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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利科象一面镜子:斯人斯学对中国学术的启示-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几天来利科哲学遗产意义的问题不时涌塞心间,实须再写若干长文来续陈未尽之意。这些待写的文章将是从各种不同角度、针对各种不同对象及其观点而作;首先是针对西方主流观点。这将涉及当今世界哲学究为何物这样的根本问题,对此十年来我不时须反复质询于西方    几天来利科哲学遗产意义的问题不时涌塞心间,实须再写若干长文来续陈未尽之意。这些待写的文章将是从各种不同角度、针对各种不同对象及其观点而作;首先是针对西方主流观点。这将涉及当今世界“哲学”究为何物这样的根本问题,对此十年来我不时须反复质询于西方哲学主流。笔者明天即将远行。在我为芬兰“符号学全球化”大会准备的论文中,中心的议题即为哲学和符号学的关系。讨论中我必引利科哲学为例(对我来说解释学和符号学是密切相通的),以之切入主题:哲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利科的跨学科理论倾向,使其毕生哲学进入到了西方哲学认识论旋涡的中心。虽然努力维持住哲学本位立场,利科另一方面却能够认真地迎接各种非哲学根源的人文理论之“挑战”。但是在这篇短文中,我却要谈一下利科哲学对于中国未来学术发展的意义问题。不知我们注意到没有,利科的“文史哲艺”综合学术是全部朝向理论思维的,而二十世纪由“两岸四地”公认的中国人文学术主流形态,则是“准考据学方向(泛资料学方向)”的(不论海内外,不论文史哲)?西方学术主流是理论性的,中国学术主流是非理论性的。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应该如此?如果我们对了,那就是西方错了。当然世故的国师们会说:让他们去搞理论,让我们来稿历史,以便各以民族文化的强项来分执中西学术之牛耳。(80年代初时就有华裔史学家建议在美应搞“干嘉考据”等民族性强项,以便在美国学界可不输于西人)     如果中国当世学者不治现代理论,只是热衷于延续“国故”史料学,中国文明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请大家想一下,如果海内外一致公认的现代时期文史哲大师们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哲学家读不懂利科哲学理论,史学家读不懂利科历史理论,文学理论家读不懂利科文学理论,其含义究竟为何?利科学术生涯已经超过50年了,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之学。中国学者对利科理论话语的隔膜,反映了对战后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巨大间距,从而表明我们的理论主流是与西方理论主流之间没有沟通关系的。这一事实却直接相关于中国未来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利科学术对于我们是一面镜子,可用于让我们趁此时机彻底反省一下中国学术的 结构和性质。   1983年我所写的“保罗利科”一文发表了。1981年完稿时我推测,该文和另一篇解释学文章“迦达默尔”将引起国内外人文学界的强烈兴趣。同时我竟不期然中突然觉察,在此之前并没有海内外其他中国学者能够在此水准上理解和论述利科哲学,虽然一些海内外学界名流本其一贯势利加世故,决不会公开承认受益于此文,特别是那些在美国有学位或港台出身者(他们总是要和大陆出身者比较高低,不肯平等相待。我将以后再撰文谈谈当初引介解释学到中国来时的前因后果)。我在回顾利科哲学时如此提到个人经历,非为自我表功,而是为了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文化背景。利科解释学相当于一面时代学术之镜,可折射出人文科学整体的现状,并列示出思想危机中隐伏的问题所在。当今之世,有效的发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严肃问题,就是一种重大的学术贡献。反观中土权威学人,时代理论性问题似乎是与他们无关的。中国学术如果不面对时代理论核心,而仅只关心如何“复兴古代辉煌”,我们就算是选择了自愿退出地球村上思想理论竞争的事业了。   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在现代思想和理论的层次上发展其新文化,产生其有世界规模吸引力的精神作品,这个民族的世界成就必然是有限的。今日人文学理认知乃人类全体任务,怎能以只占人类总信息量一小部分的“国学”为足?如果这样,我们中土当今之“士”是不是也太没出息了?表面上的尊祖恰成为实质上的背祖。在这里谈及利科学术遗产的意义,实涉及西学理论及中西学术关系问题的各个方面。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本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从两千年传统时代骤落入现代环境,大家都在学习补课阶段。如此忙于在传统学术实践中“封圣”自得,反映了我们什么样的“读书人”器度?我们这些被封圣的现代圣贤们却又纷纷读不通现代理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学者只能成为会赏鉴“文本类古玩”(旧籍)而不知如何探索科学因果真理的大师们么?   利科象一面“镜子”折射出人文学术理论世界的局势和危机。利科求全求新倾向被一些学者视为欠缺独创性,但利科的重要意义恰在于此。利科决非好高骛远、标新立异之辈,之所以于衰暮之年“勇于”向新,乃本“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义,尽其在我而已。在特定的问题上一些杰出分析哲学家会表现出更多的“独创性”,但他们中间极少有人能具备如此全局性视野。1981年秋自西安参加现代外国哲学研讨会后,益知中国哲学界的“带头人”的知识能力均受限于其文革前教育体系。于是决意在次年预定出国前抢译出利科为联合国教科文丛书绘制的这份现代哲学地形图<哲学主要趋向>,以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份有关今日哲学之范围、问题和相互关系的有用引导。我当时虽然不可能被安排走上会议讲台,却可以通过着译直接在社会上传布真知。我译书一向只能尊奉信达原则,遗憾不能及“雅”(如果为了“雅”,工作时间可能加倍,这个时间不如用于其它方面。因为翻译不是要为译者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客观传达原作的真知灼见)。故翻译文字多半一笔落定,在稿纸上略加润色而已。<哲学主要趋向>为报告类文字,广而不专,较易处理。走前仓促之际,为了赶完其中占全书五分之四正文部分的翻译工作,每日完成的定稿翻译量常近万字,这样终于在出国前赶译完毕。此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份比当代一切哲学概论类书籍更“完备”的哲学学术地形图。这正是当时中国哲学界和人文理论界所最急需的。同时我也通过翻译利科绘制的这份地形图重绘了我自己的“哲学地形图”(请参照我为该书中译本新旧版所写前言)。当我到了美国后却发现美国哲学同行大多数不知此书(罗蒂即不知此书)。他们不知道,这份“报告‘的价值正在于其全局性视野或学术关系结构的论述。    罗蒂当时是我在普大的访问邀请人,我是通过王浩认识他的。王浩以其分析哲学出身而对分析哲学的狭隘性颇多批评。其人性情直率,改革开放后率先把长期禁忌中的现代美国哲学带到中国来。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浩先生对我在哲学上如此持有己见,最初有所不悦(也因为一件具体的误会,将来我会在回忆和王浩交往的文章中再论),但对我谈到他并不熟悉的利科哲学时却十分有兴趣,有一次并要我陪他一起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哲学主要趋向>这本书。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并非分析哲学人士能够欣赏的,因为其主旨是处理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而分析哲学家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那时我在普大和哥大的哲学交往中,第一话题就是解释学,第一哲人就是利科。但是我发现利科在这两处作为分析哲学重镇的系所中并无多大影响,他们熟悉的当代欧陆哲学首为萨特(如丹托),其次为海德格(如罗蒂)。利科的全局观和我通过符号学所涉及的另外一种全局观是和美国哲学的专业化倾向相当不同的。至于那里的汉学界,既不重视西方理论,更不了解利科解释学,也谈不上顾及中西理论交流的方法论问题。利科哲学思想虽然仍然持哲学本位,但已具有哲学家中最广泛的跨学科观点,也就是在理论层次上注意到“贯通”文史哲艺各域的必要。而且利科从一开始就是将哲学和历史这两个不同精神世界并置于其视野的。这就是为什么正是利科主持了后来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讨论会,从而成为把结构主义 “带进”哲学界 的哲 学家。哲学事业是由专家和通才共同组成的。和十八,十九世纪不同,二十世纪不仅自然科学已全面“翻新”,又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科学系统。传统上哲学就是“通学”,但如今哲学学科已难对人类知识进行全面贯通的工作了。除此之外,百年来又形成了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人文知识的信息量今已超出古典时代百倍,然而专科学者对此现已大变的学术世界往往有视无睹,乐于以专科之不变应全局之大变。今日西方绝大多数哲学家们或是安于本专业规范和程序的技术型学者,或是诗化修辞学式的畅想家。利科在存在主义夸夸其谈时代勇于投入学术思想研究的各个领域,把复杂多面的人文理论问题逐一梳理,其哲学探索不安于技术性之深,而安于 “义理性”之当。利科所涉及的存在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精神分析学,历史理论,文学理论等等知识领域都是今日治中西哲学者和治中西人文科学各科理论者所均应了解的。利科的解释学即人文科学各科理论关系学。今日“解释学”(诠释学)已成为人人熟悉的一个名词,而又有多少人钻研其确义呢?至于那些在国学传统中寻找所谓中国解释学根源者,不过是玩弄换名游戏而已(有许多学者占据地位后就以为可以和必须无所不谈,以示弘通,却并无用功之决意)。利科及其学术不是供我们借机炫示博学和附庸风雅的手段,而是供我们深刻反省和努力向学的机会。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今日各地华人公认的人文学术权威们,多为读不懂利科及其它相关西学论著的“国学大师”,此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分工不同么?历史学不朝向理论认知算是成熟学术么?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亦然。王国维早言学术不分中西,只论真伪。如是,利科及其它现代西方理论难道不是扬言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文学者所须研读的么?如果权威们只考虑用汉字汉学的特殊性到世界上去弘扬其“五千年”的博大精深,利科理论对他们不过是聊供点缀之具而已。但是利科解释学的确也是与我们东方人文学术有关的,在此领域我们先得作学生,即诚实地尊从孔子之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及,最重要的,君子以不知为耻。利科学术对我们中土学人的意义是:将视野扩及全世界学术,努力学习全世界的知识,特别是理论层次的知识,然后再努力于实现中西学术的融合会通。努力程度和学习时间长短,人人相同,所不同者是知识结构的选择安排。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但愿利科解释学的遗产可成为我们从战略性高度检讨民族学术理论方向的一个新契机。(2005年6月7日于欧行前夕)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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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倡建新型汉学研究所之失败-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九十年代初,前德国驻中国大使费舍教授,曾主动联系一些在德中国社会科学访问学者,关心他们在德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通电话后,相约在杜塞多夫车站咖啡馆见 面,晤谈了一个小时。费舍非常关心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则谈到对德国和西方中国学研究方向的意见     九十年代初,前德国驻中国大使费舍教授,曾主动联系一些在德中国社会科学访问学者,关心他们在德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通电话后,相约在杜塞多夫车站咖啡馆见 面,晤谈了一个小时。费舍非常关心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则谈到对德国和西方中国学研究方向的意见,彼此增进了了解。我当时刚从基金会拿到有关中国伦理学 思想史研究写作计划的长期资助,自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问题越来越关注。基金会还在我的科研项目中纳入一笔考察东西方汉学研究方向的经费,这使我其后两三年 中得以对欧美和港台日本进行了几次学术考察,对国际中国学的现状扩大了了解范围,也进一步对其增加了批评意识。大致来说,学界需要破除中国学研究中的三重 “偶像”:以为国际的中国学水准高于中国国内的水准;以为现代中国史学就是大量经验资料的累计:准史料学方向;以及以为中国的儒道释玄学应成为中国学研究 的主要理论基础。结果,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研究的国内外主流方向是:历史的,经验的和东方的。因此在国际上,中国学纳入了亚洲学或东亚学领域;在 国内,中国学纳入了文史哲“国学”范围。于是在国内外的中国学各门研究,首先都是按照材料的史地经验性特质来定位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首先 应是理论层面上的革新,经验性研究不仅是须在“理论性”模式指导下的观察、分析和总结,而且须是最终可导致上升到“理论性”层次的阶梯。如果经验性研究在 “上”、“下”两个阶段都止于经验性层次,其“科学性”即受到明显限制。那末亚洲学,东亚学,汉学,国学,就都只能自外于现代科学主流方向麽?如是,人类 对东亚文明史的认知将难以相匹于人类对西方文明史的认知,包括因果认知和评价认知。这两种知识判准都是基于现代主流科学发展的,而非内嵌于史地经验材料本 身的。现代人类对东亚古代历史和社会的充分认知,是不可能只从史地材料本身抽绎出来的:例如,你不可能单从细读经史子集本身获得对经史子集的充分认知。在 此,“认知”不等于记诵和整理史地文本资料。     西 方结构主义和年鉴派史学都是文史哲的综合之学,都是按照科际合作和全方位方向组织的新型人文学术实践。其综合性的特质不限于跨学科的地域合作,而且兼及理 论性和经验性的多维互动。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经验性和理论性的互动关系长期存在。在非西方学术传统中则普遍欠缺这种互动关系。如果要在东亚文明传统内促进理 论性和经验性的互动,必须首先促进东亚学术传统和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互动。但是存在于西方的东亚学和汉学的学术主流和中国国内的国学主流一样,都是经验主 义方向的,包括其传统的“玄学”,后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性研究,而是具理论性外表的另类“诗学”论述。必须承认,东西学术风格和方向上的这类分歧, 首先是东西不同历史轨迹的自然结果。现在则到了应从人类整体角度加以统一思考的时代。至于如何促进东西方间和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有效互动,却涉及到一系列实 际的困难。首先是现存教育与科研制度本身的限制。因为科教制度本身也是历史的偶然产物。中国文化学术区有其长达百年的现代和传统的互动史,已经形成了一种 制度性平衡和集体利益基础,似乎极难有突破性更新。西方学术界具有较高现代化实践条件,人们自然也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研究的方法论发展抱有更高的期待。