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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心理学及阿姆斯特丹讲稿即将出版感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现象学心理学与阿姆斯特丹讲稿》即将出版感言 李幼蒸 要说快,也真是快。出版社一旦安排妥当,编务即可及时前进了。今早突然收到《现象学心理学与阿姆斯特丹讲稿》校样,原以为要推迟至明年出版的书,竟然不久之后即可见书了。一方面,固然是为自己以及为 《现象学心理学与阿姆斯特丹讲稿》即将出版感言                     李幼蒸 要说快,也真是快。出版社一旦安排妥当,编务即可及时前进了。今早突然收到《现象学心理学与阿姆斯特丹讲稿》校样,原以为要推迟至明年出版的书,竟然不久之后即可见书了。一方面,固然是为自己以及为等候此书的朋友们高兴,另一方面竟然再一次、又一次地感慨于今日中国大陆还有严肃出版社专心于此类“不合世界时宜”的“古典文本”的出版工作。今早报载美国及西方高等教育一切向钱看的趋势,以及昨晚补看窦文涛与来宾在节目中言,今日人人、时时刻刻的统一行为习惯是各自查看个人手机,而他坦言由于此类科技习惯的养成他已不耐烦看任何长篇大论了。也是今日报上图片载:几万人的火车站广场候车者的“令人惊骇的”统一行为艺术也是:人人盯看手机!我们已然生存于一个厌弃高端精神文化而乐于成为“准人机合体”一族的世界之中了。全球化大趋势如此:一切向钱看,一切向物质生产第一看。如此一来,未来世界与几千年视精神文明为人生第一义(按照古人的实践条件和认知视野)的中华精神文明方向,岂非与未来文明越去越远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岂非彻头彻尾之空谈!)地球村在新世纪正在朝着由西方现代化物质文明开创的商业化-技术化文明大方向不可逆转地大踏步前进着。这是地球村趋向“全盘西化”的最根本、最彻底形式。其结果必然是:人与机器进一步融为一体的新时代已经为时不远了。我们的各行各业ceo们正在兴高采烈地,信心满满地,无往不胜地,在把包括万千知识分子们在内的全体人类带往该唯物质主义的“地球乐园:科技思维+吃喝玩乐”。 为什么从一本小书译著的出版会联想到这么多看似颇不相干的话题?今日世界的文化、学术、思想、人文理论环境已然根本改变。即使是人文学术理论,也已大幅度地朝向于科技化、实用化方向发展了。不管什么传统人文精神都被纳入准科技环境之内加以改造、变形、利用和加以通俗化。以至于今日连国外人文科学界的面貌也与百年前的状态有了天壤之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我当初的认识还未如此清晰之前,到了美国,寻觅的是老纽约,到了德国,寻觅的是老柏林,一草一木都是老的好,为什么?因为它们还是那个百年前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时代之遗迹,卒资感奋与追忆,而今日的社会与文化都已被各种金融大亨、科技精英所支配了(他们进而要通过金钱来左右人文科学发展方向。其要义为:拒绝人文理论化思维)。我想,我们不必再用那种因字词歧义性易于引起争执的标签“资本主义”来进行刻画了,我们完全可以代之以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物质与金钱第一”的社会新形态。这将是不会产生什么误解的明确定义。人类之梦想就在百年间被化简为个人与集体的“金钱第一之梦”。这一梦想,不巧,又恰恰是与东西古典文明精神方向截然相反者。而对于我们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更加不巧的是,我们都仍然需要阅读古典著作。我们于是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是新世纪真正的少数派,而此处境的含义包括:唯独敢于、乐于成为被边缘化的“学术上的遗老遗少”者,才能够依然静心于传统的人文理论思考与促其加以现代化发展的研读! 就如何把今日人类此一被挤至边缘的传统精神兴趣有效延续下去的问题而言,我竟然自认为可在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伦理信念和现代西方最前沿的科学理论之间发现一种“沟通密码”。这是一个逻辑性推理的结果,而非仅是一种民族情感的想象性期盼而已。然而睽诸现实又不得不惋惜中国人文理论知识分子,虽然大任在身,却甚少严肃以对者。当此科技工商主宰全世界文化发展之际,岂非正是人文理论知识分子有以再思考,再奋起,再当仁不让之时?而现状偏偏反向而行。在如此多青年学人在此学界空前浮躁时期急于找到多快好省新方法之时,却没有注意到,秘方不在外而在内。我素来以一扩解的“心术学”一词标志此义?如以急功近利为心,随你怎么投机取巧也达不到目的。然而我们又如何能够避免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呢?试看今日美国教育界日甚一日地呼吁教育危机(我想尤其是指文科教育危机),而同样试看今日如此多的中国大中小学生蜂拥至美国学习的反常态势?这些大家关注的现象其实比起我们人文科学理论关注的问题来,其严重性还相差甚远呢!本文无法就此再行发挥,但这是我几十年来谈论最多的问题:人文科学理论的正确方向和中国学者的责任问题! 我80年代初曾一度发现,尽管文革文化荒废十年,但是大陆青年人中(而不是港台青年人中)对于人文理论有兴趣者,竟然真地是显著地“春风吹又生”了。(港台青年文史哲爱好者多为在西式文教职场渠道内的程序实践者)为什么当初甘阳、刘小枫等文革严重失学的一代青年,会比老专家们更能够领悟现代西方理论的taste呢?这是时代知识进步的潜移默化与中华传统重视人文思考的一种化合作用。那时他们那个“硕士生集体”的几位健将都在我们“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中。刚从美国欧洲访学两年回来的我,对之一时真是抱有莫大希望。可是,很快我就遭遇了“麻烦”:他们一代不愿意从根本做起,积极补完长期失学、少读的个人历史,而是改为采取通过拉帮结派,趁学界新知新学的空窗期而急于占据学界位置的功利主义路线。可笑,我这个“西学理论大兄长”(他们无不读我的文章和译著,虽然他们对此一生都不提一个字,因为他们都是文革出身的策略家)一方面要靠着他们的派系力量出书,一方面要劝导他们端正治学方向。事过30来年后我必须说,他们当然颇具治学资质,然而尽管今日各自林立一方,我仍然认为他们就是被其来自“文革”经历(不论你当时处于什么地位,都一样:环境造人是最有效的)给严重阻碍了。尽管他们自己和学界对此决不承认,因为他们的身心中又增添了后来全球文化学术商业化带来的学术功利主义基因:一切目标均需最后还原为“市场占据率”(=知名度=社会承认度),至于学术理论话语本身,不过是达此目的的手段而已。学术理论不是目的,其所带来的名利收益才是目的!这就是“文革文化”害人心术的典型例证之一。(我在此仅举出我当初最熟悉的一批哲学精英青年为例。) 现代西学理论结果成为今日“最好使的”职场竞争工具之一(其后再辅以西方学界所要求的“国学话语”装饰品)。我多次指出,今日到处滋蔓的“以译代研”学术方式,制造了中国学者自我欺瞒的成名捷径:把或直译或引述西学原文的工作,示人以此为中国学者的自我科研成果之印象。之所以自己的著作乏善可陈,正因为他们的学术根底不过是借助于外语方便做了一次“撰述”工作而已。(相当于将文言文译为白话文),而世人浅识,往往误将译者的水平和原著者水平等量齐观,只因为二者的“内容”一致,却不再分辨何为思想原创,何为文字转换。不过,毕竟翻译式学术活动,还是相对地提供了学界所需要的译文,这样的贡献还是有的。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更为聪明的人士,明明外语与理论话语理解力不成(而往往会以外语自诩,尽管从无理论翻译记录。世人更是浅识,往往以其人其他方面的名气来顶替该人具外语能力的之证明:例如最大的笑话就是几十年来人们硬把“会一二十种外语”的名号生加在陈寅恪先生头上,虽然他从无这方面的“客观证明”。对于大名人,世间什么证明都不再需要了。一个学术环境正常的社会会发生这类颠倒黑白的事吗?),却偏偏暗示说:自己不屑于做翻译。但又暗示于人:其人的现代西学理论论述都是自己独立取自原典的。(这样的“占小便宜心态”,是一个占小便宜的问题吗?它直接关涉到一个人的真实治学动机与能力问题)不过,更为贻害无穷的是一些既不能外语又不能严格理论思维的“诗化哲学家”们,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散文诗,而是偏偏要通过从理论翻译文字中断章取义地摘取抽象性美辞丽句,将其纳入自己的诗化文本中作为随文点缀文采的材料,并示人以自身为精通原典、高于原典、指陈原典的“原创型”哲人印象。而其文本编制术的真正策略指南是:迎合今日青年水平和社会文化惯习,使得广大不耐严肃学理研读而喜附庸风雅者得以透过其人文本的通俗化讲解来“读懂”艰深理论原典之大意(就像今日文艺理论界人人开始以为自己读懂了罗兰巴尔特的部分散文和小品文就懂了巴尔特文学理论似的,殊不知其理论的内涵是牵扯到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的,而国内领先文艺理论家一个世纪以来对此其实一向接触极少,却硬是凭借自身的职场地位随意铺陈)。这类联想式的,想当然的,有意哗众取宠的“名士派理论家”,可以说是三类不当西学理论研究者中最无可取而影响偏偏最大者。因为他们的文本编作智慧是精心算计而成的:针对的就是广大不耐研读而又想拿海外名人说事的青年们!不幸,今日的现象学和胡塞尔学,仅因其国外学界知名度之故,而被各类华而不实文士加以肤浅的利用。 西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其“理路”,即把握其思维方式本身。这就需要扣紧文本进行细密“扫描”。如果只是蜻蜓三点水地择取片言只字将其纳入自身话语系统随意点缀,可以说于理解原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大陆学界不成熟的情况下,往往是这类通过“才情并茂”散文做底框而将西方理论词语随意插入的方式,来引起文学式读者的兴趣,结果反而把这类不严肃的学术行为当做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独创性思想(在技术性层面上高的多的水平上,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们所做所为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实际上,要想知名度高,就必须降低严肃性水准,结果“适此任者”正是学理上一知半解而宣传上技法一流者。 