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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王学(实践心学)与胡学(逻辑心学)之现实关联性-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欧游小记 再谈王学(实践心学)与胡学(逻辑心学)之现实关联性 【作者更正:几天前发出的三篇文章中发现了几处文字错漏,部分更正如下:1} 著名哲学翻译家,后应加马元德先生,他是60年代完成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译者和台版克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 欧游小记 再谈王学(实践心学)与胡学(逻辑心学)之现实关联性 【作者更正:几天前发出的三篇文章中发现了几处文字错漏,部分更正如下:1} “著名哲学翻译家”,后应加“马元德先生”,他是60年代完成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译者和台版克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卷一》译者。2} “马克思的‘何为人’大哉问”句中的“为”应为“谓”,即“何谓人?”】 本文简目: 今年5月中旬在德国乡间适巧同时间处理了胡塞尔《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译文疑问表和初拟了赣州阳明学会议论文稿,田间散步时遂常常思及二者之现实关联性究竟何在?理论上的关联,无可非议,但此相互过于遥远(对象层次,思考风格,史地距离等之间)的对比方为何不时突现于前,促动“跨学科、跨文化式的”思考?作为西人和西方现象学家中几乎唯一一位“阳明心学解者”的瑞士耿宁,虽然却可深切“感悟”到二者之间(均以意识作为对象)的某种可交流性,却似乎根本未曾观察体悟到其现实意义为何?关于本人对胡塞尔学的立场,在8卷本的每部前言后记中译者均表达了不同于西方专家的批评性意见(感谢编辑部不为国内外学界等级权势陋规所限,给与我了批评性解读的自由)。但是,几年来本人随处经常将阳明学插入“胡学解释学”,是否在遥远未来的胡王学比较研究展望之外,不断预先提示阳明心学的“相关性”有着激发现实性理解的急迫性呢?于是在几天前传发了相关哲学翻译反思文后,在此略微补叙若干未尽之言,以为补充。 那么,阳明心学的时代性学术思考启迪性中有哪一些值得我们迫切反思的呢? 【以上赘补数语,以志夏初德国乡间散步时关于“心学”时代意义之再思考。2019-9-12 中秋节前夕于旧金山湾区】 2. 本书内容简介 现象学的基本课题是意识的结构与功能分析。与“外物”存在于四维空间中不同,“意识”(或内意识)仅只“存在”于时间维中。时间遂成为意识的唯一“本体论基础”,意识与时间的相关关系自然成为现象学的中心主题之一。本书为胡塞尔毕生有关时间研究的三部书稿中的第二部,完成于1917-1918年,直到本世纪初才编辑出版。(第一部是1905-1911年间完成的“内时间意识分析”,第三部研究完成于1930-1934年间,尚待编成出版。)本书稿是在其前“内时间意识分析”基础上(以及在《观念1》之后)所完成的,被视为三部时间研究书稿中较为成熟者。胡塞尔称此书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其前的时间研究和意识研究如属于其现象学研究的静态分析阶段,本书所开始的新方向时间研究则属于其现象学的动态分析阶段。胡塞尔将意识分为三个层次:1.被体验的对象层(超越性客体层或意向性内容层),2.意向性体验层(其对象为前一层),以及3.“绝对意识流层”(此一基础意识层不仅以第二层为对象,而且具有构成时间意识的功能)。这三个意识层次与时间性的关联各不相同。本书突出的成就之一为对时间先验性构成理解之深化;随之完成了在意识性的“(过去)回忆、(目前)现在、(未来)预测”三者与非意识性的“持存、当下、预存”三者之间的区分。因此意识的内容不仅存于多个时间层次中,而且存于动态性的时间流中。全书分为六个主要部分:时间意识基本概念;“原初意识过程”和“内时间对象”;“内容”与“统握”(对象被主体把握的方式)的关联性;质素的时间性与自我的时间性;以及各种个别性事例的时间分析;“再忆”与动态发生学现象学等。胡塞尔的内意识时间研究为其在奥古斯丁、布伦塔诺等时间分析方向上的最新科学性发展,其分析的精细性可谓迄今无出其右者。但因内意识时间现象极其抽象和复杂,胡塞尔的时间思考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尝试性与艰困性,作为其思考轨迹的论述话语也就不免过于抽象与晦涩。中译本根据本著作集的统一词汇系统进行迻译,以期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使中译本行文增加可读性。 3。作者今年五月中下旬旅欧期间所摄若干照片 德国五月田野 德国乡间散步小路 作者平生首次与犬通行 十七八世纪德法哲学图书 十八世纪古书房,乡间屋舍内楼上唯一有wi-fi设置处 西班牙塔里发古城街巷,作者寓居于次数日 塔里发附近的罗马帝国建筑遗迹 摩洛哥丹吉尔古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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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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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翻译感想三则-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胡塞尔文集译著全部出版后的哲学感怀三则 1. 谈世界哲学身份之衍变(2019-8/9) 2. 漫步于尼海姆森林,反思哲学翻译之完成(2019-5) 3.《胡塞尔著作集》完成感言(2018-2) 1. 谈世界哲学身份之衍变 今年五月旅德省亲期间收到出版社的《胡塞尔著作集》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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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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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中译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 中译序 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意识结构以及相关的意向性主客关系结构。此一关于心(意识世界)的哲学思考方向,遂与作为西方哲学史主要领域之一物的哲学思考方向形成了在价值、方向与风格上的鲜明的思维形态对比。如果说物的存 《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 中译序 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意识结构以及相关的意向性主客关系结构。此一关于“心”(意识世界)的哲学思考方向, 遂与作为西方哲学史主要领域之一“物”的哲学思考方向形成了在价值、方向与风格上的鲜明的思维形态对比。如果说“物”的存在形式是“时空二维”,那么“心”的存在形式则是“时间一维”;前者是通过人的外知觉系统加以明确把握的,而后者的“存在域”——时间,则只能在心之内、“内意识”之内加以体验和察知,此内意识之“内容”虽然含括着“外物”,其“本身”则只是时间内之存在者。意识与时间的关系,自然成为现象学本体论的核心主题之一。胡塞尔的逻辑-心理学方向的思想发展,自《逻辑研究》之后越来越朝向于心理学之内域展开,其独具一格的思考方向越来越不为其早期跟随者所理解,以至于不久后纷纷抱怨这位现象学学派创始人既偏离了世纪初新时代流行的心物实在论方向,又偏离了新康德主义引导的精神科学价值观方向。等到 《观念1》出现后,胡塞尔现象学的“纯粹心之方向”使其不得不与早期现象学运动同路人以及欧洲哲学主流拉开了认识论距离。《观念1》作为奠定其学“意识结构”研究基础的划时代作品,却没有包括本应与意识对象密不可分的时间问题。虽然早自《观念1》出现的十年前,胡塞尔的时间思考已经开始,并首次表现于1905年的“关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演”中。从那时起直到1911左右,此第一波的时间思考也一直在进行中,同时这也正是《观念1》的同一形成阶段。但是思维精密、逻辑严整的胡塞尔,意识到此一平行进行的时间理论思考框架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但其与意识结构应有的关系问题还远远没有蠡清。所以,为了保证《观念1》本身的完整性,他决定不将当时思考尚未成熟的时间理论纳入其中,甚至于最后将同时布局的“观念2”、“观念3”均搁置一边。胡塞尔的思路是复线式的,毕生都在思想目标全面性和具体计划集中性的框架内,通过诸课题的相互编结与相继交替推进的方式予以处理。他当然充分意识到意识研究和时间研究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内在关联性,所以在转至弗莱堡大学后他又继续考虑如何通过助手的帮助,先将早先关于时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加以整理与集结,加以发表。杰出女助手施泰因的到来,遂使得若干手稿的整理获得了有效的成果。由于施泰因的优秀编整成绩,早先的时间研究结果到了1917年时已经大体就绪。胡塞尔并对这批早先研究资料略予加工,准备出版。而与此同时,在重新检视了早先的时间思考后,胡塞尔对时间问题再次发生了系统深思的冲动,随之开始了他的所谓第二波时间思考,这就是在黑森林贝尔瑙两次度假期间所完成的本书书稿之来源。 胡塞尔的逻辑学研究,大体集中于三个时期,并体现于以下三部书的著述中:“逻辑研究”,“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经验与判断”;胡塞尔的时间研究,大体上也集中于三个时期,它们也分别凝结为三套专门手稿:1)1905-1911期间手稿的集结,以1905年的讲演为基础,2)1917-1918贝尔瑙两次假期期间完成的研究手稿(所谓“L”手稿),3)1930-1934晚年的手稿(所谓“C手稿”)。第三期的C手稿至今尚未编辑出版(就译者所知)。第一期的手稿后由海德格尔作为名义上的编辑者出版于1928年。以1905年的“内时间意识讲稿”为主干的该书,按照该书英译者Brough的说法,“从《观念1》的角度看,该讲稿尚未成熟”(《胡塞尔短篇论文集》,p.271),但仍应将其视为胡塞尔时间理论的奠基之作(有如实为“论文集”的初版的《逻辑研究》对其现象学理论具有的奠基性作用一样)。此三波段时间思考之中,无疑以“贝尔瑙手稿”最为成熟,从施泰因与因格尔顿的通信中可知,这是胡塞尔尚在壮年时期有关时间理论思考最集中(每日工作9-10小时)、最为用心之作。是在施泰因将早期时间手稿大体编成后胡塞尔开始的一次关于时间问题的创造激情之再迸发。以至于胡塞尔后来在对因格尔顿的信中称贝尔瑙手稿为其“主要的著作”(有如他曾将其第二波逻辑学思考结晶《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称作是其“最重要的著作”。这些评估话语,虽然不一定是基于严格标准的客观评比,却足可表明作者对相关著作之高度重视)。对于胡塞尔学研究者来说,这两部已出版的胡塞尔时间理论著作,自然是彼此相关联的重要读物。 在1917-1918两次黑森林长假期间积成的文稿(此时期海德格尔曾经与胡塞尔同住多日,与其深入交谈和请教,因而提前了解了胡塞尔的时间思考之细节,不少研究者认为,这对于他日后的巨著成型,在知识基础上,是至关重要的),最初也曾同样由施泰因编辑整理,但没有完成。后来胡塞尔曾经期待由其他助手接替处理未果,直到1928年芬克担任助手起,才再次想到将贝尔瑙手稿编辑出版的问题。退休以后的胡塞尔立即积极投入到毕生最后阶段的理论创发与思想推广的多种计划之中。自1930年起他开始了所谓第三波时间思考,至1934年止已积累了一批新的速写手稿(后被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编为“C手稿”)。