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Category:
现象学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增补稿)-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我所说的“仁学三书”是指:论语(删第10篇和第20篇)、孟子、和传习录中卷(阳明八书)。我用仁学,不用儒学,作为孔子伦理学思想的标称,前已多次解释。我不用“五经”,而用“四书”中的主要两书,作为中国伦理学的主体思想,也已多次阐释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增补稿) —–2007岁末感言* 李幼蒸 ~前贤语录~ 梁启超: “自命为孔子之徒者愈多,而孔子之道乃愈暗。” 梁启超: “姚江学派披靡天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前古。” 章学诚: “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黯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 我事而已。” 章学诚: “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呜呼可哉?” ~时代处境~ ~伦理情境: 生存张力:求义的自由心志vs 求利的制度世界 ~智慧方向: 基本抉择:回归古典心学;朝向知识结构合理化;坚守人文理性主义 ~新年展望: 中之新解:在中土“折衷〔中〕”全球人文学理 ~~~~~~~~~~~~~~~ 1。我所说的“仁学三书”是指:论语(删第10篇和第20篇)、 孟子、和传习录中卷(阳明八书)。我用仁学,不用儒学,作为孔子伦理学思想的标称,前已多次解释。我不用“五经”,而用“四书”中的主要两书,作为中国伦 理学的主体思想,也已多次阐释。现在,我不用现成的“四书”全体,而在孔孟之外加上阳明语录,以构成一个新的“仁学实践学系列文本”,理由何在呢?有关思 考背景涉及众多方面,也非属本文主题。本文要讨论的是:仁学、人文学者心志、人文科学方向,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问题。“新三书”意义在于:从万千中国典籍和...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现象学
漫谈“中文系”与“中国符号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中国的中文系似乎可大致相当于英美国家的英文系。在英美国家,今日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思想生产主要来自英文系,而不是如一百年前、几十年前那样来 自哲学系或其他人文科系。五十年来西方人文学界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美国哲学系在西方学院派哲学 中国的“中文系”似乎可大致相当于英美国家的“英文系”。在英美国家,今日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思想生产”主要来自英文系,而不是如一百年前、几十年前那样来 自哲学系或其他人文科系。五十年来西方人文学界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美国哲学系在西方学院派哲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中的地位较战前大为 提高,但其技术化方向的发展,也使其社会文化影响力难以扩大。同时,随着战后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理论化的程度全面深化,西方学术思想的“理论资源”远远超过 了哲学系可能包括的学术思想范围。60年 代末以来,随着欧洲特别是当代德法思想理论的大规模引入,美国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发展较前明显提升和扩大了。与此同时,英文系自然成为对人文科学理论化新发 展进行综合性研究、解释和运用的最主要场地。所谓“英文文学系”的内涵也就大大超出了战前以英美文学史为中心的范围。“文学理论”的涵义也超出了战前“文 学批评”和“文论”的狭义范围。英文系突然成为人文理论综合性研究的中心,其原因十分复杂,此处不拟详论。但可注意,此一英文系功能的转化,其特点是把本 国古今文学史研究与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研究多方面地结合了起来。各种理论资源中,文学符号学当然是主要流派之一。虽然不论是符号学还是其他理论研究,它们 在英文系的发展也受到欠缺严格性的批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英文系的理论研究是借助其他学科成果进行的,其应用性性格远大于原创性性格。然而,在广义 “文学理论”范畴内,英文系已成为影响当今英美文化思想方向的最重要基地。此一趋势表明,最具传统性资历的“文学研究”,今日正在介入人文科学全域的理论 化实践,并因其突出的综合性运作方向,而在文化学术界发挥着引导性的作用。 表面上,中文系完全对应着英文系,二者都各自相关于本身的文学史传统。二次大战前“文学理论”未兴时代,东西方文学史研究差别不大(远比东西方哲学差别要 小)。不过上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学术也还远远未曾充分引入中国。大多数中国文学学者对“作品”的兴趣远大过对作品进行“理论性分析”的兴趣。于是,新时期 中国全面开放海禁以来,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二者在内的“中国文学学术界”,突然面对着多方面适应“文化新局”的任务。一方面是全面引进西方文 学作品,以及引进百年来国人仍然相当生疏的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另一方面,又突然面对着西方60年代以来的、大为强化了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压力。中国旧时期两岸公认的“文学大师”们,其成就主要为“语史学”(philological)方面的,对于西方古典和现代文论,由于对西方哲学类和西方史学类知识的欠缺,素来也仅只有片面的掌握;而对于战后、特别是60年 代以来的西方“理论世界”,应该说,基本上一无所知。不仅因为许多文学大师长期以来并不研读西方理论类经典原本,而且即使外语高明者,也基本隔膜于当代理 论科学内容。于是,在新时期伊始,中国文学界十年来面临着一种颇为明显而人人避谈的尴尬局面:一方面要重新树立旧时期大师的地位以使其对新时期学子传道解 惑,而另一方面却并非不了解耽误甚久的老师宿儒们对于新时期文学学术的中心任务—文学理论的研习—却 根本不能胜任。由于社会文化风习不成熟,社会不清楚文化学术活动的目的为何,往往把学术目标与社会政治性目标混为一谈:也即把“落实政策”类的个人性“安 抚”措施与对青年进行积极教育的长远学术目标混为一谈。为大师树碑立传的社会性目标(好象“大师”们的资格是一锤定音的,曾经具大师位者可永远享受此资 格,即使他最近一二十年完全荒废了学术,也应在“平反”之后恢复此资格待遇似的),遂与国家学术建设目标不加区分。学界有些人似乎不明白,中国现代学术史 研究的目标,不应该是为过往学人“排座次”,而应该是在前人基础上促进新学术发展,后者必然是要迅速与新学术相联系、相比较而予以不断重新评价和利用的。 学术理论研究应该是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过往的学术成就是为了未来学术的发展“服务”的,不是为了评比学人荣誉高低之用的。但人们总是颠倒着二者之间的...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现象学
