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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80年代新启蒙及其新世纪后果-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回顾 1980 年代新启蒙及其新世纪后果 李幼蒸 如果说 80 年代是指新时期最初 10 年,那么 78 至 82 这最初几年,可谓是 10 年来最具开放性的阶段;这也是在瓦解四人帮和清污运动到来之前 顾1980年代新启蒙及其新世纪后果 李幼蒸 如果说“80年代”是指新时期最初10年,那么78至82这最初几年,可谓是10年来最具开放性的阶段;这也是在瓦解四人帮和清污运动到来之前的那三四年。本人就是在此历史瞬间侥幸进入中国社科院的。其前10年称之为“十年浩劫”,继后10年则称之为 “拨乱反正”。从文化思想学术现代化历史角度看,满清后第一次启蒙运动如指“五四”前后,那么,所谓“新启蒙”即指“文革10年”后的时期。“旧启蒙”是指如何“除旧布新”,“新启蒙”则指“拨乱反正”。所“乱”者岂止政治社会经济,尤其指文化思想学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其实正在于瓦解精神文化,尤其是教育与学术。因此“新启蒙”的核心目的也正是要复兴文教与学术。所谓“乱”,所乱于物质层面者易于修复,而所乱于精神层面者则极难“反正”。1978年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上一个关键的转捩点上。当我出乎意料地突然改变个人命运之时,也亲身体会到其所蕴含的深刻意涵:20年来从不计虑未来归趋如何的我本人,突然意会到自己与历史之间出现了某种可能的关联性。这就是:此时可以有意义地介入(engagement)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复兴事业了。 自然,首先,最初这几年也恰是我个人命运突然大逆转时期,而个人的奇迹般遭遇(由陋巷遗民陡升至最高学府)也可反映该时期具有的特殊开放性。之所以称得上是特殊,因为此一个人生涯中的巨变绝不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此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个人事件之所以值得一提,因其中包含着一种历史性反讽(吊诡):所谓“人才”一词,在此竟然特指新时期之前一直被列为“反动思想”范畴之内的东西,后者因政治巨变而翻然成为学界所急需者。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首先即指人们摆脱斯大林所设定的意识形态紧箍咒的普遍社会倾向。几十年的思想禁锢,一旦解禁,才知对于当前世界思想大势,曾被誉为“尽舜尧”的10亿人近乎全然无知。社会人文领域各行各业在突然接触到西方相应资讯材料时,才意识到彼此在知识与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距。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如是。那时学界率先介绍当代西方思想理论者,多为从苏联东欧书刊二手材料中间接获悉者,其中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哲学类科目包括有系统论,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等。即使这些材料在文革期间也只能择要刊出于内部书刊中,于是一些会俄文的政教系老师以及自然辩证法学者就成为最早的现代西学名目的间接引述者。而大多数早年留学西方的老专家们,或因年迈力衰,或因知识断层,或因余悸犹存,也只能就所熟悉的早先所知者,勉力应对于时代之急缺。(当然,谁也预料不到历史会有这样戏剧性骤变;但谁也没勇气在旧时期“独善其身”地坚持研学)此时年龄略轻又曾略有留学经历的武大哲学系江天骥先生(似乎是留美的比较文学学者)算是可读解现代西方哲学文献的少数高校教师之一。在我于1978年进入哲学所时,江先生不仅是杜任之主编的《现代外国著名哲学家述评》中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而且被杜老特别邀请到北京专研法国结构主义思潮。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偶然结识杜任之先生的,而且我的“投名状”正是一部匆促译就的当代西方人撰写的《结构主义》书稿。说巧不巧,真是太巧了。为什么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时会对结构主义这个词如此重视呢?其实这是出于一个“美丽的误会”。哲学界当然是从苏联的材料中发现这个流派的,相关因素如下:在思想理论“解放初期”,引述苏联资讯二手材料不仅较易理解,而且也较比“安全”(老大哥在其“新时期”率先有限开放的当代西方理论,应该含有一定“进步因素”)。另一方面,学术思想界向西方社会科学资讯逐步放开后,从涌进的西方资讯中发现结构主义乃是继已知的(通过内部读物片段知晓的)存在主义后最重要的欧美人文理论潮流。结构主义构成的杂多性包含有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近似于苏联学界正在大肆宣传的系统论。我进哲学所后被邀译的第一篇文章即《自然辩证法哲学》刊发的贝塔朗费《一般系统论》导论;清华大学某部门曾力邀我译出全书,我因当时工作重点不在此而婉拒。后来大陆历史学界竟然在来自苏联的“三论”模式下试图以此模式来来重构中国史学,可见那时苏联思想界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学界仍具有着相当影响力。我在进入哲学所后,则开始根据西方与日本资料从多个领域直接引介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名家的思想(涉及多个领域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理论,电影学,哲学,符号学等),其内容不仅不同于苏联的二手材料,而且不同于江天骥等英美科学派的结构主义材料。从我那时的学术角度看,须待区分的研究方向,自然不存在于苏联教条主义和现代西方之间,而是在英美广义科学派和欧陆人文派之间。大概而言,就民国时期学界的倾向看,科学派一直是最具可接受性的,因其思路表述较为清晰,这是罗素和杜威的思想在1949年前的现代中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而欧陆泛哲学类思想多与文学类思想相近。结构主义的理性风格,乍看起来类似于科学派,其隐约的实证风格实属另类。即以名称来看,自称为结构主义者间,彼此思想可能相距甚远。因此,在学界讨论几年后,无论按照苏联模式还是按照分析哲学模式来讨论法国结构主义都难得要领。如果从存在主义切入,更是难以把握西方思想界怎么会突然从萨特,梅罗庞蒂跳跃至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尔特?这些发生在60年代(西方政治与思想也是大混乱的时期)的结构主义思潮之既动人又令人迷惑的思潮,原来源于其跨学科的思维方向。后存在主义的理论家们纷纷跨越百年来的学科界限,而在各学科间自由运思及组织新的思考方式。此一跨学科理论思维倾向的认识论深义,却与我以往未受任何既定学科规范限制而独立综合思考的倾向相当契合,虽然那时我尚未能进入结构主义专深领域。在哲学所突然获得了充分丰富的资讯条件后,我对此跨学科的理论思维大方向遂迅即充分认可,同时自然地面对着一个直接的人文学术实践论问题:如何调节传统哲学与现代跨学科理论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跨学科系统”中的第一门类,“哲学”当然是跨学科理论探索的第一理论性来源。二者的关系必然导致对于现代哲学的“继承和改造”的双向革新努力。此一“辩证的”思考隐含着一个学科学前提: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二分法应该获得充分体认,其中特别相关于摆脱传统的哲学基础论传统。这是当时(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今日国际学界认识论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而在我充分朝向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研究阶段开始前,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为我所重视的学派是胡塞尔现象学。