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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伦理学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本文根据作者讲演稿改写而成。该讲演于1999年5月23日由美国人本主义伦理学协会,巴法罗纽约大学哲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英文原文发表于 Bo Mou (e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 , Ashgate Publisher , Burli 李幼蒸  ———————————————————————————————– 目录 – 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最小定义和伦理学话语分类模型 – 伦理学人本主义中“最小人本主义伦理学”概念的作用 – 当代伦理学和人文科学新展望 注释  ———————————————————————————— * 本文根据作者讲演稿改写而成。该讲演于1999年5月23日由美国人本主义伦理学协会,巴法罗纽约大学哲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英文原文发表于 Bo Mou...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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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新版:作者序和译者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本书原由北京三联出版(1987),几个月前改由商务再版发行,据悉初印已售罄。作者理查-罗蒂为此书写了新序,译者亦在初版15年 后再撰译序, 以为哲学界和文学理论界读者提供背景分析。罗蒂思想涉及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文艺理论,以及中美哲学交流历史。 <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新版:作者序和译者序 李幼蒸 本书原由北京三联出版(1987),几个月前改由商务再版发行,据悉初印已售罄。作者理查-罗蒂为此书写了新序,译者亦在初版15年 后再撰译序, 以为哲学界和文学理论界读者提供背景分析。罗蒂思想涉及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文艺理论,以及中美哲学交流历史。以当代“杜威”自期的罗蒂思想继续引起中国读者兴趣是非常自然的事。中译本初版时,中国哲学界对当代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了解才刚刚开始。15年来中国读者对当代西方理论的了解在深广度上已经扩增很多,本书的再版是必要的。现将中译本新版的两篇序文转发于本网站。   —————————————————- 《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者再版序 <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初版于20年前。这是理查-罗蒂迄今为止 发表过 的唯一一部系统性专著,其后发表的六七本书都只是论文结集。大约在本书中译本出版前后,罗蒂在其写作策略上作了重要改变,放弃了已宣布在进行中的有关海德格的专著写作(后来代之以一部主题大体相近的论文集),自此以后他就采取了以论文为单元的写作方式。实际上,罗蒂的新着大多是由一篇篇讲演稿编辑而成,这样他就把讲演,写作和出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写作策略上的转变,是与其自1982年以来在美国文化学术界采取的新哲学实践策略一致的。一方面,罗蒂自此永远脱离了哲学系而投入了一般文化评论和文学理论等在美更能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另一方面他在哲学系之外仍然占据了针对主流哲学继续进行批评的有力位置。(目前罗蒂在任教的史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中的身份是:文学理论教授和哲学教授) 其 效果也是双向的:既在美国和世界人文学术各领域内提升了 他作为 美国代表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声誉,又积极参与了推动美国人文学术理论新潮的活动。目前罗蒂几乎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首席代表,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 潮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罗蒂今日已享有了美国数一数二思想家的地位。应该指出,自杜威以后没有任何其他美国哲学家能够再拥有这样的身份。(今日法国对于译介罗蒂比译介杜威更为积极可为其证)  五 十年代以来活跃在美国的“思想家”大多来自德法两国。罗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的这一文化空白。 所谓思想家毕竟还须来自哲 学界 ,而当代美国成就卓著的哲学家们却又过于专门化和技术化了。