他于是考虑是否可将此稿与贝尔瑙手稿编为一套书,分别称之为第一卷和第二卷加以陆续出版。因其本人当时绝无余力单独处理编务,他曾经将此计划交予芬克完成,甚至考虑到以两人的名义出版,至少先将第一卷贝尔瑙书稿出版。对于贝尔瑙手稿的整理工作,芬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主题本身的抽象性和手稿随记的非连贯性,对文稿进行有效统一的工作十分困难,以至于直到胡塞尔去世后的几十年都未曾完成。1969年时芬克干脆将手稿转交给了鲁汶档案馆。然而竟然再过了三十年后,贝尔瑙书稿才得以被新一代两位研究者(R.Bernet 和D.Lohmar)整理编辑完毕,并于2000年作为《胡塞尔全集》第33卷出版。编者之一Bernet 为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现任馆长,他也是人大出版社已出版的《胡塞尔思想概论》的第一作者。德文原版本书的两位编辑者,对于80年前完成的贝尔瑙书稿的来龙去脉和内容概要,撰写了内容丰富的长篇编序,可惜碍于版权问题,我们的中译本未曾将其收入。 意识结构研究和时间理论研究二者在主题上其实密切相关,但是为了有序、有效推进理论研究,必须设定不同的、分阶段的思考领域和方面,先予分别处置。不仅对于二者的关联性思考过程须以“先分后合”方式进行,胡塞尔的“现象学理念”实际上涵括着人类理性实践的一切方面,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它们均在其毕生思念之中。但是,不再采取古典哲学“大而化之的整体论思维”方式的胡塞尔,在其独自进行理论体系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当然难以使其一般宏观理想与诸个别研究实践达至充分契合。本着今日西方学界绝难再见的严肃认真态度,他又一贯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各个“可操作的”工作领域一一分头具体推进。由于其工作对象和方法是高度独创性的,因此也具有明显的探索性,所以一方面在各个大片不同领域之间的衔接方面远未一一完善,另一方面在每一领域内部的技术性细节处理方面也往往“详略不一”(原稿编辑者们不仅要解决阅读速写稿的文字识别问题,而且要将行文中各段衔接处尚有待充实的部分加以首尾一致的“复原”)。况且,就其思考的独创性而言,时间研究无疑是最具难度的主题领域之一,其重要性不仅相关于其当前现象学基础建构方面,而且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等古代哲学史上的早期时间研究。所以,作为名义上的胡塞尔“弟子”的海德格尔,虽然一开始就对胡塞尔的意识理论心怀敌意,却及时注意到了胡塞尔的时间思考具有的独创性价值。这样,胡塞尔的时间理论研究后来竟然与从其获益甚多的海德格尔哲学之间在现代哲学史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联系。 首先《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终于出版,其间也不无“戏剧性插曲”。一直将海德格尔视为自己的“接班人”的胡塞尔其实并不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背景和哲学方向。1926年时胡塞尔看到海德格尔将要出版的《存在与时间》手稿后,才突然增强了应及时出版自己在先完成的时间思想的念头。他曾要求当时作为其助手的海德格尔将施泰因基本编成的手稿最终完成后立即交付出版。海氏则答称自己需要先出版自己的该专著,之后再处理施泰因的手稿,并准备出版。后来由海德格尔担任编辑名义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一书,经后来的多位研究者考证,海氏对于手稿的编辑工作着力有限,可以说该书实际的(颇具创造性的)“整编”的工作主要是由施泰因完成的。自从海氏在胡塞尔的推荐下担任胡塞尔留下的弗莱堡哲学教席后,两人关系渐行渐远,而胡塞尔已经了解到《存在与时间》的大获成功的主因之一正是其中的“时间主题”的介入。但是同一时间主题,海氏在自己的哲学中将其与意识研究彻底脱钩,特别是颠覆了胡塞尔意识研究的中心主题——绝对自我概念。于是,海氏使用了大量胡塞尔现象学词语,将其作为其所谓存在本体论思辨的“技术性工具”,并在胡塞尔以“现象学”开创的思潮氛围,逆向跃起,直接阻碍了胡塞尔哲学思想的影响效力。碰巧此一情况又遇到了全面管控自由思想的纳粹时代开始,可谓从政治与思想两方面堵塞了胡塞尔最后几年的理论创造之路。自从与海氏分离后,胡塞尔一度曾积极于马上出版“贝尔瑙手稿”。但是这样一部极为抽象的时间分析专著,不是芬克和兰德格里柏先后两位助手易于完成的。此时,在国难家愁(他的两个儿子在一战中一死一伤,为国奉献,而推行滅犹运动的纳粹却取消了他作为合法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夹击下痛感时不我待,遂转向了更与时代相关的最终课题思考。纯粹理论性的时间研究也就搁置了下来。但是,在本人看来,胡塞尔的永恒“理论价值”,如其说在于其若干“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贡献方面,不如说体现于其大多数手稿中的“创造性理论思维的活生生痕迹之记录”。胡塞尔思想的独特价值,如其说体现于其“逻辑系统”,不如说体现于其各条“意识体察和分析之思路”本身。 本书是一部手稿汇集,其原始文本为胡塞尔集中系统思考的逐次随记,如何据其重新进行段落划分和章节统一,当然只有德语学者中对于胡塞尔思想与语言研究有素者,才能胜任。按照两位编辑者的说明,全书六大部分的中心主题分别是:1。时间意识基本概念;2。“原初意识过程”和“内时间对象”(区别于客观时间或“外时间”);3.。关于“内容”与“统握”的关联(中译者发现:本节最微妙者为“统握”[Auffasung] 概念的不同“主观性程度”分辨及其“前主观性层阶”的特点);4。质素的(hyletischer)时间性与自我的时间性(中译者认为:胡塞尔在本书中以及在《经验与判断》中始终细密地凝思于“主客观含混交介处”的意识之构成);5。详细的具体课题分析;6。通过“再忆”分析展现了后期胡塞尔的所谓发生学现象学方向(此一方向与《观念1》的所谓静态结构分析的方向,彼此可谓相辅相成)。两位编辑者在编序中指出,前三部分彼此之间的统一性较为明显,后三部分则是从贝尔瑙手稿(编为“L手稿”含800页速记稿纸页)中选择性地编入的。全书还纳入22个附录,分别对作为文本主体的章节的补充资料,本书可以说已将贝尔瑙手稿的主要内容尽量多地收入了。 本书与前一时间研究相比,所谓在思考方向上的新路径,相关于“理性本体论”意义的“时间与个体化关系”分析方向。“个体化”就是强调主观性时间框架与意识内各种具体个别项出现之间的关联性,其实就是时间与广义“事实性”的关系问题。在中译者看来,这是胡塞尔“广义实证论”(心的实证论)在此抽象领域内的一以贯之的贯彻。换言之,所谓心与时间的“实证论立场”即凝聚于一切“经验性事实”的立场,长于内省分析的胡塞尔更善于将心的事实的微观性构成进一步解剖,遂得以最终呈现一个与意识界事实在认知上可分离的“纯粹主观时间的事实性呈现”。本书因而呈现了一幅心的“时间世界”本身的丰富图像,使得哲学家们瞥见了一个内心世界内存在的“时间构架”。胡塞尔赋予本书的另一价值在于(主要在本书第四部分§14,§15)他最终将时间思考与其“自我学”牵连起来,可以说对于“自我”功能的实态给与了极为清晰的描述。也正是此一部分可与他几年前发表的《观念1》主题直接联系起来。本书的“具体化”分析也是与其意向性理论和其独创的(至今尚未被专家们一致清晰把握的)“诺耶玛理论”密切相连的。诺耶玛作为广义“意识对象”概念是如何表现于纯粹主观时间域的,这些问题涉及的思维精微性正是其早期优秀的助手们尚难充分驾驭的课题。近几十年来胡塞尔学的复兴,的确导致学界对于胡塞尔学的复杂深细的思维轨迹的读解,在技术上较前大为提高了。 我们的《胡塞尔著作集》的选编方向偏重于从逻辑学和心理学两个方向上统一地描述意识结构及其相关表现。在著作集中这最后一卷《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德文原版初版于2000年)完成后,这八卷胡塞尔著作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胡塞尔学的意识学与自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本卷中出现的许多名词都是其他各卷中未曾使用过的,而且这些名词的“所指”都是汉语系统中欠缺现成对应词语的。这是本书以及胡塞尔关于时间的著作较比读解困难的原因之一。本书的翻译原则仍然与前一致,并不强调孤立译名本身的绝对恰当性,在本卷中则进而强调着与时间现象描述相关的译名的临时性,例如出现甚多的“持存”(Retention)与“预存”(Protention)等译词, 都不是令中译者满意的译法。在现象学论述中术语的“确指”都须超出汉语对应词的单字意素之限制而直接诉诸于原词所指。其实其他各种专门名词亦然,如一直使用的“侧显”,“充实”等译名。至于不得不采用的少数译音词,如“诺耶斯”和“诺耶玛”(在《观念1》中译本初版时曾经参照日译法将其译为“意识作用”和“意识对象”,但后来感觉到此汉字意译法不能充分代表原意,遂改为音译,至今感觉音译的确较为方便)反而在专业读者习惯后可以更好地起到准确传意的作用,尽管由其衍生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汉译文句中仍然显得不自然。如译者以前多次说明的,现当代德文中译时的最主要困难在于中德两种语言系统的语义构造本身的固有差异性,特别是抽象名词的处理难度直接牵扯到译者对于原文相关“意素”的察觉细致性。如一些德文抽象名词词尾表示的“词性”相当灵活,可兼含“词性”与“实指”两义。二者的准确分辨或“混合”只能体现于德文语境内。如果死板地为其选定固定对应的汉语词,就会忽略了词义、句义的细部差别。归根结底,中译者的意见与专业译界的急于制定统一标准译名对照表的想法不同,认为那是由于对于哲学类、理论类的西文译汉文的目的和方法欠缺仔细思考之故,即忽略了西文语言的语义构造和汉语的语义构造非常不同,彼此之间欠缺完善其词义对应的语义学上的可能性。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和理论术语,这类差异性尤为明显。我们的译文主要是尽可能地间接呈现原始西文思想之内涵,而读者须知这样的译文不能视为可以“以其为基础”进行独立理论构建的话语材料。比较来说,胡塞尔的理论话语属于最难通过直译达到充分把握的文本类型。这对于高校中许多研究生打算仅只依据现代西方哲学中译本进行自身思想构建者来说,岂非一开始就须面对这样的语义结构上的障碍:即中译文的术语并不充分恰当,据其直接组织自己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是具有着固有限制性的。而如拟根据这些基本上是临时性的术语译名作为自身学术思想话语建构的“砖石”,难免会发生各种偏离原义的想当然结论。中译文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读者在读解中尽量有效地靠近原义。 本书中译者努力在自己的译名体系内提供一个尽量使其可以“读通”的译本,希望读者(即使初识德文或不会德文者)可据文中初遇时列出的原词,按照本书中特定的“专意”来把握,而不必过多受制于中译词中汉字的“本义”之限定。毫无疑问,本书的读者应该也读过《胡塞尔著作集》前几卷,并努力将著作集全体,乃至其他大量胡塞尔著作和胡塞尔研究的中译本,连贯起来合读,这样的综合理解效果将会更好一些。 虽然译者对现象学以及现代西方理论的译名的系统制定一直抱有谨慎的态度,但自从1977年翻译现象学家 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起,也一直注意到为理论译著提供一套临时译名对照表是有用处的。自从1986年着手翻译《纯粹现象学通论》(观念1)起,译者即编制了一套四国现象学术语对照表,其后再版时略有改动,并一直附于《胡塞尔著作集》各卷中。承担本计划以来的几年里对于相关文献及英、法、日的翻译情况继续增加了认识,本想对三十年前编制的对照表做一系统的增补和改进,但按照前述关于抽象译名翻译情况的看法(术语译名的相对适当性和临时暂用性),最终考虑到这样的系统做法,其意义毕竟不再像几十年前最初译介现当代西方理论文本时那么必要了。也因为三十年来已经陆续出现了相当多的现象学译著,尽管各人的译名处理不同,读者对于现象学文献的熟悉度已经大为提高。