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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2-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2 (简论人文学理革新实践之辩证思维法) 【小序:法国十九世纪天才数学家-群论奠基者-伽罗瓦,传说死于个人荣誉决斗,时年21岁。本人早年读其小传时,其人浪漫事迹即成为本人的一个长期存在的认识论-实践论问题:科学性数学事业和社会 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2 (简论人文学理革新实践之辩证思维法) 【小序:法国十九世纪天才数学家-群论奠基者-伽罗瓦,传说死于个人荣誉决斗,时年21岁。本人早年读其小传时,其人浪漫事迹即成为本人的一个长期存在的认识论-实践论问题:科学性数学事业和社会性荣誉事业,二者本来毫不相干,却经常混居一心之内,不时造成人生选择的价值观困扰。传说如未必是真,类似倾向几千年来则无处不在。本人以前特意提到的与何先生在德国时的“小辩”主题亦为另一例:文明体的科学发展事业和突然加予的社会危机事件在历史上同时存在时的价值观和实践论的选择智慧问题?这也是本人提出历史1 和历史2的理由之一。今日在扩大的国际语境内我们又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本文主题相关于此又不限于此,新春来临之际,撰此小文,仅供思考。】 学者的动机、目标、方略和眼界,决定着其研学过程中的“设问方式”(动机,方向,内容,风格,效果),而这一切又与其认知环境和条件息息相关。同样的方向和目标,因时空环境不同,相关研学策略和模式亦必然不应或不尽相同。首先,让我们举两个直接相关的例证。 自抗战以来延搁的40年以及文革停歇的10年,曾为我们造成了大量知识空白及欠缺,这自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急于“知识补课”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日之时空环境与彼时的时空环境已然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在主观态度上,在方略选择上,泥执于过去,以便一一重复过往耽误和缺漏的知识内容。于是,一种有趣的“研学辩证法”智慧问题出现了,即在追补过往旧学的过程中应在此作为“误学的后来者”处境的“负面”中(辩证地)瞥见其“正面”因素,从而在正负面因素互动实践中来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选择性补课”;也就是不必逐一重复历史上逝去的学术思想内容和步骤,而是通过“边学习边分辨”方式来对“学术历史内容”进行有效的删选,也即相当于对此阶段发生的重要学术内容,以批评审视的态度,进行认识论、价值论上的分辨,以达“存优去劣”的研学目的,这样即可大大简省待补学的内容,甚至于可在某些方面达到“后来居上”的效果。另一方面,之所以称之为“辩证的”(我们经常用这个古代玄虚的词表示一种现代经验性、实在性的特征:善于处理对立事物间的互动作用)乃因,这绝对不是要学者“投机取巧”行事(如“多快好省”式的忽悠),反而是为了借助于今日自然提升的认识论原则,在考察前人成绩得失的基础上,来更有效地吸纳前人的知识。为此,首先要求学者大大提升自身的研学志向和强化研读意志,有效调动精神,以期比前辈们更主动、更自由、更适切地整理前人的认知成果。当然,“补课”部分的任务绝对不应错解为进行自我敷衍或“避难就易”,而应看作是优化自我知识吸收的智慧策略(借助今日思维水准和逐代自然增加的经验对前人成果进行去伪存真判断)。“辩证性”的实践方略,甚至于也不是单纯为了“节省时间”(毕竟人生有限),而是体现着一种能动性的、真实创生性的积极向学态度。另一方面,不容否认,这样的“智慧性删选”策略必定也舍弃了一些虽有用或极有用却因相对地“少利”而不得不“割爱”的部分。对此例子而言,所谓实践智慧必然是指在限定的环境与条件下实行的“最佳得失选择”,所得之中必然包含着所失,实践学的要义是在所得与所失的相关关系中择取“最高可能利得”。 如果上一节相关于今日中国学者对待过往六七十年滑逝的人文学理知识的选择性、批评性、删选性的“补习”方略问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更为现实、更为切要的“研学态度学”智慧问题,即一种“面对国际人文学理主流”时的辩证式研学策略观。上一种研习实践问题的意义,其实并非仅源于因时间贻误的补课问题,而是也与本节谈及的研究当代人文学理的正当态度问题相互一致:那么,今日中国学者应该如何面对国际主流理论学术与海外华裔人文学术呢?首先,我们当然都须认真研习对方的重要学术成就,其中自然也相关于上节谈及的同样的选择性、批评性、删节性的适当策略原则之坚持。以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仅只是洋学历之具有绝不足以担负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知识论储备任务;我们甚至于进而指出,关键尚不在于作为国际主流学者之学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学术成就与主流导师水平自然差距一事,而是在于国际人文学理主流本身的“成就”也是应该加以批评性审视的,不可盲目地对之亦步亦趋(如果同时注意到主流舆论对今日世界人文科学危机或哲学危机的谈论的话;我们中方学者是仅以重复国际主流的相应批评言论为足呢,还是应该在此危机现象的启迪下更认真地进行独立思考呢?)。这类问题,本人在前一学理析真文系列文中已然多有讨论,无须在本系列文中赘叙。本节的、乃至本文的主题则是一个更具有认识论和实践论挑战意谓的“特大问题”(对于中国人文学理研究者而言)。我们必须勇敢直面当前西方人文理论主流的现状,各派之间的相互批评,以及我们作为“国际职场局外人”的直接体验,也就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是:必须深入认知今日西方人文学理的弊病与盲点何在;我们不可因为各种认知技术性的差距而认为“他们的问题”不必是我们的思考研究对象。不,这正应该也是我们首先要研究的课题,为此,我们才会产生更认真地努力以增加自身的认知、批评、判断能力的觉识和意志。除了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所谓三论)角度研究我们正在研习的西学对象之利弊得失外,还应考察导致此一状态的主观性原因何在?即国际人文学者的治学态度问题。治学态度含二义:一是公认的技术性水准问题(此种差距是客观存在,一切技术性成就都是我们无可怀疑地应加以学习的),另一是其“三论”之持论的主观前提倾向之合宜性问题,也即是:在今日全球化功利主义学术制度下的个人竞争主义态度和立场问题。上述利弊得失在多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其个人主义态度呢?本人曾经在国际会议发言中指出:“你们所认可的高端学理成就判准之一,所谓‘独创性’,难道不是在既定制度框架内核准的独创性吗?所谓‘独创’不是仍然须相对于客观限定性制度规范加以规定的吗?”个人主义并不等于学术自由。前者是指个人利得至上,后者才是指精神创造的自主性。而人文学术生态中的个人主义也是由竞争化客观制度所决定的。国际主流人文学者均须采行(功能性的)个人主义(学派与机构的貌似“集体性”,不过是扩大的集合的个人主义)才能够经营学术市场内的竞争事业。而此一“学界规律”也就必然将治学方向从学术内在的真理标准转化为学术市场竞争的功利主义标准。结果,“独创性”也就蜕化为某种“商标独占性”。古代人文学术的精神独创性也就演变为今日学术商业化后的“商标有效性”。 前两节所谈的都是在当今国际统一标准下进行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问题。这类讨论不仅是假定了学术实践前提的统一性,也假定了学术实践认识论-方法论的一致性,至少大体上类似于今日世界上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前提和方向的全面统一性或一致性。我们的问题首先在于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方面的学科学差异性,予以更适切的分类,也就是特别关注三者在基础、前提、方向上的多维区分性。其次,本文直接相关的课题是:在中华文明体的历史、社会、认知的具体特殊性状态下,中国人文学理与国际人文学理之间是否应该维持上述多方面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表面上看来,答案应是肯定的,否则就谈不到留学制度和就业制度的跨国统一性历史的存在了,也就谈不到动辄谈及“向国际标准看齐”了。留学生们和外语界出身者们,以及他们的直接间接的国际导师们,都会这样认知,并都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于中方的“同业”,并可获得中方主持学政者的认同。(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人以上哈佛牛津为荣,并可因此而具备国内外就业的优势)。以往本人与留洋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按照相同的判断标准留洋者的水平未必高于未留洋者。(就理论翻译而言,可以说大多数均可验证确系如此,此乃因留学期间的严格学分制度可能反而导致阅读范围窄化,以及中文锻炼[阅读和写作]机会之减少)然而,最近以来,在总结了三十年来本人的中西人文学理交流的具体经验后,突然产生了一种“认识论飞跃”:即,即使在人类统一的科学理性框架内,就具体的人文科学实践的前提、基础、目标、方法系统而言,二者之间一方面未必应该统一,甚至于必须摆脱“实践论统一”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勇于提升对自身和对世界全局的人文精神实践抱负的话,就会自然产生一种“精神理性实践”界域内的“双层理性结构”认知:一方面,作为现代地球人,固然必然遵行一致的精神创造方向和统一的学术实践的理性框架(类似于、平行于自然科学实践,后者早已实现了全球统一化);另一方面,人类不同的精神文明史历程和与之相关的时代精神任务却导致出现了一种在精神创造领域内的“实践分类”(分工需要)意识;也即中西人文学理世界间应该存在着一种“有分有合”关系。即按照一般理性原则,在全球化时代,在自然科学彻底普遍化状况下【在今日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内,除了自然科学发展史或形成史外,不会再包括来自中国传统的“准自然科学”知识了,如像现代中西医并存的那种状态似的。所谓物理理论家的“道家感悟,佛家感悟”等都只能是严格科学思惟过程外的“灵感触发”机缘而已,如果现代道学家们以此来自洋学的片言只语作为自身具有超越高端物理学的“慧根”,就太过自我多情了】,中国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目标首先是要形成和实现一种“普适的科学理性”性格,否则就不可再冒用“人文科学”标称(所以传统型的“儒学”及“经学”研究,都不一定是“科学性的实践”,虽然也是一种“精神文化性实践”,但作为现代学科名称的 “国学”,与作为传统学科的“儒学”、“经学”不同,必然应该是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的(如以前的国故学即应是现代科学)。否则难以与其他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进行有机“沟通”。我们的传统学术研究者们一定要明了这个“学科学”的认识论-实践论辨析问题)。但是就人类现代化人文科学整体来看,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不同的精神文明史在朝向各自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建设的任务中,历史的差异性(兼含历史条件的限制性和历史条件的优越性两方面)会导致其各自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建设采取各种“异同互见的”实践学系统。这样的相关差异性认识,一方面源于各自的学术实践上的优劣条件不同,因此各自追求“各自的最佳方案”的形式也自然彼此有异。但是本文要指出的不是各自在国际学术竞争中的“优胜劣败”策略选择问题【如某海外宿儒曾以权威口吻[仅因其具有极为普通的洋学历和洋职位]声言,身处异邦我们不必与人争西学理论之长,而应以中华独有的“清人考据学”与其一比高低云云。虽然他们既无明末清初国学家那样的旧学基础又无与现代文本分析法相关的基本知识,其言其论,处处都是仅据汉学学园具体条件得出的实用主义结论。这就首先大大窄化了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的目标与志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如此“自信自傲”的!】,而是相对于各文明体的精神实践过程的具体需要问题。然而,连这一点具体性原因也非本文主旨所在。本文论点提出的根据是:正是在上述“一级理性实践”的理性原则上,即人类整体精神实践发展的“整体论认识论需要”上,出现了一种不同精神文明体间在现代化人文科学建设中的“合理分工”的需要性。其整体论的结果是,此一在“次级理性实践”分工战略层上的有分有合的国际合作实践,会最终有可能导致人类整体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建设综合水平之提升。因此,学术战略分工在高层次上是有利于各个不同文明体的人文科学发展的。