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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孟子师说》语录-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原序年而明月之珠尚沉於 黄宗羲《孟子师说》语录 李幼蒸摘录 【前言】黄宗羲著此师说,自言是为了对于其师刘宗周著述中欠缺此一重要论题有所补充。刘宗周为明朝尽忠后,遂成为宗羲等弟子毕生追念之精神楷模。宗羲本人在清初蛰伏四明二十年后,复出讲学,并沿 原序年而明月之珠尚沉於 黄宗羲《孟子师说》语录       李幼蒸摘录 【前言】黄宗羲著此“师说”,自言是为了对于其师刘宗周著述中欠缺此一重要论题有所补充。刘宗周为明朝“尽忠”后,遂成为宗羲等弟子毕生追念之精神楷模。宗羲本人在清初蛰伏四明二十年后,复出讲学,并沿用先师生前讲堂的同一名称“证人书院”,以续成守先待后之仁学志业。在本著“序言”中所言之“当身理会,求其着落”,当系暗指自身经历“天崩地解”后对刘师及阳明精神思想增附了更深切的体悟。而对于我们后世读者而言,在浙东思想脉绪中的历代思想家里,惟宗羲一人具有此悲壮身世记录(南宋遗民史学家的学术使命精神强烈,但并无此类主动冒险赴难经历。顾炎武严格来说不属于浙东学术传统,而且其于鼎革后朝向浪漫主义的“政治考据学”活动,不无思想方向失焦之态)。阳明思想实乃平行于其事功展开,二者之间并无多少内在联系。宗周思想已完成于其“正命”之前,万斯同、全祖望等“浙东新史学”则完成于天下大定之后。因此宗羲的经历和学养之间的关联或许可称作是历史上独一无二者。(梁启超已属半生进入现代历史时期者,其人格构造已不宜完全衡量以古典精神型范了)自然,《明儒学案》为宗羲传承浙东精神理路的代表性经典,其义理自应放入宋明理学系统整体内把握。本文则为宗羲于痛定思痛后重返孟子伦理实践学之作,字里行间透露出其颠沛流离后的切身生命体悟,值得今日读者细细玩味。现就阅读所及,将本著中特别相关于仁学实践学特质的一些语句摘录于此,以供青年学者分享。中华仁学的古典伦理学篇章具有(思想)义解与(行动)激发的综合性功能,其心志促动力蕴藏于文辞组织之间,不可随意敷衍拆解。如欲全面把握本著思想,自须参照原文。(2014,1,23摘录) 原序 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 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成説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冝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 孟子見梁惠王章 及至戰國,人心機智横生,人主之所講求,策士之所揣摩,只在利害二字,而仁義反為客矣.舉世盡在利欲膠漆之中,孟子出來,取日於虞淵,而整頓之. 自後世儒者事功與仁義分途於是當變亂之時力量不足以支持聽其陸沉魚爛全身逺害是乃遺親後君者也 梁襄王章蘇氏云自漢髙祖光武唐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皆以不嗜殺人致之此言是也顧後來元明之開創者不可稱不嗜殺人而天下為威勢所刼亦就於一與秦隋無異未常不延世久長蓋至此而天道一變矣遂不得不有逆取順守之説此尚論者之所痛心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 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術事功本之心術者所謂由仁義行王道也只從迹上模倣雖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謂行仁義者霸也 明堂章 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 放桀伐紂章 孟子之時周室僅一附庸耳列國已各自王齊秦且稱帝矣周室如何可興以春秋之論加於戰國此之謂不知務 為巨室章 孟子之所學者仁義也時君之所尚者功利也 浩然章...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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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新春寄语:符号学和阳明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13 新春寄语:符号学与阳明学 ——从两学在阳明悟道地贵阳交遇谈起 李幼蒸 小引 学人可能面对两个不同的认识论-实践论视域:a:近景:职场现实域;b:远景:认知展望域。如何在两个认知性和实践性视域内,既在策划上分离地、又在不同程度上配合地,思考 2013新春寄语:符号学与阳明学 ——从两学在阳明悟道地贵阳交遇谈起 李幼蒸 小引 学人可能面对两个不同的“认识论-实践论视域”:a:近景:职场现实域;b:远景:认知展望域。如何在两个认知性和实践性视域内,既在策划上分离地、又在不同程度上配合地,思考个人知识改进的问题,此既相关于一种智慧也相关于一种魄力。职场现实的功利主义的改进需要与精神世界理想主义目标,二者之间的分离性远大于配合性。学人的“近景-远景”处理态度学,几乎就是学人精神幅度和生命力的一个标志。学人大致说来可分二类:“近主远次”型和“远主近次”型,粗略而言,前者是现实主义,后者是理想主义。如以精神远景为主,则近景规划必被处理为最终朝向于远景之阶梯;如以现实近景为主,则也仍不妨可视远景为近景规划之认知性参考框架。本文大多相关于“远景”问题,也就是采取了“远主近次”立场,或者说专以提供较真实、较准确的“远景视域”为目的(虽然不免通过对近景“职场逻辑”的批评以说明远景理想逻辑之义理)。此一立场必然导至所主张者与以“近主远次”为立场的现实功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不同。希望读者不必因此种“立场差异”而混淆“比较学类别”,以至于不必要地将“远景立场”读解为对“近景立场”的否定、甚或因此感到“愤怒”。因为根据本人实际经验,过去已有不少持“现实主义”立场的“近友”将本人“理想主义”的陈述姿态本身即视为对其本人“现实主义”立场的“贬低”(至少亦为“不敬”),从而即以“我等大多数人〔特别是还包括中外“权威们”〕的共同观点”对此“理想主义”的远景观加以反驳。当然,有时自己也会陷入“中人语上”的范畴混淆错误,以至于常常会不自觉地滋生这样的感叹:当把那一桌桌“安享晚年”的技术人员退休牌友群们称作“群聚终日”者时,或当把那各地一屋屋的、黑压压一大片一大片的、“吸食电子游戏鸦片”青少年群称作“什么什么”时,不是在“自取其辱”吗?结果必然招致群起而攻之的效果。时俗不可违与仁者必逆势而行,二者该如何选择呢?这个“众人”今日已经不再是指“躬耕田野”者了,而是可以同样包括职场内的大多数同业在内。当然,我们也可引梁任公之“献身甘作众矢的”以自壮,不需畏此“众怒不可犯”的后果。何况还有今日大众仍然公认为“文化权威”如鲁迅者之“人血馒头论”呢?但是,“职场逻辑”和“理想逻辑”毕竟是在前提、立场、原则上均根本不同者,所以才会有“科举逻辑”和“书院逻辑”的不同,才会有“儒学”和“仁学”的不同。因此,让我再一次试图于文前提出:难道我们可能不必产生此类思维评价上的“范畴混淆”吗?孔子“中人语上”原则,就是实践论价值判断的分类学原则。谁说,《论语》非关今日事、世界事呢? 当你要提出一个较高“标准”时,那些只满足于较低标准者即会自然地视此为“挑衅”和“攻击”,他们不思考标准意义本身,而只考虑标准带来的个人在社会中的现实利害得失以及形像(公众形像和自我形像)之高矮如何。因此面对那些在学术上“不求上进”者,孔子早言于两千年前:连谈都不要谈,不要说“劝说”了。不过,在现实实践中也常常会发生处理不当之事,即在“失人与失言”这另一个孔子重要实践智慧学原则上的判断不免有失:面对着一位对话方,你是把他看作“学友”还是仅只是“合作方”或“无关学术的一时结伴的同路人”呢?如是前者,对方会乐闻你直陈缺点与不足之诤言(这是任何前进者的必要实践前提)。如是后者,则可能即视你为“变相贬低我、攻击我者”。对于仁学主张,更是普遍采取着一种混淆黑白的判断法:将所提倡的仁学较他学在原则和方向上更为正确的判断,说成是主张此原则者自以为自己之具体“成就”较他人为高为大;即将有关“方向正确性”这一概念的辨析和个人按此标准取得的任何“具体成绩大小”概念的辨析混为一谈,借以造成转移辩论中实在话题为何的功利主义效果,也就是将众怒矛头直接指向倡义理之见者的个人人格问题。虽然意在煽动他人反攻作者,但如此一来最坏的结果并不是相关个人遭受曲解和攻击之小事,而是相关于仁学义理问题本身可因此而被“消解”于无形中之大事! 近几十年来被引进的、也是被误用最多的概念之一即“游戏规则”说。此一“科学的”实践学观念被认为是新时代的当然行事要求,为大家所需共同遵守的严格客观规则。但是自此概念一出,马上就掩盖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此游戏规则的道理(根据,前提)何在?似乎是:通过此一“对根据或理由的排除策略”即可代表对“现行”规范的自然认定:大家都须这样行动。当此规则的运行越有效时,该规则就被认为越“合理”,因此越“正确”。而关于其“正确性”的理由则无需再问了。游戏规则概念就是承认status quo(现状)合理性的概念,就是不主张改变而主张延续旧章的概念。而凡是主张改变(改革,革新等)者就被解释成企图“攻击”现行游戏规则实行者。如果此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模范实行者是公认国际权威层级时,此status quo就更可相当于“权威模式”本身(如文科诺贝尔奖或准诺贝尔奖制度倡导者之目的所在),因此还增附了内在的“正当性”。这个“现状”在人文学界当然就进一步体现在职业制度框架内,职场规范和行为场所就被纳入社会性机构之中,从而立即产生了“自然的”正当性和尊严性。这个职场逻辑当然就相当于前述“近景逻辑”,它在本质上是视“远景逻辑”为潜在的“破坏者”,如果远景逻辑不是仅只要在近景机构的游戏规则中进行“补缺”工作而是要在此游戏规则之外开辟另一理想主义远景并提出相应理念和行动逻辑的话。 那么两种行为逻辑观如何“调和”呢?溯本求源,两种立场溯源于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有什么态度就有什么立场,就有什么方向和方法。但是人文学术的商业职业化的大方向是实用主义的,从一开始它遵循的就是“求利”第一原则。这是不能讨论的。它通过全球化职场运作机制的权势杠杆,制御着多数人的“求利欲念”(名、利、权),遂企图将人文理念诸概念本身也“运作成”游戏规则之status quo 的各种“空壳”,抽掉其义理因素,纳入其功利因素。例如,同一“符号学”遂可被“运作为”可为任何目的服务,如我们今日在世界上所习见者。 本文原为预定除夕上传的一篇纪念性短文稿。而临结稿前竞又陆续添加了未尽之意,不免“主题”有所走失而不能止。