于是,1980年前后,具体来说,现象学和符号学成为我个人学术实践中的主要项目,并希望在当前人类知识发展整体内,首先深入探讨这两个领域,以及进而探索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这样的课题,在我1982年前往美国哲学系访学之前就已认识到,如此广义跨学科理论思考方向的价值,还远远未被英美主流哲学界所认知。不仅因为科学派的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占据理论界主导地位,方向难以改变,而且特别因为学术职业制度化的发展,已然使得“哲学实践”被牢牢嵌入职场学科分划格局中。即使我仅是自由接触西方资讯不久却已认识到,无论从世界学术格局还是从中国现代化以来的学术思想史状况看,我本人以及我设想的新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都须创造性地自行构建,独立地推进(因为跨学科包含着跨文化层面)。此一人文学术复兴目标也因此不会容易受到国内外学界认同,更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会在国内时局高度摇摆和动荡环境中顺利推动。但是新时期大环境毕竟发生了巨变,即使将物质文化振兴视为国家首要任务的当局,也不可能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复兴作为重要国家目标,但毕竟前所未有地设定了学术对外开放政策,为任何纯粹学术性的革新活动减少了政策限制。新时期历史已经与文革结束前发生了巨大变化,文革前绝对不可能设想会被容忍的任何自由学术思考方式,现在出现了至少可被暂时允许存在的机会。我们当代“读书人”自应趁此难得的历史时机“尽其可在我者”。简言之,作为长期独立践行现代人文理论的独立学者,适逢风云巨变之机,自然全身心地面对此一历史性挑战。 在回顾此一人生戏剧性转折时,固然一切源于历史环境之巨变,但与千千万万知识青年按照社会政策更改个人命运的情况不同,我既非青年,也无资历,个人命运的改变遂具有着极大的偶然性。再考虑到后来几次未曾预料到的其他命运转折,尤可显示1978年个人身份变更之深邃意义:为我开辟了未来有可能面对国际学术挑战的“起手式条件”:组织性的最初“加持”。即使进入单位,甚至继而留学,我并未明晰意识到一个现代化世界全面组织化的特性,以及它为每一个体安置组织内特定位置的现代组织化特征。然而,正是因为自己首先被安插入组织,我才获得了在此世界任何场合进行各类有效学术实践的可能性。这不仅指你才有条件与各地学者“沟通”的资格,而且特别指因为此类沟通你才有条件了解各地学界现实的机会,你才能深入认识这个学界;(辩证地或“吊诡地”说)你才有机会认识到这个现代世界人文学界是如何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以及人文科学何以因此而受限于各类组织性的“规矩”,以及何以因此而全面失去了真实科学性的创造自由;以及进而失去学人独立求真的意识与意志。由于80年代具有的开放性,我才(绝非明晰意识到的)获得再次人生转折的机会:从此逐渐成为真实的独立学者。在其中诸多相连的偶然性际遇中,看似最不重要的,竟然是(操作上)非常关键的:虽被原单位“后80年代领导”开除,却获得一一度有用的虚衔“特邀研究员”。其后,在20年中(1977-1997)的中外半组织性的集体生存中体验了学术组织性生态后,虽然再次脱钩于中外组织,却可凭借此虚衔而可 继续积极参与国内外的独立学术实践活动。意义非止于此。在其前于组织内和半组织内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此一“脱钩于一切组织”的最后处境,使我获得了“相对最佳条件”来准确地观察学界组织内形成的人文学术之优劣得失,并使我(比一切职场人)可更自由地(职场人,不仅因其学术形成于职场组织性程序内,而且须实践于职场生态框架内)对此客观思考的结果加以自由表达(不必担心触及任何职场潜规则),从而可履尽新时代人文学术理论独立思考者之言责。晚年所意外获得的此一“最佳认识论践行地位”,难道不应溯源于1978年最初组织性加持吗?世界已被全面组织化,组织间沟通的通行证是不分颜色和立场的。与古代希腊和先秦时代读书人比,我们现代人都是生存于组织内的。(夏志清讽刺王蒙是“组织部来人”,却忘了他自己的学术也形成于他的组织系统)而我的新仁学和新阳明学构想则是 重构于跨历史的人类文明语境内;而就参与的具体国际符号学事业言,此一独立认识论立场导致我可彻底认知国际符号学学术结构,指出其内涵的(职场人不仅不能且不可能意识到的)内在发展障碍。这是我得以身处组织外却可继续介入学界组织内学术发展关键之“外缘”。1980年代的个人命运转折的深意原来在此!(这也是孟子“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的时代性义解!)当人类百年来突然进入千万年文明间空前危机时代(可足足列举10大类历史空前危机),正是在前科学时代的最初人本主义精神世界中形成的“前组织化的”(前秦汉的与前罗马的)仁学伦理学,可直接有效应用于今日高科技唯物虚无主义的、去人性论的“全面组织化的”、全球化社会力学场。当机器人和宇宙人正在彻底改造地球人类文明之际,关于“人”的或“人对人”的认知现代化迫切性,已然不可回避。本人谢世前有幸面对此历史空前重要的精神挑战,体会到人类命运的危机时刻,生存意义的重量自然陡增。当此之时,1978年的“历史缝隙”的意义,不是指此后可以在最低的程度上衣食无忧,而是使我获得了在人类千万年文明的危机时刻有条件认知“人”之真谛及其命运。于是,更为深切意会到,什么叫“朝闻道”:朝向认知真理的适切之道,此“道”非指固定事理,而指正确的态度与方向,因而可达有意义的“安适”!(仁学比塞尼卡的个人主义安适观高出一个数量级) 回顾起来,我个人那时的学术方向思考和方法论选择相关于自己如下特殊的认知。 按照传统历史思想,“秦汉对比”修辞学盛行两千年,并配之以“拨乱反正”。汉代所谓独尊儒术(正),用以取代商韩法术,遂有了“儒法对立”的成语。(竟然被移植于文革斗争)其实无论儒字还是法字都是多义字,其中的“语义树叉”错综复杂,而现代学人往往照用不误,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混乱不清的语言学根源。另一方面,人们也知道,两千年帝制均为秦制。如是,秦汉两朝之别不在制度而在政策。我在“儒学解释学”研究项目中指出,儒与法不是对立词,而是法包含在儒内,仁字也包含在儒内,但被限定了其意指与功能。至于后来的什么儒道释“三教”,指的是一种综合性准政治类宗教,都是皇权时代意识形态之一,如何可被沿用于现时代呢?所谓由秦入汉被说成是由法入儒,而不知秦与汉,法与儒实乃一个历史大系统中的不同政策实施阶段和方面而已。为什么海外(在伪国际化包装下)与国内守旧派都重新看上一个没有确指的“儒”字(胡适对“儒”的现代分析,曾经在五四时期令人惊艳,其引据失义乃源于那一代留美人普遍欠缺的[来自欧陆的]语义学辨析训练)。三十年来我的中英文著作已然多次解释过。“儒学”正与“做学问”一样,都是没有确指却有着深厚民族心理惯性支持的“做法”(“以言行事”)。在此大帽子下,人文学术的方向与方式可以随意设定。如果80年代开始的各种特异功能迷信能够借助“后文革的”普遍知识与信仰空白时期而大行其道,并获得军方暗中支持(因不涉及西方理论,可以不担心左派回潮时再被抓辫子),并有无聊科学大师从旁鸣鼓助阵。(我们只熟悉大学者如何易于成为政治投机者,却不熟悉大科学家如何可以泯灭良知地指鹿为马)而各路“80年代开放时代的社会前沿思想”,无不相关于“以学获利”的动机。新时期充满着开放后滋生的新气象:不择手段的追名逐利(大搞私利以“弥补”早先集体主义失去的个人利益)。 11. 80年代前后的开放期,按照我的观点,如何在认识论-实践论层次上调整方向乃是历史对中华文明现代化革新事业中最为本质的问题,但因海内外,官与民,处处弥漫着政学不分之认识,深层次上的更艰难选择在于,如何将文化的泛文学形态向文化的泛科学形态的转移。对此问题的晚近经验认知根据就是四十年的民国文化演变史,其中最易被误解者即由英语界精英并兼长国学的文士们所树立的(为国际学术生态认可的)学术典范。他们可能提供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范型或新方向,这类在传统中外文史领域率先予以汇通者,又最符合民族习惯性的“才子崇拜”模式。(此一文化范型的误导性,也可于国际上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代误会本质来代表;当然最好以战前法国各路文艺先锋派思想为代表)中华文明现代化革新发展,绝对不能被简单化地还原为对各个著名文化个体之崇拜。法国文化高标人文思想的“先贤祠”固然值得赞佩,而其带来的各式个人主义天才崇拜却足以在整体上妨害人类人文科学理性化提升的水准。何况大多数大师崇拜都是言过其实,都是后人利用先人以谋今人之名利的手段。(其极端发展则是后结构主义以来的一切法-美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人文才子崇拜风潮”。)中华精神文明的前景不应当是期盼各界大师的出现,而应是整体理性认识论的提升。