大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辞世感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当代首屈一指的理论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去年度过了百岁寿诞后,于一周前安然辞世。各国纪念文章,纷至沓来。我作为中国最早译介其理论的学人之一,在此仅简单表达一个意思:结构人类学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何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社会 当代百岁法国大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辞世感言 当代首屈一指的理论人类学家列维-斯 特劳斯在去年度过了百岁寿诞后,于一周前安然辞世。各国纪念文章,纷至沓来。我作为中国最早译介其理论的学人之一,在此仅简单表达一个意思:结构人类学对 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何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三千年的学术思想传统仍然有待于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要不要现代社会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是一个百年来还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没有自然科学不行,没有社会科学就行吗?其实,清末“中体西用”论至今仍然顽 固地变相存在于中国学术界。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有着200年的历史,其中大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理论部分,中国学界还远远没有掌握;而近50年来,作为广义社会科学一部分的人文科学(文史哲)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就是其中的主要成就 之一。 结构主义方法论强调:首 先要对文化和学术现象的系统、结构、功能、意义进行科学性描述和分析。这是社会科学家向自然科学家学习的具体表现。当然,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而作为“科学”,其相通处是强调理性方法论的首要性。研究对象可以是几千年前的遗存物,而研究的方法应当是现代科学。同理,对于 中国几千年的文史哲现象,也应该同样看待。拒绝现代科学思考方法,正是“中体西用论”之本质,至今仍变相遍存于海内外人文学界。一些不同地区学者在哲学和 政治立场上可以不同,而在此清末以来的“中体西用”意识形态立场上,却都一拍即合。这也是三千年封建主义“孝道文化”在中国人灵魂深处固存着的统一“深层 结构”。 中国大陆从1977年起,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那一年起,对于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全面开放。本人也是从那时起参与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译介工作的。大家认为,中国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发展长期以来被耽误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而结构主义运动正是战后最重要的学术发展之一。列维-斯特劳斯的独创性贡献尤其 值得关注。本人在完成了他的《野性的思维》翻译后曾立即写信向他请教,从此将他的学术视为最重要的当代思想贡献之一。该中译本于80年代末先后在北京商务和台北联经出版。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十数卷文集,列维-斯特 劳斯于百岁寿诞前见到此印制精美的中译本系列后,来函表示感谢。我作为译者和结构主义研究者曾向他表示,结构主义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发展中的重要参照思想之一。 新时期的30年,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思想进入两岸学界的30年,其人思想可以说已与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发展事业密切相关,并预示着当前中国学术思想界朝向科学化发展的意愿是不可逆转的。三十年来,列维-斯 特劳斯和中国学术 界结 下如此深厚缘份,可谓一段历史佳话。他早年在给我的信中说,他的结构主义思想(主要应指“二元对立”模式)也曾受到中国古代思想的启发。的确如此。这也是 仁学伦理学的人本主义逻辑基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研究事业,必将吸纳结构主义之精髓,使其为我所用。最后,我愿将《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书目列此,供读者了解当代中法学术思想交流的进展。 (作者为“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 ~~~~~~~ 列维-斯特劳斯贺词译文...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现象学
论“重读胡塞尔”的必要性-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胡塞尔哲学著作的出版至今已逾40种,各国相关介绍性和研究性的著作也已不计其数,但对于哲学界而言,其思想理论仍属最抽象、最艰涩之列。不少介绍性著作将其论述设法加以简化,却因此未能引导读者进入其思想细部。有鉴于此,本书三位作者努力根据原著文本对其 ——- 《胡塞尔现象学思想概论》中译者序(原稿) 李幼蒸 胡塞尔哲学著作的出版至今已逾40种, 各国相关介绍性和研究性的著作也已不计其数,但对于哲学界而言,其思想理论仍属最抽象、最艰涩之列。不少介绍性著作将其论述设法加以简化,却因此未能引导 读者进入其思想细部。有鉴于此,本书三位作者努力根据原著文本对其思想进行了一次全面性“导读”,颇有助于读者理解胡塞尔哲学思想及其风格。本书三位瑞士 裔作者都是国际著名的胡塞尔学者。鲁多夫·贝尔柰特 现任卢汶胡塞尔档案馆馆长,为胡塞尔学和海德格学专家;依索· 肯恩(耿宁)为中国哲学界熟知的现象学家和王阳明学家;艾杜德· 马尔巴赫为耿宁在伯尔尼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专长胡塞尔的“自我学”。后两位目前均为该校退休教授。本书英译本附有美国著名现象学家Lester Embree 撰 写的一篇序言,文中回顾和检讨了几十年来美国的胡塞尔学和现象学的引进历史,特别称赞本书“将胡塞尔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因为,三位作者不 仅都以德语为母语,而且都是长期在胡塞尔档案馆工作或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胡塞尔文献学专家,熟悉胡塞尔思想的来龙去脉。因此,Embree在序言最后说,“总之,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系统地导引读者穿越了胡塞尔全部已知哲学中的概念上和语言上的错综复杂路径。” 本书写成于20年前,中译本根据的是1996年第三版,这个版本实为1989年初版的重印本,其中没有任何增添或改动。中译者现在根据本书德文原书将其译出,希望有助于中国哲学界和人文科学理论界的读者们可对胡塞尔学本身进一步增加体认。译者也想借此译序撰写之便,谈一下为什么我们今日要在人文学界提倡“重读胡塞尔”(rereading Husserl)的理由所在。 1。现象学运动和胡塞尔哲学研究 所 谓“现象学运动”虽然可溯源于二十世纪初,其真正形成国际性的影响力,应该说是在二战之后。这一“欧陆”哲学思想潮流与“英美”分析哲学思想潮流,堪称二 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的、乃至世界的两大哲学“主潮”。不过,所谓“欧陆思潮”的地域标名,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地域限制,而仅成为思潮身份的习称标志。因此, “欧陆”和“英美”地名都只是思想方向的代称而已。今日现象学“欧陆思想”之主力,甚至于已移师美国,而此“英美思想”的根源却主要来自早期的欧陆。自从 施皮格伯格的《现象学运动》一书(1960-1980)出版以来(中译本见1995年 商务版),这一思想运动的“身份”问题一方面被普遍认定,另一方面却使其流行为一种战后思想界的奇特混杂物,其中至少包含着两种主要的“不协因素”:胡塞 尔和海德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德国思考方向和法国思考方向的显著区别。从现代哲学思想史来看,把“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看作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两大 “潮流”是合理的,但后者的风格统一性与宗旨明确性显然超过了前者。“思想运动”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活动风格和方向,而其构成和意义却随着时代文化和学 术内容的变迁而不断改变着其“身份”。三十年来,也就是施皮格伯格该书第三版出版以来,“现象学运动”的内涵已经大大改变了。一方面,六十年代以来欧陆的 若干新思潮的出现已经广泛冲击了现象学运动的力度;另一方面,尽管以海德格为中心的思想兴趣至今仍然占据着欧陆人文思想主流的位置,二十年来各地对胡塞尔...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5,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现象学