最后衍成此较长文,而已题旨纷纭矣。但质言之,一切论题都相关于治学态度和立场问题,故仍有其一致性也。读者不妨可视之为类似于古人式的一个“结集”,实则,思绪记录而已。然亦属个人观察经验之谈,非无用于不熟悉旧时期历史的新时期成长一代也。 ~~~~~~~~~~~~~~~~~ 开篇  契要 ●良知学要义:        回归主体在三达德维面上各自的、及相互统一的“诚学”(兼及悟解层面和实践层面、即兼及领悟力和实践力之养成) ●良知学目标:...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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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符号学大会闭幕式发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对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的期望:南京大会闭幕式发言 李幼蒸 【作者补注:现将因原稿过长而未刊的《江海学刊》文章最后部分列此。因内容相关于作者对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期望,故有必要重申之。顺便并将评论人台湾大学蔡秀枝教授的引言原文列此,以呈现现场实况。 对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的期望:南京大会闭幕式发言                李幼蒸 【作者补注:现将因原稿过长而未刊的《江海学刊》文章最后部分列此。因内容相关于作者对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期望,故有必要重申之。顺便并将评论人台湾大学蔡秀枝教授的引言原文列此,以呈现现场实况。顺便补充,本人参加的10月7日大会发言小节中,发言者除本人外还有一位南美教授。小节另一评论员为爱尔兰大学哲学系教授Dermot Moran,他主持了两人讲后的简短问答。问答中参加大会并应邀在开幕式讲演的德国波鸿大学哲学系教授瓦登菲尔斯B Waldenfels曾对本人关于伦理学的性质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存在有不同的伦理学类型,如法国莱维纳即以伦理学作为哲学内第一部门等。瓦氏为前德国现象学会会长,当代德国的法国哲学专家,曾为本人90年代在波鸿大学哲学所作为客座研究员长达7年的研究计划主持人。本人趁此机会先行对瓦登菲尔斯教授公开再次表达感激之意,之后正欲对他所提的这一与伦理学、现象学、符号学、中西比较伦理学均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给予回答,但莫兰教授因知问题复杂怕时间拖长而示意我不妨终止回答,遂未曾就此展开讨论。瓦氏返国后曾来信谈大会观感,我因考虑到西方哲学家们不易对此一根据符号学、解释学重新规定的非形上学-本体论式伦理学身份认同,也就不再赘敍。此外,瓦氏本来是本人在波鸿大学完成的两卷本英文书《关于中国伦理学的解释学-符号学研究》{此书最近由香港天窗出版社再版重新发行}的序言作者,对本人观点已有所了解。本人对此回顾,意在强调符号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哲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均具有关键性作用,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见本人相关论著。】 从技术上说,中国符号学研究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符号学研究相比,还很薄弱。但是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预期,中国符号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最重要的符号学大国之一。在许多其他国家,符号学仍然相当于某单一的学科,而在中国,从理念上说,符号学将扩及和深入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古今中外学术各域。中国,除了其35年来在物质性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之外,不久之后必将也参与世界高端思想论坛交流。 符号学世界在两个运作层面上由两种思想力量组成:种种学科内的策术性程序和跨学科的策略性程序。此种学术性混合的存在一方面为符号学实践所要求的一种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成为符号学活动内部学术性分歧的根源之一。此种符号学倾向,因为当前不断增加的职业化竟争和制度化发展,近来有进一步强化的迹象。这种新的“学术学”的社会情境,进一步地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符号学的本质问题;也即:今日为什么要有符号学?如果,在对其主题范围加以窄化之后将符号学变成众多学科之一,这只不过相当于学科名目上的更换而已。例如,如果我们今日把认知科学当成符号学“本身”的组成部分,这正相当于我们在现代符号学历史上一向对语言学和逻辑学所做的那样;我们可能面临着某种范畴学的混乱。是的,所有这些科学学科本身都是重要的、并可成为现代符号学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意味着它们的专门知识在上述策术学层次上均可成为众多符号学研项目中有用的工具之一。然而这些有用的相关学科本身,本来就是常规学科世界内的独立成员,它们并不一定要求“加入”符号学大家庭内的学术项目。如果将这些自身组织完备的学科称作符号学世界的主要部分,反而有可能促成符号学内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会倾向于以其单学科方向控导符号学内各种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此处所谈种种并非要贬低这些符号学相关独立学科本身的学术重要性,而是关注于符号学运作中的不同策术学之间的策略性安排合理性的问题。显然,上述学术运作二分法中的策略性部分主要相关于那些本身内容特别要求跨学科处理的传统人文学领域,特别是非西方的传统人文学,因此这类学科类别含混性将会因此而造成更消极的学术后果。传统人文学术,由于其构成上较少具有科学性而特别成为今日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归根结蒂,符号学实践的目的正在于澄清语义学的和构成的含混性。因此,不言而喻,当前符号学实践的中心任务即在于处理与跨学科探讨有关的项目。后者特别为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目标所要求,例如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宗教。不同于上述现代化的科学学科(如逻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它们肯定在各自固定的渠道内正常发展着),现代人文学术仍然包含着它们的传统上语义学的和构成性的复杂含混因素,这种古今混杂的特点使得人文学术极难对于解决人类基本精神问题和思想问题提供有效的知识性手段。因此,尽管过去几个世纪来科技工商大为发展,有关人类生存中价值和信仰的问题仍然难以获得有效的解决。我们需要一种更合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改进传统的人文学术系统。 在几百年的学科专深化发展之后,人文学术正面临着一个要求彻底调整自身发展方向的全新时代:即强化横向的或跨学科的知识交流活动。如果这一断言正确,此一重大任务正好落在符号学的肩上。“符号学”只是一个名称,它可被用于任何内容。如果我们想要不嫌冗余地用其称呼一种已然正规存在的学科,此一定义即会使其离开上述真正“符号学的”精神;反之,如果我们用其称呼一更具综合性的学术理论认识论、方法论革新的实践集体,那么就可使其与一远为重大的人类精神目标联系起来:在全球化层次上促进人文学术的现代化。符号学作为推动传统人文学术革新的中心力量仍然处于其开始阶段;它并未太老,而是仍然年轻。让我们国际人文学者共同努力,沿着各学科深化和跨学科沟通这两个方向来追求我们的符号学理想主义。 最后,此次成功举行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还包含着一种附加的历史性意义:它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之一举行的,此一地区刚于百年前告别其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开始了其现代化历程。它极其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进行民族思想的建设。可以说,我们的符号学科学发展事业,对此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中国符号学事业,通过此次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和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举行,或将对于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革新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补注】此节根据作者在南京大会闭幕式上的英文致词撰写) 【附录】蔡秀枝教授:引介李幼蒸先生的大会发言:‘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符號學的未來’ 各位尊敬的貴賓: 今天這個場次的第一位演講者為國際符號學學會副會長李幼蒸教授。李幼蒸教授對於符號學在國內與世界華語文區域的引進與推廣,扮演著極其重要、而且不可取代的角色。他所翻譯的作品與著作種類甚多,而其所涵蓋的內容,包含現象學、符號學、結構主義和詮釋學等各方面,讓眾多華語文讀者對西方哲學與文化有進一步理解,同時也引發大家學習與採用符號學作為方法論研究人文科學的風潮。經由他熱誠、奉獻與持續不懈的努力,符號學在華語文地區因而得以風行、同時也豐富了許多積極尋求現代方法,以解決其各自問題的知識份子的心靈。1990年代,深刻考慮到以哲學為中心的基本教義主義的限制性與排他性,李幼蒸教授在學術與公眾閱讀領域內有了第一次的轉向——從哲學轉向更為完整的、立基於機構性泛語意分析、以跨學科為導向的符號學理論。