自然,这也是今日学术商业市场化作用的结果。说到文学式或诗学化的哲学文本,不由得想起中国古代名士派文人的影响力和柏拉图对“修辞学家”的深恶痛绝。当名士派和哲学家结合后,我们就可瞥见“道家者流”之“心理深奥”。不懂得出世派,方外派,诗情画意派,朦胧诗派等选择的以退为进,以出为入,以退为攻的“抒情辩证法应世策略”,就不懂得中国的两千年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才情泛滥”,“才华横溢”往往被理解为“性情家”,殊不知其中含有极其丰富的策术学在内。“性情”和“才情”之文字流露,往往是一种邀名取利的策略;一种烟幕弹;一种让你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欺世盗名手法。谁都知道:最入世的“法家”和最出世的“道家”,是本质上的一家人。(他们都与仁学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老子》前半部大谈形而上,后半部大谈斗争术。而实用主义者却可将其视为逻辑上之一体。也对,以其出世之形上掩盖其入世之计谋。我们以此东方智慧来看海德格尔,其如此大大的“形而上”岂非正是其后来无耻“形而下”的烟雾弹?(只有傻乎乎的大老美最乐意为其两面派所蒙蔽并为其广为宣传,因为他们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努力读书补课的)90年代在巴黎时Faye对我解释说:德里达的晦涩式抽象话语其实为其精心制作的诱人入彀之具也。所以我个人“差强如意的”一次偶然“成功”,就是于2012南京国际大会上向西方理论家们坦直“宣告”:海德格尔为二十世纪人类第一思想公敌。 海德格尔处心积虑瓦解胡塞尔的理性主义,并终于首先通过政治事变达成目的。但是,由于西方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演变,科技工商智慧厌弃精神文化价值,谈到“理性主义”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谈到“精神文化”,就是“文体歌舞故事”的浅文化。以至于一次大战前后在德国产生的、后黑格尔与后康德时代的“精神科学”思潮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科技压倒一切的现代主义文明(硬性的科技工商和软性的现代派文艺)的强烈反思,在两次大战后终止了其精神的冲力,更谈不到对其理性主义之“逻辑线路”的继续思考了(最近我在续补一次大战前德国奥地利心理哲学理论的知识,包括布伦塔诺及柯亨、纳多普等新康德派,而不是那些过多牵扯历史、文化、社会问题的狄尔泰等,更加感觉到其别具一格的思维路径绝非过时者,只不过英美人欠缺相应精神素质加以“感悟”罢了。他们共同的“底色”都是透露着深层伦理学关切的。而今天的行为主义者们根本就失去了这种关切能力)。历经五六十年的布拉格-奥地利-德国地缘思想系统带来的近现代心理哲学思维发展高潮,今已终止了其生命力。今日它们虽然存在于西方大学学科中,但均成为职业化运作的材料,今日研究者的人格与胡塞尔一代的人格,已经全无共同之处了! 我们今天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重新拾起被西方长期忽略的古典思想脉络,具有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思想是一个重视“心学”的传统,虽然那是一个直观性的、实践性的思维方式。然而此一直观心学思维传统与胡塞尔代表和体现的逻辑心学传统,都内在地相通于伦理学义理。当胡塞尔的心学分析正在被积极汇通于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外思考”方向时,岂非中国传统“内思维”的伦理实践心学才在思维类型、品色、目的等传统思维重点方面更表现出适合于对其进行relevant研究的潜力?如果本人的类似断言可引起年轻人的某种兴奋之情的话,请原谅我的再次不恭回应:我请诸位先读通《论语》,即先识正心诚意之意。王阳明和黄宗羲之所以称之为仁学后继典范,正在于其更侧重于实践力的“诚学”说。此为治学的根本。但是如果不能“知行合一”,而是只知利用古典材料以成为“专家”以便借古人大名在职场中图利今人,那么你最终什么真实知识也难以达到。 今天中国人文学理论界的最大问题,不是方法论知识问题,而是学者是否有“学为己”之真心的问题。如果有此真心,就会首先观察、检讨自身的条件、环境和历史,真实衡量自身之知识基础,并积极于补课前进。如果不此之图,而是为了急于获得学界承认,转而通过拉帮结派、相互弥缝夸耀,纷纷以“准大师”自居,并通过师生联盟制造山头势力基础,那就完全走偏了。固然因此必可“功成名就”,却不免是充满水分的职场功利主义之产物。对此是否“心安”,就考验着学人的真实品格了。古人书院里都是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学界团体里则“逻辑上”都是相互赞许和肯定。请看网上任何学院,哪里不是自我标榜的?这也倒有一个客观理由:制度上必须如此自我肯定才成。国外亦然。我们今日生存于商业化竞争社会,不得不如此自我夸张。那么学者个人该怎么办呢?应该两条腿走路。制度上的宣传,视之为职场生态的装饰性要求;自我认定一定得是拒斥自我欺瞒。否则受害的是自己。为此,又要回到归孔学“学为己”原则,之所以学者不得不自我夸张,就是源于急功近利生态之逼迫。这是一个自我真实要求和自我应付环境需要之间的矛盾。其表现方式就是:与人争比。而“学为己”的第一衍伸义就是: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要和自己比。只要尽其在我(而非超越他人)就是成功。 本感想看似随意而为,实则起源于一种并非无关联性的理由:名著出版在即,希望它更多地被用于正途,希望它能够引起读者在人类传统伦理学价值观和现代多层次的推理方法论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的问题进行思考。而不是仅把它视为今后论文写作中扩大援引来源的机会而已。 (于湾区改毕《现象学心理学》校样疑难处之后。2015-4-5)。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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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三卷《观念》出版之际的感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胡塞尔三卷现象学《观念》出版之感言 李幼蒸 今晨与我的态度极为认真的责编吴女士交流完《通论》新版中我的译者附文(《观念1》的形成和早期研究者的评论)中最后一处疑误的意见后,一向惧怕技术性处理工作的我这位中译者竞突感如释重负。在凌晨推门走向一片     胡塞尔三卷现象学《观念》出版之感言                  李幼蒸 今晨与我的态度极为认真的责编吴女士交流完《通论》新版中我的译者附文(“《观念1》的形成和早期研究者的评论”)中最后一处疑误的意见后,一向“惧怕”技术性处理工作的我这位中译者竞突感如释重负。在凌晨推门走向一片灿烂朝霞下的对面停车场上散步之时,遂不觉萌生了写一篇感言的冲动。(自然也因为受到今晨南北两位中年学者各自来信中表现出来的学术热忱之激励)翻译之事看似细小,而胡塞尔《通论》中译本新版校毕以及其三卷本《观念》出版的完成,对我而言,则颇可称得上是“兹事体大”了!如果《通论》的新版之完成,直接相关于32年前首次赴美时的心愿,那么三卷本《观念》出版的完成则相关于36年前改革开放伊始时的学术心愿:要把胡塞尔的治学精神首先引入中国学界。不仅是针对那时百废待举的“后文革”学界,而且是针对现代化一百年来的海内外中国学术理论界。一百年来,我们有没有过个人生存态度如此认真的学者呢?我们的古训“见贤思齐”是不是也应该应用到整个中国学术史来看呢?我们还能不能像熊十力、牟宗三等前辈哲学家那样因以情害理而固执地以其不知为已知,并以此种态度影响了大批时代人文学术青年呢【他们一代的最大问题是未能真正贯彻孔子“学为己”之教,而至少隐蔽地总自期以能够成为当世之“圣贤”,却不知实已落入变相之“功利泥淖”!至于一些学术不能望其师项背而干脆有意识地自期以“洋圣贤”的后继者们,则更无论矣】?在新时期开始了历史新篇章之际,根据此前20年来对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独立研习体悟,我想到的则是在此历史时机突然到来之际,如何面对整个中华人文思想未来革新方向的根本性问题。答案是明确的:我们必须克服中国文人一向避难就易、急求名利的“旧文士”习气,必须追求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和理论知识之补课与革新。那时当千千万万人文知识分子们急于抓住同一历史际遇以“弥补”其个人失去的青春岁月之际,我想到的只是在此突然降临的新时期中国人文科学理论该如何从基本做起的问题。首先,它绝对不应该只是简单化地去“重复”49年前的半个世纪之成果。【几年后到国外了解了海外华裔人文学者的全面理论思维倒退式发展的现实后,更加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自主新人文科学理论发展大计,绝对不应该盲目跟随当前西方汉学中心论那样的“新国学方向”(难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在多年来转向西方汉学方向后,其理论性思维能力日衰,而今日台湾社会“思想界”已成为工商大腕及其媒体界代表的一家独大的局面了)。那将是一条全面严重误导中国新时期人文学术思想方向的、准崇洋媚外式的发展路线】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体悟会马上和胡塞尔学术联系在一起呢?因为,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第一缺欠就是“理论化思维”程度不高。一者,在我们的几千年文化思想传统上,逻辑性理论思维不是我们的强项。再者,现代化以来,在广义文科领域,我们一向至今偏重于“政经法”等“社会科学”理论,而轻忽“文史哲”的理论化建设。