南京符号学:国际大会和中国论坛-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人类文明历史,就是科学理性发展史,科学理性体现为知识与思想的理论化形成。自然科学是科学理性最健全的体践形态之一,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有相对不同的理性形态。理论的具体形态必然因时因地不同而变化更新。今日我们理解“苟日新,日日新”,就必然是指 南京符号学:国际大会,中国论坛,个人感言 李幼蒸 网刊个人感言 人类文明历史,就是科学理性发 展史,科学理性体现为知识与思想的理论化形成。自然科学是科学理性最健全的体践形态之一,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有相对不同的理性形态。理论的具体形态必 然因时因地不同而变化更新。今日我们理解“苟日新,日日新”,就必然是指科学理论形态的不断“与时俱进”。但是“专业理性”的弊端是,其理性化效力限于本 业,“科学专家”在他业领域往往弱化或失去理性,这就是为什么专业科学越发展,社会迷信反而越昌盛的理由之一。所以,自然科学不能取代社会科学,社会科学 也不能取代人文科学(胡适西化初起一代,对此基本不懂;所以今日要人们倒退到80年前胡适思想时代,不知是何意思?)。而人文科学各科的学术理性发展,也不能取代其中跨学科理性的独立发展。“符号学”兴起的理由很简单:必须发展学际间的新理论形态。“符号学运动”的展开,特别是其“新世纪跨文化转向”,代表着21世 纪全球人文科学朝向全面综合性发展的时代性需要。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本其三千年的精神生命史底蕴,勇于面对时代新局,绝不抱残守缺,而是积极参与人类社会 与人文的科学理性建设大业;体认“其命维新”之时代真意,朝向新世纪人文科学全面革新的世界潮流,努力把中华文明精神传统中的理性部分,与世界各文明精神 传统中的理性部分,结合起来,以取信于世界,以造福于人类。 一 个只有各种意见与批评却无坚实理论根基的文明,是无法领先于新时纪地球村的。然而,我们今日所说的理性,其最高层次必然是“科学理性”本身,而不是任何古 今中外的杰出个人。科学理性观,是与任何“神化个体运动”对立的。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寄望于什么“学术大师”的出现,更不能放着成百上千新理论不处理而忙着 为其思想已落后于时代的历史人物树碑立传;我们更不需要继续编造各种“学界准圣人”,或组织对任何学术思想个体的“个人崇拜”(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不对,学 术上的个人崇拜就更不对!)。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智慧的结晶,绝对不是任何天才个人的指引结果。而任何杰出个人的成绩,都远远比不上 同时期“位于同一智慧层级上的”成百上千杰出个人之集体成效。而推动现代化前进的最高准则,只能是人类理性本身。准确说,是科学理性本身;是理性之“理 念”,而不是任何部分地体现过此观念的历史个体或幻想个体。 科 学理性是我们唯一的最高标准!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一个漫长准备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经验,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 强大智慧潜力。社会科学(政经法)也在开始渐上正轨。而惟有人文科学(文史哲)还在踯躇逡巡之中。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人类还没有)找到科学理性真正贯 彻于传统人文学术的恰当途径。听任自然科学不断完善其科学理性,而“倒过来”却让人文学术返归前科学时代的非理性精神,这就相当于人类在和自己开玩笑(让 自己的左右手互相打架:自然科学越“逻辑”越好,人文科学越“不逻辑”越好)。只有科学理性才能产生各种有效的理解力和实践力。使人文学术倒退为“准文物 玩赏品和贩卖品”,就是刻意在使人文科学不得成其为“科学”(这是文化全面商业化的恶果之一);也就相当于使自然科学不断强大、而使人文科学不断弱化的举...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5,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忆往叙实
民主时代的结构性痼疾-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民主时代的结构性痼疾 新年度开始,历史的速度继续空前急速提升 ,几乎需要逐日逐时跟踪事件发展。但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自60年代初开始在沿海最初通过借来的矿石收音机收听外台起,即跟踪时事不断,虽然我的“本业”只是求知与著述。自本世纪起,即自互联网和高科技彻底更换了世界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明格局以来,认识到“承先启后”的历史连续性趋势已然丧失,传统读书人所持精神至上人生观,已越来越受到根本性的颠覆。人类文明形态,已然在高科技、泛商业化时代发生了“革命性转变”,随之,其前一切生存观念 都须相对应变。本文不拟继续近年来不断涉及的学术评论题目,赘述人已共知的学界现实,而是谈一下极为普通却社会意义深远的日常话题:民主和高科技时代的“青年人心态”及其如何影响未来文明大方向的问题。也就是从个人经历过的琐碎小事推及时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大事。 我从近来与一些亲友的几次谈话中亲身体会到人际间沟通的普遍困难,其中具有着结构性的不可 改变性。彼此之间的“鸡同鸭讲”状态透露着由于社会形态巨变引生的人们思维方式上的、难以克服的沟通障碍;关键是此类障碍的社会普遍性及其如何影响未来精神思想的方向性意义。人际思想交流不再是为了共同客观追求对事端真相的判断,而是为了彼此争强斗胜。我在分析这几件细小话题争执时(不慎涉及到时政和信仰问题),意外观察到今人此类精神倾向与社会大众形态的逻辑一致性:社会对立双方可因琐细事端而彼此争斗,形同水火一般。其原因并不同于文革时期泛滥的(广义)红卫兵间因细故而非得“你死我活”不可的关系。后者仍属于历史常态,愚民易动,自古已然。而如今的人际间话语交流冲突的“引线”同样细小,却具有着社会文化的普遍内在结构性根源,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之间(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我于是设法在亲历的小事与社会性大事之间发现了共同点的存在。直接原因照旧是语言本身的歧义性,为争斗提供了用相同词语来表达不同的意图的技术性条件,目的仅在于取胜对方,而根本没有追求客观真相认知的愿望。不仅在每日新闻中随处可见此类现象,更可由其推及生活日常及学术理论问题。其共同性即是:人们普遍没有自我求真知的兴趣,不会将对方与己的驳难看作是检查和提升自身认知能力的难得机会。不,绝无此类动机,而是一味地不择手段地争取战胜对方。政治如此,学术如此,日常也如此。今日此类倾向之所以较前严重的问题,我本有兴趣从社会文化普遍机制的变迁入手予以分析。但本文仅可就几件日常亲身体验来举一反三地略述其特征。 