本人2012年在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发言的主旨就是提出一种“理性类型学”:存在着不同的理性类型,而非仅有一种理性类型,两种理性传统在更高层次上固然具有“一致性”,但在次级理性实践层上彼此的前提、原则、方法和方向都会有不同的历史呈现。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国际符号学学会活动上会经常提醒西方同行:要摆脱西方理性类型唯一论,即希腊罗马-中世纪神学-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本主义-现代多元科学理性的理性谱系论。由于他们习惯于西方文明理性认知一元化思维,就很难切实把握东方历史实践理性的“合理因素”内容。【黑格尔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贬低和法国启蒙主义时代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称赞,表现出了不同的知识论背景。西方哲学是西方理性一元论的典型学科,所以它只能把握西方逻辑主义,从康德到胡塞尔均如此。而法国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由于侧重于社会文化研究的实证主义,所以可放松其唯一逻辑理性原则而关注到非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表现。)    4.对于当前国际人文学理主流实践观与价值观的冲击与挑战 然而前节的合理结论不仅不会为当前世界人文科学主流接受,反而会招致其误解和反对。其原因有三。一是直接源于不同精神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史惯势与偏见的存在,它使得彼此之间难于在认识论-实践论上达成一致。二是,在当前科技工商文明形态主导的态势下,主流人文科学的性格已与传统上的朴素理性实践方式大相庭径,商业化的功利主义今日无所不在,人文学术已然演化为在精神活动领域内争强斗胜的手段。因此,在本领域内占据首要地位的治学标准已经不是“朝向学术真理”,而是“造势的有效性”了。所以任何不同于当下市场流行的学术实践格局设想,都会被视为有损于主流学术权威集团之“权势持有度”,从而成为其“竞争对手”。第三,更为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国际主流人文学理权势集团在全球化功利主义大环境下,根本欠缺着创造性提升自身人文学理认识论的潜力。即他们根本并不具备新时代创造性的、革命性的认识论革新意识和能力,而是只能全身心地嵌入主流文明史路线格局中,没有对其超脱的客观可能性。本人在2012年南京符号学大会上提出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理性类型观,实际上已然包含着上述两级学术理性实践模式:在总方向上要排除现代虚无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而采取全球化时代普适的科学理性大方向,但在各学术体的实践中(主要是西方和非西方学术史系统之间)要创造性地形成非西方学术体的特殊实践策略系统。(如“中国符号学”学科的创立和“历史解释学”学科的创立等)然而那时(6年前)以及后来本人在西北师大马院经典解释学中心讲演中(4-5年前),我还未曾更为彻底地思考到:这样的认识论-实践论革新意识应该超越中国学者研学现代西学学理的实用策略性得失思考水平,以进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广的界域内,从战略性角度,来深化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构建的方略问题。换言之,这就是,中国理论学者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最高原则和最宽视域来设定中国学者对当今人类人文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应担任的角色。    5. 当代国际人文学术与商业化时代的制约条件 今日国际人文学理研究生态的复杂性,既相关于人类知识和思想的空前丰富而复杂的信息积累,也相关于时代社会状态的变迁:现代职业化的学术实践已然被紧密纳入全球经济中心化制度,受到学术市场的全面控导。人文知识的科学认知问题和人文知识的市场价值问题掺混在一起,从而模糊了人们对人文学术世界生态结构之认知。更为复杂的是,学者的心态与行为亦存在于此二不同价值维面形成的张力场内,失去了自主意识,从而只能顺从于张力场内波动之挤压。我们的问题于是必然为双重的,而非单一的:一方面必须首先调节学者心态的主观方面,另一方面才是反思学术对象发展的客观问题。本文主题属于后者。就后者而言,本文也不是相关于中国学术史上发生的各种特殊问题,而是主要相关于国际人文科学倾向问题。或者准确说,相关于中国学者应该如何面对世界主流人文学术而坚持“选择自主性”的问题。即这个“自主性”本身的规定性为何。与本人以前讨论的相关课题不同的是,不仅是不应该对国际主流学术理论亦步亦趋或对国际学界名人追星崇拜,而是要更为彻底地去检讨国际主流人文学理实践的环境、结构、方向、方法、动机、目标等本身的优缺点和局限性,并参照此现实国际生态来规定中国学术对其参与的目的和方式。为此,首先随之产生的一种认识论-实践论的“觉识”表现在:与科技工商政研究不同,不能把人文科学的国际生态视作绝对的目标和典范,不能把相关国际学术权威当做具体的模仿对象。除了其学其人的学术性成就的评价问题外,对于由其人其学的“市场地位”形成的准商业性价值记录,尤其应该保持距离,不可遽尔将其学之“现时市场效果”视为可靠的长期学术成就而加以接受和继承,也就是更不可将其人其学代表的国际人文学术格局与轨辙当做今日普适的学术实践标准。本文所要特别提出的就不仅是:如何合理地、选择性地吸收西学西理问题;而是进而提出:如何对国际人文科学事态的各种结构性参量(历史,根据,目标,风格,方法,制度等等)独立自主地进行检讨,并在此宏观的、战略性的批评检视中,重新规划中国学术的发展路线与方略。这样的维持“国际距离性”态度的一个附带效应是克服国内专走“洋学关系学”者非常易于构建的那种内外学术权势共建以形成跨国学术垄断的态势。(本人在“人文学理系列文”中多次谈及的现代文科理论留学文化的一个最大后遗症是:洋导师和中学生之间自然形成的互利型国际学术权威体系的营建文化给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带来的严重窒碍。)    6. 当前国际人文学术态势与中华精神文明传统 这样彻底的批评反省态度(这是今日国际上尚未少见的)当然根据于我们信奉的科学理性原则和发展人文科学理论的诚心(如今日新阳明学只有针对这样的人文学理目标才能体现其跨越时代性的永恒思想力度)。据此我们才能不难发现所谓现代国际人文科学理论虽然成果累累,但其身份与问题多多,有如处于发展危机之中。如以 “乱邦不居”为喻,我们怎能安然地将毕生研学事业挂靠于其内呢,或被动地受其无序生态所拨弄呢?那么为什么其他非主流学术界不提出类似的问题呢?因为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西瓜偎大边”,趋势逐利而行(包括中国新儒学也在逐国际汉学之势而行)。这就是“和国际接轨”,其本质即“趋炎附势”,“人云亦云”,而其成效仅须验证于“为国际权威认可”【最可笑的是:将中国学术与国外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然“传承关系”颠倒过来,遂成就了“中国学者要向洋学者学习‘中国学’的时代性扭曲”。须知,德法学者与国际上的他国研究德法学的学者之间都是维持着此自然的“师生关系”的,而偏偏是泱泱大国的中国学者非要如此发挥民族性的谦虚美德而将此传承关系颠倒过来不可,也即往往会为一个 “母语差异性”现象所制,以至于见到说洋文母语的竟会产生“自惭形秽”!本人多次举出类似例子批评,当然不是针对具体留学学科优劣问题而言。出于现实可能性考虑,到海外研习汉学也是有道理的。指出此高低判断颠倒现象是纯粹从中西人文学术互动关系整体态势而言的】。而在学术高度市场化的今日,所谓学术权威相当程度上可相当于“品牌”之流行。“名牌”即“权威”,权威即影响,影响即现行国际人文学术生态之跨界繁衍。由于百年来的商业化文化的逐年发展,学界内的学术真理问题已然大幅度地转化为学术准商品的市场效益问题;人文学术越来越成为“人文类职业”和“学术类商品”,对其“品质”或“商情”的衡量当然也是越来越符合一般商业化生态的原则。学者对作品成就的评价,自然也是根据其文化市场影响力大小决定的(点击量,销售量,排名榜),而根本不涉及学术思想本身的内在价值问题(科学真理程度问题)。以文学文化比喻,今日畅销书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相关市场行情,尽管人们知道所谓畅销书恰恰是思想性、学术性质量最差的一类。所谓名作家,其品质也完全可据此判断,“畅销性”即“通俗性”之别名,乃至于经典文学作品反而成为市场上最廉价者。就哲学言,试看百年来西方哲学界的一波又一波的“流派”此起彼伏,其功能完全依存于社会文化界之“趣味流行”,哪里会都涉及到什么“科学真理”问题?学术机构,权威中心,出版权力,学派经营,所有各种制度化的学术实践发展【这些都是中西古代学术史上没有的;历史上,学者思想家们是依据思考兴趣而聚集或交流的,以便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以学为乐,如此而已;现代以来则是读书人依权仗势而行,以合伙取利为目的,学术实践背后的驱动力主要为物质性利益之追求】,都最终体现于对“学术权势”之谋求(有如古代一些教派貌似追求精神目标,而实则在合伙营建“信仰权势”系统;社会性权势追求的成功,平行于信仰性权势追求的成功;山野人士的‘野心’并不比在朝人士小,彼此不过是野心类型之不同而已!)。那么,中国学者如果以参加这样的学术集体并按照其方向和目标生存与实践,即将在此等级级次上步其后尘,而成为“学术名利权”的贪念者。...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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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人文科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从文学到人文科学 论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人文学术类型之解释学转换 李幼蒸 (刊载于《国际儒学论丛》 2017 年第二期,山东社科院) 【网刊重发补序】 今晚突然获悉刊载本文的山东社科院《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二期)已经出版,遂决定马上将文稿上传互联网 从“文学”到“人文科学” —— 论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人文学术类型之“解释学转换”                           李幼蒸 (刊载于《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二期,山东社科院) 【网刊重发补序】 今晚突然获悉刊载本文的山东社科院《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二期)已经出版,遂决定马上将文稿上传互联网,并附此小序,权作简短的新年寄愿。本文主旨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广义“文学”,经“解释学的理解转换后”,其“历史身份”应相当于现代中国的人文科学。传统中国文学是民族性的,大体无关于世界上同时存在的他国文学,现代中国的人文科学则是世界性的,即与人类其他精神文明充分沟通后的一种“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形态”。正在参与并融入人类大家庭的现代中国精神文化,唯其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所以(仅从技术性角度看)才可能有效地影响世界和人类精神文明进程。但另一方面,今日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口号的深远意义,不仅相关于中国,也相关于世界,而此口号语句中的“复兴”一词,比起可能的替代词“发展”,更具有特殊的深远意涵。“发展”可指任何方向上的、包括重新构想发明的任何未来的内容与方向,这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历史的当前中国文化规划而言,自属当然之理,毋庸赘言。而“复兴”一词则涉及到过往既定历史中的“史实限定性”:所“复兴”者必然须是曾经存在者。本文指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非指社会政治历史),在内容与性格上是与建立在西方科技文明基础上的“全球化”世界文明形态不同,其中心(即三千年中华精神文明的中心或基础),不是现代化的科技工商,而是传统的“文史哲艺”。所谓“复兴”也者,所复兴的传统优秀文化,不可能再指远较现代社会文化成就落后的前科学时代的物质性文化(更不可能是指“复兴”封建帝王时代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再指今日我们作为艺术品加以欣赏的、主要为广义感性美术品的历史文物。那么,所欲复兴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指什么?