八 十年代以来我本人也是一度怀抱这种期望的,认为有关中国学的研究应当在条件较优的西方寻求其突破。当时简单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启发”西方学界有识之士在 汉学和亚洲学内改弦更张、重视理论,新型的研究条件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期待心理是基于一种不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西方学者中不乏以追求真理为职志者;只须晓...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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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现象学家泰米尼卡交往的回顾-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首先,仍想再一次说明有关网上回忆和评论文字的性质;借以表明网上文章准备和写作的必然不完善性。如果要麽不写、要麽写好的原则仍然正确,我怕今后难以动笔了。因为在动笔之前已经明了准备的不充分和 不可能求其充分。作为网文,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则:适度的 首先,仍想再一次说明有关网上回忆和评论文字的性质;借以表明网上文章准备和写作的“必然”不完善性。如果要麽不写、要麽写好的原则仍然正确,我怕今后难以动笔了。因为在动笔之前已经明了准备的不充分和 “不可能”求其充分。作为“网文”,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则:适度的写作比不写要好。“维基百科”的方式在此起到鼓励的作用。一方面我固然不同意他们鼓励任意填改百科条目的“大民主”写作方式,但却接受其“文章应在初次发表后不断修改和补充”的原则。也就是,文章不再是“一次定稿”了。为什么在本记开头要加上这段前言呢?首先因为身边存在有大量相关资料,而我却不可能抽出时间来整理和消化这些资料。这样,在仅凭眼下回忆叙述时,就得忍受自知资料欠充分、欠准确的不安之感。我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一般性、总结性的层次上落笔;我虽不能确记言谈内容和时间地点的细节,但我或可较好地记注“当时的总体印象。” 泰米尼卡(Tymienicka)是美国波裔独立学者,自创“国际现象学学会”的会长。我与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交往几二十年。她是我“改革开放”伊始主动结交的外国学者之一。她当时吸引我的注意,不是因为其现象学学术成就或其照片上的优雅风度,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国际现象学活动的积极女性组织者。大约从1980年起,我曾与美国东西部许多著名现象学家们建立通信关系,他们均表示欢迎与我建立联系和前往访问。等到1982年赴美后我也一一与之沟通,但多限于通信,并没有安排专门见面,因为经费有限,只能把现象学访问和教育部公派的条件结合起来。(后来借开会之便我终于在西部见到了德莱福斯和辛提卡,在东部见到了依狄,史皮格波格则始终未见成)由于在国内时与泰米尼卡通信较多,对其独立学人身份十分好奇,当时竞把她看作更能代表“现象学家精神”的范例。泰米尼卡的“家庭式联谊”风格自然也使我倍感亲切,何况她本人是六十年代初新移民,了解“两个世界”,彼此容易沟通。另外一个促成我们彼此迅速接近的实际因素是,她正热心于开展亚洲现象学活动,对于发现了我这样一个竟然对她的老师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有所论述的中国人,也十分好奇。这样,我遂于1982年 7月自多伦多参加国际结构和符号学会议后回程时访问了住在波士顿剑桥的泰米尼卡夫妇。泰氏甫从台湾东海大学讲演返家,与我见面后,马上驱车把我带到她在佛蒙特乡间的农庄。当晚又引我沿幽深小径和湖边漫步,一路谈个不停,十分兴奋。可惜她的浓重波兰口音听起来太过吃力。就这样,她把我带到了“现象学之家”。当时我也对其经营的独立哲学事业充满了好奇。农庄才是她的国际现象学“总部”,波士顿不过是个接待处。在农庄的现象学“俱乐部”内有古色古香的会议室和楼上楼下的若干间小客房。在美两个月来经历的人生“剧变”,使我不想放弃任何观察和体验的机会。在这里我见证了一个独立妇人如何撑起了一个国际学会。次日早餐后,泰氏特意引我去看院子内教皇保罗二世在农庄过夜后留下的一个小纪念碑。泰氏告我她与教皇均为波兰现象学家茵格尔顿的学生,并快速地讲出一大串她和教皇关于出版问题的个人间纠葛。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泰米尼卡是个不怕与人起冲突的女强人。在她心目中,没有几个美国哲学家是她佩服的。而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始终支持她的是她的北欧裔夫婿,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我对泰米尼卡的兴趣源于以下诸因素:现象学学术,国际规模的现象学组织,东欧美籍背景,以及对亚洲学者的友好和支持。她的学会不隶属任何校园,表现出一种为哲学而哲学的志趣表象,故对我极有吸引力。至于她本人的学术方向和风格,从一开始我就并不大注意(我曾一度重视过克莉斯特娃学术,却从来没重视过泰氏学术)。那时我是胡塞尔和利科的崇拜者,标准已然确立。我在西方交往的方式是:兼顾学人的学术性成就和组织性成就。学界本来就需要这两方面的人才。1980年时,我的“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文章在《美学》期刊发表了,她当然对此也很好奇。我到美后,她去中国社科院访问,主要讲题之一就是茵格尔顿现象学;我也为她访问北京提供了各种建议和介绍了联络人士。我写该文时虽然颇多根据当时仅能获得的二手资料完成,但自认为眼光和准确性比这位波兰“现象学大师”的高徒不在以下。原因有二:我的现象学方向是纯胡塞尔的;我的茵格尔顿论的主旨是结构论的。泰氏的所谓现象学是“本体论的”,而她对茵氏的结构论方向(乃至于任何结构论方向)似乎从不着意。泰氏当然不很了解彼此的立场区别,而把我看作她在亚洲推广学会事业的备选伙伴之一而已。 很快她就使我有机会领教了她浪漫天真外表下的“策略性智慧”的一面:运作人性的嫉妒和竞争以造成向她本人或学会倾斜的态势。八十年代初时,华裔汉学界还相当闭塞,难得参与主流学术活动。泰米尼卡趁机在各种场合组织多种跨文化圆桌会议,邀请港台出身的华裔哲学家参与。她并向我讲述他们之间互不相让的故事(如因讲演次序先后的争执而拒绝与会之类),而她本人作为组织者则自然地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述的目的呢?显示她的事业“规模”和个人“能量”。现在回想起来,她之所以花很多时间讲述见闻琐事,均有言外之意:让我体会她的实力和地位。她这麽作,一定是因为发觉我并非已然对其“就范”;我在她面前大谈我的哲学计划时,她也根本没有兴趣细听。与我“周旋”的真正目的:企图逐步让我真最终“懂事”而能对其“输诚”。但是很快地我就熟习了对方的风格,也就甚少谈我的学术观点了。我发觉,她似乎并不看书。她是一位“自言自语的”学术交际家。 泰米尼卡夫妇待客的亲切和慷慨,与学院教授的矜持风格形成对比。这使得彼此的关系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而不至于在固定的渠道上轻易“短路”。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也就被掩盖住了。在另一次访问时,泰米尼卡夫妇要到农庄去,邀请我为他们看家。等到他们离开后,我在桌子上发现一封完全摊开的信纸,信纸上熟习的英文手书原来是我在京的同事所写。内容是对她极表尊崇之意。这位同事是经我介绍在京与其结识的,我们共同的心意是通过她的到访深化国人对茵格尔顿学术的认识。但我在信上错愕地发现一段文字,友人向其表示:泰米尼卡在京的讲演才是第一次使中国学界了解了什么是茵格尔顿哲学。而这位同事和泰氏都清楚我和泰氏结识的缘由,正是我的那篇有关茵格尔顿的中国“第一篇”文章。这麽一来,不就等于由一位中国人否定了我的最早贡献了麽?就算是他真地这麽认为,似乎也无必要将“朋友”推到这样一个尴尬境地。这是一封明显通过贬乙抬甲以“自荐”的信。这位朋友受我之惠多矣,而竞因妒忌和贪图而有此作为,我对此除了觉得“可怜”之外倒也不往心理去。令我好奇的是,泰米尼卡为什么要把这张信纸放在这麽一个显眼的地方让我看到?是友好的暗示:别轻信你的朋友;是暗示自己的能耐;你不“输诚”,自有其他人在。从此我反而对泰氏增加了警惕:在她一支眼睛朗读哲理诗时,另一支眼睛正盯著人际是非。  泰氏知道我的行事独立,在美活动涉及各个方面,显然没有明确倒向学会之意。不过在与我的通信中也了解了我对哲学界“重利轻义”风习的不满。这就意味著,我在外一定是属于“没有办法”的一群,因此到头来还得重视她的友谊和她提供的机会。不久她又约我作为学会客人去波士顿参加学会会议,这次访问期间还见到了汉学家史华兹和加达默尔,并与泰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我乘灰狗长途汽车抵达泰氏居所后不久,我们曾对有关哲学家之间应该如何治学应世的问题,进行了激辩。泰氏终于忍不住了,公然嘲笑我的“迂腐”和不解世情。她教诲我说:哲学家必须结成共利关系以谋求团体成功。“不为成功,哲学何为!”我则直斥此非哲学家当有态度,并告道不同不相为谋,次晨我即要返回纽约哥大宿舍去,彼此没什么好谈的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泰氏敲我房门,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昨日她所谈种种乃针对一般人情,至于她自己则是纯然一个例外,与我一样的持理想主义。看到她转变了态度,我当然也就改变了主意。(这样,我后来才在她的介绍下,在波士顿大学拜访到加达默尔;并为我几个月后在海德堡再次与加氏讨论解释学问题作了准备) 泰米尼卡永远呈现着两幅迅速交替的形象:学术主持和波兰贵妇。当我们在她的农庄小居时,她一派古典庄园主妇的典雅形态,喜欢为学术交谈布置一片田园闲适氛围,时而在树下长凳上读诗,时而围著披肩在湖边漫步。以学术话题作为交际媒介,岂非正是我年青时小说中读到的“女性沙龙”。但在各种表面上随意的“节目” 中,都可感觉到其“实用性”的底色。但对于亚洲人而言,学会不失为一种在西方学界“退而求其次”的交流场地。同时,学会也的确为我提供了观察和分析西方学术活动方式和性质的机会。十年下来,我们之间从学术到风格都已了解对方,都知道“合作”空间有限。但她倒也始终没有“放弃”我。并曾企图安排我参与她在胡塞尔逝世五十周年在西班牙组织的世界现象学大会学术委员会。她的学会通报里也预告了我翻译的《纯粹现象学通伦》的消息。 等到几年后我到了德国,彼此仍然保持书信来往。她仍希望我能够重视她个人的哲学本体论创见,而对我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却从不关注。1992年夏我们再次相遇于波士顿,并和友人等一同去他们农庄度周末。在此之前我刚在她主编的《现象学年鉴》上发表一篇有关茵格尔顿结构主义的文章,在此文章里我再次把结构论和本体论对立起来,指出茵氏思想的这一张力关系。在农庄的几日间,我们谈到了合作开展跨文化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她再一次让我感觉到“现象学之家”的家庭式气氛。那次农庄之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忽略了彼此治学方向上的诧异,她也没在意我不曾在她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推荐书上签字的旧事。彼此的学术关系似乎提升了一步。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则是三年后的巴黎会议上。我在另文中谈到了那次巴黎行及与利科见面之事。泰米尼卡一方面高唱学术民主,为学界“边缘”人物提供学术“曝光” 机会;另一方面,不忘维持“资产阶级的”气派。我特别注意到每次会议通知上她都注明高级酒店地址,而为青年与会者又准备好经济住处。在巴黎会议结束当晚,我请她在一家中餐馆晚饭,感谢她的邀请和上次农庄的款待。餐后我们徒步穿过巴黎夜间的大街小巷,回到她借宿的亲戚家寓所。此时她告我,她不得不注意公开的 “排场”,但她本人并非享受奢侈之人。那晚气氛极佳,她并告我已受约参加大陆哲学所主导的现象学学会成立会议,并奇怪我怎么没受到邀请或参与其事。她那里知道大陆学界盛行“远交近攻”谋略。为了推进中国现象学研究,我当然也预祝她大陆行成功。 我专程赴巴黎与会;我的讲演在会上受到较多的回应;利科表现出对我的伦理学实证论的兴趣;我与泰氏在巴黎友好地共进过晚餐。一切似乎在延续着1992年佛蒙特农庄上加强的友谊。但是,一场“暴风雨”在蕴酿中:她在巴黎几日密切接触和观察中终于断定了我乃“非我族类”。长期以来她看轻了或容忍着我的“特立独行”。现在通过我们在会议上的公开辩论,她发现我的“结构实证论”和她正待宣扬的形上本体论竞是“截然对立”。也许在与我单独晚餐之时她已作了决断。等到看到我的论文定稿后,她竟然悍然拒绝收入会议文集,理由是不符主题。我于是立即把此事“捅到”作为大会顾问的利科处。利科立即向泰米尼卡去信要求她信守会议承诺。泰米尼卡看见利科帮我说话,竟然突然变成了“村妇”:利科要是感兴趣可以在利科自己的杂志上发表。(该杂志只登法文)我并将论文直接寄到我有过接触的荷兰出版社编辑处。这位女编辑对我极表同情,说她也有过在外国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经验,但因合同关系,她不可能进行干预。在已往十多年间泰米尼卡总是想方设法发表我的质量肯定弱于本篇的文章,这次却突然“铁了心”,从大陆回来后,决定和我“摊牌”。也就是不再在乎彼此的关系应否维持的问题了。究竟是她在大陆单位领略了“行情”,还是我的哲学观点真的使她不快到这种地步,当然难以判定。事后我设法将该文另行发表,并寄利科一份。对于泰米尼卡的“不道德” 姿态(拒绝发表观点不同的会议邀请文章)则极表轻蔑。但是后来想到与此人交往的前前后后,其投机性格岂非一向如是,不过是千百个哲学家之一而已,又何必与 “妇人家”计较。 1997年到美后,三本英文伦理学书刚刚出版,想到泰米尼卡以前曾多次在她的学会通讯上刊登我的书讯,我于是再向该通讯编辑寄去三书的介绍资料。不久我收到泰米尼卡寄来的一封友好回信,祝贺我的新书出版,并答应马上刊出书讯,此时她还不清楚我的处境。后来我在并未收到通讯刊物而给她去电话询问时,她竞坦率告我:“我们不打算刊登你的书讯了,你们单位有人电话告我你已不是该单位人了”。(几年后我在京将此事告社科院同事,他们说“泰米尼卡怎么会这样?”)果然是社会主义波兰培养出来的“哲学异议份子”,对这个拒刊的理由我倒并未惊诧。因为在此事发生的不久前,纽约州大一家哲学系刚刚拒绝了我的自费访问该系的申请。对于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只可能是出于同一个理由:你已经不是单位的人了!(因此“照顾”你已经对我们没用了)原来在西方比在东方更在乎“组织关系!”背后缘由则是:在去该系讲演时,一位在该系任教的同胞“后进”一见我就对我说:“你们单位一个人已经电话告诉我你的情况了。”我虽然对这句见面语感到怪怪的,当时还不解何意。后来知道他曾在系务会议上力阻我成为该系访问学者,这是他的“地盘”,岂能容我在此“试验”中西哲学。他这位红卫兵年代出身、其后在西方获得学位的人,竞可以此方式实现了一次中西策略结合。(命运就这麽奇怪,到头来我还真得感谢他。正因为这位八十年代曾听过我在北京讲演的青年哲学家的有效阻挠,我才没因当地屋价便宜而在迟暮之年误落脚在东北部的冰天雪地里。) 泰米尼卡极以其贵族出身为荣,并喜谈二战后经历过的甜酸苦辣。其师茵格尔顿的存在使得当时波兰哲学界延续着一线生机。会说多种外语的泰氏五六十年代到了美国后发现当时美国哲学界对欧洲思想的普遍隔膜。“现象学”立即成为一个凝聚各种现代欧陆思想的“总标志”;同时胡塞尔正足以成为在美“抗衡”萨特通俗哲学的招牌。六十年代末以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研究渐渐在几处大学发展起来。泰氏对教授“原典”并无兴趣,而是喜欢“活学活用”现象学,企图在学院势力外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学术文化“潮流”。其手段就是“见缝插针”:在主流学术势力外支持“较弱一方,”以此作为“聚势的手段”。在中青年学者难于“出头”的情况下,她为他们创立“讲坛”;在非西方哲学家难于进入主流之时,她对他们表示尊重,在“主流讲坛”边上为他们安排发言机会;在退休名哲学家受到现任掌权哲学家冷落和排挤之时,她为他们“摆庆功宴”;当哲学在社会上一无影响之时,她为哲学家们创造整体“曝光”机会。中国社科院哲学代表团1983年参加第十七届哲学大会时,泰氏又成为大会主席为中国与会者举办party的促成人。她是现代妆扮的十九世纪哲学沙龙女主人,以谈论抽象、诗意话语为乐。生活上她有务实的教授丈夫支持,也有无人能知其详的出版业的过硬关系。所以她存在着。近二十年的断断续续交往中,她也为我提供了了解西方哲学运作的内里一面。至于现象学本身,如其说她促进了国际现象学的进展,不如说她扩展了它的知名度。学院派人士不免嘲笑她的不够专业,而学院派人士中又有多少人是作着类似的事呢?“现象学”成了一个大口袋,甚麽沾边不沾边的都可以放入,只要有助于促进“集体”名势。三十年来现象学遂成为最乏真正思想提升的哲学学派之一。恰当的现象学方向本应兼顾两个方面:向后深入胡塞尔精神世界;向前朝向整体人文世界。这却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化时代人士易于选择的方向;泰米尼卡辈对此见之深义则连理解都不可能。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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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忆往叙实