我在近年来与亲友的问题争论中察觉彼此间各方面的认知、判断与表达的方式中存在着系统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本来都掩藏在家长里短的琐碎日常中或学术讨论的抽象话语层面里,不及显露。本文并非要谈论这些亲身经历的事件本身,而是谈论 由 这些事件引生的关于世情的一般观感。当然,就宏观而论,最急迫的关注永远是针对由AI发展造成的日益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文化趋向,它们直接导致 对人类文明前途的忧虑。(古人之忧是“学之不讲”,今日之忧则是“学之过度”,后者源于高科技的超速发展。这是连十九世纪思想家们都绝对料想不到的。所以十九世纪的小说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美学家的各种高论,今日都已 不能直接采信)。但本文也不是要继续表达对(已成为国际文化显学的)AI批评学的看法,而是谈一下高科技时代大众心态及其在民主社会之后果问题。在近来多次与熟悉亲友不经意地谈话冲突后获得的一致性印象是,原来彼此的思想结构 和思维习惯相距甚远。由此推想到平日从媒体、网络了解到的习常惯习,竟然也同样存在于亲友间之讨论中。这些直接的亲身体验于是加深了自己对一般世情的看法,归纳出了其中的普遍相似点。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沟通何以如此困难。 一般人,即着重于按照社会习俗生活的人(不限于专业技术人,尽管今日大多数人都已被技术化了),其认知内容基本来自自身工作与生活经验,或者加上从流行媒体(特别是几份国际大报的报道)中获得的见闻。这样的人生和社会认识所基于的经验乃是表面性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多半是针对事件表象的描述而已),即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表面性。但他们从来意识不到此一事实。首先他们多是“实用家”,生存于专业性单位(包括人文与科技的技术化了的机构),遵照社会法律规则做“正确的事”(即按照社会普遍习俗去有效地工作和休闲)。如果一切顺当,就会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一切社会文化现实认知正确性的自信。而且此类根深蒂固的自信又可不断获得着 生活实践的“验证”(即意味着此一态度可支持自我满意的生活方式选择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尽管因处境区别而各有不同的兴趣、观点和立场,但这些体验的差异性都可在统一的社会环境结构中接近于“被抹平”。如果在不涉及个人兴趣与立场情况时,彼此间自然相安无事,因归根结底大家的生存经验基础和人生观是基本上一样的。如果谈论中出现引生彼此观点的差异,就会不其然地陷入彼此争执。(此地亲友间相处和睦的条件是避谈政治与宗教话题) 如今在同一社会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群众相互对立和激烈冲突,固然因所谓立场观点的差异,却未悉这些差异性往往源于各自特殊的环境条件。根据客观观察,这些所谓意见分歧又都是滋生于同一时代之结构中。此类冲突是小环境与大环境之间的一种“实用性冲突”,他们彼此可能实际上是同一类人。古代强权之间的斗争带有强烈的信仰特点,一方一旦获胜就会强迫败方人民改宗。历史事实证明这类大规模群体性改宗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我要提醒注意的是:为什么败方人民如此容易被改宗(当然是从最初的被迫发展至其后的自愿)?因为大众具有人类通性,在生死威胁中大多数人都宁愿顺势而为,向强权俯首称臣以求自保生命安全。“改宗”之后人们可照旧如常生存的事实表明:信仰只是一种生存工具,故可随境而异,并非含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到了民主和高科技商业化时代,虽然人们的教育程度普遍远超过古代人民,但其群众本性根植于同一人性,彼此按照社会惯性形塑自身人格和生存方式选择的趋向不变。在人们普遍只满足于习惯性的安稳生存方式而欠缺超越表面性经验的意识时,当大小环境的差异性导致彼此利害关系变化时,就会基于各自求胜意识而互相辩驳和冲突;其争辩与冲突的目的仅只是为了争夺本方在冲突中胜出,而并不涉及争辩主题的是非真伪问题。表面上当然是义正词严,即各自援引法律道德条文予以曲解式利用,目的不是真正关心事态认知中的真伪,而是关心如何用道义和法律的修辞性手段以图战胜对方。于是我们看见视频和消息报道中大量“不讲理”的话头,却各自都以为正义在己一方。我作为观察者当然有兴趣分析大小冲突现象中的彼此之动机与方法的问题。但发现,经常是彼此“鸡同鸭讲”。你批评A,他转谈B,你又指出B的错误,他马上转谈C。如此争辩,无尽无止。因大众根本不关心真相与是非的真确性,而只关心如何想方设法战胜对方。难道这种表现是源于某一方的品质“恶劣”吗?不会,因多数人参介入事端争辩时都会表现出真实的义愤填膺,即其情绪是真实的。不可将其简单化地定义为“坏”。他们在争辩中指东讲西时意识不到自己在违背求真原则(事件组织者当然知道),因动因是单一的:如何取胜以有助于己方的胜出,这是一种大众时代普遍现象(古代人们还谈不到此种大众取胜技巧,因知识蔽塞,且多是身处直接的暴力压制环境内)。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现在来谈一下我个人近来在与亲友的几次“争论”中获得的亲身体验。大小情节虽然不同,彼此却具有着同构性。此一现象本质上无关于一般教育程度,而是相关于人人身处的社会形态。(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个人周围社会条件也类同。)其共同点如下: 于是,即使在辩论具体事件中出现的显而易见的真伪特点时,我会发现对方连基本事实都会加以反驳或回避,甚至于表现出自己早已知之的自信(日常语词的歧义性与多义性为此提供了彼此无休无止争论不休、可有效继续下去的技术性条件)。在往返辩解中我们会渐渐意识到对方根本不是在企图跟你讨论事件真伪问题,而是依据通过简单化偶然获得的、己方社会权威加予认可的偏见,视为自身正确性的根据。即不是检讨问题是非本身,而是将取自大报媒体和公共舆论的观点视为当然正确。也即,根本没有兴趣通过自反和求知目的来获得有关事件真伪是非的真相和相应改进自身判断力的目的。我们注意的还不是其认知正误问题,而是其在坚持自身成见时表现出的(或许自己不意识的)不求客观真伪、而只求辩论取胜以巩固自我肯定的目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 “一般人”根本没有为求知而学习的兴趣,其实用主义人生观导致其唯以获得物质性满足为目的。与具有这样的心态者辩论,可容易看出对方因欠缺认真研习和思考态度,根本没有遇事探讨以求真知的心态。我在与之辩论时,在发现症结所在后予以指出,以期促使其认识自身偏见或误解的“知识性不足根源”时,结果会造成另类纯粹情绪性的“自卫”反应,因其将此类劝告性建议视为对方在“看低”自己。时代青年绝无见贤思齐(而是多“见利思齐”)、遇难自反的习惯。当我企图根据自身年齿较高、经验较多而企图指出青年对话者的欠缺相关知识时,其反应即会反向攻击。其实我过去曾不断遇到这类时代青年,他们都自识甚高(社会惯习如今也逼使人们“自以为是”,“自我标榜”,以引起雇主的重视),特别是在取得高级学位后,更会将自身的自信心、自尊心建立于学界等级结构和公认权威意见上。当我指出对方纯粹因为研读局限连基本常识都会弄错时,对方会进而大怒。(如今的青年人多是如此,他们只认同与各式利害相关的权威之势力,只看知识是否有用于自身利益的获得,而绝无在知识本身上追求提升的动机(今日青少年甚少阅读严肃书籍即为原因之一:不读书却自以为什么都懂)。所以我才表达过一种对新时代的观察:传统“仁学”原则处处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这是今日世界教育界普遍现象。如系大学文科高学历者,当然自以为已然获达资历等级目标,接下去的任务只是如何利用此资历条件追求学场利益的问题。其中最显见的偏差是:因专业式教育制度关系,几年间所学的专业内容甚为狭窄,在一个领域获得较高知识,或反进而导致对百千其他领域欠缺认知。在如今人文知识越来越要求跨越领域时,任何高学历者都面临着如何继续求知的问题。但因在职场功利主义潮流下职场人只关心如何利用现有体制条件追名逐利或追求职场成功,大多数人已然失去为知识而求知的天然动机,从而被功利主义时代塑造成“追名逐利者”。如果你想指出对方因此类专业化知识偏颇而欠缺对当前综合性话题进行讨论的主观条件时,话头立即将演变变成对方的“义愤”(我具堂堂名校头衔者,需要你来“教训”吗?)