十分明显,应该是指三千年来创造的高端“文史哲艺”作品遗产。和物质性的“历史文物”不同,它们是具有永恒精神价值的(而非“玩赏价值”的)传统精神文化瑰宝。如果所言不虚,那么所谓“复兴”是否即指我们现代人应该照猫画虎地去模仿古人精神文化作品或当时的具体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呢?当然不是。不仅不是,而且如果把模仿和泥执古学就当成是在从事“精神复兴”,那就反倒成为了中国古代先贤的“不肖子孙”!中华精神文明之所以在世界上成为唯一连续积极存在的精神文明体【不只是单纯生物性地生存着,而是在精神文化领域创造性地生存着,不仅是在历史盛世积极存在着,而且是在历史衰世时同样积极存在着。这才是几千年的中华仁学人本主义精神生命之真髓!】此正因为其精神生命中内涵着“与时俱进,与时更新”的民族创造性的“精神生命基因”。因此,所谓“复兴精神文化传统”,当然是指复兴其精神,其动能,其方向,其优秀价值观,而非指简单化、机械化地指模仿祖先文化创造之“内容实体”!正是一门“中国解释学”(以及特定意义上的“中国符号学”,而非西方的哲学解释学及今日“国际符号学职业”)有助于我们可能超越模仿与泥执,首先完成一种观念上的二分法:基于永恒人性的“精神实质”(这是我们必须要直接继承的)和基于历史变迁的“创造成果”(这是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的)。精神实质当然是体现在创造成果上的,所以,进入、接受和继承“精神实质”的不二法门就是研读各种“历史成果”。研读和继承传统精神之后,必然要转而致力于现代化的推陈出新。因此本文试图论证:中国古代的广义文学形态(作为传统精神文明之中心),必然应该在全球化新时代,新世纪,演化为“现代人文科学”形态(作为全新文明形态中的精神文明主体)。传统中国精神文明中的“中华思想”之载体如果是广义文学(文史哲艺),那么现代中国精神文明中的“中华思想”就应该建立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社会科学作为纯粹现代的产物与人文科学在构成和作用上有所不同,此处可不论。而现代人文科学则同时包含着其传统上的“文史哲宗艺”和诸学科的现代理论化发展。正是在此“历史与现代共治”的人文科学领域,中华精神文明传统含蕴着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永恒历史精神资源。此精神文化资源,正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主要践行对象和思考环境;正是中华精神文明可能对世界整体精神文明的未来做出创造性的、引领性的、甚至于是方向性的伟大贡献。此外,从全球化角度看,也正因为全世界今日唯一关注与热衷者,均为物质财之发展,以至于当代国际人文科学生态每况愈下。当此之际,起衰救弊,挽狂澜于既倒,岂非正是中华精神文明传统今日发扬其“舍我其谁”宿志之时? 李幼蒸,匆匆于旧金山湾区寓所,2017年12月31日晚十点。 From “Literature” to “Human Sciences” —An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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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析真系列(5):再反思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之长期效果?-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学理析真系列(5):再反思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之长期效果? 当代阳明学深义:重新审定人文学术之国际标准 【概要】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的正面效果(在现实学术域)明显,无需论证,而其潜在的长期负面效果(尤其在宏观视野域)则鲜未世人认知。因为学界仍然不        学理析真系列(5):再反思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之长期效果?                 ——当代阳明学深义:重新审定人文学术之“国际标准” 【概要】百年来文科留学文化的正面效果(在现实学术域)明显,无需论证,而其潜在的长期负面效果(尤其在宏观视野域)则鲜未世人认知。因为学界仍然不习惯于“结构性地,解释学地”分层、分域、分方面、分时效地思考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如果仅只将几年间的留学生涯视为回国后继续进行正常努力之基础,自然就不会有任何负面效果问题。但如留学博士自返国后即在目前主客观两方面现状下,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人文学术商业化发展的总局势下,功利主义地“顺流而为”,那么在人文科学和精神文化建设事业规划的“战略层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民国初年留学文化中尚不会产生的一种整体性的负面影响。后者足以干扰中华精神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潜力。对此宏观视野领域内的人文学术战略性问题,则不可能根据当前“国际标准”加以认知,也不可能从学人对西理话语的“逻辑美学吸引力”感受上悟解。新阳明学的最深时代作用即在于切入此一全球化历史阶段中的时代性大课题。本系列文经常谈及“宏观视野”和“现实学术”此对比式的实践学认识论两范畴,因学者对二者的“参与”方式,也决定着学者个人对于现实类别、课题类别、理论类别自发感兴趣的程度。两种治学观立场产生了两套不同的“轻重缓急价值观”和两套不同的关注与爱憎范围(今日“幼、小、中、大、研”诸阶段的共同“应试主义”[ 论文写作和核心刊物刊载,都是变相的应试主义] 反映出当今学子多么欠缺“宏观视野”兴趣!为什么?应试主义的本质在于:学子受动于“唯私利本能”!有了“宏观视野”气度,物质利益方可被视为“身外之物”,而相关于人类精神文明前途的貌似“玄远”问题,反而可成为“身内之物”。古代大文豪,大思想家无不如此。而人类历史上惟今日才把“物质财富”问题看作人生第一要务!本人在湾区度过整二十年,每日大家最关注的话题就是:理财之道;房价,股价遂成为第一重要资讯(其次则为影星、球星、脱口秀等名人琐事)。人,今日真地普遍成为了经济动物(并为此而自得)!那么,物化是否即是异化呢?时当全球化时代大部分人文学术已蜕化为纯粹职场营生活动时,本系列文自然仅只可能为当前及未来业内业外少数真正有志于人文理论建设事业者所关切。本系列文的假定读者,甚至于是二十年后的有心读者,如果人在与机器人和准机器人的未来“较量”中仍然残余下“有识之士”的话。(机器人之“知”自然会与日俱增,但永远不会获得“良知”;良知乃人之本质,良知者,伦理性之知也。技术人员只有“功利之知”,其所设计者岂能超越此层级?)真正的画家直抒胸臆,根本不考虑其“买家”问题,吾辈献身于人文理论建设事业者,难道却要曲意迎合“现实买家”之趣味来作为立身行事之标准吗?什么叫身内之物,什么叫身外之物?精神世界之乾坤岂非由之而定是非乎。                                               **    **    **   **    ** 今日我们在读一篇“欧美游记”或“留美日记”时可能并无多少新鲜感觉,而今日重读百年前、八、九十年前的同类文字时,却仍感津津有味。彼一时此一时,“语境”(历史,社会,文化,知识)变了,“意义效果”随之而变。但此“受取意义”有两个层面:或以当时语境为读解背景,或以当前语境为读解背景;二者的“意义效果”是不一样的,虽然“语境换挡”按钮都存在于一心之内。换言之,读解态度的选择,决定着读者“利用”文献的效果。对于今人阅读古籍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批评有些国学家有“泥古”倾向时,就是指他没有处理好“语境换挡”和“态度换挡”等思考合理化前提问题。新时期以来,新青年一代在思考与企图重建中国新时期文化、学术、思想新方向时,曾经(其实至今依然如此)主要采取将目光直接返归于二十世纪头半叶的思想文化史,并将那时的“黄金时代”及其前后三十年视为最贴切楷模,并以该历史经验作为今后文化学术重建的主要参照基础。这一“角度和方向选择”的社会学现象,反映了两桩历史事实:其发生的现实合理性缘于“十年全面失学”导致了新时期青年看待“头半叶”有如“思想新大陆”一般,什么都是值得关注、反思和效法的(主要实践者多来自中文系和传媒界);而其发生的“不合理性”在于青年一代(出生于“后半叶”者)欠缺对当时的“新语境”为何之直观体验?(它不仅应当包括那时属于全然未知的世界文化现状,而且也应包括抗战以来流逝的相关历史过程本身)虽然“开放”迅速引进了世界新知新学新理资讯,但读者除了“眼花缭乱”和“盲目趋新”之外对之并无恰当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因此也就根本不能将其视为自身读解思考文化学术现实之有效语境。(后来的“以译代研”和“抄袭学术”均根源于此)反之,一方面由于本国语言、文化、历史的自然牵连性,另一方面由于对于新知新学新理的难以及时消化性,于是上世纪头半叶的文化史自然易于成为新时期不少关心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者的“当前适用语境”(此“适用性”观念,当然主要是相对于身边新现实环境定位的)。与此同时,为了深化对于新知新学新理的认知,留学潮流加倍、加速发展起来,以迄于今。此一新时期的文科留学大潮遂成为对于民国文化和现代西学加以统一化认知的“具体实践性渠道”。此一新时期的开放之举,由于语言和知识的双重限制性,首先就被纳入了一个“人为窄化”的渠道:海外华人文科和西方汉学。由于台湾几十年来的学界观感已将“华人汉学”视为“炎黄子孙”的当代最高成就标准,大陆新时期人文思想家的“有效语境”也就被纳入了“广义汉学语境”,从而人为地松弛了创建新认知语境的应有“眼界”(眼界;即在前诸系列文所说的“宏观视野”)与势头(此一文科治学观的自我窄化,部分地源于语言的方便,部分地源于急功近利学风,部分地源于对民国时代文化史的自然亲切感,部分地也源于身处的新现实条件)。新时期以来的此一主要“汉学式文化观”,由于汉学在西方具有的“学术主流隔阂性”特点所导致的知识理论范围局限性,反而使其易于在学术实践上“联接于”民国时期的“文化观”。简言之,由于“战后”世界历史格局的巨变,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地华人文科学术呈现出普遍的“理论思维迟滞化”倾向(此处不谈一个更深刻的原因:世界功利主义蔓延及其主要“工具——科技工商”势力的逐日攀升所导致的人文精神文化事业的必然边缘化), 随着新时期留学文化的全面展开,文科留学人员的逐渐回国,以及现代西理知识的大量输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各地华人人文学界对于现当代西学理论的兴趣和知识也在不断深广化发展中。然而,和充分适应世界功利主义潮流的科技工商现象及其命运完全不同,在此世界局势下,人文学界的有效发展正经历着难以阻挡的萎缩倾向。其中既有世界文化学术的共同根源问题,也有中华文化区特有的局部性问题。学界渐渐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学术眼界不能因昧于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的成就而继续自我窄化为“传统中华本位观” 。【海外一些学术思想投机运动,意图利用广大科技工商人士不熟悉历史与人文科学的环境,并利用“泛宗教类信仰至上观”,大肆宣扬“传统封建主义”的博大精深,通过对欠缺(人文)知识熏陶的大众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以制造自身的国际社会名声为能事,其“思想上争名夺利动机”的副作用则极其显著。可以说,此与中华文化学术思想现代化事业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可视之为另类“文革后遗症”现象;一如八十年代的“泛气功热”和“泛神道观”实属“文革后遗症”表现一样,因此类“特异功能类和超自然类”忽悠,在几千年历史上无代无之。而根本不懂中华历史的西学主流对此则同样一无所知!反而简单化地将其纳入当代认知范畴,不理解同一名称之古今异义性。其貌似“高深理论话语”反而成为掩盖其“思维幼稚单薄”之工具!】然而,如我多次指出的,此一本来极其正当的文科西学留学文化,固然在“战术层次上”必有其积极贡献,而人们却普遍忽略了其在“战略层次上”今日及未来所带来的负面性的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包含着两个部分:由于时代功利主义所导致的“持久性舶来主义学术观之效果”,以及由于舶来主义导致的对于“被舶来方学术理论”效能与方向的“高攀式的”利用。这两个方面其实源于同一学风背景和心理态度:世界风气下难以纠正的急功近利人生观与治学观。对此本人近年来可谓不避時讳地曾不断予以指陈。所批评者也同样包含着两个方面:“现实学术”实践中的学风及其效果方面,以及由于欠缺正当“宏观视野”和身处制度化无远弗届环境而导致的眼界与抱负的自我窄化,从而弱化了中华精神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潜力。 于是,本文的主题重点再次凝聚为:不可盲从于世界人文学界主流之方向、方式、作风中形成的当前人文学术认识论和实践论之共同趋向。对于中方学者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者是与西方学者应共同分有的关于西理主流的得失问题,而另一者是中方特有的身处“崇洋媚外”环境中自然会有的“二度盲从”现象。