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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议程节目单-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南京第 11 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征文启事 ( 第二次通告 〔草案〕, 2011 , 9 ) 大会活动分类项目清单 (大会发言名单,分组会和圆桌会议名单,中国论坛分组会名单) 国际符号学大会明年将首次在亚洲中国南京举办,我们已多次公布了相关讯息。现在我们将直到现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征文启事 (第二次通告〔草案〕, 2011,9) 大会活动分类项目清单 (大会发言名单,分组会和圆桌会议名单,中国论坛分组会名单) 国际符号学大会明年将首次在亚洲中国南京举办,我们已多次公布了相关讯息。现在我们将直到现在为止完成的相关议程节目清单刊布,以作为参加者选择个人拟参加的分组会的初步依据。这次大会在亚洲中国举行,对于IASS大多数欧美会员来说,会址距离较远。学会委员会,主办方,各国会员,均较难估计参加者的人数和组织分组会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我们今后的征文活动将分步骤进行,程序大致如下。 1. 在本次通告中,我们先把已定会议项目按类刊布,为大会的准备情况做进一步的介绍。然后我们将申报组织“圆桌会议”(round tables)或分组会(sessions)的名称和负责人清单开列如下,供参加者按类选择参加的参考。本项目清单仅反映目前申报项目组织者的初步意愿,并不一定最终成为大会实际议程项目清单(取决于相关申报人数)。因此,本通告内的主题分类并不严格,主要作为报名者按照主题初步选择归类之用。 2. 以上参加者按类参加注册和提交论文摘要的过程,从即日起延续到明年7月底止。主办方届时将根据注册的结果,重新整理和组织可能的圆桌会议和分组会的项目和具体日程及时间安排,再予以最后整理刊布。明年夏秋之间刊布的重新组织的会议项目清单,才是本次大会的实际内容。 3. 国际符号学大会是面对全球开放性的学术研讨会,涉及广泛学科、文化和地区。参加者可以在我们已经提出的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参见“征文启事”第一次通告中的6大类主题类别)任意选择相关类别,申报论文题目和文摘。但是我们特别欢迎参加者尽量更具体地选择以下列出的圆桌会议和分组会的分类主题,并与分组会主持人与大会联系人同时联系。(请参加者注明所选节目的序号和分组会标题,将文摘同时发至大会筹备会联系人和分组会第一组织人) 4. 每位参加者(包括一般大会发言者)的论文宣读时间(含问答)不得超过30分钟,但全篇论文将于会后首先纳入大会网站的“大会论文集”公布。而且论文内容优秀者可望收入印刷版的“大会文集”,予以发表。 5. 国际大会的正式会期为2012年10月5日到9日(10日为观光旅游),一切发言者使用国际学会规定的官方语言(如需要使用其他语言,请自备翻译)。10月4日则为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的会期,分组会项目清单也同时在本通告中列出。论坛使用语言为中文(如有外国人参加而拟使用外国语言,请备翻译)。 6. 因为参加者众,论文宣读时间有限,讨论时间更有限,但是会后全部提交的论文将系统上网,从而可呈现一次统一国际活动学术思想的整体成果。在本次亚洲举办的全球化符号学活动,将侧重于对以往符号学学术的回顾和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会议论文集将为人类人文科学学界提供一套“问题系列”。不妨说,大会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展现新世纪人文科学理论实践问题系列本身,以作为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在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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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符号学的负面扩展-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警惕符号学的负面扩展 不管什么学术理论,都可能共用一个名号,却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有助于该学术理念前进的,而另一个是导致该理念后退的。岂只是后退,可能还会损害该学术理念。二十世纪西方众多思想流派多有此类问题,而尤其以符号学名号下的 警惕符号学的负面扩展 不管什么学术理论,都可能共用一个名号,却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有助于该学术理念前进的,而另一个是导致该理念后退的。岂只是后退,可能还会损害该学术理念。二十世纪西方众多思想流派多有此类问题,而尤其以“符号学”名号下的表现最值得深省。因其涉及广泛,“符号学活动”导致的负面效果,可能也比较严重,原因简述如下: ~与文史哲宗艺各域活动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之“界域”最为广阔,因此其负面效果波及的范围最大; ~与文史哲宗艺诸常规学科相比,跨学科的符号学受到的学术史上实学基础的限制最少,因此更便于任意“创发”,并因此而难以受到客观学术条规的检验; ~符号学对“理论化”的强调,在欠缺常规学科系统制约情况下,易于演变为各种“形式化理论话语游戏”,也就是失去或弱化其与各类现实的关联性和互动性; ~此种“凭空造论”的倾向和能力,如结合以商业制度化的运作方式,将形成 为“以空对空”的思维形态之大流行:即将话语的形式化游戏误当作是“理论化”的新形态,从而根本上弱化或瓦解人文科学的伦理性和思想力。是的,在其各种负面效果中,最严重的就是把语言表达的形式化倾向,当作是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的主要标志,从而深度地阻碍学者的思维能力之真实提升; ~在此情况下,话语生产形式化倾向,还将与人性的另一弱点相结合:这就是,避难就易。因为“玩弄空洞辞藻”可以比严肃理论思考更容易;不仅是更容易,而且是更易在商业化学术市场炒作上见成效!今日“形式—技术性层面上的功利主义”更具有普遍的“优越性”:即语言的技术性玩弄,正如商业性、艺术性、时尚性、娱乐性层面上的“技术性玩弄”一样,因其“空洞无物”反而可迅速流行。于是,一种庸俗符号学,可以因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流行”(往往因将俗常思想话语换为一套“义同形异”表达系统而易见成效:一方面以其“形异”可造成表达面创新的印像,另一方面以其“义同”可造成读者“容易接受”的效果;如果再加上把其他各种前人制作的现成的“形异”话语系统加以“二度的义同形异”的改造性运作,其修辞学新颖力之成效就可加倍提升,而受者的实际知识和思维水平却可能只在原地踏步却并不自知)。其结果是在学术方向上导致“以曲乱正”,不仅不能成为真实符号学学术继续提升的基础,反而适成为引诱符号学学者浅尝辄止、沾沾自喜的利器;人们忘记了,符号学的“精神”或“本质”是与人文科学主流之科学理论化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理论符号学,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文科领域内的“科普文化”。对于自然科学世界,正规学科和其常识普及在制度和功能上,界域分明,不至于相互妨碍;而对于其科学性远未健全的人文科学来说,特别是对于其中最具前沿探索性的符号学来说,二者之间则极易产生混淆。结果,符号学的“科普形态”在学术条件未成熟地区,最终可能被误认为是“更可取的”符号学。 ~符号学一旦庸俗化或流行化后,一方面将成为严肃符号学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将可能堕落为学术商业化大潮中的“拉邦结派”工具。符号学活动,将因其表面上的“前沿学术名号”、话语形式化操作的易为、涉及领域的广泛、以及追求标新立异的通俗文化大环境之存在等时代特点,而成为参与者集体急功近利之最佳途径之一。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偶然所处的人际关系环境而实用主义地依附于某一派符号学学说,以便集体地,以偏概全地,争当“正统”(如:语言派〔还可下分结构主义派和行为主义派;结构主义派还可下分欧陆派和美国派等等〕,文学派,逻辑派,认知科学派,皮尔士派,格雷马斯派,西比奥克派等等数十家派系)。而各自在聚会中争当正统的根据完全基于自己偶然依附的人际环境或偶然获知的信息范围,而其“导师”的根据也多半只是依附于对其国外“大导师”的偶然际遇。极易发生的符号学学术方向的“差异”本身,遂可成为各家争强斗胜、争名夺利的“可行性”运作基础。