三者,在我此前独立思考的现代西方人文理论各派之中,第一重要的“现代理论”就是胡塞尔理论(而绝对不是海德格尔理论或萨特理论)。马上应该先对此解释一下:人们会误以为在此“第一”是指它应该是我们的学术规划之“基础”或“方向”的意思?是要在相互竟争的当代西方学界各派中独树胡塞尔的“旗帜”?根本不是!读者应该马上想到我为什么同时期也引介符号学和解释学,相信此二事足以消解这样的怀疑了。胡塞尔理论只是我们的“中药式配方”中的一味重要的药剂而已。此外,我将自己最初的“胡塞尔”一文,选作1978年个人平生第一篇论文的更主要动机则意在向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介绍胡塞尔作为学者思想家的人格;而我从1982年出国起即决定将翻译《观念1》(即中译本《通论》)作为80年代个人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时,其目的则是要向国人展示胡塞尔的“内省心理学式的”理论思维特点和深度。 学界读者知道,本人那时克服种种外界困扰而卒能将《通论》稿完成并于1987年幸运地交付商务得以日后顺利出版,主因幸遇出版界的一位正派负责人伍先生。在当时错纵复杂的条件下,他特许我在此书翻译编辑出版程序中“便宜行事”,以利迅速出版(后因“风波”之故延后了三年才出版)。我于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因陋就简,把在中国学界立即有效呈现“胡塞尔思维原生态”当作该计划的主要目的,而宁肯忽略在当时实际上也难以达成的该书翻译和编辑方面的相关技术性指标。同时,80年代期间我的所有翻译工作差不多都是以这种‘急就章’的态度进行的,因为那时不知道此一国内对西方理论思想的开放能够延续多久,只求先将原著思想文本尽先完成发表再说,何况那时我本人也的确还没有任何理论性翻译工作的判断经验可言。此次本书新版复校时才有机会对该初译本的一些错漏之处进行补正。【但我在新版《通论》现在移交人大出版社后,仍要对商务当初接受本书出版和日后安排多次增印表示感激。同时也想到,商务能够对百年前严复的各种今已完全无研习价值的译著都可加以郑重全部再版,对于学术理论价值上远比严复所译书籍重要的多、艰涩的多的商务版《通论》,大概也会持同一出版史上的关心态度吧】没有料到(事实上我从来不对自己所计划的工作效果进行“逆料”,即一向本只问其义、不问其功的态度投入学术实践),《通论》一书在学术界的影响,二十年来,竟然会渐渐扩散开来?该书对于那些将现象学当作自身职业的青年学者的有用性,自然不在话下。但最近几年来才得悉,许多“非专业”师生们中间(特别是学科相距较远的学科如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史哲等“国学”部门的中青年学者们中间),也不断出现胡塞尔学爱好者,特别是对于抽象度甚高的《通论》一书特别产生兴趣。他们与几十年来文化学术界国内外习见的那种对“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跟风的所谓“理论爱好者”们的志趣颇为不同。后者的兴趣如果主要体现在对于现代西方“理论修辞学”时髦的追随方面,胡塞尔学的爱好者们则显然是更加关注于其“理论思维”本身。我之所以对此现象非常好奇,不是出于关心我们大家都仅只是作为“初学者”所实际掌握的胡塞尔学的理论知识的深度有多少的问题,而是缘于认识到,来自“非职场专业”领域的学人对于胡塞尔学的兴趣,反映着一种更加明确的学者治学“向真态度”!我们今日要的就是这种向真态度,而还不是对于胡塞尔学知识掌握的深度问题(这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反之,对于那些只是出于职业性利益思考而从事胡塞尔学研究者来说,我们也不必按其在职场学术实践内的“体制内成绩记录”来估量其学术实践品格之高低。【也就是,我们不必按照体制内的任何文科奖赏制度的结果来判断学者学术程度的高低。和科技领域不同,文科的任何“准选美式的”奖赏鼓励制度,只会不断刺激读书人拉邦结派、沽名钓誉的功利主义心态。】 读者也许注意到,本人一方面在2012年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作为大会学术议程规划的设计人之一,“破国际符号学大会惯例”地,首次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倡言胡塞尔现象学对于符号学运动的重要意义,并不顾衰暮之年而在南京大会后立即着手翻译了爱尔兰莫兰的《胡塞尔学词典》(可惜出版社的条件限制却未能在交稿后迅速安排出版,至今还压在编辑部待处理中);而另一方面,本人又本一贯“就学不就人”的态度同时提醒中国学者也绝对不能将本人此一长期推介胡塞尔学的工作(特别是独力承译了8卷本《胡塞尔著作集》的翻译工作)的表现视为我在主张我们今后应该以胡塞尔现象学作为中国人文科学理论革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换言之,我的“既宣扬又反省批评的”态度,根本上是要提醒人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关注学理价值本身,而不可仿效国内外学界功利主义竟争心态去“吹捧权威”。不仅如是,为此我还特别指出国外一般视为胡塞尔学最大成就的几个方面(如他晚年对西方文明自然科学化方向发展的具体批评方式和其伦理学逻辑基础论等),却并非我本人最看重的方面。【这是我们不能盲目跟着西学中心主义走的另一个重要例子:因为我们的留学生文化可能导致学人将自己西方导师的意见,视为自身国内拓展学术事业的一种“助力”,因为导师的“西方籍”在百年来国内学界崇洋媚外的总风气下,适足以成为学者“拉大旗”之工具,这将必然导致我们对中国现代学术理论发展史表现出“一喜一忧”的心情。) 而如今,在本感言文中,我又进而要因为三卷本《观念》中译本的出齐之际【如果按照《通论》旧版就已经算是出齐了,而如果按照《通论》新版,则据告下个月5月该书就可面世,因此可以说这个4月份恰可看作是下月新三卷本《观念》出齐之“前夕”】而拟对胡塞尔学“大书特书”,岂非难以排除“故弄玄虚”以示招睐的学界猜疑?然而此非本人作风也,读者对此请勿虑。现在让我简述一下为什么要在8卷本胡著中特别突出此三卷。在我看来,完成《观念1》的1913年及其前10年的蕴酿期属于胡塞尔一生学术思想力之“巅峰”。这10年多来他把所有《逻辑研究》追随者们都远远抛在身后(后来证明,他也把此后近一百年的许多西方哲学理论家们远远抛在身后,直至今日)。(读者可参见前述我为《通论》新版所编写的评论文)而一年后大战突起。【我在以前回忆文中曾提及,我曾于去岁地中海游开始前,从女儿送我们到巴塞罗那时随身带来的德文《镜报周刊》上撕下了一页老柏林街头旧影,将其带回到旧金山家里后就贴到了墙上。那是一幅柏林街头市民刚从报贩手中得悉一次大战开战时即时情景的珍贵摄影。这固然因为我对世纪之交的老柏林街头风景爱有独锺;而相关的各种历史性意义尤其引动思绪。对于一次大战如何第一次打击了中欧人文思想元气、二次大战又如何一举摧毁了中欧人文理论创新性实践之动力,在德9年的居留,使我对此具有着深切的体认】胡塞尔像相当多那时的欧洲人一样经受了战时巨大的丧亲之痛。自此之后,按照我个人的判断,胡塞尔虽然强忍一次大战带来的创伤以及不久后接踵而至的纳粹打击而直至生命结束仍能继续推进其英勇的理论探索,以至于最终完成了如此众多重要而深刻的哲学工作,包括他自视为个人最高成就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但我认为他的毕生“思想最高峰”仍然是大战前那十几年,他曾抱怨过在大学里如何因不合时宜而一直留在“私讲师”位置上,那就是从《逻辑研究》过渡到《观念1》的、最富创造力的哥廷根那些年(1995年夏妻子曾随我重温了“哈尔茨山之梦”后一同到达了古城哥廷根,我于是在校园徜徉时也曾追慕于一次大战前的“哥廷根气氛”,并想象着胡塞尔那时的生活环境)。然而却正因那个阶段正是“德奥捷德语学术圈”历史上得天独厚的二三十年(想想看,那时人类文明史上幸运地有了尼采、弗洛依德、奥地利心理哲学和分析哲学诸大师,以及其中最伟大的胡塞尔现象学),胡塞尔在世纪末突破性地创造了《逻辑研究》之后,又在世纪初为我们创造了划时代的《大观念》!(容我妄断,如果是挨到大战后才去完成《通论》的撰写的话,我怕胡塞尔将难以再有如此“纯净的”心理素质来一气呵成此康德后之划时代的一以贯之的二十世纪哲学“第一书”了) 读者注意,今日三卷本《观念》是几乎同时期一气呵成之作。在《观念1》几周间一涌而出后,余勇未息的胡塞尔,接著一鼓作气地几乎完成了另一巨著《观念2》!读者会说,观念2、3均属未完成作品,所以胡塞尔生前毕竟没有将其出版。读者也许会说《观念2》的后来流行是因为另一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梅罗庞蒂于卢汶图书馆私下对其“借义”有成,战后此书之价值才得以渐渐为学界认定。而我本人对法国人如何看重观念2一事其实并不看重,正如我并不特别看重法国哲学本身一样。《观念2》所反映着的胡塞尔的“理论思维诚学”之力度,才是我们这个千百年来盛言“诚学”和“慎独”的中华文明读书人所特别应当“见贤思齐”和认真借以自反的。我们要看一下,“人家”是怎样在学术思想上“致良知”的(我们这边喜欢“说”,人家却在实际“做”!正向今日阳明学家们同样以为搞阳明学就是大家在一起“说阳明学”一样!)。在我看来,观念2是观念1之后的一个逻辑学理论上的自我“求全责备”之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相对而言独一无二最为成功的“自我学”的胡塞尔,却毕生“义有未安”地不断“自我敲打”着自己的“理论良知”:这表现在他甚至于要借助于学界流行的俗名“移情作用”概念来为其营建的“自我学城堡”之逻辑性空隙“进行补阙”或“加固补强”。这个日后为西方学者们广泛承认的“他者自我论”理论究竟是否成功,见仁见智,此处不必多论。我们却不得不对其在观念2以及本来作为观念2组成部分的观念3的同样认真完成的巨著之规模和深度再度表示感佩。坦白地说,大战前夕三卷观念文本的完成使得同时期德国的新康德主义、精神科学解释学、新实在论哲学等,今日都相形见绌了(那些当时的显学,今日已乏理论价值,而胡塞尔的自我学仍然在有力地考验着当前西方正反两方面的“主体论”学派)。当然不是在著述的规模上,更不是指影响力上,而是指某种“内在的理论思维力度”上!那时大家都在时代内外思潮的“鼓荡下”争为“理论弄潮ㄦ”,胡塞尔却以最朴实无华的择善固执心态朝向于人类精神的最基本性方面。胡塞尔的“历史性成就”表现在对于人类精神生存中的基本问题进行的此一最坚毅回应中,于是他在人类人文理论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战略性的阶段性总结。