为什么此处要用这个不免夸张的词“盲从”呢?我用此词特指人文学理的职业制度化文化的一种特质:今日学者只能按照学界制度规定的方向、方式、目的治学(所谓合乎“国际标准”)。其最自然的效果就是尽量“精准地”顺从既定的规范和程序来进行个人的人文学术实践。是的,我们时时听到西方教授强调的“创造性”态度,但此所谓创造性的“价值”仍然须衡量以同样的既定规范与程序系统,验证以同样的学术市场“价格规律”。文科留学生,相比于本国生,其机械跟随性倾向自然又加重一层。对于中方西理研究的特有学风问题(如以译代研,山头主义,党同伐异等),已属人所共知,本人也多次对之予以(尽管是无效的)批评,此处不须赘言【为什么必然是“无效地”?因为历史上传承的一种“好官我自为之”人生观:即利字当头的实惠观也主宰着人文学界】。本文主要再次从“宏观视野”角度指出:当前国际人文理论主流本身问题重重,绝不可视为现成的“人文学术之当然归趋”。此一普遍趋向自然含有诸多历史性、学术性、认知发展性等等因素,但今日理论发展最直接的“窒碍原因”却是属于外在“学术社会学”性质的: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功利主义精神”形成的“职业制度化压力”,后者造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制度性僵化”倾向。中方学者由于专业范围的自然局限性,可能还不易即时把握此一须跨越好几个思维层级才能悟识到的人文学术实践论关键问题。这也是我在本系列写作最初提出的将“宏观视野”作为“认知性工具”的主要理由之一。而且重要的是须注意:不是出于泛泛提倡人文学者应该“思想宏通”之意,而是要强调所说的“宏观视野”与个人具体“现实学术”之间关系之有效性或适当性的问题。我们又进而将宏观视野要求与所谓新阳明心学观“挂钩”,这也是出于同一种动机:人文理论家,无论从长远看还是从眼前看,都应建立一种经由“吾日三省吾身”故训以返归“良知”的心理习惯(良知是相关于是非善恶的,而非相关于利害得失的。后一种反思人们从不欠缺),以便不仅能够扩大“认知语境”,而且能够随境而异地适时调节语境,以对研习对象进行更合理、更完善的认知。 人文学术的现代职业制度化生态,完成了一个学术认识论上深刻的“时代性转变”:即从(各类)“对象现实域”转向“职场程序域”。前者直接引生的“真理理性乐趣”(除了其所带来的功利收益外)遂演变为后者的“技术理性乐趣”:学术话语制作的规范性、程序性、效率目的性所产生的“泛逻辑技术性成功”,自然产生了“战术层上的”理智性成就感。不期而然地,古典的(朝向于现实的)真理性判准,也就演变成现代的(朝向于职场规范的)所谓“学术性”判准。此“学术性”不再直接与“各类现实”挂钩,而是与规范及程序的“学术系统”挂钩。同理,学界的“思想性”也被等同于所谓“学术性”了,古代所谓的“博闻强记”之“两义”遂可再现于现代人文科学领域。该成语的正面意思是“博学多才”,其负面意思则是“书呆子”(有识而乏思者)。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尽管其在诸多方面含有的时代科学进步性,但也日益显露出一种用制度化的“学术性”取代创造性的“思想性”倾向。作为西方大学体制外的观察者和交流者,我本人几十年来的独特亲身体验越来越增深了一种对于世界人文学术规范的“怀疑论态度”:“学术性”能够等同于“思想性”吗?【九十年代我对海外华人媒体上的“思想表达者”们的主要观察是:其“学”与“思”的不相匹配!“好思者”不喜理论学术,“好学者”不善切实思考,并将此一观察表诸于台湾报刊文章。但那时对于西方人文学界的深层情况所知尚浅。对此问题,在本文最后将再论之】一种直观的认知性激发来自不知多少次冲突性经验:西方优秀学者在其专业领域内的“博学”和“成就”与其本人的“思维能力”不是一回事!有时二者间还相差甚巨!于是自然产生的衍生之问是:那么其学术性成就究竟意义何在呢?记得西南联大毕业的逻辑学者周礼全先生在湾区对我说:他觉得他一生具有的个人特殊经验(当然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经验)使其自信有某种来自特殊历史经验的判断力优势,此即:与海外学人相比,在现实判断力方面,此一“优势”可相对地“抵消”自身对于现当代西理认知的不足或欠缺。此类自信自然也来自他本人对于西方哲学家的类似观察。此一看法有其合理方面,自然也有其“自我安慰性”方面。【如同不少“十年误学”者的类似言论具有的两面性一样】其合理性方面即与我此处的说法一致。我曾经举我最尊敬、最喜爱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为例来说明这类问题。读者对此不必再次“误解”:此一问题根本不是出于“比高比低”动机【其实最坏的“心术”就是老要和(他)“人”比高比低,而不是认真和“己”比高比低!】其合理性方面主要由于发觉书本“博学者”并不一定是善于现实判断者。我个人的经验则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者与周先生所说类似,学问多的(书读的多的)不见得(甚至于很不见得)就是善于思考和判断者,另一者是周先生尚体会不到的:专业职场内的理论学者(主要是文科理论专家),甚至于由于其专业化严格训练,反而最终成为易于失去其“认识论辨析睿智本能”者。因为他们往往将自己“专业”内习得的理论知识直接当成了其进行思考判断的权威性“根据”和合理的“方式”,遂往往表现为;用“本人理论”并非适当地取代了“应有理论”(各种各样的理论范畴之误植,在人文学术领域比比皆是)。这样,专业化学者不仅颇易成为教条主义思维者,而且可能易于成为认识论上的“自欺欺人”者:其论其思并往往表现为用局部的观察取代整体的认知,以及用此一局部论题取代彼一局部论题,如此等等。之所以人文学界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正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模子系统“训练”(模塑)出来的,都带有其职业化格局中产生的“专业技术化原罪”:一方面是“专业”限定了眼界所产生的对象域狭窄性,另一方面是职业化支持的竞争性实用主义——职业性的比高比低、争强斗胜意识,可能定向地误导着其人之论证思路。 什么叫做“人文理论”及其特殊价值所在呢?【这个重要的符号学课题,当然不是海内外“符号学界”学者们有能力思考和处理的,因为今日国内外所谓符号学学者大多数已经蜕化为人文学界的“边缘儿”,不仅大面积失去了对主流学理界的影响力,而且其学术实践甚至于根本违反着“符号学精神”而不自知。】在海外不断听到人文学者抱怨社会忽视人文学术的重要性,但他们从来也不先反省一下自己的“学术重要性”究竟何在的问题?人文文教事业受到科技工商主流“排挤”为一事(此乃市场经济时代之逻辑性自然,非人为地特意对其加以打压之效),而人文科学自身的“不求真正的进步”则为另一事。真正的“进步”和职业行为上的“成就积累”(著作等身)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是今日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界有几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因为人性普在弱点:虚荣心和功利心使其下意识地倾向于“自欺欺人”)实际上,大多数人文学者都被职业化的竞争主义观念左右着,在科技工商赐予的“自留地”上“互争狭小地盘上的名声之大小”!这就是我一贯所说的:今日世界人文学术职业界在其治学观上已完全以“求利”取代了“求真”的时代现象(此与古人所说的“义利之辨”道理完全一致)。【一个深刻的观察是:狭窄专业内的技术性“求真”行为,在解释学上可能正相当于在人文学理世界整体内的“求利”行为;同理,技术性的“严格”也就会在职场内被误认为即是思想上之“求真”意识强烈】一门可能的“人文理论形态学”(应当是理论符号学的新分支)会显示,今日人文话语的“理论制作机制”,某种意义上可比喻为“理论术语组合术万花筒”,即可将历史上积累的各种“理论修辞术话语”任意搭配,以造成“一家之言”的效果。此类“言之成理”效果不是根据于真正的“科学理性标准”实现的,而是根据于其学术思想市场上的一时“可接受性”确立的。某种“理论形态”一旦获得市场“使用价值”即成为专业职称上有用的“学术工具”,不仅达至一次性“学术的成功”,而且可成为继后“成功”之基础!不同学派、不同专业的学者专家们的彼此“争议”,表面上在进行“学术辩论”,实际上不过是各自展现着“理论形态”的修辞学吸引力大小。【当德里达和罗蒂等在人文理论界力排客观真理观后,修辞学之成效遂被视为最终(真理)判准,而此一倾向则进一步导致将此“准科学话语”演变为“准文艺性话语”,以使其更便于(更“合法地”)发挥纯粹修辞学吸引力竞争功能。这类思想方式之本质是,企图彻底断绝思想与社会文化客观现实的认识论关联性。】 正是由于提升了我们的(相关于价值观与认识论的)“宏观视野”层次,才可能对于“现代西理”采取合理的态度;由于区分了战术层的技术性理论价值和战略层的思想性理论价值,我们才不至于由于前者的必然长期处于较低层次而产生的研习忠实性之必要,而误以为在后一领域也必须对之亦步亦趋。也正是由于此一战略性思考的(仁学)智慧观,我们也应重新调整在“现实学术”规划或学术战术层内对待西理知识研习规划所应有的“适切性”,后者尤其表现为:不必按照西理现行制度化规程拘限我们自己在西理知识习得上的深广度。特别是当我们了解到,许多著名经典中的西理成就都仅只是该学者阶段性的、尝试性的、甚至于已证明为具有偏差性的一时性完成的作品,因而在对之进行研习时首先应有一个相应选择性和程度性安排的合理限制意识。这样,我们可不至于由于盲目“崇敬”或“误判”而以为任何经典都应当像原作者或西方学界同行一样程度地进行介入和运作。此一“西理介入”的合理性设置,应当在我们的总体规划(这就要求你先有一个总体规划观,也即先有一个独立养成的宏观视野)内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合理的删减”,也即不可随意陷入西人某些理论文本(特别是那些对于原作者也是显然尝试性的)之艰难复杂的”思惟泥淖”而不可自拔,甚而会以为这样的“忠实跟随原本”是严格治学所必需者。我们的“诚学”观必然是讲究关注全局性、协调性、实践可行性以及长远目标性的。在此意义上应该明确,对于同一西理课题对象,西人专家的自我合理要求与中方相关学者的合理自我要求不必完全一致。(因此就不须时时处处被所研习的西方专家之技术性深度所“绑架”,或者为其技术性艰深所“震慑”:并不是一切技术性的sophistication...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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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历史解释学

学理析真系列(4):简论10种“历史思想”类别划分之必要-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学理析真系列(4):简论10种历史思想类别划分之必要 兼论某网上史学之学术范畴混淆性 【概要】一切社会、文化、学术等现象均为历史之部分,它们都是社会活动者、思考者及媒体界思考和论说之对象,可以说有史以来所谓思想主要就是指历史类思考,但这与后来不 学理析真系列(4):简论10种“历史思想”类别划分之必要 ——兼论某“网上史学”之学术范畴混淆性 【概要】一切社会、文化、学术等现象均为“历史”之部分,它们都是社会活动者、思考者及媒体界思考和论说之对象,可以说有史以来所谓“思想”主要就是指“历史类思考”,但这与后来不断趋于繁复化、分科化的“史学”或“历史的学术研究”不属同一社会文化范畴。然而二者的几千年混淆(借助于“历史”[history]一词自身不易避免的歧义性),中外几千年一直延存至今;甚至于此一“范畴混淆性”事实可进而成为当代(通过媒体业技术日趋发展)一些人士特意加以“利用”的工具:即特意通过混淆二者以遂行其“以用代学”的非学术性目的。其本质为:“借学术之令名,施媒体传播之技术”,以达排除“学术求真”目标而代之以“以学求利”之目的。此类中外社会文化中广为流布的“以用乱学”之现象(通过制造“知名度”和“点击率”等现代传媒蛊惑术),自有其本身之需要,性质上也非相关于学术实践任务,但严肃学术界本身亦须防止受到此类以学术为名义行其社会性造势目的之影响。为此,本文主张:学界应该大大增加自身门类功能划分意识,并克服功利主义积习,以朝向自身“以学求真”之目标。【读今日世界日报周刊一文,芝加哥地区来自大陆的某社区学院英语系教授抱怨说:虽然校园设备良好,文科学生今日极少对学科内容本身有兴趣,其借贷读书纯粹出于未来职业目的。因此,阅读文学经典并不被其精神内容感兴趣,而是纯粹为了完成学分任务。此即本人前文所说:青年一代欠缺了对于“精神价值”本身的感受力,包括“追求真理”的兴趣!然而正是在此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普遍气氛,反可成为炒家通过操弄人文思想传播以强化思想认知混乱之客观条件!国际学界已非真正自由思考之场地,因个体之“表达自由”是受到多方面(学者并不意识到的)背后制度性拘限的。“”2017-11-12】 1. 序言 无论是“历史”还是“史学”,都是最广泛使用的、最具含混性的概念,其“含混性”遂成为各种社会界、学术界思想混乱的语义学根源之一。早在大约四十年前,即自本人初入社科院后被世界史所理论室邀请参与80年代“史学理论建设”工作起,我本人一贯强调的是:根据现当代历史理论成果,强调将历史过程(历史本身)和历史思考(历史著述)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不仅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应该如此,从学界现实看也应当如此。而与此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识别“史学”范畴本身的不同类别?