在最近几卷“著作集”翻译过程中,对于译名表个别词语有所增删,而因在各卷翻译过程中本来也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对于术语的翻译有所调整,故并非处处生硬固定地使用着“译名表”中的译名规定。有鉴于此,在结束本“著作集”翻译任务时,最终就放弃了重新修订译名表的设想,所以本卷仍将原译名表附于书后,仅供参考。 由于本卷抽象性表述较多,为了有助于读者顺读,我仍采取了早先那种“笨拙”的方法,即将由多字词组成的“术语单位”人为加上“注号”,即“”,以方便于读者读解时“断词断句”。不过这样一来此一符号表达法就与原著中原有的着重号混同难分了。我将这样的有欠严格性的“翻译缺点”视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其理由为:本人本来来不认为我们可以用汉语百分之百地“转译”德文文本。任何有志于提升对于现象学认知的学者都应当进而直接研读原著。而对于广大无此需要的理论类读者,达到基本“体悟文意”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为此,通过中译本的某些“翻译处理”而方便于顺读文本,自然为理论翻译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仔细参照了2010年出版的法译本,在此对于法译本的译者Jean-François Pestureau和Antonino Mazzú 表示感谢。 这样,通过本书的完成,译者就结束了8卷本的《胡塞尔著作集》翻译计划。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 编辑部,对七年前提出承担著作集译事的、时已年屆高龄的我本人的信任,这使我获得了进一步深入研读胡塞尔思想的机会,并得以继续将其思想的核心部分系统地介绍给中文地区读者。我特别感谢恰从著作集第一卷起开始担任编辑室新主任的杨宗元编审,担任著作集多卷责编工作的编辑吴冰华女士和本卷责任编辑王鑫女士。由于本卷文字较比抽象,较少存在现成对应汉语字词,因此译文初稿出现了较多不妥之处,王鑫编辑十分细心地发现了不少须待改正的问题以及改进意见,对此非常感谢。最后,对于一直支持本计划以及其他本人计划的徐莉副总编,也在此再次表达诚挚的敬意。 李幼蒸 2018年旧历年除夕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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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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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1](1981年)-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教师、文学家、道德家、文化哲学家、急进观念的鉴赏家、多才多艺的自传家……;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正当巴尔特处于三十年来著述不绝的人生鼎盛之际,1980年初当他穿过巴 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1](1981年) 苏珊·桑塔格 “最佳诗作将是修词学的批评……” ——瓦勒斯·斯蒂文斯(引自1899年的一本杂志) “我很少忽略我自己” ——保罗·瓦莱里(引自《与太斯特先生共度的夜晚》) 教师、文学家、道德家、文化哲学家、急进观念的鉴赏家、多才多艺的自传家……;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正当巴尔特处于三十年来著述不绝的人生鼎盛之际,1980年 初当他穿过巴黎一条街道时竟被一辆货车撞倒致死,恶耗传来,友人和敬慕者无不为其盛年早逝感到悲痛。但是人们在悲痛回顾的同时也认识到,他那卷帙浩繁、主 题随时改变的著作集,正象一切重要的成果一样,具有一种回溯的完整性。巴尔特本人研究工作的发展,现在看来是合乎逻辑的,甚至于还是相当完整的。它甚至于 以同一课题开始和结束,这就是在人的意识经历中运用的典型手段——作者的日记。结果,巴尔特平生发表过的第一篇文章,对他在纪德的《日记》中发现的那种典 型的意识加以赞扬,而在他死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则表现了他对自己日记活动的沉思。这种对称性尽管属于巧合,却很恰如其分,因为巴尔特的写作虽然涉及万千 主题,归根结蒂不过是一个大主题:写作本身。 他 早先的主题是一位自由派作家的主题,表现在文化新闻、文学讨论、戏剧与书籍评论等各领域。此外还应加上来自和流传于讨论班和讲坛上的一些论题,因为巴尔特 的文学经历还伴随着一种(十分成功的)学术界的经历,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就是一种学术界的经历。可是他的声音永远是独特的和自我关涉的(self referring); 其成就属于另外一个更高的量级,甚至高于以惊人的敏识去实践无比活跃的多学科探讨时所可能达到的程度。尽管他对有关记号和结构主义的这门未来可能成立的学 科有过突出贡献,他一生活动的精华所在仍然是文学性的:一位作家,在一系列学术活动的支持下,组织着有关他自身心灵的理论。当他目前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为 标志的名声界域(如其必然会的那样)瓦解之时,我想巴尔特将表现为一位相当传统的孤独的漫步者(promeneur solitaire),一位甚至比他狂热的崇拜者现在所承认的更为伟大的作家。 他总是大量写作,总是全神贯注,热情洋溢,而又不知疲倦。这种令人目眩的创新精神似乎不只是由于巴尔特作为一个才智之士,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精力。这种创新精神似乎包含着一种近乎“立场”的东西,这是一切批判性的话语必定具有的。他在发表于1953年 的第一部书《写作的零度》中说道:“文学有如磷光体,它在将要熄灭之际才闪烁出最大的光辉”。在巴尔特看来,文学已经是一种“身后之业”了。他的著作肯定 了一种强烈光辉的规范,它甚至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时代的理想,这个时代认为自己(在多种意义上)将要完成自己最后的表白了。 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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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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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
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3(含《经验与判断》中译序,编者导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大家好!本附件前一半为系列文-3,后一半为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中译本原编者序言、中译者序及译书目录。关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请见文内说明。对于后半部分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略而不读;对于前半部分不耐其繁者(因全文为由陆续撰写的短文组成),可只读文前小 大家好!本附件前一半为“系列文-3”,后一半为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中译本原编者序言、中译者序及译书目录。关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请见文内说明。对于后半部分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略而不读;对于前半部分不耐其“繁”者(因全文为由陆续撰写的短文组成),可只读文前“小序”。对于此课题全无兴趣者,立即删除此邮即可。(此译本现已付印,近日可上市) 新人本主义解释学系列-3 —从现象学研究再论人文学理实践态度 (含《经验与判断》中之中译者序,编者导言,目录) 【小序——时代之吊诡:代表着人类百分之90的科技工商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的“媒体式思想家”们,在观察、分析、判断社会文化现实时,其合理性与有效性都明显超过大学文史哲教授们(大学文理教授们一旦脱离本业范围,其言可取者确不多见也),但当其试图将所思所想提升、扩大至超直接经验领域时(在谈论到价值,信仰,意义,最终根据等话题时)就立即显露其“黔驴技穷”,并亦合理地遭遇到大学文史哲理论家们的批判、否定和讥讽,责其欠缺高端人文学术修养;然而,后一事实虽然在“负向批评维”上属实,却又难以在同一坐标系的“正向批评维”上获得进一步强化,此即:文史哲理论家们在其“视为专长”的“理论思维”场域内同样欠缺充分真实合理的思考资质(今日大谈人文科学须全面革新正因此之故),此又源于其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历史上与现实内的制度面与意识形态面的“前提性限制”之故。所谓“时代吊诡”,还不仅指此复杂的相互冲突的社会性事实,而且可进而指一共同的心理性事实:社会文化上“注定的”一种极难根除的“超越他人求己胜之唯一性”的人生观!此一求胜心态又进而与人性普在的“物利至上”意识,结构性地纠缠在一起。此一吊诡特征的学术上的表现则是:本来由科技工商等“去人文理论化”倾向带来的种种惟物质主义、惟功利主义偏差,均有待于人文科学界加以平衡和匡正,而人文科学界却恰恰欠缺此一平衡与匡正的能力,却对此或不自知或装聋作哑,终至于无所作为而沦落为社会文化内的“校园寄生者”。这才是我们几十年来倡导符号学理念(然而遗憾,国际上大多数所谓职业“符号学家”都非此理念之践行者)以改革人文科学的初衷。至今为止,此一国际性努力是不成功的。我们最后所能做的是,逼使有识者看清和承认此一多方面的“全球化时代之文明吊诡”。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萨特提出的“自我欺瞒”共性,恰可用来刻画他自己之一生!“人文知识分子”今已几乎成为“本性伪善” 之代名词!(另一代称为“犬儒化”)即为求胜求成而曲学阿世者,却对此“毫无自知之明”。此一“不免故意夸张以期产生激发效果的”客观描绘,自然适用于全世界。什么叫“阳明学”?实应指启发深刻自反能力之学,以期真实自进,因惟自知其不足者方能真实自进(我已屡次指出一个事实:古阳明学者,首将“矛头”对准自心,今阳明学者,则将“矛头”对准他人);而“阳明学”作为思想类标称亦岂可泥执于历史上的具体人与事,正如跨越时空的普适“仁学”,岂可泥执于先秦诸传说圣贤故事。两套伦理思想都因其本身的内在理路与结构而仍可成为现代“至理名言”,而非因其实体上“产生于”某具体历史圣贤也。(即非因那些一度创发或表达过该思想的某具体人本身。否则立即会将“正用阳明学”异化为“阳明崇拜学”;崇拜个体之神力,而不是崇拜理性本身,均可演变为文明祸乱之根源(创生思想理论者,应据得鱼忘筌论所示,必须“事后忘筌”,卒可“固守鱼身”)。因个体崇拜之“可能性”必源于“愚昧”者之普遍存在也!)不能深悟与践行阳明学内在良知说(不是单指“做好人之意识”),而一味利用“历史名人效应”以沽名钓誉者,恰为败坏“阳明学精神”者。至于今日学术文教制度中广泛存在的、“师生”相互帮衬(所谓“尊师重道”)以张大一己声势的“山头文化”,则无需列入严肃讨论之列。此乃文人之耻,何足道哉!——2019-2-23】 本系列文的此一第三篇【原为“第二篇”,原拟在此书出版后传发,后因出版延迟而先发了另一文,故将本文改定为“系列-3”。这些随笔感言均将以电子版形式另行编辑成册,并拟将诸电子版文集“一一推升至‘云端’”,以备将来有兴趣者随意取用。即使因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恐不再有“有兴趣者”也!——2019-2-22补注】仍然以《经验与判断》中译本的相关引介部分作为本文之“参照文本”,以表明本文作者认为,胡塞尔的逻辑心理学遗产是人类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不可或缺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基础探讨资源之一。