方向的空前发展,主要是十九世纪中晚期以来才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文艺世界的现代主义全面取代古典精神亦发展于此时)。有趣的是注意到,二十世纪,随着数学自然科学的决定性展开,哲学界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反而(从学术社会学分析角度看)“相反相成地”平行发展着,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又特别是在战后十分活跃的法国哲学界。 二次大战以后,作为实质上的“战败国”法国和战前哲学同样贫脊的战胜国美国,几乎同时成为了西方哲学人文科学界的“大国”。除此之外,在英美德法四个文化大国中,法国战后哲学主流(同属现象学运动系统内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正统现象学),由于其多方面的综合性发展,在现代人文学术理论史上,具有其他三国所未具备的特别重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于:1。战后德国,正如其文学生态大不如战前一样,其哲学生态在创造力方面也可谓一落千丈(战后的批判哲学和现象学传承这两大系统均如是)。尽管德国学术和文化基础雄厚,学术事业依旧繁荣,但就思想和理论的创造力而言,与二次大战前的德语“精神科学”世界的百年盛世已不能相提并论。与此同时,二次大战前后,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法国哲学对德国哲学的吸收日渐增加,以至于由战前德国人创立的现象学思潮,战后竟然主要由法国人在延续其命脉。此一发展当然首先因为纳粹德国对本国人文科学事业的系统摧残,致使德国文化和思想生命的元气大伤。2。在美国哲学界,在主要继承了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影响下形成的分析派、科学派认识论方向的哲学思想界,“哲学”作为学科,其构成和文化职能,已经和欧洲古典哲学时代有了明显差别。此一差别首先表现在论域宽窄方面。在战后新的文教制度下和思想潮流影响下,哲学学科的范围、方向、方法趋于固定化,职业化,甚至于教条化。与此同时,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人文思想发展日趋复杂的内容,却也难以为美国职业化哲学所承接和吸纳。战后法国哲学遂在“旧大陆中心”的哲学生命力减弱和“新大陆中心”简化其哲学传承的“合力”情势下,比英、美、德学界更多地承担起西方思想传统中古典和现代认识论冲突的压力。同时,战后法国新一代哲学家都是经历过德国占领军治下的屈辱生活,对于理论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有着亲身的体验和强烈的反思,这一特殊个人化经历(为英美思想界所无)遂转化为巨大的个人精神动力(此所以美国人易于成为“职业化学者”,法国人易于成为“自由思想家”)。3。法国战后哲学界生态的特殊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法国,社会、政治、历史、思想的剧烈动荡所激发的精神思想动力,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果战前德国的“精神科学运动”足可代表西方学界和思想界面对自然科学的“压力和助力”双重影响下的传统学术革新努力的“中心舞台”的话,战后这样的“中心舞台”,可以说,主要应以法国的“人文科学运动”当之(对此判断,英美法三国哲学界自然不会轻予认同)。正是在法国,我们看到了战后西方思想界的最大变化是(也是德国“精神科学”和法国“人文科学”的最大区别是):哲学中心论在法国的哲学以外的人文科学世界的全面后退。战前德国的精神科学仍然以哲学传统作为其理论革新之基地,而战后法国人文科学则因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兴起而明显地冲击了哲学学科的理论控导作用。但是,和德国、美国哲学界不同,法国哲学本身的“跨学科实践”也要丰富得多。这就意味着,法国哲学与人文科学理论全体的互动关系,远比其他国家哲学界要积极活跃,于是法国哲学也就比美国、德国哲学界更能反应时代学术理论思想变迁之实态。4。最后,文艺复兴以来,在英、德、法三大欧洲哲学思想大国中,法国的“哲学专业”是严格性较弱的(笛卡尔的决定性发展仍然体现着中世纪末期拉丁语统一世界的一般精神和环境,并非代表着当时尚未充分形成民族性哲学的法国传统)。此一传统的综合性性格(“哲学家”而兼治哲学、史学、政治、文学、艺术、社会实践方略等)却反映着法国思想,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法国思想之性格,以及其思想和理论触角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因此法国的传统“思想力”,如果不是像德国一样表现在哲学专业本身的话,则明显地是表现在社会人文科学全域之内的,而其哲学部分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多反应着“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互动关系。