“德必孤,敌必至”!人们后来才得知,弟子海德格尔曾向密友透露当时其目的之一正是要以其非理性主义重创胡塞尔的理性主义,其牵连的情绪性之浓厚甚至于就是要“折断乃师学理之脖项”。(参见本人相关论海德格尔文章)不久之后《存在与时间》果然几十年来达到了战前与战后、专制与民主的各个历史环境内“左右中通吃”的思想战绩,从而标志了现代西方人文理论史上的致命性弱点:面对虚无主义的凌厉攻势时,唯逻辑主义的抵御力总是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人们会反诘道,难道不正是因为胡塞尔学的同一唯逻辑主义在纳粹到来前的魏玛时代已经“败给了”虚无主义的存在论哲学吗?但是我们在此岂能以成败论英雄?在当前西方商业化大潮下形成的广义流行文化和学术思潮环境内,自然不时会出现西方哲学各派“此消必长”(海消胡长)的流行度演变,我们中国学者当然不必同样跟风前进。我们今日提倡胡塞尔学绝对不是由于胡塞尔学当前在西方学术市场价值看长之故。【这就是我在对百年来中国文科留学文化正反效果评估时不得不犹豫在三的原因:他们按照根深蒂固的“职场逻辑”往往不得不对西学潮流跟风,包括对西方汉学跟风】所以我们才需要提出了这样的貌似自我矛盾的中国西学理论研究的态度口号:既要引介研习之,又要独立批评之! 在我于2013夏西北师大“李蒸经典诠释中心成立研讨会”上所做的讲演中,我在一年前南京国际大会上关于人文科学理论和符号学发展前景建言的框架内(参见《江海学刊》2013,第一期)曾提出了今日中国人文理论现代化发展的一种“三连贯策略”:努力严格把握现代西方理论原典(原典读解基础);按照跨学科认识论-方法论对于各种西方哲学中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性解读(跨学科理论思维方向);按照中华文明中最伟大的仁学伦理学精神传统,将人本经验主义伦理学原则纳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革新实践中去(新仁学伦理学指导思想)。(参见《西北师大学报》,2014,第二期;以及互联网文原稿)胡塞尔学的最深刻哲学动机,与各派技术性逻辑学家根本不同之处,乃是他不时流露出来的“伦理学关切”。但本“素其位而行之”的学术致良知,他满足于“言所当言而已”,其他可留诸他日他人处理,所以他只自认为是一名“开始者”。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君子学人遂可仅以其“尽其在我”为已足。【正像我们的顾颉刚先生一样,只就古史书辨伪学来深耕细作,而不像郭某、钱某等众多史学家、理论家那样,受到时代各种功利主义激发,而轻易进行社会性、文化性方面的随意引申。顾先生是具有致良知式的“基础意识”的史学理论家】这就是:为日后的伦理学奠定逻辑性基础。【我自去秋地中海游时亲见雅典、以弗所古迹之后,今年初又开始重新系统地回顾了福科的伦理学虚无主义思想,顺便也在此感言文内提及一桩“怪事”。一些读者也许记得我在不久前的文章中提到过重读德鲁兹《尼采和哲学》时曾经“睹物思人”之事。即德鲁兹此书原系198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一位福科“粉丝”及罗蒂研究生那里获得的赠书。不意发布该网文仅几天后我突然收到该“昔日研究生”来信问候,而我们之间已经足足32年未联系了,竞有如此咄咄怪事!特别是,这类现象更极难发生于实用主义的美国社会里。在马上恢复联系后才知道多年来他竞近在咫尺,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已达退休年龄!于是相约待雨季过去后即可安排会面叙旧。于是就在几天前约定了后天见面!先不谈怎么会发生这样离奇之事。在交换电邮时我对其谈到了我于1982年多伦多符号学夏令营期间福科讲演完毕后,曾交给那时和福科经常在一起的这位研究生一张便条,请他转交福科,表示希望与其会面,当面请教一些问题,同时告知我已在中国大陆首次将福科思想之大意撰写成文,即将出版云云(还担心西方学者根本不理解在那时的中国首次发表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文字的“特殊意义”何在?)。不想这次与福科在办公室一晤的两年后,斯人竟已于盛年而离世!最近这位恢复联系的、今日已成为退休教授者,向我转述了某权威学者的说法:福科堪称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过去几周来在阅读最近网购的几册英文版《福科法兰西学院讲演 录》后,倒是再次深化了我对当代法国思想理论的认知。暂时的结论则是:我们绝不可对其简单跟风!】 对于我来说,并不具备数学和逻辑学才能,却一直关注着“逻辑学家”胡塞尔学学术,这正是缘于其学“与伦理学基础”问题关系密切。而我一方面从正面关注胡塞尔学的“伦理学基础论”,却又另一方面从反面关注现代西方“反伦理学基础论”,这当然不是因为我要追逐其中任何现成的流行伦理学理论的思考方向。毋宁说,我是要对西方主流理论的任何相关于伦理学基础性的重要理论探讨本身进行客观的研究。我佩服胡塞尔的“理论致良知”态度是一回事(比如,我就不会去“佩服”萨特和海德格尔的“理论实践态度”),而我自己的伦理学思维的组织策略则是另一回事。我并在去夏西北师大的讲演中将自己的理论研究策略性理念加以总结,希望对于开始走上中华人文理论革新发展之途的中国学者在全面反省和构思中国人文科学和新伦理学应有的正确方向、方法方面有所助益。此一立场是与任何对于古人和西人的“知名学术”只因其历史上的名势而采取亦步亦趋的惯习根本不同的。 我们现在提出“新仁学”口号的“新”字,无非是标志着这样的治学态度:认为传统仁学一方面要忠实回归“原典”(在剥离儒教对其加予的各种封建主义特殊意识形态“用法”之后),另一方面必须与时俱进,本仁学至公精神,勇于面对时代性精神、学术、理论的各种挑战。即本仁学“自认以天下之重”的积极人生态度和脚踏实地本“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的实践学合理界定,以期首先达至这样的人文学术界革新实践中有关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共识(参见拙著《仁学和符号学》):将中华仁学伦理学思想和西方科学、逻辑、理论性思想,有机地加以“创造性的汇通”。对于中国学术而言,这就是和海外新儒家绝对相反而行的一种貌似而实异的“以中导西”的实践学大方向。其内涵当然须是:首先全面深入地掌握西方文明传统内现代人文理论的方方面面(这证明我们的立场和西方汉学哲学家的立场完全不同)。本人从事的胡塞尔学绍介工作仅只是此一全局性规划中的一小部分,却又是诸“小部分”中最重要的组成者之一。而三卷本《观念》又是胡塞尔学的核心所在;或者说,从现代理论实践的战略性高度来看,《观念1》才是并仍然是胡塞尔学的核心之核心,因为它一举奠定了作为伦理学基础之一“主体伦理学”的自我学之基础。在此书中,通过“诺耶思-诺耶玛”的双层式思维(这是海德格尔加以反对的、却也正是他读不懂的)将“意向性”概念彻底更新;并通过此一“功能观”将人们对传统西方自我学的观念推向另一科学性高度。【福科晚年以反主体论作为他反对西方理性主义实践中的最后“一击”。他是于1982年春在法兰西学院完成了其“主体解释学”的专门讲座后来到了多伦多夏季营进行讲演的。我也是在那年夏天听其讲演中第一次知道了中世纪“塞尼加”和古典自我学的关联的。福科对于胡塞尔自我学持最坚定的批评态度,但我有理由推测他的持论根据中并不包含他对《通论》的批评性解读。我以为他对胡塞尔学的批评主要受到法国现象学家们认知范围的影响,以至于把萨特和胡塞尔等都归入同一个思想方向了。】而我们完全可也把《观念2》和《观念3》看作胡塞尔学在《逻辑研究》后开始的同一波个人“沉思活跃期”之一部分(还可加上大约同时完成的对于《第五、第六研究》的改写)。顺便指出,我在此表述的观点是与当前西方胡塞尔学专家们颇为不同的。为什么?不仅因为“我有仁学”和中国史学,而且因为我和西方的体制内“专家型”不同,而是同时纳入了西方符号学和解释学的跨学科理论方向。这样的古今中外综合性思考的结果(读者注意:不必给我扣上“折衷主义”帽子。如果忘记了,请注意我是如何强调对于西方理论原典细读必要性的。)遂使我这个中西学术体制外的独立学者关于人文科学理论和伦理学的思考方式,不同于当前西方学界的“大腕”们了。而正当国内学术理论界滋蔓着由于趋炎附势产生的崇洋媚外风气甚嚣尘上之时,无论就西学研究还是国学研究而言,自然会是阻力重重。然而这岂非正是我们的历史宿命所在,何足挂虑?就让我在感言末尾再次重申这样的最基本的治本之言吧:请我们两岸四地的人文理论家们都来关注一下三卷《观念》系列中的特殊理论思维方式及其实践风格,以及其与中国传统直觉式伦理思想之间的“辨证性关联”!现在,我称胡塞尔学是逻辑式“伦理理论性心学”,我称阳明学是行动式“伦理直觉性心学”(参见《贵阳师大学报》,2013一月期拙文“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二者之间,东西两极如此之遥远,而在地球村时代又同属于同一人类文化共同体。我们期待着不同形态的这两种现世经验实证主义(理论逻辑学的“心证”和直觉心理学的“心证”),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革新整合的大趋势中,最终能够以某种方式达成有意义的相互沟通,共同为人类及中国的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做出贡献! 2014年4月22日晚于加州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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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心理学译序及目录-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现象学心理学 (及阿姆斯特丹讲稿) (德)胡塞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现象学心理学 (1925年夏季研究班讲稿) 中译者序 按照胡塞尔任教地点的迁异,并按照其大致相应的思想发展方向的特點,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一般划分为三大阶段:哈勒时期(早期) 现象学心理学               (及阿姆斯特丹讲稿)                 (德)胡塞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现象学心理学                    (1925年夏季研究班讲稿)                 中译者序 按照胡塞尔任教地点的迁异,并按照其大致相应的思想发展方向的特點,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一般划分为三大阶段:哈勒时期(早期),哥廷根时期(中期),弗莱堡时期(晚期)。