不应动辄夸耀才子们的“四岁就读了四书五经”这类欺人之谈,精通7、8种外语的国学大师可能连一种外语也未读通,我不知道那些为现代大师制造特异功能谣言者,究竟是何心思。如此为二三十年代大师“造势”,不是在宣告“今不如昔”,而是在阻挠今人积极进取之信心,其特意夸张先贤“无可企及”天赋的动机究竟何在?(还特别政学不分地以其受政治迫害的程度来映证其人学养之高超水平,其中的策略性“猫儿腻”何在?)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应自然地敬重一切过往的优秀学术实践,另一方面又决不能自惭形秽地“甘拜下风”(固陋国风永远包含着如何与人争比的小算盘),从而导致合理地“自甘堕落”(随波逐流)。不,自六十年代起,我就明确意识到应该在环境提供的任何minimal生存空间内克尽一己之自强不息。外界条件不是你我可以凭借自由思想加以改变之事,而如何在任何条件下延着正确方向按部就班地为所当为,才是你我应为可为之事。在自己无力施为方面大言不惭,在自己可予施为方面无所作为,此即谓色厉内荏。所谓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要鼓励行乌托邦,而是提醒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最小的条件”。到了开放时期纷纷出来诉苦和逞勇的老知识分子,其前二三十年间其所学《论语》岂非都白读了。孔子言“好仁者稀”与“我未见刚者”,人类弱点如斯,古今无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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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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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回顾 1977 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 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 41 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回顾1977年我的学术思考 1977这个年头是中国当代史发生断裂式改变的大转折年,也是我个人生涯逆转之年,这一年我已到了41岁。这一年我的所思所想为何呢?对于一贯将个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态加以脱钩的我来说,只希望自己当前“苟且的”生活状态得以延续,以便有时间继续“读书自娱”即可,根本想不到个人未来命运一类问题。毕竟文革10年过去了,日子不至于再坏下去吧。这一年夏初由江浙返京后,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姐夫周传基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选编的国外电影理论资料集(油印版)翻译理论性文章,因他知道我在家私自阅读现代西方哲学读物,也许我可承担理论性文字翻译。因为十多年的资讯隔离后,电影研究界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理论刊物的写作风格大变,都是一些过于抽象的表述,而当时的国内资深研究人员多出身于老英语系,加以长期不接触国外理论读物,所以难以掌握理论细节。为此他借给我学校集体借书证,我持此证件即被允许进入北京图书馆。当暌违十年后重新进入我曾在那里独立自学6-7年时光的“精神圣殿”后,眼前为之一亮,从新图书展示厅和新书目录中似乎发现了全新的精神世界: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世界。其风格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性和理论性,此一方向性革新非常符合我多年来自己探寻的对新知识论的期盼,这就是:追求人文学术认知中的经验因果分析细密性和理论概括适切性。这两点恰恰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理论所欠缺者。因自50年代末开始,在比较现代思维和古典思维异同时,我之所以从十九世纪文学文化进入到现代哲学文化而不是还原到希腊-德国古典哲学文化,即因出于追求因果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精密性提升的需要。其中首先关系到现代人文科学语词选配的适当性问题。在进入北图之后,多年来研习的各种外语阅读能力立即发生了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知识的准备和多种外语的结合,使我可立即进入当代西方各域的理论表述。那时的想法是这样:一方面完成北影译文的工作,一方面迅速外借国外各类综述性当前理论前沿书籍,日夜间读,因不知此外借证何时会被取回,所以要抢先纵览一遍国际人文理论大势。在研读和翻译电影理论时,在诸多理论背景知识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除此之外,最为相关的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并涉及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几个月下来后,看到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控制趋缓,我遂立即选定一部列入1974年美国认识论丛书的比利时《结构主义》加以翻译,打算向文革前有所接触的商务印书馆投稿。在数十本各国讨论结构主义的书中选中布洛克曼这本,乃因其视野和框架含括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展现了与中国学界那时较为熟悉的现代英美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不同风格,其美学思维方向也完全不同于当时学界熟悉的(大而无当的)古典哲学美学的风格。这部一开始(1980)就印行了数万本的小册子,要到10年后文学界才对其略微有所消化。因其思维方式不仅不同于英美(百年来中国留学生多来自英美),也不同于5-6十年代大陆已经(受到当时西欧左翼思潮泛滥的影响)略知的法国萨特存在主义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类文学潮流。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罗兰巴尔特,就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可成为萨特的理论对立面。战后法国文学思潮曾时风靡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校园里,其中的政治性意涵明显地与当前人文科学性理论要求不合,所制造的战后西方左翼思想界,也令当时的我深感不安。现在回顾,我那时的理论性感觉已然朝向广义“政教分离”及其分支“经验与遐想分离”的区隔方向,这 两方面不可混为一谈。这样的理论感觉也与我十年文革间观察到的文斗武斗大混乱体验一致。对于百分之百与“文革”无染的我这位“看山看水自由身”来说,文革当然是在有组织的操纵下的愚民游戏。这条控制着大好河山的政治生态线,自然与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当然地生存于两条虽显性交叉却隐性平行的历史河流中。本论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之”原则,所可关心与实践者当然只在隐性的精神世界。所以当新时期伊始,不断涌出控诉、批判文革及极左运动的社会大反省时期,本着同一生活态度,我当然也是绝不介入,而是抓紧难得时机朝向如何恢复民族精神生命的方向,从头做起,不是向后看,而是必须向前看。 《结构主义》以及我在进入单位后从事的各种引介新知新学新理活动,恰恰与官方也在引导的理论思想开放政策一致,其直接效果就是摆脱列-斯教条主义,首先是由斯大林重新定位的哲学教条主义。当我陪同杜老参加北大外哲所召开的哲学理论研讨会时,我当然意识到参会的理论局负责人,北大老教授,党内开明派学者,以及北大和社科院两处中年学者们,人人都在一起努力,意在“破除迷信”,首先即试探性地瓦解列宁的哲学教条紧箍咒。我作为新近工作者自然也参与了由杜老、北大和现代外国哲学室等承担的各种外国思想理论开禁作为(以前多有相关回顾文),但我和大家的想法并不相同。在我看来,大家都是将“思想”与“政治”混为一谈,打算用思想改造政治。