80年代初与李泽厚谈孔子-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1978年夏初左右,我终于开始到哲学所上班。此时,已随杜老个人工作了几个月,对哲学所情况也有了些了解。虽然是最高学府,研究人员已经耽误了一二十年,特别生疏的是现代西方学术,而外语条件则是普遍欠佳。当时我协助杜老编写《现代西方哲学家述评》,和许 1978年夏初左右,我终于开始到哲学所上班。此时,已随杜老个人工作了几个月,对哲学所情况也有了些了解。虽然是最高学府,研究人员已经耽误了一二十年,特别生疏的是现代西方学术,而外语条件则是普遍欠佳。当时我协助杜老编写《现代西方哲学家述评》,和许多老专家有所联系,对他们的学术状况也颇知一二。除汪玖兴、梁存秀较年轻而一直未曾辍译的少数研究员外,多数老专家因长期“废弃武功”而普遍知识老化。当时所外谈话较多的是北大洪谦先生。洪对哲学所中年学者中较推崇的是李泽厚,认为可以一谈。李泽厚大名我早有耳闻,但只知他和李希凡类似,属于青年马克思派学者,五十年代以勇于批评朱光潜美学著称。至于他的美学理论以及其他各派美学理论,我则素无兴趣。美学和逻辑学是文革前社会科学理论领域中少数被允许维持局面的学科之一,而其方法论则颇嫌老旧。进所后不久,现代外国哲学室一位方姓支书病逝,在参加追悼会回来的路上,有人指给我说某某就是李泽厚。结构主义是我当时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大约1978年底或1979年初前后,《哲学译丛》曾约我译结构主义方面的文章。因出版机会难得,我遂认真选译了一篇结构主义代表性文章:罗兰-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也是我当时翻译的第一篇由结构主义大家写的文章。不想时任编辑室副主任的刘宾雁说内容看不懂,需找一位哲学所专家鉴定一下才能决定是否刊用。想了一下,就决定趁此机会去拜访李泽厚。洪谦既然如此推崇,其人学养和资望当足以为一篇译文开具“通行证”。去李宅那天他适未在家,我于是留下中英文稿件和便条,说明了来意。过了一两周我去李宅取稿时,他很亲切接待了我,说已将稿件交还哲学译丛,并对我说,“我并没有表示甚麽意见”。我听起来,这句含糊其辞的话象是表示没什么问题的意思。接着我们两人就海阔天空聊起中外哲学来。李说杜老能把我这样的人从社会上弄到哲学所来,是一大功德,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所中最重要的研究单位就是现代外国哲学室了。他发现我对孔子哲学也有特殊兴趣,并计划在古今中外汇通基础上有所探索,遂十分鼓励,并希望我今后也能为他提供一些西文、日文资料的中译稿。临告别时,他对我说“我应该送你到院子大门口吧?”他的语气和姿态当时又让我有点不知所云,不知是在征询我的意见,还是在向客人宣布主人的送客方式。(后来见面多了才知道他的言谈举止往往习惯性地“含义两面”,以暗示一种复合性的心理态度。我猜测,他当时想同时传达的是两个意思吧:以我们的生疏关系,或以你的地位,我本不必礼遇如此;但还是让我尽个礼数,以示对你的破格善意。后者当然与期待以后彼此来往会朝向有利方向的发展有关。)    这样,上班以后我就到哲学译丛去找刘宾雁问结果,不想他竞说稿子不能用,因为李泽厚的对他说:“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 短短接触以来这已是我第三次感受到其言语风格:虽模棱两可,而意旨明确。后来不少哲学所同事却告我李未必能顺利读英文,更不要说结构主义之类的艰涩文章了。而刘副主任又不能相信我的译文。此事只好搁下。(一年之后才将此文纳入我协助同事编译的一部历史哲学译文集中发表)李泽厚谈吐不凡,我们彼此颇有共同话题,所以此后我又去过他家几次。他对“隐逸”之士亦素有兴趣,并告曾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去过马元德家。(也许他们早就认识,因为都是北大人)不久他的有关康德的书出版了,他决定送我一本,但嘱咐不要告诉他人,并希望我告知读后意见。关于他这本有关康德的书,中外花边消息甚多,但不属本文主题。例如胡乔木院长曾把法国一位女哲学家的批评信转交杜任之处理。我当时也协助杜处理一些杂物。院、所的意见都是建议淡化处之。我也建议杜老不必认真。   后来我自己又遇到另外一次和李氏之间的小麻烦。我曾和他谈过现当代西方美学和古典美学的异同,他对此深感兴趣,(此后他招收的研究生多为外语系毕业,并安排他们从事现代西方美学理论。当时社科院有资格带研究生的专家们多喜招收外语系毕业生,算是一种风气吧)特别是现象学家茵格尔顿的美学。他于是主动问我是否可为他主编的《美学》杂志写一篇有关的文章。我当即应允了。等到写好万把字文稿交给他后,却再无下文。这时同室一位长期在所坐班、因此消息灵通的老同事好心告我,他听到李泽厚说因此文“不属美学”,不打算刊用,而是拟推荐到语言所刊物去云云。我闻后大怒。怎会如此?我于是当晚赶到美学室主任齐一家问讯究竟,并把李如何约我写文之事告知。齐一立即答应代为疏通。后来还是这位老同事告我,齐一终于说通了李刊出此文。大意说:“如约而不用,怕现外室主任杜老处不好交待”。结果此文终于被放在该期刊物末篇位置发表。(后来一些青年告我曾经受到此文的启发,甚至于影响到个人研究方向的选择)更令我诧异的是,刊出后李氏见到我时竞非常自然地对我说:“我本希望你写的多一点,怎么才写一万字?”经过前后两次事件,我开始需要猜测他究竟愿不愿意刊出我的关于新知新学的著、译文章呢?按说他主持美学研究,又对我的有关现代西方哲学谈论如此认同,应该欢迎这类稿件发表才是;他不会是只希望为他个人提供资料吧?后来我终于明白,我打算为美学室提供稿件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我曾得到齐一鼓励为美学室提供一些电影符号学美学的稿件,但后来均被该室美学译丛编辑部回绝了。   现在再来谈与本文题目直接有关的部分:孔学。在我们有所交往的两三年间,除了现代西哲,谈的最多的就是孔学新方向的问题。我们是同时谈西学和孔学的,这表明我们的共识是:国学和西学必须齐头并进。五四时代人已经这样做了。但他们那一代没有在理论层次上深入下去。李对此也是完全认同的。持此立场,我们该怎么做呢?我当时主张:在80年代伊始,我们首先应做的一件事就是:学习。全方位地学习和补课。你不可能不经过坚苦学习而希图只利用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来谋求“影响或成功”。中国人也不可能不经系统的补课就有资格立即成为世界上的“中学”导师。但是,不想做学生只想做先生,成为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于是到处都是“启蒙家”,在此“启蒙”成了一种新型“企业”。结果连英文书都看不好的人纷纷成为西方理论启蒙者和学术带头人。(“启蒙家”都以为仅凭据文革中获得的常识经验就足以对历史和学术进行“反思”,就足以做“先生”;而从不觉得自己应该首先强化自学。结果我们的常识级启蒙家,从此多如牛毛,人人自信满满)然而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传统中,不管你以甚麽方式造成过知名度,这个“知名度投资”就会自动“增息”,之后你就会按部就班地成为专家和大师,你周围就会渐渐聚集一批人,彼此扶持共进,形成会有历史延续性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风习下,再谈论孔子“学为己”,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孔学本身很快就会成为“新型产业”,成为巨大的“商标”。商标不需要甚麽“内涵”,重要的是要其能够有效地流行即可。即使我与李氏当初预期过新时代孔学可能具有的伟大前景,但谁都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孔学”(假借孔子名义进行的任何一种活动)真的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一种文化商标(以至于未来孔学可能要由上过大学“速成班”的企业家们来主导了;他们不仅有了“政治身份证”,也可以有“文化身份证”。他们有钱有势,说不定以后孔子学术就要由他们说了算了。因为他们可以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已将孔子博大精深融入企业文化中去了);一个神化了的商标。于是你不须念书“致仁义”,而只须穿上戏装、屈膝礼拜就可分享此商标的光环。(台湾“妈祖起驾”是一种“信仰现象”麽?非也!深层次上是社会全面商业化的时代表徵!)孔子重又成了新时代各方谋利之工具。    话说回来,两三年来,尽管我们之间有过小摩擦,但毕竟都过去了。彼此谈天时照旧很投缘。关于他的学术,我此处不打算讨论,只是回忆一下这位胡乔木和周扬都特别赏识的、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哲学家之行事风格特点。他大概一共来过我家两次。一次专门要我谈对他批判康德之批判一书的意见。另一次则是把正待发表的文章 “孔子再评价”拿来让我看,并告看后务必提出意见。他甚至于说:“你是哲学所最有资格对此文进行评价的。”大概是指我关心国学新方法论,而他在文中又试用了一些现代西方心理学概念吧。李氏的特点是对外不吝主张,而内心却并不自信,往往会私下找人虚心求证。我个人对于李氏从文革前对魏晋玄学的兴趣,转到文革后对孔子的兴趣,原因何在,也不无兴趣。孔学根本上是“君子学”,是如何以诚待人接物之学,是如何对诚信原则有特别坚持的态度(岂是甚麽建功立业的护符!)。如果这样,为什么中外儒学界和孔学界内的摩擦一点不必别的领域来的少呢(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所谓孔学就是广义的“君子学”;如满腹经纶而夺名不择手段,岂非大本已失?那时文革刚结束,“批林批孔”也刚过去没几年,孔学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我则特别强调不必纠缠于孔学的现实际迂,我们应该从纯学术角度和全人类角度,重新设定孔学研究的现代学术意义(如果仅从“批林批孔”角度讨论,岂非无聊太甚?)。李氏对于我所说的应区分学术需要和现实需要的治学态度,是否完全赞同,我已忘记(这是我当时逢人便说的口头禅)。他和许多别的人也许都以为我说的是此前“学术为政治服务”一类的教条主义。其实我的真义是指,在一切时空环境内都应持此态度:“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工程技术”三者必须分域、分层处理,不能混成一锅粥。人文社会学术之所以有几千年混乱,就是因为思维方式不精密。特别是简单地以为:越以现实问题为课题就越“得宜”的幼稚观。再后来,李氏决定“走出象牙之塔”,以研究所为基地,却朝向“五湖四海” 了。雅好《论语》的李氏是如何读“察其所安”的呢?李氏声名日涨,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宽了。    当时,以及整个80年代,我在国内时虽尚无时间专注孔学,但孔子伦理学是我心中潜在的头等“大事”。这就是为什么我1982到了美国后会如此急切地首先大量流览海外新儒家资料的缘故(想看看27年来海外华裔哲学家都在做甚麽)。1983年夏中国社科院哲学代表团参加世界哲学大会时,法国电视台曾专门采访代表团。汤一介作为哈佛访问学者亦曾独立参加大会,并受约参加同一采访。由在法国留学的社科院旧人高宣扬作翻译。本来代表团告知只由正副领队发言,但电视台突然要求每个成员都谈几句。轮到我时,电视台知我专攻当代法国思想后却反问一句:“你认为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未来会有甚麽贡献?”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孔子伦理学”。其后轮到汤一介发言,汤接着我的话题首先说:“我同意李先生刚才的意见。。。。”。那次世界哲学大会,据说本来应该由知名度比五个代表团成员都高的李泽厚参加,但不知何故正在美国的李氏并未与会。(1985年香港中大刘述先拟邀请李泽厚、汤一介和我参加一次国际哲学会议。据说这次是李泽厚自己拒绝前往。刘遂改约邀了叶秀山。后来因签证未及时办理好,我与叶未去成,大陆方面仅汤一介到会。不过我们的论文均代宣读,并发表。据说刘述先因我们未能到会,还曾向哲学所去信“抗议”。)李泽厚作为福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于1982年早我几个月去美,从此我们再未联系过,而各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关心和从事着孔子学术研究。李氏到美不久就在哈佛作了有关孔子哲学的讲演(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在海外转向孔子思想论述,在当时颇有指标性意义)。泰米尼卡也曾前往听讲,后来还曾对我大加赞扬李氏的讲辞、自信和风度。其后一二十年来李氏以海外各地汉学系为中心,推进自己的孔学研究和教学。我则直到90年代初起才能专注于此,而我的“运作基地”不仅不是汉学系,甚至是与其“南辕北辙”。对此我已多次在它文中谈及。须要一提的是,何处应是现代孔学的“运作场”呢?待在广义的国际汉学界,有利方面明显:你比港台背景者强在重思想、重现代化理论;你比西方汉学家甚麽都强:中文和西方理论;汉学界深受东方儒教重名势的文化影响,你在中国环境下获得的名势资源完全可以照搬到国外汉学界,因此可免除被西方人冷落之苦;你可以使用在汉学系受到尊重的中文,你的中国学术话题可被理解;更主要的是,汉学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门径,汉学家可以代你到处推荐(连文学诺贝尔奖也得靠汉学家。你们之间有连带利害关系:汉学的地位在人文学院内的提升,有赖于原始国学者在外国的被认可度;所以推荐你是他在西方推广自己专业的一部分。因此反过来,你也得在海内外认可汉学家的中文了得)。缺点是,汉学界在西方学术界的边缘性;跟著汉学界,你不可能进入“主流”,除非在“多元文化”保护下形成专业自治区。那末是否应该直接“攻进”主流呢?我个人打算这麽作过(我将另文再述体验),但负面的效果同样沉重。首先待在汉学界的上述优点都没有了;其次,一般老外根本不知中国学术为何物,虽然对你的理论层面上的论述可能感兴趣,但因他无法掌握历史细节而根本无法深入交流。还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们绝对没有你的“儒家心志学”抱负(连汉学家都没有。1982-83年时,狄百瑞高足朱荣贵和我常在哥大哲学楼休息室聊天。他以中国哲学专业身份而对我这个西学专业者竞会有“纯科研”以外的“儒家抱负”甚感奇怪),以至彼此无法作深层次的沟通。但是,也非全无收获:你可以体验中西理论交流的困难何在,以作为进一步探索时的参照经验之一。如果仅待在汉学界,那里没有中西交流间的“理论性张力”所带来的压力感和刺激感(这正是海外三代新儒家的共同处境;他们的“国际交流”是一个边界被人为大大限制了的场合;因此是一种非常功利性的思想方向选择)。有虚荣心的人,颇可在那里获得满足,因为你会感觉到你一点不比你的西方同事差。但是你无法在那里组织深入的理论性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到头来反而觉得理想的中西对话平台应该搭建在中文地区的缘故。西方汉学界,本质上是在西方教育系统内的“少数族别”文化教养学科;它的需要和可能,与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需要和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1985年在我发表《现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时,责编黄德志要求我找一位“名人”为书写序,以利推销。她马上提出李泽厚来。结果,我还是选择了另外一位名人。因为我那本书正是要提出与哲学美学非常不同的符号学-结构主义美学,李氏对此并不不了解。但问题是,鉴于以前经验,他看了这份稿子后会不会再有什么样的“双义性”姿态反应呢?(顺便一提,后来在电影理论界产生不小影响的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不得不密切“监督”责任编辑的“动向”。稿子给甚麽人先看了并无关系,但我要防范是否看过此稿的人又打算“阻延”其问世?)再不久我的译著《野性的思维》出版,时与李氏工作关系密切的黄德志力促我送一本给时在新加坡访问的李泽厚。因为李送过我书,我同意了。后来黄德志转告我李对我的中译本赞誉有加。