反之,罗蒂却能把欧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本土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以形成一股得以影响大西洋两岸思 想潮流的声势。 当代美国重要文学批评家海罗德-布鲁 姆甚至盛赞罗蒂为“今日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 罗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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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我与现象学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译本新版-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作者按语:瑞士耿宁(Iso Kern)先生在其为美国<现象学百科全书>所撰“中 国 现象学”条目中提到此译本以及中译者背景。其中细节却有失实之处,如提到我曾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图书馆研读卢汶现象学丛书。见到他寄我的文章校样后我忙去信更正,但已来不及了。实际 李幼蒸:我与现象学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译本新版 (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2004)后记  ———————————————————————————- 作者按语:瑞士耿宁(Iso Kern)先生在其为美国<现象学百科全书>所撰“中 国 现象学”条目中提到此译本以及中译者背景。其中细节却有失实之处,如提到我曾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图书馆研读卢汶现象学丛书。见到他寄我的文章校样后我忙去信更正,但已来不及了。实际情况是,我在图书馆读书是在文革之前,而系统研读现象学丛书则是在文革以后。自1978年进入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后工作极为繁忙,而心中“最高心愿”为有朝一日能译出此书。1982年到了美国之后即着手准备,结果在1988年赴德之前终于实现此愿。当时在将译稿交与哪家出版社问题上曾颇多踌躅。三联<世界与中国>丛书主编甘阳曾亲来索稿并许诺高稿酬。但在与商务武维琴主任恳谈后终于决定还是交托商务。为防备“意外”,在出国前特复制一套稿件留京。1989年6月事件时适在巴黎访问,当时也曾担心到此稿的命运。因在京出版延误,我遂托人将稿件复印件从北京带到德国,并想到在台先安排出版的可能性。联经曾托人到德国索取此稿但未肯先定合同,故未予。1992年底到台大访问时曾与联经出版社继续商洽,但不能同意其规定稿件先须外送“专家”审定的程序。结果最后决定将此稿交与桂冠出版社出版,条件是稿件不能离开编辑部。结果后来还是商务先出此书。本书素以艰难著称,西方多数现象学家熟悉胡塞尔早期和后期著作,而未必能读此书,更不必提一般哲学博士了。 胡塞尔早期逻辑哲学研究者霍伦施坦亦曾对我言及难解此书之意。1993年访问佛吉尼亚大学时罗蒂在看到我手边此书商务校样时,只说了一句“这本书非常难解”。商务版此书出版后我曾寄赠关心现象学的王浩先生一册,从此改善了我与他的个人关系(其后他曾热心地向多处机构为我争取资助而未果,在故世前十多天曾来电话勉励我为未来人类伦理学研究事业作出奉献,其言令我铭感至今)。 他亦告我,以前他曾与罗蒂共同谈到过此书难解之事。当然,无论是罗蒂还是王浩,学术地位均高于精通此书的耿宁先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因在于思维方向 和思维能力是不同的。决不可按照单一标准衡量哲学思维能力的高低,善于一类哲学话语的可能不善于另一类哲学话语,善于一类现象学理论的不必善于另一类现象 学理论,不同派别彼此之间的思想沟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本人不仅不是现象学专家,而且不是任何领域专家。这是事实。但我研读各类专家著作,并企图贯 通其意。为什么会如此钟情此书?既非因其名气,也非因其“可用性”,而是因为作者独一无二地处理了一个被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所长期共同掩盖了的重要课 题:心理学和逻辑学相关关系学。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相关于一般认识论,而且相关于伦理学认识论,这是我们关心伦理学的中国学术传统必须谦虚学习的。中国 学术的生命力表现在“学为己”的诚意上。其外在标志必然是谦逊向学,而非借学术之名,党同伐异,追求权势(借西人名势和借祖宗名势其旨同一)。在本书中译本今年另版发行之际译者撰写了这篇较长的“后记”,回顾了作者如何从分析哲学走向现象学,又如何从现象学走向结构主义的心路历程(可参见译者为<结构主义>新版[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2003] 所写的另一篇后记)。 但是,译者 对一本书的推重决非意味着认为可以现成地以其为认知或实践的“基础”之意(也许除了一本书以外,即<论语>;当然须在一个明确限定的范围内)。在后现代主义瓦解理性和真理甚嚣尘上之今日(本月中旬作者在巴黎报摊上看到一份印有头像的“解构主义哲学”专辑,因薄薄一册定价6,7欧元而未买。解构主义走向街头,夫复何言!),重新关注心理经验实在之域,是十分有益的。顺便指出,今日西方哲学问题决不是可以仅按照当下西方哲学系主流意见来确定的(因此我劝国人千万别迷信西方学术界的等级结构,也就是别看重什么“国际认可”之类的判准)。 我们必须向其学习的是“技术”,而非现成接纳其“思想”。