这种民族性的整体化思想倾向,在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第一次获得了典型表现。而其第二次典型表现,本书中译者曾(有违西方时论地)在2004年里昂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指出,可归于1960-197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 上述第四点特别与战后法国现象学哲学有关,因为战后的法国恰恰是法国历史上人文社会科学最发展的时代。在此多重性的张力关系中,法国现象学体现了这两方面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现象学运动的内容主体或理论基础,仍然是战前德国的现象学哲学,而现代哲学专业化程度相对薄弱的法国对战前德国哲学的吸收结果,也反映着较严格的德国学院派哲学和较不严格的法国学院派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德国哲学的严格性在法国相应哲学中的的正反两方面效果(正面的逻辑严格性和负面的形上学教条主义),成为我们今日特别应该仔细比较分析的主题之一。现当代西方现象学运动承担着数学自然科学方向的人文学术理论所难以处理的心理、精神、意义、价值等文化性问题的思考,而与此同时,应该看到,现象学潮流的积极成就和显露的问题,也几乎是一样的多。正是现象学运动使我们一方面获得了其他科学派哲学难以提供的重要设问方式和关注范围,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现当代人文思想理论中的复杂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我们中国学界应该了解,现当代西方欧陆哲学的重要性,并非直接反映在它所提供的知识成果和问题解答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它所提供问题系列本身和理论得失方面。因此,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的建设任务而言,现当代西方现象学运动,毫无疑问是我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与此同时,也应明确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出于职业功利主义动机而盲目照抄西方理论的“成果”。这些“成果”都仅是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分析的材料,而非我们的思想与理论建设的现成“楷模”。(如果坚持“以译代研”的功利主义抄袭路线,就只能将其作为职业化成功“渠道”,就会简单化地直接、间接地将其“转录了事”) 中国开放时期的三十余年来,我们已经出版了大量翻译和研究著作,在现象学领域内,经典类和介绍类的译著日渐增多。现象学的导论性的书籍也已出版过若干本,不仅有较早的施皮格伯格的《现象学运动》(1981年第二版)和施太格缪勒的《现代哲学主流》,而且也包括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现象学家索柯洛夫斯基的同名书《现象学导论》。那么译者为什么如今起意要再译出一本12年前出版的《现象学导论》呢?固然,二三十年来西方现象学研究,特别是胡塞尔研究成果,与以上二书写出的时期相比,又有了丰富的发展;固然,当代欧美国家的现象学研究所根据的原始资料,随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两全集的编辑出版,较前续有增加。应该注意到,三十年来西方新一代现象学研究者也同样在逐年增加之中,他们的学术思想背景与在战前或战后初期受教育的老一代学人已经颇为不同,特别是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潮流同时研习后转而专攻某派哲学的,其资讯范围和方法论角度的扩大,遂使其研究特点不同于以往,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加以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哲学史范围内的研究成果,毕竟都是在前辈哲学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着文献学处理方面的优越性。此外,应当说,他们的共同特点还有,在分析派、科学派哲学的影响下,以及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迅速更新的环境里,以及在进一步消化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纷纷强化了哲学思考的多面性和表述方式的清晰性。在过去三十年间,西方现象学运动内部,似乎出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逐渐削弱而胡塞尔的影响逐渐增强之势,甚至于“胡塞尔现象学”也渐渐成为了一个哲学界内的独立专业。于是在欧美各国新一代现象学研究者中间,出现了不少新型“胡塞尔学”专家。