正如胡塞尔没有读过的索绪尔学一样,胡塞尔的治学思路从来不以学界既定的相关学术史路径为根基来顺势进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所以才在“新康德主义”兴盛时期历史地开启了“后康德主义”时代),所谓“逻辑系谱学”,并不是指哲学史上的逻辑思想史表达系统之描述,而是指“逻辑学本体”自身的分节、区域与结构之展现,是指逻辑思维路线自身的“生存脉络”描述。尽管胡塞尔出身于数学、逻辑学、哲学,在布伦塔诺思想影响下,他所朝向的是如何更有效的营建合理的思考对象,这就是“逻辑与心理综合体”。因为逻辑生命的形成和运作“基盘”是广义“心理域”,从深层广义认识论视角看,二者应是一个整体,虽然此整体由诸多不同运作域所组成。专业逻辑学家正像数学家一样,其思考对象是按特定原则设定的相关“运作系统”本身,而预先排除了该运作系统之外的心理、生理、物理等“支撑性存在”(因此是异质性存在)。正因此种分析性和运作性观点,各种“专业区域”才被划分出来,成为自成一体的对象域。而胡塞尔的“哲学性志趣”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学界既成分工界限,而将心理与逻辑视作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统一思考场域。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作为数学逻辑学研究生的胡塞尔就陷入了所谓“心理主义偏向”。可以说,胡塞尔毕生哲学思维都运行于此“逻辑与心理”的张力关系网中。结果,怪异之事发生了:从开始到结尾,胡塞尔“激发”的数代追随者们几乎都反而离开了此一作为胡塞尔思想中心领域的“张力域”(也许古尔维奇是一个例外,但我仍然发现他企图将胡塞尔意识心理学与格式塔等知觉心理学等现代心理学加以综合的探讨方向,是与胡塞尔学的专一内省思维方向不同的)。为什么我会反复说,其学是独一无二的和后继无人的呢?因为其后80年来,时代及其文化方向已然彻底改变了。二战之前欧陆哲学界两百年来发展起来的“为哲学而哲学”的治学心志与风格,今已难得一见。(法国结构主义二十年的成就,是社会人文科学跨学科尝试性的成就,与当时流行的“法国式德国本体论思想”之哲学文化的积极发展关系甚小。而且其所谓的“人文科学成就”其实正是源于其摆脱了西方古典形上学哲学传统窠臼的限制之故;法国结构主义一代的进展是完成于社会学、语义学、文艺学、历史学、符号学的综合领域内的;而这些领域恰恰是胡塞尔未曾深入介入的新学术世界[也唯独因此,胡塞尔学才能保持住其思维力之毕生独一无二的贯注性]。) 人本主义意思多元,我们在此说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是特指其“科学性基础”而言的(当然不是指其自然科学性基础。自然科学本身与人本主义无关)。我们在较比狭义或较比严格意义上说的“人本主义原则”,一方面相关于二十世纪以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人文科学建设”的目的、前提、基础问题,另一方面相关于二十一世纪突然到来的“人工智能引生的‘变体人’”(机器人,准机器人,基因改造人等等)时代,向人类文明未来提出了最为严峻的认识论挑战:“何谓人?人为何生存?根据为何?”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入一个“广义人本主义学”范畴,这是我本人近年来越来越看到其具有“基本逻辑性关联”的范畴。当由人类自身智慧制造出来的物理性和生物性“人工人与准人工人[改造人]”有朝一日成为了人类历史文明的本质、方向、方式的“挑战者”(“颠覆者”)时(此一危机的严峻性远远深广于几百年前笛卡尔、斯宾诺莎等面临的历史性“时代危机”),人将如何自处,何去何从?问题当然是由科技工商权势控导的划时代智慧能力所造成的,但他们却恰恰不是思考、应对相关文明价值观方向问题的“相关知识分子”。他们是一往无前地被不断发展的人工技术性成就所推动、所陶醉,自身也成为了一批批不同类型的“技术人”(甚至于正在走向未来“人机共存时代”,成为未来机械化“新人类”之始源):陷入技术性成就之大道理,并正满怀信心地将人类文明带向“宇宙征服”前程。(技术性成就必然是无限制性、可验证性、可享受性的“实践方式”,人类就可能这样被无边无涯技术所“裹胁”,“没入”到浩瀚宇宙之中而失去了其源自历史性的“本质”—人作为人的本质。) 于是,今日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人文科学现代化目标外,还增加了有关文明方向和人类本质问题的实用性目标。由于这两个人类文明目标或任务都需要人文科学理论家们参与有效处理,“文人”或“读书人”的担子,比起中西历史上的古代智者们,不知道沉重多少倍!【儒学和国学同仁:你们从来考虑不到这样的“看似非相关性问题”吧?这就是“泥古”。所谓“新儒家”之“开新”,首先应是指面对的全球当前文明视域、社会视域和理论视域;“开新”如果仅只是指用传统的的西洋形上学装饰传统的中国古代哲学,并点缀以现代西方理论时髦词语[其操作程序又主要是经由“剪刀布浆糊”工序所完成者],这仍然是一种本质上的“泥古策略”。此外,职场制度化轨辙和规则,并非可等同于学术思想本身的标准。因此,当仅只能够将“通向西方校园汉学系”的“走向国际”方式,当做是将国学“提升”至“国际水准”,这不是自我欺瞒是什么?这就是我一直提醒不要误以为纳入了国际汉学职场轨道就算是“走向国际”了,虽然汉学系会用洋文告诉你“是的!”。他们的治学方式是纯然外在条件决定的,不是学术本身决定的。这当然不怪他们,因为他们的“职场任务”和中国国学的“职场任务”本质上不同,偏偏是那里的“华裔学者”硬要为国学乃至“中国人文学”如此“定义”】今日国际哲学界、文学界,新闻界,学术界,史学界,对于全面机械化的文明大方向,当然是不断地提出着各式各样的相关批评,但是在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理论尚未成熟前,这些批评方式大多不过是“不同价值观的直接发泄而已”,它们也都是产生于固定分科竞比生存制度中的,都是有其结构性前提和背景的。如果我们对于“何谓人”的理论问题仍然只能诉诸西方古典哲学大师的思维系统,不过是在“既定历史大师权势”的话语系统上,不断地进行着同语反复罢了。这样的所谓“学术思考”是不会具有真实的“理论思维生产效力的”。机械人、人工人的问题,隐含着根本上会瓦解和排除人的本质因素之虞:此即。消弱或消除人主体的“意识自主性”,后者的本质首先是价值观的选择自主性(这是68年巴黎反人本主义哲学家们要极力加以摧毁的!)。这才是笛卡尔突出“意识域”主题的永恒科学性根据所在。【我们由此可看到,控导着巴黎哲学家思想的海德格尔学是如何根本上对立于胡塞尔学的。而时至今日西方现象学界还是一心一意要把两人扯在一起,并利用不易瓦解的“胡塞尔”的“实学”成就,来作为海德格尔的“玄学”势力之“掩护”!】此种主体自主性必为智能机械人之所无。机械性的所谓“智能”是纯然功效性层面上的“单维价值增长方向”,此一方向与行动主体的结合导致“自利行为计算系统”的发展,从伦理性角度看,机械人必是纯然的“自利方略计算者”,其对自然人的辅助功效也是纯然自利性的,其智能方式则是纯然功利计算性的(倒是某种意义上符合“古代法家思维本质”)。在此意义上,此一科学技术发展也是与唯物质主义的西方科技工商主导的世界文明方向一致的。另一方面,为了面对本世纪日益明显的新挑战,上世纪突显的人文科学现代化任务遂加倍了其相关性和重要性。两种相关于人本主义的挑战其实已然合为一体,一个侧重于思想理论性,另一个侧重于行为实践性。 如果人文科学理论的核心及其目标为新伦理学的形成,后者的论题中心则是主体性与意识性之再确立,这正是胡塞尔学毕生一以贯之之学,此一中心却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职场定性化、多元化的环境内,失去了其中心性地位。本人于迟暮之年在此领域尽己绵薄之力,以期展现国际人文学理之真实“处境”,正是为了“梦想”于未来中土学界或可开辟不同于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的“西学理论研究新方向”:广义科学理性的方向,绝对不是戕害人类健康思维的广义玄学方向。正如前文及以前多处论说中指出的本人学术实践观所言,独立学者应该在国际主流方向之外设立独立研究框架,一方面力学西理之长,一方面克服西理之“短”。如此必然与国际人文学术主流发生抵牾,因此不得不冒得罪留学文化之“吊诡”(因留学文化确为后进国之政策性必需),并对其分科化、制度化的“导师引导”的治学框架,进行客观批评性的检视。为此,不得不提倡人文学界克制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治学观,从而可免除系统性的国际跟风之弊。这样的“辩证性”(其义为:区分‘技术性’和“方向性”两套价值相对分离的标准)治学观,在逻辑上正相应于辩证式“中西思想”比较学:将西方抽象逻辑经验性传统与中方具体行为经验性传统,在某一统一的“大经验主义层面上”加以汇通。除了人文学术认识论实践的需要外,中西辩证比较治学观也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方面:古代中土的浪漫主义“天下抱负”,今应践行于现代西方职场实用主义治学观中;将仁学的泛泛立志学“输入”西方的学术求真学传统。(此一西方求真传统,今日被职场制度化功利主义所捆绑,其目标和轨则均已被市场化所限定。) 在本书的中译者序中,我趁机再次不避可引生同仁误会地指出:所谓立志学必须与阳明学的诚学相结合,否则立志学就自然会蜕化为“争名夺利学”。学界(就不必谈其他各界了)从来不缺乏“奋发向上”意志力,任何求利目的均须有志者推进,所以“勤奋读书”本身并非必然含有“正当性”因素;更不要提勤奋带来的“成就”了。人文学者具有三类自信根据:既定职场成绩(等级与荣誉),成绩之物化体现(出版物和媒体声誉),以及自身对其直接社会经验判断之自信。此三类评定标准均为可验证之实体,故可成为学人据以判断自身治学生涯得失的根据。然而此三者均不须与我们提出的学术求真标准混淆,更不可能将其挂连到仁学诚学标准上。然而,此三类可验证性经验根据,实际上足以成为阻碍人文学者真实前进的“自解自欺之具”,或成为掩蔽自身治学缺失的功利主义手段。我们近年来提出的新阳明学,就是要克服这种功利经验主义的自蔽营垒,以期通过中土诚学的内实践学来克服由西学职场主义引生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的想法,自然不是针对眼前可行性目标的,而是朝向于中华精神文明前途的。【世人操心的多是物质性建设目标,我辈操心的应是精神性建设目标,前者朝向眼前,后者朝向长远。我们是为数代后的将来而当下有意义的生存者,这是我们不至于因自身历史局限而气馁不前的主要动因。正如,几千年古代哲人无不是朝向于未来的,其现实影响仅只是其未来可能贡献的“步骤之一”。如是,学人怎么还会为上述三类自满标准所障目呢?】 此段所言是为了“疏解”本中译序中表达的学术批评态度的。我们务必要将自身“学术成就”视为在历史和个人客观条件下的“临时性成绩”,即可不必用上述三类标准来验证自身的“学术成就”,反而是要不断反思自身以及学界的各种欠缺,努力克服之。首先,这是为了克服人文学界甚嚣尘上的党同伐异、争名夺利之风。(凡有此“毛病”者必然用心思于学界勾心斗角而不认真于个人真实学术进展,热心于拉帮结派,沽名钓誉,但其“做法”无不加以精细的道德话语之掩饰)此外要进而超越自身,以同样标准评估业界全体的状态,从而可更全面地关注中华精神文明前途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诚实性、批评性、纵观性心态,就决定着自身学术生命之品质。古代文人哲士最看重的就是“自我批评”(一部《论语》就是一部促使读者不断自反自责的格言集;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部人本主义立志学宝典),而现当代世界人文学者的时代通性,却是“以己为是,以人为非”,从而不识自身欠缺何在,故绝不思改,也即决不真思进取,而是以上述三类“可验之证据”自慰,并以上述同一三类标准与人争长论短,甚至于将自身的“自满度”直接建立在超越他人之“成果”上。个人性反思与批评,根本目的不应是针对于具体个人,而应是通过对具体个人学术的评判,以进而准确把握集体学术的优劣及其前进之潜力。后者也并非学术实践学的目的本身,而是为了据此可更有效地规划个人与集体学术发展之最佳方向。一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不是诸个人的、诸个别成绩的总和,而是时代学术集体向后世传达的未来最佳取向之有效建言,如此才可促使文明集体的精神创造事业逐代提升。