在最初学习西方阶段上,“留学文化”是有用的;但如果不超越这一阶段,留学文化很快就易于变成一 种本国学术文化创造性发展之局限。如果一个人意图追求本国西学学术权威的地位,就自然导致其在国内不当地树立西方学术权威之需要。学术实践方式不能等同于 商业竞争方式。学术的全球化也就必然不能等同于商业的全球化。学者不能在全球商业化大潮中错乱了自己的角色。 ************************************************************** 本书译出于16年前,离商务初版时间也已过去了12年。记得当时我是在看到本书编辑处理完毕后才放心赴西柏林的。1992年本书在延误了两三年之后终于出版。9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所担任客座研究。前后两位邀请人霍伦斯坦和瓦登费尔思教授均为资深现象学家,后者曾任德国现象学学会会长。旅欧期间与欧美各国现象学家也有一些往来,对于国际现象学动态和胡塞尔学的状况也一直保持关注。在90年 代初完成符号学写作计划后,我的跨学科认识论观点进一步强化,对现象学和胡塞尔学意义的认知与前又有所不同。等到在波鸿承担了比较伦理学写作项目后,我遂 有机会对现象学和价值学的关系进一步加以思考。在本书中译本再版之际,我打算按照自己对胡塞尔学“身份”的新认识提出个人的见解,以供读者参考。 1。现象学运动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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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从哲学到符号学: 回顾结构主义-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作者补记:1977年夏秋之间我趁手边借有北京电影学院集体借书证之便,在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旧址紧忙地翻检和钻研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各种外文资料,最后挑中了这本小册子加以翻译。其中最吸引我的部分还不是巴黎结构主义一章,甚至也不是莫斯科形式主义的历史 李幼蒸      从哲学到符号学: 回顾结构主义 (You-zheng Li: From Philosophy  to  Semiotics: A Retrospective to the Structural Movement)   布洛克曼 <结构主义> 中译本新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 , 2003) 译者 后记 作者补记:1977年 夏秋之间我趁手边借有北京电影学院集体借书证之便,在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旧址紧忙地翻检和钻研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各种外文资料,最后挑中了这本小册子加 以翻译。其中最吸引我的部分还不是巴黎结构主义一章,甚至也不是莫斯科形式主义的历史,而是布洛克曼笔下的布拉格时代。更准确的说是三十年代大战前夕昙花 一现的中欧学术氛围:现象学,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形式主义,先锋派文艺以及欧洲政治局势所共同组成的人类总体精神危机图景。全书最能留驻 我心的一句话则是穆卡洛夫斯基在1934年布拉格哲学大会讲演中所说的:“记号和意义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本书第三章节2B)。因为, 对哲学家来说, 危机 时刻最应关切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克服普遍而严重的思想混乱(知难行易是也)。不久前在里昂符号学大会上结识了斯洛伐克符号学家吉尔卡,交谈多次之后才知道他曾经是穆卡洛夫斯基的学生,于是立即起立重新握手,以示敬意。然而那个时代已然逝去,而且,东欧不仅失去了它的辉煌的30年代,也失去了它在冷战时代所坚持的孤勇精神。数十年的学术脱节导致前苏东地区知识分子在与欧美合流后的今日已难把握人类思想全局了(历史的逻辑显示,那一代人是勇多于智的时代。今日前苏东异见人士几乎全数失去”焦点”,可为其证)。何况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人文学术思想本身也正在停滞之中。在此情况下我向格雷马斯的法国弟子们“高谈”重识结构主义时代的必要性,是否有些自以为是呢?实际上,我未能在今年3月的中国社科院国际符号学会议中说服德方参办者安排进法国学者与会;其后,在赴里昂之前,我也未能说服几位法国哲学家和史学家重视我对重解法国结构主义时代的呼吁;的确,我曾获得列维-斯特劳斯 的 个 人支持,但这位硕果仅存的结构主义大师显然不会认同我对“结构主义运动”意义的解释。最后,在里昂会议上我终于有机会表达了我对结构主义时代的肯定,并获 得一些法国符号学家的好感。但是,我也十分清楚,我的学术立场和后格雷马斯和后巴尔特一代法国学者们其实并不相同。同理,作为译者,我的立场与本书作者布 洛克曼今日的立场更不相同。在我看来,结构主义时代的价值在于其积极的开放性和潜在的“生产性”,而 非在于其各种结论的确定性。探索的态度和方向比一时的结论更为重要,而西方学者们往往只关注他们个人和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这样,一方面,作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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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论的回顾兼论跨学科方法论的三个级次-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我获邀参加2001年5月南京国际历史理论研讨会,因故未能与会,错过了学习和讨论的机会,特别是再次错过了当面向伊格尔斯教授请教的机会,十分遗憾。