那时我只愿相信黄德志传递的话是真的吧。不是因为他对我称赞与否(李氏和若干领域内一些中青年学者一样,他们颇读我的译、著,对外却决不提来源一字,后来在论述同一话题时好象他们都是通过独立研读外文材料获得的见解似的,即使他们并无相关外语或知识条件),而是因为我也感觉到他的为人矛盾的一面。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或私人相处的场合,他也会自发地对他人的优点流露欣赏,不能不说还有“爱才”的一面(这已经比许多老于世故的名人多了一份性情在)。但正像许多文革过来人一样,“时不吾待”的后文革病态“急切感”,导致人们习惯于处处“用术”待人,以速自身进取。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五四那一代,在待人接物方面最不同之处。对此不妨断言:不分老中青,不分海内外。    李作为五、六十年代出身的学者能够一直对现代西方哲学有“品位”,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例如,由于时代所限,他当时虽未必能研读原著,却的确能够感觉到,和一定程度上品味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价值所在,而五四时代多数留洋的哲学家们反到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李氏有兴趣在西学禁制时代“私访”当时犯忌讳的现代西方哲学私人翻译家马元德,也可算是一个旁证吧。但他毕竟属于那个时代,这也是他无法超脱的客观限制。李泽厚作为政、学“两栖学者”(李曾为人大代表),得以于80年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扮演学界先锋角色,成为过渡时期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而这个时代刚刚脱离文化大沙漠不久,无师又无书。失学已久的广大知识青年正急于在长期文革失教后去寻找既不同于文革教条主义、又(对他们当时的知识条件而言)可理解的新颖理论语言。具有制度内渊源和官方间接支持背景的“李泽厚话语”的出现,十年中间,恰恰满足了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整个80年代,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影响力可以和李氏相比。可以说,李氏理论话语形态,指导了一大批青年学子的思想方向。他们因为长期面临知识断层,一时间难以独立判断中外历史和消化外来新说,自然易于按照兼跨新旧两域而又对历史现实有相当针对性的李氏思路,来育成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个在多方面客观限定中形成的知识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其后的思考、选择和行事方式。 (忆往叙实-C:www.semioticsli.com,20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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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任之和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亲历记-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有关杜任之先生的生平和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其实并不具备叙述和分析的资格。杜任之虽然是党内自由派,但私人谈话间还是颇有分寸,毕竟我们还是同事关系,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可是另一方面,时间非常凑巧,我恰恰又在他推动恢复现 有关杜任之先生的生平和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其实并不具备叙述和分析的资格。杜任之虽然是党内自由派,但私人谈话间还是颇有分寸,毕竟我们还是同事关系,他也是我的直接领导。可是另一方面,时间非常凑巧,我恰恰又在他推动恢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四五年期间,参与过他的许多文稿的起草和学术活动,往往一周见面数次。几年来他也不时与我谈论各种见闻和意见,使我对他的经历、处境和性格逐渐加深了了解。    我们之间的巧遇和合作关系颇有些戏剧性成分。试想,什么是那时的我?半年多前,避震离京以来尚在江浙一带游荡;同年春,还曾在南京燕子矶头望长江而咏叹 “穷且益坚”。回到北京府右街斗室,又须应付街道可能加予的骚扰。而什么是那时的杜老?不久前尚系狱秦城,来日无多,狱窗望月,尚能有所期盼乎?同一时期的我,在透过形同狱窗的窄小铁条窗口望着同一轮明月时,又如何会有异日奋起之念?不想,1977年底一个纯属偶然机缘,我们两人相遇了,并立即找到了彼此间的坚实联系点:积极在中国推动现代西方哲学重建事业!杜老是文革前官方译介现代西方哲学资料的主管(在那时,这个“芝麻官”具有多重要的意义,现在中青年学者大概难以体会)。我则是长期隐遁于中南海旁的独立哲学探索者。命运却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把我们牵引到一起,于是在百事待兴之会,一同投入哲学复兴事业。杜老的性格,与人一见如故。当然也有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私人性因素:杜老自称是家父李蒸三十年代主掌北师大时附中的学生。(杜老的记忆是否正确,我未考证。但我心領了这个美好说法背后的“念旧”之情。)1977年底,家父刚于两年半前离世,他生前再也不会料想到我会于两三年后被他的一个几十年前的“学生”重新引入社会;更不会料想到,7年后我会因此机缘而亦能“就读于”他于二十年代读书过的纽约哥大。 1。初识杜老和成为杜老的“千里马”    我和杜老一见如故。自由翻译家叶林因系民盟成员,先我结识正在社会上“觅才”的杜老。叶林与我文革时期相识,曾介绍我翻译过德文科技资料,挣过一点外快。叶林虽是个体职业,却结交广泛,1977年夏秋间首先被杜老选为“千里马”,为杜老翻译有关列宁未刊文集的资料,并拟安排加入刚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所。杜老向他打听是否还有“在野遗贤”。叶林遂提到我这个人,爱好哲学,正在翻译材料。杜老马上让叶带我去见他。1977年底左右见面后,我遂毫无保留地把自己长年独习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历见告。杜老惊异之余,得悉我竞已译出一本有关结构主义的小书,大喜过望,因为他正在到处找寻能够了解结构主义的人士。武汉江天骥本治分析哲学,作为国内少有的西方哲学专家之一,曾被邀来京考察结构主义资料却未得其果。杜老看到我的译稿后,马上告我两个决定:立即向商务推荐出版;著手安排我进哲学所。与此同时,希望我先协助他编辑人民出版社已安排的选题《现代西方哲学家述评》。我当即应允,并立即投入工作。    虽然只是参加一本书的编辑工作,我却突然领悟到这岂非关系到一个重大的目标:在27年禁制后,在中国要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了!而杜老正是这个涉及全国意识形态政策大更张计划的直接“操盘手”之一,我则因缘时会地参与了他所推动的哲学正名计划。在最初共同工作期间,我们不须多谈有关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的问题,因为彼此默契十足,谁都知道对方象自己一样明白此事的重要性:它触及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列宁《唯批》的紧箍咒之正当性?当然,和作为长年卷入社会实践的杜老相比,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细节掌握得自然更多,因此随时向他提供建言。杜老则始终从善如流,对我信任有加。杜任之早年和洪谦一同乘火车赴德国攻读哲学,洪谦攻学院派正宗,杜老则关注社会哲学,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哲学。由于后来投身革命,为学时续时辍;政治上亦不属正统,兼有历史问题,一直未能担当重任。后来转到哲学所主持现代西方哲学资料编译工作,同时也成为联系哲学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内专家。在列宁主义传统中,哲学成为革命事业的有机部分。列宁“戎马倥偬”,不忘哲学,大伐异端,亲定思想正统。从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大敌。列宁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是二十世纪最有兴味的政治社会学的大题目,它相关于东方阵营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全面禁制和拒绝思想交流的长期政策。早在中学时代起我就对“内部”异端普列汉诺夫思想感到兴趣;从《唯批》中发现列宁所批判的思想竞都是一些极有意思的话题。《唯批》,特别是对马赫的批判,成为我当初雅好逻辑实证主义的因由之一。其后二十年下来,我已深知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远远超过其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这是杜老主要关心的方面),而是相关于人类整体知识的进步。    我不是一个容易与人相处的人,特别是看不惯言行不一、藉势欺人之辈。但我和杜老应该说是“有缘份”的,几年来为他工作,是甘心情愿的。他让我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关切,例如主动决定为我推荐出版和安排进所事宜。事后想来,这种行事风格已可说是百里挑一了。换了别人,多半要充分利用我的弱势地位,尽量“盘剥”,而不使我有机会独立出来。(包括我的一位右派亲戚,利益当头时,背信弃义,还振振有词地辩称“自私有理”,在约稿拒刊后公然说出:“这个风头我还要出呢!”)而杜老告知那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决定时,竞如此自然而坚定。当然,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要我为他工作。我并不觉得为他撰集资料是甚麽“负担”,反而觉得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应尽的义务。杜老对我的知识和见解也是极其信任和尊重的,实事求是,毫无“面子”顾虑,彼此都做到了“忘势”境界。此外,生活上也十分关心,进所后教我如何应付人事处工资定级的问题。最有趣的是,他告诫我在所里遇人不必过于恭谨,否则面善被欺。当时我对他的话还将信将疑,不过后来到所后对一些个人的“侵犯”行为却又往往反应逾度,毫无涵养。以至于他又劝告我须学会克制,不可事事与人直接摊牌。     1978年上半年杜老终于安排我参加了五种外语哲学原文翻译的考试,每种三小时。记得德文是一篇由芬克所写关于现象学的文章(我的“考官”有:英文,涂纪亮;德文,郭官义;法文,傅乐安;俄文,涂纪亮;日文,丘某)。这样我就进了哲学所,并且有些“怪怪地”和同室人一起坐在小小办公室内,算是成了“工作人员”。最初,一向与杜老不睦的日文组方支书,对我的不正规进所感到不快,他自行决定不发给我各种学习材料,杜老常曾为此与他理论。但自从他不久去逝后,我在室内的政治性阻力没有了。我能在“隐居”十九年后从社会上一步进入最高学府,当然首先因为政策关系(学术机构向社会开放了半年左右,我恰于此时进入)。其次,杜老是最关键的具体因素,没有他的地位和关系,这一切也是不可能的。再其次,所长孙耕夫为文革受过冲击的军队转业政工干部,为人正直;他虽与杜老个人关系不和,但对于接受我一事予以支持。最后人事处长屈敬先认真贯彻杜老意图,硬是排除了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阻挠,调出了我的档案。(主要因为孙,屈二人的帮助,我的妻子后来被安排暂借用哲学所名额调到北京一家单位来了。孙为人不苟言笑,后来在我为妻子调工作事去陈情时,他竞说出“象你这样肯干工作的人,很少见!”那时我从“领导”口中意外听到这样友善的话,反倒感觉突兀起来)。事后回想,我当时能进入哲学所主要应该感谢这三个人。如果是后来知识分子当政时代,则绝无我的机会了。2。随杜老讲课和开会    大约在1978年上半年,我还未正式进入哲学所时,协助杜老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陪伴”杜老在北京一些高校哲学系去讲演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知识。那时社会气氛已然有所松动,但政策尚未明朗,谁也不清楚该如何对待“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现代西方哲学;谁也不敢公然“违背”(更谈不到抗拒)《唯批》。杜老因是坐过共产党牢房的共产党员,加以职责所在,所以毫不犹豫地一马当先,成为哲学界内令各方钦佩其敢言的“老专家”。我作为杜老的私人助手,也乘车同进同出。杜老讲课时,我或立或坐于身后,样子一定怪怪的。遇有专门名词或生疏人名,我则在黑板上同步写出简释,有时还加上原文;对于我在旁自动加予的“注解”动作,杜老颇为高兴,似乎还以此为傲(好象在向公众展示说:看!这就是我找到的“千里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实际上我们迈出的是一小步,而在象征的意义上,我和杜老都认为我们正在迈出一大步:摆脱教条主义的过去,朝向改革开放的未来。我们私下里谈话时都认为,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的意义,一点也不低于同时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后者的意义在政治,前者的意义在学术。    大约在1978年底或1979年初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正名的集体努力终于有了突破,这就是在北大外哲所召开的一次有关解放哲学思想的座谈会。洪谦和杜任之共同主持,汝信代表哲学所,李泽厚,陈奇伟等多人作为中年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也到会听取意见。杜老让我作为他的助手同时与会(杜老为人敦厚,而行止不时透露幽默。他带我参加讲课和开会,并不是要摆排场,而是在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势利环境里,通过把我这麽一个擢自民间的生面孔突然带到专家场合,以“实际地引介”我这样一个同行的存在。这种不无稚气和幽默的杜老姿态学,颇可反映杜老仁者的“爱人”情怀)。于是我这个“在野遗贤”,竞在府右街“蛰伏”了一二十年之后,有幸聆听了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专家们”是如何“突破”列宁《唯批》禁制令的(五十年代年我初读此书时,喜读作者所引述或所批判的话语,因此熟悉了这种特有的双层语言构造。在北大座谈会上也就完全“听得懂”专家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并体认到:大家都想摆脱这位哲学导师的“世纪禁令”了)。议论细节已不记得,但杜老是当然主角,洪谦亦一反平常的谨慎,大胆发言,为现代西方哲学正名。好象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界的正当性才明确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3。共同编辑《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在1978到1981的三四年中,除自己的研究项目外,我成为杜老非正式的“助手”。在各种各样的书写类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参加编辑正、续两集《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文集。通过百名哲学家思想的编撰,1949年后第一次对现代时期西方主流哲学思想公开加以介绍。这在当代中国哲学学术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其实杜老最初对我的主要期望,就是协助他编写此书的第一卷:五十个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述评。大约从1978年初起我就投入了这项工作。当杜老把他徵集到的一些文章交给我时,我发觉大多数文章的篇幅都过短,不过两三千字。