最为突出的现象表现在该概念所指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上:将历代历史思考积累作为各种现实社会活动实践之智慧来源的所谓“史学”的实用性功能(作为实用智慧)和以后者作为纯粹分析研究对象的“史学”功能(作为纯学术研究)。更为重要者为,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这两类史学功能往往(大多)不加区分;甚至于可以说,即使是表面上属于“学术研究”者,其学术实质上也是直接间接含有其作为“实用智慧”的功能的(以史为鉴观)。简言之,由于种种原因,此一含混倾向可以说无远弗届,因为大多数相关历史思想及学术实践者,都是带有浓厚的实用性动机的,都是企图使其“思考和研究”可“有用于”历史现实发展的。这一实为千古一贯的倾向当然不足为奇,中国史学传统本身就带有此种特征,其典型可举《资治通鉴》书名。这部堪称中国史学史上最具有学术上重要性的专著(《史记》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历史思想”的经典文学式表达艺术,但其“学术性”不仅弱于《汉书》,也弱于宋代史学),似乎已经奠定了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在此框架下,不仅出现了各种简明体的《纪事本末》,而且引发了各种“野史”、“史话”类写作。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影响力无比广泛的“历史小说”。实际上,历史小说发挥的史学智慧启迪作用,甚至于比“正史”还要大。这是因为,小说(历史小说当然在类别上不同于其他小说)和正史共享着同一实用性“史学特征”:通过“故事”表达的历史智慧启迪术!这个历史智慧术主要指什么呢?主要指历史上相互斗争者的成功与失败的“规律性总结”及其策略性因果分析结论。就此功能而言,史事记述和史事虚构往往作用类似或相当,因虚构历史情境(如本人曾指出的,《战国策》绝对不是史事之直接记述,而可能为后人之“据零碎传说加以想象式铺陈”的虚构产物)反而可能为更有效的“历史斗争情境类型”之经验性制作:虽非事件之真实记述,但仍可作为合乎当时传说及现实经验之概括。这类传统实用主义“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情节叙述呈现人际斗争策术之得失。那么其“读者对象”为何人呢?为一切人,甚至于包括贩夫走卒,因为所谓“历史故事”正是人类每日经验到、观察到者,人人熟悉其内容,故最为雅俗共赏。现代以来,随着史学学术的丰富化,其专业技术性方面也趋于精密化,但其内容、描述、分析、展望均“落实于”日常经验性现象,迟至今日仍然为大众所最易于理解者。此外,现代传媒文化开展以来,每日“开卷”者——报纸及各类传媒 ——均为与传统史学文本属于“同具叙事性”的文本,经此现代传媒式“当代史料构建学”的进一步强化,实用主义史学观遂可继续居于社会文化之主流,并间接地强化了专业史学的目的论倾向:以史为鉴的治学方向。【认为:只有“有用于”现实问题思考的史学,才是重要的史学!从而根本上混淆了“历史学”之不同类别,其学术上的副作用首先即选择性的限制了研究对象范围。】 以上所述为“以史为用”传统史学思想及其各种社会文化流变的情况。此类以史为用史学观的本质是“以历史经验作为政治实践智慧来源”的目的论。(这是我所谓的“历史1”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事件得失总结史”类型是“政治中心论”观念之体现,但它未包括对于人类“历史过程”中其他领域内的“与历史相关的”思想学术之不同目的,以为“历史学”就是“历史上人际斗争成功谋略学”,并因而将其他远为深广的文明史领域视为无关紧要【轻视精神文化史,重视政治斗争史】。除了这一缺欠外,也欠缺了对于“政治史”的现代多元学科研究之关注,竟至于并不关心与政治现象相关的各种科学研究之成果,而是将“史学”简单化地视为“实用主义地利用史料进行目的论推进”之目的,即将史料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策略表述之“修辞术材料”。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代传媒文化的发达,来进行“历史叙事编造艺术”,借以达到某种实用主义目的。这样的学术方式当然与将“历史”视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科学性学术目的完全不同。持史学政治主义中心论者对于现当代史学的科学化研究的贬低,实际上反映了另外一种“文化学术观上的反智主义”。结果,此派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却可利用传媒时代的条件,直接以其“叙事意识形态编撰术”直接“诉诸”广大非人文学界大众及学界欠缺思想理论辨析能力的学人,以达到另一实用主义目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之扩大本身! 以上辨析无关于相关学术本身之善恶是非判断。广义的“实用主义历史思想”不同程度上为一切人所共有,自然也为各种政治家和政治顾问所共有:历史知识可作为认知和改变社会的智慧资源之一。本文意在指出,在自古以来至今存在的、并最为广泛流行的此类史学观,为人类“历史实践本身”的组成部分,但并非可等同于现代社会以来与各种历史主题相关的科学学术及思想文化现象。现代化社会和前现代化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在社会物质实践(历史1)之外存在有越来越独立的精神文化实践(历史2)。二者不可、不必相互取代,现代社会的“史学”观早已大大扩大了其文化与学术实践的范围与深度,成为独立于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之外的“科学领域”。现代化社会就是各种科学实践日益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后者的范围之深广化发展,也即人类文明形态的自然演化之结果。几百年前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独立的“科学事业”的,实用主义史学观自然可一枝独秀。而当现代文明发展后,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一方面必然要受到现代化历史科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越来越与现代历史科学文化实践加以区分。同一“史学”遂可兼指此二种不同历史活动。就传统型实用主义史学来说,也存在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因其为历史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家的知识来源,而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世界的“实用主义史学”,其自身也会发生方法论丰富化演变的问题。但对于后一课题来说,其学术性演变(仍为历史1的组成部分)与历史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自然“重叠性”,不应掩盖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本质差异性。一者以社会实践成功为目的,另一者以社会文化现象的科学性认知本身为目的;这也就是政治家(历史1内之实践者)和纯学者(历史2内之实践者)之间在社会文化实践学功能上的区别。 2. 历史研究类型表 我们在此将围绕“史学”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史学实践加以粗略分类,以彰显彼此之间的区别性(其相同性自然均相关于“历史”一词)。由于本文主题限制,本小节之目的仅在于呈现一份“实践类别”区分表及简要说明,但不对其展开详论。   (A型)  以历史叙事为直接论述形式者(特点:不区分历史过程与历史文本;对历史文本进行事件描述与分析,以得出历史上人际斗争中的胜败得失经验总结) 历1 政军实践家智术思考(政治活动者) 历2 政军策略家智术思考(政治策略家,谋士,法家思想家) 历3 政军及社会历史经验研究者(古典史学家+严式历史文学家) 历4...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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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儒学研究随想——史学篇-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现代儒学研究随想史学篇 李幼蒸 (原稿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一期,总第二期。) 【网刊其言】 在山东《国际儒学论丛》上发表的本文,是在原网文海外新儒学基础上编写而成(在此网文基础上完成的另一篇哲学篇已在该刊创刊号发表)。本文此刻将此新          现代儒学研究随想——史学篇                    李幼蒸               (原稿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一期,总第二期。) 【网刊其言】 在山东《国际儒学论丛》上发表的本文,是在原网文“海外新儒学”基础上编写而成(在此网文基础上完成的另一篇“哲学篇”已在该刊创刊号发表)。本文此刻将此新编写文发表于网刊时,略作了文字润色和字句补充,现并增补前言于此,以进一步阐释写作背景。本人近两年发表于英法文刊物《国际符号学会刊》上的几篇文章,都是剖析今日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及国际符号学理论的危机情境的,自然继续与国际学人间发生了人生观与治学观上的不少冲突。我在国内怎么说的,也在国外怎么说。熟悉国外人文学界生态的读者会不免会感觉到好奇:这在国外学界怎么行的通呢?今天国际人文学界已然全盘职业化,商业化,制度化,把学术思想不折不扣地当成了“以学谋生”的工具,其学术实践的动机、目标、方法、方式都是围绕着此一框架构成的。由于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当代西方理论前沿的知识论遂成为我进而批评西学理论的有力工具。于是我就发表了这些在西方学界职场内学者不大有机会发表的“揭示皇帝新衣”的批评性文章。我在暗示他们:“你们不是在‘以学求真’,而是‘以学求成’!”那些被两岸四地学人惯坏了的洋教授们,能够正视此类“结构性的批评”吗?(因为所批评者,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文化结构的问题,是全球商业化时代学界的自然产物)正因为我卸下了在符号学界担负学术交流的任务后,成为了“无求一身轻”,所以才能够不再怕“投鼠忌器”地言所当言。其实三十多年来不知道和西方各界学者发生过多少次“学术冲突”,其原因是具有一致性的:我为了说出学术“真话”而不断冒犯着他们的职业利益!除了我在《忆往叙实》中开始谈到的最初几桩外,不知道还有多少桩可以续写。这类写作意图本来只有一个:让国内青年一代学者知道国外人文理论学界的真相。(那么,为什么会是由我说出的呢?因为我不属于该体制,故不必像国外职场中那样彼此“小心翼翼”,谁也不要“说人家不是”,以免破坏今日国外任何职场伦理最看重的“人际关系”。其实这就是商界说的“和气生财”策略。)如果我们的学问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看法和知识的基础上,那不就是十足的生命浪费吗?几十年来国内外,由于学术普遍、高度职业化的发展,人们只知道追求“什么是有名的?什么是影响大的?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利于国际承认的?什么是可以讨好洋人的?什么是通过迎合大众与媒体而便于拉帮结派的?…”很少再有人深入思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具有精神价值的?”如果学术的真实信息是有违于上述诸个人主义的求利目标的话!(我甚至于直接指出:什么叫积极的“个人主义”,根本就是“自私主义”!) 然而“辩证法”竟然表现在:在大陆学界仍然可以有效发表这类言论,仍然可以找到学界有识之士的共鸣,尽管另一方面明显的事实是大家“起步较晚”,知识的积累不足,还难以在各种“实学”上得心应手。然而另一方面却的的确确存在有不少尚未被职业化窠臼制约的有识之士,他们不时透露出一种求真的热情或渴望。而在海外学界,欠缺的就是这种传统上的追求学术思想真理的热情。甚至于可以怀疑,五十年前西方学界那类理论创造性的冲力业已不再复存:一切的一切都被纳入各种各样的学术帮派或学术集团的竞争化经营行为中,权威集团们决定的学术市场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矩和规则,迫使人文学者成为,在由各种“学术权威”创生的“学术商品品牌”标准规范下的既定程序之“操作员”!目的,标准,方式,晋升次序,奖项,成果验收等等,都是预先设定好的了;从学习到研究,从研究到就业,从就业到升等,都是一条鞭似地“预先设定”的。严格来说,现代人文理论学术演变成了一种“技术人员式的程序化操作”。(因此学人治学,不再是朝向着“什么是真伪?”,而是朝向着“什么是‘获利程序’?”)学术成果就成了由各个学术权力集团加以评定的“质检合格书”。如不按既定程序操作,“学术产品”就不要想“被学术社会承认”,就被当成了“等外品”。