幸好我的一篇论文“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被收入会议文集,可以用此方式继续来参与会议讨论。该文论述中国符 历史理论的回顾 兼论跨学科方法论的三个级次 李幼蒸 (本文首次发表于本人文集<历史符号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 简目 1。中国历史理论的发展 2。巴法罗中西 史学理论会议 的 启示 3。历史理论构成的三个级次 4。历史理论和人文科学 5。“中国历史理论”学科的形成 6。学术制度和历史理论的发展 7。符号学和历史理论 ————————————————————————————————– 1。中国的历史理论发展          我获邀参加2001年5月 南京国际历史理论研讨会,因故未能与会,错过了学习和讨论的机会,特别是再次错过了当面向伊格尔斯教授请教的机会,十分遗憾。幸好我的一篇论文“略论中国 符号学的意义”被收入会议文集,可以用此方式继续来参与会议讨论。该文论述中国符号学与中国人文科学的关系,而本文专门讨论符号学和中国历史理论研究之间 可能有的关系。大体而言,两篇文章共同讨论人文科学、符号学和历史理论这三大片之间的联系问题。此外我也打算在本文中回顾一下我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渊源,以 及结合我历年来在西方的相关学术体验来谈一下跨学科历史理论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自从1979年<世界历史>编 辑部约我撰写法国结构主义和年鉴派史学理论思想以来,与中国史学理论界的学术联系延续至今。有趣的是我与中国电影理论界的学术联系也大约建立于此时。史学 界和电影界同时与我联系,因为二者都与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有关;而我当时自己也正在哲学专业内设法促进符号学和哲学的互动。我的符号学研究一开始 就与哲学、历史、和电影等不同职业和学科领域交叉,从而反映出符号学本身就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结果,我在国内唯一任过编委的学科领域竟然就是历史理 论和电影理论。这种偶然性的必然方面是,两个领域都广泛地涉及到中西学术交流间变动迅速的人文学际关系和人文科学整体情势的问题。它们与我的符号学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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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和中国学术-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结构主义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传统究竟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中国思想史学者认真探讨的问题。结构主义当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结构 主义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结构主义有关于此三大议题,其重要性乃属不言而喻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和中国学术: [野性的思维] 中译本新版前言 李幼蒸  ————————————————————————————————– A。网刊补记 1。结构主义和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传统究竟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中国思想史学者认真探讨的问题。结构主义当然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结构 主 义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密切相关。结构主义有关于此三大议题,其重要性乃属不言而喻。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回顾和展望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及 其与中国的关系时,相关课题的重要性与其在西方思想史上出现的时间顺序没有关系。我们只须根据相关学术思想本身的内容及其与各种思想环境的互动关系来估量 其价值,而无须考虑该学术思想在西方一定时期内的影响力之大小如何。我们正是按此立场来重新考察法国结构主义的价值及其与中国学术的关系的。 2。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结构主义,以法国为中心,有过20年左右的流行期;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流派,结构主义在欧美有着百年左右的历史;作为一种跨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结构主义进入中国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结构主义运动的第一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其突出性贡献是在方法论上促成了社会学和 语言学的结 合 ,并将其成果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3。