如此一来,学界固然可因此而热闹一番,却导致大家舍本逐末地将符号学“话头”的“话语权”当成了职业圈内功利主义学术实践的“媒介”。 ~如此,还可再联系到本人近年来多次提到的中国现代化文化圈中的深刻“危机”:(吸收国际文化的)“好事”可能导致本国学界内长期的“负面影响”:广义的“以译代研”的现代民族性思维倾向:所谓新知新学往往形成于不同程度上的“舶来主义”,其实质是不同程度上通过(对思想来源的)“转述”(不必用更具情绪性的词语)以期鸣世的集体性学术功利主义;其最深效果是:(学术与商业双层面的)结构性的世界次级学术地位之形成和持续。在此总体倾向中,符号学亦颇有机会成为其中作用最明显者; ~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其现实平均学术水准明显不如诸常规学科的学术水准(此一事实足以表明:并不是凡使用符号学名号者,其学术水准就是高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现实永远是两回事,所以推广符号学活动的真意,绝对不是追求现实从业者之集体私利。这也是本人与国外持集体个人主义同行间对此问题易于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上述负面倾向。然而由于国外的传统人文学术界和文化界之之长期历史连续性积累,符号学活动并不容易产生上述学界的支配性负面效果。而国内新时期短暂仓促间形成的的学术史环境中,如果没有有效常规学术的制衡作用和学术伦理背景,符号学一旦演为庸俗化形态之流行,反而助长了过渡期人文学术理论界出现某种“以形式化代理论化”的浮薄习气,即误把形式化游戏当成了理论化提升的学界大方向(其本质不过是借西方理论时髦来追名逐利而已)。因此,任何打算仅用“符号学名号”来造势的心态,都反而是在误导中国的符号学事业了。 ****************************************** 本人多年来不时指出“符号学理念”和“符号学流行”二者之间的根本不同。比其他人文学科此类庸俗化倾向更严重的原因还在于,符号学可大分为:学术理论类型和文化应用类型。后者几乎可以无远弗届,特别是在影视制作和传媒文化生产过程中的所谓“应用符号学”,更是容易与作为影视传媒的科学研究的理论符号学相混淆。话语的形式化倾向和理论思维的严格化提升,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各有其长期历史性经验根源的常规学术不同,符号学几乎“横空出世”,因其具最广泛的跨学科特殊性,所面对的学术任务可谓虽重要却“诡谲”,对于人文科学的全球化革新性发展,既带来了可喜的机会,又带来了危险的诱惑。固然,其根本性问题在于 “学术心术学”(一般所说的“学风”)问题,但本文不拟直接论述此一层面,而是强调其牵扯到的各种“外缘”方面。对于进入大陆学界已三十余年的当代符号学运动,让我在此关键时刻也指出其所包含的负面因子。所谓符号学,我们如向正面对其推进,就是正面的;我们如将其向负面推进,就是负面的。面对后一倾向渐渐萌芽之际,我的“对治口号”是:不可能存在空头符号学,符号学必须与常规学科的理论化发展“齐头并进”。(因此常规学术的理论家们的“符号学含金量”,并不一定比一些专业符号学家的“符号学含金量”为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追求符号学理念集体实现的过程中,必须广延各科专业理论家参与并提倡彼此相互学习的道理之所在)因此青年一代符号学爱好者,不必产生避难就易和趋附时髦心态,以为找到了某一套“符号学术语体系”,就找到了“符号学捷径”(相当于某种“学术偏方”或“速食理论”),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提升了自身的思维水准。符号学家必须首先是常规学科的深入研究的学者,然后才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经营跨学科的学术理论实践。因此,符号学不仅不是鼓励学者学生去追求“多快好省”,反而是鼓励学者学生去认识“任重道远”。没有此严肃治学心态,我们就是在拿符号学名号进行“集体忽悠”或集体标新立异。这样形成的“符号学宣传”,可谓无益而有损!所以,开展符号学,真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现书此近日之体悟,以与有识者同思互勉。李幼蒸于201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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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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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理论在东方六朝古都金陵-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西方现代理论在东方六朝古都金陵 — 南京第 11 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历史意义 李幼蒸 0 。引言: 0 。 1 中国符号学的意义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也相关于世界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中国符号学的努力,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的进展,而且也相关于 西方现代理论在东方六朝古都金陵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历史意义 李幼蒸 0。引言: 0。1 中国符号学的意义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也相关于世界人文学术发展的问题。中国符号学的努力,不仅相关于中国人文科学的进展,而且也相关于世界人文科学的进展。世界符号学进一步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甚至于也有待于中国符号学的实质性发展。符号学,从理念上说,是今日国内外人文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方向和标志之一。人类对人文科学的高度期待,与当前国内外人文科学的“相对落后”,形成尖锐对比。“乏效的”人文科学之职业性有效存在本身,反而会遮掩人们对人文科学改进必要性的认知。所以今日,一方面,就其科学性而言,人文科学大大落后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另一方面,就职业性存在而言,人文科学的落后性又被有效地掩盖着。符号学,首先可发挥一种关于人文科学“有效”与“乏效”间微妙关系的“检验器”作用。而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解,却又面对着多重的“解释学的”阻碍。所以,尽管人们早已熟悉符号学的“字面”,却并非容易把握其深层的意义;对此,国内外、东西方皆然。但是,国际性符号学活动,也使我们有机会来重新观察和思考人文科学世界之性质及潜力。也就是,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来的百年后在中国举办一事,给我们带来了对中国人文科学及世界人文科学进行全面反省的新机会:不再是只在西方学界而且也在东方学界进行这种深刻的学术反省;不是在其学术现代化时期比中国更久的日本和印度进行这种反省,而是在有着三千年人文学术传统而其现代化时期开始较晚的古老中国地区进行这种反省,其世界性的启示意义,尤为深刻。 0。2 符号学就是跨学科方法论 为什么人文科学乏效?为什么人文科学在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进行说明、解释和预测方面欠缺效能?就实际运作而言,主要因为欠缺学科间的充份有效沟通。单学科内的成果,相当于各种“材料”,材料加工为“成品”,则需要“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为什么跨学科学术活动难以形成?首先因为学术的专业化、职业化的不断强化及其成效主要体现在单学科内。符号学,就是跨学科(包括作为“扩大跨学科”的“跨文化”)学术活动。因此,符号学有助于学科间的沟通,从而有助于人文科学各学科从各自的“半成品”转化为跨学科的“成品”。这个问题、任务和过程,是全球性的。西方超过东方之处为其各学科内部的“半成品”数量和质量的优越性;但也与东方一样,在从专科的半成品转化为跨学科的“成品”过程中(也就是在学术语境和眼界扩大之后),遇到结构性的发展瓶颈。现代符号学运动理念的目标就是要克服此学术结构性瓶颈。就达成此目标的条件而言,中外学界的机会是一样的。而潜在地说,中国学界甚至于还“辩证地”具有着更多的机会及实现的条件,并因此也就增大了其在国内和在世界的学术责任。因此,符号学事业,要求学者逆反于时代商业化洪流,发扬学者主体的伦理学精神(仁学精神),力反职业化的专科间求利、互斥的本位主义,而朝向集体学术求真的知识理想,从而有望强化独立的学人主体意志,以克服全球性的学术商业化倾向。