虽然多数作者都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专家,但当时的研究和出版条件还未恢复正常。对于此书最初稿件规模的简陋我的理解如下: ~杜老凭借个人威望和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进行约稿,属于尝试性,首先大家还无把握此书是否可出版,因此积极性并不高。 ~多数人对撰写有关现代西方哲学文章都是顾虑重重,对于中央学术政策的变化没有足够信心。 ~专家们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大多荒废已久,不知如何写起;甚至于对于何谓“写作”都已感觉生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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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我与甘阳谈解释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1984年5月我在两年访美后回到哲学所,见到一些新来所的年轻人,其中有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室的甘阳。甘阳见到我后颇为热情,后来才知他所报的专业方向亦为欧洲解释学(也许是更广泛的当代欧洲哲学?)。不久后我被聘任为主管欧洲大陆哲学的副主任,与甘阳业务 1984年5月我在两年访美后回到哲学所,见到一些新来所的年轻人,其中有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室的甘阳。甘阳见到我后颇为热情,后来才知他所报的专业方向亦为欧洲解释学(也许是更广泛的“当代欧洲哲学”?)。不久后我被聘任为主管欧洲大陆哲学的副主任,与甘阳业务上关系更接近了。後來了解到,我在出国前所引介的当代西方思潮中,解释学最受年轻人关注(两岸四地老专家一辈则多看不大懂解释学,特别是其当代的发展。这在“中国接受西学理论史”上是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国内的现代外国哲学界,解释学的风头甚至颇有取代存在主义之势。青年解释学者中则已有所谓“北甘(阳)南张(汝伦)”之说。当时许多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后转攻哲学的人很多。他们的外语条件和对现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较快领悟能力,使他们顿时居于优越地位,因很快就会在特定知识范围内超过他们的不会西文的导师。当时存在的这种普遍现象,对于导师来说是自然难免的事。但对于研究生而言,就未必全是好事,因为一些人会因此易于滋生傲慢与轻率心理(超过“周围”和“导师”太容易了)。导师的问题,还不只是外语问题,而是66年前教育系统旧的训练使他们不易接受当代西方理论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要是通过苏联教科书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者。(《哲学译丛》一位副主任译过东德解释学文章,1981年底左右,却拒绝了他约我自选后译出的利科《解释学的任务》长文。理由也是“看不懂”。这是该刊又一次拒绝了我的受约译稿,从此我就不再主动向该刊推荐选题了。) 甘阳不是外语系出身,却能迅速领悟解释学意涵,我对他也自然另眼相看。我和甘阳同在一室,交谈机会较多,对其思想敏锐,善于理解,印象深刻。所以视之为专攻当代欧陆哲学的青年才俊。大约就在 1984年 下半年,哲学所在一次例行青年 报告会上安排了甘阳有关解释学研究的报告。不仅所内,而且所外及《读书》杂志社,他的朋友多人到会。我作为主持人之一都没料到解释学已可被视作如此重要的当前西方哲学新潮。甘阳口才甚佳,讲解清晰,我自此之后,更视之为不可多得的哲学人才。大概在此次报告会之后某一天,甘阳夫妇来我家,说拟向北大外哲所推荐,邀我参加他的硕士论文答辩会。我欣然同意。在答辩会结束前,甘阳回避在外,参加老师之间各有意见,我则给予明确支持表态。记得在场的王庆节(希望未误)或某一位外哲所青年研究人员特别对我的意见表示赞许,认为可作为答辩会结论书的主要参考之一。记得张世英教授对我的“特别介绍”(大概有关于甘阳有特殊理解才能,不必计较他在常规课程上的未足之处之类)也持赞同态度。(我所能记住的不是彼此言语细节,而是我的言谈的意图和对听者反应的印象) 那时,和甘阳接触渐多,虽然对他的才能非常欣赏(在我看来能够“领悟”当代哲学的“要点”就是极可贵的,因为老一辈专家们恰恰是抓不住要点),但也并非不知道青年一代,不管多聪明,学力则因上山下乡之故颇受影响。甘阳告我他小学毕业后即下乡,后考进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时只知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了北大研究生阶段的两三年中才识见大长。但北大时期有多少时间是真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的呢?(教师们对当代哲学新流派知识又如何呢?)甘阳那时译出了一本几十年前的哲学小书卡西勒的《人论》,因书名之故,在中国那时特殊环境中一夕走红,印行十几万册。我当时对此事有所不解,因为,他既然在专攻解释学,为什么不先译一本和解释学有关的新书,而要译这么一本在西方已无重要性、而海外已有中译本的过时小册子?(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人论》这本书,却在1984年拒绝了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选题推荐。而后来《人论》译者甘阳倒是积极要我这本书的译稿。) 后来甘阳和他的北大同学们表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才能。(写到此想表明一事:即使是这样粗放式写法,围绕着一个主题,也可有十倍于本文内容的素材待用,更不必谈另外收集材料了。读者因此可推测,任何回忆录都是一个个别角度的“片面”印象。读者在阅读时宜于想到所未曾写到的方面是什么,包括作者有意省略的方面)这就是《世界与中国》编辑部的成立和其社会效果(有关文章已不少,建议有兴趣的研究者从学术社会学角度对其作一深入研究)。那时,一方面我作为新时期最早的现代西方哲学推动者之一,当然对此活动极表支持,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件事的背景和前景却颇多不解(今日读网文才知悉当初我这个局外人一无所知的组织方面的背景,即该编辑活动是获得某方面“准官方”力量支持的)。但该组织及其计画能够在《光明日报》上刊出半版篇幅,造成社会效应,这在当时中国社会内是一件应该大书特书的事。一方面,这也肯定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社会和学术影响的扩大,但另一方面这种张大声势的作法对于开展认真学术研究是否一定有利呢?特定社会条件把三种“实践”混合了:学术研究、编辑出版、社会效应。在我心目中,学术性运动和社会性运动应该严加区分,几年前我对“存在主义哲学热”就颇不以为然。因为把存在主义当成“冲击”教条主义的“工具”的时髦做法,将导致两无所得,研究者的浮夸习气反倒因此易于滋长。 不过,从出版条件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进展,我自己就是直接受益者之一。但从此以后,我个人与该社外编辑组织的关系性质也改变了。我从他们(编辑部人选中好几位在我室)的“西学先行人”,变成了他们的一名“顾客”,从而暴露了我自己处境的尴尬:我这个被他在通信中称作“幼蒸师”者,竞忽然须求他之助来解决出版问题了。我的一部“电影结构主义”译文集放在电影出版社一直出不了。有一天我骑车到他临时宿舍拿出稿件给他们夫妇看,甘阳“惊呼”:这么重要的稿子竟然出不了。于是慨然应允纳入丛书系列。当时我对甘阳及年轻人的做事习惯还不了解,也想用他对此书的安排情况来考验一下其诚意和能力。当时约定了一年内出版,我才下决心把书稿从一再拖延的电影出版社撤出,转交给甘阳了。他也的确及时处理了此书的编辑工作,结果按时顺利出版了。 甘阳不是一般的主编,而是一个大型丛书编辑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有三联书店的坚实后盾。而且这个出版集团是多元化经营,不仅有学术类和通俗类两套译丛,而且后来有了学术专刊,以及《读书》杂志社的撰稿特优待遇(甘阳文章常可发头条)。该编委会的一个副主编曾对我说,甘阳自担任主编后有获利条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随之“资讯”大增。一下子现代西方哲学活动成为了一种“生产企业”。 甘阳对我应该说始终还是态度上友善的,一次他在办公室当着我的面说:为什么老李不是学术委员会的?我们可以选。又一次我为感谢他出版了我的书而请他吃饭时,他也用第三人称代词对我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上,我说谁行谁就行,”似乎是在暗示他有能力“帮”我扩大机会的意思。当他在现代西方哲学界以及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名气”高涨期间,恰恰是我在单位“处境”越来越欠佳时期,甚至于连订购图书都需要通过其他同事名义才得以办到。我在所中的尴尬处境(特别是当我作为单位第一住房困难户分不到住房、而连甘阳不久后都分到了住房时),甘阳当然都看在眼里。(上山下乡一代和我们青年时期最明显的不同是极懂人际关系)记得有一次何新通过他在哲学所的女友找我约稿,她对我说,“甘阳对人说,李幼蒸的东西他们都包了,你是否真地只把东西交给甘阳编委会呢?”表面上我和编辑委员会似乎关系很好,但“矛盾”也渐渐产生了。的确,在电影结构主义译文集顺利出版前后我对甘阳极为信任,紧接著就同意了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纳入重点出版计画的《哲学和自然之镜》(此书是8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理论思想读物之一)硬转到甘阳丛书来(为此我专门到社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家郑重道歉,告知只因甘阳丛书可以较快出书,才有此改变。那时和现在不同,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西方思想书藉出版就会喊停。所以不免有赶快出一本算一本的念头)。同时也决定把陷于“胶着”出版状态的“罗兰巴尔特文集”稿(人民出版社的新上任的诗人绿原在看过译稿后,没有采用,之后辗转各处,甚至于找到当时刚出现的出版个体户)也转到甘阳处。按照约定也是一年出版。但这些书稿的编辑工作后来都被拖延下来。现在,读者一定怪我太心急,编辑拖延为常事,何至于影响关系呢?我在商务出书最多,多数书也是拖拉的,如《野性的思维》拖了许多年,不知道上下跑了多少次进行疏通。但我当时可以判断那是因为“非学术关系”的原因而被拖延的。和甘阳编辑部的问题,从最初那末好,到后来因不断 “盯稿子”而引生彼此不快,究竟何因?又是“老问题”;“世界与中国”编委会的成员都是研究人员,其身份和我们完全一样(而商务的编辑人员就是专职编辑)。编者与著译者的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利益性潜在纠葛。因主编之责、之便而先看译稿,此乃天经地义,有何问题?但如果当事人已被各界视为某领域权威,是否会出现一种负面的可能:有意无意间“拖延”同领域译者相关作品的发表呢?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因此不得不加以关注,既然我已经好几次遇到过这类情形。 实际上,编辑、审稿、校对等等,如果发生在“身份混合”情况下,就会发生这类问题。我到所不久(1978或1979)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译出过贝塔兰菲《一般系 统论》长篇导论。该室某研究领导作为责编在译稿上做了颇多不必要的改动,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为了表示尊重,而故意多采纳一些。此时梁存秀(他是最早在所内推荐订阅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符号学》的人)突然好意告我:凡改动不合适的就不必采纳,否则责编会硬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算作校对者。我这才又“学会”一招。(的确有的人〔特别是资格老的〕专喜欢不必要的改稿,以期属上校对者名,实际上这是一种占便宜行为!)70年代末开始,我就不断遇到这类问题。随便再举一例。1978年初《结构主义》译稿交商务后,过了半年没消息。我当时如不直接介入处理此“琐细”方面,该书是不可能在1980年出来的。我心中一清二楚,在当时文革结束刚两年的情况下出版“结构主义”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不“研究”另一门出版人际关系学:政治审查乎?编辑看不懂乎?对无名译者不信任乎?有人作梗乎?如此之类。结果,我只得直接去商务找到总编高崧问询究竟。高崧告半年前已交外文所一位当时以兼长英诗和数学著称的研究人员审阅,但无下文。我心里当然清楚这位外文所研究人员的知识背景多半是看不懂结构主义的,况且10万字小书,审一下也用不了半年。此人“用心”何在?〔会有此“疑”。就因为该人以熟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自负,并有名气〕我于是马上给此人去了一信,要求和他共同讨论文稿中结构主义问题。接到我信不久,书稿果然退回了商务,竟然是什么意见也没提,就这么白白拖了半年。这是我在类似情况下对别人绝对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对人尊重的问题。出版人际关系摩擦的起因是:对方与你同属一个领域,彼此之间遂存在各种可能利害“矛盾”。(我对这些“小事”老不“忘怀”,被一些人认为是“心胸狭小”,实际上因为我对这类学术上“占便宜”或“损人利己”的小动作,非常讨厌。不是问题有多严重〔其实都是小而又小的问题,而此正是读书人应“慎独”处!〕,而是对此“读书人异化”深感失望!以小见大是也!) 那个时代把研究和“主编”混为一谈。所谓丛书主编在国外大多属于图书“策划”一类,只要依据广泛的学术常识就可胜任,甚至于比专门学者更胜任。但选题,编辑,出版这一套,与研究工作是界限分明的。在这里主编的编辑出版类特权,只因与学术书藉发生了外在联系,就被转化为学术类资格。但如果学者愿意出面张罗出版,承担这类服务,反而可被看成是在出版困难条件下所做的的特殊社会贡献。问题单只发生在主编所处理的稿件之著译者的领域与自己的领域近似时,“主编”会怎么办?所以问题尚不在发稿是否拖延,而在于此“拖延”事实之背后“意味”着什么?著译者于是不得不关注编辑过程是否正常了。 这次情况也是这样,由于我发现书稿进行拖延下来,就只得采取1977年以来处理各次出版“危机”的老办法,设法越过责编或主编,直接联系出版社内相关单位负责人协助,希望能解决按时出版问题。后来的几本书差不多都是经过这种 “额外的努力”,才逐一成功出版的。我们之间的“芥蒂”当然随之增长,因为我越过了社外编辑部直接和出版单位打交道,是犯忌讳的。〔这次经验锻练了我,在十年后的德国遇到更严重的类似情境时,我亦越过了哲学系某丛书的编辑,而直接把稿子送到国外荷兰出版社去。那次为时一年的出版“斗争”的复杂性足可写一本小册子!〕 1987年去我应洪汉鼎之邀赴深圳大学参加“解释学研讨会”时遇到刘小枫,我曾对他这位甘阳知交、丛书副主编,当面抱怨了甘阳在出版编辑方面不守约定的问题。刘小枫后来转告甘阳后(这正是我希望的),甘阳说是我误会了。那时他还在等待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稿子。此稿,我一直在犹豫中,究竟交商务还是交三联?如果我与甘阳之间未生芥蒂,或我可在去国后间接托人照顾出版,我也就肯定交甘阳了。但因出国在即,怕我走后无法控制局面,最后还是交商务了。围绕着这本书,我和甘阳大概也是毕生最后单独聚会的一次。他在知道我的犹豫后,亲自来我家,我招待他便饭,尽量在出国临别前维持住先前友谊。甘阳那天特别向我表示我真不该误会他,并以颇动感情的方式说:“我真想和你吵一架”。接着并答应对该书增付特殊稿酬。但我在综合各方面情况后仍觉未安。另一方面,商务武维琴主任答应此稿亦可特殊处理,邀请社外编辑,尽速安排出版。武维琴素为我所敬重和信任,他曾多次协助解决编辑阻延问题。 甘阳那一代多出身上山下乡,社会经验早熟,加以单位无不是论资排辈,丛书编辑委员会的成立给他们提供了可相对地越过论资排辈制度的限制而提前取得学术社会认可的可能性。表面上,编辑部人士对我都很客气,但明显 “敬而远之”。 90 年代初在巴黎遇到甘阳编辑部负责人之一、本室同事赵越胜。事过境迁,我和那次聚会上其他几位曾与编辑部有过业务来往的人,对甘阳处理稿件作风均有意见,赵越胜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明显表态。在90年代初,我从波鸿与刘小枫通信时曾再次谈到类似事情,刘态度已改为袒护甘阳,反过来质问我:我们不是把你的书都出了么?