在以下这篇不久后会在新版[野性的思维]中刊出的译者后记里,译者回顾了25年前引介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思想的往事。结构主义引入中国学术 界,决不仅是 为 了丰富中国学界对西学的知识,而是同时期待着结构主义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化中朴素的结构观之间产生创造性的互动。此一广义的结构主义亦是本人近年来参与推动的跨文化符号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4。 所以说,结构主义问题涉及到现代西方哲学基础,未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向,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方法论等三大方面,其意义已超出现行西方学术思想史 研究范围。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以某一单科为“基础”或“中心”来解释和处理涉及多域的学术理论问题,其偏颇性也就在所难免。实际上,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 同时参照和吸收各领域中的一切相关前提和方法,以扩增我们的批评条件和能力。泛言之,理性是我们的第一前提(因此思考的方向是科学性的),求知是我们的第一方法(因此目的不是直接朝向信仰的),二者却都是今日后现代主义和准宗教性思维所拒斥的。我在此所使用的标称“结构主义”(所谓“后结构主义”部分亦可纳入结构主义运动,予以统一考察) 也就自然是与当前西方一切反理性思潮相对峙的。跨文 化人文学术理 论 实 践,必需在人文科学全球对话中,坚持其充分独立的立场。此独立性,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学者在其西学研究中持批评性立场;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其传统学术研究 中致力于积极结合现代西学方法论。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应该成为各类“国学”研究中极其有用的方法论工具。结构主义是一种朝向促进人类文化统一理解的解释学 方法论。 5。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之所以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首先在于其 摆脱哲学 本 体基础论的新思考方向。它是一种成功的创始,当然不必视之为一种完成。所谓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不过是意味着跨学科的理论方向取代了哲学中心论的理论方向。各类学术实践的细节部分自然差误难免,而思考方向的正当性乃属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1962年[野性的思维] 甫出,现象学家保罗-利科即热心为其主 持研讨会, 鼓 励 探讨其哲学意义和价值,此举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一段佳话。利科是哲学家中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为友善,最为理解,也最为宽容的一位,虽然他至晚并未 脱离其哲学本体论思考框架。但是哲学家利科的确能够“触觉”到结构主义的价值所在。反之,现代英美哲学家率多轻乎结构主义的“哲学意义”,乃因囿于其原初 之“哲学训练”。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两位邀请人理查-罗蒂(实用主义)和亚色-丹托(分析哲学),都是关注现代欧洲哲学 的美国哲 学 家, 而当时两人心目中的重要法国哲学家代表仍然主要是萨特。可以说,他们的欧陆哲学趣味是前结构主义的,也就是前符号学的。后来当一些美国哲学家们热情转向德...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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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定顾颉刚?-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十月下旬,本人作为非史学界独立学人,有幸受邀前往山大参加顾颉刚史学研讨会。顾颉刚史学辨伪思想,二三十年代曾风靡中国,而其后 70 年 间,在两岸四地,由于不同原因,却遭遇普遍冷落。是次会议邀集了大陆史学界倾向于史藉疑古派和倾向于反疑古派这两方面 十月下旬,本人作为非史学界独立学人,有幸受邀前往山大参加顾颉刚史学研讨会。顾颉刚史学辨伪思想,二三十年代曾风靡中国,而其后70年 间,在两岸四地,由于不同原因,却遭遇普遍冷落。是次会议邀集了大陆史学界倾向于史藉疑古派和倾向于反疑古派这两方面的学人与会,交流不同学术意见,收获 甚丰,在大陆人文科学界,应当说是一件盛事。本人提交的论文《顾颉刚史学和历史符号学》,事先刊载于会议论文集,会间曾受到会议主持人和一些与会者的肯 定,允为对顾颉刚毕生学术所做的较全面总结。