(作为杜老的助理,深悉老干部一代都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杜老曾对我幽默地说“童话中的妖怪已经出瓶了,回不去了”)而我那时却已明确意识到,不仅政教要分析,理论思想与政治现实也应该分离。所以在其后整个所谓“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虽然我照旧仔细体察社会政治变迁实态,却完全不曾卷入大批右派人士翻案后率先涉及的各种文革及极左批判热潮。也就是,我将那个时期的所谓思想解放,所谓理论解放等等都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人文科学现象。二者的展开逻辑并不相同(那时的“感觉”成为我后来从事的历史双轨论研究的经验性基础之一)。我所关注的是如何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发展提出方向性、方法性的学术准备。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甚至白手起家,因为文革十年将青少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彻底荒废,而学术与思想完全被文革极左政治裹胁,广大知识青年毫无古今中外人文基本知识。此一现象当然是当局和大家所共同关心并通过开放政策正在加以改进的。如何为青年“知识补课”以及如何“批判过去”都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与我没有关系。新时期开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放性政策的持续性如何,所以只能抓紧时机先将事关民族及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思想大方向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设法在“务虚的”层次上展示人文学术认识论轮廓,瓦解两岸自民国以来人文学术界残留的保守势力和买办思想。由于自己的广义“政教分离”认识论实践观立场,我的直接负面理论参照物倒不是几十年的极左思潮,而是促成极左思潮产生的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现代化中的优缺点。(所以我与后来国内那些一味倡导返归民国时期的中文系朋友不同)此一反省态度,又自然地与对再前帝王时期的学术思想状态相连接。这些民族思想史应该与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思想有意义的汇通,不能将之含含混混归类为“传统文化”而照单全收。(所以我与80年代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作为新楷模的学术主流,态度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学术倾向即沿自考据学传统的非理论性。这一学术主流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理由,因当局在谨慎放宽理论思考界限的同时,生怕直接触及基本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所倡导的学术典范都是非理论性方向的,难怪后来更由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来最安全地作为中国人文界之学术代表。)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攻坚其核心部分,朝向于人文科学理论前沿。在此想法下,虽然在理论普及的层面上,我设法将各学科的理论发展一一引介,但当时心中最高的愿望是将现代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百年来国内留洋学者加以忽略的经典翻译过来。这在当时出版上已经有了可能,而我首先将胡塞尔《通论》翻译出来的直接动机,是让国内学者们意识到,现代理论思维的细密化状态,以阻拦其后任何欲借理论话语忽悠国人的企图。而在理论性普及层次上的工作,则是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框架展现人文话语内科学性思维的样貌。 从80年代开始有了工资和有限稿酬,也自然地开始购置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虽然那时集中于西方思想研究工作,但按照我的学术战略观,中西学术思想全面汇通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精神文明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绝对不能由国际汉学界或比较文学界加以引导,因为二者都欠缺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知识)。这当然意味着自己对各类国粹派的返古思潮方向不以为然。(后来对港台系统的各类国学研究局限性的批评,纯粹是从现代认识论立场提出的,而他们的国学经验主义与西方古代哲学的“实用主义式混谈方式”,在我看来是未来中国学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认识论阻力。因为他们对现代西方理论大多是浅尝辄止,却人人染就一身“儒家”的自大狂毛病。其依古自重生活实践观完全违背孔孟人生观,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现实、学术理论发展、世界文化大势,均略有了解就仅根据自身民族历史的博大精深来进行自我陶醉,完全违背着仁学的“察其所安”的自反态度)。 纯粹出于偶然,一部小册子翻译,一张借书卡,十多年来未深入入任何专业的独立学术实践,以及遇到曾经秦城坐牢多年的杜任之先生,个人一生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自己开始系统研习学术理论的开始。也由于坚守“隔离原则”,对于社会现实的巨大波动不敢怀有任何一厢情愿想法。所以在二度出国之前,先将《通论》译稿复印件存于北京朋友处,以便风向有变时得以设法保护译稿。这就是在“风波”突然到来之际决定首先将该译稿先交予台湾出版社出版的缘由。回顾个人跨学科思考的兴趣,其实涉及方方面面,越来越发觉社会、文化、历史、学术、思想各类话语都具有既交叉又分划的性质,为了对此类语义模糊话语进行较细密的分析,符号学的语义辨析功能遂愈加显得重要无比,虽然我发现国际同行已经在学术职场化环境内纷纷依重不同学科学派以求职场成功为其治学方向,因而(特别是不善精细思维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各派)多未遵从此一符号学语义辨析本质来发展其学术。关于我如何借助国际符号学机制进行双向批评性思考(促进国内新知新学新理认知和激发西方同行的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革新)的经历,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希望未来有机会再加以回顾吧。 【注】因明日本人要去诊所拔掉多颗牙齿以便安装新假牙(以前都在北京诊所匆匆定做)。作为三高患者,又如此高龄,不知风险如何。手边进行的长篇学术经历回顾分析文,是否可陆续顺利进行,对此实无法预知,遂突然想到不如先用此类短篇回忆文,来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形成的一些片段过程。2024-4-25于湾区(时当美国常春藤诸高校大批学生正在占领校园,并遭逮捕,颇有68年复来之势!和这些青年学子能够进行理性讨论吗?青年人到底懂得多少社会现实呢?)...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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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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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忆往叙实
