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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意义》(扩大版)序言及目录-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结构与意义 (扩大版) 李幼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序言 《结构与意义》这本最初由台北联经(1992)、其后由北京社科(1994)出版的文集(两版大同小异),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在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是过去8年来安排我参加过《列维-斯特劳斯文                结构与意义(扩大版)                     李幼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序言 《结构与意义》这本最初由台北“联经”(1992)、其后由北京“社科”(1994)出版的文集(两版大同小异),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在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是过去8年来安排我参加过《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罗兰-巴尔特文集》以及目前的《胡塞尔著作集》诸系列译事的出版社。这也是极为难得地出版过我的“越〔行业〕界”之作《仁学解释学》和《儒学解释学》的出版社。《结构与意义》原版收入的文章正好是新时期开始头十年内完成的工作,是在时代新旧接替、历史巨变的一个关键的10年中完成的工作。对于我个人也是在脱离社会二十年后重返社会的十年中完成的工作。当然严格说来,不是“重返”,而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入”社会,如果学校时期不能算作已经进入了“社会”的话。那年我已42岁,却还未曾“踏入”过社会,未曾与各种“社会人”有过社会性来往,自然也从未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作品。我的社会阶段的人生是完全从新时期开始的。 不过,这是一部扩大版的《结构与意义》,即在同一书名下也纳入了我最近3年中完成的20多篇文章。我将新旧作品分别归入了上编、下编两部分。两编内的文章间隔也是整整二十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因而在收入新作后仍然继续延用旧的书名呢?这本书最初在港台发行时,曾受到海外华人学界一定的关注。原因无他,那时海外还没有改变对大陆旧时期学界的印像,看到这样一本内容主要是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客观评述的大陆作者作品,不免好奇。加以我在八十年代的译作中已有若干种“私运”台湾(1992年访台大哲学系时还曾参观过附近一家私售大陆出版物的书店,名叫“结构群”,也许书店老板也很欣赏“结构”这个词),那时台湾人文学界也刚开始他们的“走向世界”时期不久,学校文科青年们也对西方当代思潮颇具好奇心。在准备此书联经版的过程中,我已将一些最初发表的文章中的“大批判”修饰语(那时应该是同类文章中最少的了)删除。1992年底访台时,不巧与我此前两年有过不少通信的联经总编辑林先生不在台湾,但也因与本书稿责任编辑林小姐的直接晤谈,终于得以落实了书稿的付印事宜,我这第一本文集于是诞生了。这本文集不仅直接记录了我于文革结束后十年中的部分工作,而且也间接反映了我此前二十年知识准备时期的个人经历。 本书原版中的文章主题,大部分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次“较正式”(即不计入那些内、外部出版物中刊出的从当时苏东学术资讯中简单引述过的人名、书名、派名、主张等)发表的,特别是现象学、解释学、法国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面的文章。我的这些“评述体”文章,其实没有什么“评”(除了修饰性的批评语外),而是着重于“述”。即:利用可能的万把字篇幅,尽量实事求是地将相关思想、理论本身的重要部分展现给读者。由于是“述而不作”所以较具有客观性,其持久性价值依存于所论作者、作品本身的价值,这是这些30年前写就的“述评体”文章仍然具有再读价值的原因之一。海内外很多学界资深学者都是因为看到了这些“述多论少”的文章才从知识学角度对我有所关注的。但是他们很少注意到一个特点:我在有限篇幅内从大量材料中进行“筛选”的独立眼光。有人会说,不过是万把字的文章而已;有人会说,“他沾了预先学外语的方便,搜集资料快些”,如此等等。当时大陆学界的一个“口头语”曾经令我感到讶异,即称赞某人成绩多时就说:“他有资料”,“他资料多些”。例如洪谦先生就对我说过“江天骥写的那几篇文章的资料是我给他的”(即指借给江了挪威哲学家柰斯一本介绍4位哲学家的书,江即根据概书相关章节编写成文)。而我的讶异在于:资料不是随计划的需要可随时读、选吗?怎么似乎成了某种“固定资源”呢?。我们由此可见当时学者资讯闭塞和脱离写作实践情况之一般。现在,这些有关现当代一些西方重要学者的思想理论的“简明扼要”论述,在二十年来虽已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译著之后,对于青年读者来说,应该仍有研读之必要。收入本书下编的这些文章在此次再版时基本上未作内容上的改动(各篇中的人名、名词用法、编排格式等与我现在习惯于使用的有所不同,除个别外,一般也不加以统一处理了),只是在一些文章后面加入“补记”,予以相应背景说明。其实这些旧文,对于专业学者来说,我认为也不乏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其中也表现了作者自己观察和分析判断的特殊角度。对于当代西方思想,我近年来越来越触摸到一种国内学界的状态:一些以为“知道”了的东西,不过是因多次接触而获得了一种“熟悉感”而已,对于一篇文章和一本书,当初在知识未足之时随便翻阅过一遍因此记住了书名、作者、名词之后,就以为自己“看过了”,并以为因此已经“知道了”内容。殊不知,所谓“知道了”,可能仅仅是知道了一些名词的存在而已。实际上可能并未对相关理论内容充分理解。这种现象不仅对于年轻人如此,对于很多资深的学者或理论翻译家来说,也有可能可能是如此。试想,商务印书馆当初把《野性的思维》卖出了几万册后,应该表明至少有几万人读过此书了,但学界表现出有此类相应悟解的人又有多少呢?大家可能只是在字面层次上传递着“共同熟悉的话头”,不见得真的把握了原作的实意。因为很多复杂思想都需要有一定知识准备和反复研读才能逐步深入把握的。即使连我最初译出的那本小册子,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其认识论、美学性、文学性涵义,国内不少文艺理论界读者虽然读过了,其实未必切实把握了。因为,对于新理论知识不是读了一本10万字的书,你马上就“懂了”它的内容和涵义。我当时译出该本小书时,估计与环境的学术文化性“隔阂”至少有四、五十年年,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对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欧陆文学理论和美学,介绍甚少,还不要说那时的文艺理论家们也很少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知识,因此难以深入把握现代西方文艺理论。 七、八十年代其间我对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理论所做的这些绍述和分析工作,其中不少主题都是由我这个此前不在工作单位的人首先提出的,自然这是缘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但也可局部反映着时代理论思想的总体变迁趋势。在新时期最初这十年所进行的工作内容,也是与我当时的自我定位一致的:我的任务就是根据二十年来自己独立摸索的知识基础将国外最新学术理论作品介绍给中国学界。这一自我学术方向定位,不仅正好与我1959年初退学在家所追求的治学方向(现代西方哲学)一致,也幸运地正好与个人在新时期的外部际遇一致:我竟然绝对想像不到地(谁能知道存在着一位入狱多年的杜任之先生?存在着一位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关注的老党员呢?)正好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立即获得了“对口的”职位。于是,我的开始已经过迟的学术生涯,当然也就应该专注于、局限于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了。 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我又在杜老去位、个人单位处境日趋复杂之际,完全意外地获得了赴德研究的机会。在两德合并前夜“顺理成章地”完成了阶段性学术总结:对现当代西方理论思想前沿“理论符号学”的研究。此时我的“专业”,广义上仍然属于此前三十年来心中一直怀抱着的“第一专业目标:现代西方哲学”。居德期间,就在行将结束游学、打道回国之际,国内外又分别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国内是新时期具有更新历史意义的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国外是世界战后四、五十年历史格局的彻地解体。正在此时,不意获得了开启我学术生涯第二期的重要转折:身在欧洲而转向了中土“国学”,即新研究计划获得了批准。如果我一直待在国内,从“技术上说”,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有的发展。不仅行业区隔使此种学术专业的转换或扩大不大可能发生,自己主观上的“国学意识”是否能强烈到自动进行“跑道”转换也是极成疑问的。况且主要的障碍是,对于西学理论研究还存在着大量须待深入的领域,怎么会想到向国学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恰逢欧洲历史巨变年代,我的“三学”方法论(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的十年准备,竟然非常自然地(在外部机会推动下)促我滑向了“国学”。当国内国学界对我一无了解、美国汉学界对我不予接纳之际,我的“国学资格”竟然突然获得了德国汉学界个别偏好理论者的“破格认定”,给与了我中国留德文科学者中几乎最好的客座研究待遇。这对于我在客观上和主观意识上“进入”我的学术生涯新时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这样的大转折也最终影响了杜任之先生生前为我安排的、努力一生也无止境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术轨道。我于是又重新“漂浮”了起来。但这一次的漂浮和年轻时那一次完全不同了。我已经在认知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此生最终的目标:人类伦理学结构的改造。此时,客观上我也有办法在任何不利的客观环境下推进此一终生目标了。从西方符号学向中国伦理学的这一转折,其实不是什么从西学向国学的转折,而是从哲学向伦理学的转折。这个一听起来不像“转折”的重要的理论性转折,含蕴着我在认识论上渐趋成熟的一次大变革:哲学必须与伦理学“在学术制度上”(虽然那时我还未曾像今日这样能够用此“提纲挈领”的词句对其加以表达)分开来。导致我认识到和切实掌握到此一“理论革新”的关键环节就是符号学。因此,我在德国完成的符号学写作计划,正是为我迈向这一重要学术实践轨道转折所准备的“技术性手段”。这个技术性手段与其伦理学目的的关系,则是西方任何学科内的专家们都还未曾想到的。为什么?不仅因为其中暗含着一种跨文化因素,一种跨文化符号学因素,而且这还意味着必须首先摆脱几千年的西方僵化了的道德哲学传统。 从1988到1997这近乎十年的德国校园内的“客座身份”,也是我对西方人文学界较全面地进一步了解和企图与之合作的十年。如我已经多次撰文描述的那样,居德时期后来又从最初的顺潮而前行渐渐蜕变为逆潮而搁浅。我在欧美学界倡议推进跨学科、跨文化的新学术理论方向的一些努力最终均归于失败。我在未能返国复职后,竟然又渐渐注意到国内人文学界那时似乎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文学术研究的宽容度逐年超越着八十年代的水平。在此情况下,自2000年首次返国以来,我渐渐强化了这样的新认识:除了中国学术自身的继续发展外,关于人类全体人文科学的革新努力探索也可能、甚或理念上也必须在中国地区进行了?为什么?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制度化发展已形成了某种自足性的、稳定性的运作渠道,个别学者打算超越其(特别在冷战时期结束以后)已然定势化了的软、硬制度性格局,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而另一方面,中国学术即使只关注自身的成长,没有事先对现代西方学术理论的深入理解也是不行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对于西方学界自身在跨学科、跨文化思想潮流下进行创造性改革抱有积极期待,我们就得勇于在中国学区内倡导独立的新知新学探索。为此,首先必须摆脱对于西方学术制度和潮流亦步亦趋的治学态度。 于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新时期的第三个十年),也是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三时期,我开始同时推进个人中西两学的研究了。同样出乎我预计的是,作为旅美独立学人,我不仅并没有和西方学界完全“脱钩”,反而与国际符号学界逐年关系密切起来。对于当代西方前沿理论的发展虽已颇感悲观,但参与促进西方符号学界和中国符号学界的合作,主要出于“借西促中”的一种“私利之念”。因为百年来中国崇洋慕外之学风无处不在,似乎只有通过促进中学“走向国际”人们才有进学动力似的。于是同样偶然的,我的“角色”就这样重新确定下来。而另一方面,再次脱离中西两地的“机构”以来,我已不再留恋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关系。2003年起在参与筹办2004年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和国际符号学学会共同组织的北京符号学研讨会时,我已感觉到自己的促进符号学活动的任务已经应该结束了。