我答称:那是因为我多次直接联系了出版社业务部门,并为此花费了多少额外时间和精力! 从历史现实角度看,甘阳编辑部不仅对于推动80年代人文科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实质性贡献,而且集中、有力地代表了时代青年学者的普遍倾向:这就是对理论化思维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49年前和当代海外华人学术界。这一事实将成为1980年代学术思想史上的突出表徵之一。在此学术思想运动中,甘阳本人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思想领导才能。 现在我想再引申总结一下。青年哲学工作者那时虽比他们的一些导师们更了解当代西方思想情况,但一般来说,知识还是相当初步的。在“向外成功”和“向内沉潜” 二者之间的异同问题,却不大在意。是急于作当时社会的“启蒙者”呢?还是急于自己先花大力气进修呢?学术应该直接面对社会,作为社会改良的意识形态工具呢?还是应该使学术有自己独立的运作领域?用媒体方式把学术思想“通俗化”,可能适用于多数非专业的文化人阅读,却既难以用此方式提升学术,也难以以此方式推动社会,因二者各有自己的运作范围和规律。媒体式学术,表面上扩大了知识理论,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名实不符的“补白”:人们会以为已经在认真处理学术性和理论性问题了;媒体学人以为自己在传布理论思想,读者以为自己因此而获得了理论知识,实际上,时间就这么并无收益地拓荡下去。今日网上大量“类理论性”写作,性质也近似。我们竟然仍须面对着孔子有关学与思的辨证关系之教。如果以为“学”已足,而可专致力于“思”,从而提出种种社会上易于“产生影响的”理论思想,并仅从社会上一时接受此思想的“实际状态”(公众反应)去判断“思”的得失,我们社会的认知水平将永远难以提高。所以“媒体学术”既可能是(思想传播的)机会,又可能是(认知提升的)障碍。特别是当学术思想成就大小,转化为媒体“知名度”后,可能的负面效果反而会增加,因为大多数读者(永远)欠缺专门知识,其“投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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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八、九十年代王浩助我二三事-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王浩先生,在他 1995 年 5 月去逝前大约两周左右某一天,曾从他纽约学校办公室向我在波鸿的家中来电话,对于未能助我申请成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项目,表示遗憾,并祝愿我对伦理学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岂料两周后王浩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80 年代以来,我先 王浩先生,在他1995年5月去逝前大约两周左右某一天,曾从他纽约学校办公室向我在波鸿的家中来电话,对于未能助我申请成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项目,表示遗憾,并祝愿我对伦理学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岂料两周后王浩先生就与世长辞了。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与三位西南联大文科前辈有过来往,国内的何兆武先生和周礼全先生,自然交谈甚多;与王浩先生的接触虽然次数有限,留下的印象却最深。王浩为现代数理逻辑领域内的世界领先学者之一,并精通分析哲学。我大约是最初通过何兆武的介绍与他相识的。 1。王浩曾介绍理查-罗蒂为我访美邀请人 王浩在70年代初就曾来中国访问,有关种种,几十年来报端多有谈论。大约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浩曾率领洛克非勒大学访问团再次来华学术访问。那时我进哲学所不久,也曾前往聆听他们的学术讲演。大约同时,我和王浩的老同学,住在我家附近惜薪司的何兆武结识,他常散步来我“斗室”闲谈。(何告我,他曾是家父李蒸三十年代长北师大时的附中学生;我后来觉得王浩似乎抗战时期在北师大迁至陕西城固后也在那里读过书,但我们从未谈起过此事)不久后我考上教育部出国进修计画,准备赴美。大概是请何兆武代向王浩联系,帮我介绍一位美国对口教授。王浩在看到我的材料后马上介绍我与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理查-罗蒂结识。后来罗蒂果然成为我在美的第一位学术访问邀请人。后来罗蒂与我联系甚多,而“介绍人”正是王浩。王浩自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出版后,与罗蒂颇有来往,乃因两人虽均具有分析哲学背景,却对后者的技术化发展方向不满,罗蒂并因此而日益朝向欧陆哲学偏转。我访美研究的主课题即为美国的欧陆哲学研究,在联系赴美时,本来有意到美国几个现象学中心之一去(最初与泰米尼卡联系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自从王浩介绍我认识罗蒂后,我觉得也须要对实用主义的最新发展有所了解,所以就先落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 2。为王浩文章作翻译而引生误会 赴美之前,在我与王浩之间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对我为他译出的一篇旧文《哥德尔和维特根施坦》(载《哲学译丛》,1981,第3期)不太满意。我当初译毕此文后,曾请何兆武过目,内容当然全由我本人负责。我当即去信,请他指出译文不妥或错误之处,以便下期更正。(我当时的译文自认为注意准确性,但也自知修辞上可能下功夫不够。我也知道,对于那些同时写中文和英文的人来说,往往会对别人为自己所做的的中译英或英译中译作中的文字感到不满意)但他再次来信时则说,也未发现甚麽须改正的问题。何兆武也说,既然没甚麽问题,就算了。我对此事一直不得其解,因为如仅因译文文字欠加工,作者似不至于有此反应。于是当时也曾猜测,是否因为文中一段内容“客观上”有对王浩“不敬”之嫌,也许王浩在发表此旧文之前未再先行审订一遍。该文某段提到王浩老师哥德尔曾对王浩说,希望他注意胡塞尔哲学,特别是《纯粹现象学通论》这本书。但王浩在文中说,(大意)他试图阅读该书而感到困难。我当初译到此处时,根本不觉得这一往事会对王浩“形象”有任何“不利”,大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本与分析哲学关系少,至于这本书,连现象学家们也会因其极端主观主义而回避之。(后来王浩曾告我,他和罗蒂闲谈时亦谈到此书难读之事。记得1993年我短期访问佛吉尼亚大学住在罗蒂家中时,罗蒂曾看到我的此书中译本校样。那晚停电,罗蒂在我住的客房内,在蜡烛光下指著校样说:这本书很难读!我当时毫不惊讶,对于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来说,该书当然“难读”。因为不同学派的“路数”和风格本来就不同。)不管原因为何,似乎我给王浩留下了“自以为是”的不佳印象。王浩那时热心于协助中国哲学人士和西方接触,并受到各方面尊重,我因翻译事而与他有所隔阂,感到非常遗憾。 1982年5月初我抵美后,住在领事馆招待所,马上给王浩去电话,也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我,但无论如何要把带来的两瓶酒(何兆武告我王浩饮酒)转交,以示谢意。王浩电话中说他正要来领馆办事,可以顺便一晤。于是我们在领馆大厅寒喧一会,算是在美见过面了。王浩没有表示任何与我再见之意。我也以为,彼此缘份到此似已尽,以为不会再有甚麽来往机会了,因为王浩为名人,我的哲学路子也与他并不相同。这样,我到美后既未再主动给他去电话问候,也未再要求拜访。后来有一次在普大校外马路上偶然遇到王浩和一位中国女孩同行,我们互相问候后,王浩突然对女孩说:“李先生英文非常好”。我听出来,这是挖苦话,原来王浩对我还未“释怀”,以后我也就想不到再与他联系了。 3。王浩夫妇驾车自纽约送“中国哲学代表团”至蒙特利尔会场 在纽约先后和王浩见过几次面,但时间顺序一时搞不清了。很可能,从1982年夏普大一面之后,就未再与王浩见过,直到一次偶然的聚会,彼此才自然地恢复了联系。这就是哲学所当时安排我参加了赴第17届哲学大会社科院哲学代表团。当时团员周礼全尚在密西根大学,涂纪亮到美后可能先去看女ㄦ了。王浩夫妇知道社科院首次决定参加国际哲学大会活动,非常高兴,并自愿协助引介。王浩和夫人陈幼石,决定亲自驾车送“代表团”中在纽约的三人去蒙特利尔,顺便观赏东北部沿路风光。他们先在蒙特利尔法国餐馆预定下次日桌位,临行前一天又在纽约专门招待正副团长,我因适在哥大访问亦受邀参加了晚餐,遂与王浩再次见面。记得我参加这次晚餐时不无尴尬之态。所请客人为官方负责人,而非全体团员(另两人不在);我不久前“不报而行”,在DAAD基金会资助下,自行去德国访问三个月,本来以为“代表团”会因此不守纪律行为而将我除名的。再就是与王浩一年来的“别扭”关系。餐后陈幼石坚持要一一送客返寓所。我们两人在去哥大宿舍途中,交谈自然,原先与王浩之间的小小“尴尬”也就不存在了。第二天陈幼石驾车,一路奔向蒙特利尔。中午大家在路边石头桌凳旁野餐。此次王浩夫妇“送行” 颇有象征性意味:美籍华裔哲学家王浩夫妇把1949年来首批中国哲学代表团(副院长、所长和我这个1979年刚评上的助理研究员),亲自送至国际哲学会议会场。但是在蒙特利尔晚宴上,我才发现他们并未邀请当时可能已经到达蒙特利尔的、王浩的另一位老同学周礼全和曾在王浩家长期借住过的涂纪亮。一天下来,彼此已很熟悉,陈幼石说以后回纽约可以再见。但回到纽约后,我们似乎都未再主动联系对方。王浩夫妇对于中国哲学开始对外“开放”,极为高兴,视之为国内学术思想界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4。早期与美籍华人学者接触的印象 在纽约呆了一年后,对于如何和“美籍华人”学者来往,也有了些经验。我的目的在于“以文会友”,免不了“畅所欲言”。但后来知道这绝非在美交友之道。我是说者无心,而对方可能听者不悦。根本的误解在于,我的意识中,“人人平等”,彼此并无尊卑之别,而有一些美籍华人教授则(至少下意识地)习惯于希望大陆人先向他们充分“示敬”(我对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施行这个“见面礼”,而是把他们看作和所里同事一样,不觉得他们因为在西方大学任教就应该高人一等,更谈不到向他们讨好了)。记得刚到美不久,在普大东亚系曾与开创中国文学结构主义分析教学的一位华裔教授交谈文学理论问题,之后我到他的教室拟听他讲课,他见我后却出言讽刺道:“这堂课应该由你来讲才对呀”。83年秋在哥大时,曾受东亚系某文学教授夫妇之约在职工餐厅吃饭,梁恒亦在座。因其背景是英语系和西方文学批评,饭间我亦顺便谈到在听哥大托多罗夫的英语文学理论课,并和时在法语系授课的克莉斯特娃谈论结构主义问题等等。本来想就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学的关系请教教授的看法,但他对此话题不感兴趣,餐后突然对我们这次聚会做了“总结”:他是搞具体作品研究的,不是搞理论的(大意)。此后当然彼此也无缘再会了。 与东亚系任教者不同,王浩与我在“大方向”上一致:现代西方哲学。此外,虽然我与王浩有过上述小摩擦,但我可以感觉到,他的“不满”乃出于直感和学术自负,以他在学界较高的地位,其人却并无“势利心”流露。(我们应该区分:学者因学术自负而流露的“傲气”和因自身社会地位而流露的“傲气”。)那时,应该承认,我听到过一些有关王浩文革期间的“左倾”言行,不知道他的表现是因为对局势的“不了解”,还是因为“赶时髦”。王浩的忘年交、哥大英文系文学理论高才生李耀宗博士(曾来北大英语系短期任教),与王在当年保钓运动中合作甚密,他曾向我力言王浩为人梗直,绝非投机人士,四人帮时代海外人士受蒙蔽者大有人在。在谈到王浩对我态度问题时,李说那倒是因为学术界域不同而见解不同的缘故。王浩在世界主流哲学领域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在华人学术圈内,实属凤毛麟角。但王浩在与国内学人交往和讨论时,出言坦直,却并未听说他因个人学术地位较高而流露出任何盛气凌人的态度。 5。80年代初在纽约与王浩谈哲学 83年下半年,一方面由于有蒙特利尔行,另一方面因有何兆武访问哥大东亚系的机会,我与王浩又有过几次见面。我在赴蒙特利尔路上,和王浩曾谈哲学跨学科方向以及与罗蒂关于“哲学、文学不分家”之间观点的差异。王浩当初与罗蒂的接近主要因为同属分析哲学主流而对分析哲学的技术化方向不满。但大家对于分析哲学批评的方面虽然一致,而“解决之道”却非常不同。回到纽约后,王浩首次单独约我去洛克非勒大学办公室聊过一次哲学。并要我一同去图书馆代查保罗-利科的《哲学主要趋向》一书,答应一读。这时我发现,王浩在决定要谈论学问时,虚怀若谷,非常注意倾听他人意见(他似有谈学术话题时随手记笔记的习惯)。但他在了解了我的符号学观点后说,看来我仍然是在先走一种“准逻辑学”的路子。对于我说的跨学科理论方向和哲学中心论的区别,并无甚麽回应。后来何兆武到纽约后又曾约我一同去王浩家。何兆武在向王浩问讯现代西方哲学问题时,王浩在回答后补充说,“可以和李幼蒸多谈谈,他对现代哲学读的很多”。此时我觉得王浩的语气中似已无先前有过的揶喻语气了。不过我们之间也未从此接近起来。 王浩学问专深,而涉猎亦广,颇喜与国内学者交谈论辨。与哲学所内若干人相比,王与我谈论时间不多。王浩晚年对社会哲学的兴趣日浓,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他的分析哲学背景与价值问题、历史问题的联系属于另一层次的问题。正是在此“跨学科”领域,其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严格性,如何转换到社会和历史这样的 “混囤”领域,遂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难题。相比之下,兼长文史哲各域的罗蒂,应该更有兴趣来思考这类课题。王浩后来对我说:罗蒂毕竟只是一个“杂家”。在我当时看来,觉得这句话,对亦不对。在特定领域内的严格性思维,能否转移到其他领域?就“杂家”是“跨学科路线”实践者而言,正须有此“杂”的方向上的调整。问题是,如何调整?牟宗三亦颇重视其学生时代的数理逻辑锻练,但数理逻辑在运算方面的思维严格性,与其语义学分析方面的严格性,是不是一回事呢?牟氏对此问题并不明确。王浩直率,反倒经常对国内哲学家坦承,他的数理逻辑与社会哲学的关联并不紧密,并乐意于向国内搞社会性思想研究的人讨教。而80年代学界人士,在谈论社会性哲学问题时,习惯于直入历史表面现象,品评是非,而对相关的学理分析条件,则不甚措意。结果,直接的话题本身不过成为个人感受经验的一种宣表:表面上似在讨论分析,实则只不过在变相地重复着对话题的关切而已。在此话语性重复的过程中,说者和听者均重温着自身已知的有关话题本身:于是“谈论“现象本身,被当成了正在“研究”此现象。 在纽约时,还见过一些哲学界人士,但特别值得一提的个人性经验,仍相关于王浩、罗蒂(他1983年下半年来纽约讲演,我们在华盛顿广场附近小饭馆一聚,叙旧论新。平时彼此也时有通信,他始终以我的在美“最初邀请人”身份自居,而不时表露关怀,这种持续的联系后来导致我回国后推荐他于1985年首次来中国访问)和哥大哲学系主任丹托,他们三人彼此亦相熟(丹托曾在系列讲座中安排王浩来讲,我也前往聆听)。我从普大转到哥大,丹托帮助甚多。但开学后,只在他办公室一晤,我就未再要求会见,他也未再邀见我。不过我一直在听他的课。1984年春某周末晚间,我应普大和纽大电影学家西特尼之邀参加电影理论的系列讲演会和会后晚餐。这也是西特尼知我将返国时安排的与我最后一次聚会。在讲演会上应邀讲演的丹托见我也在听众席上,竟然突然走到我的面前与我亲切握手,好象是欢迎我来听他讲演电影美学似的。会后我们共同参加西特尼的晚宴时,他才知道我是西特尼的客人。(西特尼和丹托似乎都是犹太裔。)和早期罗蒂一样,以兼长欧美两岸哲学自许的丹托,在法国哲学方面,主要关心萨特,对我所专攻的欧陆结构主义以来的新思潮,兴趣不大。在普大和哥大两校的经验,更加重了我对当时美国学术思想方向问题的认识。因此,我当时的印象是,具有批评态度的美国哲学家们对美国思想的批评,仍然受到美国学术界本身的限制。应当说,他们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重要的,对中美社会与学术的观察和批评也都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哲学界” (实为理论界)应该关心“更基本”、“更深层”、“更系统”的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指陈问题所在,只是朝向知识研究的第一步,而为了涉及...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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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李泽厚-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回应李泽厚》文补注(原载《孔子两千年 》网站 ) 我把李的回应文补订稿全文又看了一边,这才恍然大悟其真意何在。