即将到来的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则是在史地和文化扩大的规模上,为我们提供了追求学术理想的一个“实验性的”学术实践平台。 0。3 跨学科方向的知识结构调整 固然,学科分划的职业本位主义是符号学跨学科活动的根本障碍,此本位主义也含有着不同层面。一方面是竟争关系导至的学术实践的功利主义,另一方面也含有知识结构调整中的内在惰性。符号学的根本诱因是对学者扩大与深化求知欲的呼唤(智)。而此动机又牵扯到学者在知识调整中所要求具备的追求理想的毅力和决心(勇)。而决定此智与勇品质的,则是狭义的“仁”:即求真之心志。有了求真之志向,才会有求知之手段,也才会有求知之魄力。为什么学者对跨学科活动没兴趣?因为他并未正视自身的知识缺欠;因为他害怕追求新知的艰苦;因为他急于在行业内“求成”而无时间、无魄力“另起炉灶”;因此,他也就根本上欠缺了求真知之热情和勇气。学者如欠缺具内在“智仁勇”品质的伦理精神动力,就不免会随波逐流,以求功求利为已足。学者所依据的仅只是自然获得的主客观求知条件(旧时期的旧积累和新时期的新潮流),而缺乏自我更新的大智大勇。就此而言,我们提倡的符号学跨学科合作,当然仅只是就理想境界而言。我们如果难以在现实中充份达成此理想,却必可在现实中达成此理想之“真实而有效的呈现”。“符号学”的精神首先并不体现于以其为标名的任何固定学术内容(如在哲学、语言学或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具体专业课题内容),而是体现于在人文科学范围内的某种创造性的治学心态;是朝向人文科学现代化改进的探索心志。所以我们说,符号学是“仁者之学”:真正的符号学家是指那些在人文学术内部能够朝向理想、力克凡俗、勇于自我更新者。现在,出现了有利的特殊客观机会:国际符号学大会将在中国地区举行。这将促使我们关注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界的一个主流领域,并就近了解其现代化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此,其作用首先应是激发中国学者在知识上的自我更新之认知和决心,而对此目的而言,首先是冷静检视自身知识及其结构的欠缺。现代西方理论和东方古代历史间的此一象征性的“碰撞”机会,一方面可导至西方学者在理论层次上注意东方历史的存在,另一方面可导至东方学者在理论层面上提升分析的精密度。国际会议是一次为双方提供向对方学习和批评的机会。目的不是各自炫耀自身,而是丰富自身,甚至于丰富其他对话方。此一国际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自我求知,助人求知;通过此过程可创造性地体现及复兴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传统:关于人的“学”(《论语》的第一字)之传统。仁学即人学,即人文之学;所以中华仁学与现代世界人文科学具有本质上、结构上的亲缘关系。 1。2 符号学与中国文艺理论建设 符号学被称作“文化研究的逻辑学”。其实更准确的说,目前世界符号学的主要领域应该是“新文艺理论研究方向之探索”。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学和艺术。尽管符号学相关于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但特别相关于文艺研究领域。此一特点还相关于“文艺”本身身份的二重性:文艺,作为“文艺创作”和作为“文艺研究”。其古代原始形态为:文字运用和文字研究的构成二重性;诗作和诗话的构成二重性。其现代形态之一为:小说电影创作和其研究分析。与其他人文科学不同,文艺学的“辩证法”正表现为其构成与功能的二重性以及作为文化现象的一体性。因此,文艺现象的构成与功能的复合性,特别适合于作为符号学分析的对象。 当然,中西古代文论和艺论与现代文艺科学,分属截然不同的两套学术实践类型。因为前者产生于前科学时代,后者产生于科学时代。如果连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化”和“现代化”尚且发生于19世纪,在自然科学影响下陆续产生的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历史也不过百余年,不过是尚处在其形成与探索阶段而已。现代文艺理论学术,显然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后的附带产物。百年前中国主要从日本学界引进的“欧美文艺理论”(西方的和苏俄的),具有一种相当于“思想速食品”的特点。其种种不成熟的缺点之中最突出的几点如下: A 。理论与社会性实践之间具有一种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关系,侧重于选择性理论的应用技术,疏略于理论本身的独立钻研。其直接产物为:不是学术理论性话语,而是“故事编作型”话语(文艺小说和故事电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主要表达形态。结果“理论”仅成为“创作”的一种“助产士”。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海内外华人社会均如此)的根本问题是现代理论知识的欠缺。因为面对欠缺人文知识的“大众”之小说编作,是不需要多少理论知识的。如何处理创作和理论的关系,乃是今日中国新文艺理论发展中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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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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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上的记号概念概览-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Sign conception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中国文化史上的记号概念系统概览) Youzheng Li (李幼蒸) 载于 : 《关于自然和文化的记号理论基础的手册》 In: 德文书名: Ein Handbuch ZU den zeichen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yon Natur und 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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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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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前言
李幼蒸“符号学 / 伦理学”网站前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本网站刊载本人学术思想资料,包括本人学术背景、出版消息以及27年来已发表和将发表的学术作品。由于时间和技术性限制,网站内容只能随着电子版文稿的陆续制作而逐步扩充,并暂不设置讨论交流部分。 跨文化的结构主义—–跨学科的仁学伦理学 21 世纪的人文科学理论 实践方法:跨学科/跨文化/全球化运作方法: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 1。内容设置:本网站刊载本人学术思想资料,包括本人学术背景、出版消息以及27年来已发表和将发表的学术作品。由于时间和技术性限制,网站内容只能随着电子版文稿的陆续制作而逐步扩充,并暂不设置讨论交流部分。 2。 符号学:在此“符号学”兼含广狭两义。狭义符号学与西方通行用法一致,广义符号学除包括其狭义部分外,还包括各类侧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际 理论研究。其范围较通行符号学用法远为广阔,因作者强调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论观点,把符号学视为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总体革新策略之泛称。(广义) 符号学如其 说 指具体理论学说,不如说指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中的特定思考及运作方向。 3。跨学科–跨文化:本人符号学思想的特点有两个基本方面:1)强调符号学的多元认. 识论本 质,企图充分扩展符号学“跨学科”实践的范围,广泛借鉴现当代各学科中独立的理论实践成就,以期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各域的理论说明力和解释力;2) 认为21 世纪符号学跨文化时代的到来,将引发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重大发展;特别是中西跨文化符号学的新方向,将有力促进和提升全球人文科学理论和人类思想 史研究的水平。 