符号学思维与国际中国学之生态(初稿)-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符号学思维与国际中国学之生态 (初稿) ( 并附 AI 高科技时代人文学者何以自处之建言 ) 【网刊注:以下作为正文的符号学回忆文,日后或将正式发表,现作为初稿先行贴于网上, 符号学思维与国际中国学之生态(初稿) (并附AI高科技时代人文学者何以自处之建言) 【网刊注:以下作为正文的符号学回忆文,日后或将正式发表,现作为初稿先行贴于网上,并增写此序言以为前引】 人类文明正处在高科技飞腾与精神文化困顿的巨变时代。所谓精神文化是不可能用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或玄学畅想来充数的。 因为这些活动仅只是制式化时代的生活惯习和风格样态,来源于历史传承,并非相关于人类自我精神认知的创造性理性实践。由于全球化时代文明的全方位技术化革命,两三百年的人文科学思想的发展已被纳入定式化的统一国际文教职场系统,失去了独立创造的生命力。其权威控导、市场化制约、标准规范化等貌似合理的教育科研制度化格局,可从结构上阻碍着自由思想的发展。科研思想不再是以经验事实和客观真理为直接标准,而是在文教市场规定的价值、准则与方向上成为既定程序性运作(不如是则不符合既定国际标准因而可失去职场谋生资格)。人文科学的科研判准尤其如是,可谓完全建筑在历史上的“大师著作系列”之纵向文本之上,而不再考核以横向的社会文化现实。这 就是为什么百年来国际学坛上失误频频的“大师们”,永远 可成为后学研习的经典范本之故。无他,实际的判准是大师们因曾经一度被纳入“先贤祠”所获得的“知名度”,而被市场化机制固化为价值恒定的学术思想基础。 此市场化价值与其思想的正误深浅之间可谓并无关联。以上所言,笔者早已重复过无数边,姑且赘述于此,以作为本文内容之国际人文学术时代背景之提示。 符号学与汉学、国学、中国学的关联,至今研究甚浅,而国际比较学界或跨学科学界(含符号学,解释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并非不知道此一关联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但因汉语的复杂性高出西方语言甚多,国际比较学者极难深入掌握汉语,故其相关研究难以扩大提高。所以我多年来极力强调中国学者(因掌握一门外语阅读能力较易)在此领域中的特殊潜在优越性,既有条件也有责任承担相关创新研究。两岸情况姑且不论,为什么海外具有国际资历的中国学者也未见其具有相关积极作为呢?根本的原因是如今国际人文学术职场制度化有效地抵制着任何制度外创新的动力。国际汉学学界是根本不必指望的,其技术性障碍既包含着艰难的汉学文语掌握问题,也涉及汉学界也难以有余力深入或提升其现当代西学理论知识的问题。而阻碍对此困境进行自我省视的原因又是职业化利害观在作祟。须知所谓学术职场化的一个重要心理学后果是:求利心态大于求真心态。在职场竞争规则限制下,何人敢于脱离职场既定规范与程序而自行其是呢?于是,我们处处可见的“职业自傲”或“职业自夸”积习,后者作为竞争世界内的自我保护色,遂以其不变来应对各式新知新学的冲击。(我在海外遇到的国际汉学家最讨厌的中国学者即是那些既研究西理又研究国学者,视之为潜在之敌,必加以排斥)那么为什么符号学之类跨学科理论系统非得关注国学的现代化发展不可呢?试想,此一问题本身“国学的现代化发展”即会招致老一代国学大师的怒斥,他们是天生的学术保守主义者,以其“熟悉”国学经典一事而自我满足,根本想不到国学与现代人文科学{洋学}何关;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为何物,却个个以其国学上的文字技术性专长和掌握历史资料而傲视西学理论。自然,他们自认为在本民族历史上国学自古天下第一,而在以学争比时代,国学即可被视为普遍“人文”之学。而所谓“有用的西学”自然只是科技工商农医而已。但是我们应该原谅那些行直学正的前辈“老先生们”,他们的识见为时代所限,怪不得他们。成问题的是后来几代新式国学家-汉学家们。他们按照新时代常识,完全知道传统学术现代化和中西人文学术交流的必要性,但因此道非其所长,且无助于其职场功利主义追求,故采取视而不见、党同伐异、变相阻碍国学和比较学术的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立场。国学也者,作为学科名称有二不同义:1.对传统学术的现代科学研究;2.将传统思想学术视为民族精神之权威性代表。百年来民国派学者始终跳不出区别“封建制度”与该制度之“意识形态”间区别的窠臼,结果割除了前者,却保留下后者。其引生的种种相关弊端姑且不论,至少形成一种民族主义共识:作为“圣学”,只供崇拜,不容批评研究,更谈不到现代化的分析研究。早先还有精华与糟粕之辨,如今学术商业化时代,干脆将一切历史产物均作为民族精神之文物,使其历史价值与功利价值混淆不分。结果,同一国学中之“糟粕”可用来作为压制其中“精华”之现代化发展的利器。而正是这个国学中的精华部分,不仅最有资格与国际学理汇通,而且还更有资格成为促进人类人文科学革新事业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有趣的是,阻碍此国学中之精华部分参与人类人文学术现代化更新者,竟然包括两大人文主流:国际汉学与前沿西学。二者在学术功利主义运营层面上相辅相成,异曲同工地衍生出同一目标:阻碍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认识论与实践论创新探索。 今日学界全方位个体主义本位观,实为时代产物,大多数参与者都自然地不得不顺势而行;也就是大多数人都难以违背学场商业化发展规律而特立独行。也即,党同伐异,唯利是图,正是国际学界正常运行的轨则并迫使学者个人不得不遵行者。这是道理的一方面;而其另一方面则是另一必然后果:不少人文学理的展开方向既是非真理朝向的,更是非“君子”朝向的。(《论语》提出的君子小人区分判准,可以说今日完全适合于评价学术现实生态)于是,我们至少可以客观地认识到(这是本文的实际目的:破解学人自我欺骗、集体隐瞒、自我“意淫”的陋习:即逼使你的“深夜良知”与你的“白日假面”相互冲突;有如宗教信徒私自向神父忏悔私密时的心态):高科技时代人类的人文科学态势因全球商业化机制而被结构性地歪曲着。职场谋生图利为一事,学术求真求实(孔子所说的“察其所安”)为另一事;前者行之有效者,不等于后者之实现。 笔者勉可言所当言,自然非因“材质特殊”,不过因“遭遇有异”罢了。问学几十年来可谓一直处于如下情境:“身处制度之外而以制度之内现象为研读思考对象”,故可免受国际学界市场制度化规范与规则的约制。【2012年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我一心想促成西学界自反其“思想英雄崇拜积习”,暴露时代反理性第一哲学家海德格尔之真相。不想直接“触犯”了自由世界的“潜规则”,约请组织或参加专题讨论的几位国际现象学专家们,对此“敏感话题”避之唯恐不及。其中一位斯坦福退休教授曾自告奋勇愿意就主旨发言{但他的相关著述仍呈现语意暧昧},可惜未获得资助参会。另一位专门批判海德格尔的纽约专家却并不属现象学派,而我的组会本义并不在于社会政治方面,而是西方学界最为擅长的认识论方面】。如果今日人文学理讨论中 参与者动辄炫示其“资料引述之丰赡”,那就正好落其彀中: 大家开始比赛“博闻强记”之高低,如此一来“学问”就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勤奋努力(其动机正在于取胜邀名而已)。不久将来,机器人在这方面将数百倍数千倍地超出人类智能。“崇拜大师”正成为今日学场商业化风气的突出标志,所谓“大师”,品牌是也,所谓“崇拜”,追星是也。(今日各界追星文化正是人类全方位精神世界萎缩之标志!) 学术与文化的全球商业化生态,是我们今日理解、批评、改善人文学术现状的最基本背景。应该从此角度察觉各种各样思想理论观点,特别是道德性话语,与此深层背景的关联。学术受到市场化机制的控制,人所共知,而人文学术的当前媒体化形态之泛滥,则仍具有显著的掩盖作用。所谓良心公知型学术的误导性尤其最为严重,彼此的道德性论辩产生的情绪引导力,强烈地误导着 读者的判断力。貌似最具良知的话语修辞术与学术市场势力及其运作者的有机结合,控制着学界思想界的功利主义共识方向(互联网已成为便于任意 操作思想讯息的平台)。思想和理论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力大小纯粹为两件不同之事,却被最有效地混杂一起,并成为树立和巩固国际学界集团势力的手段。 ** ** ** ** ** 这是一篇个人海外学术经历的记述文,其本身并无任何值得引起读者兴趣之内容。其特殊寓意则在于,这些琐碎记叙可反映本前言所提示的当前国际人文学术理论的固化趋向是如何影响着国际职场学者的心态的,他们最终竟成为阻碍思想自由和理论创新的参与者。记述间虽然涉及具体学者的言行举止之当与不当,其表现实为时代风气的自然反映和反应,作为职场人,他们自然均须按照今已全面商业化、市场化的国际学场规范来学、言、行。所以本文并非相关于所谓学者“作风”问题。(我们能对大企业家有此类奢求吗?难道其各类合法“竞争之道”的目的不正是要达到“我胜你败”的目的吗?)从现象上看,全球文教学术职场化时代,一切正常,并无问题;但从本质上看,(本文认为)人类人文学理活动之生态本身即已内嵌了“自我异化”之实践程序。本人国际学术交往多属个人直接联系,非组织之间、官方合约之间安排的结果,故期间对方多有机会在可自由应对学术异见时显露其真实动机,其中(包括汉学界)可谓多有与《论语》待人接物之教正相反对者。