因此对于参加同年下半年里昂大会,我已持半心半意态度。我当时设想,如果没有资助的话,我就不参加了(居住在国外,自费参加国际会议自然并无多大困难)。不想,年近百岁的列维-斯特劳斯老先生竟然被我先前请求推荐的信函所动(主要理由是法国理论与中国学术现代化之间的特殊关联性),再次助我最终争取到了法方学术访问的资助。由于出乎意料地(当时除了他以外,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推荐者了。我曾向自己名义上担任客座研究的世界文明中心申请资助未果。因此反而可间接证明我的继续介入学会已无积极意义)获得了法方再一次的一个月访问资助,这样我才最后又参加了大会,并因我的出席而当选为代表中国的副会长。(同样偶然地,几年后出版社竟然约我担任了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中文版总序的撰写人,而他也破例授权我转交了他对中文文集出版的祝愿和题签?我们长达近30年的个人联系,就在其去世前留下了此一有纪念意义的印迹)就这样,也是全不经意地,一环套一环,再几年后,遂能成功安排了今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此时离我最初在多伦多大学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过去了整整30年。 过去两三年中,我多次从学术理想主义出发,努力客观地向国内学界阐释南京大会的“意义”,读者会感到其中似乎充满了“自我矛盾”语气和立场。一方面我极力说明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又坦率地向如此急于“走向国际”的国内学者们警告,不必对其实际效果怀有过高期望。或者不如说,几年里我已经谈过太多的当代西方理论中令人失望的方面。我近年来在国外会议上的发言也多是对其提出批评意见的。尽管个别开明的西方同行发表了我的批评意见,我却绝不奢望我的批评意见有可能在国外学界产生任何积极反应。在准备这次南京大会的大会发言时,我的立场不是针对中国学界的,而是借中国地域向西方学界“发言”(参见本文集内首篇文章)。我要趁此历史性聚会之机,对西方理论家们尽其在我地“言所当言”。 本来,结束了在德国的国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后,我当时的想法是回国或在美进行下一部重要的英文书写作计划:对古今西方伦理学史及其理论进行系统的检讨,因为我那时似乎仍然把西方学界看作更适宜于高端理论交流的地区,哪怕是跨文化理论方面的交流。可是之后在西方,特别是在汉学界,遇到的太多僵化而又急功近利的学术现象,认识到这种设想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既定“规范系统”及其自利实施系统足以将任何“非我同类”者排挤到边缘地位,使之永远无从发挥有效交流作用(加上近年来又学会了通过“奖项”等金钱因素来影响学术高低正误的衡量标准)。这样,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为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化中心和佛光大学完成的当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的项目后(都是绍述和批评当代西方伦理学思想的,最后合并于商务《形上逻辑和本体虚无》中,出版之日,也恰是我2000年首次返国之时)我开始改变了计划,决定先将在德完成的两部英文稿,在深化扩大的规模上,用中文重新写作。(这就是《仁学解释学》和《儒学解释学》写作的心理缘由)这样的个人工作安排也反映了我又选择了“中文地区”作为进行学术交流的场地。 我在中国的新世纪第三时期中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中国伦理学史的写作,现代西方理论的翻译,随着网路兴起开始的学术理论批评,以及促进国内外符号学合作。现在,随着南京大会即将召开和本文集收入的学术批评文章的发表,此一时期也行将结束了。最近,由于我对西方人文学术制度化发展的批评论文,历经反复挫折最后再次被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接受,从而表现出西方学界仍然有少数学者表现出愿意发表不同于西方学术主流的批评性意见的气度,因此对我重新恢复十年前设想的英文伦理学写作的可能性,又恢复了信心(我总是稍遇鼓励就以为“光明在前”,其实大多种情况下都是一厢情愿而已)。加以我认为过去10年来我对中国人文学术界的未来发展已经提出过足够多的意见了,现在似乎到了停止这方面议论的时候。本书的出版将35年来最初年代和最近几年的文章汇集在一起,也许象征了此一时期的终结。如果我还有余存的第四时期,也许就是将10年前计划的英文伦理学写作看作是我一生的真正“结束篇”(此英文著作完全可以同时有一中文版)。这还不仅是出于看到了被西方有识者有限接受的可能性,而且甚或由于认识到人类共同人文理论前进必须有跨文化方面的积极参与。因为在面对新世纪“跨学科”和“跨文化”两大改革方向时,如果说前者是西方学者所“不愿”(因有损其职业性利得),后者则是他们所“不能”(语言和历史知识之不备)! 简括而言,新时期以来,我的治学经历就这样可大致分为上述三个时期。不同的时期在运作场地,写作对象,主项目性质,期待效果等四个方面都各有不同。最初一期在国内,主要内容是现代西方理论;第二时期是在欧洲,主要内容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和比较伦理学理论基础,前者寄望于西方读者,后者面对两岸四地读者;新世纪的第三时期,运作之地返归国内,主要内容兼含中西学术,而对象主要是国内读者。在最后剩余的“第四时期”也许真的可以兼顾中西学两个领域呢?这个中西伦理学理论性交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存在于国内外“出版界”。出版界比研究界可以较少涉及相关人士个人性利害考虑,而可更多地从大公立场出发推进人文学术发展事业。例如,本人跨学科方向的《儒学解释学》是不可能受到任何专业性研究机构的理解和支持的,却百求仅一遇地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破例接受;并在出版社主动推荐下导致我15年前在德出版的同一主题的英文版书在香港再版(也是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获悉此英文版书已经问世了)。我得坦言,15年前我在法兰克福出版该书时,自知我的相关学术观点是如何不同于国内外汉学界、国学界的主流观点的,而我的(通过西方解释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启示而达至的)突显孔孟仁学为中华文明史上“第一经典”的立场,又会如何遭到西方学界的反感和不解的。1999年“蒋经国基金会”对于我以此书为基础提出的研究计划申请加以拒绝;同年我以此书作为参加由该基金会资助召开的纽约大学“中西史学理论研讨会”之“资格”的与会要求也被拒绝。其实,三十年来这类经历真是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公正出版社和立场中立的学术刊物的存在,独立的学术思想创新工作是极难实行的。我们如此推重学术出版社在推动社会学术思想发展事业中的关键性作用,绝非夸张之言。何况广义学术编辑界,作为学术检视、判断和批评的重要力量,其学术判断力,并不逊于学术研究界,甚至于有以过之。 (致谢略)。...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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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及全书目录-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及全书目录 (爱尔兰)狄尔摩 ● 莫兰: 《现象学导论》中译本序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将出版 《现象学导论》( 2000 )简介 : 本书为爱尔兰著名哲学史家和现象学家狄尔摩-莫兰的代表作,作者具有欧陆哲学、分析哲学、     《现象学导论》中译者序及全书目录 (爱尔兰)狄尔摩●莫兰:《现象学导论》中译本序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将出版 《现象学导论》(2000)简介: 本书为爱尔兰著名哲学史家和现象学家狄尔摩-莫兰的代表作,作者具有欧陆哲学、分析哲学、哲学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思想背景,根据几十年来较新出版资料,对现象学运动中的5位德语代表哲学家(布伦塔诺,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阿伦特)和4位法语代表哲学家(莱维纳,萨特,梅罗庞蒂和德里达)的丰富学术思想,分别做了深入浅出的清晰论述。此书出版后次年即荣获现象学Ballard奖,并成为西方各大学有关现象学研习的教学参考书。全书附有详细的背景和出处资料,非常适合于作为现象学导论的教材之用。本书另一个特点是,除其本人的思想背景和主要理论的论述之外,不仅对各相关理论提出批评性解读,而且附有不少关于哲学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正负言行的客观报导,也因此增加了本书的吸引力。 作者狄尔摩–莫兰简介:作者为国际著名哲学家,爱尔兰都伯林大学学院哲学教授(形上学和逻辑学),前哲学系主任,于2003年选入爱尔兰科学院,并将担任2013年雅典第23届国际哲学大会议程委员会主席。莫兰早年在爱尔兰学习科学和哲学,后于1970年代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于1986年获博士学位。莫兰精通欧陆、分析、哲学史等不同方向的哲学,而专长于现象学和中世纪哲学。毕业后主要任教于爱尔兰,但前后在英美德法等各国众多学校担任客座或访问教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作者并于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主持过现象学暑期研究班。                         中译者序 大致而言,二十世纪西方两大哲学主潮是英美派的分析哲学和德法派的现象学哲学。此一划分,严格说来,主要是根据二次大战后的哲学发展态势来确定的。二次大战之前,西方哲学流派纷繁,尚未形成哲学大势二分法的局面。有趣的是,战后这两大哲学潮流的战前根源,竟然主要都是来自欧陆德语地区的。战后西方哲学界的局面丕变,这主要源于美国哲学和法国哲学事业的空前发展(随之产生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对比名目)。前者充实、扩大和强化了分析哲学,后者扩展了、丰富了欧陆现象学潮流(此派其后很快成为超越地区界域的欧美两大洲共有的主流哲学之一)。纵观百年来西方哲学史的消长态势,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发展,遂可最终概括为这两大主要方向。这两大哲学潮流各有短长,但之所以均称之为“现代哲学”,除产生的时间因素外,一个发生学方面的重要原因,均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支配性的决定作用。二十世纪是数学自然科学决然占据人类知识绝对主位的全新历史时期。这种人类文明科技化的空前进步,一方面导致社会科学的明显科学化提升,另一方面则导致人文科学的两极化发展。对于后者,一方面出现了紧跟自然科学模式的科学理性潮流,另一方面则反而激发了非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潮流之涌现。这一演变在哲学领域内最为明显。二次大战以后我们于是看到,分析哲学的“准数学自然科学思考方向”的相对严格性及其大大收缩了的人文论域范围,其论证的“科学性强化”,却是以简化了、收缩了论题范围为代价的。而另一方面,以现象学为主的欧陆哲学,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内部张力对比:在古今一体的人文学术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并存现象。这种思想方向上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混合性,在百年来的现象学运动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甚至于从其创学之始就可发现两种思想方向并存互动的态势。不难看出,其中非理性主义方向的空前发展,主要是十九世纪中晚期以来才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文艺世界的现代主义全面取代古典精神亦发展于此时)。有趣的是注意到,二十世纪,随着数学自然科学的决定性展开,哲学界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反而(从学术社会学分析角度看)“相反相成地”平行发展着,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又特别是在战后十分活跃的法国哲学界。...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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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和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第十一届大会” ,即将在中华两千年历史胜地南京召开了。东方历史文化古都和西方现代人文理论的此一历史性会聚,含蕴着重大而深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 “中国符号学”和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 —— 再致“中国符号学论坛”公开信        值此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百周年之际,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自发组织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研讨会” —— “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第十一届大会” ,即将在中华两千年历史胜地南京召开了。