此後,他主張以古典認識論的態度,面對現實的諸多層面,例如:歷史、文化、社會與學術現實,並重返原初符號學實踐對科學與理性的訴求。近年來,持續不斷強化研究實力與批判分析能力,並將之擴展到當代人文科學的許多項目上的李幼蒸教授,開始了他的第二次轉向:此次,是由學術體制內泛語意分析跨步邁向以人為主的倫理學。這個新主張強調知識分子必須了解,他們對增進人類福祉的社會責任,以及他們的探求與立基於以符號學和詮釋學為導向的跨文化歷史理論的新人文倫理學之間的關係。 今天李幼蒸教授將與我們分享他有關新人文倫理學的主張。他的演講題目為:〈人本主義倫理學和符號學的未來〉。歡迎李幼蒸先生。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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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和人文科学的符号学方向-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李幼蒸: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与人文科学的符号学方向 论南京世界符号学大会的意义 2013-02-03来源:本站首发 分享 大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作者:李幼蒸 【网刊作者按语】 本文是根据作者于2012年10月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中7日的大会发言(作为10位大会 李幼蒸: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与人文科学的符号学方向 ——— 论南京“世界符号学大会”的意义 2013-02-03 来源:本站首发 分享  大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作者:李幼蒸 【网刊作者按语】 本文是根据作者于2012年10月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中7日的大会发言(作为10位大会发言者之一)、9号闭幕式上作为国际学会副会长的简短发言(作为若干参与总结发言者之一)、台湾大学外语系蔡秀枝教授7日为我的发言所做的评论员引言(部分内容纳入《江海学刊》编者按内)以及我的一篇相关待发文稿,共同编写而成。本人趁此感谢南京师大外院大会筹备会为我提供了在中国南京面对西方符号学和哲学主流学界学者们发表我的与西方理论主流一系列不一致论点和主张的机会,特别是使我有机会在此国际场合重申中国古典伦理学和西方现代理论相互汇通的新观点。由于这些观点一定是不合西方理论主流方向的因此反而必定会引起他们‘反应’的,所以我特别重视这种“文化冲突”的国际效果。我得以在此场合公开表达不同的学术意见,机会实属难得。当然,我也因此感谢《江海学刊》,特别是赵涛副主编乐于将具有独立学术观点的文章如实发表的雅量。这些独立学术观点的形成当然与我从来没有在中外教育体制内受过人文科学教育的长期自学经历有关。在转发和上贴此文的今日(2013-2-2-)适巧为家父李蒸先生(1895-1975,战前北师大校长和抗战期间西北师范学院创院院长,国共和谈期间国民政府和谈代表之一)逝世38周年忌日。仅以此文表达纪念之意。因为,本文中表达的独立学术观点与本人“文革”结束以前长达近20年的在家自学经历有关,而先父为我此一特殊治学与生存方式提供了当时极为难得的基本生活“资助”。本人六、七十年来也谨遵父教勉可称为不致趋炎附势。父亲死后仅一两年,天下骤变,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拨乱反正”,遂开启了全新的中国“新时期”。我们的“符号学”也才有可能进入和发展于中国地区。我个人也才有可能走出国门了解真实的世界,才有可能对人类人文科学面对的共同问题获得较深入的体认,以及对于中华文明在地球村时代的新文化使命获得远远超出海外华人学界的宏观视野。顺祝读者新春愉快! 李幼蒸于旧金山湾区,2013-2-2 。 编者按:由国际符号学学会主办的“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2012年10月5-9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这是世界符号学大会首次移师亚洲。本次大会筹备会顾问、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李幼蒸先生在会上作了主题讲演并致闭幕词。众所周知,李幼蒸先生从事符号学研究凡三十余年,相关著译甚夥,对于符号学在国内及世界华文文化圈的引介与推广,对于加深汉语学界对西方哲学与中西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深刻反思以哲学为中心的基本教义主义的限制性与排他性的基础上,李幼蒸先生完成了其学术思想的第一次转向———从哲学转向更为完整的、立基于机构性泛语意分析、以跨学科为导向的符号学理论。近年来,李幼蒸先生将其研究视角扩展到当代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从而开启了他研究思路的第二次转向:由学术体制内泛语意分析跨步迈向以人为本的伦理学。这种新人本主义伦理学强调知识分子对增进人类福祉的社会责任,试图促成一种历史上有效的主体伦理学的现代化复兴。本文即系李幼蒸先生根据会议讲演稿及闭幕词整理而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符号学研究方面的最新主张,阐释了他有关符号学对于推动中国人文科学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刊发此文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符号学研究,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均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中国文化思想史现代化时期已历经整整一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达六七十年,世界冷战时期结束、全球化开始也整整二十年了。中国当代史新时期35年来,各方面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恰恰在此时段中国人文理论学界迎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理论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六朝古都南京召开了世界人文理论前沿的国际聚会———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IASS大会)。从世界人文科学界看,大会移师东方—亚洲—中国—金陵,固然是一种西方人文理论思潮的“吾道东矣”,而从中国现代文化史来看,南京大会也成为中国人文学界检讨百年来学术理论现代化发展中的得与失的历史性契机。符号学,不是某种个别人文学科,而是涉及人文科学方方面面的认识论、方法论革新运动之总称。本人自1977年夏秋间在刚开放的北京图书馆接触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以来(参见作者所译现象学家布洛克曼所著《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沿此方向逐步拓展国内外学界视域,终于在35年后,在我65年前经常逃学进电影院看西部片的南京故地,参加了此一学界盛会。然而对于作者而言,大会并非什么“庆功之会”,而是反思和检讨之机。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已然跨入新时期、新世纪、全球化的新中国,在历经百年的学术思想现代化实验之后,已经迈入一个人文学术大方向的分水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消极被动地固守其百年来的学术旧章和千年来的学术旧轨了。新中国的人文科学,有必要,有责任在眼界上超越“黄河时代”的“天下”,而进入“宇宙时代”的“地球村”。然而,这样的与时俱进的学术革新抱负,不仅不是要抛弃历史和传统,反而是要在“更确切的”意义上,在人文学术世界内,促进“古今中外”的有机融合;反而是要大力传承中华古人“大有为于现世”的人本主义故训,以便更有效地推进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事业。 结构的和符号学的思考方式,首先要求我们更精细、更具批评性和自我批评性意识地全面检讨现代化以来世界和中国人文学术的轨迹与前景,努力完成二者“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学术辨析。让我们在本文开端对此举例说明之。 中国文化思想史现代化时期已历经整整一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达六七十年,世界冷战时期结束、全球化开始也整整二十年了。中国当代史新时期35年来,各方面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恰恰在此时段中国人文理论学界迎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理论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六朝古都南京召开了世界人文理论前沿的国际聚会———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IASS大会)。从世界人文科学界看,大会移师东方—亚洲—中国—金陵,固然是一种西方人文理论思潮的“吾道东矣”,而从中国现代文化史来看,南京大会也成为中国人文学界检讨百年来学术理论现代化发展中的得与失的历史性契机。符号学,不是某种个别人文学科,而是涉及人文科学方方面面的认识论、方法论革新运动之总称。本人自1977年夏秋间在刚开放的北京图书馆接触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以来(参见作者所译现象学家布洛克曼所著《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沿此方向逐步拓展国内外学界视域,终于在35年后,在我65年前经常逃学进电影院看西部片的南京故地,参加了此一学界盛会。然而对于作者而言,大会并非什么“庆功之会”,而是反思和检讨之机。