此一惯常现象实际上反映着新时代的普遍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人文科学难以提升的技术性原因之一。(还不要提一个属于教育技术性问题:为什么哲学家因骄傲于哲学之高超共识而最易于发生推论错误,因其已然遭受所学固定哲学逻辑教条的拘束,而易于犯思维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及,因两岸崇洋媚外风气深固,“镀金”式学历和外语能力遂成为自信的另一普遍共识:将外语抄袭式著译混同于自身学术创造)于是,高科技时代最突出的文化人和学者普遍特点是,他们除了对未来就业有用者或遵从专业等级升等制度外,根本丧失了古哲人提倡的“学为己”态度。对自己的知识与观点的自信,已 成为阻碍任何不断进学自我提升的愿望。人们交往中很少涉及知识背景问题,而此正为错误背后的最根本原因。事实是:如今时代青年只在技能性知识是否有用问题上保持理性态度,而对于人生,文明,文化,价值等“虚的”问题上均持“早已知之”自识。交谈对话,目的只在于单方面发泄自尊与自信的场合而已。 我们由此日常琐细推论到社会大事时,才进而发现事态的结构式的严重性。民主时代的优点是社会政治与政策方向如最终有违大众的利益时,可通过重新改选进行调整。但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多涉及各专业经验与知识日益专门与深化问题,而大众对此并不熟悉,即欠缺对于前景和方法等“专业性因素”的知识及宏观通识,但人们对此并不在意,因如今生活在各方面都不须自己“操心”和独立判断是非的时代,只要随波逐流而行即可。(民主时代人们普遍自信态度导致而根本想不到事关自身相关的知识水平问题)在此情况下,加以有组织的蛊惑宣传,遂形成了群众行为一体化态势,参与团体性竞争行为时,多以为自身站在历史正确一方。 我在要求别人自我反省知识问题时,因自己也一直采取着不断自我批评和改进的态度,遇到与自己原先看法具有合理的差异性时,马上想到应进一步研究查证,并乐意纠正“旧我”,因这才是“对自己好”(学为己)的正确做法(我在近著中曾指出,今日国际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纯粹属于蛊惑宣传。真正的文化态度,当然是不仅私人关系上而且文化形态上,都应见贤思齐,不如者应向高明者学习。今日青年一律不再读传统经典,是多么可怕的文化现象?)。何况今日万千问题都须依赖各界不同专家的智慧资源。而一般人表现多是“自以为是”,其理由只是不假思索的“自以为是”,并对任何提醒其应该查证求知的建议,视为对方在“轻视”自己。这样的自信遂导致他们在参与社会性运动时可不假思索地如此奋力向前,而其实其本质乃正因固执于因循守旧和“趋炎附势”(非指狡黠者有意涉及此类计谋的行为,而是指大众不自觉地向潮流惯习和权威意见看齐的自然倾向)。从民主制度优劣角度看,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化”,乃是在民主初起时的天真之论。因为民主制度的本质并不在于应为大多数人谋福祉这样的“不在话下”之论,而在于大多数选民是否具有判断复杂社会文化是非的知识与经验从而加以表达大是大非的能力问题。因民主时代,高福利时代,人们惟以守法、赚钱、劳动和游乐为普遍正确的生活方式,处处可依社会公认规则和惯势生存,不须自身独立判断善恶是非问题,“自由学习”遂绝对成为身外之物。符合法治社会规则生活即成为普遍的正当人生观,如此人民可不须具有独立判断事务真伪是非的思想能力。然而另一方面,民主时代社会大局和采行政策又须由大众共同决定,如此岂非首先就假定着他们应该具备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必要知识准备吗。显然此类要求与民主化时代进步现实是相互抵触的,因今日大多数技术化职场人在职场专业知识之外仅具有生活工作经验中积累的常识(如何赚钱和如何享乐的普遍能力)。于是,民主化的社会反而可能提供反民主计划得以通过煽动“无知大众”以达破坏民主的目标。(希特勒当初即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二次大战前德国和法国的历史走向特别具有普遍启示性,因揭示了:连世界顶级高级知识分子们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也会表现出同样的认知偏误和行为懦弱。所以我以前曾多次指出,为什么二十世纪诸多西方哲学家会如此“幼稚”(有人说:会如此“投机”)。即如我最尊重的现象学家胡塞尔,其对现实的认知与判断也会如此天真与错误?(后来的思想流派煽发者专以利用名人进行自我标榜为手段,人人都将自身的理论自信建筑在名人头衔上,各种哲学流派和学派团体多是如此。至于十九世纪情况更不必谈了,但那是另一类话题,可不论。毕竟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的科学与经验实证性知识已大为发展,情况却照旧如此,以迄于今)不是历史上因一时达至专业领域权威而成为“名人”后。人们就可将自己一切学术努力都堆积到此历史名人头上,视之为可靠论据。(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均属后人乐于加以“利用”的典型名牌)其实,其可行性乃源于学术市场化“名人品牌”机制! 为什么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们也会如此呢?大多数科技人士固然甚少具备职场外知识,并不了解社会、历史、精神价值和文明方向等问题【我们高度怀疑AI专家们的社会文化性判断不足即因此故,但他们因为社会地位高超,名声势力巨大,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遂会更加“自以为是”,并被公认为时代先驱(实际上也的确成为历史方向的决定者)。实则他们的自信仅只关系到科技工商的技术化发展和物财扩增方面。】。即使是社会人文专家们,他们由于受到上述同样的社会与人性的制约,其见识偏颇情况并不少见。同样因为其高等知识多具有偏专特点,而理论家(特别是哲学家)反而可能由于自身尊奉的某派理论信条的个体局限性而更加易于犯社会事实认知性判断错误。学者不就争论问题本身做自反求证功夫,而是争取在职场和社会争论中,追求胜出。于是我们才会惊讶地看到如今世界名校的名师们判断时务时何以会如此 “颠倒是非”,如此“幼稚”,他们根本 无意于反思事物曲直,而是一味强调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如今“后现代主义”极左思潮即是如此,他们充斥着大学校园,自以为理论高于世人)。当然,这也特别与我一直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现象有关。(以至于近年来我须不断重新检讨和改正过去对法国理论家们的评价)此一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社会人文学理论界“脱离现实”而驰骋于文本空想的倾向,相关于更为广泛深刻的人类文明方向问题,兹事体大,此文不拟再论。 由于人类语言的限制,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利用流行名称和专业术语来表达学术批评性思想。本人几十年来根据国际学术惯习借取的符号学、现象学和解释学等名称,都曾加以“修改”,以期朝向中西文化理论汇通后所要求的语言与思想方式精确化表达的目标。结果,到了最后,必须首先从自己下手,反须对自己看重的学术思想加以重新判断,修正原有认知。尽管时代巨变,人类处境与认知真是日变千里,人心也随之大变,青年更在大变,“承先启后”传统人生观已然失去意义。尽管如此,我辈读书人仍须不变传统精神初衷,以求尽其在我【此与我在高中时信奉的追求“最大自我完成”人生观,前后一致。写文是一种自我表白,如同画家也不过是在自我表白。自我表白即是目的,而非意在追求外在影响,特别当理性告诉我们,伦理精神性理想已然失去任何现实效能时。即使如此,仍须努力完成伦理学再思考的自我规定的目标。“学为己”是指如何合理满足自我心愿,并非是为了迎合学术文化市场需要;不是为了追求社会性承认,只因“人之为人”不应该满足于从俗生活而已。伦理信仰是个人性的不是社会性的;是内向的,不是外向的】。 ** ** ** 今日为父亲五十一周年忌日,我因信奉“未知生焉知死”故训,对于生死自然素不介意,故对那些宣传人生意义在于悟识死亡意义的人生观不以为然。对我,死亡乃生存之边界,属于非生命世界,不属“人学”范围。几年来兄弟姐妹四人均已先后离世,我作为全家后去者,惟希能有机会以在最后时刻完成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今我与在杭州1948年海星小学初识的妻子相伴至今;我们结识于民国末期,中学时代彼此喜读的翻译书籍也多为49年前出版物;自己其后研究国故学时的读书选择方向也大体如是。以至于在1992年底初访台大哲学系时,虽见市面景物与幼时记忆依稀仿佛,却感觉到“人事已非”,台湾社会与我体认的民国时代风貌已然大为不同,与今日台湾朋友相比,竟然会觉得我可能比他们更接近于旧时代的气质。科技化与商业化都是战后逐渐兴起的,今日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其后我在各逆境中生存下来,得以履践言责,如今夫复何求。人们多被当前外在暴风雨般事态裹胁,并随之起舞,视之为人生关切当务之急。其实这些大事与我们毫不相干,虽然为了认识世界,必须努力关注事态发展,以增扩自己的知识程度,但无需将自身心志方向挂接其上。我禀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之教,作为学人,则始终朝向于人类文明未来之思考。归根结底,我们是为未来而生存的。 李幼蒸 2026-2-2 草草截稿于旧金山湾区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5,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忆往叙实