东方历史文化古都和西方现代人文理论的此一历史性会聚,含蕴着重大而深远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首先,此一人文盛会,在今日全球唯物质主义商业化盛行之际,突显了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潜力和抱负,并向“唯钱是求”的全世界宣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绝非使其子孙仅只能跟随西方物化文明方向亦步亦趋;在全世界只关注物质生产之际,中华文明自有继踵先贤的人文学士,不仅为本民族,而且为全世界,认真关心着新世纪人类文明的精神建设问题。而今日的人类精神事业,既非复兴“诗词曲赋”之属,亦非制作“文娱消遣”之谓,其核心只能是指现代化的新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事业。时当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的世界影响力,定然亦应相关于其精神文明建设。此精神文明之核心,非应指大众化的文学艺术,亦非应指展示祖先文物遗产,而应指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一个民族有无现时代有效的精神和思想力量,首先即表现于其有无能力融汇现代“文史哲宗艺”的世界前端人文科学理论。一国之“现代科学”,必然应该同时包含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学之中又以人文科学为一民族精神力源之中心。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自然主要是指其古典型态的人文精神,“复兴中华文明”当然首先也须指传承和发扬此人文精神,其现代化型态则为人文科学理论。        人类文明的进步的确主要体现为自然科学的进步。相比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科学的显著发展,人类人文科学理论何其落后乃尔。人类文明必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齐头并进方可称之为趋于健全完满。一个重大认识误区是,在此现代科技文明时代,人们满足于仅将传统人文学术或民俗信仰看作是自然科学的“文化对应方”。有如不少海外高级科技界人士把“人文”浅解为“诗词曲赋”教养之类?似乎是:自然科学应该不断现代化,而“人文科学”则必须维持其传统型态和通俗化型态?自然科学可以有高端理论,人文科学只需要有通俗理论即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科技工商、文学艺术、民俗信仰这三大片现代社会文化之主体,对现代人文科学应如何发展,从不认真关注。由科技工商主宰的海外华人媒体,几十年来从不触及人文科学理论讯息(除了那些不可能列入人文科学主体的“西方汉学”讯息外),直视之为根本不存在一般。的确,世界各处均视人文科学为无足轻重,而人文科学事实上也的确无足轻重。这正是人文科学家们今日的尴尬处境:一方面面对着自身学术之科学性不足,另一方面面对着社会主流和大众对其长期的忽视。正是此一艰困局面促使有识者今日觉醒到,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中所最应增强者即为:首先,如何更有效地将前科学时代的传统人文学术转化为科学时代的现代化人文科学,其次,如何积极参与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革新事业?中华文明在来自西方的物质建设方面跟随之、超越之,可谓不遗余力,却对自身传统上所擅长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长期不以为意?一直说的“复兴中华文明传统”,而此“复兴”是应指原已有之的部分呢?还是指原所没有的部分呢?        就现实而言,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文科学事业实际上正处于百年来最为发展的时期。其进取精神体现在人文学者在三个方面渐渐产生的积极态度:即对传统学术、现代化初起的前期学术、乃至作为中国学术现代化主要楷模的现代西方学术,均能采取一方面亟思研习继承,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反省和批评。也就是:既不满足于对古人亦步亦趋,也不再满足于对洋人亦步亦趋。这样的反省自强态度,不是为了要与古人洋人争长短,而是为了认真提升自身的学术理论水平。没有这样的反省和自强态度,就谈不到人文科学事业的真实提升。此一学术态度的转变相关于学术价值观的转变。如果视人文科学为职业工具或渠道,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可谓无关于学术的实质性进步,因为任何程度的学术资源均可作为职业化科教制度中运作之工具。如是,以往“著名学者”的著述遗存即已足勘作为文科职场内操作材料之用,至于其真正的科学性价值问题则可略而不计。在人文学术职业制度化操作下形成的“大师系列”所根据的是其一时性的市场知名度,而不一定相关于其科学价值性成就。为什么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够采取真正的科学性标准组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却要排除科学性标准而采取准市场化的“知名度”(文化性商标)标准呢?自然科学按照科学真理知识加以组织运作,人文科学则按照历史上的“大师知名度”来组织运作。为什么?这样的安排会给民族文化学术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结果,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能够科学地、扎扎实实地前进,在人文科学领域学人则被训练成对“历史大师”进行欣赏和膜拜的专业人士。二者显然担负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任务:一个是科学性,一个是玩赏性。如果人文学者都以对历史文人偶像歌功颂德为“最终目标”并希冀自身身后也可被列入同一“先贤祠”系列,却对相关科学性知识获取问题不予重视,中国的人文科学能够进步吗?自然科学按照客观学术价值标准加以评判和组织运作,人文科学则按照主观人为的知名度等级制度加以评判和运作,二者间的学术效果之异,岂非一目了然。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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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理论之路》序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2010年5月,相当偶然地,四周间在京、沪、杭做了10次讲谈;2011年2月,也是相当偶然地,一周间在渝、蓉两地做了5次讲谈。 理论话语和现实语境 ——《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理论之路》序言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李幼蒸 著    2010年5月,相当偶然地,四周间在京、沪、杭做了10次讲谈;2011年2月,也是相当偶然地,一周间在渝、蓉两地做了5次讲谈。与各地师生讲谈和对话的经验和独自思考著文不同,话题和方式都须针对具有积极思想交流潜力的众多对话方,而彼此的对话又都活生生地被置于现实语境中。对于我这样一个欠缺教师长才的人来说,不免惊讶地发现,“听众反应”和“读者反应”很不相同。早就多次表达过的学术意见可能并未引起“读者”多大关注,而同样的意见在此讲谈的活生生现实语境中却有可能引起更生动的效果和更积极的反应。我于是想到,是否应该完全按讲谈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一下相关的学术思想和意见,以使读者获得类似于听众所获得的那种认知效果。然而这样做,实际却并不容易。一来我自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讲话录音的习惯;二来,即使将每次讲演录音交我使用,我(在心理习惯上)也不可能通过转录原讲完成一份现成的文字稿。我的习惯一定是重新编写。是的,我的任何“二次性写作”都只能是重新编写(所以我从不可能自己准确地完成自己写出的中英文对译工作;我一旦重回原先的文字,一定会重新组织思路,因为每一次写作的心理背景都不会与前一次相同)。因此,对于上述想法,最合理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原先讲演的提纲、对讲演的记忆、以及对讲演对话的体验来重新进行编写。这样的编写结果,我相信,就文字内容而言,一定比系列讲演的内容要更可取一些。因为,每次讲演内容不仅因此得以获得改进的机会,而且系列讲演中不同的讲演之间还可以加强彼此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这固然是理想的方式,但哪里容易抽出时间来做呢?     实际上,我的每次讲演内容所传达的都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些题目。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一口气完成一次讲演的缘故。而那些正在思考的各种题目,又多半是最近写出过、发表过的文字,主题和意念却可能散落在各种不同的篇章之中。我于是想到,凡是在听我讲演和座谈而对课题感兴趣的听众,其后若能再读我的文章,就会更能抓住要点。那么我为什么不先将作为上述15讲内容之“来源”的各篇文章先行汇集起来充当相应的读物呢?这就是我这次从重庆、成都回来后马上集结一个集子的理由。     我的长期以来研究的课题——符号学、现代西方哲学、仁学、儒学、人文科学现代化等等——之所以不容易被清楚把握,主要因为它们都具有跨学科特点。而学界多数人所熟悉的是单学科论述方式。现在,所谓人文科学理论的前沿进展,应该说主要就是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演变。我的相关论断和说明表达于各种不同学术门类和主题之中,而它们彼此也有一定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只有通过细心比较不同篇章中的类似论点来加以把握。通过一年来与各地师生密集的交谈对话,我深信青年一代学人是会了解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人文思想旨意的。在此我却不得不指出一个最近以来越来越清楚的现象:对于把握跨学科、跨文化人文科学理论发展来说,外文界、中文界、传媒影视界的理论爱好者们,似乎比哲学界的研究者们更具有对其理解和接受的可能。其实此一现象不难解释。跨学科理论当然就不是哲学本位主义理论。哲学界处于一种矛盾情境:一方面它是传统上“理论思维”的“大本营”,而另一方面其两千年之久的科班性也导致业者习惯于把诸哲学大家的现成著述结论就当成了各种“权威理论”。因此,其理论观反而从结构上趋于内容固定化和思路凝滞化。结果,一谈到“理论”,“哲学家”就马上向现成的哲学学派路线挂靠。这样的倾向也反映了哲学专业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文本“自足性”或与外在现实隔离性;换言之,哲学家倾向于“脱离实际”,也就是“脱离世界”。如果再加上可能出现的其他学术外的因素,如哲学家仍然以为“哲学是众学之王”而自己已是哲学王国的成员,就会进一步增附某种“理论自足感”,从而对其他理论思路产生排斥(特别是当他们还欠缺哲学以外的他科知识的话!)。因为,说到底,哲学家的心志可能不是在朝向“真理本身”(“真理”往往仅成为他们的语言游戏筹码),而是朝向某种“哲学势力”(仁学的本质之一就是抗拒任何不当权势,而历史上“哲学家”中往往不乏依势而行之辈),这也正是今日哲学界最易发生的自我滞后之惰性,并势足以阻碍其思想前进,因此特别值得大家警惕。本人曾以哲学为人生最高志业,此一体察,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反省吧。     那么,为什么那些本来其专业并不要求理论化的部门反而会维持其较高昂的理论兴趣呢?这一现象实乃社会文化朝向理性化、科学化演变的自然结果:青年一代学人自然地滋生着理论思维要求;换言之,例如,中外文学界,传媒界,影视艺术界等领域内的新一代理论工作者们,开始要求对各种现实研究对象增加理性的认知,也就是要求各自专业的理论化提升。也正因为未曾受到严格哲学性规条的束缚,他们反而易于注意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中的多元化的理论成果。而后者正是产生于同一思维方向中的:新理论往往来自对各专业中的现实对象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化思考;即各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符号学和解释学就是这样的学术思考习惯的产物;后者看似“表述方式特异”,实因勇于朝向新的现实对象,新的精神目标和新的思维方向。当然,中外文学界和传媒影视界的学者们虽然或许还欠缺足够充分的理论训练,但他们却可能处于时时朝向理论化思维的生命冲动之中:他们“渴望”学习各种对课题现实具有有效说明力的新理论!(而哲学却往往只能提供著名哲学家们的陈旧哲学结论)这就是我一年来的15次集体接触和众多单独接触中获得的体认。这也可说明为什么是文学界、传媒界、影视界的人文学者反而对符号学理论更为关注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如此“看好”人文科学中哲学以外的其他各界,主要是指看好其成员可能具有更广阔的开放心态。学者只有“知有不足”,才能产生继续学习的冲动和意愿。并不是说,文学界和传媒界已经现成地具备了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准。其他各界和哲学界一样,如果不以向真、求真为最高目标,同样会趋炎附势,追逐潮流,甚至于比哲学界更严重(如外文界由于会外语可能更易追逐外国时髦而又一切以所选择的外国学星之名气大小作为自身选择依靠的标准)。就此而言,我一贯说的“心术学”岂是蹈空之论?