简言之,当前个体批评乃是未来集体正向发展的必要准备。因此,个体批评首先也是为了破解此时代产生的利己主义之动因,也即通过对诸个体的学术实践得失之反省而诉诸于其中隐藏的、未来有可改进的正向实践之余地。例如,我们在本书中译者序中对于中文界胡塞尔学专业学者(而非指大多数仅需对此学有一般认识的学者)表现出的另类时代性偏颇之批评【一类是躲避德语学习者,另一类是寄生于德语语言方便者;两种偏颇都是学界功利主义竞争制度下的产物,都是急于“多快好省”心思在作祟,其一般倾向即:没时间补充基础准备之理由。现实状况可能的确使得学者此类行为情有可原,但不可轻忽的是这样的集体性理由化:不正视真实的自身学养状态,而按照集体性“自瞒性共识”而只采取体制内的等级升迁标准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其表面上的推崇前辈、甘居下流的“集体谦逊”,动辄乐于承认“今日为无大师时代”,以示“不如前辈乃系现今之当然,与我何干?”,实乃为自我不思积极进取而进行开脱)这样的稀里糊涂的“学术成绩”,虽然“有用于”自身此生的实惠,却绝对无助于后代学人的效仿(为什么要批评“今人”,因为今人必应为后人之表率,因此,我们甘冒风险批评时人,甚至于不是为了时人,而是为了后人之愈加向善的可能性)。我们今日根本不必怕自身因各种外在原因而学养未达理想高度,却要严防集体性地“自欺欺人”。按照《论语》的教导,个人前进的标准是“方向正确”,不是“绝对成绩”。但如不识前者,而夸张后者,那才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才坦率指出:博闻强记和著作等身这样的俗常标准,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指标,都是可以人为操作、炒作以达成的。此一价值标准的辨析,才是关系到中华精神文明未来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指出了几十年来学界最为活跃的部门中其实隐藏着“不容乐观”的负面因子,但因此类因子为学界集体所共有而可为全体所忽略不计。这样的职场功利主义和集体自私主义的维持,遂可成为该部门未来发展的有力阻碍。(学界之“共识”实已成为学界自身避免弱点暴露的公用手段,特别当此共识具有某种权威支持的背景之时。)前文已指出,人文理论界的单纯“知识积累”不能即算是学术成就本身,而前述三类自信力判断之标准却足以掩盖此事实。后者遂成为时代人文科学前进的一种本质性障碍。学术实践的自我批评其根本的目的并非在于不断“积累成绩”,而在于形成创造性治学能力,后者的作用不仅在于当前,更在于作为未来知识有效提升的动力性启迪。 本人在学理析真系列文(顺便说明一下本人的治学方略:当此学术表达困难时代以及学术交流意义含混时代,本人选择以此非正规发表方式随意著文,并着手将数百篇网文编为五部电子文集,存留于云端)中宣扬者,以及在阐发新阳明学过程中所要提示者,首先即为促使学人明确区分个人与国家(文明体,民族文化体)的不同“本位”,应该怀有两套(自己现前的和国家将来的)不同的学术价值标准。个人短暂一生的成就必是受限制的,是高度受制于历史条件的,难以大幅改善的,不得不满足于“尽其在我”而已(而非瞄向于设定的具体目标,后者决定于自身环境条件,非自身能够完全掌控者);存在了几千年的国家、民族的学术前途是无限的,是朝向未来的。有识者均应接受“大我高于小我”原则(不是出于爱国主义道德感,而是出于准确认识学术实践逻辑本身),首先将个人学术命运联系于国家未来的学术命运(学术兴亡,匹夫有责),也即切实意识到,所谓文化、学术、思想都是集体性的,所以我们的个人最高目标,都应该是有助于集体性的长远学术发展的。【民国时代无数献身教育界人士的胸怀均可达此境界,那时连仅具小学老师程度者都可能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故在识字启蒙初等教育事业中都能怀抱远大理想,他们读的是孔孟书,所以有此真实胸怀,今人读孔孟而从不“上心”,故“只说不练”,因为到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的言行举止都自动服膺于金钱逻辑了!读书人而不能免俗,夫复何言!】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才须直攻时文人之心术。对于非文人,可不必奢唱此“高调”,因其自利心、职场需要与社会金钱逻辑,三者间天然一致,而文科学者之所以需“伦理意识”,因其直接相关于自身学问质量。 外语能力的得失两端我们一定要辨析,台湾文科四十年来的最显著发展就是文科教授中欧美博士比比皆是,然而结果如何呢?整体而言,他们今日能够与五四时代前后读书人相比吗?今天台湾社会还有没有一个“思想界”?“媒体界”能够取代“思想界”吗?“学术界”能够取代“思想界”吗?同样的问题在较高标准上同样可以质询于国际主流人文学界和文化界。因最高水准在那里,根本问题也在那里。这是因为人文理论本身的教育、就业、功用本身出了问题。学术与思想如果都演化为职场运行的“材料”和“工具”,后者继而演化为集体人为的市场化操弄效果,古典意义上的“思想界”当然就演变为现代“媒体界”——舆情方向与方式制导技术学。而“学术界”的老师宿儒则是一辈子在课堂上引经据典者,无关于各类世界现实。本人因此在最近的英文文章里,不得不不避树敌地直指今日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现代人文理论特征和一般非理论性文史学特征是不同的)主流制度内的教育方式和就业方式问题,并“大胆”指出这样的文科理论博士培养制度问题多多,我们的人文科学现代化改革问题,首先应该是世界文教制度本身改革的问题,为此必然遭遇各科各业的“大师”和“权威”及其传承系统的反对。然而毕竟在我较熟悉的符号学学会领域更可坦率指陈是非。学会今日的功能竟然成为各国符号学学界在本国本区域内追求个人及集体名利的组织,可以说根本无关于学术交流或水平之提升需要。其功能颇类似于中世纪的“商行”或“帮会”:聚集人气势力以增扩行业市场利益!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整体人文理论生命力之衰退,符号学可谓首当其冲。格雷马斯去世,其学理僵化或萎缩,艾柯退出符号学理论界,学界纷纷以与符号学精神相去甚远的认知科学取代符号学等等,都是符号学理论势头弱化之标志。 【插叙1:海外朋友不必对上段论述感到不快。所谈到的倾向,岂止是海外华人学术社会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问题。近日《外交月刊》发表了过去十年影响了世界的十位思想家名单,他们所谓的“思想家”,不是“几乎地”、而是完完全全地来自科技工商政领域。这份主流媒体代表的世界主流观点已然从结构上改造了人类传统价值观,将“思想”一词物化为、实体化为、技术专业化为“影响社会物质现实的思维与行动能力”,从而把传统文化上将“思想”特指精神层面、伦理层面的“精神义理性思维创造力”的定义加以彻底替换,从而反映了地球全面物化发展的趋势。此种新的“思想概念”当然是现今弥漫于全球的典型实用主义方向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思想”一词脱离了传统的“文史哲艺”领域的事实,也同样反映了几千年来的“文史哲艺思想”是如何严重地失去了其影响力和创造力,从而被一一蜕化为学园内自说自话的“课堂思想家”。大家要从这样的高度来把握“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蕴义,而不要在彼此之间比高比低,争抢有限的“物化资源”。我们应该扩大视野,提升境界,立仁学之心;历史上传统的“思想家名号”都是指那些以毕生自动献身于提升人类精神文化水准为己志者。今日呢?岂非真已成了“鹊巢鸠占”之局面。——2019-1-22】 【插叙2:广义实用主义自然不限于指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泛指某一类思考和分析领域内的“中度层级”的学术实践(中者,即指其思维“细密性规模”在直观性和思辨性中间的层级上),在此意义上所谓“儒家哲学”(含经学和子学之思维层级)也是一种传统实用主义。其最明显特点是思维概念和推理精度均朝向于社会经验层与自然现象层,而其认知运作所含蕴目的又是直接相关于其外在行动目标和计划的。其优点是,对于任何社会性行动目的而言,思考、认知与策略都只须、只能运作于此社会自然的层面上,以实际推行社会性计划为设想中的目的。本来广义实用主义是文明史以来人类思维的惯常格式,只是到了近现代科学阶段,“认知”的目的与“应用”的目的拉开了距离,如此才超越了自然直观层面而上升至更为细致、严格、精确的观察、分析与推理层面。今日所谓的“人文科学理论”可以说即是超越或包括实用主义的一种更高层级的思惟生态,但其认知的精密性演变也使其难以直接成为“社会文化的自然界”内的现成“施工”蓝图。当现代实用主义这样的认识论规定被加以无限扩大化后,即忽略了人类社会人文思维的精细化提升的必要而一味主张人文社会思考只能按照自然惯习和行动需要加以进行时,才会发生前一“插叙”中提及的时代思想偏颇。而此现实存在的自然现实,其实是基于各种背景性、基础性的隐蔽因素的。于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人文认识论,就会倾向于掩盖人们对那些间接限定性的、制约性的条件之存在。由此而局限了人类的思考范围是一事,而其直接的负面效果则是排除了非属“社会文化自然界”的精神文化课题的关注度,并随之遮掩、排除、降低了精神性价值的存在性。而后者才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特征。此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引申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判断是应该分层、分域、分方面加以衡量的,因此社会物质性的价值观高低与文化精神性的价值观高低,显然并不属于同一价值判定体系,而泛实用主义价值观则意图用其本身的单维价值体系来取代或排除其他价值系统的存在和意义,从而强化了社会文化的惟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唯一有效性。按此推论可知,在社会自然“区域”内的好坏正误标准不可能一概而论,一个自然区域单位是由多个超于自然和低于自然的现象组成的,各自具有其独立的价值观评定标准,所以必然是其中各自“有好有坏”,一方面为“正值”的事实并不排除他方面为“负值”。按此,例如,我们就可理解,为什么说国际大学质量评比结论是片面制作的,它将文化学术的不同构成对象均按适合于其中一类对象的评判标准加以统一化处理,从而客观上(“以言促行方式”上)导致事物朝向该单维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前次举出的世界“思想家”评定,则是该趋向中最为粗糙的例子之一;自然也是今日全球化时代“唯物质主义文化”已然取代“精神文化”的证明。2019-01-23】 学术思想标志为语言组合,而它又可成为学界功利主义-投机主义加以利用的“商标”或“名号”,特别是欧洲大陆系统产生的理论流派尤其如此: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孔孟学,阳明学,宗羲学等等中外“文理显学”,都是这类情况,每一标称都对应着其核心真实的价值,而在其外围则蜂拥着多层“蹭热度”、“占名气”者,而偏偏是后者又正好是学术思想市场“弄潮儿”们加以组织起来的“准学术帮派”势力。炒作风潮,带动舆论的就是此类擅长于“驾驭和组织”学界生态者,结果学派“势力中心”即为此类人士所掌控。在全球化商业化大潮的鼓噪下,没出息的人文科学界遂营建了越来越多的派系,形成了表面上的繁荣昌盛气象。以假乱真术则是此类派系领导者之特长。于是我们今日才须返归孔子所说的“紫朱之辨”。今日在世界上每一人文学界的“显学”都应当使用“紫朱辨析显微镜”加以分辨;顾颉刚君早在90年前就为此做出了世界学界内顶级的辨析范例。对此我已讨论极多了。那么,为什么顾君的开创之功,海内外竟会跨界跨域一致地加以冷淡处之呢?(当代海内外儒学者们怎么会如此一致地忽略此二十世纪大陆学界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呢?本人每日读书躺椅恰好旁靠着多达60卷的《顾颉刚全集》,故可每日相见,时时用以自我惕励)此现象足证,造势者的影响力远远大过求真者的影响力,正因为今日乃是商业化文明时代也。对此世界人文学界趋势,切望有识者深思之。在世界商业化大潮中,此类趋势将会随之发展而绝无衰退之日,因为其发展动力不再是挂接到“真理事业”上,而是挂靠到“市场行情”上,后者的基础是文化权势之运营,而非人文科学之追求。 