马克思当初说的社会文化性的“异化”,今日已然具体化为“人文学术的异化”:这就是,从动机,目的,方法到结果,全部被“编程化”了!在国外学界,你不可能企图直接诉诸读者的“动机层”,你不可能妄想“打动”其“良知”。你甚至于根本摸不到他的良知!你面对的是目的和意图明确的“学术生意人”!他和你交往,就是和你谈生意,讲价码,“谁和你谈良知?我们不需要良知!我们要的是‘明白规矩的人’!” 但是我毕竟在国内还可以谈良知。尽管由于崇洋媚外、国际接轨、依洋自重、狐假虎威、学术买办等等的行事风气仍然甚嚣尘上,但是毕竟可以不时发现“学术良知”的存在。良知就是种子。虽然尚且幼小脆弱,但的确还存在着。存在就是希望。而在看不见良知和种子的地方,就连这样的希望都没有了!直到二次大战前我们还知道有哲学家、理论家之间书信来往,他们自发地,难以遏制地彼此交换着思想心得,动辄多少卷书信集可于身后出版。我们后人可从中看到学者们内心的“良知”存在着,那是求真的冲动!现在有吗?谁舍得再花时间,再冒“风险”,与他人谈论“商品机密”。你的“学术实践成果直接关系到你的升迁和名望以及你的‘声势身价’,因此你会把此项‘生财资本’拱手无价地让于‘朋友’吗”?(今天在西方学界还有一点“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余韵残存吗?)当然,谁都在努力着,勤奋着,但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和本集团某日可一鸣惊人,占领市场,经过多年“含辛茹苦”的拉帮结派经营终于某日得以“破茧而出”,如同运动员一样地,一举“击败”竞争的对手方。几十年的符号学学会交往,真是看尽了一个个的真实面貌,而在其雄心勃勃背后,瞥见的是学术之日渐肤浅,姿态之日见不堪:具学人之表象,而其谈吐之间无不是“彼此的利害算计和交易”。交易成功就马上“勾肩搭背”,举杯交欢;一旦发现合作方“失势”,就马上翻脸不认人。“良知”今已变成“愚蠢”的同义词!这就是今日国际人文理论界的隐蔽实态。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在国内国学界、儒学界内,尽管彼此学术意见不尽一致,却可以发表独立看法的原因。(在国外人文学术理论出版物场合,我曾发生过多少次受邀写稿而被拒刊的事件?因为他们不愿意刊登他们不同意的、因西学理论知识不足而看不懂的文章,以至于有损其学界声誉!哪家刊物愿意刊登你批评他们的文章?正如他们不懂何谓“耻”字一样,也不懂“诤友”之义!他们就知道按照职场市场游戏规则相互竞争)除了文革十年后拒绝反思之人外,一代一代仍然续有“读书种子”浮现。这就是缘于文明传统,文化传统的历史存在。这就是有着几千年“好文”传统的中国人潜伏在心中的未泯之良知,学术思想之良知。这个潜伏的良知感因为还没有被学术制度化、程序化完全制约,所以还保持着其原始生发的潜力(也许直到其最后被当今国际商业化的学术风气腐蚀以前如此)。有鉴于此,我只想在此补充说,不要轻视自我具有的这种学术上的良知冲动,要爱护自我的这种良知感。这不是个人性的问题,不是你和我个人之事。人文学术根本就是集体、民族、文明、人类大家之事。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一时性得失,(近来我不时冒着得罪朋友的风险指出我们必须超脱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心理,这样才能够客观认识自身的实际情况。大家都是直接、间接来自全国辍学的10年后的历史环境,因此不可能三四十年间就可补齐应补的“功课”。如果你只想着“揠苗助长”,就成为“是闻也非达也”。)要从民族和文明发展的集体角度关注人类精神文化与学术理论的未来创造性发展。 良知的存在,一方面是有助于强化自身的正向努力,一方面是不跟随学术市场化行情随波逐流,这样才能首先抵制各种有形无形的崇洋媚外诱惑。而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思想实践中今日所谓“当仁不让”,所谓“造次必于是”,都是朝向于学术理念目标的,并不是为了与人(包括和西人)争比的,都是为了提振个人精神生命素质使其日日向新,并通过充实个人短暂一生以有意义地融入民族与人类的精神文化开拓的集体事业中。有此“精神气”在,当面对着其治学方向全面异化着的庞大国外人文学术势力网时,我们中华士君子才能够不为其势所挫,才能够实事求是地与之合理交流。反之,如果我们自惭形秽,如果我们屈于国际权威名势,就会转而倾向于依洋自重,就会以为必须加入那条“国际渠道”才是人间之正道,如此必然失去治学的独立意志(那些一窝蜂地想到国外去,以为到了国外就会自然提高人文学术者,真是愚不可及。须知:人文学术百分之百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在国内和在国外,努力是同一种努力,你不努力,到哪里都一样!)。有了这样的独立意志力,不仅不会放松深研西学,而且要在深研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有以过之。这样想,也并不是为了在国际上争强斗胜或自以为是地招摇炫耀,而是希望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理论受到“商业化异化”的全面控制的情况下,将其几千年积存的丰富成果引进中国学界,以期使之“为我所用”。不,是为了中华精神文明的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复兴事业“所用”。正是因为在大陆学界各个角落里不时还显露出良知之闪光,我们才将未来人文科学革新的希望寄托于“孔孟子孙”所在之地。我们要将人类精神文化和人文理论发展的大旗引入中华大地,独立地向前推进其发展(而绝对不是在国际潮流引领下求其发展)。虽然我们必然要面对着古今中外一切学术遗产,却绝对不能通过所谓“走向世界”来达此目的,当国际人文理论的学会、中心、刊物等等都演变成了职业信息及利益交换场之后,国际人文学术机构的功能已然大为变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确都应该先“走向世界”,但人文科学不行。中华人文科学及其理论的发展反而要求我们有“向内转”的意识,我们要在大陆各地建立其发展基地。要以大陆的研究中心为基地来组织“未来的天下之学”。(人文科学实践的主要“构成学”是自力读书,不是听人辅导!)就知识实体论,我们要古今中外兼容并蓄,但在人生观和治学观上,我们要回归中华仁学思想。后者将有如一发动机和一方向盘把我们的学术航船导向正确的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的新大陆。为此,一切中的一切,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力更生,知耻识真,而不能以成为变相的国际学术买办为荣!(李幼蒸补写于2017-1-11)              **    **    ** 关键词:国学,儒学,史学,汉学,中西比较研究 The...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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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是“法家”而非“儒家”-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简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第一特征为法家而非为儒家 一篇历史符号学的字义分析 李幼蒸 上篇:认知前提 中国符号学在认识论上的第一重要任务在于探索和规定:如何将思想史上使用的古典名词在现代科学语境中予以重新规定,以借助旧瓶装新酒方式,促其完成表述科学 简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第一特征为“法家”而非为“儒家”       ——一篇历史符号学的字义分析                 李幼蒸 上篇:认知前提 “中国符号学”在认识论上的第一重要任务在于探索和规定:如何将思想史上使用的古典名词在现代科学语境中予以重新规定,以借助“旧瓶装新酒”方式,促其完成表述科学化之任务。这就是:使用的名词或字词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的,但其各自的“意指”内容已经予以更为精细的规定,以促成“古为今用”或“文学为科学用”之目的(时至今日,“文人”仍习惯于用文学式思考,而马克思则偏重于社会科学式论述)。现代中国学者生存于一具“古今中外”四维面的语义张力场中,各维面上的字词之语义关系甚为混乱,却因汉字字词单位本身的历史长存性和固定性而维持着表述的外表条理性。现代学者没有明确意识到同一字词及词组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大有不同,因而基本上停留在“古人”模糊、实用地语言使用惯习上。由于使用字词数量必须加以限定的语用学规则,现代学者不得不处理传统字词如何在现代话语语境中(显在地和潜在地)对其“所指”加以合理调整的任务。如果现代学者对于古书古文本身只能博闻强记,并只能按照古人方式思考事理,却不意识到自己的思考“对象”已然全面越出了古人语境范围,因此首须根据新的语境改造旧字旧词的用法,就必然会导致论述的“时代误会性”:你用古人的语言、条件、环境和知识来思考今已完全改变的新世新局时,虽仍貌似言之有理(因按照大家习以为常的古文语境)而实际上已多属“文不对题”了。两岸几十年来守旧派“文史大师”的议论多为此类,这是不足称奇的【因此今人应该区分文献层次上的博闻强记能力和思想层次上的深思熟虑能力;也就相当于区分:矿产材料储备学和机械加工制作学。不能因为西方汉学需要中人提供文史材料就以“走向国际”为借口而实满足于、停留于此资料学学术层次上,如此而获奖于西方汉学,却无关于国学学理之提升也】。现代科学时代要求文史类学术也须在“社会科学”层面上进行“社会科学方式的”观察和思考,守旧大师们则坚持要在传统资料学层次上进行“文学考据方式的”的观察和思考。其本质仍然是:用旧语言、旧方式来对新对象、新材料进行思考。一方面,坚持前科学时代的话语范式并因而可在民族学域内进行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式文史话语实践;另一方面,对于因此存在的传统式模糊语义表述,因其属于“喜闻乐见”形式,而可永远听之任之【结果形成了今日学界的自我矛盾结果:自然科学须促其日新月异,人文学术须防止其“数典忘宗”;自然科学要科学化,人文学术则要反科学化】。我早在1985年港中大国际哲学会议论文中,即曾简要地方式质询过港台新一代“国学家们”:“对象语言”当然是传统的,但是“工作语言”还能够也是传统的吗?我们是要用新的科学方法来处理前科学时代的传统话语,还是仍然可沿用传统的方法来面对传统的对象和解决传统的问题呢?我们是否应该首先对自身使用的字词语言进行语义学的改造,即先清理自身的语言工具,然后再对传统学理问题进行现代科学式的思考和论述呢?顾颉刚时代的学术理性主要体现在以理性态度整理传统文献对象,今日的学术理性则进而要求同时改善和提升自身的思考方式。                     中篇:历史现象 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二元对比”应该是指针对于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对立。试看以下基本思想史上的事实: *  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一向以“儒家”(儒术,儒教,儒学)为第一标志,而其第一对立面即是“法家” *  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儒家”作为中国封建帝制特点的第一标志确立下来,并以此划界法在历史上区分了秦始皇的“前儒家”帝制和秦后的“儒家”帝制 * “儒家”概念扩大为“儒教”后,形成了历史上“三教合一”思想史格局,此一“教”字既指社会制度又指教条体系;对后者而言,即形成了一个以儒为“主导”、以道、释为“辅佐”的封建主义社会共生意识形态系统,从而使得封建历史的“儒”中心主义进一步得到确立 以上事例中出现的传统名词儒道释,每一个都是现代中国符号学分析解剖的重要课题,此处不论。在此三事例中的中心词“儒家”之核心定义,其实是由与其本质上对立的“法家”来逆向规定的。“秦与汉”的对立实质,被说成是源于“法与儒”的对立,此为在政体和政策两个层面上的一种基本对立;“罢黜百家”的核心部分是“排除法家话语”(因“百家”中先秦时代真正有影响力的就是法家);“三教合一”的隐含意也是于儒教主流话语系统中“排除法家话语”。其共同的历史效果是:从此“禁言法家”或限于谈论历史上的法家,以实际上抑制法家话语之流行。进一步分析表明,儒法二词的所指多端,计含:世界观,人生观,政治道德观,政治制度,政策方向及细节,社会生活效果,文化学术影响等众多方面。如要比较二者,须同时观察和思考上述各个层面,不可笼统立论。实际上在各个层次上二者之间都可有分有合,而且均须联系到诸相关“参量”来综合立论:行为主体,行为客体,时空环境条件,知识技术条件等等。例如,能不能用“侧重文教”和“频于征伐”等随境而异的政策上的选择异同来为二者定义呢?但是哪有无文教或无征伐的历史政权呢?能不能简单化地用统治者“暴虐”和“仁慈”作为定义根据呢?皇帝个人性格相互差异,能否用其个人行为风格及后果来作为社会制度性质刻画之标志呢? 好,让我们先摆脱上述字义辨析而回归基本历史事实:在政治制度上秦汉当然完全一体;无秦朝成功征伐吞并在前,即无其后大一统汉帝国确立于后。二者的不同,能否用各自帝王的行为方式加以界定呢(暴虐与宽仁)?行为方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和需要,而无关于制度与结构。传统上人们也说汉后的儒教帝国实际上是“儒表法里”,此一描述不无批判性贬义,并暗示其属于个别政权的一时性政治行为之偏差。