按照笔者的新仁学认识论伦理学立场,凡违反仁学(不是儒学)之教的现代心言行,也都是阻碍人类人文科学理性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价值观和认识论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所谓现代人文科学不过是维持职场功利主义运行的材料和工具而已。因其目的在于战胜他人,名利自己,而非在于求真识伪也。 (2023-5-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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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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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本人国内学术经历一则-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新世纪个人国内学术经历之回顾 李幼蒸 【前注】 在准备将个人未正式出版的论文及网文辑入五卷本电子文集时(《李幼蒸学术文稿》,计含:1. 新世纪学理批评,2.符号学未来方向,3.仁学伦理学,4.中西游学纪实,5. 阳明心学与现代理论),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新世纪个人国内学术经历之回顾 李幼蒸 【前注】 在准备将个人未正式出版的论文及网文辑入五卷本电子文集时(《李幼蒸学术文稿》,计含:1. 新世纪学理批评,2.符号学未来方向,3.仁学伦理学,4.中西游学纪实,5. 阳明心学与现代理论),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来信,邀请作者在庆祝该社65周年时写一篇纪念文,文章或可刊于《中华读书报》的某专栏。非常巧合,我的上述电子文集中的文章与我在人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文章都写于本世纪一二十年,颇多感想,兴之所之,信笔写下了如下文章。不过自知文风未必符合目前出版习惯,故请编辑部可通过合理删削后使用。但原稿仍可贴于个人网站,以表达我本人对本世纪以来幸遇人大出版社从而解决了二十多年来在旧金山湾区独立治学期间的困难出版问题。此一时期也恰是互联网通行全球之际。线上线下共同提供的及时发表独立学人思考与研究心得的客观条件,是直接相关于独立学术实践之顺利展开的。趁此回顾本世纪学行遭遇之际,意犹未尽,遂不免有违己言地连带撰写了另一篇相关联的评论,拟稍后另发。【2020-11-1】 ** ** ** ** ** ** ** ** 回顾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交往14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65周年庆祝之际,我作为出版社著译者,获邀撰写一篇纪念文字。欣然从命之余想到这岂非也是就此晚年学术生涯中一桩幸事抒发感念的机会。在长达14年的业务联系中,我在社里一共出版了大小28种人文理论性著译书,总共31册(已占本人四十年来全部出版物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了)。我在与国外朋友们谈及学术出版情况时,当他们了解了人大出版社的学术地位后,不免惊讶道:“依你的处境(因世界人文学术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职场社会,地位决定着学者命运)如何会有此种出版上的好运呢?”在国外,学术理论书籍的出版,如无地位名望或基金资助也会是相当困难的,此因人文学术理论书籍的出版工作是无利可图的。作者与人大出版社素无渊源,彼此竟可本“君子之交、以文会友”之义,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里,结成了长久的学术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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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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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蒸先生的仁者精神与我的独立治学方向-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父亲李蒸先生的仁者精神与我的独立治学方向 (兰州西北师大《师大往事》书面采访稿原文) 李幼蒸 【作者按】本月初,本人受邀参加了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第三次研讨会(2016年5月4日)并对西北师大文科同学进行了题为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的 父亲李蒸先生的仁者精神与我的独立治学方向 (兰州西北师大《师大往事》书面采访稿原文) 李幼蒸 【作者按】本月初,本人受邀参加了西北师范大学“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第三次研讨会(2016年5月4日)并对西北师大文科同学进行了题为“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的意义”的讲演(2016年5月5日)。期间接受了西北师大《师大往事》栏目的采访。题为“父子师大情”的该采访由直接采访(2016年5月3日下午)和书面采访组成。本文即为根据后者提出的四个问题范围所写。文稿的起因源于采访者的倡议,而文稿的完成却成为一次简述个人毕生学行的机会。文中的问题为原采访者所拟,而题下的回答内容则不免为本人之“借题发挥”。无他,意在简略的叙述中(原书面采访文设有文字限制)也纳入作者个人对今日西学理论研究性质的看法。所谈及的观察和判断,自然不同于两岸四地受过西方体制内训练的某些西学理论留学生们的看法。 【采访邀稿原文补言】本文撰成后经西北师大郑绍婷老师初步编辑后的文稿,曾试发于其他网站。后知此编辑后文稿可能刊发于《西北师大学报》,故本人网本未予贴发。后因未获进一步消息,推测发表几率不大,故现在亦上传本网,以供了解。(2016-9-9) 父亲李蒸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赴美留学并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本着教育救国理念,曾经长期致力于中国师范教育事业。由于历史巨变,其所献身的中国教育事业,最后于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突然结束于其所参与创建的兰州十里店西北师范学院。该院校址也即为今日西北师范大学校址的一部分。我于1936年11月生于北平,1942年随家庭迁至十里店时才开始上师院附小一年级,等到我随家庭又于1945年离开十里店前往重庆时,前后四年期间恰为我开始懂事和有记忆的时期,所以一直以来我均将“兰州十里店”视为我自己生命初始地的名称。由于年长关系,和现在西北师大师生相比,我也许是少数曾经“亲历过”十里店学校早期简陋原貌和荒芜周边环境者之一,虽然那时作为初小学生的我所能记忆到的只是教师土房宿舍后面的大片枣树林和宿舍前方的黄河边景象而已。我出生后半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其后八年间随家庭辗转四方;孰料这颠沛流离的八年,也正是父亲在艰困条件下为中国教育事业努力奉公、恪尽职守、以至达于其毕生教育事业高峰的时期,并最终在偏僻的大西北播下了这颗高等师范教育的种子——创建了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院创建于抗战时期,此一看似平凡的事件富有多重象征性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指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北平高等师范资源移植于西北,拓展了现代化高等师范教育西渐事业,而且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提供了师大和师院知识分子们焕发其高昂爱国志气和在危难时代为延续民族教育事业而刻苦奋斗的历史机遇。西北师院的历史形象,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年代为教育救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形象。