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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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胡塞尔-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如何看待胡塞尔 —— 《纯粹现象学通论》再版中译者后记和校后记 ( 2004 ) 前注:在重新整理旧译《纯粹现象学通论》之际重读 2004 年所写的后记和校后记,觉得当时的相关看法今日仍然有效,足可代表本人对现象学和胡塞尔思想的评价,故重新贴网,以促交 如何看待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再版中译者后记和校后记 (2004)  前注:在重新整理旧译《纯粹现象学通论》之际重读2004年所写的“后记”和“校后记”,觉得当时的相关看法今日仍然有效,足可代表本人对现象学和胡塞尔思想的评价,故重新贴网,以促交流。(2011,11,30) ~~~~~~~~~~    本书译出于16年前,现在离初版时间已过去12年了。记得1988年春末在确悉本书编辑工作处理完毕后我才放心地搭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绕道前往西柏林。在我长达十年的理论翻译工作中这本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其后尽管因客观原因有所延误,两三年后终于在两岸同时出版了。十年来的心愿也终于实现。9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德国波鸿大学哲学所从事客座研究。前后两位邀请人霍伦斯坦教授和瓦登费尔思教授均为资深现象学家,后者并曾任德国现象学学会会长。旅欧期间与欧美各国现象学家也有一些往来,对于国际现象学动态和胡塞尔学的状况也一直在关注中。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符号学写作计划后,我的跨学科认识论观点进一步强化,对现象学和胡塞尔学意义的认知与前又有所不同。等到在波鸿承担了中西比较伦理学写作项目后,我遂有机会对现象学和价值学的关系,以及对其与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进一步加以思考。在本书中译本再版之际,我打算按照自己对胡塞尔学的新认知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以供本书读者和中国现象学研究者参考。 1.现象学运动    学界一致公认,现象学是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思潮之一,胡塞尔是本思潮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者,本书则相当于胡塞尔所谓先验现象学哲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不过一百年来的现象学思潮的内容却极为混杂,所谓“现象学运动”其内部的分歧性竟远多于其一致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胡塞尔的所谓“影响”如此广泛,另一方面,挂靠在胡塞尔学各种概念上的学术思想却彼此分歧显著。因此首先应当区分“影响”的两种意义,一种指实质性的学理关联性,另一种指人们对胡塞尔学进行某种选择性“运用”的兴趣。后者虽然可以显示胡塞尔学的某种强烈“感染力”,但此类互动关系形态又在什么意义上可称做是一种“学理上的影响”呢?我们对此加以辨析,是为了能够较准确地估量胡塞尔学本身到底产生了什么样性质的作用,其内在价值和其学术影响之间又存在有什么样的区别。无疑,“现象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成为一个响亮的学术标称,它表示着存在有某种流传广泛的学派、思潮、领域或活动。然而我们发现,当学科内容过于庞杂时反而会模糊了其功能或减弱了其作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符号学界,但是问题较不严重。因为符号学偏重形式化分析,不仅包容性比较强,而且其学术来源本来就比较庞杂。实际上,“符号学”仅相当于一个主题极具多元性的工作领域或对话平台。现象学则是一种较具体的哲学观体系,一种含有具体立场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方法,其成员思想之间应该存在有某种明显的共同性才对。如果在“现象学家”之间的歧异性,甚至对立性,可能多于其共同性时,现象学作为哲学流派或哲学运动标称的适宜性就会成为问题。例如,“现象学”名目下素来有两大分野:胡塞尔学和海德格尔学。现象学运动因后者的思想战后在法国、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而蔚成当代西方思想主流之一,而两人哲学之间在主题、目标、概念和风格上却均存在着根本差异。方向和风格都截然不同的两位哲人为什么要都存在于同一面学派旗帜之下呢? 对此存在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学派运动的功利主义需要和两人学术之间的“发生学”关联。在我看来,现象学运动所内含着的一个自我矛盾的形象正根源于此。必须看到,在胡塞尔学的“科学式”思维和海德格尔学的“反科学式”思维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早在海德格尔到弗莱堡加入胡塞尔研究室之前,“现象学运动”已经存在多年,但是海德格尔是否真能算做是胡塞尔学或现象学的“后继人”呢? 虽然海德格尔研读过胡塞尔著作,但其一向的研究方向与胡塞尔学非常不同。只是由于其作为胡塞尔助手的地位和胡塞尔对自己学理权威性的天真自信,才使得胡塞尔并不清楚海德格尔研究的实情。甚至于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胡塞尔还为作者在该书扉页上的敬献题词所蒙蔽,并未觉察该书作者实乃胡塞尔学基础的挑战者,而非追随者。另一个历史性误解则源于海德格尔在职业上继承了胡塞尔的教席,似乎正应合了“学生继承老师”的一般观感。毋庸置疑,无论是对胡塞尔(已刊、未刊著作中)术语的借用还是胡塞尔哲学在一次大战后已然确立的事业基础,都在客观上为海德格尔学的兴起带来了助益。结果一方面拥有了现象学“钦定”优秀继承人的名衔,另一方面通过新发表的著作和新得到的职位而获得了从根本上“颠覆”现象学思想方向的职务条件。然而现在从各种资料可证海德格尔从来不是胡塞尔学学者,在继承后者教席之后也就立即因其开启了存在哲学的传播而声名鹊起,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久之后竟然中断了,其外部原因固为海氏投靠纳粹后对胡塞尔态度的改变,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两人思想方向的内在对立。那么为什么海德格尔要把一部实为颠覆胡塞尔学基础的书奉献于胡塞尔呢? 后人往往以此例说明两人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学术继承关系。而我们却宁愿从海德格尔前后言行的实际去揣测为什么他当时要有此姿态,并由此进一步思考两人之间的所谓“现象学联系”究竟意指为何。海德格尔投入纳粹活动之后对胡塞尔的冷漠无情和后来竟至不参加胡塞尔葬礼之表现,往往成为后人怀疑其人格的证据。但是“师生恩怨”故事的更深刻含义在于表明海德格尔是一向极其不喜欢胡塞尔思想的,胡塞尔在终于了解了海德格尔学真谛之后更公然(在1931年柏林体育宫讲演中)将其归入“哲学人类学”一类。那么所谓“解释学现象学”究竟还算不算现象学,以及人们为什么一直要将两种对立的思想系统纳入同一个思想运动之中去呢?    尽管“现象学运动”标称的存在的确有其学术运作的功能性和历史性根源,为了准确把握“现象学”和“胡塞尔学”的身份,有关“现象学运动”名目的虚虚实实之间现在实应进一步加以辨析。除了注意“胡学”和“海学”(所谓现象学的海德格尔阶段)之间的根本对立性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分析百年来现象学运动中包含的另外三大组成部分的实际构成状况:早期德国“现象学运动”,中期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潮流,以及晚近所谓现象学的美国新阶段。尽管海德格尔学声名卓著,哲学史上一致公认的事实是:胡塞尔是现象学和现象学运动的第一“代表”。因此现象学史各阶段上相关学术与胡塞尔学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的问题。“现象学运动”一词首先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其内容包括两个部分:早期胡塞尔学(哥廷根阶段)和由里普斯奠基的慕尼黑心理哲学学派。运动的具体成员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逻辑研究》只不过是成员们学术实践的理论来源之一而已。实际上,胡塞尔学主要由于慕尼黑学派学生领袖道倍尔特的热情引介才在本已存在的“慕尼黑心理学会”中产生了影响。因此现象学史家舒曼甚至说早期现象学运动的真正创始人是道倍尔特(舒曼在其现象学运动史研究中未能区分一个思想运动的长久精神作用方面和其一时活动的因果联系方面)。的确,当时缺少“直接徒众”的胡塞尔十年来相当地依靠本属慕尼黑学派的道倍尔特的组织和推动工作,包括《年鉴》的设立本身。在此我们应当区别数事。早期现象学成为“运动”是20世纪初时初具影响力的胡塞尔思想和慕尼黑心理哲学学派的松散混合物,因此才会发生后来成员们纷纷“背离”所谓胡塞尔“唯心主义转向”之事。对于慕尼黑主要成员道倍尔特和普凡德尔来说,胡塞尔学只是理论来源之一而已(道倍尔特后来甚至毕生以其“实在论”立场反对胡塞尔的唯心论立场)。同时,胡塞尔学和以下诸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均与早期现象学运动的构成有关:布伦塔诺、里普斯、新康德主义,特别是那托普,以及舍勒等。如果再扩大到世纪之交德奥哲学和心理学全域来看,大多数成员理论来源的构成都是错综复杂的,虽然胡塞尔为大家提供的有关现象学还原的分析技术(现象、还原、悬置、明证、意向性等分析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聚”和统一的作用。这样,今日在为现象学运动构造“系谱学”时,其早期阶段内容构成的主重轻次之实情也应当重新加以辨析。这样我们即须在胡塞尔当初获得的一时性影响力和其学说在思想史上的持久性学术价值之间加以区分。对于运动的法国现象学阶段来说,以下诸特殊因素均须加以考虑:胡塞尔学本身已然形成为坚实的学派(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学转向”对法国哲学的决定性影响,存在论立场与胡塞尔学方向的背离(哲学人类学的新方向),以及政治环境因素对法国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学术的持久影响力。除莱维那外,早期法国“现象学家”多是现象学“自学者”,胡塞尔著作只是他们各自建构个人综合性哲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之一而已。此外,不少人认为今日是现象学运动的美国阶段。美国1997年出版的《现象学百科全书》导论中就已当仁不让地宣称美国是当前现象学运动的最新阶段。由美国独立学人波裔泰米尼茨卡组建的“世界现象学研究中心”,四十年来以美国为中心在全球推动现象学国际化不遗余力,尽管她本人并非胡塞尔学学者。90年代中期在波鸿的一次长谈中,瓦登费尔思亲自对我承认,今日美国现象学研究水准比德国既深且广。作为当时德国现象学学会会长,他的观察和结论颇具深意。除了几十年来现象学研究规模在美国获得长足发展以及海德格尔学在美国各个人文领域的影响已根深叶茂外,所谓现象学运动的美国阶段还专门指美国对胡塞尔学本身的研究,特别是在胡塞尔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正如几十年前一般认为现象学运动将以法国存在哲学为新方向一样,现在不少人认为现象学将在其和分析哲学的互动中开辟新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趋向是否真的宜于被称做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呢?    在现象学运动中以及在现象学与其他学派互动的现象中包含着各种混杂因素,这种情况有时会妨碍我们对胡塞尔学本身的认知。首先,在学术思想生活中,各种学术观点和方法之间都有可能发生互动,而这类互动关系是否适宜于将其中相关一方称做是相关另一方之“发展”,是颇可质疑的。因为很难辨析诸互动相关项之间的主重轻次比例。当某一相关项成分,如胡塞尔学,在不同时期、地域与不同学术相关项发生各种不同方式的互动关系时,很难将其称做是作为学术相关项的胡塞尔学本身的“发展”,因为后者当然可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学术之间发生组配关系。今日我们检阅各种“现象学百科手册”(如美国和日本的出版物)或浏览施皮格伯格的《现象学运动》时,只能将其视做现代学术思想史内的一段边缘模糊不清的“切片”,而非某种学术或思想发展“整体性”的表现。“现象学运动”不能被视之为一个严格的整体,这不仅因为须忠实于历史实情,而且相关于应该如何把握胡塞尔学中心课题和促其今后得以真正“发展”。换言之,所谓“发展”,一方面应该相关于胡塞尔学中固有的和具有持久价值的部分,另一方面应将其置入更恰当的学术环境中去。然而一些国际现象学运动推动者往往仅着眼于如何借用胡塞尔大名来作为学术运动之旗帜。结果,所谓胡塞尔学的“影响”实指其学术的某一部分成为某种比较研究或综合研究课题的对象或材料而已。在此意义上,几十年来我们能够说胡塞尔学本身获得了什么实质性的“发展”么? 在此之所以要辨析“互动”和“发展”,是为了准确把握胡塞尔学的真实价值。如果把任何一种学术“互动”均看做现象学或胡塞尔学的发展,就会反而使胡塞尔学中真正应当加以“发展”的精义部分被忽略了。在译者看来,今日我们正应该设法在新的认知条件下摆脱西方现象学运动史内部的功利主义和“修正主义”观念,以便能够更适切地重估胡塞尔学的意义、价值和前景。 2.胡塞尔学的评价    今日评价胡塞尔学须同时关注两方面:对胡塞尔思想本身的准确理解和为其设定相关的新学术环境。为了克服思想生活中的某种认知“困境”,必须首先扩大视野和超越原先的设问框架。今日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当然是固守哲学本位主义的,他们均以不同方式将传统哲学的各种“教条”奉为前提、原则或基础。在我看来,现象学运动内部的有关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先验主义、唯我主义等等问题的种种论辩均相关于其本身概念系统正在变革之中的西方哲学之整体环境。