五四时代的思想界有他们的问题,今日世界的媒体界也有自己的问题。国际主流人文学界的问题不是较少,而是在较高技术性水平上问题更多并更为深刻。然而到处都是“抱团取暖术之营造集团”(柔性的党同伐异行为)。今日的文科学术组织和活动中还有多少实在的学术思想交流提升的空间是很成问题的。我在最近的英文文章中“大胆”指出,今日各学术组织的扩张战略,颇相似于商界的“并购”和“托拉斯”行迹:不过是找一个“名头”以作为“编连”势力、合作双赢之手段,而该名头自可被赋予各种故弄玄虚之美名。如符号学界找一个“总口袋词”——“记号或符号”,它必须是足够模糊地可以“包容万象”来进行“队伍扩张”(=集体势力扩张)。而参加者在此世界功利主义潮流中,会以为加入了国际组织就算提高了自身学术身价(自欺欺人的不二法门,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历来的帮派会众,都会因轻易获得了某一“组织身份”而就幼稚地自以为提升了自身的生存价值似的【今日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团体“劝信志愿者”们的“真诚话语”,足以流露其“幼稚心态”,其不自知的此类献身行为的内在原因实为:他已因此集团依附性而自以为高出众人一筹(实为分沾了其一丝权势),从而“不忍心”见到低于己者滞留于“下游”。反过来,面对其天真善良的姿态(此辈往往文化程度较低),我们自然也“不忍于”点破其此一“自尊心+自信心”之实情,因后者实为心力弱者之生存动力的重要支柱。自然因有此心理功效这,对于社会自然也是有益无害的,而且此需要对于大众来说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信者与思者,必须分道扬镳,井水不犯河水】。但在社会层面上,“人头数”的确具有着影响历史进程的实际作用,故千百年来此一“社会性技术”被不断地改良翻新。而且,的确,当你看到那些一脸无知无识者会因穿上了制式马甲就自以为身价不凡时才意会到:因为没有正确人文社会科学认知,许多科技工商知识能力级别颇高者可能会在非己专业领域内显得多么无知!(今日全球泛起的自媒体文化中可以清晰瞥见“科技工商高级知识分子”之短长,但亦可发现无人不自以为是,或反过来,无不习于膜拜强者)而另一方面,又可见另一类“知多而识少”的人文学者。例如,(前已提及)国外凡是任教于大学的教授们,其分析现实的能力都远逊于媒体人,而媒体人却又是虽具观察分析能力却只能活动于社会文化“浅区内”者。顺便指出,今日所谓“媒体学”不是一门科学研究,而是一门研究各式宣传手段的社会文化性技能之经验综汇。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媒体学方向转化,正如其理论朝向哲学化转化一样,从两个极端上都带偏了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大方向。今日我们要大胆并诚实地证实文科留学生文化的动机和目的,绝对不是如某些心胸狭隘的汉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出于“葡萄酸心态”。【至于台湾长期以来把厕身国际汉学就当成是国学达至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态度,除了无知无识之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怎么你们就偏偏要向国人比高比低,就不想想看,你们在国际人文学理界的真实地位如何呢?】这与我们检讨外语界出身学人一样,当然不是要“以拉低会洋文者地位”来比高比低,而是同样为了国家学术前途发展计,不可以“有利于国际交际的语言能力”来做为学术水平之指标。不仅因为此种因外语和国外学历的“方便”而带来的自我满足(其自信的实际理由正源于他们老是和不会外语和无洋学历者“为伍”,以方便于其自鸣其高;他们就是不和洋人比,除了比中文能力和谈中国故事外),足以阻碍其真实前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及此百年“留洋潮”的确成为了国人公认的“标准”,此种全民共识的历史惯力,将从结构上逼使中华精神文明在现代理性提升目标上永远甘为世界二等公民。【我提出博闻强记和著作等身不能作为绝对标准,就是为了阻遏此种共识。[现在加补一项:决不能把胡乱添加形上学、本体论等玄虚语句作为其论述“道高一筹”的凭证;再补加一项:绝对不能将“自造理论体系,模仿西理架构,当做是学问深刻之表徵!”]2019-2-14补】我不知道今日海内外华人文科理论家们有多少人能从这样的宏观角度审视此一根本性问题。(至于学界的腐败现象等热门话题,根本不是学术认知上的问题,自然不须列在我们的讨论层次上。须知:学界财务贪腐和学人品行不端等仅占“学术腐败现象”十分之一弱也!)简言之,比起大多数人不读书不看报专门游戏机度日来,学人爱好人文学理自然胜于此类浑浑噩噩者,但这是两个层次上的不同设问方式。我们的学理认知课题当然不能与一般社会问题混为一谈,也不能将两个层次及两个历史领域(我说的历史1和历史2)内的“课题”混为一谈。【其附带作用是:不要用生活经验性课题的“具体性”作为遮蔽人文学理性课题“抽象性”的借口;这也类似于我以前举出的我与何兆武先生虚拟的题目:战时公民生活关切与战时学理实践进行的合理分离性问题;也即,学人不应以战时带来的社会性的一般心境骚乱,作为放弃或松懈学理研究热度的“口实”。这是读书人最易自我欺瞒、自我逃避艰难的“情理所在”:当事人公认,“环境如此,还念什么书!”而不知读书人用功正应在任何环境艰困之时。和尚们,修士们,能够在任何凡尘混乱中专心致志其经学,人文学者就不能够吗?难怪我们的意志力比不上真出家人[今日世界各地大批存在的凭借“宗教职场”谋私利的习俗,不在我们讨论之列;一些人以为披上袈裟或烧香拜佛就立即成为“有信仰者”了,而不知那是一种现代职业,或一种“历史类流行”。顺便提及:“信仰”一词的意义今已被严重混乱,将“抢头香”之类作为“有信仰”的现象,正象征着大众的社会文化水平已然降低至何种地步!]胡适一代的“现代士大夫阶层”人士对此种风俗将如何看待?】 学界个人及集体的不断自反、自正意识,除了相关于民族学术未来积极走向外,一个直接治学观上的启示也正表现于一种认识论-实践论的智慧观:一方面,通过自反自正强化对世界先进学术的客观认知;然而,为此,学界,学者,其客观性、诚实性原则,反而同时要求不可在此全球化范围内向学时代,轻率地、盲目地跟风和满足于直接抄袭式研学。后一弊端恰恰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投机主义、名利主义等方兴未艾发展之根源。只有诚实自反的治学态度,才能恰当地把握治学过程中的分寸和节奏,不至于为国际名势潮流所裹胁。这也是本人在著译作品中同时想要表达的立场:对于国际人文理论显学,既严学之又慎处之。之所以反复称之为“辩证地”(相反相成地或相互反复地),就是要智慧地面对一个时时刻刻面对的难题:在学理掌握上明明“技不如人”的条件下,却反要睿智而勇决地维持一种为求真而批评审视的态度。此一立场其实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因为国外“专家”即同时为“窄士”,其于一方面可“深入敌后”(纵深成就者),其于众多其他方面必逻辑地“弱化或失去掌控”(宽广度上大失误者),而我们在面对具体复杂各类现实问题时,自然须集合多种多样相关“工具”并加以综合运用,以期有针对性地达成“迎刃而解”效果。反之,如不少专家型学者屡犯屡失的那样,则难免失误于“以偏概全”,“顽执僵化”,而诸相关专家型智者因迷执于自身一隅内专深技能之掌握,而坚持其片面性真理认知,反而因失去“大局意识”而提供出错误的问题解答。(考据派史学家在本业范围内的贡献人所皆知,但因误以为此一“实学”可作为其人可以“纵论天下”的根据,则大错特错了!)在现代西方主流人文学术理论界,我们处处均可瞥见此类偏差;而且我在我的英文论文中不断向西方同行指出:你们的超过众人的“理论专长”,实属一家之言,而之所以忽略了以偏概全的认识论弊端,恰因你们移除了“实证性原则”,而纷纷以市场上、制度内人为设定的“游戏规则”为准(西比奥克最常使用的词就是“semiotics players”,学者成了“玩家”)。就本书而言,我们获得的启示是,一方面这是胡塞尔在心理逻辑学域内的另一重大成就:独一无二地在意识学框架内(而非在现代实验心理学框架内)深入“前判断心理域”,为我们提供了认知人类意识心理与理性逻辑间密切关联之肯綮;一方面,此一专域专学的思想当然不能成为据以构思人类文化、社会、历史、伦理的全面基础。此一道理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中一目了然,而我们的此一派、他一派的理论家们却想要以一专之能来统领对万千领域的认知,除了“非愚即诈”外,还会有其他解释吗?但另一方面,工程技术离开了相关数理基础能够成立吗?然而此基础数理家可因此就有条件处置工程技术问题吗?同理,胡塞尔或其他哲学家,作为人文科学的“数理家”,能够仅据其“数理知识”(如果是正确的知识)就有充要条件来构思人类文明工程构建的方略吗?【在此,让我再次提醒中国的儒学家们,你们能够仅根据前现代化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学术思想”,来思考当今复杂千百倍的世界与中国的问题吗?[今日凡欲以所谓“易经”来构建现代人文学理者,其抽象思维的健全性最为可疑。这是新儒家理论家们最需认真自反者。所谓“新阳明学”的“对象”,首先就应是指一些儒学理论家们!你们的主要问题是:应做真正的孔孟信徒,而不是利用孔孟话头来依古自重。]你们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应该诚实回归仁学原则,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仁学求真态度,化专制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学为前专制帝国时期的仁学伦理学,将你们的知识系统朝向科学现代化方向转化,切不可盲目跟随海外汉学专业系统,以为用洋文表达的“国学”就自然可成为现代化了的国学。】 按照辩证性治学观,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对立方的强项,一个是自身的弱项,必须最认真地(最诚实地)正视两个基本点;前者既是自身要学习的方面,也是要警惕的方面,后者既是自身要改进的方面又是最需加以防备的方面。而“自高自大者”(即愚昧无知者)对于这两个基本点均朦胧无知,遂在实践中导致他我两失之。这样的研学实践观的要点不过是指出,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区域”:对象域(客体)和运作域(主体),前者不过是“材料”而已,材料尚非“知识”,即讯息积累繁多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知识,如今日互联网无穷信息源反而可成为“反认知”之源。我们说的各种被动吸纳存储的习得知识,尽管各个部分各自原有自身的秩序,但各秩序体之间的关系凌乱,不能积成有机整体及有效判断力之资源。后者,主体方,不应仅只是资料吸收存储器,古代所谓的匠艺和腐儒等,都是指这类以积存资料为目的的“书呆子”,而这类人只能以自身的博闻强记能力自傲,根本不在乎其积存资料的有效功用何在,即使是理论性资料,逻辑严密,也只作为呆滞资料加以存储备用(被动记住)而已【进而以大师理论的“传人”自居来自抬身价。时人会以为凡能复述大师理论话语者就是掌握了大师理论者,而不意识到那只不过是完成了记诵之功罢了。试问,今日人为学界对此有无辨析意识?今日翻译资料殊多,研究生们可利用人文理论话语词义歧义的特点随意摘取以“装饰”作者之视野博洽,此等抄袭摘编之功如被视为研究成果,岂非误己误人】。那么主体方应该如何呢?应该创造性地进行积极的“组织知识”!只有具有组织性和自组织性能力并将其应用于对象资料上,才算是对资料进行着“知识品有效加工程序”。而为了获得此种组织力,就须同时讲究自我更新的主动性机制之建设,也就是不断增强自组织机能的激发力,以作为治学之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推进器”。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提醒,今日更须明确加以强调,因为即使没有这样的真实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在今日人文学术全面标准化生产的格局下,学人的一切名利权目标照样可以一一顺利获取,此种职场功利主义程序完成的机械化简易性(在今日互联网条件下),足以以其“职场成功”的实际结果,作为鼓励学人对之被动顺应的极大诱因。...