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已然跨入新时期、新世纪、全球化的新中国,在历经百年的学术思想现代化实验之后,已经迈入一个人文学术大方向的分水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消极被动地固守其百年来的学术旧章和千年来的学术旧轨了。新中国的人文科学,有必要,有责任在眼界上超越“黄河时代”的“天下”,而进入“宇宙时代”的“地球村”。然而,这样的与时俱进的学术革新抱负,不仅不是要抛弃历史和传统,反而是要在“更确切的”意义上,在人文学术世界内,促进“古今中外”的有机融合;反而是要大力传承中华古人“大有为于现世”的人本主义故训,以便更有效地推进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事业。 结构的和符号学的思考方式,首先要求我们更精细、更具批评性和自我批评性意识地全面检讨现代化以来世界和中国人文学术的轨迹与前景,努力完成二者“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学术辨析。让我们在本文开端对此举例说明之。...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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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和理论之间双重关系-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实学和理论之间双重关系:伪论理因果性和真效用因果性 李幼蒸 从符号学角度看,人文科学,一方面是分科过严,科际之间交流不多,另一方面则是分科不严,即不能如自然科学那样在论域及论理两方面均明晰有则可循。结果, 人文学科内部主题分划和推理关系,可谓 实学和理论之间双重关系: 伪论理因果性和真效用因果性 李幼蒸     从符号学角度看,人文科学,一方面是分科“过严”,科际之间交流不多,另一方面则是分科“不严”,即不能如自然科学那样在论域及论理两方面均明晰有则可循。结果, “人文学科”内部主题分划和推理关系,可谓极度混乱,但恰因此类模糊性划分,反而阻隔了诸邻接学域间通过有机互动获得进一步分类学方面有效调整的机会。此一分科“过严与不严共存”的学术分类学特性,导致人文学术思想世界的长期结构含混性,并也从而导致人文思想的所谓“推理随意性”。结果,传统人文思想中的推论话语固然绝对是表达感情和愿望的渠道,却远远未曾形成产生“(人文)科学性思维”的推论机制。然而历代文人多以“立言”以致“功业”为“舞文弄墨”之目的,所以容易通过“互切互磋”形成彼此相互支持的“话语共识”,用以达成集体性自我满足和产生特定的社会文化效果。历史上,人文话语于是往往成为吸引、蛊惑、诱发他人产生追随话语生产者言行方向之工具,结果其社会文化功能在于(通过“准诡辩派式”的、“定向修辞学技法”)产生一种 “使动效果”(“以〔己〕言致〔他〕动”)。再者,这也类似于今日海外“行为实用主义派”哲学所继续煽发的“后现代主义修辞学式的认识论方法论”:从语言修辞学技巧上编制出得以产生特定社会文化效力的“文本织体”,并进而在社会文化领域增扩自身之精神性权势利得。     现在,我们理性派的符号学解剖术,首先要对此传统人文话语编制术进行一种分类学整理,以期促进学界不同论者彼此之间进行合理沟通的可能性。     社会文化思想是应该分域、分类、分层、分阶、分时段地进行组织的。传统的人文论说笼统性首先缘于论述“对象之单位”的规定模糊性。以至于在同一或类似的“对象名词”标题下,彼此所讨论者,并非具语义同一性,其中存在着在对象域和主题域方面彼此差异或相互叠合的极其含混的话语语境。而由于维特根施坦所说的那种“概念家族类似性”作用,彼此之间,基于共同分享的、在自然常识级层次上形成的“同一”(此对象同一性仅定位于经验直观层次上)对象关联体,遂也可在社会文化交流行为层面上实现着“貌似论题一致的论域”。而在论域的诸深层次和诸多元的时空构成方面,彼此对象之间的分歧性可能极其繁复,遂导致相互使用话语永难达成合理的“交集”。这样的现象在自然科学中是很难发生的。自然科学话语中的分歧是在逻辑框架内有望解决或可达一致性理解的有序性分歧。而在人文学界和社会文化评论界,彼此的分歧大多是无序又无解的,因为论者彼此之间在客观对象构成和主观动机方向两方面均处于先天的模糊与混乱的状态。     社会、历史、文化、学术、艺文方面的论述,按照人文科学的理念,应该首先在以下不同方面予以更精细的分类,彼此的目的、对象、论题、论理才会趋于一致。因为,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等“自然常识性”对象域,其实都是由错综复杂的不同“类别、方面、层次、时段、甚至于论述者之态度、角度”等不同因素多元地加以组成的,而相关讨论对象又因为有地理场域、历史阶段、社会浅深、学术类别等方面的普遍差异性,不同论者之间,很难为被此参与的话语论述对象划定共同有效的对象类别。而不同论者往往按照直感的、习惯形成的自然经验,对其实用主义地划定范围和类别。此种经验常识性的对象范畴分类法,又往往受制于两大“误因”:论述者的分析能力之不足以及论述者的态度、角度由其“当下具有的关怀感类别”所决定。前科学时代古人固然必定受此分类学误区之限定,今日世人的社会性、人文性关怀方式,仍然受制于此种“社会文化现象常识级上形成的含混性观察、判断、类推方式”,往往会陷于“情理分辨、事理分辨”两不严的状态。结果论述大多流于表面性、情绪性、实用性,而此种“前科学时代的论理方式”,却可能进而被(由于“乱世出英雄”历史定律而产生的)各路狡黠者加以创造性利用:即根据现实存在的、容易引发俗常情理共识的各种“真实缺欠”,并借助于“假仁假义”修辞学之煽发手段,对此类含混性构成的社会文化话语,加以系统地操纵利用(这就是我反复指出的:绝不能仅按照论者据现实情境需要而选择配制的道义性语言修辞术之感染力判断论者之真实动机和目标)。于是,此类人文话语活动并非如自然科学话语那样朝向于、通向于“人文科学知识”,而是往往实用主义地通向于各种“名利权社会性目标”。致力于人文科学知识论现代化改进的符号学,当然要关注人文话语论域性质和功能这样的根本学术性问题,致力于将此学术性目标和各种“「伪-准」学术性话语行为”加以区分。从而可以首先将人类的实践学任务和科学性任务在论域上加以区分;其次可以进而将科学的实践学任务和科学的认知学任务加以区分,其中特别相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价值学问题和因果性问题的区分。抽象理论,特别是“高层抽象理论”,与现实经验性观察研究之间的语义性、因果性、价值性的层次关系,尤其需待分辨,如此才能够促进人文思想理论方式的理性化提升。     那么,对此任务而言,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学者、论者的态度学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学者的论述行为之动机结构为何?如果“治学行为”的深层动机不是朝向学术性、科学性真知的积累(学为己),而是或者朝向个人的“名利权”追求,或者受制于前述社会历史上情理不分、理事不分的惯习性思维约制,那么他必然由于此一“个人-集体双层次惰性思维习惯”而或意识地或不意识地拒绝思维习惯的改变以及知识上自我提升之努力(即不是强学以自进,而是曲学以阿世,此所以历史上真仁者少而伪儒者多)。彼此的相关“辩论”就仅相当于变相的“名利权”口水战,可谓与学术性、科学性讨论目标没有真正的关系了。人文学术论辨遂成为文人间按照社会陈俗陋规彼此竟争利得的渠道和手段。     让我们在此只举最简单、最习见的“论理性话语”中的推论方式为例。传统社会中由于科学性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的欠缺,有关在“理论”和“实践”间因果关系的粗劣模糊认知方式,比比皆是。如南北宋过渡前后围绕着王安石和程颐-司马光的“政治哲学”论辨绵延数十年,朝野各派立场不同,却都认为在“经学理论”和“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逻辑性关系”,因此认为选择何种“理论路线”就会导致何种“政治后果”。于是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朝对此进行大反省时竟然会以为重修或二次重修一部史书《神宗实录》,用以对王安石学或程颐学实行拨乱反正,即有可能万象更新,以至于可能从此朝野奋发,有望于收复失地!明末清初之际,人们检讨明代衰亡原因时,又推源于所谓王学空疏。另外,连如此重实学的黄宗羲和所谓大思想家王夫之等,又无不以“易学”作为根本性“哲理”之依归(实则,易学在此可视之为一种在话语-符号象徵体上运作的精神自慰术)。此种将历史社会变迁之“理”上接“天学”(“天”之学,以天之空间性“至高”象征着理论权威上的“至高”,此为何等天真的推理方式?)的民族性形上学惯习,实有几千年历史(如历史上在未得势前之草莽,可称此“天学”为“替天行道”,在已得势后的帝王,则可称之为“天命所归”,更不要提两汉流行的星象灾异论和谶纬术等迷信了。而今人还大有新儒家者流对此极端迷信时代形成的、非理论型态的“经学理论”信之不疑。如疑之,即属“数典忘宗”!),而此传统型“理论思维”发展后遂升华为、修辞学化为更具理论性型态的”易学。此学延至今日,百年现代化以来竟然代有传人(以至于今日易学得以被纳入“曲线国际接轨”!)。在此,我们要再次区分两类“论理”:“准天学”与历史之间在学术逻辑性层面上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在社会行为“促动学”层面上的关系。对于后者,此一社会历史性“准力学”,当然有其重要现实性影响力。     让我们再进一步看。对此民族性的论理方式,今日稍有科学性、合理性思维能力的现代学者思想家们都不会看不到:在彼等玄学派和史学派的“理论”和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之间,实无任何因果性逻辑关系可言。如果今日将社会、文化、历史、思想诸知识之分析和运用,建立在此类“实属不伦不类”的思维习惯上,将造成多严重的民族历史性的以及学术建设方面的精神灾难!此灾难性还并非主要缘于其推理方式的显然错误性,反而在于其推理方式的“另类有效性”:即可将此类伪理论沿特定方向加以误导的修辞学-实用主义的“以言致力”的另类有效性。即,其理论的科学性虽然不存,其所含“另类理论”的“社会文化效果操弄性”却又极其丰富。甚至于此伪推理内含有重要的“合理性方面”,即“以言致力”的行为主义因果关联性,特别是当与社会性力量有机结合时,其社会文化影响力亦将倍增。试看两汉间王莽事件的“礼学行为主义力学”策略的运用。《周礼》固然为伪,然此伪周礼如被煽发成真周礼并成功鼓动成制度化膜拜(史称王莽之“大伪”正在于其能够妆扮成其言必尊周孔之外表行迹并贯彻于社会制度中),使此史学上之大“伪”得以发挥其政治域效果之大“真”:即“变伪而成真”,此岂非狡黠者最擅长的用世之术!政治历史上如此,学术文化中亦然:“变伪成真术”至今成为人世间之最常见的现象,而其屡屡得逞之故无他,“愚民易动”而已!