二十年来本人在现代中国学人间,研读最多的即为顾颉刚先生的著作,但在未读将出的《顾颉刚全集》之前,是谈不 到对顾颉刚学术思想做出全面结论的。在本人论文中,我企图从跨学科角度,分析顾颉刚思想在当代人文科学整体内所可能牵扯到的方方面面,以为史学专业者提供 多方面的史学认识论视角。自然,我们尚不可能对顾颉刚学术“盖棺论定”,而且也许永远不须盖棺论定,因为顾颉刚思想将会是通向人文科学四面八方的“历史文 本分析学基地”,可供后来的研究者时时回顾和参照。顾颉刚思想将会是属于全球人文学术界的。  海外60年来对顾颉刚学术研究的忽略,主要不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而在于汉学界和国学界内史学认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从而导致汉学界和国学界长期忽略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行前我曾与伯克利加大倪德卫(Keightly)教授(《剑桥先秦史》[1999] 的 主要撰稿人之一)谈及此会,他说因事务烦忙,无法与会。去年我曾专门拜访这位汉学界内比较重视科学理论的胡厚宣先生弟子,谈到我在自己两部有关中国古典伦 理学和学术意识形态分析的英文著作中所相当依重的顾颉刚思想,并征询了这位殷商史专家对所谓二重证据法的看法。在西方汉学家中倪德卫的著作我是每书必读 的,但我发现汉学家们难以处理殷商史中一个最深刻的史学认识论问题:即考古学和文献学的关系问题。早在1997年拙著刚才发表之后,我还曾与后来《剑桥先秦史》的另一位撰稿人、艺术考古学家罗泰(Falkenhausen)先 生(张光直先生弟子),用他流利的中文,在德国尼海姆乡间作竟日谈。罗泰也在哈佛燕京研究所待过,我们对新儒家思潮所体现的学术民族主义的批评当然是一致 的。但是,就广义汉学系统而言,西方汉学家和西方史学理论主流之间在理论层次上的对话较少,而对于汉学界华裔学者来说,由于教学系统内语言本身的限制,又 难以深入开展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五四时代学人的学术背景及文化环境,和战后海外华裔学人的学术背景和及文化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尽管二者都被简单地 划在中国史学界或“中国学”界。也许这正是导致海外汉学界长期忽视顾颉刚学术的根本原因之一。结果,拥有世界上最多华裔学者的、阵容强大的美国汉学界,竞 然无一人参加山东大学此一国际学术研讨会!汉学界对此会的忽略和冷淡,大概和他们对顾颉刚学术的长期忽略和冷淡是一致的。  不无反讽的是,在此国际会议上结果就由本人(并无资格地)“代表”了美国学界(体制外的“学界”)与会。而上世纪末由美国汉学界和华人史学界组办的一次国际中西史学理论研讨会,却拒绝了我自费参加会议的请求,尽管该会主讲人之一伊格尔斯本人欢迎我这个于1980年 在中国首次介绍他的学术思想的人与会。本来我在该会上打算郑重介绍顾颉刚思想以及历史符号学与中国古史学的关联的,不想水牛城该次盛会竞否定了我的与会资 格,并且也没有安排一名大陆学者在此“四地”聚会中宣读论文(仅安排张芝联教授做一次评论)。现在山东大学古史学研讨会却认定了我的参与“史学讨论”的资 格,并使我有机会在会议期间能与各地专家充分交流意见,从而反映了新时期正在出现的一种学术民主精神和对前沿学术理论开放的态度。对比之下,我的感慨自然 也是错综复杂的。...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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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 vs 中国人文科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西方汉学 vs 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学科制度性的异同辨析 李幼蒸 题旨 让我们以 A 代表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整体学术世界),以 B 代表西方汉学 (一门通识教育学科),在本文中略析二者之间的制度性区别,用以蠡清: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特定历史局面,在二者之 西方汉学vs 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学科制度性的异同辨析 李幼蒸 题旨 让我们以A代表“中国人文科学” (一个整体学术世界),以B代表“西方汉学” (一门通识教育学科),在本文中略析二者之间的制度性区别,用以蠡清: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特定历史局面,在二者之间发生了(在范围、层次、目标、方法和功能等等方面的)全面混淆。如不对此加以明确辨析,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景,将会在学科制度性方面,产生认识论的误区。在外国教育制度内存在的一门通识性教育学科,是不能自行“顶替”中国教育制度内的一个学术领域整体的。A与B 之间,还不是存在着什么(在深广度方面的)彼此之间具有几十倍差别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中国学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治学心态的问题:是追求知识真理本身、因此诚实面对人类知识情境而与各地中国学人平等参与集体性的A类学术探索,还是追求个人之学术地位、荣誉、名势等派系功名成就?