Author:
team
Date:
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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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现象学
学理析真系列-7: 胡塞尔学与新仁学的未来可能关联-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学理析真系列 -7 : 胡塞尔学与新仁学的未来可能关联 —- 《 第五第六逻辑研究》中译本感言三则 李幼蒸 本人在此书将要出版之前,因联想到五十年前收藏此书旧版的往事,遂利用晚间余暇,陆续记下若干感言,以备此书出版后刊于网上。这样的随笔式写法,自然 学理析真系列-7:胡塞尔学与新仁学的未来可能关联 —-《第五第六逻辑研究》中译本感言三则 李幼蒸 本人在此书将要出版之前,因联想到五十年前收藏此书旧版的往事,遂利用晚间余暇,陆续记下若干感言,以备此书出版后刊于网上。这样的随笔式写法,自然是主题渐趋纷杂,只能视之为仅供从中选材的一堆笔记资料。今日收到寄来的样书后,一时兴起,遂据资料连缀成三则感言,并纳入“学理析真系列-7”。(2018-8-11) (1) 在今日广义“自媒体”遍布全球时代,供公共“学术理论交流”之用的互联网媒体却并不流行。本人学术议论文章一向就在海外各派华人公共媒体中遭到拒刊,他们宁肯刊出大量中外“俗文化”中的业余理论家们的、意在参与鼓动造势宣传的“海派理论”,也绝不愿意刊出我的学理文章。最近国内的发展竟然也导致纯粹学理文章难以再刊出于任何单位的公共学术网络平台了(原来的非单位挂靠的学术网络平台早在几年前也已陆续关闭)。不要以为此一现象只是中华文化世界的特产。就是在英语网络人文学理性公共平台也难以发现(可能我了解不全),因为大多数自由讨论平台都是相关于时政批评类的。没有学界“志愿工作者”愿意组织人文学理自由讨论平台。此一事实也逆向表明:人文学理探索家们大多已按照派系集团类别办成为“同仁网刊”。文章不属于或相反于本派的观点自然也不予以采用。所以,当我于2004年当选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后,在委员会里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就是在学会中组建一个学会内部自由讨论的网刊。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符合西方学界规矩的建议,最后证明也根本办不到:简言之,“没有人需要!”。那时的我,还是持相当理想主义的治学态度,总认为这样的自由讨论平台可有助于大家共同蠡清一些共同使用的名词、概念、理论、方向等问题,这样沟通之后才有助于共同认知的提升。但是在今日学术制度化世界内,如果没有学人期待参与这样的自由讨论,那该怎么办呢?况且技术上说,个人专业背景不同,也的确难以阻止有效的理论沟通。而十几后的今日终于明白了一个更根本性道理:今日人文学术领域的理论家们都是寄生于现代人文学理本身构成内涵之“自我冲突、自我矛盾”的张力关系中的:客观制度规定的行为模式与个人生发的思考兴趣。 此一沟通与交流的内在“不可行性”的本质正是体现于人文科学中“学术与学人”在学术实践中的一种“结构性分裂”:一切人文学术活动今日都是建筑在两个相互冲突的“实践标准与方向”之混合体上的。一个是“职业化标准”,另一个是“科学性标准”。每一人,每一专业,都得实用主义地“含混于期间”。现代历史时期才形成的人文学术职业化制度本来是为了服务于学术科学化发展的。也的确在前一阶段有助于学理专业的深化发展。但之后不久,存身于由科技工商权势建立的社会文化实体系统内的文科职业化生态,渐渐朝向相对独立的、不断演变中的职业化规范和方向发展,从而和人文学术科学化的固定标准和方向(只存在一个科学标准,一个科学方向)渐行渐远,乃至今日彼此发生了严重冲突。广大人文学者学生,也渐渐大多数归顺于职业化标准和方向,而逐渐纷纷自觉将人文学术实践充分地纳入到僵化的职场制度程序之中。 作为当代学人,本来当然希望继续设法调节职业化一方使之成为科学化发展的物质性基础(让职业化服务于学术事业:A),却最终发现学术本身只能逐渐被纳入职场制度(学术事业服务于职业化:B)。几十年来,本人在此作为矛盾混合体中的“中外人文学界”内“滚动”,模模糊糊地有意努力于在中外两侧鼓励B方向的展开,而最终发现了A方向的不可逆转性。简言之,全球化今日,人文学者研学人生观,不分中外,几乎绝大部分都成为了标准职场人,而且很少人愿意再去“多此一举地”去客观思索职业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而是干脆将二者视为同一。也就是把“思想”、“理论”、“学问”都按照身处职场内的既定规范和规定框架加以理解和遵从。如今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能够触动这一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人文学术生态,但仍然看到另一“way out”:人文学者是否应该充分“认知”或“明了”身处生态之真相?尽管此一认知兴趣不须等同于按其进行逆向实践的决心! 另一方面,最近的觉悟是(可见本人2014年索菲亚大会后对当代符号学界批评性反省的网文):必须承认,全球人文学术世界的结构和功能已然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即绝大多数人文学人都已“演化为”职场人,即:研学是为了职业 前途,研学方法方向均按照职场规定进行,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个人职场利益(而不再是为了探寻“真理”。此一古典原则已被时代青年视为“过时”)。理论创新是为了出人头地,从而最终达至名利双收,按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研习如何借助传统的“拉帮结派术”和当代“新媒体广告术”,来制造和提升学术成就的知名度(有如今日虚构影视收视率或网文点击率的技术)。人文学术的最终标准也就不再是什么“真理,真相,真实”,而是“知名度,市场价值,以及巩固此二者的派系及个人权势之营建术。(全球商业化时代,随着无处不在的广告术发展,一切“人文学术实践”自然习染上各种“求利技术化”意识。)但是,今日世界国内外一切领域,难道不是百分之99人都是追逐名利权吗?怎么其他各界追逐名利权并因此取得重大行业成就,均属合理,人文学者就不应该呢?况且今日百分之95或以上的人文学者都已演化为纯粹“以学谋生”人士,根本就是把学问思想当成职场成功手段与渠道,在此确凿事实面前,对之“望洋兴叹”还有任何意义吗?再者,更深一步看,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真理取消论者”也并非全无道理:为什么把人文学理话语媒介当成音乐美术类“美学品”加以利用和欣赏,认为是错误呢?音乐美术中哪有什么真理问题?这不正是今日商业化流行美学观泛滥下的扩大版吗?对此种种议论,我在过去近年来的中外作品中都曾讨论过。最后意见仍然是:人文学理或未来的真正人文科学,就是要和上述各类行业不一样!按此推论,人文科学理念就不可能再是寄望于大多数人文学术职场人的,而是只能寄望于其中的百分之5到百分之一者。但是百分之95人与百分之5人都生存工作于同一职场领域,按照同一标准评级(有如唐代少数大诗人和大多数普通科举读书人都生存工作于同一官场)。因此我们的人文科学理论重建理想首先只能是针对于人文学科内百分之几以内人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只能是寄望于职场少数人的(而当其学术有成之后,再考虑逐步扩展到另外大多数学人)。参与筚路蓝缕“苦工”者必定是极少数人,而我们的任何理性主义呼吁虽然“大喇叭”吹向职场一切人,实际只能不同程度上落实于极少数人身上。宗教界几千年来有那么多“寺院苦行僧”和“修道院修士”,他们能够坚持信仰(深切爱好),特立独行,我们人文伦理思想探索者反而不能,为什么呢?我们就非得在朝向理想精神献身方面弱于宗教人士吗?不是的,看看自古希腊至二次大战前,两三千年来多的是因“爱好真理”而能毕生不落凡俗者。而且献身者中哪个又呆痴到连最低生存之道也办不到的呢?今日职场环境当然是谋生的正途,但具有此基本生存条件后,在朝向独立真理探求和朝向职场名利发展的双叉路口间,仍然存在有广阔自由选择空间。据我观察西方学界情况,根本不是因为找不到基本生存条件而不愿献身真理事业者,而是因抵制不了商业化大时代的全面化物质主义诱惑,放弃了精神提升目标,惟以追求物质利得为目标,又因绝大多数人均已持此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生存态度,遂心安理得地将“名利权”价值观根本上取代了“真善美”价值观。这一人生观选择标准上的时代风气巨变,才是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杀手:从心灵内部进行自由意志之瓦解。 (2) 随着战后后工业化、社会职业化、全球商业化文明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一切学术(包括人文学术)实践者的人生观和实践观均大幅朝向于个人职场私利主义(美其名为个人主义)展开。就人文学术而言,其生态环境演变尤巨,往昔前商业化时代学者之思想学术“向真”动机和目标,在职场制度化格局下,逐渐压塑为“向利”动机和目标。对此,以上所谈及此前论述中多有指陈,其中根本性演变,其实发生于主体侧或主体信仰侧。求真与求利本均为人性本能部分,彼此在价值方向上正相反。“利”(名利权三类之统称)之目标可归结于主体人性本身(一己之自利),“真”(真善美之统称)之目标则须落实于主体之外界,或属客观公共价值范畴。如今学界个人主义时代,一切传统以来之“真”话语依旧,而其功能则已然变质,并被转化为“求利”之工具,具体来说,成为了职场个人求利之工具。即,因袭古典真善美话语不变,学者对于该“真善美话语”之态度动机则大变;即话语之学术性运作(按照职场客观制度所规定之渠道和规范、规则进行的实践——程序性操作)最终须以其是否符合职场规定性目标为度,而其规定的程序性方向必然须是符合该学术操作者之自利目标的。而保障此自利目标的最简单可靠方式就是完全顺从职场制度化规定来生存工作。 当人文学术之实践项目追求被纳入职场轨道进行加工操作后,即须参加职场及市场环境内之“竞争历练”。于是学界生态更进而采行“竞争取胜”策略。后者必然创生及强化学场争强斗胜中之各色或隐或显的“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方略。在学场斗争中,就集体而言,此种策略当属最有效之手段;而就个人而言,如才能杰出,亦须按照职场规范和程序追求“学术求胜”之有效达成。也即不论集体如何善于谋略,个人如何善于创新,二者之成效最终均须表现于个人与团体之“职场利得”上。由于此手段(学术实践)和目的(获利)之间的不变次序关系,学术真理话语中获得的“属真因素”即不得具有独立决定作用,而是归根结底仍然归结为“职场求成之手段或工具”。这就是,时当全球商业化全面展开,不论个别产生的“求真建树”多么突出,亦必逻辑性地为“客观制度化环境”压塑为某种求利工具。这就是在商业全球化现时代我们看到为什么现代高端西方人文学理难以有效发展、有力提升的本质性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人近年来要反复提出中学后进者须避免对“国际学界”亦步亦趋、甘愿成其被动追随者的理由之一,尽管西人专家之学术技术性成就是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学习的(技术面上的学习不等于思想面上的学习,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和提醒)。正如几十年来海外大汉学、新儒学系统虽然因自居于“汉学自治区”而可避免涉及现当代西方主流人文学理问题,我们仍必须研习其各类技术性成就但不必在思想理论性层级上为其所囿。 自功利主义笼罩着全球人文科学世界以来,其歪曲科学性目标的负面效果处处可见。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也非常推崇的学者、思想家、理论家们,由于不被视为后学加以深入客观研究的对象,而被视为通过放大宣传(过渡的宣传即是“忽悠”)和“圣化”使其成为“学星”,为其人增值、固值,以便更有效地对其加以(实为自利主义的)利用。如此一来,本来在某方面确有建树的西方优秀理论家,反因对其进行全面崇拜宣传而使得读者对其学理的客观认知失去重点。实际上,中外历史上没有任何“大师”是全面正确的,而是只在某方面,甚至于只在某一时段内,是正确的,我们均应据以对之进行正误高低分析以确保自身理论知识之改善。如果对其加以“准圣化”宣传,反而导致该学者的正确思想被歪曲和庸俗化。(当代专家型学者,因个人职场求成需要,自然要不断颂扬个人赖其成为学科专家的“历史名家”)这样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如今正在全球人文理论界拉帮结派盛行时代,蔓延开来。(其商业化特性表现在:学术商品只有当其商标品牌获得足够宣传后,其学术成果才可获得较大知名度【市场销售量】,推崇此商品的学者才可跟随获利。这不是商业化行为是什么?)在此格局下,理论读解学的意义论应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一个是学说理论本身,另一个是运作该学说理论的制度性结构和运作方式。这就是一种符号学意识形态读解法,由其可读解出字面意义背后产生意义效果的隐蔽机制。顺便说一句,三十年前我回国后突击写就的“电影符号学小册子”,就是为了显现此种符号学意识形态读解法。看起来互不相干的西方电影前沿理论(那时连德国、美国电影理论界对此适切把握者还甚少,虽然他们都熟悉其活动信息),竟然具有如此广泛地解释学模型作用,并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中国儒学分析方法论。符号学的本质之一正在于将观察、思考、分析的重点放到挖掘研究现象的背后构成机制。此种学理特征却是所谓英美派符号学者们甚少理会的,在此意义上他们真地算是“符号学家”吗?例如,西比奥克只能说是符号学社会运动的组织家,根本不是“正宗符号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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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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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选载
罗兰巴尔特文集总序-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1977 至1978之间,在图书馆“目不暇接”的大量结构主义资料之间,巴尔特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话语”,使我“扑捉”到了符号学的“灵魂”,这是以往任何哲学理论未曾带给我的新启示。其后我注意到,许多当代西方大哲学家们并不注意罗兰•巴尔特。保罗• 《罗兰·巴尔特文集》总序 李幼蒸 网刊前言 1977 至1978之间,在图书馆“目不暇接”的大量结构主义资料之间,巴尔特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话语”,使我“扑捉”到了符号学的“灵魂”,这是以往任何哲学理 论未曾带给我的新启示。其后我注意到,许多当代西方大哲学家们并不注意罗兰•巴尔特。保罗•利科在其广泛的当代法国文学理论涉猎中,偏偏较少注意巴尔特。 重视欧洲思想和强调文学和哲学一体性的理查•罗蒂,好象从来没有提过巴尔特。这说明巴尔特提出了不同于哲学话语的另类“理论话语”。后者对于深入感受和理 解现代文学思想是极其必要的。过去二十年间,巴尔特在两岸四地外语界和文学理论界的影响,一直在扩大之中。现在到了我们应该把巴尔特思想置入更深广的文化 和学术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了。巴尔特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探索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潮,而且(我特别强调)也有助于我们用以促进中国传统文艺研究的现代 化、理论化的建设(文心雕龙是古的,但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必须是新的,国学家们不应当不懂此义)。那种以为哲学是哲学、文学是文学、中学是中学、西学是 西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 还清楚记得,1984 – 1985年期间,我是如何不顾实际、不合时宜地执意要把 巴尔特文学理论作品推入中文世界的。其实大约同时间,我也想在《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小册子的规模上,撰写一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思想》和一部《当代西 方历史理论思想》。虽然准备了不少材料,后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变化,未能加以实现。在有限时间内,毕竟以直接呈现西方经典于国人更为重要。(译介他人和 发表本人,应该一以著作本身性质和时代需要为考量)在这两部蕴酿中的西学绍介里,巴尔特思想本来亦将占据主要地位。 80 年代是所谓“启蒙时代”,其内容主要是指:对国内读者引介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主持其事的有老、中、青三代“学术带头人”。他们中间不少 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自己在1978年前并不研究现代西学、1978年后也不读西文原著、更不参加西学著译,而只做西学出版的主持人和评论家。他们因为不 从事具体西学研读反而更有时间高瞻远瞩地、高屋建瓴地,对当时“嗷嗷待哺”的各地广大青年,进行西学启蒙指导,并成为时代公认的西学引介之先锋,其行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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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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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