仅仅将胡塞尔学简单地“归类为”先验唯心主义或唯我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早期现象学运动中有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分歧,并非什么现象学学理内部滋生的分裂,而是时代思潮中发生的各种自然倾向在现象学实践过程内的不同反映方面。一方面,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实在论倾向是20世纪初现代西方哲学实证论和反传统唯心主义(特别是反黑格尔主义)一般趋势的产物。另一方面,胡塞尔学的发展(由《逻辑研究》朝向《纯粹现象学通论》)在一个层次上是在坚持其既反自然主义又反唯心主义的同一现象学立场(这是现象学运动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又转向了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我论的立场,虽然后者并不同于传统唯心主义。对胡塞尔来说,两种倾向完全一致。对于判断胡塞尔思想的性质来说,一方面,在一个层次上,要看到当时大多数现象学家对胡塞尔思想的时代性误解,他们未能看到旨在追求“第一因”的胡塞尔在转向笛卡尔主义时的逻辑合理性,未能把握用noema概念代替“客体”概念时胡塞尔学表现出来的认识论革新之深意;另一方面,在另一个层次上,要看到胡塞尔的唯逻辑主义仍然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在今日人文科学认识论全面革新情势下我们必须首先解剖西方哲学史架构本身的合理性。如果可以摆脱哲学本位主义,胡塞尔的先验主观性自然也不再能成为哲学思考中的第一原则,胡塞尔的最终“哲学目标”当然也就无从达到。但是,此时我们的批评理由和存在哲学家以及所有后来均转向批评先验主观性的胡塞尔的助手们所持的理由并不相同。不仅如此,就存在哲学阶段的现象学课题而言,我们根本不须认为用“存在”范畴代替“意识”范畴是一种“前进”,也不能像后来道倍尔特那样将“实在”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混为一谈,并更须摆脱那种“复古性的”存在论之理念(寻找所谓人类历史失忆症中的前柏拉图时期“真实性”之类的诗语表达)。时至今日,我们特别应该客观地回顾和反省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各种存在哲学利用胡塞尔学术语去共同颠覆后者思考逻辑的努力,其结果究竟有何意义呢? 是否真存在什么永恒的古希腊本体论真理呢? 我们同样批评胡塞尔的先验主观性,但所持理由与非理性主义的存在哲学的理由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对于今日西方一些科学方向的胡塞尔学经典研究,我们也不能即视之为体现着胡塞尔学的“发展”。其实,今日分析哲学,正像自然科学一样,并不须要欧陆哲学的合作就可以自行有效展开,其课题系统的可运作性首先源于其课题范围先定科学合理化之选择性。有关人类意识的科学性研究和胡塞尔的意识结构分析是两回事,不能因为都运用了“意识”这个传统词,就以为研究对象和课题相同。哲学界的许多争论都是源于传统字词的多义性,如果认识到沿用了两千多年的各种哲学基本范畴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就不难理解这些范畴字词当然可成为各种“哲学运作”的材料。结果操作的繁复性和修辞学吸引性本身被当做了哲学话语深刻性和高深性的标志。胡塞尔学以术语创新和抽象为特色,其目的本来在于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和明确性。然而后来,特别是在存在主义风潮消退后,人们对胡塞尔学兴趣的复炽,反而是由于其所创造的一整套术语体系易于成为哲学技术性操作的有效话语工具。这些术语在离开了胡塞尔学框架后当然可以成为各派学者将其与任何其他思想元素相搭配的材料。问题在于搭配的适当性究竟应如何来界定? 因此,并不能说使用了胡塞尔学术语就是在发展着胡塞尔学。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有关学科运作结构合理性这类跨学科的认识论问题。在这里,现象学自然地会遇到我们在理论符号学研究中所遇到的同一类问题。    以上说明主要在于指出:个别性概念的使用和其在什么样的论述逻辑中被使用是两回事,因此强调首先应按照胡塞尔学的理路本身来把握现象学或胡塞尔学的必要性。这一立场并不等于说因为只有按胡塞尔学系统本身去研习哲学才是正确的。把握胡塞尔学和利用或发展胡塞尔学为二事。接下去我们正要进而质询,胡塞尔学的意义和价值现在能够仅仅按照他本人的原则加以接受么? 尽管我们可以承认胡塞尔的各种不同“现象学进路”均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思维逻辑,但就其科学总体目标和其对生存意义的理解和实践的目标而言,今日也必须关注现象学思考和其他相关精神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也就是不再可能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单维“逻辑基础主义”或“几何学主义”。一方面我们说随意“修正”胡塞尔学方向未必妥当,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泥执于胡塞尔学立场也不妥当,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在人文科学遭遇全面变革时代,人类到了必须对“哲学”的身份、结构和功能也加以系统地反省、整理和重组的时候了。因此在重新评价和运用胡塞尔学时,应该区分其“实质性的”或作为“有生力量的”学术贡献和其在现象学史或西方哲学史内部的(按照既定规范所判定的)贡献。迄今为止,西方现象学研究的方式和判准大多存在于和运作于西方哲学史或现代西方哲学史架构之内,其褒贬立场均受制于此架构内的规范和规则。今日当我们在国际符号学和现象学界提出胡塞尔学应被视为现代西方符号学运动三大根源(而非限于公认的索绪尔和皮尔士两大根源)之一时,一个蕴涵的假定即是应该将胡塞尔学相对地抽离出西方哲学史框架,而置入当前跨学科人文科学认识论层次上重新加以考察。当代一些符号学理论家往往违背符号学内在的跨学科精神而试图为符号学设定某种现成的哲学基础。如果人们以为我们的立场是要以胡塞尔学作为符号学的某种理论基础,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胡塞尔学既不能整体地(如胡塞尔本人所愿望的那样)予以接受,又不能令其随意地与其他学术思想相拼合(如存在主义),那么根据一种人文科学跨学科新认识论所提出的合理研究态度又应该如何呢? 新的研究策略应该是将二者有机地相结合:先在其本身框架内求理解之忠实和完整,再在新组织的学术框架内对其进行分解和重新搭配。即我们应该在充分理解其“原意”的基础上,根据跨学科认识论原则来挖掘和运用其所包含的各种“理论资源”(如意识结构分析和意义分析等等课题)。这样,我们就须采取一种看似矛盾的双向操作过程:(1)先忠实地按照胡塞尔学系统(而不是按照任何其他现象学运动成员的理论)来把握其思想内容;(2)再按照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原则和程序来重新评估和运用胡塞尔学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前一过程中的“传承性”和后一过程中的“革新性”应该在新的理论运作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胡塞尔的极端逻辑主义虽然并不能支持其哲学系统的合理性并实际上限制了其完整认知世界的效能,它却是我们全面、正确把握胡塞尔话语本意的“读解条件”。换言之,我们先须按照胡塞尔的系统和思路准确把握其思想(其各种立场和方法均可在其话语系统中发挥读解指引功能),然后再设法按照更合理的认识论框架去重组其理论内容。因此,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应该从一种广义符号学角度来重新考察胡塞尔学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不妨把胡塞尔看做一名意识结构领域的符号学家。我们可以对胡塞尔学研究实行一种倒退式读解步骤,即从其先验哲学层次返回到其心理哲学层次;我们可以“违反胡塞尔意愿地”仍将现象学视为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哲学”之一。存在论现象学同样“违反胡塞尔意愿地”将其视做存在哲学的“前导”,我们则可将其视做新人文科学主体学部分的“前导”。存在哲学从现象学中挖掘存在论(本体论)资源,我们则可从其中挖掘实证论(认识论)资源。我们的立场在于坚持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性重构的总方向。在理性主义的“总路线”上我们与胡塞尔学充分一致,但我们所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化形态的理性观,而非一种“逻辑学惟一主义”。我们与胡塞尔学的总体理性精神一致,但在实现“理性”的途径和方法上又颇有不同。按此研究立场,胡塞尔学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减低,反而提高了。在我们提到的人文科学重构框架内,胡塞尔学至少将成为有关主体、意识、意义、价值等课题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之一。    得于兹,失于兹。生存于新康德主义时代的胡塞尔的坚定哲学本位主义使其忽略了欧洲世纪之交出现的多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的发展:如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新时代知识逻辑的多元化发展是不可能、更不必要均归结于一种独一绝对性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与新康德主义一样,胡塞尔既强调要区分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以此之故有其反实证论立场),又仍然沿用着康德时代“人类知识全体”的哲学本位框架。在18世纪德国确立的这种知识逻辑整体观导致了系统哲学的建立,却未能精细区分人类知识的类别和层次。因为,德国古典时代的系统哲学是形成于现代社会科学建立之前的,其内部结构具有明显的“前科学性”。后来现象学家们所普遍赞扬的胡塞尔晚年“欧洲精神危机论”和“生活哲学论”其实仍然反映着一种古典哲学本位主义,按此立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仍然被统一地加以处置。胡塞尔一方面禀赋着深刻的实证论精神(“我们是真正的实证论者”),一方面却坚决反对科学实证论(反自然主义),却并未能充分辨析不同层次上的“实在”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延续了古典知识整体论立场和与其相连的哲学本位主义。新康德主义其后不再能成为未来新哲学的起点亦正源于此。但是对我们来说,所谓受到海德格尔影响而发生的胡塞尔哲学之晚期“转向”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公然主张的价值论方面,而在于这些不同的“现象学进路”为我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理解其“意识结构分析”的新方式。我们应该注意,胡塞尔的哲学逻辑学、价值哲学和实践哲学三分法是新康德主义时代哲学界的共识。按此哲学本位框架胡塞尔必然受到传统思维分类学的限制,因此在其现象学最终应朝向的价值学和实践学(伦理学)领域内胡塞尔学的因袭性大于其创造性。在直接的层次(哲学本位层次)上其局限性在此,在间接的层次(跨学科认识论层次)上,现象学价值论和实践论话语却可通向新价值学和新意义学的运作层次。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塞尔学的真正价值恰恰应该最终体现于价值学和实践学领域,但为此必须首先调整其认识论系统本身。由伦理学所涵括的价值学和实践学正是人文科学革新的主要领域之一,而其进一步的有效发展首先在于摆脱传统哲学本位主义。换言之,胡塞尔学的价值论和实践论判断本身,因受限于古典哲学传统,并未能如其所自诩地那样真地超越其时代,但其意义学和符号学成果却可成为未来价值学和实践学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同理,按照胡塞尔学,现象学的意义分析是达到先验哲学目标的手段,而按照我们对胡塞尔学的新读解法,其先验哲学主要是我们达到把握其意识结构分析和意义分析的必要“途径”。    根据上述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立场对现象学和胡塞尔学所持的态度,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哲学流派。译者在本书再版译后记中如此铺伸话题,是为了对这部现代哲学经典之性质和价值提出更适切的评估。胡塞尔学的“唯心主义”、“唯我论”、“唯意识论”等等似乎已为每一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多数现象学家所否定,却不知这些哲学范畴可视之为胡塞尔思维系统中的各种操作性术语工具。哲学范畴是相对于其被运作的框架而获得意义的。在我看来,胡塞尔思想的长期价值乃是在其第一哲学追求过程中所实现和体现的有关各种意识结构和意义分析的技术性成果。后者将成为未来人文科学重建中的宝贵知识积累,这种“心理哲学”和“意义哲学”知识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式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各种历史学社会学研究,而是在意识世界区域内的“直接性的”心理分析实践。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人有此自然科学家所不具备的“内省分析”的能力,而胡塞尔在此领域的实践成果很可能不仅是空前的,而且甚至是“绝后的”(因为科技世界的全面发展使得今后人类社会中已难滋生如此深细的内省思维能力了),所以特别值得人们珍惜。实际上,胡塞尔本着其个人独一无二的内省分析的天赋和时代独一无二的知识综合条件,已完成了“言所当言”和“言所能言”。如果说打算以其为“基础”或指引去直接扩展胡塞尔学术固然极少可能,而打算将其作为“材料”去另行构建新学,所构建者却可能与胡塞尔学并无内在关系了(如今日美国一些现象学家所尝试建立的“新现象学派”,其认识论价值极其有限)。重要的是采取我们所提出的双轨读解法:把握“文本原意”时的读解忠实性和对其创造性理解和运用时的方法“适切性”。前者可使我们的现象学研究“向后”凝聚于胡塞尔学本身,后者可使我们“向前”关注于人文科学结构的全新环境。    