不要以为“愚民”为一辱骂词,非也,此“愚”特指“不懂而自以为懂”的普在现象。而今日之“知识论层次上的愚”,还提升了“愚”的层级:专科内的技术性泥执妨碍着学际间汇通所需要的高层知识之获得。学者不分青红皂白均以一己之学的学科技术性“专长”,应对并不一定相应的对象和论题,却以为自己之“知识”足以判断社会文化性论题。今日海内外媒体上大量出现的各式各样“科技与人文”汇通之论,不知道多严重地暴露着科技工商高级知识分子之“人文无知”(“愚”)。只要写者与读者都可在同一认知水平上相互应和,所谓“社会舆论”就可以永远在此肤浅的人文社会知识水平上长期延存。显然,媒体之读者大众,大多也属科技工商界,他们既不接触人文学术,更无缘于现代人文科学。媒体和读者形成的强势大众,遂与人文科学弱势小众,在时代认识论、实践论层面上形成了明显对峙。     不要以为只是古人和儒学家如此,今人、洋人又何尝例外。本人屡次提及萨特、海德格尔对西方思想界之长期误导。现就其对中国当代学界的影响也可见其一斑。年轻人不知,七八十年代间,中国刚刚走出闭关锁国时期,那时思想界最时髦的思潮即是萨特存在主义。这个“本体论理论”被学界一度当成人类重要精神指导,足可代替先前的“教条主义”。而不久后,当更多当代时髦西学引进后,几十年前西方流行的萨特遂再次被更新者所取代。然而对此现象一度趋时者再也不去反省(西方亦然)当初为什么视之为重要的“取代性理论”,视之为可对中国社会文化有益的新人文学理论,而后来却同样轻率地予以放弃,转趋于更时髦的其他西学理论了。在此问题上,西方玄学理论和中国各类现实之间究竟有和逻辑性关系?为什么当初在闭关锁国时期学界“勇者”会以为《辨证理性批判》可能具有重要理论性意涵呢(好像文人倾向于以为任何“玄远性修辞学”都可视之为社会文化的高端理论基础似的?)而80年代以后为什么学人又会不断地把任何一种理论思想时髦均轻易地当作先前理论信仰的合理替代品。此类在社会文化界确可产生一定影响力之“用”的思想材料,与我们的现实关切论题之间究竟有何合理性关系呢?如果萨特的流行容易过去,那么其后的海德格尔流行则继其在西方流行略趋缓之际却继而传播于中土,至今仍盘根错节于两岸四地人文学界。对此,我们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海氏存在论和时学的各种现实关切之间到底有何逻辑性、价值性关联?特别需注意的是,许多“实学”专业的师生还特别对此“西式玄学”理论发生兴趣,颇似古代史学家有将“易学”视作己身实学的基本性指导理论的风习一样。难道仅因为“海学”、“德学”、“罗学”等比易学更具现代性和西方性,或更具有“诗化哲学美学修辞学吸引力”,就视之为可增加自身实学的理论说明力吗?有没有想过此理论说明力之“根据”究竟为何?(据我的观察,不少人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而是首先考察该学在今日西方的影响力如何;其次才是进而不难附会地“发现”其中含有某种“理论吸引力”)更不会进而反省这一理论选择与自己的专业科学性之提升究竟有何关系?此类理论跟风现象的实际,乃因学者同时在大脑中划分两个区域:一个是自身实学的“资料性积累区”,一个是玄学话语的“美学赏鉴区”。本来此一兼收并蓄习惯无可挑剔:学人当然可以凭个人感觉去欣赏任何类型的艺术品。不过学人却往往在两个区域间形成一种想象中的“逻辑理性关联”:“我拥有了某种基本性理论”!误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对自己任何实学专业的一种有效的理论性支持!其负面作用就至少体现在这样的自误误人态度上:因为有此廉价获得的准理论性知识而自欺欺人地以为具有了“相关的”理论性基础,从而放弃了对于真正相关的理论之努力探求。最为严重的问题表现在:实学学者并不能判断或体悟“海氏玄学”和自己的文史实学之间具有任何逻辑性关联!只是想当然地,盲目地追随社会性时髦地,自以为获得了(实为意识到:因依附于学界“高级共识”而达至心安,殊不知此类“心安”乃缘于“附势”)与自身学术工作相关的“理论基础”!为什么会这样?一句话:避难就易心态作祟!首先,不是实事求是地以学为先,而是“揠苗助长”地急于求成;其次,萨特、海氏朦胧诗类别的理论话语似乎较易“附会读解”,而二氏在西方学界的高知名度足以满足无志无勇于学术深求者的虚荣心。如不能持“学为己”之志,学人必将本“学为人”原则视人文学术为职业化竟争的工具,一如商业化竟争的工具一般,所关怀的是此职业化竟争中的职场内实效,而非自身的学术精神性提升。(这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界难以克服的根本性病根之所在:丧失了仁学的“学为己”之信念!顺便一提,西方的胡塞尔显然比现代中国任何人文学者更怀具“学为己”精神!对此,中国读书人该作何想?)...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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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惑乱西方思想界70年-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海德格尔惑乱西方思想界 70 年 —- 论重读胡塞尔口号的一个意义 李幼蒸 网刊前言: 战后西方人文学术界和人文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即是德国极右思想家海德格尔和法国极左思想家萨特。两人殊途同归,都是战后西方众多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存在主义思潮的最大代 海德格尔惑乱西方思想界70年 —-论“重读胡塞尔”口号的一个意义 李幼蒸 网刊前言:        战后西方人文学术界和人文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即是德国“极右思想家”海德格尔和法国“极左思想家”萨特。两人殊途同归,都是战后西方众多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存在主义思潮的最大代表;此思潮更在西方正统学术界被列入学院派哲学“现象学派”,一度成为“现象学运动”的“时代两大师”。在战后70年间没有任何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思潮、哲学家的“风头”和“影响力”能够和两位相比。两人共同煽起的这股世界性大思潮,均以其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为标志,对此本人及不少学者均已不断有所揭示。两人之间,就学术性深度而言,萨特自然远远不及海德格尔,甚至于在学术上“不足道也”。值得重视的倒是海德格尔。不仅因为其学理的迷惑力远比萨特深厚,而且因为其影响力至今未衰,其“思想惑乱性”更表现在已然成为本应是理性主义方向的现象学运动和符号学运动内至今仍然影响巨大的思想来源。所谓“惑乱性”即首先指它有在人类科技文明空前发展之际“迷惑”理性派思维方式和方向的“本领”。西方文化思想界70年的经验似乎真地表明了一种今日西方流行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式思维”:理性和非理性任意混杂,以实现从内部颠覆理性的“计谋”。情况颇相似于今日“科技与迷信称兄道弟”、共存共荣的文化大局面。如是,人文理性危矣!人文科学危矣!中华文明危矣!        对于刚刚向世界开放仅“一世代”的中国人文学界和文化界而言,又不免“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值后冷战时代以来的全球商业化大潮泛滥,趋炎附势动机遂自然“驱赶”了“科学求真”动机。其具体形态和发展渠道即是:学界愈演愈烈的崇洋媚外心态。如此岂非正是内外“一拍即合”!非理性主义思潮就这样名正言顺地开始笼罩在中华文化大地上;于是左也海德格尔,右也海德格尔。人云亦云,如影随形。究其实,不过通过“外语方便门”舶来之而已。而后文革时代以来的历代学人“补学”唯恐不及,惶论对其深辨。而全球商业化大潮又正在“学界外”推波助澜,并导至学界早已树立了“市场品牌化”标准之共识,并一一落实于各级制度化渠道内。如此逐代积累,中华文明之仁学精神恐又将遭遇另一类冲击而有元气再度大伤之虞。然而此非深识者亦无从辨析之也。        现将本人近著“论重读胡塞尔的意义”一文先发于网上。此一仅只绍述西方现象学界人际学术关系之文,通过西方学人关于胡塞尔与其“准弟子”海德格尔的早年实际关系之揭露,可部分地显示海德格尔其人之人格私密方面,但并不涉及其学说本身,也不涉及人所共知的海氏争取成为纳粹帝师而未果的故事。海氏现象的重要意义尚非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当代西方学界、思想界的思想辨识力问题!思想材料的积累(学富五车)和思想方向(义利之辨)的把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书读的再多,可能仅只是一台“资料存储器”而已。试想:不能有效分析、综合、与relevently推理,“博闻强记”又有何用? ~~~~~~~~~~~~~~~~~~                      论“重读胡塞尔”的意义        在讨论本文论题前,我拟先对本人治学立场有所解释,以有助于阐明所提“重读胡塞尔”主张的根据和目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重读胡塞尔”口号的提出首先暗示着我们的思考前提与当前西方学界的“哲学共识”之间颇多不同之处。符号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的认识论立场必然导致脱离西方传统主流的学术和思想制度。对于现象学以及对于“胡塞尔学”,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因此对于当代西方现象学和胡塞尔学学术的制度性规范,也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一方面要向西方专家认真学习其“技术性方面”,另一方面则须之后将胡塞尔学理论知识抽离出西方哲学学术框架而另行考虑其更具理论价值的组合搭配问题。除“跨学科”的认识论理由之外(今日跨学科理论发展事业中在现象学和符号学二领域之间的沟通最为重要),还有一个“跨文化”认识论的理由(其中西方学术传统和中华学术传统的比较研究最为重要)。必须在此指出,今日西方正统现象学界和胡塞尔学界的哲学本位立场,是与此种态度不同的。不过,按照本人的学术立场,不是要因此而比海内外西学界对胡塞尔经典资料的态度减少重视,反而是要比今日西方哲学界对其更为重视。