4。中西 比较符号学:本人的符号学观点,因此拟从领域范围和思考层次两方面来扩大当前符号学视野,并认为人类符号学事业,在经历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之 后,将面临着另一次世界范围内人文学术思想的“飞跃”:此即中西比较符号学的新学术领域。在航天工程和基因工程时代,在社会经济全球化和环保事业人类一体 化的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革新事业必须打破传统的地域、历史、血缘主义窠臼,以期从人类整体生存角度对人文理论结构重新予以思考和设计。跨文化符号学理 论,不是朝向东方历史地域主义的一种“术语换名运动”,而是朝向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新人文理论建设。中国学术实践的目标和范围都必然是朝向人类全体的。 5。 符号学和理论翻译: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是与研习现代西方理论密切相关的。一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也是绍述和译介西学的过程,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则是中国 学界密集翻译现代西方人文理论经典的时期。现代西方理论翻译本身即为一符号学实践,须处理中文和西文之间、历史与理论之间话语语义单位对应技巧的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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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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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ech Pan-Materialism and Humanist Ethics: From a Compar-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High-Tech Pan-Materialism and Humanist Ethics: From a Comparative Chinese-Wester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Youzheng Li 《高科技泛物质主义与人本主义伦理学 — 中西比较历史观视角》 李幼蒸 著 Cambridge Scholars Pub High-Tech Pan-Materialism and Hum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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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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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Humanist Ethics-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New Preface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thical Archetyp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Han- A cademic Ideology (under the general title Chinese Ethics Academic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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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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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论思想的两种对立形态:创作和分析-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自古至今,有关文史哲艺宗的思想话语,实际上由两种不同的动机、目标和方法所分占。这就是:创作型和分析型。前者主要由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客观条件所决定,而后者主要由理性思维本身所决定;前者是多元构成的,后者是单维构成的。人类思想话语的 论思想的两种对立形态:创作和分析 李幼蒸 (原题:漫谈符号学的学术功能辨析 ——论“创作”的思想性与“研究”的理论性之别)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刊物《符号与传媒》第2辑,2011年) 李幼蒸 概要: 自古至今,有关文史哲艺宗的思想话语,实际上由两种不同的动机、目标和方法所分占。这就是:创作型和分析型。前者主要由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客观条件所决定,而后者主要由理性思维本身所决定;前者是多元构成的,后者是单维构成的。人类思想话语的这种分离姓,现代以来,获得了突出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创作类别与文学分析类别,今日决然为两个文化领域之故。 简目 1。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大方向”区别 2。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的功能区别 3。小说的思想性和文学理论 4。媒体文化和媒体学术 5。史书编作和史学研究 6。儒学研究中的对象和方法之别 7。汉学和比较研究 8。总结 本文拟按照符号学的观察和分析方法,辨析“人文话语”构成中的“功能二分法现象”:创作(A)与研究(B)。我们用A指自古至今的任何一种“创作性实践”,而用“反思性实践”B指对A的反省、观察、分析、批评和改进。A和B指学人的“实践方向”和实践层次与方面,而非具体指实践的“文本内容”。同一内容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中或者相当于A或者相当于B;学人的具体文化性、学术性实践也可以既包含A又包含B。此外,作为“创作”实践,还可以继续区分为:创作本身(A1)和对创作的各种“针对性反思”(评价,检讨,方法改进等)或“具体性方法思考”(A2)。体现A2的文本和体现B的文本之间可有相互重叠部分,即同一思考及其文本产物可相当于A2也可相当于B,这取决于读解的语境和观察的角度。我们将三种“人文类思考”及其文本产物区分为:具体创作作品之思考(A1),有关具体创作的“方法论”之思考(A2),和有关一般创作现象之性质、条件、作用、意义等的整体性思考(B),此分类法乃根据于思考的“功能”,而这三种类型的“思考”在文化学术的现实表现中当然是广泛重叠的。“功能”本身的区别和体现不同功能的“诸相应内容”的叠合,是平行存在的。此功能的区分相关于“作者”之动机、目的、方式、方向、对象1(材料选择)、对象2(受者选择)、作品之效果(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学术的)等等。但这些相关意义方面在不同的创作实践形态中的存在和作用互不相同,甚至于差别极大,这相关于时代和个人的思想能力和知识条件的差异,因此可以说古今迥异。因为正是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才全面促进和提升了人类的思维细密度和思维的“分工化”。文化学术“作品”的古代经验的、直观的综合性特点,遂逐渐演变为近现代人文学术“作品”的分析性特点。 例如,在古代,“诗作”是A,“诗话”就是原始的B(对A的原始“研究”形态,实为A2,因当时不可能有真正的B);而同一诗话作品还可能同时或“不同方面地”承担着A和B功能。诗人的最初创作文本是A1,在创作过程中或其后对此作品技巧的反思和改进企图就相当于A2,而作者本人或他人对相关于诗歌现象或诗歌理解的总体性思考就相当于B(《文心雕龙》)。这三种思考类型,可以存在于一人(作者)、不同人(读者,评者)、一个作品内、不同作品内、一个时代内、不同时代内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品,批评,理论”的三分法大体相当于此处所说的A1,A2,B的分类学的古代形态,虽然传统的分类法针对的是“文本”之题材和体裁,即思考产物的文本性质。