由于举国战略转移的需要,学校从当时的中国教育中心北平转移到了边远的兰州,因缘际会,北平师大最终蜕变成了西北师院, 学校的实际规模变小了,然而其高等师范教育理念的精神却在黄河边的新址上获得了空前的升扬。 三十年代初,在李石曾先生推荐下,父亲接掌了时当师范教育体制不稳、学潮不时频发的北平师大,不几年间将师大成功地重新加以整顿,并使其成为故都名校之一。不料好景不长,日寇全面侵华战争正是爆发于北平郊县。在不甘作亡国奴和坚持教育救国理想的信念下,作为北平师大校长的父亲与学校大多数老师和部分学生,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物质条件优越的北平,辗转到了大后方西北,并一度与其他平津迁至的学校组成了“西北联大”,后者成为与“西南联大”堪称战时双壁的另一临时高校联合体。其后,北平师大在城固基本完成了其原有的教学任务后,鉴于长期抗战局势的需要,进而实行了一次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上的重大决定:以北平师大老师为主干力量,在兰州创建了一个新的高等师范教育基地。西北师院就这样于抗战时期诞生了。 几十年来在大陆和台湾我曾遇到多位西北师院校友,他们对于战时西北师院时期的艰苦奋斗生活都充满着怀念和敬重。学校物质生活的艰困恰恰与学校精神生活的昂扬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西北师院精神的伟大意义是什么呢?我在最近出版的献予家父的论文集《结构与意义》中指出:此一伟大精神的意义即是在国难当头、国将不国的危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挺身而出、不畏艰难困苦、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之延续而奋斗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武装抗敌是一种民族生存斗争,延续文化教育生命同样是一种民族生存斗争。父亲与和他一同坚持奋斗的学校师生们亲身参与了这一文教兴国事业。所谓“教育救国精神”岂非正是在敌人铁蹄不停进逼下勃发的一种勇赴时艰的读书人精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仁学精神。父亲在美留学期间自然不曾料到其未来的教育救国理想最终竟然在如此条件下以如此方式来践行。不过,也正是在此危机的大时代才出现了这一升扬出读书人精神高度的历史条件:中华文明精神永远都是在危难艰困条件激发下发扬的!父亲去世四十年了,其一生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正是在这抗战八年中完成的,而其最终的“结晶”也就是凝聚于战时建立在荒芜之地十里店上的西北师院!从现代史的宏观角度回顾,西北师院岂非正当以其当时艰苦条件为荣,西北师院岂非正当以其奋发向上精神为傲!西北师院的“遗产”当然是精神性的,是理想性的。 所谓教育救国,其中最为基本的部分就是师范教育救国。为什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就是知识的进步和品德的提升,二者都是特别指向青少年的。中学时代尤其是树立人格、完成认知的人生基础阶段,其引导者岂非正是千千万万受过正规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老师们?人的成长基础形成于二十岁前,而非形成于二十岁后。中学阶段才是人生观养成的关键时期。我们由此可见高等师范教育事业的无比重要意义。抗战开始之时,现代中国刚刚成立二十几年,中国由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刚刚进入现代时期。从现代知识教育角度看,可谓一切正在开始。虽然民国最初二三十年才俊辈出,但那是就中国当时的国情而言的,其文科方面的成就大体仍属于“国故整理”范围而已。不过,传统思想虽然在现代知识领域落后多多,但在私人品德操守培育方面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资源。我愿将此精神遗产称之为一种传统的“仁学精神”,即一种朝向仁义、爱憎分明、遇挫愈勇的传统“士精神”。抗战时期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所焕发出的奋斗精神之民族性根源正在于此。在此意义上,西北师院,以及在先的西北联大,其校风所体现的这种仁者精神尤为突出,因为正是大西北的更为艰困条件下蕴育了学校师生们普遍怀有的这种智性的义勇精神。作为美国留学生,作为时在故都教育界曾经意气风发的一名大学校长,父亲于民族危机和艰困考验到来时,能够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面对时代艰巨的挑战,领导着北平师大师生长年“转战于”大西北地区,并最终将此种教育事业精神与实践落实于兰州西北师院。我愿将此人生际遇解释为父亲一生最高的“历史幸运”: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于民族危机时代能够以身作则、领导学校奋发图强的机会;提供了他一个为学校师生竭诚服务并在西北地区开拓师范教育前程的契机。纵观历史,并非每个人都获有于民族危机时期为国家献身的机会。作为传统的“读书人”,父亲自然从不会把个人的享乐与名利放在心上,而是在命运考验到来之时,能够立即抛弃西方教育中以为当然的个人主义而回归于中华传统仁者精神。不言而喻,在那个大时代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都曾表现出同样的为正义事业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认为,父亲参与创发的西北师院的朴实刻苦校风与怀抱的教育兴国理想,才是西北师院留给其后在同一地址上(已十数倍扩大了的)今日西北师大的最高精神遗产。 容我坦言,在全球化急功近利现时代,国内外各地学校与师生们不少都陷于彼此争比优劣的风潮中。技能与学问成了个人与单位间互比高低的手段。民国最初三十年属于文教与学术现代化初起时期,从世界的角度看,那时中国学术的平均水准尚低,今人不必盲目拔高当时的学术水平并借其竟比 “高下”。这样的竟比成就的习惯反而易于使人忽略了那时体现在个人人格与学校风气方面的更为重要的精神价值。今日学人首先应该“互比”的是人格与精神,后者也正是“才艺”产生的根源和标准之所在。特别是考虑到战时艰困的物质条件,人们如何能够期盼那时会普遍出现高端的学术成果呢?然而在如今应试教育环境下,“才艺”大小不仅成为了青少年的人生目标,而且成为了人际间“争强斗胜”的工具,其负面效果恰恰表现为人们对于人格和精神培育的疏忽上。如果按此才艺标准衡量,那时的师范教育自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师范教育是针对成长期的广大青少年的,所谓“教育兴国理念”自然也是针对全体国民素质提升而言的。然而此种功利主义标准岂非正是导致人们进入价值误区的原因?而在中华传统文明特有的人格教育和精神教育激发下,当物质条件具备后,什么样的“才艺”不会由之而自然产生呢?而如果缺失了人格教育和精神修养,就人文学术而言,可以断定,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人文才艺”。我想这就是家父李蒸先生及其同仁留给西北师院的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吧!所谓西北师院的可贵遗产,首先应是指其朝向民族现代知识教育提升的精神理想和为此理想献身的读书人的精神气度。文明的第一价值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 从1959年起到1975年父亲去世止,我与父亲朝夕相处十余年。父亲性格与我不同,行实而少言,其“正直”品格却成为我毕生受益无穷的一种言传身教。品格的正直,自然引生对真理探求的执着。此一人格影响遂使我能将“择善固执”的故训实实在在地贯彻于毕生学术思想追求的过程之中,而可不被国内外任何功利主义的诱因所撼动。当我被党内老干部哲学家杜任之先生于1978年拔擢于府右街旁胡同而一步踏入了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时,我即注意到一个事实:由于我比当时国内文科同仁们多读了近二十年的有关现代西方理论思想的书籍,我的课题选择与主观研究条件与当时耽误了学业几十年的学界名流们的情况可谓相当不同了。另外,由于几十年来两岸四地大多数文科留学生都来自美国,改革开放时期一般的求知倾向自然也是以美国文科理论为主要兴趣方向的。然而在我的独立研究历史中早已完成的认知是:罗素超过杜威,胡塞尔超过罗素,新康德主义超过实用主义,理性主义超过一切非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等于哲学教条,人文科学不同于社会科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方向的哲学,最后,西方哲学传统不再能够成为人类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了。