2026新年感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 2026 新年感言 李幼蒸 年尾年初对过去有所回顾和展望自为人情之常,况且对于行将去世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今年对于是否为文以继续表达“陈腔旧调”有所犹豫,无他,仅因该说的,早已说过无数次了,本来就是说了也无用,何况形势日益复杂艰困如今日!我是指国际人文学理危机问题。相关世界及学理认知,如今可谓混乱万端。然而同类持论者往往将局势的诸多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如仅从个人利害角度立论,其批评多属失去焦点。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界(即各国大学人文学院内主流意见),一方面仍是世界论坛上观点最尖锐的批评者,而另一方面又充分暴露其思维效力的薄弱。要点是,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这样“自谦”,而是人人理直气壮,各以人类道义担当者自居。在我看来,这种轻浮自信态度恰恰暴露了情况的严重以及色厉内荏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自后现代理论流行以来这三四十年,占据人文理论主流地位的这些现代liberal 辩士们,成为制造伦理思想混乱的主要动因之一。然而一切弊端均被严密包裹在越来越得以自成一体的“理论化话语”编织网中 而不可自拔。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上的用语已被广泛用于以大学标准方式的理论话语制作中,成为不容置疑的学界权威性规范。此种学界现实加上打电玩一代青少年的普遍素质,二者叠加的固化反思想效果可谓已达到无以复加程度。一个直接效应是:今日莘莘学子多已成为不耐读书者。我们已没有“后来人”。另一方面,老师宿儒们作为时代道义批评者,其自信根据之一正是基于随意编织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可行性及其具有的体制内权势集体具有的权威性。他们批评现实,却并不客观研究现实,尤其不客观反省自身。他们谴责惟物质主义文明的泛滥,却以为自身言行恰足以发挥抵制潮流并成为时代道义标准。因此,他们的批评“对象”都是“他者”,从来不会首先检讨自身学术理论的得失问题,而是依赖学院自留区的保护满足于进行“言所当言”。这类脱离现实却关注现实的态度却正好成为阻碍人文理论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按此,任何“自由创造”,只要形成了“销路”或“市场”,均可被视为正当。于是,他们实际上乃是学术文化商业化大潮的产物。 1989年秋我在受邀参加“国际麦茨电影理论研讨会”时发言的主旨之一 就是反驳德勒兹的“电影哲学”(意图以重归哲学理论来瓦解麦茨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方向;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而是谁的方向比谁的方向正当的问题。理性的当然胜于非理性的,否则何来“人文科学”名号?如果学术理论都蜕化成文艺作品类创作,其效果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二三十年后得悉两岸热心跟随其理论方式者反越来越多,尽管不知这些跟随者的研究自信心来自何处?跟随国际理论时髦早已成为两岸人文学界共同趋向,其直接原因恰恰是基于职场功利主义(那么又是谁在支配职场走向呢?是你们人文学者自己吗?)。无论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趋向是:绝对不考虑如何首先检讨自身学术成果与得失(因其衡量得失标准完全基于在职场上是否成功)以及如何“改造”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新锐一代学者所思所想只是如何找到国际流行代表并紧随之以将其纳入个人职场规划内作为自身“学术实践”的手段。 我早已著文指出,此类人文学理界的潮流,作为人文职场产物,根本不可能成为认知学术思想实情或有助于匡正文明方向偏颇的方法。其得以自由表现的学院现象,不是像他们自以为是地那样源于自身独立的努力,而是有赖于职场保护,此与认知和触动学术现实毫无关系。在科技工商权势为你划定的校园自留区内“高谈阔论”,使你有一个“情思发泄”渠道,如此而已。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向却成为阻碍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有效阻力。此阻力实乃具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不再有“读者”了!试看:人人热衷于编程技巧的一代青年们,还会有余力和激情致力于思想理论创发吗?我们今天和这些新人类之间还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吗?而且,此种沟通距离难道不是具有顽强制度性基础吗?青年人如只会技术性思维,他们不过是正在成为未来机器人世界的螺丝钉而已。这是局势的一个方面,此一引起我们老一代人普遍忧虑者,却并没有引起老一代人自我反省的意识。“危机”的深重性尤其表现在未来物化文明即将到来的必然性上:我们都知道此一趋向具有的时代不可逆转性。此一特点可谓根本颠覆了几千年的思想学术轨辙:严密技术化生存控制了自由思想实践。 当此之时,何谓当务之急?仅只是退居山林到浪漫哲学家园里自安自慰吗?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生存呢?应回到先秦和古希腊的人性智慧根本:认识你自己!即认识人类,强化“人之学”的认知。因此有志者不应以寻求精神自慰为足,但也并非无事可做!有生之年追求自我真实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重要人生目的,而不必奢谈创新与改造大计。(理性主义者胡塞尔生前的伦理创新与建言,岂非全属空中楼阁?强于此者未必强于彼。我们关注某人一方面的成就时,并非同时认可其人其他方面的思想,岂可按照知名度来为名人树碑立传,以至于须“照单全收”)。像古希腊哲人所说“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就是人生目标,但当然不是仅通过复述古人言论的廉价方式完成。但要求你积极改善自身研学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化地以抄录古人和西人名论为人生目标。为此你须首先回归自身(求放心,良知学的本质都是此意),即不自囿于过往大师们的历史思维轨则(我们向古人学习的是其生存态度而非其过时的知识本身)。也即,今日善读孔孟王黄,不是让你追寻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的学术知识,而是追寻他们的生存态度。古人读书做官论都包含着违背孔孟教导的本质一面(历史上客观制度歪曲了知识论未成熟时的先秦伦理方向),但古代知识分子仍然实行着一种“辩证的”生活方式:区分其职场(官场)职能和其自身性灵追求;导致孔孟性灵之光与热本身得以代代传承,不至于中断。