我们在此提出的分类法则针对着思维的功能类别、方式和意图方向。 我们提出此一较为形式化的方式,一是为了强调这三种“思维方式”的普遍存在性,二是为了强调这三种方式或功能,各自相关于不同的“文本生产机制”。符号学所强化了的现代人文理论思维,特别相关于文本生产条件的思考,遂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创作、批评、理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问题。而且,本文认为,此种三分法实际上为人类思维中内含的三种不同功能类型。我们遂有必要从对“文本内容面”的关注,先过渡到“文本类型学”的关注,最后过渡到对“文本生产机制”的功能性关注。本文主要关心后一主题,方法是通过人文科学内相关现象的举例说明来初步表达问题的存在。AB二分法强调着A与B属于非常不同的思维层次和功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生产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这些区别在人文学术话语生产大为发展之后,就会越来越明显。比较而言,A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属于社会生活本身,即为一种“社会作用场内的成员”;而B具有“脱离”社会作用场的倾向,具有日益强化的分析性和客观性,成为导致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形成的动力之一。可以说,“创作”(A)是一种社会综合行为及其产物,“研究”(B)是一种单纯“反思”行为,其反思性程度与其和A以及和产生A的社会文化条件保持距离的程度相当。本文特别指出,表面上具有含混身份的A2(针对于具体创作品的批评活动),传统上,被认为就是研究和理论的原型,而实际上应该将其归类为A范畴,因为此A2“依附于”A1,或与A1参与着A1同一社会文化作用场。A2“服务于”A1(“批评为创作服务”),而B只把A(兼含A1和2)当作研究的对象,并不与其保持任何业务性关系。 我们再次提醒注意:文本功能的三分法和文本题材分类学并不一样。对于具体文本来说,它可能不同程度地,不同显隐性地,包含着三种功能及其对应文本组成(如现实主义小说,史学作品,哲学作品,政治作品等),而此三种功能的“各自”机制及方向不同,遂使得大多数人文作品的性质具有程度不等、方式不一的“功能复合性”。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理论化的发展(又特别是解释学、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促使新人文科学建设必须强调文本系统中这三种功能的差异性,以提高我们对三者之间异同性、互动性的认知,并最终提升人文科学的理论化意识(作为纯B类型的科学文本系列的建立)。简言之,人文科学必须意识到“创作”的“思想性”与“研究”的“理论性”之间,在动机、目的、效果、意义方面十分不同。而传统上的各种“实用主义”的思考方式往往忽略这些区别,而长期习惯于笼统的人文学术思维习惯。正是自然科学的成功范例促使我们人文学者进一步关注自身的“科学性”提升的问题。读者马上看出,本人对于国内外一切强调“人文科学有必要坚持其所谓‘合理的’非科学性”的反理性主义主张,是持反对态度的。 思想史上,原始的B功能及其产物往往呈现出构成的混合性:同一作品,既是创作也是研究。所以,我们用A与B区分的不是指文本内容本身的“身份”,而是指该文本所体现的思维“功能”:A和B。为什么有必要提出这两个最一般的词语(创作和研究)来进行具有重要“符号学战略性”意义的对比呢?因为人文学术世界的形成和作用是一直沿着这两大方向“展开”的(虽然程度、比例、显隐方面错综复杂),其现代表现就是(广义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研究的现代形态)两大相关而不同的人文思想实践的大分野。具体人文“作品”中混合着A与B。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的“具体活动”中充满着A与B及其结果的混合存在,因此其中的创作活动和理论活动界定不清。二者的混合存在与互动关系固然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常态,却广泛深刻地妨碍着科学时代“人文科学理论”的有效形成,也就因而妨碍着理论实践对创作实践的有益和有效的“引导”。在科技领域两大分野(理论和应用)及三大分类(纯理论,应用性理论,工程实践)分工较明确事实的启发下,人文科学面临着全面重组的任务。为此首先就是完成对创作思想性(A)和研究理论性(B)之间的功能性划分。所谓 “创作”,其构成、目的、背景、动机、关联诸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实用性、目的性。其对读者的“促动力”根源来自社会、文化、历史、学术的“四面八方”,是高度受到“环境力学”制约的活动。其中直接含蕴的“准理论部分”也为此环境力学所左右,起着其特殊的实用性功能(A2),并非相当于纯粹的“理论”(研究B)中的学术类思想性。而人们常常把创作类作品的思想性和研究类作品的思想性(即理论性)混为一谈。显然,更益见的混淆发生在A2和B之间,如文学和电影中所谓“批评”和“理论”之间的普遍混淆(此种混淆,部分来源于学者的实用主义,部分来源于学科本身的欠成熟性)。A2的文本生产机制一般更接近于A1,因为它依存于A1,为A1之生产“服务”。从思想史上看,B一方面是从A2的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理性实践的自然发展结果),而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却是在自然科学的激发和启示下相对独立地形成的。 本文的分析将指出:人文学术需要真正的理论建设,但此科学性目标仍然普遍而严重地为“创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间的含混不分现象所牵制,难以顺利的发展和提升。因为,B功能体现着与A功能(作为社会性的综合实践活动)不同的纯粹“认知目的”。数学,物理,工程,分别体现着所含不同比例的“认知性”和“实用性”,但数学本身不应该为实用性工程的目的所牵扯;它必须属于纯理论界域,以便有效完成其理论化层次上的研究任务。正因为理论数学是纯理论,其成效才足以随后正面影响应用数学、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工程技术等不同的科学实践对象。在特定的意义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发展”也完全应该这样。就B的历史形态来说,最典型的是“哲学”或其美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等。从功能上说,哲学的确体现着B功能倾向。但是思想史上,哲学和各种人文学中的批评学,都是人文理性的自然发展,其研究和理论性的展开是有限的。正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和随之产生的社会科学的出现,展示了理论化的多样性和效率性。这一直到当代以来才趋于显明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人文科学理论再也不限于、甚至于根本不能相当于“哲学”了。因为传统哲学同样充满着三种功能间的混合和混乱,同样不同程度地体现为“创作”实践和“研究”实践的混合物。符号学朝向于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化实践,其理论观与传统哲学中心论的理论观形成对立,基本原因在于:企图将人类常规知识系统加以拆解和组合,以完成其对人文学术世界进行“功能性重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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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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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再谈:「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除夕再谈:「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 本文拟向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朋友们以及一切中国符号学研究者谈一些有关中外符号学交流中涉及的问题。所论及的情况和解释可能与不同研究者的原有看法不同,因此所提出的个人经验,仅供参考。