他们往往兼通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并亟思对现象学运动的百年成果,根据当代新的研究和思想条件,重新进行理解和评估。 本书作者,爱尔兰现代哲学史家莫兰,就是这样一位早年在美国同时研究欧陆哲学、分析哲学和哲学史、尔后专研现象学和胡塞尔学的哲学史家。由于他具有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哲学史等不同哲学方向的多元化学术背景,所以能够比纯粹的欧陆派哲学家更全面、更客观清晰地评述欧陆现象学问题,也使得本书更适宜于作为一部教科书,出版以来,叠获好评。他所在的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地理上位于美国和欧陆中间,这也是他较善于在英美思潮和欧陆思潮之间持平论述的地缘性原因之一。与美国现象学家索柯洛夫斯基的同名书相比,虽然各有短长(索书的简明和莫兰书的翔实而清晰),莫兰的书不仅较索氏的书多出约一倍篇幅,而且由于二人不属同一时代,莫兰的书提供了更多的背景思考和批评性比较方面。就作为“教科书而言”,莫兰书的第一价值正在于其相关资料处理得“繁简合宜”。从如此大量的资料中,按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搜集和安排材料,以提供多层次的相关知识,这在技术上和功力上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然而,译者觉得本书值得在以上几部相关于现象学导论式著作之后再加以推介的其他重要原因还在于: 1。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深入而浅出,其主要假想读者群是英美地区熟悉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一般哲学读者(其教育背景不再类似于早年欧洲人文学界那些自中学阶段起就接受欧洲古典文史教育的前几代学人),故侧重于选材份量和比例的适当和表述的尽量通俗化。这样的“现象学教科书”体例,也非常适合于中国地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中青年读者研习和作为了解现象学核心部分知识的教材之用。 2。在选材方式上作者努力做到框架的全面性和重点的突出性,对于每位讨论的现象学家都首先提出相关生涯、思想、理论的概观,然后立即转入若干专题的深入分析,特别是主要代表作的内容分析。这样的轻重缓急的搭配方式,有助于读者同时掌握全局和深入重点这两个方面,由于论述体例比较新颖,这也成为本书受到各国学界欢迎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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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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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乔纳森-卡勒尔:<罗 兰 -巴 尔 特 >-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美) 乔纳森-卡勒尔: 罗 兰 -巴 尔 特 方谦/李 幼 蒸 译, 李 幼蒸 校 北 京 三联 书 店 1987,台 北 时 报出 版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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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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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
略谈现象学-阳明学的时代意义-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略谈现象学 – 阳明学的时代意义 网刊前言 在写完本文后,曾经跟踪台北国际电脑展前后 AI 旋风报道,特别是黄仁逊 台大讲演所展示的新 AI 文明时期的到来。于是再次感受到今日科技 略谈现象学–阳明学的时代意义 网刊前言 在写完本文后,曾经跟踪台北国际电脑展前后AI旋风报道,特别是黄仁逊 台大讲演所展示的新AI文明时期的到来。于是再次感受到今日科技工商时代的“科技理性”一日千里蓬勃发展的压力。反观人类人文科学世界的死气沉沉,因循守旧,各依职场市场派系势力争名夺利的积习,如此下去除了寄生于科技工商恩赐以附庸风雅之外,有何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机器人世界危机呢?“哲学” 或泛指“哲人人生观”,或专指哲学史上的具体内容;前者是我们永远须赞许的,后者则牵扯到人类智性的历史性演变。两个所指非一,歧义遂不时发生。本文涉及的中国现象学事件,也相关于人文学理各领域,但以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现象学为典型,恰因其几十年运作最为成功,参与者表现出较高的现代理性领悟力(这是民国时期学人所不及的),但问题也恰恰出现于此:技术上的“成功”可更方便地成为非伦理性运作的条件。