延至今日,此种态度正好可应用于现代人文学理重建事业之人生观根据。我们不是自我矛盾地倡导无用之论,而是深刻践行“尽其在我”和“朝闻道”的现代体践方式,此即朝向正确认知世界、人类与个人的永恒努力方向。而这是可以完全自行达到的目标。(历史的吊诡:我们努力研学以期最终有理有据地达至“自身无知”的体认。所安即在于此) 现代国学批评家无不保留其对论语的肯定,但颇多人不喜孟子。这是源于他们欠缺现代解释学意识,不知如何“正确”重读古文,即如何将其读解为现代世界语境中仍有意义的伦理性准则。孟子应视之为一种“伦理诗学”,诗学当然不可直意读解,而两岸国学大师们当初因时代知识限制只能按愿意理解孟子,也就将其照例视为现代政治道德学的守则。结果不仅失去了对旧学普适性深意的把握,失去未能从中得到促成人生观根本提升的机缘(这样的效用不是体现在熟读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践行上)。然而今日我们何须再从古人经验中吸取现代政治知识与智慧的启示?现代政治科学与历史提供的知识条件远远超越古代;重要的是超脱狭隘民族性历史局限,将其按照普适意(不仅于在中土而且在世界意义上具有的“普适性”)读解。自然也包括排除古代经典中的错误事理判断(如性善论,尧舜论等)。今日读孟子必须按此解释学态度进行。例如他关于神话人物舜的进退际遇与其人格“身份”无关之论,岂非正是一种为士者不为体制内加予的高低贵贱(妾妇论)而动心的人生态度(其人格身份不因偶然出处际遇而改变)?如是,孟子所谓的“大人事”岂非完全基于自身良知域之内的自我经营,而无关于其外事功上的得失?伦理精神的本质在内心,而不在外实践的成败。这样的区分不是妄图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性的知识偏差辩护,而是显示伦理实践学的分段分区的逻辑结构事实。这就是,伦理学归伦理学,自然社会科学归自然社会科学,各有其领域和方法,彼此不可混淆(本人对新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自信贡献在于:将伦理学剥离开道德哲学)。试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均倾向于内外学术实践混谈的习惯。这种历史习惯恰恰在学术现代化的今日应该加以摆脱。我们怎能时至今日还会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认知作为今人行为之指南呢?读者会马上反驳:那么孔孟难道不是同样古老且欠缺科学性推理的吗?这就是解释学的意义所在了。原因是孔孟伦理学根据的是自然人性论,而其他文明的思想家却总是要为伦理思想寻找各类外在根源或基础。(我虽同样看重大儒朱熹,但不认为其《集注》与《近思录》宜于与《传习录》中段并列,即因为理学家们企图为孔孟设置外在性理论支持。尽管其天论仍然是人论的变形,却易于被利用为伦理思想贯彻以外的目的。) 我与海外儒家学者的分歧也在于此。这是源于他们在历史艰困时期曾经延续民族性传统带来的自尊意识,此种意识加以地缘政治史的关系,导致他们形成了集体性的强烈自我价值性认同(其本质不在于“识真”,而在于“自尊”),于是对于此一历史情结受到他人的“评估冒犯”遂不可接受。尊师重道传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前者不论,后者可能完全违背孔孟思想(尊孔不是泥孔)。实质上,这样的谈论已非学理辩论而成为意气之争。另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对自身国内外环境中的名家大师坦率批评得失,他们则不行?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前贤“不忍”批评,而我们则可以?百年来学界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民族性任务呢?如果有,难道不是应该首先从批评老师宿儒开始吗?此一态度还不是因其阻碍了自己前进的问题,而是:如不提升现代认识论认知,就会反而因此错失了重新开发“孔孟之道”现代学理价值的机会(如果直意地重复古人旧言并欲将其实行于今日,就不仅是泥古的问题,而是错上加错,其荒谬不言自明。)。他们会反驳说:吾师的国学素养较你深厚百倍,你们何敢妄加轩轾!的确如此。但这是在“找碴”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我可以再反驳到:章太炎及更早的无数明清大儒的旧学修养比新儒家一代更为深厚,我们即可据此而对学术理论之是非进行评价吗?其极端例子是:有些甲骨文专家本其独自识认出的古汉语字义即自诩掌握了汉学的“源头”,因而自信满满,傲视一切;现代国学注释家的学问被认为是“实学”,却不知语史史料类研究不能取代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我曾在《儒学解释学》中指出傅斯年在国故学方面的贡献不如顾颉刚,完全无关于政治,而是指出“五四”时代和古史辨前期作为旧学批评前卫的傅君,很快就堕入了如何将旧学用于维护民族历史自尊心等非学术性目的上。我也指出,当时很多当代“兼通中西的大儒”都到欧美学界去探寻善本并宣扬国学。不仅胡适如此;寄生于海外汉学的余英时一代又何其不然!明明是寄生于海外少数族裔学职场,却利用两岸百年来崇洋慕外环境将此一跨文化教育学现象夸张为 “吾道西矣”的伪证据!此一几十年来被华人普遍接受的认知岂非正落实了一代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性格特质?)当然,这些现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种学术成就,但如将其人“圣化”,作为永久大师,供后人膜拜,岂非在阻碍学术进步。以职场人为设定的“成就”视为学术成就之证明,难道不是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理界的普遍误区? ** ** ** 以上信笔所言,并无新意,之所以在年终之际最后决定撰此感想短文,乃因一偶然事件的启发,此即缘于我不久前应邀为杜任之先生纪念活动撰写的一篇短文。此文简述了我毕生命运突变的关键性节点,此即因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头五年我有幸被老干部一代一步地从陋巷拔擢至官方学府的往事,今日回想仍觉此一个人命运改变之“不可思议性”! 如无此一机缘,我将至多成为一名自由翻译家而了此一生。对此,人们注意到的多半是我个人获得了工作人员身份后得以改善处境。其实我的感言与此无关,盖因属身外事也。我自此在国内外获得的各种学术机会,当然均源于最初获得的体制内资格。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机构会由于我自言有治学志向与能力会被接纳(我后来以“无业”身份参与国际符号学领导工作,自然也是源于早先的体制内资格)。历史的“吊诡”在于,我作为长期非组织化的游离者,竟然意外地被素以“政治正确”第一的意识形态机构录用。不仅如此,自我进入职场后,官方从来没有对我个人进行过任何政治性考察,从来没有涉及到这类话题,而是听任我继续我行我素,从而在极左猖狂横向十年之地盘上,为我提供了改变个人终生命运的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我在撰写杜任之先生纪念文时最为感念之处。从主观说如此,从客观看呢?我因获得此一体制外的特殊独立思考条件而获得以独立地获得对世界和学术的客观认知,岂非是个人是平生最值得庆幸之事。因为,我毕生因未曾在职场之内而受制于国际学术思想主流的裹胁,以达到独立的认知结论,包括达到对人类及自身认知局限性的体认。各类身外之事并不能成为生平遗憾的缘由,因所志不在此也。古希腊人所云“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最高有知”的格言,岂非也正是文明遭遇几千年来空前挑战之际最适当的座右铭?我们今日重新提出人本主义伦理学岂非正是践行此一“学为己”和“认识自己”(先秦与古希腊的两格言竟然如此一致)的适切方式?回顾平生,我得以幸运地(包括当大多数人都须被时代浪潮裹胁之时)将大部分个人时间与自由都用于践行个人学术志向,岂非最大幸福所在?而能够实际上坚守这一生存态度,岂非正是受惠于当初杜老等一拨老干部“阴错阳违地”赐予了我此一千里挑一的机会吗?(如果是知识分子当政,绝无此类机会!)不论个人志向如何高远,如无此历史关键时刻的机缘,之后的一切均不可能发生。“朝闻道”岂虚言也!正是长期处于体制外我才可更方便于不受世情与舆论的影响而得以践行个人特殊的志业。 现将纪念杜老文章列此,以完成2本篇感言。 