但是在此仍然要提醒读者注意,在 除夕再谈:「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意义 本文拟向中国符号学论坛的朋友们以及一切中国符号学研究者谈一些有关中外符号学交流中涉及的问题。所论及的情况和解释可能与不同研究者的原有看法不同,因此所提出的个人经验,仅供参考。但是在此仍然要提醒读者注意,在阅读时,应首先区分一组相对性读解角度:针对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部分以及针对与学界整体相关的部分。符号学者应该同时维持这两个不同的读解角度,以便得以多面相地接触和判断符号学话题。此外还应该区分另外一组相对性读解角度,这就是:当前现实的角度和未来理想的角度。也可以说,前者是偏于静态的观察思考,后者是偏于动态的观察思考。符号学者和常规学科学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学术实践背景的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所以符号学实践对于学者的思考提出了更具挑战性、也更要求创造性的课题系列。而符号学的巨大思想价值岂非也正在于此。如果一国人都能以不同的身份,根据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对同一“奥运会”怀抱同样高涨的热情,那么为什么一切人文学者,尽管彼此身份、位置、角度不同,不能够对同一人文科学革新事业,抱同样的关注态度呢?学者应该比普通人更心胸狭隘吗? 1。国际符号学 西方或欧美符号学派别众多,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也许有人记得,我们在80年代曾翻译过美国西比奥克的小册子(作为当时迎接他的来访准备之一)。在该书中他对当代法国符号学的偏于理论的风格予以激烈批评。今日一位美国符号学名家不久前还对我说,该书思想极佳。实际上,该书反映出西比奥克根本欠缺对欧洲人文理论的悟解,而欧美各派却共同使用着同一“符号学”标称,相互竟争着“名词解释权”。今日美法两国符号学主流互不相侔,其实彼此各有长短,我们在举办国际学术活动时当然要一视同仁。西方人文学界今日已高度职业化和制度化,学者均把追求职业性利益当作其治学的动机和目标。在此心态下,各人均采取“自我优先”的推销术。当遇到非西方情境时,更是加强了此类自我推销动机。而我们如果要采取追求学术真理和真相的目标,就会不免时时面对此类作风。为了促成合作,只能求同存异,尽量缓和彼此的矛盾。 2。中国符号学的介入 对于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中国人的参与不过二三十年,而每次参加者人数极其有限。我曾警告过西方同行:不要把符号学仅当作“欧美俱乐部”。但是事实是,符号学大会一向在西方召开(经济原因),非西方(包括东欧)参加者中不少都是靠西方主办者的招待才能与会,结果仅能成为国际大会上的“跨文化点缀”,根本谈不到什么东西方学术交流。今后的情况还会如此。而这次大会在亚洲召开,等于给各方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彼此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相互协调,也在情理之中。有趣的是,从上次南京大会(2008)看,亚洲与会者倒并无兴趣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性活动。(为什么?此中的复杂问题须另文详述。)看来,许多非欧美符号学家,只愿意到西方去参加会议,不愿意到非欧美地区来(哪怕是参加国际会议,看来亚洲学者中许多人都主要对会址地有兴趣,而非对会议本身有兴趣)。此一现象再次证明,从实用层面来看,所谓全球符号学根是难以实现的(地区,语言,经费种种限制因素)。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参加国际符号学活动呢?因为学术思想活动涉及多个层面,在有关当前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战略性间距”。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同时朝向不同的实践策略层面,以便能够全面的、综合的思考复杂的人文科学问题。(本人不久后将对此次国际大会的“划时代”意义著文进一步加以分析) 3。中外符号学交流关系 由于上述基本背景,我们经过长期艰苦努力与折冲获得的南京大会筹办成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此中的确存在着双方的“美丽的误会”。本人作为长期协调人,对此“误会”的“机制”有所体会。这就是:西方人把此当作将西方学术在中国推广的机会。而真正关心符号学事业的中国人则深悉其中一个微妙的“吊诡”:中国对西方符号学的研究可能并不需要西方人亲临“指导”,对我们来说认真“研读书籍”才是基本功所在。而当中国人打算推进“跨文化符号学”时才察觉: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多少西方人“参加”,因为他们并不懂多少中国文化历史学术(而汉学家大多只能浅尝辄止),更谈不到掌握现代化了的中国古典研究了。西方人对此并非没有“警觉”。他们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彼此“身份”的语义含混性,以及因此产生的疑问:到时候(在跨文化符号学领域)谁唱主角?随之想到,在东方举办的符号学大会上,谁为谁“服务”?三年来在无数次来往交涉中都可感觉到此间牵扯到的微妙“计算”:到亚洲来(特别是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历史资源堪称世界第一)开会,究竟对谁最有利?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一方面他们希望大会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参加,而另一方面马上想到:会不会因此“到时候”而导致“主次难分”?甚至于还会直接产生一种“语言恐惧症”!2008年大会结束后谈判时,竟然有西方人提到要为每一个外国参加者提供一名贴身中文翻译!因此,如果他们想到,到时候突然满厅满室都是中文在发音,面对此一彻底“异他情境”,欧美与会者该如何“感觉”和“自处”呢?此次在组织中国符号学论坛过程中,曾有过一次不愉快经验。一位北京某著名大学的院领导,拒绝该院人士参加论坛发起的理由竟然是:“该大会组织单位级别不够,我们没必要去给他们抬轿子”。我当即对联系人说:有这样的比高比低的“领导”,学术还搞得上去吗?他们不懂得:基层单位勇于承担重任,为大家服务,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至于会议的水平靠得是大家的共同参与和投入(所以那位不称职的领导明确暴露了自己的心态:不是关心如何提升学术本身,而是如何借着国际学术活动搞名堂,争面子)。但是此一微妙关系情境(抬轿子)中的潜台词是:如果扩大到国家间的学界关系时,抬轿子说也会出现!到南京来,究竟是谁给谁抬轿子?微妙在于:如果只谈西方学术,当然是中国人给西方专家“抬轿子”(很多单位就是这么干的)。但如果扩大到所谓“全球化符号学或跨文化符号学”时,“抬轿子者”的身份就开始游移不定了。这是在2009年秋西班牙大会前一些国际同行在斟酌南京大会申办对“学会”之得失时的“潜台词”。此“潜台词”倒真有其几分真实性!跨文化符号学时代的到来直接意味着西方学术中心主义“身份”的必然“调整”。这在符号学领域最为明显!在国际比较文学或比较哲学领域,必然是西学理论为主,中方主要提供历史资料。但跨文化符号学则将包括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的文化与文明的资料;不再是原始资料本身,而是被理论化处理过的资料,因为符号学的资料就会是已加工过的、因此已包含着理论因素的资料。在这两方面中国符号学都可能有其独立性和优越性(跨学科理论创新的优越性),如果把这个前景看作一顶“轿子”,到那时谁在抬谁呢?如果说此一情境尚不至于马上出现,国际人士有没有必要协助促进其未来发展呢?这是一个国际文化竟争中的最大战略性问题:“师父”对于“徒弟”传授知识经验到什么程度对“师父方”最有利的问题(小说上常说的师父总要“藏一手”,徒弟总有需要去“偷学”)。小至个人间,大至国家间,乃至文明间,也存在着这样的隐隐约约的彼此“算计”。 4。跨文化符号学的推动 以上情况的实际出现和潜在的存在,其实都是源于今日国际学界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如果能够以追求学术真理为共同目标,就不会出现上述患得患失心态,就会尊重他人的优点,并有意愿向他人学习其长处并诚心传授自身知识予他人,而不至于去计较什么谁给谁抬轿子的问题。然而我们符号学学者当然没有能力“纠正”国际学界通行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准则。这是历史的客观性!(谁叫我们大家都生存在商业化大潮中呢)因此所谓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很久以来我已经想到,只有在中国学者之间才能加以深入推进。跨文化符号学其实极难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内部加以组织。