在当代西方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界胡塞尔的意识哲学并未受到充分注意还有几种外在的原因:胡塞尔术语抽象,多数符号学家主要比较习惯于语言学的、文化学的和行为学的话语,以及当代西方人文科学话语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协同共存模式”(分析哲学方向和后现代主义方向的共存话语支配格局)。三种原因中,第三种最为根本。当此控导格局被摆脱后,胡塞尔学的独立价值才会进一步突显出来。在当代现象学运动中存在有三大主要理论形态:胡塞尔经典研究、存在主义派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派现象学。经典研究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注释性质的。的确,当代西方存在着两大成功的“注经学”学术实践: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和胡塞尔的“意识学”。共同上过布伦塔诺哲学课而彼此并不相识的这两位犹太裔学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几乎完全独立地创制了复杂而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但两人学术均带有强烈的思想尝试性和术语试用性。术语的创造性用法和思想的探索同步发生。从技术上说,经典注释学也是必要的。对胡塞尔现象学话语本身长达百年的“读解”工作至今远远没有完成。于是我们感觉到现象学世界的另一种奇怪现象:注经学的“忠实性”(以各地胡塞尔档案馆和研究中心为标志)和现象学解释的“随意性”同时并存。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现象学研究与胡塞尔学术的关联十分松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胡塞尔学专家(现象学史家和胡塞尔学“释经学家”)中又很少能有可与胡塞尔思想相比拟的思维深度和细度。胡塞尔理论话语尽管极具吸引力,但似乎不易在他人思维格局内“嫁接”,即难以自然地成为其他思想生发的土壤。情况甚至似乎是,研究者对经典本文理解得越忠实、越深入,反倒变成越无个人创见了。单只研究经典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促发积极的思想创造。当然另一个研究方法的极端则是法国式的“创造性读解法”,结果胡塞尔学仅仅成为“六经注我”的材料。归根结底两种经典读解法倾向都是源于我们必须加以重新检讨的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结构本身。当前胡塞尔学研究面临着双重重要使命:一方面要继续研究整理胡塞尔学本身(编辑学、注释学方向),另一方面要在时代认识论革命的新展望中重新为胡塞尔学定位。我的看法是,胡塞尔学自成一体,其理论系统已经全部完成。同时由于其文本话语的科学性方向,对其理论的完整把握是办得到的(这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话语的内在不可充分把握性完全不同,因为其动机正在于以非理性来颠覆理性,并进而颠覆人类伦理学基础。罗蒂称德里达是新世纪的“尼采”,我则认为,尼采的怀疑论完全属于理性主义传统,而这两位二十世纪人类“反理性大师”实乃理性之敌—中译者补记)。我们期待着胡塞尔专家们能组织专门的研究和形成编写集体,以便能够首先对胡塞尔学的一切重要文本进行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再组织,特别是整理各种前后使用的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异以及各种晦涩思想表达的多种可能解释。然后整理编辑出一部《胡塞尔学词典》(而不是无所不包的《现象学百科》),为后人理解胡塞尔学准备一部权威性的读解工具书或胡塞尔经典的忠实改写本系列。这样的注释学成果可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胡塞尔文本读解的问题,以期从此之后,除了现象学史家以外,多数读者不须要再费力地去重历胡塞尔本人繁复多变的原初创学过程了。此外,对胡塞尔学术语概念的彻底清理也有助于排除任何打算通过“神化”胡塞尔其人其学以谋求另类私利的企图。...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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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现象学

略谈佛学理论术语重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符号学角度看-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略谈佛学理论术语重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从中国符号学角度看 代引言:特请佛光大学前校长儒道释通家龚鹏程先生教正 鹏程先生:记得 15 年前于南华大学台北临时校舍与阁下先后两晤;往访前承蒙史学家李纪祥先生先行代转尊著《文化符号学》一册。会晤中曾 略谈佛学理论术语重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中国符号学角度看 代引言:特请佛光大学前校长儒道释通家龚鹏程先生教正 鹏程先生:记得15年前于南华大学台北临时校舍与阁下先后两晤;往访前承蒙史学家李纪祥先生先行代转尊著《文化符号学》一册。会晤中曾谈及中国符号学问题,对于佛教系统的大学校长学术眼光之宽广印象深刻。其后曾蒙贵校资助完成“拉康心理分析符号学”计划,本人1997年抵美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最终截稿寄呈南华后,并蒙贵校迅即排印发行;阁下虽以国学为本位却对现代西学理论持极为通达态度。十几年后遂有去岁北大中文系“中西思想关系”之讨论。月前,当本人对参与发起的“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可行性突生疑窦之时,叠获阁下来邮关切,可见“中国符号学”范畴之涵义,阁下早已有深刻之体悟。然而我们之间从未有过关于“佛学符号学”可能性之谈论,您为佛学佛教研究之方家,且曾多年掌管相关学务,自然对其有独到见解。本人虽性属“方内”,而对文化思想各域之间的“关系学”问题亦从未敢忽略。适值各界酝酿中国符号学论坛意义之际,自然想到,所谓“中国符号学”未来之发展必含“佛学符号学”部分。在此学科总称下,将含括众多子目,各自均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符号学的重要课题项目。然而兹事体大,相关大小问题,均有待未来各界间积极探索,以共襄盛举。于此“待学”之会,现有一相关的准备性、技术性课目,似可独立先行实践。这就是本文提出的有关佛学理论文本的现代化重译建议。其要点在于:不是指一般性语言改译,而是特别指以现代汉语通行词语来改译原佛学理论术语之译名,以助其参与人文科学界的普遍交流。此一有关古典理论文字的重译构想,不仅基于本人作为西学理论翻译者之经验,更相关于本人一贯的学术实践立场:各界各派可以有不同的思想立场,但均应“共享”一共同的“工作语言系统”。也就是如本人1985年提交香港中大哲学讨论会论文时首次倡导的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原则”:应该区分“对象语言”和“工作语言”。大家当然各有不同的对象语言,但参与“交流共同体”者的基本条件是:都得遵行一共同的工作语言,否则无法进行彼此之间的有意义交流。这一点对于未来中国符号学事业的开展,更属绝对必要。而为了在佛学符号学领域形成此种工作语言,共同术语系统的构造问题,又属前提条件之一。于是,本人在此略述其意,以就正于各界同仁;并首先希望得到宏通如阁下者之指教。暂此,余不一一。 李幼蒸敬识 【龚先生立即回函支持,兹将来信录此。 幼蒸先生:   大函拜讀,直是一篇好論文、好宣言。   我很贊成您的意見,也鼓勵重譯佛經。我們過去幾年曾辦過若干次兩岸三地漢譯佛典語言的會議,似乎也可討論討論此事。容我想想該如何著手吧。                龔鵬程,2011,6,4】                      ~~~~~~~~~~~~~~ 佛教及佛学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作用和价值世人皆知,无庸赘述。但是,由于原始佛教和佛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西方〔近西〕文化舶来品”,一两千年来始终保持着其“近西文明”中的原始教义和思想表达方式,因此和同一历史过程中本土的儒学儒教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表达方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尽管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在特定层次上的长期密切互动关系。中华文明现代化以来的百年里,中国人文学世界内遂同时存在着基本上是三套各自互异的表达语言系统:来自西学的语言(或现代科学语言),儒家和道家文史哲艺本土传统语言,和佛教佛学语言。儒与道由于都是源自本土,彼此在语言系统沟通上没有多大岐异性,其与现代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性”,由于大体“泾渭分明”,彼此之间反而容易在文化学术界“共存”。这也是百年来不少文人的现代思想表达中可以不时“文语”夹杂而未生窒碍的原因之一。来自西方文明的现代中国思想部分(其主体是中国自然科学的话语系统)和中国本土思想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非本文之主题。本文特别指出一个从古至今世人习以为常的重要文化史现象:佛学理论话语的“准私语言”存在的问题。汗牛充栋的佛教佛学经典的文本中,就其有关叙事的部分而言,其汉译语言部分并没有显著特异之处,因为各国有关“共同世界和日常生活”等知觉对象的感觉和描述方式大体相似,因此不难“迻译”。但不同文明地區对于不同程度的抽象观念或理论思维的语言表达方式, 彼此之间则差别较大。因此中古时代中国人如何理解、表达和翻译“近西抽象思想”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困难性和特异性。因为:我们自己的语言系统中那时还不存在与之相应的抽象观念名词词汇,因此不可能轻易实行现成的对应词“转译”。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偏于理论思维的佛学话语的中译文本中,充满了特异的“代用译词”,并自然增加了佛学理论类译文在知识阶层流通的障碍。固然,此种中印理论思想沟通的困难根本上源于彼此思想方式的不同,而其直接的原因主要是“语言性的”:印度理论话语的原始名词在翻译成中文时,此种所谓的“翻译”不少只是为其制定特殊的“私语言”词汇。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人积累的大量西理中译经验,我们不难体会一些中文佛学理论经典的“难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私语言”的存在(要点在于:这些“佛学私语言”之所以仍然是“私语言”,即他们一千多年来既不能融入儒家文化语言系统,现代以来也不能融入现代化的汉语系统)。西方思想虽然对于世纪初的中国人也是全新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基本上已使得西方抽象语言顺利地转化为现代中文了(日本文化提前几十年的西化过程,在“汉语系统”现代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反而不存在创造理论私语言的问题。隋唐译经时代出现的“佛学理论私语言”,并非当时佛家特意为之,而是在当时中国文化环境内“中印思想互动”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佛学理论术语汉译的私语言性,一方面反映着两国思想方式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反映着两国语义学结构的张力。于是这些术语的能指形态,大体表现了“以具象意指抽象”的文字构造特点。这些术语系统固然难以广泛融入汉语语言社会,却并不妨碍其在“专业”领域内以特定方式发挥特定的思想传达的作用,只要从事者特别增加掌握特殊术语的努力即可。至于此私语言形态在宗教领域内部所起的特殊宗教性作用,当然属于另一个问题。我们在此关切的不是古代佛学译文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及效能问题,也不是研究历史上佛学翻译语言与本土思想语言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而是从今日中国人文科学界大多数非佛学专家们的角度来看时,如何更好地(更有全面“学术生产性”收益地)读解重要佛学理论经典的问题。 中国佛学理论话语中的私语言现象的长期“有效”存在,是和佛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内的“有效”历史存在的方式有关的。此一难以在知识界普遍流通的私语言特点并未妨碍其在“佛教社会文化”中发挥其相应的“佛教作用”。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论。事实上,此种“私语言”的特殊性,虽然的确妨碍其全面深刻涉入中国本土思想(最富“理论意识”的宋明大儒似乎无人研究、甚至于无人阅读《成唯识论》,因此唯识论的“心理分析”方式对于号称理论化儒学的宋明理学,并无任何实质性影响。陈寅恪先生曾根据中国思想传统本位观,将此现象表面地归之为中印思想方式的不同,故不合中国人思维习惯,无法有效流通),但并不妨碍其在宗教学领域内的相应作用。我们现在谈论所谓佛学私语言造成不便的问题,则主要是考虑到现代时期中国文化学术的革命性演变后出现的新条件,新环境和新需要。这是指,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空前地扩大了佛学理论的作用范围(现代新儒家运动为何以及如何导致佛学理论的“复兴”,以及此种复兴与西学东渐的关系,为一极有趣的现代思想史研究课题),现代中国佛学理论的复兴和其与现代中国儒学哲学的合流,使得佛学理论话语的应用范围从“宗教范畴”延伸到人文学术各领域,不仅是哲学、佛学,而且也包括现代宗教科学研究。于是自然出现了佛学特有语言与其他现代人文科学语言如何相互交流的问题。