实际上此一描述首先在于指出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汉代及以后诸朝完全是秦朝的继承者,而秦帝国的建立传统上又被公认为属于“法家思想”的胜利,那么秦后诸帝国不正是秦帝国的法家制度的继承者吗?于是,这就远远不仅是什么“儒表法里”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法家帝国传承”的问题了。此时在传统语境中公认的中国历代王朝都属“儒家”的说法中,其所指者和此中“法家”的所指者之间,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意指关系。首先,在政治层面上说,据此推演,“儒家”实即“法家”,此时二者所指均针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而言;其次,当二者所指为“政策”和施为层面时,自然出现了差异,如侧重文教和侧重征伐。也就是:当两个字用于指示客观的制度时,二者就大体意思同一;当指示政策和施为风格时,就标识着不同的方向和性格:包括最概况性的“王道”与“霸道”。当我们现在将中国封建主义政治历史定性为“法家中心主义”时,当然是就制度面而言,即指帝王专制政体的决定性机制。也就是由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功创立的政体之基础,此政体完全为后世诸皇朝所继承或遵循,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统一的政体结构,其原始形态即秦始皇创立的最高权力者帝王之一人专制政体。(此时的一人“专制”非相关于个性,而是相关于深层制度结构在行为表层上的“表现”或“后果”;即本质上,不是指个性之专断,而是指制度性之专断) 不仅如此,由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的先秦政治史,标志着先秦孔孟仁学政治思想的彻底失败,以及标志着与孔孟对立的法家政治思想的彻底胜利。换言之,此一历史结果表明,孔孟政治思想不是一种在政治学层次上可行的主张(其价值体现在政治伦理学层次上),在其与法家政治思想传承斗争的过程中最终以失败告终,乃属自然之理。质言之,中国封建主义政治史即是法家胜利的历史。此处所说的法家和仁学,可均兼指各自的“政治哲学”、“制度结构”与“政策方向”而言。当然,孔孟思想还不曾具有其制度性建构的层面,更谈不到具有先秦历史学上的“身分”(可验证的历史存在性)。而就政治哲学言,其主张在先秦各国争斗史上则属于失败一方(孔孟思想与传说中的孔孟其人其派的历史行为不是一回事;孔孟思想后来在法家主导的帝制时代在文教和意识形态建构技术性层面上的参与作用或被权势利用的方式等等问题,也须分别看待)。这样,秦始皇及其政治哲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最终胜利,也就象征着以孟子为代表的仁学政治哲学在历史上的明确失败。中华文明政治史也就成为由法家政治哲学主导的历史过程。历代儒家思想家对此均未能深入识别,以为自身生存于作为法家的秦朝之后,生存于一个不同于秦朝的“儒家”时代,而未了解其后的所谓“儒家因素”都是建筑在法家基础结构之上的。此一儒家因素之“上层建筑”与其法家制度性基础,二者之间并不构成矛盾;儒家和法家实为相辅相成。 历史上,“秦始皇”三字成为其后皇朝借以自我标榜和美化的宣传工具,此一事实不应继续蒙蔽现代学者的眼光,以为秦始皇是“坏人”,而其后的儒家时代的帝王则多为“好人”。非也!他们本质上都是一路人;非因其各自性格所决定,而是由客观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其彼此行为表现在同一制度格局中自然大同小异。因此,“辛亥革命说”,“三座大山说”,“五四反封建说”,所主张推翻的都应是自秦至清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本身,而非可简单化地针对统治者个人。这个封建主义的帝王制度的本质,因此应该更准确地定位于“法家”,而非定位于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制、文教、文化之标志的“儒家”。决定性的硬件核心为法家,被决定的软件部分才是“儒家”。如果仍然为了合乎习惯而沿用“儒家社会”的说法,那么此时的“儒家”或“儒教”就应该重新定义,其核心部分须包括法家,或干脆以法家为其存在论基础。道、释等亚文化现象则具有更为明显的纯文化性、思想性特质,其依附于儒家并形成三位一体的特点,当然也须间接诉诸于在深层次上仍然依附于法家之事实。儒家或儒教作为更具有社会文化综合性存在的标称为一事,其作为思想方式或意识形态之标志为另一事。儒道释三者作为儒教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当然均以其服务于基础性的法家制度和法家价值观为其本质。 如果在新历史科学话语中改用内涵更明确的“法家”总标称来刻画中华文明中封建主义之实质,或即有助于蠡清诸多相应的混乱课题;如果继续沿用“儒家”总标称,其相关所指则应该先加以语义分析,否则将难免以其传统的语义含混性干扰现代科学分析的准确性。简言之:沿用“儒教社会”总称时,此一“儒”字就成为一更具复合性的名称,包括其法家的制度性内核或其“社会硬件”基础,而相关的儒道释意识形态系统或“社会软件”中的“儒”字,则专指此系统中的思想文化部分。同一“儒”字古今不变,而其在现代论述中的不同语境里之确切所指,则须随境调整,这正体现了现代思想表述须较古代更具精细性和准确性的时代科学性要求。科学时代,如不使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历史研究,这是不可理喻的。...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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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成立讲演会-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成立会议议程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7月9日 星期二 开幕式 8:30 开幕式及介绍嘉宾 王宗礼 8:358:40 刘永雷书记选读学校关于成立中心的文件 8:408:50 学校党委书记刘基教授致贺词 8:508:55 请刘基书记和李幼蒸先 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成立会议议程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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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山水寄良知——阳明学和人文理论现代化-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四明山水寄良知 阳明学和人文理论现代化 李幼蒸 【网刊附信:本文致去岁余姚会议学者们参考,现亦录于此】 2011 余姚阳明学会议的朋友们: 你们好!去秋回国与会,使我对阳明学今日的处境增加了认识,很高兴与大家曾在余姚相聚。阳明学是我本人几十年来中西 四明山水寄良知 ——阳明学和人文理论现代化 李幼蒸 【网刊附信:本文致去岁余姚会议学者们参考,现亦录于此】 2011余姚阳明学会议的朋友们: 你们好!去秋回国与会,使我对阳明学今日的处境增加了认识,很高兴与大家曾在余姚相聚。阳明学是我本人几十年来中西比较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项目,也是我提出的“仁学发展三阶段论”的最后典型,故多年来不断予以论述。去岁主办方能够不计学术观点的不同而邀请我与会,遂使我有机会表达我对阳明学的个人观点,现复蒙将我的观点完全刊出,可见今日国内人文学术讨论开放性的程度,非常令人欣慰。我托购的《国际阳明学研究》第一卷数十册已经寄至南师大会址。我将在“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暨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一届研讨会”上的“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座谈会上,赠发此刊,以介绍去岁余姚会议的讨论成绩。在去岁余姚会议激励下,我又写成的“阳明心学和胡塞尔心学的比较分析”一文,将另行发表。但是,对于我来说,阳明学的意义不只是局限于此专门学术性方面,而是也应涉及到一个如何将阳明学精神推广到一般人文科学现代化改进事业中去的问题。我本人在南京国际大会的大会发言中,亦将对国际人文理论工作者提到王阳明及其伦理心学和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推动的关系。顺告,由大陆出版界推荐、由香港“天窗”出版社再版的本人1997年英文专著《中国伦理学的构成》,近日刚刚出版。在此新版中本人再次提到仁学和阳明学对于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我对于国内出版社能够超越学科专业的行业限制,对于这部显然不同于汉学界主流的观点予以推介一事,颇感欣慰,足见国内人文学术理论事业的开放性,正在与日俱增。此次回国参加南京大会前,有感于去岁“阳明心学和宗羲史学”的发表和前述新文的完成,遂又写一文“四明山水寄良知”以续申前意。现附贴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并顺便以此质正于、论辩于诸学友。古人云,学友即是“诤友”,也就是彼此在学术问题上能够相互进行论辩、辩证是非者,如此学术活动才有意义。相信余姚会议也愿支持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集。即此再祝今秋余姚阳明学会议成功! 李幼蒸于旧金山湾区, 2012,9,13        ~~~~~~~~~~~~ 去秋参加余姚阳明学会议前一日,曾先往四明山区梁弄镇一游,之后重临余姚龙山寺,也算再度亲泽浙东精神两故地:阳明讲学之屋,宗羲沉潜之地。深山避难10年后,宗羲出四明而创证人书院,于天下大变、痛定思痛后,决于精神世界开辟第二人生。由阳明而宗羲,漫长中华文明史上,“士精神”此时可谓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高度。阳明的仁学内实践和宗羲的仁学外实践,共同体现了浙东精神之真蒂,其标志即阳明先生所创“致良知”学。宗羲之后,浙东史学续有发展,而社会历史环境自此定型,在满清专制主义下,真正的士精神也渐趋淡泊。晚清世局大变间,唯梁启超一人于前后“两朝”精神气度差近于王、黄。复因中国进入现代化时期,此后传统的士型范也就“解释学地”永远退出了中国精神文化史。此后传统精神仅成为了现代人的“研究对象”和“谈论对象”。二十世纪中仍然以旧籍为业的中国优秀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们,均已转型为“学者”和“教授”,其精神性向、思想品格、行为方式都已彻底“去士化”。他们至多成为了士精神之“读赏者”,而不再可能具备真正的士人格了。在时代诸多巨变期间未能积极处逆,可为其证。这是中国漫长思想史上非常有趣的一种历史性变迁:读书人从精神实践家演变为精神谈论家。他们纷纷以“说”为业而不再关注于切实之“行”了。阳明学倡“知行合一”,现代“经史家”则仅成为“谈论知行合一”者。阳明学倡导“致良知”,现代人所实行的则只是“关于致良知之谈论”。从阳明到宗羲,其所谓“学”者,最终目的本在于内心深处“闹革命”,即“经营自家之心田”以形成可“致良知”之动力源。而现代的“研究阳明学”者只需要“读解”古人致良知的历程并复述之,却并不需要学者在自身“心田”上做何种真实的耕耘了。现代学者必然因读解而“感动”,但他只需要停留在“先读解、复感动”的心理阶段上;在“感动”之后,他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一句话,他是“研究者”和“赏识”家,而不再是“行动者”。他能够认知性、情感性地把握“阳明心学”,但他自身并不再需要真实地体践此心学。现代学者和古人心志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结构性的“鸿沟”。当然,此实践学鸿沟也缘于历史环境的巨变,传统的“大学篇”在现代化世界已经失去其可能的现实意义,人文知识分子徒徒向慕古代士风,却已永远失去了其现实学术实践中的精神着力点。 此类现代学者中最具典型的,自然首先是国外汉学家。因为他们从来不曾生活在中华文明环境内,甚少对其有直接亲切的回忆追想,他们大多数都是纯粹理智性地“接触”阳明学文本的。所谓体践阳明精神,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成为可能的。那末,阳明学能够直接推广到世界学术领域吗?不仅不可能,而且完全没有意义,对此几乎无甚可疑、可辩者。如是,那末现代阳明学研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阳明学“值得”研究吗?阳明学不仅不是物理学这样可以客观研究者,也根本不是什么历史学对象。与阳明学有关系的“研究”究竟是什么呢?该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了,你再找到什么相关文献遗存也丝毫增加不了什么阳明学的精神价值。