更为重视的意思首先是指对研究的“对象域”给与更“适切”的限定:即一方面既要把胡塞尔思想与前后多阶段现象学运动严格分离,首先就是使其与导致胡塞尔学被长期排挤的德法存在哲学现象学彼此区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使其与作为今日在英美所谓复兴了的科学方向的现象学(如分析哲学中的心的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新胡塞尔学”)加以区分。不过,最重要的是应该首先把胡塞尔学和海德格尔学加以严格分离,后一主张正是当代相当多西方“胡塞尔学学者”所不愿采纳的或认识不到其必要性的。这就是我在去年出版的《胡塞尔思想概论》译序中提出的“重读胡塞尔”口号的思想背景。在本文中我们甚至于要以一专节篇幅谈述胡学与海学的关系问题。这一批评性的“胡学—海学比较研究”,其意义不仅关系到今日对现象学和胡塞尔学的正当理解的问题,而且还特别相关于哲学和人文科学发展中的理性态度和非理性态度的根本对峙问题。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论对峙”,实乃现代哲学和人文理论发展史上“理性方向”和“非理性方向”间“世纪性对峙”之典型。        1。“重读胡塞尔”的原则        本人决定承担一部《胡塞尔著作集》的编选和翻译工作,乃是具体参与推动“重读胡塞尔”活动的步骤之一。我也曾将此事告知一些欧美现象学家,一方面固然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他们的不解(对我“重胡轻海”坚定立场的某种不解,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二者“兼治”的)。按照他们的哲学本位主义,此一口号似乎在强调着哲学以及人文科学理论应该以胡塞尔哲学为唯一基础加以推进之意。其实我却不过是企图将此步骤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的一个重要准备方面而已。在此构成中,对于西方理论的引介和批评几乎需要同时进行。因此绝对不是要在今日全球学界急功近利时代,打算通过用胡塞尔学代替海德格尔学的选择来追求学术市场上的功利目标。为此,我们首先要深化对胡塞尔本人思想的重要部分的掌握,其次则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将其纳入由于跨学科与跨文化新学术方向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着的新理论语境之中,重新加以理解、评估和运用。这样的提法当然包含着胡塞尔学本身可以区分为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两个部分的意思。此一区分的标准却可能非常不同于西方专家们的评判标准。问题正在这里。大多数西方专家们均把本学科专业性技术部分当作研习的范围和方向。这是今日学术制度化、职业化的支配性所决定的。我们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则首先要与此由于制度化支配作用而形成的学术观点、方向、方式加以区隔。那么,我们认为胡塞尔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按照本人的观点,胡塞尔理论的精华既不在于其唯逻辑主义的哲学本位观,也不在于其先验主义形上学的论证基础,而在于我称之为的“心理逻辑泛实证主义”所导致的丰富分析成果。如是,胡塞尔的“艾多斯现象学”就相当于间接地(在排除本体论的操作性策略下)将内外经验性个体与本质直观相叠合的一种“本质实证主义”哲学。我们在“重读胡塞尔”原则下,首先须努力通过分解-综合程序来界定“胡塞尔理论”的统一自足域范围,以形成最纯粹的胡塞尔理论核心(排除其“第一哲学”之原教旨主义),然后才考虑如何将此“准实证性”心理逻辑域纳入当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对话场内,使其积极参与新世纪人文理论综合搭配的创造性过程。这种沿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方向(而不是传统哲学方向)扩大综合发展的可能性,正在于胡塞尔思想本身含蕴的浓厚“科学性因素”,或者说,“理性化的可操作性因素”。他的“还原”、“生产”、“成就”、甚至于“主体”、“现象”和“构成”等基本概念,都具有明显准实证的(心理逻辑层面上)操作性特点。一方面,胡塞尔虽然也同样受限于新康德主义时代的一般认识论和价值论框架,但另一方面,他拒绝了新康德主义“从上至下”的推演路线,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实证主义)分析路线,从而吸取着实证科学以“基本经验”为始点的科学性思考原则。这正是他得以超越古典哲学目标和方法的基本方面,即通过直观心理经验分析以摆脱传统哲学本体论前提的约束。胡塞尔设定各级理论还原法,其直接目的和效果正是在充分思考近现代数学、自然科学成就后,配合当时德奥历史解释学、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以克服世人企图通过自然科学方式简单化地研究“精神科学”的误区。胡塞尔的所谓反对“实证主义”,所反对的实为自然科学的狭义实证主义,对此而言,现象学的立场所含有的建设性动机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企图用自然科学方式来“科学地”处理人文科学问题,正反映着学者在颠覆着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不同学术领域当然需要不同的科学性和相应的方法论。...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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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解释学——李幼蒸先生访谈录-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史家、哲学家,您的身份是“旅美学人”,现任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但我们知道,您最初的任职单位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您后来为什么长期旅居西方呢?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 仁学解释学——李幼蒸先生访谈录 (按:此文原定刊于山东大学《当代儒学》2011年下半年第二辑,后因故该辑拟延至2012年上半年出版,因此本文反而先刊于本来估计将后于《当代儒学》第二辑的、刚刚出版的文集《仁学与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了。特此说明—-李幼蒸) 受访者:李幼蒸 问:李先生,您好!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哲学史家、哲学家,您的身份是“旅美学人”,现任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但我们知道,您最初的任职单位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您后来为什么长期旅居西方呢?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具体的人事因素之外,有没有学术方面的考虑?另外,您有没有近期或将来回国定居的打算? 答:自从1959年初退出天津大学而矢志哲学研究以来,我更加明确了职业和志业为截然不同之两事。职业只是一种实现志业的途径,其性质和地点自然为个人偶然之“际遇”。我个人生涯的“辩证法”则表现在:当时并不存在哲学职业机会的事实,也使我彻底摆脱了追求某种“哲学职业”的条件和意识,并因此免除了个人在职业和志业间进行协调时易于发生的苦恼和障碍。我遂“极其幸运地”在表面上看来最不利于哲学志业的时期,获得了在精神上“全力以赴”朝向哲学的境界。现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回顾说:我庆幸于早年未曾进入国内外任何正规哲学科班的环境(当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会努力争取进入的,而那样一来,我也就不可能达到今日获得的独立精神境界了)。         1977年上半年我路过南京时曾独自徜徉于燕子矶头,眺望大江东去,益加坚定以向学终老之志意。没有想到,仅一年之后,命运竟然完全翻转过来:遂以42岁之年进入了哲学单位。然而我那时所珍惜的是哲学所所提供的研究条件,而非它为我带来的社会身份的改变。我之所以能够进入哲学所,完全因为3个人:杜老,孙所长和曲处长,即三位“老干部”。后来,在文革“滚过一身泥巴”,精于权术之辈掌权,我的处境日渐困难,竟至于发生出国申请资料被科研处“丢失”半年而不通告之事。尽管我的知识结构水平超出他们20-30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的态度却是:一只手要“袭取”你的知识,另一只手则要对你排挤打压。         到国外去当然因为那里具有更有利的研究条件。对我来说,这就是两点:和国外主流理论家面谈,以及自由利用图书馆。在德国大学哲学系的9年经历(其中7年半由德国基金会资助),使我不知不觉间完成了毕生有关中西哲学关系的“最终认知”:人类哲学事业必须统一处置,哲学史和伦理学是两回事,因此,哲学不等于伦理学。在对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后(参见《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商务印务馆)我遂对仁学和儒学的“现代意涵”获得了空前明确的认知(甚至于是“独一无二的”认知)。其结果是:原来仁学内涵着世界性、人类性的巨大意义。出国之后,哲学所对于我在国外的学术活动及成就照例绝不报导,而我的“对立面”则转向了海外华人学界。10年接触下来我才发现我与海外文科华裔精英的认知和志行竟然会是“南辕北辙”。一种有趣的现象不妨在此提一下:新时期30年来,我以往20年矢志向学的经历曾不断受到国内老中青学人的关注和肯定,却不曾受到过海外华人的任何注意。此虽小事一桩却相关于海外华人学界的心理问题,特别是那些以“新儒家”志节自诩者。似乎是:他们更愿标榜自家人在大度山上的豪言壮语,而不愿意看到大陆闭关时期有人能够隐居求志,特立独行。“志节”方面的嫉妒心是更深刻的嫉妒心,充分暴露了海外一些人以志节话语求个人功利的真实心态。为什么要在此提及此事?因为我们必须从方方面面剖析海外所谓新儒家学派的里里外外,其表里不一的本质使其最终演变为一种学术商业化的现象,即以道义话语求功利之实,自封道统则为其明证,变相地追求精神上的“权势”而已。