于是我们在相关学术领域内(认识论,价值论,心理学等方面)明显地看到了两套不同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共存”:通用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语言和佛教专用的理论语言,二者使用着相当不同的术语系统,却相关于共同的或类似的问题范围。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两套语言之间是否也有一个予以现代化“充分转译”(不仅是部分地翻译或“外围式”翻译,而是“根本性”或“核心性”的翻译)的问题? 人们会说,佛教佛学的现代语译其实早已开始。此种佛学翻译事业,不仅是着眼于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出于佛教本身推广的需要。的确,我们大家都因不少佛经佛学经典的现代化语译工作而受益非浅。例如,如果没有韩廷杰的《成唯识论校释》和林国良的《成唯识论直解》二书,笔者就难以全面了解此书文本的章句。顺便指出,笔者作为现代西方理论的翻译者,特别从理论翻译的角度,对许多佛学翻译语言的处理,十分佩服。由于到底是“中文对中文”,一些译者对于佛学特有的抽象名词和抽象动词(特别是抽象动词)的“翻译”不仅确当而且往往可做到(我们西学理论翻译者难以做到的)典雅。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个佛学重译的问题呢?这是从笔者阅读现代佛学语译读本中感到“美中不足”之处,此一人们可能认为“也许并非不足,而是源于佛理语译特殊性之必要”,这一点恰是本文要加以进一步申述的方面。此即:翻译者对于佛学理论特有的、基本的名词术语,大都保留了原词,只不过将它们“插入”现代语体文的“环境”内。翻译者的“合理”设想可能有两方面:一者,读者,特别是学者,应该对佛学术语进行专门的掌握,注释书就是供此之用的;另一者也许更为根本,即他们认为应该适当保留佛经基本术语以维持读解的准确性和贴切性。对于前者,异议者的理由可能不仅是节省读者时间的问题(因佛学语译文本仍然涉及大量生疏词语),而且也是是否方便于佛学理论话语与其他现代人文理论话语间的有效沟通问题。对于后者,异议者的理由可能更具有“符号学的挑战性”:原始古典佛学理论翻译,今日是否仍然应视为学术思想意义上的“权威性翻译”?后者可能是一个会引生学界情绪性波动、但也相关于历史思想质量评断的特大问题:一些古典佛学理论经典的传世性历史事实和其“宗教权威性”,是不是就可相当于其语言翻译的“权威性”?换言之,本文(笔者在此以现代西方理论著作的译者身份)的主要建议是:佛学理论翻译者应该在现有两套佛教经典(历史文本,和仍然保留着原始翻译术语的现代翻译文本)文本之外,选择性地(即偏于理论性文本地)进行“完全现代语体的”的佛学理论翻译,即将现代译本中保留的原佛学术语,也基本上(尽可能多地)翻译成现代名词。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一门“中国佛学符号学”可能包含的最有趣的课题即是:古代佛学经典,特别是理论经典,是如何“梵译汉”的。举例来说,在佛经翻译史上学术上最称完备的玄奘当初的“译场”的实情究竟如何?首先是,当初参与者的梵文水准到底如何?别忘了,这并不只是一个“语言转译”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式”变换的问题。由于印度偏分析性的理论语言不仅为中国古代所少见,而且在佛经翻译传播后,该种“逻辑性”思想也远远未能渗入中国儒家文化的语言系统。此一事实反过来使人们不得不对当初偏于理论性的佛学话语的理解精细度实情,感到有一些历史性隔膜。而《成唯识论》系统之后续乏人,显然不仅是一个“藏书学”的问题和教派消长史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古代文士对此等分析性思维方式难以“介入”的问题(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断;但也不必将陈先生意扩解为:中国历史上欠缺抽象思维“有理”或“应当”)。这个问题有待于史学家、佛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等今后从多方面加以综合探讨,此处不论。在此不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如何从“语言符号学”角度看待佛学理论翻译过程?中国古文字的具象性(象形性)根源首先表现于汉字系统方面:名词的单字词“能指”是高度依赖于语境进行义素结构调节的。汉字系统具有的单字词字库(加上其象形性字源系统)本身就表明了古代汉语思维的偏具象性特点。欠缺现成的抽象观念字词系统,才是古代佛学理论翻译不得不成为“私语言”的直接原因。换言之,如果佛经由现代中国人根据现存的梵文原本重新进行翻译,就会和今日的西学理论汉译的效果基本一致。今日西学翻译尽管不可能“完美”,但其语言完全属于现代汉语话语系统,即与后者在语义学结构上基本一致。此一可能的事实说明:古代佛学理论翻译并非非得像古人那样需使用大量难以和当时流行文言或口语自然沟通的私语言不可。也就是:那些古代的佛学理论翻译也就没有理由要被视为历史上永恒的“权威性翻译”。还不要说翻译的和本土自创的经论话语中充满了一意多词现象,从而在读解过程中施用着不必要的“字海战术”了。(这是佛学符号学可能研究的另一有趣课题:人为“一意多词现象”的符号学分析) 的确,这里的确存在着某种有关佛学经典翻译文本在佛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历史权威性”事实,但这是指从宗教学和思想史角度看待古典翻译文本时才会产生的问题。教义文本的历史性存在本身即有其宗教性价值,这是无可否认的,也是需要继续尊重的。因此,任何有关佛学理论现代化语译的主张都不是要排除各种不同佛学佛经经典版本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是要在全体现代学术领域内增加佛学理论的可读解性和可交流性。这个看法和建议,可以说与佛学佛教界本身没有关系,而只是与现代人文科学界有关系;其主要理由正在于我们对中国佛学理论经典的高度重视,希望它们能够对中国学术现代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还不仅是为了方便于非佛学专家的佛学读解方便性,更是为了促进佛学理论话语与人文科学的理论话语的有效沟通: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毕竟应该使用同一套“工作的”理论语言词汇来进行学术思想性交流(笔者长期以来,在谈到中国思想史和现代儒学研究时,强调区分“对象语言”和“工作语言”的必要性,而当代不少儒学研究者对此一科学性学术实践需要,似乎始终认识不清)! 根据我对几部佛学理论注释翻译本的了解,我认为今日新一代的一些佛学专家学者的“理论翻译”水平已足以担负起“重译佛学理论术语”的任务了,只要他们摆脱了可能来自传统的偏见:以为那些术语为古代“大师”的作品,因此不应“破坏”(其文本的“原生态”)。如前所述,这样的想法是混淆了不同的文化范畴:宗教崇拜和科学研究,分属不同的人类精神实践类别。让我们再进一步发挥前面所举的例子:如果原始同一梵文文本存在而大家的梵文水平近似,那么应该是古代“大师”的译文更好呢还是现代专家的译文更好呢?别忘了,今日我们是在有了翻译西方思想一百年经历之后来看待古代“近西理论翻译”问题的;即我们今人已经是充分“熟悉”了分析式、逻辑式思想方式的人,而古人则是本来对分析式思想完全不熟悉的。记住:我们在此所指的是“翻译”,而不是“创造”;我们是问谁的理论翻译可能“更妥贴”,这已经是在问一个纯然语言技术性方面的能力问题了,而不是指思想创新可能牵扯到的更复杂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问题。让我们再具体地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态度中,是否有需要区分两类“对象”:本土创造的和翻译外国的?如果是指“翻译”,顾名思义,相关的问题首先是翻译的准确性和“可流通性”问题。在此,我们是应该更尊重“原译者”还是应该更尊重“原作者”?我们应该以原始“译本”作为此类“学术忠实”的对象,还是应该以该译本的“原本”作为此类“学术忠实”的对象?当然,在此我们也应充分了解作为理解背景的中国佛教史本身的特点,并深入认识两千年来“中印佛学佛教融为一体”的特殊历史。不过。此一方面与学术翻译的忠实性和流通性判准问题无关。再次重申,我们在此只是完全“立场中性地”或“纯技术性地”关注两个问题:理论翻译的文字恰当性和理论翻译话语的扩大流通性问题。更应在此指出,我们的提案更主要的是出于如何将佛学理论中极有思想价值的部分更好地吸收到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中来的问题。毕竟大家时间有限而有待研习的东西多不胜数。因此,如何减少读解中的不必要语言负担,是一个十分合理的科学性要求。这是我们学术界的要求,不是宗教界的要求。对此我们不妨反复说明,以免造成误解。 为此,笔者甚至于可以先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建议(其实是以此“建议”作为说明问题所在之例):是否先请专家们将《成唯识论》的全部现代化改译工作做一试点?此一工作如在林国良先生的译本基础上(参照两岸其他相关注译本)进行,似乎颇为可行。即首先将该书所用一切术语(除少数只宜于音译者外,如同西哲翻译的情况一样)加以“现代化改译”(一个工作是将一切专门性术语尽量转译为现代通行词语,另一个工作是“至少暂时地”排除一意多词用法。二者均倾向于主张将主要佛学理论术语的今译名“暂时统一化”)。同时当然应该保留或发展(例如)林先生的注释和“评析”部分,并依旧将其作为附录备考。这样可以为中国一切关心理论思想交流者提供一部不须花费额外术语记忆时间即可较顺利读通全书的本子。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唯识论思想发挥其参与现代思想世界交流的活动。顺便补充一点:对于现代新佛学和新儒学的论述,如果能将所使用的佛学理论术语转换为现代汉语中“较为通行的或较易沟通的”词语,也会更有利于促进该派思想的流通和其参与国内外学术思想交流的需要。为此,再重申一点:传统译本语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和宗教性价值为一事,相关经典原本的思想的现代正确有效表达和理解则为另一事。一些专业人士可能对这样的“彻底”改译本感到“文将不文”;不过,改译本自然绝对不可能、不应该企图排斥古典译本的存在和作用。也就是:两套或三套佛学理论译本系统,各自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内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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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和文学理论———罗兰-巴尔特网集绪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在结构主义“五巨头”中最初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不是哲学家福科和阿尔杜塞,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家罗兰-巴尔特。1978年初读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 “历史 的话语”时,内心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野性的思维>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结构主义经典书籍(主因其关 符号学和文学理论 ———罗兰-巴尔特网集绪论 (2005,5) 李幼蒸 1。前言             2。小说思想方式 3。资料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      4。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5。文学体验和理论思维           6。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批评 7。社会介入和理论认知       8。文学理论分类学 9。社会性规范和学术性规范  10。小结 *****************************************  1。前言 在结构主义“五巨头”中最初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不是哲学家福科和阿尔杜塞,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家罗兰-巴尔特。1978年初读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 “历史 的话语”时,内心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野性的思维>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结构主义经典书籍(主因其关于历史理论的第九章),“历史的话语”则是我翻译的第一篇结构主义代表性论文。而最初吸引我投入结构主义研究的这两部作品,均表现出了不同于历史哲学方法论的符号学历史理论风格。我确信文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就罗兰-巴尔特而言,他的文本修辞学分析技术其实比他的纯理论 性论述更具独创性。 虽 然曾获得一般符号学理论家和文化符号学分析家的巨大声誉,巴尔特的“本业”是“文学”,是比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更贴近文学本身或一般文学现象的分析家:前者以20世纪现代派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企图在文化整体视野内渗透文学的“本质”。巴尔特企图从文学内部解剖和呈现“文学”作品的形成和作用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在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另一种“文史哲不分家”现象。在广义人文学理论分析领域,文学理论占据 首要地位,因为文学是诸人文学科中除语言 学外与语 言 问题关系最密切者。语言学一方面是结构主义人文科学的原型和基础,但其“内容”是外在于文化世界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则必然面对着和包含着世界内容。