如果把他的胡搅蛮缠当了真,就上了他的大当。他哪里是在论是非,完全是在颠倒是非,并借机会破坏我的学术研究形象而已。李的要害是学术作风 《回应李泽厚》文“补注”(原载《孔子两千年 》网站 ) 我把李的回应文“补订稿”全文又看了一边,这才恍然大悟其真意何在。如果把他的胡搅蛮缠当了真,就上了他的大当。他哪里是在论是非,完全是在颠倒是非,并借机会破坏我的学术研究形象而已。李的要害是学术作风问题,其基本点有三:不懂装懂,利用他人,里外两面。(今人谈孔孟,就须从此三点入手。否则岂非凿空之论!) 我是没有资格写一篇“论李泽厚学术”一类文字的,因为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清楚:李幼蒸是不可能有兴趣看李泽厚的任何文章书藉的(除了序跋一类,因可借以了解其“心术”)。而我敢说:李泽厚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偷偷)研读李幼蒸的著译文字的。他在回应文初、二稿中以他一贯伎俩故意“占便宜”(他通过故意“居高临下”姿态企图在广大不识真相的读者面前制造和歪曲信息。但我不愿意花时间卷进他那些故意误导性的编造和歪曲言辞,如他在新稿中加上“虚构、编造”等字样以为其初稿弥缝,于是在他这篇“补记”中他选择了干脆撒谎。),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李在80年代以其落伍知识和油滑文字,利用文革甫过、青黄不接时期,确曾奏效于一时,倒也为时代留下了印迹。当前读者大概不会像80年代青年那样易于受他这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的“修辞学”所诱吧?他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残余而已。 李当初不通英文,却站出来批朱光潜,从此确立了他勇于“批判”的作风。以后还有20年时间补修英文(即使当时学英文也不犯法),但李不愿费此力气,而是在文革后又一马当先出来“批康德”。这是一种严肃态度么?(关于此书资料来源,当然也有说法)李就不能先学好外语,多看几本原文书,再去批判么?李还在该书中,大言不惭,对当代西方哲学思想逐一“批判”一番,惹得法国懂中文的哲学家致信胡乔木,指责李没搞懂就乱批。这不是什么立场问题,而是学风问题。至于其他著述中的作风问题,他自己一清二楚,哲学所也一清二楚,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我和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两种背景,两种目标,两种风格),他现在选择用继续漫骂姿态以“坐实”我的“对立面”,但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进我的思想视野之内呢?我如把他这样一个时代弄潮ㄦ当成了我的“对立面”,那才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嘲讽呢!不过,他是一个时代之典型,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制造出了他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角色。时代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少左中右青年曾经受其影响!)也未免太大了吧?                     回应李泽厚-兼论孔孟学为心术学                               李幼蒸 (一)为什么我会对李泽厚先生当年使罗兰巴尔特译文未能发表一事耿耿于怀 我的“记80年代初与李泽厚谈孔子”一文(简称“回忆文”),是我已发、待写的百十篇有关与中外学者直接接触的印象回忆分析文中的一篇。这些回忆文,如我在《忆往叙实》前言中已说明的,非严谨之作,因并无时间将其作为正式写作项目处理,可以说都是一些笔记初稿。网上的非正式发表“身份”,恰提供了一个折衷处置这类随笔式写作的平台。(当然,这些文字都是有待修改的。)我的回忆文,实针对一般风气而发,并非是专“冲着”李而来。读者从我十多年来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批评权威学者“心术”的观点,无处不在。已发文章中还颇多对西方学者同类现象的批评,那些学者的“知名度”并不比李小,在国际上则多数比李大。我在回忆文中选择李先生为例,主要以为他作为孔学者,亦应有较高自律才对。 人格学与学术内涵及学术方向息息相关。如今在全球商业化时代,人们只重视功利学,不重视人格学;固然世人对此也颇多批评,但大多从个人“道德操守”着眼。我的视角则广于此。我曾在我的《仁学解释学》专著末尾,特别指出了孔孟学和未来人文科学方向之间的特殊联系。孔学的本质是动机学,我并认为:伦理动机学决定着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方向。这个动机学,“翻译”成传统语言之后就会有:孔孟学无他,心术学是也! 李在“回应李幼蒸”一文(以下简称回应文)中指出,回忆文中有关李本人生活工作方面的消息不实,我对此首先表示歉意。的确,仅凭报端消息之印象随意写出自己不直接了解的他人活动,这是不妥当的(但这些不是我的主题部分,而且非我之回忆部分。我更没有在回忆文中打算评论李的海外履历)。今后写类似回忆文时我自己应该更加谨慎,涉及的题外消息,既然无暇考据,应当少谈,对此倒要感谢李文的指正了。至于“福布莱特基金会”,我大概和约略同时期访美的汝信资助方混淆了。(李的基金会大概是鲁斯基金会?)但我一向认为李的本业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美学史,自然因此会认为李的海外基础是广义“汉学界”(不指其科系,而指其学术内容,二者没有明显区别。当初一些美籍华人学者辨析谁在哲学系,谁在历史系,谁在宗教系,而谁又只能在东亚系,企图以此比高比低,实属不必要)。但我并未谈到李在何处任教之事(对此我当然不清楚)。至于李搞孔子研究,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这又有甚麽呢?李在“回应文”中先拉出这些并无关系的自我介绍,却对于实际问题仅“一句带过”而未予实际答复。 我所不满或抱怨的主要是李在处理我的稿件过程中和与我交往过程中的“心迹”表现方面。准确说,并不是我对早已解决并早已过去的此个人经历本身,“抓住不放”。而是对身为“大儒”而有此心迹一事本身,从义理上未能释怀。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人或商业社会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主编有权用或不用任何稿子,包括受邀稿件。在通行规则上,绝对如此,而在学术伦理学上却并非如此。本文将对此问题分两部分继续申论,前一部分继续谈李事,后一部分将谈论一般情况。 李在文中对我使用了激烈抨击语言,并说刘再复告他我在美“到处讲他坏话”。(我倒是曾听说,李先我到美后,曾在哈佛说我的“坏话”。1983年杜维明应聘担任“美国西区哲学年会”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小组会主持时,突兀地离开我和徐清辉讲演主题,专门介绍“中国有个哲学家李泽厚云云”,似乎要驳正甚麽似的,十分奇怪。罗蒂、查尔斯和倪文森在台下都听到了此离题的“李泽厚介绍”部分)我和刘毕生只见过一次面,即九十年代中期同在波鸿一位朋友家吃过一次饭。我知刘为李的密友,但认为刘会有是非之辨,遂将李当初约稿事之不当,当面告知,无非表达孔学者不当如是行为之意,刘当时也并未为李作任何辩护。刘还告我,他对罗兰巴尔特文学理论感兴趣,并在讲演中引用过我的译文;他对我刚发表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和《纯粹现象学通论》二书亦极感兴趣,我遂应允向其瑞典暂住地寄赠两册。难道他在读过我的著、译后,反而会产生兴趣到处搜集我在美“反李”言论并向李汇报吗?他有这个兴趣和能力吗?从李的回应文中现得悉,他在1999年即曾著文不指名地批判过我。于是我倾向于猜测(当然仅是猜测),他并不是因为什么我“到处”(他如何统计的?)说他“坏话”,因为我所说的正是他对我所作错的,他何至于对受委屈者的抱怨如此愤恨呢?实际上原因可能在其他方面:这就是他对我自和他分手后二十多年来与他非常不同的学术发展方向,感觉不佳,于是先几年已有所“反映”,此次再趁机发挥而已。这也许是李回应文发表的主要动机之一。 如果对某人“不利”的批评就是“说坏话”,我的许多文章,以及千千万万人们批评性文章都是在“说人坏话”。但我是当著李的好友面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当时李也在场,而气氛也便于开诚布公而不至于尴尬的话,我也会(特别想)和李当面谈出一切,也就是当面说出对李的意见:哲学家,特別是孔学者,不应如是待人接物。我来美后与刘再复再未有过任何联系,且深居简出,来往极疏,刘再复何出此言?经过“研判”,李回应文的另一动机似乃借此次责我之机,间接回应或预防那些真正有能力(既知情,又广交者)“到处说他坏话”的人。我在此重申,我对于哲学所、社科院、美学室几十年来关于李的那些广泛传播的“坏话”,毫无兴趣介入。我在回忆文中也根本未涉及这些。李回应文对我出此恶言,很有些“老学部人”,流露出来的那种霸气。看来对从前享有过的特权地位,仍然还残留在有些人的意识之中。 而回忆文所及事端仅因:李毁弃稿约之企图透漏出来之不诚心迹而已。有很多当初那些持类似心态者,对自己作错了的事不仅不自责,反而倒过来本其(也许仅是下意识地)势利之心寻索当初所谓给过他人的“好处”,以作为掩饰自身过错的托辞。其实无非是些什么他们曾在职权之下刊过你的文章,邀你开过会议、讲过演之类;他们把本来应当说成是邦他们忙的事,反过来说成是在邦你的忙,暗示你在“忘恩负义”。实际上仅因为他们是当初学术权势拥有者,结果把因“资源”有限条件下所掌握的权力,不是当成自己理应服务于人的义务,而是当成了与人交换利益或“聚集”随众的资本;甚至于心理上真地把这类合作关系当成了对无权者的“施舍”。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特权意识表现么?(相比之下,杜任之,真仁士也。)实际上,那些动辄夸耀自己如何“助人”者,往往暴露着他们自身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为那时只有他们才能够秉持积累于几十年的特权资源而有条件去“恩助”无权势者。 我的回忆文的主题不过是:通过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对“孔门”这就是大事)认为李不该在学问实践中“言行不一”和企图“背弃约定”(他会说,“你心胸真狭窄,不是最后刊登了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其过程中的曲折部分则避而不谈。而此“心迹过程”才是我此时谈论的对象)。李的“回应文”并未对我的指责作任何具体回应(甚麽叫“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转移了话题。首先,我竞再次体会了李的言行风格学:李通过指责我文中次要部分的疏误,来间接证明我文的主要部分中言谈之“不实”,而对回忆文所提的一些事实,他却不予“回应”。现将主要事实部分重复列举如下。 ~李有没有对《译丛》负责人说过“读罗兰巴尔特原文比读李幼蒸译文要好懂”(大意)?如果是我后来在“说李坏话”,李就该说我在捏造。如果李不否认此事,就该回答我的实质问题:a。李当时是不是真看得懂外文结构主义文章?或者b。李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此译文之刊载?(别忘了,李是以提倡新知新学自任者,当代美学大家,而巴尔特是当时西方著名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之一,是促使传统哲学美学转换为符号学美学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件小事的“主题”倒不是约稿不用本身,而在于他“不肯帮忙”之后还对译丛负责人“找补”的那句话。“心术”正表现于此。此事本来可以成为我们不会再交往的原因。但偏偏是我在得悉结果前,先和他有了一次有趣的交谈,这就冲淡了我稍后得知真情后的反感。而且那时初交,我还不能马上判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的回应文同样没有触及我的第二个不满:“现象学美学”稿问题:a。李有没有亲自向我约过这篇稿?b。李有没有阅后打算拒刊?还是告我此消息的人在说谎(也许我在捏造?);c。李有没有对我表现自己对现代西方哲学及美学的强烈兴趣,并打算在自己刊物上介绍?d。为什么后来要毁约?(我之所以气愤,正在于这是发生在我们之间已有过多次融洽谈话并受到他允诺予以支持之后发生的!)如果该文本身不合格,为什么又说要推荐给其他研究所的刊物去?这些问题,如我了解有误或李认为我在“叙虚”,李为什么在回应文中对此不置一词?(为什么哲学所那位老同事在知情后要主动告知我?因为他了解李的习惯,所以善意地认为应该提醒我注意。我才会值得当晚骑自行车去齐一主任家跑一趟“告状”,齐一才会答应解决,就是说他作为主任已知李有拒稿之意了。后来解决了,老同事才会又主动告我齐一处理的经过。如今你一句话“不是那么一回事”就解释掉了么?)在此,李又表现了他的“辩解风格学”。请看他的“四两拨千斤”:如果要拒刊,是用不著那么作的(大意)。他偷换了概念:此处是说他“企图”拒刊,不是说他已经拒刊。他拒刊的手段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他用“各种可能的拒刊方法”偷还了“具体一次拒刊之企图”。以此避开了:李是否有此企图的问题。) 这第二次冲突之所以让我动怒,乃因他暴露心迹过于明显。同时我更多接触后已察觉到他的一些“习惯”:如动辄希望别人替他动笔写些资料之类。(看来支使人惯了)一次我们在谈到国外孔学情况时,他很感兴趣,马上问我能否为他写下来。(我就不用在此举出好几位有类似经验者告我的直接“证词”了。我在此处几次笔下逡巡,要不要提上这一笔?因为我并不愿多扯题外话。最后写了出来,是为了避免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我此处所言不实)我当时对他那种不分你我、随意让人为他作事的姿态,的确觉得很奇怪。李说已记不得和我谈过什么孔学事了。但回忆文指出,李曾专门为自己待发稿“孔子再评价”来我家,而且李说出了“我认为哲学所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判断此文”这句话。对此,李的回应文,未置一辞。如果是确有其事,李如今难道会忘记麽?那是很重的“推崇话”。(当然李那时那末说,究竟真那末认为,还是为了得我意见而故意那末说,则是另一问题)李如果说过那些话,为了此事到我家来过,难道不是可以证明在此之前我们之间谈过不少孔学的事麽?李现在说不记得,这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李现在要否认此事?那你来我家干什么来了?对于李现在用一句话“记不得”来避开此问,不是又很奇怪么? 李待人接物,随境而异。记得他为了知道我对他的“康德批判之批判”的意见,在我家里用谦逊姿态说(大意):“即使你会觉得此书没甚麽,还是请谈一下意见” (但他拒绝科研处为该书召开研讨会的建议)。平时在他家谈话也是亲切有加。而后来在北大外哲所开会时,五、六个人一块走在路上,他竞装作不认识我!你要问他,他必会说“你也太过敏了,我没看见你吗!”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个势利心问题,后来才“猜想”这可能反映了他维持各种“分层、分术交往”策略的一部分,有其实用学上的必要。(如是,倒也可以谅解了。但孔学者不应如是也)...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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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忆往叙实