新时期三十年来,两岸四地中国人文学术的共同问题是:应当重新继续战前全面研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全面整理中国古代典藉的时代任务,以期全方位地开创中国人文科学(A)建设之新局。这一民族文化学术革新任务的推行,端赖知识分子能够尊奉“真儒家”传统,正视人己关系(仁学就是管这个用的)、而勇于抛弃“伪儒家”的党同伐异、追求特权利益的负面积习;如果一味根据相关于B的外在人际等级标准(国际、职衔、地位、奖项)、希图通过特殊人际势力关系之操作和舆论之宣传、以期促使本派学术人为地获得A内的权威性地位,这样就会违背上述伟大民族学术复兴事业之宗旨。               ~~~~~~~~~~~~~~ 30年 来的人文科学,不仅在大陆,而且在港台海外,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各地学人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研究成绩大大超越了以前 七、八十年。西方经典学术著作的翻译,更是空前增加。中国学人终于认识到,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的建设,离开了对现代西方高级理论的研究,是根本办不到的。这 个全面提升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倾向,首先表现在大陆,其次表现在港台,最后才表现在欧美华人学界。在此时期,所谓人文科学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理论思维能力...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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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论芬兰行:讲演和前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要旨:今日人文科学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任何理论创新都难以只在传统的学科范围内进行了,而一些学科专家和学术权威对此却未必有明确认知,学科制度的本位主义,使得他们可以找到理由不支持或进而反对“与己不利”的学术前沿新趋向,我们也就难以期 “史学理论”芬兰行 ——“符号学和古代历史”芬蘭讲演及网刊序言 李幼蒸 网刊序言:(对此前言不感兴趣或无时间者,可跳到(A4)8页后见本讲演正文) 要 旨:今日人文科学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任何理论创新都难以只在传统的学科范围内进行了,而一些学科专家和学术权威对此却未必有明确认知,学科制 度的本位主义,使得他们可以找到理由不支持或进而反对“与己不利”的学术前沿新趋向,我们也就难以期待职业领域内组织学术交流的负责人或领头人,能够对跨 学科方向的思考给予真正的同情和协助。“历史理论”在此又是一个典型的最敏感领域:面对着大多数传统型史学家,他们是重理论、跨学科者(史学和哲学);面 对着符号学,他们的理论化又嫌不够;而面对着“法国符号学”,他们正像哲学家一样感到不解和反感;而当面对着新世纪“跨学科、跨文化符号学”时,他们竟然 感觉到自己的“基础”有被动摇之虞,抵制之意遂陡然而起。一向以学术自由和民主之先趋自任者,不期然地也采取了“关门主义”和“排外主义”。而在上述各个 学术交流阶段上,主事者本来都是以学术道义标榜者。这就是说,他们的“民主风度”是有限度的;他们的民主风度,有时就是他们在某一特殊处境下的功利计算之 工具,此工具在另一处境下就须代之以他们曾经加以攻击的另一种工具:排斥异己(其实他们像他们所攻击的对手一样地排斥异己!)。为什么学术主持人不能让7、8种 不同方向之学术“百家争鸣”?我们只知道一种权势制度可能压制学术民主,我们可知道学者“人人”内心都有同样的反民主倾向?不过是因为:他没有客观条件实 现自己的“反民主”意图而已。说到根本,源于气度不弘,结果只能“违仁违孔地”视学术为“名利之具”。这样一种心术学现象,实为新世纪世界人文科学发展之 瓶颈。重要的不是人之一时言与行,而是人的动机结构。“言行”往往是动机之行为策略性技术:学人往往在不同环境、不同时机选择最利于己的各种不同“外饰语 言”。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早已对此人性知之甚确,遂有“好仁者稀”之叹!今日人文学术世界正待从百年专业化阶段过渡到下一全面综合化阶段之际,仁学动机学自 然介入,并成为此过渡阶段发展方向的伦理学舵盘;仁学本身也从东方之学,有望“解释学地”转化为世界之学。 前奏:2007年6月初动身去赫尔辛基参加第9届 国际符号学大会前,我还是决定把讲演稿“符号学和历史理论”,事先(而不是会后)寄往美国史学理论主流刊物《历史和理论》主编了,虽然我知道很难期望他会 接受此稿。目的仅在于克尽(外国人不会理解的)一种“学术言责”。大约半年前,我曾把去年底发表于《国际符号学会刊》上的文章寄给巴法罗的伊格尔斯教授 (正如1998年 我曾把英文“中国符号学概念”文寄给许倬云教授),都是一种“履尽言责”的表达姿态:符号学思想密切关系于历史理论,故希望领域内的专家学者注意此一方 向。虽然明知道,跨学科理论极难受到“专家”的理解和参与。人文学术却是集体事业,跨学科的符号学更是牵扯到不同学术领域。后来伊格尔斯来信告我,他已将 文章转发他任顾问的《历史与理论》刊物的一位编辑了,谦称因为他“不懂符号学”,故未予评论。于是,第一,有过这层在前联络关系,第二,此次芬兰大会所谈...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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