于是,表述较好的“道义或理性”的话语转述,就可成为实行“非伦理的”名利权目标的手段。“义”可成为实现“利”的工具!此一人性痼疾孔孟早言于两千多年前(乡愿论,此之谓“大伪”)。对道义理性话语越表述的好(转述的好),参与者越表现出对该话语的理智性喜爱(可示人以从业者之“真诚”),该话语的“产品”就越有效力。于是,原著自身的质量,加上转述者(翻译者)的质量,在客观传达理性思想的同时,也在“同步地”实现着另类目标:积累从业者的个人性利得(名利权)之势能。在此之上,再加以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操作,一个学界势力集团即通过逐代师生编连而完美形成。任何先哲思想遗存就可这样被蜕化成职场竞争的工具。本来,思想内容本身应该可以起到激发从业者和读者的“良知觉醒”的作用,但强大的全球化功利主义世潮已然从制度上限定了人心的态度选择。这样我们就看到,80年代青年精英“启蒙者”与二三十年代民国精英“启蒙者”的区别,不应考察彼此知识方面的异同高低,而应首先查验其“心术”如何。我们怎么在80年代人间,虽然看到各种积极奋斗的现象,而在其背后却感觉不到支持其道义话语的内在“良知”的存在。他们是将动机,目的,手段,方式区分得干净利落的后文革的时代精粹。然而,扩大而言,此一倾向也可验实于世界人文学界,不过是彼此在操作的精细性上有高低之别罢了。以学谋利实为今日世界人文学术之普遍动机,“真理”不过是“权势”之工具。 耿宁先生自言性格保守,“属于”战前时期,所以会实在地践行胡塞尔哲人态度,不图名利,读书自进,且受中华传统伦理精神感染而不忘“兼济”;本人长期“隐居”,未受到时代任何职业化训练和社会竞争磨练,所以,几十年来在国内外参与推进新知新学新理的努力中,不得不采取“双轨实践策略”:既须依仗学派机构进学,又须同时防止任何学派机制内涵的“以学谋势”的隐藏图谋。简言之,如何在商业化时代推进反商业化的“学术良知之复萌”,虽难以有成,仍需言所当言,尽其在我。这是我同意撰写此一题旨驳杂不一文章的背景,借题发挥而已。目的何在?促使学界认知自身所处国际真实学术生态,以激发反省良知,或可有助于有识者之不自欺。 作者补叙 2024-6-5 略谈现象学–阳明学的时代意义 —从《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纪录片观后谈起 李幼蒸 最近观看了这部有关耿宁先生哲学生平的纪录片,感想频生。我因曾与耿宁先生三十年前有过一段有关现象学和阳明学的学术交往,故受邀写一篇影评和观后感。我曾作为电影符号学研究者并于80年代末短期担任过《电影艺术》期刊的编委,但本文并非一篇通常的电影评论之作;虽然同为现象学和阳明学研究者,我本人也非对耿宁哲学进行评价的适当人选。耿宁先生是瑞士著名的现象学专家,东西比较哲学专家,阳明学家,以及中西哲学史家,由于其研究科目专深,而且其多部编著与专著多为德文本【如《胡塞尔与康德》,三卷本《主体间现象学》,《主体间现象学与形上学单子论》,《哲学家的宗教:孔子,苏格拉底,爱得克泰德,蒙恬,帕斯卡》,《哲学的观念与方法》,《哲学三论:记忆-人格整体-反思》,《什么是理性》,《行为之正途:今日伦理学研究》,以及巨著《人生至要:王阳明及其后继者论“原初自识之实现”(致良知)》】,故非如欧美流行哲学而易于广为人知。晚近因其阳明学专著在中国出版以及不久前发生的版权纠纷事件,其学始为中国学界关注。尽管我与耿宁先生在现象学与阳明学的基本问题上态度颇为一致,但在思想背景与治学方法上并不相同。耿宁先生是哲学专家,持哲学本位立场,而我采取跨学科理论认识论,恰恰是要区隔于哲学中心主义;另外,同为伦理学至上的学者,我本人却没有耿宁先生的宗教信仰背景。但是,尽管存在着上述治学观上和生活经历上的区别,在强调精神生活至上和伦理学研究至上的看法上,彼此相当近似。至于相关的版权纠纷问题,本人并不了解内情,无法对此法律问题表达意见,但因事件发生于中国现象学界,对此我也有过相类经历,事关中国外国哲学学界学风问题,所以也想趁这此写文机会谈些相关看法。 1)我与耿宁先生的交往 耿宁先生自退休隐居乡村后,我们之间已经多年未曾联系。在需要联系时,或将邮件寄往伯尔尼大学哲学系,或通过其住同一村庄的好友Machbach的电邮转告。我与他相识并交往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大约1985年间我刚结束访学欧美两年后回京。因在国外访学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了解欧美现象学界动态并准备一回国就着手翻译胡塞尔的(我认为的)“第一书”《纯粹现象学通论》。耿宁时在北大访学,遂有机会结识。耿宁先生中文流利,我却不会说德文,彼此仍可用中英文交叉对话,遂可“一见如故”。实际上因为我们年龄相仿,且发现彼此同是胡塞尔和中国古典哲学学者,彼此都惊讶发现像我们这样将中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理论(而不是西方古典哲学)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在中外学界那时尚极少见,遂有以文会友,相见恨晚之慨。是年我曾陪同他游览附近法源寺,并赠予他一套刚出版的《朱子语类》。