在其一生的这三个时期内,主要工作领域不出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的范围。其所创发的“现象学”内容实出现在这三个“学科”领域内,而在三学科内的学术思考又多采取“反主流”立场。在哲学内,主要是反德国古典哲学的形上学传统;在逻辑学内,主要是反心理主义,而且作为逻辑学家却并不关心当时迅速发展的数理逻辑等运算技术性方面;在心理学内,主要反当时的实验心理学主流。在此三个常规学术领域内,胡塞尔一概集中于所谓的“内向心理学认识论式”的思考,其结果导致各领域内的一种主体域回归主义。现象学曾被胡塞尔称作是“新笛卡尔主义”,即强调近代哲学以来的此一主体中心论立场。主体中心论,不言而喻,自然覆盖心理学全域。从其最初的算数逻辑学研究开始,之所以被称作是心理主义,即因采取某种关于数的心理溯源论立场,虽然后来证明该研究方向并不适用于数学和逻辑学本身,却为其后来哲学全面通向主体还原论开启了思路。所谓后来的克服心理主义,不过是进一步地深入处理了逻辑学和心理学二者之间的错纵复杂关系,此后不是回归当时流行的实在论,反而是进一步地精细化了其“心理主义倾向”。这就是1913年《通论》中公然宣布的“唯心主义”!从最初的逻辑学心理主义到《逻辑研究》中被认为是实在论的立场,再到《通论》中的唯心主义,其实都是胡塞尔自身思想探索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某种思维方向和方面的不同流露而已。实际上他根本不在乎流行的偏见和共识,只是在面对复杂心理对象时以及在自身思考中追求自身思维逻辑的一致性而已。对此,我们是否即可用胡塞尔自己偶尔但不常正面使用的词“实证主义”来表示呢?因为几乎每个哲学名词都有多义,我们可以通过哲学家使用通常名词的频率和语境来瞥见其思维方向的重心究竟何在。对此我们或许还可加上一个定语,即不妨称之为“心理实证主义”。追求思维行为的最直接“对象”(所谓“事物本身”,即最真切的对象本身之意)才是他的思维方向的原则所在。 胡塞尔毕生哲学研究与心理学问题密切交融,如其说他从逻辑学进入哲学,不如说他是从心理学进入哲学更为贴切。实际上,他使逻辑学和心理学“相互进入”,并试图将二者统一于现象学哲学上。人所共知,是布伦塔诺引领他从数学兴趣转向“心理学哲学”的。这个哲学正是布伦塔诺的心理哲学,其直接的触发力来自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在《逻辑研究》阶段,胡塞尔干脆称现象学就是一种“描述心理学”。整整百年后的今日在重新研究胡塞尔思想形成的前前后后时,当然要密切结合十九世纪后期哲学和其他新兴学科间的错纵复杂互动关系进行,特别是当初被各方极为看重的各派心理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引领下从描述心理学入手思考哲学问题,也应该看作是时代反哲学传统的“科学实证论”大方向之产物。胡塞尔在哲学和心理学之间长期存在的“认识论纠结”即出现于此一时代思想转折期。所谓“认识论纠结”即指,为了维系此重要运作域的纯粹性,他须既反对传统哲学心理学又反对自然科学心理学。其认识论“偏好”只是出于追求“实在”和“实证”的科学必要性而已,而这个实在和实证前面都应该加上“内”字,以区分于自然科学使用的同样名词。 过去几十年来西方研究胡塞尔学日益深入,研究者公认,胡塞尔哲学与内省心理学难解难分(胡塞尔不断强调要区分他的现象学心理学和内经验主义心理学,而他的两套相关论述中又大片地将二者之内容细节缠结在一起),此一难解难分论述方式本身呈现出的认识论重要性,在今日西方学界越来越能够区分现象学方向和存在主义方向后,渐渐趋于明显。不难看出,胡塞尔学的内省心理学方向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方向背道而驰。由于对他人的学术思想无暇多顾,只是在与海德格尔合作撰写《大英百科全书》中“现象学”条目时,胡塞尔才突然注意到自己的思想与其选定的弗莱堡教职继承人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根本差异性,他于是最后坚决将海氏塞入文稿的存在论词语删除。内省心理学方向是通向主体域的,而存在论的主旨正在于排除主体域。我们于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研究现象学史时要关注心理学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了。此一条目文章正可以看作是在其稍前“现象学心理学”讲座完成后对现象学所做的最新总结。我们由此可以体认现象学和心理学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了。 《胡塞尔著作集》中的本卷包括胡塞尔1925年的讲座全文“现象学心理学”和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讲演全文,后者的主旨与前者的主旨大体一致。实际上,阿姆斯特丹讲演几乎是最后由胡塞尔独立定稿的大英百科全书条目的重述。这就是说,在胡塞尔晚年为现象学正名时,其最终关切是落实在主体论问题上的。在其弗莱堡的晚期哲学发展中,一些主要课题包括:时间论再考,“第一哲学”的提出,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总论,逻辑学的认识论问题总结,主体间性认识论的总结,现象学、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问题等。其中大部分课题均涉及到心理学问题,而此一所谓心理学问题,可以准确地说,就是主体还原论(主体纯化论)问题。对于数学家出身的胡塞尔来说,一切科学性问题最终均离不开主体学。人类认知离不开主体,但知识显然有其超出个别认知主体偶然性的普遍性,于是其毕生的认识论努力即在于协调两套平行的(主观与客观)的认知逻辑。他不是根据近代哲学规定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分法(他极其重视笛卡尔、洛克、贝克莱、休谟等前康德哲学的心理学思考方向,但不重视他们的“哲学框架”)做此立场选择的,而是根据回归“事物本身”(就其为对主体之直接“显现物”而言)原则的一种“内实证论”来不断探索其“最终的实在”的。(中译者认为在此持之以恒的探索中,最不令人满意却最为西方学者普遍认可者即为“主体间性”此类认识论上的逃避主义。我将其视作胡塞尔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西方认识论“共业”的表现:一相情愿地“越过”了群体逻辑和个体逻辑间不可逾越的认识论鸿沟。胡塞尔毕生极力加以克服的唯我论,正是其现象学心理学分析得以深入细致展开的必要框架,而其借助主体间性理论在哲学认识论上完成的超越,在胡塞尔学的成就上,并非如专家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在我看来,为了在认识论总体上能够“自园其说”,胡塞尔在此表现出了毕生也许是唯一的思维意志“脆弱性”。自然,请读者注意,这只是我个人多年来研究胡塞尔思想时的感觉和判断,而绝大多数西方专家都是认同基于十九世纪末所谓“移情作用”论的“主体间理论”的。我在此指出这个并非属于本书重点的问题(本书的主题是“心理学”而非哲学),因为它直接相关于新伦理学的大方向问题。 胡塞尔在毕生进行着而于晚期加强的心理学思考正是其主体论的逻辑性基石。胡塞尔在此领域内表现出了一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进行自我深细反思的“特异功能”。在此过程中他为人类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心理世界“地形图”。“现象学心理学”讲稿可以说是其一切相关著作中最集中展现两学关系者,所提供的有关知觉心理学和主体学认识论的分析细节也特别丰富。紧在此讲后,胡塞尔趁大英百科全书约稿时机对现象学进行的概括,竞与该心理学讲座主旨一致。正像胡塞尔的每次讲座和著述一样,其相关思想活动都是对持之一贯的主题进行的一次次新的不断反省、改善和总结。不无戏剧性因素的是,为了郑重其事,他所邀请的合作者正是刚发表了日后影响了全世界的《存在与时间》巨著之作者,而该著的目的正是要瓦解胡塞尔毕生营建的主体学(我们可从大量西方专家对此的相关论述中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二人根本对立的认识论间持一种不分是非的折衷主义的,因为他们作为“业界人士”要共同维护西方“两大师”的共同荣誉地位)。正是在此次合作过程中,胡塞尔终于“瞥见”了海德格尔的真实居心(与胡塞尔的事事袒露性格不同,海德格尔的性格是深藏不露的)。此次的“惊悟”只是其后几年间胡塞尔日益加深的(对海德格尔)“心病”的始点(只是其后纳粹的上台使大环境发生的突变才使得此一哲学性对峙一时失去了其焦点位置)。而这又哪里只是“师生”(实非师生)两人间哲学影响力消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本大方向模糊化的特大问题。在《危机》前后,胡塞尔继续思考心理学和现象学关系的问题,并在该书中继续从近代哲学心理学发展史上追溯此问题的脉络,不过此后对此问题并无新的理论提出。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妨把胡塞尔在此问题上的最终思考成就看作是基本上已完全反映在本卷收入的两部讲演稿中了。(因为,按照我前面提出的观点,其后《笛卡尔沉思》中关于主体间论的著名论题,不必看作是“现象学心理学”领域内部的成就。主体间论是在认识论上应该是超出主体论的)...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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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观念3》句摘-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胡塞尔语录 —中译本《观念3》要句摘选 李幼蒸选编 编译者注:以下诸胡塞尔语段,为中译者在译毕《观念3》后从正文中摘录所得,以有助于读者把握中期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各语段的确义,自然须参照全书和相关胡塞尔他著解之。