第五第六逻辑研究 》出版及《胡塞尔著作集》译毕感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第五第六逻辑研究 》出版及《胡塞尔著作集》译毕感言 兼谈中国哲学建设必应独立发展 李幼蒸 按照本人观点,胡塞尔哲学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首屈一指之学,几十年来也逐渐获得国内哲学界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本人积六十余年治学经验,在甫度八十之际,于半 《第五第六逻辑研究 》出版及《胡塞尔著作集》译毕感言 ——兼谈中国哲学建设必应独立发展 李幼蒸 按照本人观点,胡塞尔哲学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首屈一指之学,几十年来也逐渐获得国内哲学界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本人积六十余年治学经验,在甫度八十之际,于半年前最后完成了8卷本的《胡塞尔著作集》译事,对于毕生珍重的胡塞尔学来说,也算尽了一己之力。如今又逢《第五第六逻辑研究》出版,自然感念联翩,有不得不略予赘言者。《逻辑研究》为胡塞尔现象学的奠基之作,其中又以此两部“研究”代表着胡塞尔正式进入“现象学式思维”阶段之开端,意义尤为深远。相关问题,本人已经多有表达,于此两部逻辑研究出版之际特别关心的则是,今后中国现象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方向与方法的问题。尽管本人关于治学观点已经谈了整四十年之久,由于2012年南京符号学大会结束后几年来,本人于完成“新仁学建设”之后,有时间较多地参与了国际符号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交流活动,从而对于中外人文理论关系之特点,较前增加了体认。其中最紧要者为:当面对此全球学术商业化大潮之际,我们务必要首先区分“学术真理的独立方向和判准”问题与“国际职场对人文理论进行职业化运作的标准”问题。而世人在全球学术职场化时代,大多趋向于将职场与市场的宣传效果,误识为人文学理方向方法之当然标准。在此情况下,如进而持“走向国际”、应和“国际标准”、吹捧“学术明星”和“一切趋炎附势”的态度,则不论什么本来优秀的学理,都会很容易地成为派系势力操作的材料和工具,学术资源也就蜕化为职场追名逐利之工具。今日在回顾国外百年来的哲学历程时,不待全球商业化时代的到来即已看到,现代西方哲学生态早已显露出各种各样的趋利主义弊端,岂能均一一因其曾经具有市场名气而即视为追慕和袭从的对象?还不要说,如果从更深广的视野看,即连西方哲学本身的身份,价值和功用等,我们也绝难盲目地沿袭西方学术职场权威的观点亦步亦趋。而之所以需要反复提醒此一西方文科留学者皆不认同的看法(因为他们当然全盘接受了今日职场等级制度和功利主义人生观),正因为本人反复指出的:今日全球人文学术世界均已将商业化时代之“职场求成”原则,取代了传统的“学理求真”原则,以至于进而干脆将“成”(职场等级制度下的权威认定和市场化的价值)当成了“真”。(此可谓一种最彻底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和认识论。)最后,更为相关的负面因素,还体现在全球商业化时代对于人文学术世界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影响:学人不再怀有追求真理之纯洁心意,而是容易感染上“逐势而趋”的本能,以至于一切努力均朝向于学界“名势之大小”。而后者自然可以对之进行各种学术外的商业化“造势运作”,凡此种种(文化与学术之“名势”,在商业化媒体时代可谓越来越归于人为设计操弄的结果),我在对当前西方学术思想界观察中,对此也有颇多体验。作为全球商业化大潮下应运而起的“媒体垄断文化”,今日已然发挥到近乎显著支配的地步,人文学术的“媒体文化化”程度也已越来越引发学界忧虑。 以上诸类简评足证今日哲学和文理世界已然根本上不同于战前胡塞尔时代了。那么,为什么胡塞尔学今日仍然会获得功利主义学界之青睐呢?为什么今日充满名利追求意识的学者们会对彻底排除和贬低名利意识的胡塞尔之学会仍有感应呢?应该指出,以上所谈的世界人文学术职场的功利主义主潮中,其在技术性层面上的继承传统学理上的成就的确十分可观。我们于此要区分出“技术性成就”和“思想性成就”,今日问题不是出现在前者,而是出现在后者。因为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不同,其生态为几千年一贯之学,中间脉络大体没有断裂,而战后职场化导致的学科专业化强化,自然在“学术思想史”、“人文理论史”的各种知识上的研究和吸收都大大高于战前,这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就胡塞尔学而言,今日欧美日本对其研究的深广度都大大超越战前。这样说来,前段所言无乃妄议乎?非也。因为所谈种种涉及到什么叫“学”,什么叫“学术”,什么叫“理论”,什么叫“思想”。这些概念在传统时代倒是比较明确的,而在学术世界全面职场化、制度化、标准化、权威化、市场化后,反而含混起来。而此含混性却不易为人们发觉,因为学术思想的“标准”已然在职场化时代变化了。今天这些标准都落实在职场制度规范标准之内,导致判断衡量的方式固化;所谓学科专业化,也就成为视域窄化和标准技术化的结果。一切都转为依据客观前定的外在规范规则而判定,这样的学术性判定当然是技术化方向的。不容讳言,此一世界大趋势是基于科技工商科学的高度职场化、技术化而来的。人文学术界却也据以规定自身的新时期新世界之治学方式,从而忽略了科技工商农之学与文史哲宗艺之学是根本不同、且不应等同的。这样,今日国际人文学术的分科专业化自然就成为了技术化方向的。这是我这位常年来致力于跨学科人文科学方向研究的人所对之特别有感的方面。人文学理研究者,包括哲学家,对于大家来说,今日所谓“研学”就是钻研前辈思想理论的“肌理细节”之学。我们一直说的胡塞尔学的当代进展,就是指的这些对于战前西方师生远未掌握的胡塞尔理论话语的深邃分析脉络之深入把握,已然远远超过了战前的程度。但是,这样的“对现成理路之细致掌握”,虽然是属于“研究”范畴,但这样就相当于 养成“哲学思维”的过程了吗?我们的各式专家权威们所掌握的只是前人之理路脉络,但他们是否也在此过程中提高了个人的客观判断与理论思维能力呢?【一个小比喻:今日我们批评的学校“应试教育”下的高材生都是他那个层次上的“掌握知识细节”者,但为什么他们后来的思想能力、创造能力未能相应提升呢?但当他们都因此种应试教育训练和资历而度过了层层关卡,最后成为职场人之后,当他们这样习来的知识积累也足以应付职场工作要求之后,谁又会再质询他们的“思想与创造”能力呢?文科职场制度足以成为掩蔽真实思想能力的手段!】读者们注意,此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是,我们在此职场化制度性生存中,最终会“出产”一批一批的“专家学者”或“专业技术人员”,但绝对不能将他们称作是“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不能等同于“哲学知识掌握者”。这才是我们全球商业化时代人类文明面临的严重认识论、价值观挑战。如果人文科学及其理论的职业,就是为了生产出这样的“专门技术家团体”,我们的几千年历史最称悠久的人文思想发展事业,就是在倒退,而不是在前进。因为我们把“理论话语技术性的欣赏”本身当成了人文学理生涯之实际目的。这岂非最隐蔽的一种“自欺自瞒”心理?一般来说,“学者”不等于“思想家”,“思想家”也不能等于“具有制造思想界影响力的名士们”。 有鉴于此,我们才在大力提倡研究现代西学理论的同时,也提出在较高精神层次上的“正本清源”问题,也就是如何不至于陷入“惟技术论”时代的陷阱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本人几十年来在与西方同行交流中,就是在此“基本设问层次”上与之易于发生隔阂的,因为他们大多数无不是满足于成为“技术性专家”而已(离开了他们的专业领域,他们的观察力、判断力、推测力可能相当平庸!),并均以掌握专业技术性高低的程度(等级资格凭证)论治学之得失。当将人文学理问题归结为相关理论话语的技术性掌握程度问题后,人文科学事业也就被商业化时代彻底地加以“技术化”或“去思想化”了。在此,一个十分微妙的混淆人们识见的因素就是:人文学理的技术性掌握效果本身是具有“思维美学感染力”的。我们为编织精妙的理论话语所打动,谁说这不是在“研学”或“创造思想”呢?(今日国外人文学界不是出现着不少靠着“理论话语美学化修辞学”运作而获得思想家之名的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当思考者真正进入阳明学的“良知深层”(自审、自查、自革的心之最内层,以求思想对准各类“实在界”。)才能够首先超越一切外在功利主义栅栏之限制而诚实面对更为根本性的人生社会问题,才会上升至理性精神之基本境界(当然不是指各种超越性的玄想和达至各种心理治疗性的幻境),而可不致再囿于职场人的功利主义心态。在此意义上,胡塞尔学之潜在意义远超过今日国际技术性“专家”们所达到的“思想境界”。正当国内研学者对于技术性艰难的胡塞尔理论话语感到难以深入之时,本人却在此“脱离实际”地“海阔天空”一番,究竟有何意谓?有关种种问题,本人已经多有阐发,此处从略。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同意在《第五第六逻辑研究》中译本扉页插入了本人于文革前在灯市口内部旧书店偶然买到的1921年旧版《第六逻辑研究》的扉页图片,以作为译者毕生心仪胡塞尔思想的一个象征性小纪念。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是符号学还是现象学的未来有价值的发展,都是学界未来集体努力的事业。因为人文科学今后现代化发展一定得是集体连续合作的结果,为此必须克服当前世界学界遍行的个人主义(=自利主义)治学观。与其他同时代哲学家不同,胡塞尔是特别通过言传身教展示出一种“哲学家即伦理家”的风范的。然而因战后时代趋利文化无远弗届的展开,现象学家中也充斥着借现象学知识之掌握来或追名逐利或沽名钓誉之徒及团体,他们之中竟然甚少再表现出对于胡塞尔伟大哲人风范之“见贤思齐”。作为《胡塞尔著作集》的译者和新时期首先绍介胡塞尔理论思想于文革后新时期的独立学者,期盼国内研学者能够在认真研习胡塞尔学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毕生致力于真理之学的坚毅性中所含的伦理精神。 以下录载本书的“中译者序言”(本书中译本“后记”已于2015年译毕本书时发于网上)及目录,以供研学者参照。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 第六研究(《逻辑研究》卷2) (《胡塞尔著作集》:卷7) 艾德蒙特·胡塞尔 李幼蒸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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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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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话语(1968)-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历史的话语 [1] 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 话语 , discourse )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 [2] 到 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词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 历史的话语[1] 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话语,discourse)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2]到 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词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颖技巧。现在, 一门关于话语的语言学可以说已经跨入了可能性的门坎。它对文学分析——以及对于文学分析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过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使它成为符号学[3](semiology)当前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样一种第二级的语言学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去探求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存在的话),以及表达一般性概念的单位和结合规则,而且也应用于判定结构分析是否认可了传统的话语形态(discourse-genres) 的类型学——譬如说,在把诗的和小说的话语、把虚构的和历史的叙述加以对比时,我们是否总是有道理的呢?这两组对比中的第二组也就是下面要探索的主题:实 际上在事实的和想象的叙述之间有无任何特定的区别,有无任何语言学上的特征,按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适合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 中从属于历史“科学”规范的问题,它要求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准则,并根据“合理的”说明原则来加以判断——与适合于史诗、小说或戏剧的方式加以 区别吗?如果存在着这些区别特征,那么它们又影响着话语的哪些部分,以及在语言行为(languagye-act)的哪一点上起着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对某些古典历史学名家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鲍绪埃[4]和米歇莱[5]的著作中的话语所做的非严谨的(并且绝非彻底的)考察,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尝试性的解答。 (一) 首先,古典历史学家是在什么情况下在自己所写的话语中被引导(或被允许)去谈及表达话语的行为的呢?在话语中,象雅克布逊(不过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语言,而不是分析话语)所说的那种标志着转入和转出自身指示(sui-referential)方式的转换语[6](shifters),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 历史话语似乎有两种标准类型的转换语。第一种可以称作审核方式(monitorial mode),它对应着雅克布逊所说的(还是在语言的层次上)证据类(evidential category); 它把信息(报道的事件),代码陈述(报道者的作用部分)以及有关代码陈述的信息(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价),组合在一起。因此,证据类显然包括了对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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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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