不久他的好友瑞士弗莱堡哲学家G.Küng访中前,耿宁请时在哲学所的我在地有所协助,我也曾引领他们夫妇游览了法源寺。等到我1988年赴德研究之时,Küng与耿宁安排了是年秋我去瑞士两校哲学系讲演中西哲学。这次访瑞使我有机会在小住他伯尔尼家中时,与其进一步讨论现象学与阳明学的问题,耿宁并热情邀请我们夫妇一起同游少女山,其情其景仍时在忆中。此时我的译稿《纯粹现象学通论》已经完成,并交予了商务印书馆(1992-3年先后在台北时报和北京商务出版,均曾赠予鲁汶档案馆)。此书也可以说含有我与耿宁先生以文会友的纪念意义。当初他知道我正在准备翻译此书时,特地请鲁汶档案馆馆长寄我一套由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纳入“胡塞尔全集”第三卷(上下卷考注版,由已故K.舒曼编辑)的该书新版,内涵新编者导论。当他后来知道档案馆未曾将此昂贵书籍寄给我后,竟然自行购买了一套该书先期寄我(试想,此举还不是什么已经难得的慷慨问题,而是表现出何等高尚的公义心!我们毕竟萍水相逢,该书又非耿宁自己的作品)。不想不久后鲁汶也将该书寄我(我将多余一套转赠给哲学所图书馆了)。我们之间在此书译事上的“书缘”还不限于此。当我知道法国现象学家保罗利科也曾翻译过此书并附有详细注释时,非常想看到此书作为参考并拟将利科数万字的注释文译出附于中文版内。耿宁知道后马上将他自藏的法 文原版书寄我,供我复印后再寄还给他。出国以来我曾设法访问各国现象学家,谈到自己的译书计划,征求意见。在得到新版书后也与编者舒曼联系过,他对于我打算将利科的法文版注释文全部译出纳入此书中文版一事有所意见,认为是否会“偏重”了利科对该书注释的一家之言。然而我的考虑与他不同(他也是10卷本“胡塞尔书信集”的编者,是一位专深于胡塞尔文献的学者),我并非有关胡塞尔学的“语史学学者”,我仅关注具有思想理论创发性的该书正文本身。对于此事,我征询了耿宁的意见,结果他非常支持我的想法,直率地说不必管舒曼的意见,同意我将利科注释文译出附于《通论》中文版。 自从本世纪初起,我开始陆续回国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国传统思想史与现代西方理论(主要是现象学,解释学与符号学)的汇通研究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也更为广泛地介入“中国古典文史哲”学术界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胡塞尔与王阳明的可能思想联系的方面。实际上,阳明学已是二三十年来中国学界的一门显学,由中国哲学界和史学界分头倡导,我本人亦参与过两个领域内的相关会议,但较多参加史学界的讨论。2010年在准备参加社科院历史所与余姚阳明学中心举办的国际阳明学研讨会时,主办方曾希望我介绍国际学者参加,我立即去信建议耿宁先生参会。耿宁与其他西方汉学哲学家不同,应该是最有学术资格参加讨论的,但他因故未曾应邀与会。不久后,他的八百余页巨著《人生至要:王阳明及其后继者论“原初知识之实现”(致良知)》出版,并请出版社寄我在美地址一册。(我亦回赠他自己出版不久的两卷本《儒学解释学》)。我知其决以余生摒弃俗务,沉浸于纯哲学思考,亦不再主动联系打扰。但稍后我在人大出版社筹划系统译介胡塞尔学的计划,其中包括一本我认为较能直接简明显示胡塞尔“思维样式”的书《胡塞尔现象学思想概论》。该书由胡塞尔档案馆馆长贝尔奈特,耿宁,马尔巴赫合著(各写一部分),我于是写信给第一作者贝尔奈特商询版权问题。他与另外两位作者联系后告我,耿宁说此书已由倪梁康安排他人翻译了。后经我了解此事并不确定(那时国内一些德语法语界人士积极结伴经营德法理论名著翻译之事,其中多有名实不符情事),遂设法与耿宁先生通话问询究竟(忘记是如何知道电话号码的了)。那天他刚从外边回来,听我陈情后有些为难的样子,我解释说如果倪真地安排了此书翻译事宜,即请他们立即购买版权,欢迎由他们译出出版,但如果未拟购买版权并未真地安排翻译的话,我将请出版社购买版权后将其译出(因他们多关注名著的翻译,此书只是二手绍述性著作,本不应该对该书译事“上心”,也许只是因其中作者之一是耿宁的关系?)结果,经过出版社版权处联系该书原出版社买到了版权,我遂将其译出出版,并请出版社分头寄予三位作者。这是我至今为止与耿宁先生的最后一次交谈,却因涉及到倪梁康关系而彼此不免尴尬。记得90年代中倪在我所在的波鸿附近伍珀塔尔德国现象学会长处访学,耿宁曾去信给他希望他就近与我联系,以便交流如何合作开展中国现象学事宜,倪未回应。耿宁岂知大陆由倪牵头成立的中国现象学会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将我排挤出局,虽然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读过我于1980年发表于《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杜任之主编)中的“胡塞尔”一文后开始注意到胡塞尔学的。 2)耿宁哲学家人格及其学术的时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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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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