我代贺麟为罗蒂书写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1982年5月初我抵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经王浩介绍,理查罗蒂为我的邀请人。罗蒂是该系唯一兼治美国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教授,正符合我的访问研究需要。我与罗蒂见面后,中午他请我在玫瑰园教师餐厅午餐。饭后我们沿花园散步。当时抵美一周左右, 1982年5月初我抵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经王浩介绍,理查·罗蒂为我的邀请人。罗蒂是该系唯一兼治美国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教授,正符合我的访问研究需要。我与罗蒂见面后,中午他请我在“玫瑰园”教师餐厅午餐。饭后我们沿花园散步。当时抵美一周左右,身上穿著1982年国内的西装,我却敢于用broken 英文在此大学者面前大谈我对当下西方哲学的批评意见。后来罗蒂于1985年访华,我去机场迎接的路上,他主动提到了我初进办公室就和他谈对他的哲学观的看法,给他印象深刻。既然以罗蒂为“准导师”,我在阅读了他的著作后,很想与他积极沟通。如何估量他的哲学立场,以及由此進而深化對美國一般哲学趋向的认识,成为我初到美国时的主要兴趣之一。在系里举办欢送罗蒂的party上,结识了正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担任客座研究员的查理·泰勒,他对来自中国的哲学界人士很感兴趣,遂邀我隔天去研究院餐厅午餐,同桌有刚访问过中国的研究院院长吉尔兹。我那时对两位北美学界名人了解并不多,除谈论中国哲学现状外,主要向加拿大哲学家泰勒讨教对罗蒂哲学的看法。我当时认为,泰勒比罗蒂更精通欧陆哲学。泰勒配合我对罗蒂哲学观的质疑,重复了他对罗蒂的批评。25年过去了,我当时初到西方,那里了解西方学界的“规矩”和深浅。而他们也不过把我当作可以与中国哲学界沟通的一个“媒介”而已。如今罗蒂过世,作为罗蒂其人其学的中国最初引介人,本应撰写一篇回忆文和评论文,以为这位曾称我为“老友”的美国思想家做一初步思想总结。然而,偏偏是这位与我公私两方面一度过从较多的美国大哲学家,部分地因“心理原因”,竞使我一时难于拟文畅论,也只有留诸他日弥补了。 5月份到普林斯顿后遇到先我而来的兰州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徐女士。徐君出身中西女中,英文口语颇佳,并为美学爱好者,与贺麟教授关系密切。罗蒂曾为她争取到半年美方基金。1983年3月,罗蒂曾安派我与她在美西哲学大会的一个小会上担任主讲,我的讲题是“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徐君讲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徐君不久归国后并曾在我家暂住,以继续其调往哲学所的努力,贺麟似乎为其主要推荐人。徐君曾向贺介绍过罗蒂,并曾商议约罗蒂来华访问而未果。1984年我回国后不久,社科院外事活动政策有所变革,开放了国外学者自费访问的办法,鼓励中外学术交流。我遂推荐罗蒂来访。院所批准了罗蒂夫妇自费来访计划。罗蒂欣然接收条件,夫妇俩于是作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负责招待的客人,于1985年夏到达北京。我作为负责接待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制定了接待计划,包括安排罗蒂会见打算会晤的中国学者,主要是钱钟书和贺麟。钱婉拒了会晤,在给我的覆信中谦称自己“失去了向罗蒂请教的机会”,贺麟作为与罗蒂有过间接通信联系的友人,答应参加我们安排的一些活动。在准备接待的过程中,我也问讯了国内有关罗蒂名著《哲学和自然之镜》的组译情况。在传说的若干翻译计划中,徐君承译的部分试稿,已由贺麟推荐到商务去了。我于是询问徐君是否准备完成此项工作。徐君马上提出希望与我合译的要求。我当即婉拒,因为我不习惯与人合译。而且我心目中当然也知道,无论徐君还是贺麟都并不真正了解罗蒂理论细节。但是,按照我的处世原则,我当然尊重任何译者的意愿。虽然为了罗蒂考虑,我本来也应该判断一下译者的学术条件。不过,最初我的确没有承担此项工作的意思,只是打算告知罗蒂国内谁在准备翻译该书而已。随著与罗蒂夫妇接触渐多并了解到他们对此事的关切,以及了解到国内哲学界对罗蒂思想兴趣渐增的事实,我对此书中译工作的关心也有所增加。不过在我自己研究项目已颇为拥挤的日程表中,本来是没有承担此书译事的余地的。后来经我向商务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得悉,徐君的译稿不合要求,这样此书的翻译就没有落实下来。我于是再次问讯徐君意见,徐君告如我不同意合译,她也只好放弃了。同时,罗蒂夫人在进一步了解了情况之后,也恳切希望我承担翻译。在此情况下,我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组联系好,承担了此书的翻译工作。 在京接待罗蒂夫妇过程中,除我参与陪同的几次外,还安排了徐君单独陪同学术活动(似乎是去北大那次)。罗蒂主讲那天,由我担任翻译(我预先译出稿子后,按段读译,因我并无即席翻译的能力),贺麟出席了讲演会。同时我特别安排了罗蒂夫妇往访贺麟夫妇的节目,以提供他们增加私人友谊的机会。贺麟是美国留学生,又是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当然应当邀请他参加相关活动。但是接待工作则与贺麟所在的西方哲学史室无关。当时我却感觉到,贺对此事的理解有些混淆,因为他对我说:是他最早企图邀请罗蒂的。我答称,他和徐君以西方哲学室名义提出的邀请计划没有成功,该计划并未实行,此次罗蒂访华是我们现外室安排的,罗蒂是我室的客人;当然,罗蒂也是我的专业对口(现代西方哲学)同行、是我作为访问学者的邀请人。如果他因徐君之介绍对罗蒂有兴趣,完全可以单独与罗蒂交往,此次在京亦会给予各种方便。但这一切并非因为他和徐君一年前试图邀请未成功而具有某种以非正规方式介入接待的“权利”。况且,我渐渐了解到,他似乎也并无什么多参与学术交流的意愿,而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表示他在参与“主持”接待工作,具体来说,则是希望徐君代表他正式参加交待任务。我在向科研处反映此提议后,遭到拒绝,因为徐君并非哲学所人员。但我因了解徐君与罗蒂的不一般关系以及她曾通过贺麟打算邀请罗蒂的情况,仍然认为应该以半私人方式增加他们联系的机会。(我当时私忖也许他们有什么合作计划打算和罗蒂单独商议,如确,大可以单独通信联系。当然作为负责安排来访节目者之一,我也会给予任何打算和罗蒂单独见面的人以接触机会。如有人要求他写推荐信、邀请信等等。在北京和上海都如此。有好几位青年就是这样日后与罗蒂建立了较紧密的学术联系纽带。贺麟和徐本来认识罗蒂,似乎并不须通过他室的交流计划来增加彼此联系。) 在此情况下,突然发生了戏剧性一幕。某日上午,贺麟到所参加学术委员会的评级工作。我因访美两年错过了上次高研职称评定,这次正好补评。贺麟叫人要我去会议室谈话。贺见我后,一反往常的客气态度,以“严肃”口气对我交待了两点:1。“今后,罗蒂走到哪里,徐也就到哪里”(这是他的原话,因风格特别,我遂牢牢记住);2。要求我和徐君合译《哲学和自然之镜》,理由是因徐君已动手翻译了。我听后,按我的脾气,本来可能不顾辈份而立即加以驳斥,因为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利用职权来表达某种“胁迫意图”,何况如此无礼的要求!但那次我到底克制了情绪,知道事出有因,他们把罗蒂来访一事看成了与自己的“权益”相关。况且罗蒂也的确希望与中国名哲学家交往,尽管老一辈留学学者的知识已经全然老化。但是他们的资历在,声望在,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打压,另一方面也按照级别被长期供养着。这些老知识分子无不以此官方认定的级别为傲。(如果先被高抬,并已习惯于新阶层中的特权地位〔49年前则难以享此特权,请读者记住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这个“矛盾特点”〕,之后又被“打翻在地”,就会特别受不了,“情绪后遗症”会特别严重。而此过程的前、后件之间的关联,则少为人提及。)有趣的是:1。为什么贺不直接向所领导商议,然后由所领导交待我执行?2。学术委员会主任不算所领导,贺的行政职务是室主任,但他用含混的身份与我个人交涉,不知道是以私谊还是以公务?而以公以私,他都并不具备条件与我谈此事。我直接的情绪反应是:杜老如在位,你能如此言行么?(家父在任何类似情况中会有此类言行么?)但是,贺的言行的确有“合理”的一面,他的学委会主任衔及其当天的角色,在此时此刻恰可成为此次谈话的必要“前提”。我主观上感觉到此“前提”的存在(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而不是有意安排的“巧合”。但我有理由在当时须充分估计“一切可能性”。那些后来想方设法让我不得升级者如果能连起码的“高研”都让我无得,我的国外学术交流机会必然进一步大减。身处此境,能不慎乎!),只因为:1。杜老不在其位了(如果杜任之仍然是室主任,贺就决不会显露出此类积极性了);2。贺的态度突然变化。3。评级会马上开始。我想到职称评议马上开始,假如他突然说出:“他连大学还没毕业,还是再考验一段时间吧”,必定会得到不少人附和,而杜任之不在,谁会替我说话呢?。我的利害感马上助我克制了情绪,转而设法折衷解决。于是首先再次重申,只要所里同意,徐君当然可以参加任何活动,但他应当和所领导谈,而不是和我这个执行者谈(贺以学术委员会主任之尊,不向所领导建言,而以私人方式找我安排,这种“走小道”的方法选择之“姿态学”含义,确实也使我不快);关于合译,我当然照旧拒绝,并只好不客气地说,徐君并非哲学出身,罗蒂该书涉及的大量现代分析哲学内容更是徐君较少了解的,不可能仅因英文口语好就有条件承担翻译。但是,作为弥补,我提议由我以贺麟名义代为撰写序言一篇。不想贺听毕马上同意,并转愠为喜。一场“危机”也随之化解。我的“代价”不过是写一篇文章而已,而对方竟然马上接受了。结果倒是“委屈”了徐君。我又表示同意在译序中提到几位(似乎南北一共有三位宣称已开始译此书)试译过此名著稿子的名字,以介绍他们已做出的努力。(后来我在译序中提到的几个名字均被甘阳自行删除了)。 如果没有此次谈话,我不仅不会主动安排此代写序言之事(虽然罗蒂、出版社都会愿意有贺序。),也不会主动欢迎贺序。因为我一清二楚,贺麟和当时哲学所的老专家们对现代哲学理路了解十分有限。现代哲学书刊也是相当多看不懂的。但是如果需要有一篇名人序,我倒也宁肯由我自己代写(为此倒也需感谢贺没有安排别人写此序)。我关心的是内容的适当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身份,使他们有时不免言行失宜。正是这个曾经使他们吃尽苦头的旧系统,也是把他们一下子从49年前的普通知识分子“拔高”到等级制度高层的根源。他们也因此提拔而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识。加以意识形态管制趋严,中央地区的高级人文知识分子突然成为垄断资讯的“独享者”。地位、名气、资源的特权享有身份,是旧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另外一个侧面。 贺麟为家父旧识。我自协助杜任之编写《现代著名哲学家述评》以来,多次因工作关系访问一些老专家,特别是贺麟和洪谦。一次贺曾问我究竟该如何评价胡塞尔的现象学。因为他在翻译《精神现象学》时曾经提到过胡塞尔的现象学。当然,他关心的不仅是“唯物唯心”问题,而是在新时期到来后,应该如何调整先前的知识性判断。他并送我一册他的49年前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讲演集再版。我后来同意为他撰写序言后,也考虑到可以把他当作中国的美国哲学研究代表,以促进中美哲学继续交流。这样我还是认真替他写了这篇序。一年后,该书出版(我将该书从社科转到三联,条件是一年内出版。三联基本做到了)贺麟序文并受到三联丛书主编甘阳的称赞。三联虽然知道序言为我所写,还是对此序言付给了特优稿费。贺麟收到稿费后,由夫人给我往办公室来电话,说贺先生打算把此稿费转给我。我推辞之后,他们也就收下了。自然,我也知道,罗蒂本人也非常希望增加一篇以贺麟为名义的序言。罗蒂是一位特别重视知名度的哲学家。在知我以一日数千字定稿速度赶译此书时,时在柏林国际科学研究所客座一年的罗蒂告我,他已主动向研究所推荐了我。不久我通过德国符号学界的关系到达柏林后,却并未获得该研究所邀请。但是我在德国符号学、汉学、哲学等领域独立找到了学术研究项目,开始了人生另一个学术阶段。从此以后,我和罗蒂夫妇的学术与家庭友谊继续,而学术思想方面却渐行渐远。1993年我按照德国研究计划访问美国时,曾在罗蒂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附近的家中小住。来美前罗蒂曾问我可否在哲学系做一讲演,我说愿讲符号学。他犹豫道:此处无人关心符号学。后来在他家中卧室小书架上发现了几本符号学书籍(主要是艾柯的),我于是反问道;你也研究符号学?他对此问未答一语,我颇感诧异。当然,在美国,人们说的符号学和我所说的符号学相当不一样。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对于符号学,美国人的气质似乎不大能投入。美国实用主义性格,其实与符号学式思维距离甚大,虽然他们有由皮尔士、莫理斯、西比奥克等代表的美国符号学学派。 大约在1997年初夏的德国,罗蒂夫人某晚突然要我坦言对名气不断增长的其夫罗蒂哲学的看法,结果我的“坦言”遂使得玛丽最终确信我与罗蒂的实质学术联系难以维持了(西方人不懂得“朱陆异同”之雅意,更不懂得“诤友”之深意)。美国教授怎么可能积极支持学术上的“非我族类”呢?玛丽与我谈话的目的是想客观估计一下,罗蒂究竟有无可能为我在美进行推荐。十分巧合,我在湾区落脚后不久,罗蒂即迁至斯坦福大学,与我可谓“近邻”,其后“因相互需要”他还安排我为名义上的访问学者一年(无资助而有借书证),但他从未再邀请我去他的家中做客(他不仅了解到彼此思想的差距,也对我们之间的“尴尬关系”感到犹豫:“中国学界知道李为罗蒂名著译者,而李个人的思想却是另外一套”)。玛丽对此关系的变化了然于心,她只有不断向我表示非常愿意为我提供改善英文论文的帮助,如果某编辑部在要求论文被native speaker润色的话(我因与罗蒂关系后来尴尬,而不大情愿多依赖罗蒂夫人的善意。甚至于当初拒绝了她多次表示打算义务为我改两卷英文书稿的建议。幸好后来我争取到了一笔英文编辑费,解决了英文著作出版问题。巧的是,在波鸿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那位美籍改稿人,也是罗蒂早先的学生。后来经我推荐,罗蒂从荷兰来波鸿讲演时,即由其担任翻译)如今贺麟和罗蒂均已先后作古。而有关哲学家究竟该如何“做哲学”和如何待人接物的问题,却不时仍会浮现心头。 当我决定代贺麟教授撰写序言后,“脑筋”换了一档,开始从如何通过此书的出版以促进中美哲学和人文学术交流的角度来规划译事。这样,有哲学名流贺麟的大名,肯定会增加此译本的影响力。那么,当初如果没有贺麟在评级会当天的“召见”,我是否也会愿意有他这样一篇文章加入呢?前面已说,肯定不会!首先,他以及当时哲学所的一些老研究员,对新学新知了解甚少。我当然也深知中国学界的“封建主义”传统:不问真才实学,只问知名度和资历,结果官定的“老专家”,不懂也算懂。无“加持”的后进之辈,则懂也算不懂(旧时期的这种学术封建主义,到头来损害的是上层人自己,因为各级上层人士的就学子弟,从小就也得为此系统化名实不符的资讯歪曲制度,浪费大量“自己人”的青春时间。传说当初捷克一些高官偷偷将子弟送到被管制的现象学家处学文史。这是另一种“特权”的反讽式享用)。但是,我这么一个性格的人会买这个账么?除了学术上和实用上无此必要外,我当时是否因对这些“大学者”怀有某种崇拜心理而希望借助他们的名气风范呢?也不会。因为几十年来我对中国老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看得太多了,可以说对他们“失望透顶”。特别是“哲学家”。哲学家本来应该是民族和时代的前导和精神支柱,结果,百年来,他们做了些什么?(至于那些不务本业,避重就轻,将“以政养学”当作“公共知识分子”者,则是现代民族知识分子生态中的另一道风景线!)当然不仅中国,外国亦然。最让人失望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哲学家(实际上是“哲学话语运作者”)。实际上,罗蒂学术在我当时的项目次序表上是比较靠后的。进单位后的几年来也渐渐看惯一些老知识分子多心安理得地借助年轻人来“发挥余热”(早年失教的年轻人也配合不遗余力。这就是80年代学术人际关系的形态,此历史性学术形态,结果大大影响了其后学术界的格局和方向)。如果是出于同事情谊而伸援手,我并非落后于人者。而变相“施压”,则是另一回事。新旧时期交替的80年代,其实这类现象也是自然的。当然,按照当时“哲学所风格”,这当然也是“小事一桩”。对于当时哲学所的人大代表研究员来说,如此“小节”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学人之间的行事风格区别。有对常人不重要、而对哲学家却极重要的事情:心迹之端。外在行为选择及其“口实”,并不一定都重要。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不重要?为什么孔子要说“戒之在得”呢?这个“得”字,亦大有关乎学术方向,读者知否?再说一遍(不必因有人蓄意攻击亿往叙实宗旨而避言心术真实):人己之间的态度学,这才是今日仁学的要义。几十年来,不分在上者还是在下者,由于生存于同一系统中,也就难以避免染有此旧时期系统的“共性”,这并不会因为你在某次运动中偶然处于“攻人位”、在某次运动中又偶然处于“被攻位”,就会在分享此共性的机会方面有所不同。虽然在同一旧时期的hierarchy 中各人位势高低不同,而同“属于”此“历史社会hierarchy”,则是无法泯除的客观存在。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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