李幼蒸匆匆草拟于2025-12-27晚 怀念高风亮节的杜任之先生 李幼蒸 哲学所现外室正在筹办纪念文革后首届主任、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首届会长杜任之先生的活动,并邀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如果其他受邀文章或许多从杜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角度立意,我的纪念文则会偏重于对杜老的个人感念。我与本来素昧平生的杜老个人的学术关系,确有些“传奇性”。杜老在“文革”经历多年秦城遭遇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立即投入他于文革前长年负责的现代外国哲学科研的重建事业。在此期间,1977年底于一次偶然的拜访交谈后,他即将十多年来在陋巷读书而脱离社会的我,几乎一步拔擢至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担任研究工作。此一个人幸遇,遂开启了我后半生参与国内外哲学与文史理论研究的长期历程,并最终实现了自己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平志愿。而这一切都肇始于杜任之先生早年对我的不次提携。几年后我还成为哲学所第一位公派赴美访学的研究人员,从此开始了个人参与国际哲学与符号学等学术活动的机缘。从个人角度看,杜任之先生于我可谓恩重如山。兹逢现外室筹办纪念老主任杜任之先生之际,特撰此文,略述我与杜老的学缘并表达个人感念之情。 ** ** ** ...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5,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忆往叙实
2025文集出版资讯-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文集书讯网刊前言 AI 时代人文书写与发表,目的已不再是为了与人。交流和讨论观点的异同。因世界的文化生态已然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广大人类和青年群体都已成为不耐读思想类书籍 文集书讯网刊前言 AI时代人文书写与发表,目的已不再是为了与人。交流和讨论观点的异同。因世界的文化生态已然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广大人类和青年群体都已成为不耐读思想类书籍的一代。作者也就失去了与未知读者沟通的必要,更不要说企图取得读者的认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著述和发表呢?可以说,这是“知不可为之而为之”生存态度的时代性表现。从更深角度看,继续综括时代情境,发现问题,留下个人意见,其本身乃仁者身内事,自古以来即不因外界状态变迁而随之或进或退。仁者一切动机均发自生存本能,故可自行决定行止:“进亦进,退亦进”。自强不息乃萌发于内非受动于外。此一态度自然完全对立于唯物质主义的新文明方向,对此已知之矣。 本文集收集近两三年来的文章,汇为一册,留下个人最后时期思考之内容。白象出版社虽然谦居出版界亚流,而其坚持出版任何独立思想不予干涉的政策,十分可贵。几年前白象出版了我的5卷繁体版《李幼蒸学术文稿》,今年又出版了我的学术生涯“大事记”:《仁学知行录》。(均同时有电子版和纸质版)趁此尚有余力之际,遂乘兴将近年完成的文章汇集一卷出版。不为与人沟通,仅为留下言者思虑痕迹;固是为己之举,非为人也。本网文包括文集目录及前言,大多数文章均已在大陆正式及非正式 发表过。文集毕竟可收藏于台图书馆,或可望绵延其脆弱之存在也。 李幼蒸 (于长期卧病医院返家后,时年88周岁)2025,7,17 《AI时代人文科学危机》 —新人本主义伦理学论集 李幼蒸 台中白象出版社,2025 (一)新阳明学 —-从历史符号学-解释学角度解析(2021) 纪录片观后谈起(2024) —从“中国符号学论坛”网站结束谈起 (三)现代人文学术理论 ——从个人曲折相关经历谈起(2023) (四)随笔文 (五)学术回忆 —-略谈“什么是符号学?”之问(2023) 《AI时代人文科学危机》台版序言...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5, 2026
阅读文章
Category:
忆往叙实
仁学知行录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仁学知行方略图 (学术大事记序稿) 近日网载,哈佛大学又在继续消减 30 项人文科系;同一倾向正发生于全球各地。今日所谓人文科学已完全成为职场工具与渠道,人文学者作为职业 仁学知行方略图 (学术大事记序稿) 近日网载,哈佛大学又在继续消减30项人文科系;同一倾向正发生于全球各地。今日所谓人文科学已完全成为职场工具与渠道,人文学者作为职业人身份随之而定。我在英文近著中指出,此一情况实乃今日科技工商至上文明发展之必然后果。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环境(一个物质全方位压制精神的时代)。从遍布各地的学职一体的人文学界看,不同的社会环境(尽管种族相同)仍有不同的经营人文学术之生态,尽管彼此使用着相同的语言和资料,但各自对其人文学术的“经营法”可大不相同。此一学术社会学的“用法”,才是决定着学术社群间不同治学方式与风格的关键性因素。学术生态或者千差万别,但其间仍然存在的统一性是功利主义。决定着此学术身份功利主义统一性的则是全球化时代共同遵行着的科技工商唯物质主义大方向,以及普适存在的以学求利人生观。从学术社群整体来看,学术生态因受到学术市场化辖制而日渐萎缩,其作为学术商品的价值自然会不断降低,因而才出现了所谓的人文科学危机。此危机情态,表面上固为职场危机,本质上则是人类文明演化中的精神文化之危机及其载体人文科学之危机。这也正是我本人此生赶上的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人类全盘“物化”的危机。 我在行将九十之际回顾平生学术实践,意识到自己的治学方向始终处于各类体制之外,也即职场之外,因此个人观点并未受到时代学术市场化规律制约,也就未受制于职场内竞争求利规则。这样一种处于体制外却可关注体制内的学术实践之个体际遇,乃缘于纯粹历史之偶然。如果我没有1977年后那5年的特殊开放期间所获得的大陆组织内的“加持”,就不会有其后自己在世界上认识西学和反思国学的条件和能力。此一历史的反讽,使我得以有幸占据一独立的视角,去客观地观察和领悟人类精神文明面临的空前挑战。我在此“学行大事记”文稿中概略描述自己一生学行过程时,动机与目的自然与任何体制内-职场内之常规不同;即我不追求职场成功和学场名利;也没有一个争取社群认可的期盼;相反,我所追求的仅只是:坚守知行方向正确性,以及将此个人努力经验录存于世而已。在此意义上,我的治学观遂使我可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目标的内在性基于我自己。简言之,态度和方向的正确性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具体成绩),即为最终之标准。此言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引自《论语》中的“射喻”:重要的不是穿透的力度大小,而是射的之准确性本身(“学为己”之深意亦在此)。这样的以认知为目的的人生观和治学观(“朝闻道”),自然也就异于今日遍布全球人文学界的以学求利世界观。 以下概述的毕生学行图式,相当于一套学术实践方略,虽然不合于今日功利主义时代的治学观,却合乎仁学伦理学原则。大家注意到没有:《论语》中的大多数(具有人本主义永恒性的)伦理指令句,都是与全球化科技工商时代的文化与学术原则相抵忤的,却奇特地与现代人文科学理念充分一致。此种历史理念与当前现实的张力关系,岂非反映着今日人类精神文明危机中最突出的特征。现将此一知行方略图先行发网,权作为陈述九十年来一以贯之学行轨迹的(解释学的)支架。 1977年之前(前半生):求真至上 动机:追求对人生与社会真实之认知 目的:不断增加对现实与理论的认知能力 方法:独立研读:哲学,文学,历史,外语 态度:脱离社会,独善其身 1977之后(后半生):求真至上 目标:1. 研习人类现代人文科学整体概貌及理论前沿 2. 根据“古今中外”思想汇通原则,推进国学现代化研究 3. 将中华仁学与现代人本主义伦理学汇通 4. 在AI时代,朝向人类新人文科学建设 方法:1. 按照跨学科方向探讨人文科学理论 ...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5, 2026
阅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