文学研 究和科学方法论的联系由来已久,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是兼顾内容和形式的,或以内容和形式的结构关系为对象的;秉持着锐利的结构语言学工具,从而开辟了文学 理论和批评的全新研究方向。巴尔特不仅是此文学研究方向上的先驱之一,而且还担负着文学“创作者”的角色,此即其“写作论”实践。巴尔特的分析和创作的有 机结合活动,多方面地揭示了当代西方文学的特质,现状和趋势。巴尔特并非文学问题的最终解答者,而是文学问题有效地提出和探索者。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实践 可以说包含者两个方面:直接的理论分析和间接的问题呈现。后者是通过其散文写作体现的。就其增深人们对文学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方向而论,巴尔特比二十世纪许 多讨论文学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更为重要。为了恰当理解罗兰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我们须先了解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问题的一般背景。...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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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和后果-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二十年来有关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资讯已大量引进中国,学界对其内容已有相当的了解。本文拟从背景、动机、策略、后果等心理社会学方面对其加以剖析。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人文理论的立场是极端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但其否定真理和实在的主张,并未排除对自身正 论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和后果 李幼蒸 (本文首发于<哲学研究>,2002年4月号) 二十年来有关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资讯已大量引进中国,学界对其内容已有相当的了解。本文拟从背景、动机、策略、后果等心理社会学方面对其加以剖析。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人文理论的立场是极端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但其否定真理和实在的主张,并未排除对自身正确性的肯定。当理查-罗蒂说“不存在真理”时,此 断言本身就 已成为另类真理表达,即相当于说“‘不存在真理’是真理”。德里达对理性主义原则和方法的一切“解构”(瓦解,颠覆)性 的否定话语,同样“显示着”对自身主张的肯定,只不过是另类的肯定罢了。后现代主义的“西洋禅”滋生于法国结构主义时代,二者表面上都使用新颖名词,但结 构主义企图用新名词来提高人文思想的精确性,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始原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则企图用新名词来加强人文话语的模糊性。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 学术商业主义,它通过反理性的修辞学手法,借助商业化学术环境中的制度化和宣传性渠道,企图在思想贫乏的科技工商时代赢获世界人文思想市场的名势和利益。 今 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本营是在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一直局限于本土,因其欠缺系统性和深刻性一直不为欧洲哲学界注意。为了使美国实用 主义思想国际化,罗蒂努力使其与一些当代欧陆思想汇通,促成了一个西方人文哲学思想的统一潮流: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说德里达晦涩难懂的解构主义只能流通 于文学理论界,罗蒂对解构主义和其它欧陆哲学进行的实用主义通俗化的解释和综合,已使其可遍及西方和世界整个人文领域。经此实用主义通俗化和综合化的处 理,后现代主义理论潮流得以建基于美国,并成为西方共享的精神资产。美国实用主义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也顺势取得了国际地位。罗蒂在其极为随意的后现代主义评论话语中为当代西方思想界建立了一座“群贤祠”,其中包括了现当代欧美各家各派的学界名流,并一概引为“同调”。尽 管各派学者并非认同罗蒂对他们的思想的解释,但不会反对自家的名声因罗蒂的宣传而增大。自从罗蒂超脱了狭小的哲学界而成为文化理论通家之后,其读者听众范 围大量扩增,被罗蒂称道的学者思想家也就随之扩大了知名度。罗蒂虽然以批判现代美国分析哲学主流著称,但其理论话语并非不利于前者。罗蒂所熟悉的哲学其实 只是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罗蒂版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把欧美学术思想名势凝聚为一体的形象策略设计师。大 体来说,罗蒂论文集系列具有三种不同功能:西方人文思想群贤祠的建设,群贤思想评论和本人的反人文科学主义。这三者之间只有外在联系,但彼此互为倚仗。第 一部分是其学术实践的最终效果:当代西方思想群星地位的确立;第二部分是其颇具可读性的各家思想评论:选择性地评论各种思想学说;第三部分是其本人观点的 表达:对知识论和系统思维的反对。罗蒂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美国最大的代表,而且,作为美国知名学者,他也是该思潮在国际上最成功的宣传家。应该说后现 代主义思潮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综合性社会文化现象,其法国思想原型只是构成元素之一。 战 后美国成为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世界中心,但在一般人文理论方面发展有限。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欧陆思想随着美国文科教育规模的扩大和留欧学人 陆续返国才在美国校园全面铺开,包括哲学、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电影理论等各门人文科学,而其中最重要的要属“文学研究”领域。美国本土的文 学批评和探讨理论方法的英美现代派创作自世纪初以来十分活跃,所谓新批评运动更执英美现代文学研究之牛耳。但是这些结合具体作品进行的批评研究方式,自七 十年代初起开始被新引进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所取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引进也与当时美国社会状况相关。六十年代末的欧美“文化大革命”使美国校园思想容易与欧洲的批判思潮相接。和...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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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电影符号学的美学认识论问题-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电影符号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联系似乎十分遥远。但是从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论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并非没有重要关联。首先,电影符号学是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美学包括传统的哲学美学和现代文艺理论,在“美学”大范畴内,现代西方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美 李幼蒸 电影符号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联系似乎十分遥远。但是从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论角度来看,二者之间并非没有重要关联。首先,电影符号学是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现代美学包括传统的哲学美学和现代文艺理论,在“美学”大范畴内,现代西方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学理关联是不难理解的。在“符号学”大范 畴内,现 代西方美学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为其主要部分)和中国古典文艺符号学之间的学理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作者从1977年起关注电影符号学问题,其着眼点完全在于探讨一般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方向问题。电影作为综合性艺术形态遂成为现代美学思想研究的典型对象。作者编译的文选<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1987,2002,三联) 和撰写的著作<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1987,中国社科)既是作者一般符号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作者对现代美学认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在上述译文选扩大新版之际,作者对相关美学认识论问题重新加以检讨,根据在欧洲的新学术体验,撰写此文供国内研究者参考。以下文章除刊于该译文选外,并收入近着<历史符号学>(2003) 中。在“电影符号学”领域,“电影”仅只作为研究对象媒介,与此媒介相关的学术问题实涉及人文科学各个方面。 回顾麦茨:符号学和电影理论 李幼蒸            麦 茨把自己的电影理论称作电影符号学,学科名称本身已显示了麦茨学说和电影与符号学两个领域都有密切关系。而“麦茨电影符号学”所间接涉及的学术领域,已远 远超出电影界范围。谈到“电影理论”,麦茨会提及六十年代许多法国著名学者的名字,表明了他本人认为电影理论和其它人文理论之间具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此意 义上,麦茨电影理论与文艺理论和人文科学的联系并不少于和电影的联系。的确,麦茨电影符号学的意义还关联到学术、思想、文化的许多其它方面,例如:哲学和 人文理论的关系,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关系,理论和批评的关系,法国理论和美国理论的关系,科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关系,以及精神性追求和商业化娱乐的关 系,等等。本文当然不拟对麦茨理论和思想作如此全面的回顾,只是想结合1988到1991三、四年来与麦茨的多次交往长谈以及对电影符号学的进一步了解,来分析一下麦茨所创立的电影符号学的重要意义和一些相关的问题。         麦茨在本书收入的“访谈录”末尾谈到了他和老师巴尔特的关系,表达了他作为一名法国学者对学术和生活之间关系的感怀,表现出了一种对今日学界很少再有人谈起的“学术伦理学”的关切。麦茨是我所交往过的西方学者中最为真诚、最不势利的一位。在麦茨推荐下,1990年我以法国高等社科院(EHESS) 国外客座研究员(Directeur d’ Etudes)身 份访问巴黎一个月。作为他的客人,每周三傍晚我们约定在卢森堡公园地铁站见面,然后他引领我穿过大街小巷到一家他喜爱的小餐馆聊天。记得一次在谈论各种和 电影符号学有关的话题后,他突然对我说:“是的,你了解我的符号学,但你不了解我的另一个世界!”。之后我经常猜测他所指的“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是关于 思想,关于学术,还是关于个人生活方面?次年我在法国科学技术部资助下以考察“法国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名义又对法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5月下旬快离开巴黎时才有机会与麦茨再次约会于卢森堡地铁站(至今想起仍觉有趣的是,每次他都能在我的视线之外准时地突然出现)。见面后他告诉我刚刚结束了平生最后一次授课,第二天起就要提前退休了。我问他退休后的计划,他说要好好读些以前无时间读的书,比如历史书之类。他还告诉我不久后会寄我一本终于将出版了的新着(按即<无人的陈述作用或电影的位置>,1991)。 那晚在附近一家中餐馆里我为他祝贺荣休;也忍不住谈到了我与法国汉学家们的种种不快,他们似乎特别不喜欢研究法国当代理论的中国人。此时他意味深长地对我 说了一句:“巴黎人有时是很难弄的!”没有想到,这次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大约两年后他亦步福柯后尘走上了自绝之路。虽有各种猜测,原因并不清楚。听到 恶耗时,我多少有些后悔在以往多次交谈中,特别在他主动透露一些个人不幸经历时,未曾企图“进入”其内心世界。否则我也许会有机会对其人生观方面介绍一些 面对艰困时的“东方智慧”。现在我就以这篇回顾文章来重温一段和麦茨之间的“符号学的”友谊吧! 1.电影理论和符号学     ...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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