现在当中国符号学刚开始要在国际场合提出跨文化符号学的理念时,就遭遇到一些西方学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质疑。而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国留学生文化,使得西方学者总是把中方学界人士看作与他们当初教过的中国留学生的水准差不多。留学时,当然是在学习西方学术,而回国以后呢?本来应该继续地、以及进而独立地发展和提升。可惜情况的确不都是如此。国内长期存在的“洋高中低”共识自然也成为洋人能够如此维持自信的社会土壤;他们还以为在中国学界追求某种学术特权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的中国符号学宗旨与以往流行的崇洋观念不同。原因在于:以往中方学者不重视理论层面的提升而是满足于对西方学术的亦步亦趋;而中国符号学则正因为强调理论方面的提升而增加了理论实践的自主意识,因此无论是西学中心主义还是旧学本位主义,都不再能够成为学术发展的当然原则和基础了。 本来从更深的学术理论思考角度,可以与西方学者谈一个特大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这要求他们先“改造人生观”:即以追求“集体真理”而勿以追求“个人利益”(学术声誉)为动机;这才可能导致他们愿意学习“己所未能”;如果此时力有不逮,也应学会“钦佩”他人,并乐意继续合作,共同促进人类人文知识的进步。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我们西方人需要你们东方人来教导吗?”)。中国传统的仁学立场当然与此个人主义立场不同,在国际学会委员会内多次论辨中,有一次我竟不得不摊开了一张“底牌”:如果跨文化符号学无法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内推进,我们中国符号学将不得不考虑将来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也就是暗示: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再与你们“搅在一起”了。等到申办成功后,在关于大会主题设定问题上又有人突然“感到不适”。我们最初提到的主题是:“全球化符号学: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反对方的潜台词是:在符号学领域内怎么能“东西并列”呢!多年来我在各种国际场合都提醒西方学者注意,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而不只是今日汉学界的教养学水平上的准资料学研究;也不是满足于资料本位主义的国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实质上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的水准,而且也将有助于西方人文科学对自身状态的深入反省和改进。(我在2007年芬兰大会上的发言的主题即为此)因此,到中国来开会,不是没有西方人向中国人学习的必要和机会。但他们又哪里有这样的全球化见识和额外“精神投资”抱负呢。当然,如上节所述,他们也并非没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中方的确会积极向西方理论学习。但此时另一个“小算盘”又出现了:这对西方学术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完全的好事?(如果有朝一日中国人深入掌握了西方理论,而西方人无法反向为之,那结果究竟对谁更好呢?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西方理论家特别看重一些只乐意做西学“引介人”角色的中国学者了,并因此乐于给予其各种“加持”,以助其在中国国内提升其学术代理人、推销人、解释人之资格。“既然你们那里如此看高西方学者,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再回到话题来,为了达成一致,最后双方各让一步。主题就变为今日这样:“跨文化符号学:沟通不同文明间的桥梁”。 有人说,这正是应该有的妥协艺术。对于一次性活动,当然需要如此,但是从长远看能够这样吗?中国人需要永远跟着洋人后面转以便被人“瞧得起”吗(美其名曰“获得国际承认”)?对于洋人,如果他们放弃了前商业化时代原有的正当人文研究态度,现代学界会出现这么多岐见和冲突吗?或者,难道说要大家一起“开学术party”就算完事吗?你以为在对他好,而仅因为标准不一样,他却以为你在对他坏(同理,国内学人之间也一样:批评一个人是为了帮助其真正提高,但他把此看作对他的“贬低”。于是,学者不是朝向知识真理追求,敢于了解个人学术能力的真相,以便有针对性地自我知识提升,而是到职场后转而根据现有个人资源寻求其即时性社会运用效果,通过种种“人际技术”的运用,以不断获得各种学界利得!)。但是,中外学术人生观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文明遗产中的确仍然保留有仁学的思想传统(虽然好仁者稀),而现代西学则已全面职业化、制度化、商业化了。由于中国仍然存在有此潜在的传统仁学精神,我们还可以如是怀抱学术改革的期盼或至少是达成理念上的共识:从个人角度看,学术是为了“学为己”和“朝闻道”的,而其结果则是集体性精神提升的目标:语言、文化、社会、学术都只能是集体性存在。(如果真能如此认知,就必然会勇于自省和自我改进,不怕认识自我的真相;是否乐于反省自身学术实情,勇于“苟日新,日日新”,可成为个人治学态度、潜力和意志存在与否的最真实表徵。精神弱者总是闪避和企图掩饰自身“缺点”,总是期盼社会对个人不断加以称赞(今日所谓的“知名度”)。为此,学人自然容易“不择手段”,民族学术遂必然难以有效提升!人文学术不是靠彼此吹捧来提高的。学者凑在一起,自拉自唱,实乃知识群体意志薄弱之象)对于“已经发达的”、已经高制度化的外国人文学界来说,当然也不再有此“主观伦理学”空间了:没人听你的,大家都有职业竟争“跑道”,各人均可按共同的游戏规则相互竟争,“合法谋利”。然而非常遗憾,如此一来所谓符号学就根本不可能搞和不值得搞了。符号学活动的难度涉及多个方面,没有正确的伦理学态度,万难“更上层楼”。对此,可以说,西方学者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各种“符号学技能”掌握者,靠此技能的“技术性含量”生存。而跨文化符号学的内涵却远不只是技能性的数量之积累而已。 5。符号学和学者的治学态度 如按照这种态度来搞人文学术,我可以坦告大家:连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没有什么比符号学界更容易搞“形式游戏上的花样翻新”了。所以,南京符号学大会的深层意义正在于:由于中外学术目标和环境的巨大差别,我们必须在南京大会之后勇于“走自己的路”。一方面,鉴于国内崇洋慕外的气氛,另一方面鉴于技术上向老外学习的需要,我们固然需要进行彼此的合作。但接下来,中国人文科学界必须认识到,中国学区必须走独立发展道路。这个独立发展当然包括着继续强化各种形式的西学研究,而另一方面必须朝向在中国学人自己之间推行的“全球化人文科学研究”,包括中国符号学研究。什么时候中国人文学者群体认识到可以在自身环境内独立推进学术研究了,中国的人文科学事业才会表现出成熟性,也才表明具有了真实的治学力量和实践意志。(内在的治学意识和外在的职业需要是两回事) 6。2012南京国际大会“征文启事”的特点 现在,我再把此次国际大会筹备会拟制的“征文启事”的特点简述一二。该文英文版(见本文附录)在最初曾引起一些国外学者质疑之后,现已获得国际符号学学会相当多人士的认同。也许对有些人来说不一定是积极的认同,但至少是可以“接受”了。在国外,“符号学”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各家各派,意见纷纭。我们的构思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基本内容的国际“可接受性”,也就是范围尽量宽广,以使得不同派别人士均可加入;其次,要把中国符号学跨学科思维的认识论基本点纳入,以展示与以往欧美符号学大会不同的方向。在此我们并不讨论“中国符号学”领域的特殊国学符号学研究的建设问题(这是中国学界自己的问题,外国学界因语言和知识的限制不可能介入),而是根据中国符号学立场如何组织国际符号学讨论的问题。也就是:在范围、深度、方面这三个维面上均有所创新。现列举于下: a。在现代符号学思潮根源方面,除了传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和皮尔士哲学外,不仅将德、奥、英、美分析哲学(今日其标称是“英美分析哲学”)全部纳入,而且将以胡塞尔为第一代表的现象学哲学纳入(今日所谓“欧洲大陆哲学”的最重要流派)。就人物而言,索绪尔、皮尔士两位欧美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祖师”之外,我们“不无突兀地”(对西方人而言)纳入了胡塞尔(我本来在等待着西方同行的质疑,庆幸竟然没有发生)。这是对当代西方符号学认识论框架的一个“突破”。