如果像时下人们纷纷将古人、古事“改造”成国际市场上的文物商品那样来“妆扮”阳明学形像,使其成为另类著名“假古董”,其文物商业化价值也远远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现代功利主义大众之心态怎么会再欣赏什么“致良知”呢?当他不掌握现代技术以结党营私就不可能“荣华富贵”时,他会理睬你的什么“知行合一”吗?他的时代性人生观正是要言行不一,知行不一,大讲法家厚黑,以便乱中取利。良知学和全球化商人心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我们却须于今日到处可见的“以古乱今”的文化商品化潮流中发现:对于技术化了的大众而言,使其“感动于”各类(本来以为只有幼稚园才会相信的)神话故事甚易(因为,知识技术化后,其精神反趋于单简而颇易朝向“信仰幼稚化”一途发展),使其回归自己内心真际却甚难。商人化时代人人不求思想之“真”,而仅图思想之“用”。前者属理性范畴,后者属实用范畴。当此之时,如果我们对读者说,今日古典阳明学可内通于高端人文科学发展,一定大感讶异。现在,我们正是在“十亿人民十亿商〔已不再是十几年前的“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大环境下来重提阳明学的,其微妙处也正在于此:读者知否?现代科技工商有可能通向迷信,而古代阳明学反有可能通向理性!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尽管表面上不合时宜,今日提倡阳明学还真有其某种“实在的”必要性。我们于是不得不冷静下来,透过目前社会上的“庸俗文化学潮流”,琢磨一下阳明学现象今日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时代“相关性”?为什么甚至于可能说提倡阳明学还有其科学的必要性?我们在琢磨这个问题及其解答时,正身处于一个文教学术系统全面急功近利的时代,其追求物利的精神方向和阳明精神可谓背道而驰。那么,为什么在此情况下,我们还偏偏要想到阳明学呢?不想去岁余姚行还真触感到了一丝阳明学气息之地缘性遗存,毕竟斯乡斯土,几百年后浙东遗韵仍依稀仿弗飘浮于斯土斯乡。会间聆听几位余姚知识青年和文化工作者的谈论,也竞体察到一种旧时甬绍情调。因为,越过学术话语壁障,彼此均可共同凝聚于同一原初性的纯粹对象:良知之本心。 赴会之前我已认识到,今日体悟阳明学精神不应该仅指对阳明学历史资料学的研究;也不应该即是指作为其功利主义极重的现代“新儒学运动”的一个部分;它更不应该被视作准神格化了的“圣人”以供商人崇拜之用(如海外“中国城”树孔子像以保发财那样);当然更不可能再作为帝王时代所要求的那种忠孝臣子之典范。那么,王阳明形像和阳明学,今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为什么今日会如此值得再加以探讨和提倡呢?其实这也正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索的课题:阳明学的现代性究竟何指?如果他只是一个历史上起过主要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那么这类杰出古人甚多,我们今日的各种学术研究也一直在进行之中,何须对其如此推崇呢?在去年与会的经验上,今次我特别选择了一个不免有些看似标新立异的标题:“王阳明和胡塞尔的比较研究”。还不只是什么比较研究,而是特别标出“两种心学的比较研究”;我甚至于还特别加上了“心学还原论”的比较研究。此外,我还打算把此课题提出于一个更为扩大的国际符号学场合以供思考。也就是把阳明学既联系到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全体,也联系到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界全体,对其加以全面综合性的反思。似乎要把这个看似纯粹不合时宜的思想史上的“古董”推到世界人文理论和思想界的最前沿上去似的。即使客观上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企图尽量表达此种新世纪人文理论思考新方向的看法和愿望,似乎在一种现代学术逻辑的层次上已成难以压制之势。为什么会如此“标新立异”?不,根本不是标新立异。那么,为什么今日要如此看重阳明学呢?甚至于企图将其纳入当前中国乃至世界人文学术发展事业中去以使其在人文科学理论革新方面发挥一种关键性的精神推动作用呢? 因为,今日中国和世界的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都遭遇到理论大方向上空前的“瓶颈”(理性和非理性的对峙),突破此瓶颈的唯一发动力就是一种主观的伦理心志力的积极存在,阳明学正可提供这样一种有效的心志力资源。为此,提倡阳明学,首先反而是要从“学院派的”文献学研究方向上解脱出来,以朝向阳明学的“本体”,这就是阳明学的心志学本身。我们对阳明学的正解,应该是如禅宗般直指阳明学所开示的“良知本心”。领悟此本心哪里需要多少“学问”?如有再多的学问而不能亲身把握此本心,岂能达至阳明学的真际?一些纯洁青年们因为尚未受到职业化训练的遮蔽反而能天然朴素地直触阳明心地,为其强大的内在生命力所动。我们岂非正是要爱护此种原初的心灵生命和意志力的历史性根苗?(这才是中华文明传统中比两岸博物馆内物质性文物重要到不知多少倍的最高“国粹”)阳明学的真蒂,因此不是什么资料学研究。以资料学研究取代对阳明心志力的感受,不免要舍本逐末了。也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真实体会“知行合一”的震撼力并受其激发而真能有所作为。《传习录》是伦理抒情诗学,今日深陷功利主义的时代要想让被“学问”(这往往成为职场争名夺利的手段)塞满的心扉腾出空间来容受几百年前浙东士君子纯洁的情志实在,其难不在于学问之多少,而在于态度之有无。 阳明学正像仁学、儒学等一样,为古人所创;为古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根据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面对的问题所创,其内容相关于历史上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等问题。创学者根据对这些政治社会类话语的主张所要表达的,却是一种伦理性的愿望。让我们用符号学表述法说:前者(政治社会问题)相当于一种“表达者”,后者相当于一种“被表达者”(伦理学问题)。按照我们的解释学读解法,今日应该将二者加以区分,并将二者分别与现代社会的知识论需要进行有效“连接”,从而将其伦理学意涵从古代表达此意涵的社会政治话语的限定性中“解脱”出来。我们决不可能再像现代海内外新儒家那样还泥滞于古代政治社会的直接意思(denotation)中,将其相关“义理指令”予以简单化地直意地把握,以为现代化社会还可能直接援引古代社会政治智慧以作为今日社会改进之根据(梁溯溟和钱穆的思想幼稚,完全因为他们对于现代世界新知新学理论所知极微,而他们不能尊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故训,正因为不能先深化耕耘其本心,所以他们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的“违孔者”。须知:“泥孔”就是“违孔”。因不知现代士君子应在何层次上“执守”,在何层次上“变通”,错解、错用经典的“解释学层次”,正是现当代哲、史两派新儒家运动中最突出的问题所在)。实际上,我们应该越过其denotation(直指)而达到其在伦理学层面上的connotation(涵指),后者因为脱离了对其当初进行表达的历史社会性话语的拘束而可能还原到某种非历史性的、依存于人性自然的原初伦理学智慧中去。这样的读解程序还应该同样施用于西方学术思想史。“解释学”就是要处理古今中外不同人文学术表达方式之间有效沟通的分析学(绝对不是海德格尔、迦达默尔提出的那类所谓本体论的玄学畅想)。其结果之一,就是把人类共同的基本“伦理学元素”,从传统的社会政治类话语、玄学哲学性话语以及神话故事类话语中分离出来,以便使此历史上产生的、经过历史性检验的、基于人类人性实在的伦理学思想,在人类新时代,使其发挥创造性作用。如果需要这样来“处理”阳明学,当然就不可能再像百年来的国学界和汉学界学者那样只在传统文献学的资料上进行运作。学者必须跨越现代学科界限而能够利用多种相关知识,因此不仅是要跨越文史哲,还要跨越中西文史哲,不仅如此,还要在半个世纪来新发展的跨学科大方向上重新把握人文学术“理论”的性能和未来方向;也就是要摆脱中外传统哲学史的“推理模式”,以创造性地将人文理论结合到各种新知新学上去。也只有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进入此等新知新学领域我们才有知识论条件,在高端层次上进行处理今日阳明学的理论性研究。也只有在这样的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的学术场域内,我们才有条件深入探讨如何开发阳明学,以便使其发挥今日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中之大用。 因此,我们今日重返阳明学岂能是出于偶然或出于职业性功利之需?现在,我们还要将此直观性的、经验性的伦理学表述系统与当前最重要的心学伦理学导向的哲学之一—-西方“胡塞尔逻辑主义心学”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扩大的领域内进一步赋予阳明学以更重要的作用:承担起跨学科、跨文化的人文科学理论全面化革新的新世纪的人类新文化之重任。为什么?因为中外传统“文史哲”学术的理论部分均相当保守落伍,并大多欠缺充分的“科学性”(逻辑性,可理解的说明性,有效预见性,科学应用性)。也就是,文史哲(和“数理化”完全不同)中的不少“道理”其实无助于正确或有效解释人类文化、历史、学术、思想的复杂现象。但这些传统的文史哲学问都在成为“职业”之后形成了自身的“可运作性”,即成为在本学科职业内可供师生借以延绪其职场活动和收益的“材料”或“工具”,所以,只是因为这个无关于“科学”的理由而主要相关于“职场功用”的理由,它们仍然原封不动地、有效地存在于、运作于人类学术文教社会之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大陆兴起“学术新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日益清晰看出文史哲传统学术话语的种种纰漏,因此学界认识到,我们首应科学地分析检讨传统文史哲话语的意义、结构、构成、功用,然后再来判断其各种学术性断语的科学可靠性和改进的可能性。为此,文史哲学术应该首先在学者自身处“正本清源”,端正其治学心术:即努力于以“求真”(科学性)为动机和目的,而克服以“求成”(职业性)为动机和目的。但是,对此谈何容易!特别是在新世纪全球商业化大潮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全面性地以争功谋利为天经地义(动辄以“身价”论团体和个人之“成功”标志,对此,全球已在此彻底“物化”的意义上一体化了)。在此情况下,人文学者何能免俗?如为“成家立业”计,当然只能急功近利,只能不求真而求成。古代“义利之辨”今日在法制化的保障下完全颠倒了过来,以“法”代替“义”,而以“求利”作为人人之唯一人生观(并以“来生”获永恒个人物利之神话式许诺以鼓励其守现世之“法”)。此一现象和问题是全球性的,因此文史哲资料积存仅被视作职业工具的看法已经根深蒂固于各国文教制度之中。 一方面是传统文史哲“不争气”,不能如自然科学在科技领域内那样提供有关社会、历史、文化的正确解释和推断;而另一方面,不仅“政经法”而且“数理化”专家们又纷纷仅本其“形而下”的科技实用性知识,根据其在社会上占据的远比文史哲学者为高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势,企图纯功利主义地指导本应由文史哲学术解答的有关价值和信仰等人类生存的基本性问题。而新世纪的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多已成为技术化人士,对于当代前沿人文科学理论,不仅所知甚微(所以才敢于随意立言),而且对其轻蔑有加(因其无助于求物利也)。当此之时,人类人文学术及其理论的发展面对着何等严重的内外“危机”,面临着何等重大的历史性挑战?...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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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历史解释学

“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圆桌会议-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圆桌会议 (百年来国学与西学关系的世纪性回顾讨论会) A.背景 B.会议 C.简述 (A) 背 景 南京第 11 届国际符号学 (IASS) 大会 主题:符号学:不同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 宗旨:科学理性至上 (2012,10,5-9) 南京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研 “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圆桌会议     (百年来国学与西学关系的世纪性回顾讨论会) A.背景 B.会议 C.简述                   (A)  ...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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