今日世界胡塞尔学研究,尚处于精 胡塞尔语录                   —中译本《观念3》要句摘选                      李幼蒸选编 编译者注:以下诸胡塞尔语段,为中译者在译毕《观念3》后从正文中摘录所得,以有助于读者把握中期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各语段的确义,自然须参照全书和相关胡塞尔他著解之。今日世界胡塞尔学研究,尚处于精细把握胡塞尔思想脉络本身阶段,此种工作主要有赖于西方专家完成。至于对于胡塞尔学术思想的评价,由于百年来学术变迁迅速、乏于系统批评和整合,故不必求之过速。学者更不必为囿于学术职业化规范而急于求成的专家们之判断所蔽。读解原义为一事,评价原义为一事,运用原义为另一事,三者的意义、功能和完成条件均截然不同。能于一者未必长于另一。此所谓“专家”者亦仅一偏之专也!读者于此深悟之。 李幼蒸注于《观念3》校样改后,2013年8月7日 以下句段系列由中译者选摘。各引用句段开头括弧内的词语为中译者所加的相关主题简示。所引语句均选录自本书正文,以方便读者对所选重要思想片段的进一步思考。句段末尾如有括号数字,表示引录页码。 ~(科学实践中主体的不同态度) 然而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如是体验对物质物的整体统握,连同一切本质上属于它的构成性统握成分,其中包括对躯体物-心灵物的统握, 以使得 理论的经验目光固定地、确定地朝向物质性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朝向躯 体和心灵,并因此进行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人们就必须注意此基于复合统握本质的主题目光之具有不同“态度”的可能性,此目光,作为理论的目光,规定着理论的主题。(3) ~(经验实在体现在因果关系中) 一切关于实在物的科学都是具因果层次上的说明性的,如果它们(实际上以及在客观有效性的意义上)要决定什么是实在物的话。…实在只存在于因果关系中。实在是一种本质上的相对者,它要求着其对应成员〔Gegenglied〕〔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此成员和对应成员的联结中才存在着关于实在特性的每一“实体”。科学的研究要求,如我们最初所见的,永远不断地重新深入实在因果关联域。(4) ~(身体学的作用) 因为此特殊的身体学现象不是一种分离的实在,而是一种建基于物质实在上的较高存在层次,于是身体学存在的理论经验和知识也要求着物质性经验和相应的物质性知识…这是每个经验研究者只能在自己躯体上形成的,而且其后才是身体性的“解释性把握”〔Eindeutung〕,这是它在对所知觉的他人躯体本身的解释性统握中所完成的。 ~(心理学的性质) 心理学一般必须与什么有关,属于它的是什么,而且在什么意义上属于它,再者,此一“什么”〔Was〕之意义为其规定了什么样的方法原则。 ~(本质先于事实) 方法论技术不是哲学家的兴趣和任务所在,而是独断论研究者、独断论科学家的兴趣和任务所在;我们知道情况正相反,有关范畴类型的每一科学的基本本质、观念;而且作为每一科学之“意义”的科学方法之观念,都先于科学本身而存在,并都能够并必须根据其对象观念的特殊意义之本质(此本质规定着其教条)加以探讨。(13)...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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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导论》中译本作者序+译者后记-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现象学导论》中文版作者序 本人对于为拙著《现象学导论》(此书最初出版于2000年)的新中文译本写一篇序言颇感荣幸,特别高兴的是本书新中文版是由著名学者李幼蒸教授所译。对于西方的哲学运动(如现象学、解释学和符号学等)今日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                               《现象学导论》中文版作者序 本人对于为拙著《现象学导论》(此书最初出版于2000年)的新中文译本写一篇序言颇感荣幸,特别高兴的是本书新中文版是由著名学者李幼蒸教授所译。对于西方的哲学运动(如现象学、解释学和符号学等)今日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对此我甚感欣慰。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运动之一,其学术生命已超过一个世纪。现象学创始于奥地利和德国,由布伦塔诺和其弟子胡塞尔开其端绪,但很快传布于欧洲各地,特别是法国以及其后的西班牙和意大利。1930年代期间,主要由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引生的官方对犹太人的迫害(胡塞尔早先的助手史泰茵甚至于于1942年被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学院哲学家们被迫移民,大多数到了英国和美国,于是一个新现象学运动于1940年代开始于美国,其参加者包括法伯、舒茨、古尔维奇、冯·赫尔德布兰德〔Dietrich von Hildebrand〕、克莱因、肯恩斯和施皮格伯格,以及其他人。 自那时以来,现象学继续扩展到南美地区,甚至于传布到了亚洲。1920年代后期一些日本学生最初来到弗莱堡,随同胡塞尔及其门生〔protégé〕海德格尔学习。令人欣慰的是,二次大战后德国和法国再次为年轻的亚洲学人(分别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提供了随同主要的德国现象学家们完成博士论文的机会,如瓦登费尔斯、耿宁、颇格勒、赫尔德以及冯·赫尔曼,其结果是数代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在欧洲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包括现象学领域。现象学现在真地成为了一种全球性学术运动,而且当其跨入第二个世纪时,中国的学者们正在对于现象学的扩展和改善做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是一位卓越哲学家,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学人,包括德国第一批完成了哲学博士论文的女学生们,如康拉德·马修斯、史泰茵和瓦尔特〔Gerda Walther〕等。这些女学者们不得不格外努力奋斗来克服巨大的困难和偏见,以便在二十世纪早期德国极为保守的教育制度下能够被尊重为学者。这样,特别是由于史泰茵发起的活动,妇女们获得了参加就职资格研习的权利,卒使她们得以从事大学教授的工作。现象学一直是一种激进的思想运动,因为现象学的首要前提是企图排除偏见和如实把握事物。例如,克服自身的偏见就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工作。胡塞尔说,从此观点看,现象学必须从我们自身的经验、从“自我经验”(Selbsterfahrung)开始。但是,现象学也必须敏锐关注其他的、不同的、疏异的对象,并且能够关注由异他者和新异者所揭示之思想。从某一方面看,最好把现象学看作是一种探索意义的方式;我们人类在世界中所遭遇到的和投射于世界及其一切实体的各种意义,这些实体包括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动物、植物、有机体和整个自然界等。...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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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词典》中译本作者序,译者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胡塞尔词典》中文版作者序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胡塞尔词典》中文版写一篇新的序言,我也极感荣幸地获得这样一位杰出的翻译者李幼蒸教授来承担本词典的翻译工作。李幼蒸教授本人即专深于胡塞尔现象学传统,我想特别指出,他是自早年发现了《逻辑研究》一书后                     《胡塞尔词典》中文版作者序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胡塞尔词典》中文版写一篇新的序言,我也极感荣幸地获得这样一位杰出的翻译者李幼蒸教授来承担本词典的翻译工作。李幼蒸教授本人即专深于胡塞尔现象学传统,我想特别指出,他是自早年发现了《逻辑研究》一书后开始其独立的现象学研究的。 艾德蒙·胡塞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毕生经历了动乱的年代。他于十九世纪中叶(1859)出生于时属奥匈帝国的莫拉维亚。他在德国和奥地利学习,后来在布伦塔诺(1838-1917)的卓越人格中寻觅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布伦塔诺现在被看作是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胡塞尔生前目睹了自己出生地莫拉维亚最终于1918年成为独立的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托玛斯·马萨里克(1850-1937),曾经是一位哲学研究者;作为胡塞尔最长久的友人之一,他也是最早推荐胡塞尔跟随布伦塔诺学习之人。