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哲学所通知我:如不马上放弃德国计划返国将按照“自动离职”处理。请想想看:前方我要面对在德国所从事的重大课题研究的挑战,后方却要应对国内给予我的巨大职业与复杂人际压力。由于我个人在1978年前20年的连续自学积累,在哲学所的10年里我得以在若干理论领域率先(亦相较于港台及海外华裔学界)将当时西方前沿理论引入中国,即:将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思想理论(这是在西方受过正规训练的港台及海外华裔学人未曾在同一深度上有能力掌握的,虽然他们不愿承认)“一步到位地”展现在中国学人面前。为什么?因为我是仁学者,以求真求知为人生观,不以职场利害选择为人生观。大家会发现,我自1978年发表译著以来,我还一直以优先介绍现当代欧陆思想理论,来对峙于我此前其实很熟悉的,两岸四地学界几十年来所偏好的英美思维方向。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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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岁末感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本文初稿完成后,得悉文集《仁学和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已印制完成。遂将本文副题改写如上,以志纪念。虽然现在还不是谈论文集的时候,文集的标题仍然与本文主题相关,简言之,这就是今日海内外很少触及的人生观和学术观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学者伦理 2011岁末感言 ——写于《仁学和符号学》出版之际 李幼蒸  本文初稿完成后,得悉文集《仁学和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已印制完成。遂将本文副题改写如上,以志纪念。虽然现在还不是谈论文集的时候,文集的标题仍然与本文主题相关,简言之,这就是今日海内外很少触及的人生观和学术观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学者伦理态度和其思维方向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从前学者和思想家都喜欢反躬自省,如今海内外的学人却都觉得此一问题已不成为问题了呢?殊不知,这正是今日海内外人文科学和符号学难以顺利前进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什么?今日社会和文化均已高度制度化和商业化(制度化是为了因应商业化,以便使人际竞争更有效率),学者学生只要“照章办事”、“按部就班”即可完成“既定学术操作程序”。一切的一切都可逐一落实在外部行为规范的层次上,而无关于内心世界的操理。结果,连心学、伦理学等直接相关于内心的学术思想,也仅被作为外在运作之材料,操作者本人无须涉及自身伦理心态。          记得80年代时,我看到自己长期准备、积极引介的现代西方理论学术,被刚走出“文革”的一些青年学人热心关注和参与,但却看不到他们的内心因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新伦理情怀。反之,西学理论因其新颖的强势而顿时成为大家争名夺利之“途径”,此后并继而成为学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之工具。我所参与的各个学术领域中,时代精英们陆续蜂涌而至,理论知识纯然成为个人功利主义前进之手段。甚至于文革期间练就的人际斗争技巧也转而施用于学术界(今天他们正要为那一段“启蒙时代”树碑立传,我却认为要等到那一代作风被新时代觉醒青年学人更纯洁的作风汰换后,“启蒙时代”才能真正开始)。那时对外联系渠道开通后,功利主义的学术实践也就迅即扩大到国际场域,渐渐形成了今日我们到处可见的学术思想之“与世界接轨”(到处大拉西方关系。此无他,趋炎附势而已)。在各路追逐西方哲学时髦大军中我真看不到有多少人是怀有中外古哲心志的。说来说去,所关心的不过是“如何有效增进知识以便早日在学界获得社会成功”。          为什么古人要痛斥无处不在的“腐儒”?为什么宋人要说“孟后无真儒”?为什么要把董仲舒之流以下都彻底贬抑?正因牵扯到学术成就与伦理心志的关系问题。好了,今日我们两岸四地的文化精英们不少都是经过“西方梦”熏陶者,遂以为“资历完整,身正无比”。在他们的正规训练中,同样的只有“行”的正不正(合不合各种“法规”)问题,而并无“心”的正不正问题。而前者管控的是行为的技术性和学术的制度规范性,后者才涉及到本源和根脉。现代学人不须也不再关切治学之本根,以为仅仅修剪外观的“枝叶”即可。于是在心与行的巨大空隙内存在着聪明人士大肆操作真伪虚实游戏的空间。          为什么把学术思想理论仅当作功名利禄工具的态度和言行可以行得通?人性一贯如此,于今为烈而已。今日商业化、制度化更为此等“以学求利”人生观提供了“可行性”的技术性保障。结果,学术思想理论的产品数量愈积愈多,而质量却可能是在结构性地逐渐下降。当学术成果仅成为制度性操作材料和工具时,学术实践的可行性就与其内在质量问题完全脱钩了。          新世纪的今日,正当我们应该振奋精神、规划未来之时,却发现国内外的人文学术(我指的是人文学术,不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质量普遍地不进反退。当然,大多数国内外的教授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这会损及其继续争取利得的条件。现在,当重新提出良知学之时,正是要学人勇于自省,敢于正视内心,诚于面对真实,包括真实的学术现实和真实的价值目标。这些都相关于我们的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改建任务的顺利开展。西方人没有心学传统,我们中国人有。我把中国的仁学心术学和西方的人文技术学结合在一起的用意正在于此。          一个月前本人在大陆的几次讲演中,我从学生听众的回应方式中,察觉到了纯真精神的律动,这就是心学传统的自然感应,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把此种精神传承系统地运用于现代西学理论研究和古代学术思想现代化研究,其结果又会是如何呢?我们中国读书人在此全球唯物质主义技术化时代如果能够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平行的精神文明地域,参与整理人类之丰富而尚欠缺系统改进的人文理论遗产,我们中华文明的现状就远远不止于是一个经济大国了。那么,中国还有在新世纪,在世界精神文明层次上,进行独立创造和产生成果的机会吗?别忘了,我们前有黄宗羲,近有梁启超,国士仍然“典型在宿昔”,谁曰中土必无人乎! ~~~~~~~~         中华文明精神的本质是人本主义;仁学是最彻底的人本主义,而且是最彻底的理性人本主义。人的本质就是理性加意志。试看行之几千年的历史信条“人能弘道”,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在《论语孟子传习录》中句句体认到的都是此类主体意志论。表面上这类观念似乎不合今日全球化科技工商社会之趋势(千万别盲信国外后现代主义的“花言巧语”)。然而,经过现代“解释学读解”,我们会发现其中正是深藏着中华文明在今日世界大格局中足以成就“历久弥新”大任之“密码”。对此本人已多有论述,兹不赘。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有关“中华文化复兴”的话语,充斥于两岸四地。时当全球化空前发展、科技工商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认知工具、社会形态和精神方向之“共同基础”之际,正当中国社会已历史上空前地跃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之时,我们却极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地区的一些主流文化学术话语竟然不合时宜到这样的地步:一方面,它们完全漠视今日世界大势中人文思想之实际,仅能反古自慰,不知“今夕何夕”;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们公然地、长期地违背孔孟之教到这样的程度,即冒用孔孟名义、泥解孔孟精神,用以阻碍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大发展。二者(前者之无识,后者之无勇)的合力,导致一个严重压抑未来中华文化学术繁荣的口号之出现:所谓“发展汉学”(竟然不能辨识,今日“汉学”乃外国人称呼中国学的用语,此为外国学科,非中国学科。不要以为我们古代也有“汉学”名称,就以为两个“汉学”是一回事!)。(导致我在多日犹豫后决定撰写此文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今日报载台湾某经济大亨要捐设的中国超级“诺贝尔奖”中含有所谓“汉学奖”一事, 该消息扬言奖金可高过诺贝尔数倍。此事件颇可体现科技工商权势以为可用金钱来“促进”〔实为“左右”〕人文学术之意图。似乎人文科学是可以用金钱来刺激其成长的,这些对高级人文学术几乎无知的经济大亨们真地在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了!)于是,从前阻碍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的“国学”、“新儒学”等名目,今日可发展为、汇总于“汉学”,以示国学儒学之“国际化发展”。(研究生同学们注意:对这些名目用法的一种综合符号学分析将可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其实质则是要: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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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阳明心学到宗羲史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从阳明心学到宗羲史学 论 21 世纪「诚学」的时代意义 1 李幼蒸 摘要: 王阳明作为伟大哲学家,其国内外声誉之隆已历数百年,并非自今日始。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来重新读解王阳明思想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商业化大发展的世纪,是世界各地普 从阳明心学到宗羲史学 ——论21世纪「诚学」的时代意义1 李幼蒸 摘要: 王阳明作为伟大哲学家,其国内外声誉之隆已历数百年,并非自今日始。