索绪尔代表着欧陆派(主要是罗曼语系)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皮尔士代表着美国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胡塞尔则代表着今日欧美符号学界甚少关注的(与分析哲学一样,同样来自早期英国和其后奥地利的)“逻辑心理学”传统。简言之:符号学运作的对象应该包括:语言、文化、行为和心理这四大片。而现代欧(东西欧)美各派符号学本来都相当忽略心理世界的研究。那么为什么不也把精神分析学这样重要的学科、学派纳入呢?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但远远没有提供足够明确的科学结论。我们的符号学“根源”指的不是“对象”和“领域”,而是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其现有成就。对于后二者,精神分析学虽然多有独特贡献(弗洛依德和拉康),但均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和“比喻性”研究层次。 b。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全体的内在性、结构性联系:这一提法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运动中本来颇多近似主张,即把符号学当作一种相当于原先哲学那样的总体性学科。不仅早期莫理斯符号学就怀抱着这样的“学术全局性”理想,当代法国格雷马斯可以说是对此提出了最明确目标的符号学理论家。但是我们的主张的特点则是,不是“自我夸张地”要把一种所谓“符号学原理”应用到一切学科去(所谓“符号学帝国主义”),而是说要在一切有效的符号学成果与人文科学各常规学科成果之间建立全面的学术互动关系,使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因此,绝对不能像格雷马斯、巴尔特那样企图把语言学原理直接投射到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去,更不能像英美行为主义者那样企图以某种“新型科学哲学”来对人文科学进行统一的、理论妆饰性的解释。一位英国学者对此一观点评论到:人文科学和符号学二者之间真地存在着这种联系吗?(他们并无这样的扩大理论视野)二三十年来,欧美符号学日益朝向特定的学科形态发展,因此有意与人文科学常规学术进行“区分”,以维持符号学的“自足域”,本人二十年来对此趋向一贯持反对态度。将符号学当作独立学科来再组建的企图,充满着学科职业性利益追求动机,以致于使得二十年来国际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是我们的“潜台词”,当然我们不会在征文启事中对此明言。 c。我们沿用了符号学是“文化逻辑学”的比喻。这一选择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我们认为符号学是今日研究各国文化问题的第一重要方法论,如果没有此对文化世界的分析与解释作用,符号学就不会这么重要了(巴尔特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个却是一个“潜台词”:一般符号学理论不能被看作一种另类哲学。可以说,没有什么比在符号学理论领域内企图“建构哲学”更无意谓的了。这样一种“亚哲学”构想不仅进入不了西方哲学主流殿堂,而且因此离各种人文科学研究及文化分析的具体实践越来越远(行为主义方向的符号学流派只不过是硬把他们那类准科学性操作称作“符号学”,用以在符号学世界“争位子”。当然,今日在国际活动中,我们也不得不把一切“旗号”都接纳进来)。二十年来,我也在各种场合指出今日西方符号学运动中的根本矛盾:现代符号学的形成是基于其跨学科方向,而一些符号学理论家却一再以将符号学理论建基于某主流哲学之上为其理论之倚归。后者的思想方向其实是反符号学的。这是一个有关于当今西方人文理论中的关键性难题,也只能“点到为止”。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国际学术交往中的“外交学”部分:水至清则无鱼,此之谓乎? d。征文启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非欧美文化传统”将正式在国际符号学大家庭“进场”。其“潜台词”是:非欧美人文科学研究将在全球化时代正式参与人类人文科学主流建设。这就是说;迄今为止西方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成就并不是某种“绝对的标准”或唯一“发展基础”,而是也需要予以“改造”和“重建”的历史性产物。换言之,在人文科学领域,东方有东方的问题,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不是说西方就“没有问题”。(同理,中国大陆的人文科学有自己的问题,而海外中文人文学界也有自己的问题,二者必须同时检讨,不是后者就不需要检讨;说不定更需要检讨。因为:大陆的学术发展问题本身比较清楚,而以西方教育为基础的、特别是在西方学界任教的海外中文人文学界的“问题构成”则不够清楚:他们其中一些人以为凡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以及特别是在西方任教的就不须再操心其后学术成长之“定义”的问题了,因此反而会因此放弃积极进取的主动性。顺便一提,之所以有此“问题掩蔽”作用,正因为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崇洋慕外“共识”,其本质就是“趋炎附势”!〔所以其本质就是“违背孔教”〕以为在物质层次上占据地位,在精神层次上就自然具有了“思想水准至高点”。我可正告大家:根本无此事。任何企图借助此崇洋慕外环境以在人文学界误导国人、并追求学界权势等级高位者〔符号学学者绝对忽略任何国内外学界之等级制度,因为到处都是名实不符〕,都成为符号学以及新人文科学创新发展之基本障碍)。 e。征文启事最后在暗示:大会的举办,不是代表着“我们比别人高明”,借机炫耀一番,而是:大家都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不是要仅以展示现有成绩为足(客观说,三十年来两岸四地的西学理论知识的增进确实是百年来最显著的,因此我们计划要在国际大会期间组织大规模中外文图书展示),而是更要展示现有问题所在:要有效地展示人类人文科学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当代西方一些符号学理论家的豪言壮语不同,不是满足于在别的学科成就上套上符号学术语,而是要切实地认识、呈现、讨论“符号学问题本身”。符号学要不断学习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无须学习符号学;符号学更要学习社会科学,而偏实证、偏应用的社会科学并不需要多少符号学分析(简言之,“社会科学”比“人文科学”在思维的层级上要低一阶,虽然二者的对象域广泛的重叠着)。反之,各国人文科学都需要和符号学建立密切关系。因为人文科学各学科内古今中外混杂,语词概念含混,彼此争辩往往流于“鸡同鸭讲”,近乎无的放矢。(对于征文启事文中所提“传统文史哲饱受语义含混之害”的说法,有西方同行不以为然,问“有是乎?”。因为西方文史哲思想史本身正是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的基石之一,怎能“轻易贬低”?我的回答则是:如果没有问题,要搞什么符号学呢?不能发现古代大师的思想学术问题,我们还搞什么现代人文科学研究?那是对奉为“经典”的材料搞“利用”和“崇拜”,不是搞科学研究)符号学思维,就是要学会“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就是要学会发现问题。没有问题,只知道博闻强记,这不是做学问,而是做“学匠”了。(我最近提醒一位主持儒学讨论者:古代读圣贤书者中大多数应归为“腐儒”类,否则程朱当初何必说孟后无人?我故意这么夸张地提醒,无非是表白一个重要观察:把“圣贤书”倒背如流,不叫做学问和进行思考〔如果不叫做“忽悠人”的话!那是文字性“特技表演”,不是思维活动,而是心理体操一类的特技〕。今日这更成为职业性宣传手段,正足以妨碍民族学术思想的实质性进步)。 既然大会的功能之一在于展示今日国际符号学现状和潜能,我们当然要照顾到全面性和平衡性,特别是对立者之间的平衡:西方和东方,欧洲和美洲,西欧和东欧,古代和现代,理论和实用,历史和科学,诸如此类。即使在欧美符号学研究方面,我们也企图从跨文化角度考虑如何更深、更广地调度欧美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资源(对此,我们不是创发者,但我们可以是创造性的理解者和运用者。这是我特别要向国内学界传布的一种跨文化符号学以及中西比较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具“可操作性”的战略性立场)。因为2012南京大会毕竟是一次国际性大会,我们的课题系列必然要涉及人类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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