胡塞尔有生之年并未亲眼看到这个捷克新国家又于1938年10月被纳粹德国吞并,但他却亲身经历了自己所归化的国家德国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在此国家内他作为犹太裔不再具有官方承认的地位。即使胡塞尔是一位知名教授,两个儿子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于德国军中服役,甚至于其中一子于1916年Verdun战斗中牺牲,胡塞尔仍然被纳粹当局视为一名“非亚利安人”,并被禁止教学和被迫在衣服上佩戴黄色星徽。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敦促他离开德国,却已因年迈体衰而不克前往美国(其子Gerhart在1933年失去法学教授的位置后即逃往美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在短时间卧病后,他于1938年4月去逝,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 胡塞尔用德文写作,事实上,有生之年内在其大量研究写作手稿中只发表了非常少数的作品。这些遗留的手稿是用几乎已经过时的速写体亲手写就的。由于他的学生们(特别是路德维希·兰德格里伯〔1902-1991〕和欧根·芬克〔1905-1975〕以及于其故世后不久来访的比利时天主教神父赫尔曼·里奥·梵·布雷达〔1911-1974〕)的英勇崇高努力,这些手稿在胡塞尔死后被偷运出了德国,并在卢汶天主教大学找到一处安全的蔽护所。料想不到的是,年轻的梵布雷达,作为该大学刚获得硕士学位的一名研究生,竟然能够说服校长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用以保存胡塞尔的学术成果并延续人们对其思想的研究。芬克和兰德格里伯曾来到这处档案馆工作,但之后德国于1939年侵略比利时,两人均被捕,并被遣送回德国至军中服役。梵布雷达却能够再次将胡塞尔手稿偷运至一处安全地点隐藏起来。他也成功地协助胡塞尔的遗孀玛尔文女士逃离德国,因为作为犹太后裔她也同样处于危险之中,并安排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藏身于一处天主教修道院。于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史,实际上是一段在艰难政治岁月中有关忠诚和勇敢品格的激动人心的故事。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根本性科学,一种有关哲学新开端的科学,一种探讨为一切其他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一种这样的科学,它试图探讨在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被揭示之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崭新的科学,胡塞尔必须努力于创造自己的词汇。他的著作的专业技术性非常高,因此他发明了新名词或者赋予旧名词以新的意义(虽然他这样做的彻底性程度不如其弟子海德格尔高)。因此胡塞尔的著作需要一种导引。我写的这部“胡塞尔词典”就是作为胡塞尔名词导引之用的。撰写一部词典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尽头的任务(每一个词都通向另一个词),每一任务都通向另一任务,如此等等。再者,此类任务也是循环性的,我们需要一个词来说明另一个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行进于循环之中。但是我希望,此一过程实际上是具有启示性的,而且我们对胡塞尔知道的越多,就越企图理解其独特的词汇系统。 这部《胡塞尔词典》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读者对象是全世界说英语之人。这样,我就面对着一种附加的复杂性,不仅是企图说明胡塞尔的术语,而且必须将它们译为另一种语言。李幼蒸教授现在面对的是一种类似的困难挑战:他不得不将胡塞尔的术语和我的相关说明译为中文。幸而他会德语、法语和英语以及他的中文母语,而且我极其信任他将胡塞尔名词的精细语义传达给另一文化圈内说中文的新读者们的能力。胡塞尔相信,现象学是一种参与跨文化对话的方式,而我衷心希望这部《胡塞尔词典》能够激发中国读者对于欧洲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遗产进行研究讨论。让我再一次对李幼蒸教授为完成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所付出的大量辛劳表示感谢。 德尔默·莫兰,2013年3月于都柏林                                   《胡塞尔词典》                                      中译者序言 本词典(主要)作者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哲学院著名胡塞尔专家德尔默·莫兰教授。兼攻哲学史、欧陆哲学、分析哲学、认知科学的莫兰教授,现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皇家科学院“2012年人文科学金质奖章”获得者,以及2013年雅典第23届国际哲学大会学术规划委员会主席。莫兰的哲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十分广泛,在西方哲学界的学术声誉甚隆,但其最为学界称道的学术贡献首先即为其现象学研究,其中又以胡塞尔学研究最为精到。我们从他这部刚发表的简明扼要的“胡塞尔术语和相关条目词典”中即可了解,胡塞尔研究实际上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 作者曾在作为当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大国的美国接受哲学教育(耶鲁大学),而此前先已在欧洲本国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史学术基础,因此他属于新一代兼长于大西洋两岸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和现象学家,其研究和写作特点,就与战后老一辈现象学家们有所不同,除更加注重阐释和表述的清晰性与简明性外,作为优秀的教授,他还特别关注于哲学学术的教育和传播问题。如何把复杂、晦涩的胡塞尔现象学语言中的重要词语,尽量向大学以上的学生、学者、爱好者们加以阐明,遂成为长年教授现象学课程和组织现象学研究项目的莫兰教授的主要关切所在。特别是在其发表于2000年的成功之作《现象学导论》(曾有台湾译本,现已由本书译者重新译出,亦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现象学奠基者胡塞尔》(2005)之后,作者更加感觉到有必要向不一定熟悉德文和现象学知识的广大英语地区读者们提供一本系统解释胡塞尔的大量复杂专门术语的手册。十分明显,这样一本有关胡塞尔学的简明术语词典,对于中国学界读者来说也正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译者在两年前得悉本词典的书讯后遂已有意待其出版后尽快将其译出,以期进一步为中国的现象学研究者们和读者们提供一种方便。 译者虽然与大西洋两岸老一辈现象学家们有所联系,但是与1980年代以来的新一代现象学家们接触并不多。几年前在偶然读到莫兰教授为《逻辑研究》新英文版所写的专门导论后,对于其相关论述的清晰性印象殊深。由此机缘才进一步注意到他的专著《现象学导论》,并知悉该著已有台湾译本问世。坦白地说,译者从此才对英美新一代现象学学者的工作开始认真关注,发现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已不同于译者80年代初在美国遇到的一些也是企图将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加以综合比较的哲学家们,而是表现出了更加重视德文原典准确解读的治学态度。在阅读过一些他们这一代人的胡塞尔研究著作后,我进一步确定莫兰教授堪称是其中更为优秀者之一,对于他首先关注全面深入掌握胡塞尔原典的态度尤为赞同,进而认识到,我们中国学者在深入领悟现象学导论和胡塞尔原典的研习过程中,岂非正是也非常需要向这些德国以外国家新一代的哲学专家们学习?一方面他们在掌握哲学原典和西方古典语言方面的条件和能力,为我们东方学者所远远不及,另一方面,作为英美地区的哲学家们也有一个需要向“德国异文化哲学”进行独立探索的必要性,二者遂可成为我们在研习德国现代哲学、特别是胡塞尔学时的一种更具有可借鉴性的“阶梯”? 译者在去年收到甫出版的本词典并通读后,发觉其内容可说是颇为合乎期待,非常有助于中国学界读者们(教师,学生,爱好者)进一步提升读解胡塞尔原典的准确性。对于大多数中国的胡塞尔读者们来说,其实重要的是如何直接读懂原典文本,而非卷入胡塞尔学的复杂西方哲学史背景资料中去,并最好能够避开胡塞尔本人著述中属于个人探索式哲学思维的繁杂表达法。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摆脱战后法国哲学式的“借题发挥”风格,那些所谓“现象学著作”对于我们理解胡塞尔原典来说助益不大,因为实际上他们当初是否已经“读通”了胡塞尔著作也是很难讲的。此外,本词典作者与其他新一代胡塞尔学家们似乎还有一个不同之处,作为严肃的哲学史家,莫兰对于准确把握原典文本本身更为重视,而非急于对其进行任何...