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来重新读解王阳明思想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商业化大发展的世纪,是世界各地普遍追求物置发展的时代,是处处求利的时代,而阳明学,正如其它历代仁学一样,正是面对人类求利的本能而反向地倡导人类生存的伦理精神方向。在任何意义上,阳明学都与今日世界的商业化大方向没有关系。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今日反而要说:重新解读和重新倡导阳明学,实乃时代之需,中华之需,以及世界之需呢?本文拟对此问题有所阐释。 ~~~~ 1。为什么要提倡阳明学 阳明学存在了五百年左右,古贤近儒信奉者无代无之,即使现代以来,哲学家和实践家,随着中西比较哲学的国内外发展,对阳明人格和学说的体认与崇敬的程度,不妨说,实已超出了对孔子以后任何中国哲人关注的程度。其原因不难理解,对此本文不拟赘述。那么为什么在阳明学历久不衰、甚至于声闻日著之际,我们还要再提出什么“重读”阳明学的口号来呢?首先,不难理解,崇拜名人为世人千古不变的习俗,而真实体认阳明学却要与对历史名人的崇拜习俗截然分开,否则我们就难免借炒作古人以自利之讥了。其次,本文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今日对阳明学的读解应该不仅不同于古代儒家,而且也不应该等同于现代儒家的泥古主义。因为“儒家传统”是产生于、寄存于古代儒教制度内的信仰和认知方法,它与今日新时代的方方面面环境和要求都已格格不入。如果一味泥古,不仅是无助于发挥阳明学精神,反而是在损坏阳明学精神。因为“泥古”意味着不能与时俱进,意味着精神怠惰、借古自重,至多不过成就一现代“乡愿”而已。第三,现代以来,中国哲学中不乏率尔声言“融合中西”之士,但因一方面对于西方哲学尚未充分消化以至于流于“生搬硬套”;另一方面对西方新知新学更是一知半解,长久以来不求深化而多止于通过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于一时。结果,学界远远未能利用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量新方法来拓广和深化对儒学、仁学、理学、心学等本土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化理解的基础与条件。甚至于,由于往往只能以西方哲学名词来妆饰或附会传统旧学,结果反而深陷于西学窠臼并盲目依附之。 以上三种现代阳明学倾向,其共同处正是未能正确体认阳明学精神和认真观察阳明学精神。卒至在此商业化大潮澎湃汹涌时代,深深陷入了“炒作历史名人”的功利主义潮流。然而这些缺点倾向如果不过是妨碍了阳明学的有效展开和提升因而其损失仍属有限的话,那么此一功利主义的治学倾向却可成为有力阻碍我们今日通过阳明学来提升民族精神素质和促进中华文明精粹以积极影响世界思想方向的能力。结果就会是:我们在表面上“利用”阳明学知名度的同时可能恰恰在瓦解着阳明学发挥其真实时代精神作用的主客观条件。 2。如何朝向良知学 悟解阳明学究为何意?什么又是“研究”阳明学的目的?当然,不考虑精神融入而只考虑资料学研究成果,这样的学术活动自然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并无关于研究者的主观态度问题,而只相关于考据正误的技术性问题。那么,悟解和体认阳明学精神,难道是仅指要“熟读”阳明著述吗?熟悉文句和“理解”字义,人人可为,阳明文字非如秦汉文字,今人不难把握其文意。这样的技术性或准技术性的阳明学资料研究,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今后必然继续发展下去。但此类文献学式的研究实无关于本文所说的“重读阳明学”之旨意。我们的阳明学“历史资源”绝大部分都只存在于《阳明全书》及其核心《传习录》中。正如《论语》、《孟子》一样,研读仁学根本不在于什么资料学、文献学、甚至于历史学方面的继续开发,而在于从学者心灵上能够有效“进入”相关“文本”,也就是有效进入、融入“阳明内心”的态度、方向和方法。“知行合一”的口号已经将此三者指示明确:阳明学的本质是切实体践。如无此亲身体践的心理效果,有关阳明学的资料知道再多也无助于阳明学的悟解和发扬。 在阅读古今中外文史典籍时,“感动”与“体践”为截然不同的学术实践层次。如果从文本理解过渡到真实感动地步已属不易的话,那么从感动过到体践就更属难上加难了。“体践”相当于我们以前所说的“内心深处爆发革命”。“龙场顿悟”实乃一种身心“革命性转化”,然后方可将信念与目标切实地、一贯地贯彻于言行举止之中,作为塑造自己人格和意志的心灵力源。如果不是这样“体认”,这样“践履”,阳明学就根本未曾被“掌握”。仅只靠熟读文本(或如信徒那样诚挚诵经)或借其成为职业工具,也根本算不上什么阳明学信奉者。特别是今人和古人不同,古代社会松散,制度化不细密,读书人较易“自由支配”生存时间,也就是较易在一定的(社会与心理)层次上“真实进入”阳明学。而今人全部生存于社会化、制度化、职业化环境内,受到多重外力制约,极难面对强大的客观压力和诱惑,以独立地构建和运作自身的阳明学信仰。在此条件下,阳明学的“践履”问题,对于今人就较对于古人更为艰难了。 4。阳明学的构造特点及其普适价值 在古代儒学哲学经典中本人曾经特别选取三部文本(《论语》《孟子》《传习录中段》),称之为“仁学三书”;不仅因为这三套文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重要性,而且尤其因为这三套文本在现代时期具有的特殊的或潜在的重要性。它们的共同特点不仅是指文本系统的简明性,而且是指在思想内容上的“单纯性”。这就是,其主要思想都针对于人的动机、态度、情志和理念,而不是像众多儒家经典那样牵扯到古代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内容。简言之,前者正是主要存在于“心”的层面上,而后者主要存在于“物”的层面上,此“物”的部分必然与今日已然消失的历史现实紧密相关,而“心”的部分则可以说基本上古今如一,中外贯通。在比喻上,我们也不妨说,本人反复区分的“儒学”和“仁学”,亦可说后者所偏重的正是“心学”。学界素来将孟子、阳明并列,视之为一脉相承,也即指此心学的、或仁学之心学的一脉相承。既然至少就这两部经典而言,其重点都在于心学与心术学,可见其中的“物学”(历史、政治、社会)部分比例较少,而文献学素来是针对着物学的。这也可以间接反映为什么今日阳明学(本文不多扩及其前身孟学和陆学)的重点并不在于相关文献学方面。《明儒学案》为一代思想史的记录,岂非偏重于史学部分?如果我们检视其各篇内容就会发现,所谓阳明学前后的思想史实乃一部“心史”或诸个人之“信仰实践史”,即仁者追求仁学信仰之心志史。该书所载,无非是“求仁者”的心志实践史,而体现其“实践”的不是其外在事功和学术,而是其思想感情历程的文字性“代表”。其中所谓思想和事功,同样是“体现”相应心志追求的文字性“载体”。 阳明学之所以比孟学更足以以“心学”名之,乃因孟子“伦理修辞学”是通过人的政治生活的外在行迹来体现其仁学心志学的,外在言行遂成为传达心术实体的媒介。而阳明“直蹈”本心,即以心言心,从而“凝缩”了仁学和诚学的“运作区”:即集中于“良知”之蕴育、萌生、存在、展开之“处所”:此即心之所。孟学和王学虽然在精神方向上非常一致,但二者的创立相距近两千年,期间彼此所处的社会、文化、学术方面,变化显著。特别是在两宋学术思想较前进一步大为发展之后,阳明心学的产生遂反映着特殊的思想史意义:从综合性的儒学中心向伦理性的仁学中心的进一步转变。王学“回归”孔孟的“心学转向”,反映着儒学思想史内部的重点调整。固然两宋理学,特别是“四书学”,也是在“儒学构成上”由儒学向仁学的重大转变,但朱学努力维持着儒教文化内部的综合性存在,特别是在学术(史学,文字学)、学理(形上学)和实践(仁学)及其互动关系方面的新儒学意识形态系统的构建。为孔孟原理建立“理论基础”和“学术基础”为其方法论的大方向。王学一方面缩小了朱学的“儒学目标范围”,另一方面凝缩了“仁学实践方法”。结果,心学,不仅是在仁者心志目标和对象方面的大幅度收缩,而且是在认识和实践方法方面的高度集中。也就是,就其孔孟还原论而言,一方面精确化了仁学实践的范围:心志修炼;另一方面精练化了实践的途径:心志结构的“直接改造”(致良知)。王学相对于朱学在实践认识论上的“革命”在于顿悟:仁者心志的形成不在于“理智认识”,而在于“内省感悟”。所谓王学的认识论涵义其实兼涉理智和情感两方面,正如孟子性善论兼顾于这两方面一样。孟学和后来的儒教和理学本质上的区别是:儒教强调的是对各种外在“力势”约制的明智认知,而理学强调的“真理”在于某种准客观逻辑(天理)。而孟学强调的真理(善)之根源只在于人性或人之心。从而把儒学认识论的“多元论”还原为仁学的心理经验“一元论”。在此无论是一元论概念还是多元论概念,当然都是在比喻上说的,是根据相关因素在思想体系内的比例关系“相对而言”的。换言之,无论是孔孟学,程朱学,还是陆王学,其思想全体都比例不同地含有一切共同成分。但诸成分在体系内的比重和比例的差异,形成了诸系统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别。阳明学在儒学思想史上的革命性贡献,主要是相对于程朱理学而言的,其意义在于空前突显了孔孟仁学之心学的本质和中心性,从而使得偏于心学的仁学身份与偏于物学的儒学身份划分开来。如果儒学及其各个阶段都与历代社会历史特点相互融合而受到中国漫长儒教史过程的约制,并无真正独立的存在,那么阳明学的“心学转向”或“心学还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使仁学的“人性普适存在”特点,从具体历史过程中分离出来。我们指出,这就是阳明学今日能够具有现代性和普适性的结构性原因所在。 阳明学的现代普适性的意义是:仁学伦理学,不仅相对于中国儒学史上的各种“外力说”是一种人性论的心理经验主义的回归,而且在象征的层次上,相对于一切伦理学“外力论”(逻辑,法律,神祉,权力),成为了一种主观经验主义的人性还原论。阳明学的特点一方面在认识论“逻辑”上提出了简约易行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在实践论层次上提出了强化心志“力学”或“能量学”的“技术学”:知行合一的“力行学”以及伦理实践论的“诚学”。仁学的诚学正是在阳明学阶段才成为具认识论统一性和实践论力度的真实仁者实践学。 5。宗羲学:心学和史学的实践学统一...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0,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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