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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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比较分析-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 * (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 李幼蒸 (作者注:本文已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文稿原系为受邀与会的2012年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所作,后曾计划先择要宣读于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暨首届中国      王阳明和胡塞尔的心学还原论*(“重读王阳明”和“重读胡塞尔)                            李幼蒸 (作者注:本文已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文稿原系为受邀与会的2012年余姚“国际阳明学研讨会”第二次会议所作,后曾计划先择要宣读于2012年10月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暨首届中国符号学论坛内“国学现代化和符号学”圆桌会议上,最后则于2012年10月下旬由甫成立的“贵州师范大学仁学研究所”推荐至该校学报发表。同时亦将收入将出版的(增订版)《结构与意义》文集内)             阳明语录             *“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王阳明) *“大端惟在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王阳明) 简目: 前言 A。王阳明篇 B。胡塞尔篇 C。中西心学汇通篇 前言 在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唯利是图”,“唯名是求”,似乎已成“天经地义”原则。学界亦非例外。其中最堪注意者为:“反名利话语”本身可能即正是意在使其起着更有效于“邀名取利”的作用;也可以反过来说,邀名取利者必采取“反名利话语”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具可行性手段。因此,“仁义道德话语”本身没有任何理论性意义,而只有实用学层面上的“促动性”意义(用“道德话语”作为“打动人心”、扩大影响的手段)。这就是,“伦理学话语”本身可以有意地被当作另类“反伦理性目的”的手段;进而,“真理话语”本身,也就可成为具有“自我掩蔽作用”的“反真理”之不二法门。此一社会性现象其实程度不同地、方式不同地为人类几千年来学术思想界所常见者。用仁学的词语说,这就是孔孟“反乡愿学”之所以提出的人性根源。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界更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是,“道德语言”不是故意用来“假仁假义”的,但因思想学理方式不当,因此其效果与假仁假义者没有什么区别。阳明学思想,从学术社会学角度看,岂非正是与一种学术思想“真伪辨析学”相关呢?因为良知学的目的在于提升伦理实践主体的自觉性和自省力,其目的首先在于学习者的“自我省察”,而不在于对他人之宣教。由于人文思想几千年来的科学性不足,学者的学术主张本身非常可能是虽偏误却并不自知,其中除学术本身客观上的不健全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学者疏于或不愿“自反”。孔孟早就指出,这是因为学者不能本“学为己”而于精神上自强不息,反而是为求己利而取治学之方便。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对治”于此一人性弊端。人所共知,其效果甚微,因为读者只是在一般的读解层次上寻求“自我感动”,却很少真能实效地“返诸于己”。阳明心学本质上就是触动学者内心真际之学,是彼此切磋如何自反良知之学,而绝不是供后人“谈阳明以邀己利”之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 “致良知”首先是针对各种有意无意的“伪善术”和“无效理论话语”而提出的,二者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此一“去伪存真”的阳明学,实为“孔孟朱王”仁学思想一贯之宗旨,可简称之为“乡愿学”。孔子及弟子们早于2500年前在总结中华文明商周时期集体之精神结晶—“仁学”时,即同时提出了防止“伪仁学”的口号。可惜封建历史的发展偏偏让“伪仁学”(真儒教)长期当势。此一思想史和历史的错纵复杂情势非本文之主题。本文主题也非相关于学术思想史本身的真伪判定问题,而是相关于如何克服学术话语制作之伪,或者更明确说,如何先达到此一目标的第一步:正本清源,即实行一种“心志纯洁术”,以使此被纯化的主体意志可获得增强的自我核心实践力。这就是阳明先生提出的“致良知学”。今日提出“重读王阳明”的口号,首先就是要将“真实王阳明思想”和到处存在的“王阳明流行”加以切割。在此基础上,我们现代人还应该根据新知新学的新局势对良知学的现代意义和实践方向进行“现代化的调整”(重读王阳明),以使其发挥更有效的伦理心志学作用。如果今日阳明学不是致力于发扬阳明伦理精神,而只是关注于包装、推销“阳明学品牌”,以使其在文化商业化时代发挥更有效的文化市场增值作用。其客观效果则相当于:利用阳明品牌的“纯真性”形像来达到反阳明学精神的学者自利效果(一如今日到处可见的将传统文物当作“文物商品”以谋今人之私利一样),即将其精神性内涵加以纯“物化”的利用,使传统文化成为无精神内涵的现代风雅类玩物。更有甚者,如果“致良知”口号恰恰被用来作为反阳明精神的工具,则不仅谈不到提倡阳明精神,或许还将进一步损害阳明学的存在和发展了。 本文文前引用的阳明学两句话,实即“知行合一”例示之一:不能把“关于”伦理学思想的“话语本身”(学术研究活动为其一)的表达,就当成了在推行阳明学。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处首先就在于“直指本心”口号的提出:不是关心你有多少相关的学问或知识,而是先要问你有习得多少阳明先生的“仁心心术”?阳明学是知行合一学,如果学者以“只说不练”方式“从事阳明学”,是不是正是要违背良知学精神?不集中于阳明先生的心学实践问题,而一味铺陈“关于阳明学”的种种典故传说,不正是阳明先生所最担心之事吗?在阳明后学们组成的历来被视为“阳明学发扬光大”之“阳明后学”历史中,不是存在着不少只是在“说”阳明学而非“行”阳明学之辈吗?如果在停滞性的封建时代,因学术不发达,除“空谈”之外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话,今日时代完全不同,学术已成社会文化事业之正宗,现时代人文学术该如何与致良知伦理思想挂钩,岂非成为无比重要之事吗?因为,道理很简单:学术是“致真理”的,此旨意正在被全球商业化大潮所压制而不得其充分贯彻,于是“以说代行”、依学取利的风气蔓延于人文学术界,人们已习以为常,视为当然。当此之时,我们反思良知学岂非含有一种震聋发聩之效? 良知学对于端正今日人文学术方向之意义,并不限于中文地区,实乃全世界人文学术之共同大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文学术都在商业化大潮的制约下,为了自身存在,为了继续发展,都不得不“去真求伪”或“以成效代真理”,用以迎合文化学术市场之功利主义要求。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我们发现胡塞尔学以与阳明先生同样的择善固执、矢志不渝的精神,坚守逻辑上的“真伪之辨”。为此而逆现代西方思想主流,提出其主体学重建之纲领。须知,无独立主体意志之存在,则伦理学不存。此一立场恰恰成为现代西方各式反理性虚无主义和科技教条主义所极力加以颠覆者,以进而方便于学术思想依市场化之力势操纵而推行之,以方便于人文学者心安理得地成为信奉功利主义之职业人。...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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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译本前言及目录(原稿)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译本前言及目录 (原稿) ***************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 作者:胡塞尔 中译者:李幼蒸 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2 ***************** 中译者前言 自1913年《观念1》发表至本书的出版,16年来胡塞尔一直没有发表任何             ***************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     作者:胡塞尔      中译者:李幼蒸      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2            *****************...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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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著作集》总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胡塞尔著作集》总序 李幼蒸 ******************* 《胡塞尔著作集》 胡塞尔著 李幼蒸编选和翻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卷1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2012) * 卷2 《纯粹现象学通论》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2013) * 卷3 《现象学         《胡塞尔著作集》总序                   李幼蒸     ...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3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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