由于二十年来多种外语的准备,当“北图”从毁灭文化的十年灾害中重新开放后,我遂可于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北图内大致掌握到“文革十年”期间西方理论思想主流的新发展并判断出其轻重缓急的态势。这样,父亲默默间对我的长期自学支持,使我在体制外独立形成的的知识准备和求知条件,遂可不同于当时“两岸四地”任何其他华裔人文理论学者的观点和方向【他们中间的各种“权威”也就自然视我为非属科班出身的“非我族类”。结果,几十年来成为我治学生涯中阻碍的,并非是旧时期那类政治性干扰,反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同行们。因为他们都曾受过“文革”洗礼,深受了文革习气之熏染,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已成为其群体化习性】。这样,我遂在胡塞尔现象学,利科解释学,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勒高夫新历史理论、麦茨电影理论以及广义符号学运动等诸多人文理论领域,率先推出了当时两岸四地人文学界尚不熟悉的当代西方跨学科人文理论的新思想。然而,正是由于父亲为我创造的无师自通环境,也导致我的独立思想方向大不同于西方留学生们在其西方导师引导下形成的思想方向,不幸,这种差异性(彼此研究同一对象却观点与立场不同)竟然导致各地一些文科西方留学生们对我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抵制与排挤态度。渐渐地我才明白,这样的相互对立态度实乃必然的结果:因为他们必然要以其西方导师的方向为方向,而我的独立研究方向最终却正是要针对其西方导师们进行批评的。也就是:第一,要向西方权威学者学习其所创立的新知新学,而第二,则必须对此类新知新学进行批评性解读,并进而纠正之,补充之。(这也是我在前次“西北师大中心研讨会”上发表的观点)不言而喻,今日世界哲学人文科学的主流在西方,其形成的学术精神势力实乃学界职场中的庞然大物,于是在我其后几十年的独立研究历程中,一方面要与极不友善的两岸四地文科理论留学生派系们周旋,另一方面更要与“难以撼动”的西方主流人文理论主流周旋。作为失去任何国内外组织支持的独立学人,却能长期周旋于国际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汉学界,不能不说是个人经历中的一种幸运:因为不断偶然出现的客观条件,使我以独立学者身份仍可有效地直面世界人文理论势力的挑战。一个最近的“实务象征”是:在2014年索菲亚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国际杰出符号学家论集》中的28位作者中,我是被大会选入文集中的唯一一位非欧美学者。而我的该文主旨却正是直接批评国际符号学主流理论大方向的(该文并曾立即先发于《国际符号学会刊》上)。“德不孤必有邻”,即使在功利主义主导的西方学界,仍然存在着极少数有识之士和正直人士,他们往往会在阻碍重重的西方学界不时为我敞开了一扇扇逆势而进的窄门。又如我在担任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十年间所完成的促进中西人文理论前沿交流的各种国内外活动,如我未曾参加2004年里昂国际符号学大会并当选为副会长的话,则均不可能发生了。而时当周游海外、孤立无援之际,尽管我已为国内举办国际符号学会议做出了贡献,那时竟然不可能从最高学府获得区区几千元的路费以支持我参加该里昂大会。正当我已准备放弃参加大会之际,决孤注一掷而再次“求救”于早已退居田园的列维斯特劳斯,对其说明了我参加里昂大会所可能具有的国际学术交流的效用,以及为什么我不可能获得国内学界机构的任何资助的事实,虽然我的一切独立学术活动最终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不想时近百岁的这位法国第一著名理论家再次为我向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进行了推荐,使我再次获得了访问法国一个月的资助,也就使我获得了趁机参加里昂大会的条件。顺便指出,在我于新时期率先引入的无论是现代德国派还是当代法国派理论领域中,来自“文革”时代的两国留学生集团中的一些人,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在国内外对我进行排挤和破坏的态度,甚至于视我为其“天敌”。这就是新时期学界的一种“国情”。他们本来应该是我的“同道”,结果却成为既要参照我的率先知识引介又要同时对我加以压制与排斥的、“后文革时代的”西学理论“精英”们!成长于打砸抢和惟己为尊的文革时代,这一代精英们多的是只有利害观而没有是非观,他们从不对自身言行进行反省,而是孜孜于个人名利权的争夺。如今正是他们在联合着西方功利主义国际学术势力,企图将学术理论事业当成个人及集团谋求名利权的手段。他们所积极营建的国内外西学理论山头,自然也就成为我们复兴中华仁学事业的顽固阻碍者。他们所共同嫉恨者,正是当前中国学界具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学者,因为后者必然以首先摆脱西学理论权威的思想垄断为中国学术实践之目的,而此等本身有待改造的西学理论垄断势力却正是中国急功近利的西学理论集团们要加以持久依仗以拓广其国内垄断基地的势力根源! 事情的复杂性尚不止此。由于德国和法国基金会九十年代为我提供的长期独立研究资助,这使我有机会对于当前西方主流理论进行了深入认知和批评。此一朝向批评西方主流理论的过程,也恰是发生于我的学术规划的另一半——中华文明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重建(即新仁学伦理学重建)——课题开始的时期。我对当代西方主流人文理论的批评态度其实是与我对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解释工作同时形成的:对西方主流思想理论(以与在国际学界根本不占地位的西方汉学理论相比)的批评性理解,正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现代化解释的一币之两面。不要忘记: 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涉及科技工商事业,也必然涉及文史哲宗艺事业。即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发展到了必须从全体人类角度同时处理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的时候;也就是,人文科学也到了必须从全体人类文明角度加以统一处理的时代。我并惊异地发现:这样的现代化学术观竟然既与两千年前孔子创建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精神一致,也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提出的人类整体伦理价值观一致。当今日自然科学、工商技术已然全球一体化时代,人类的智慧可能听任各国不同的伦理价值信仰各行其是以致于导致彼此长期冲突直至最终相互毁灭吗?(这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在北图学德文期间试读雅斯贝尔斯关于核武时代人类共同命运的巨著时即深切体会到的人类生存之危机:时当核武恐怖平衡时代,稍有不慎,人类可能毁灭自身!)更为令我这位开始专注于现代西方理论的独立学者后来吃惊的是:原来克服今日人类文明冲突的危机之密钥正是存在于中华文明中潜存了几千年的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思想中。然而要想掌握这个“密钥”又必须首先完成两个学术现代化任务:对于当代西方理论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任务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任务。这样将西方理论的改造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改造冶为一炉的设想,正是我几十年来参与推动国际符号学运动“全球化”(实为克服西方学术中心主义)的动机所在。最终象征性地体现在2012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思想主旨,即在于陈示以下三种学术改造的必要性:1)西方符号学主流必须深化其现代西方哲学修养,而不能流于仅由语言文学界主导的那种理论话语形式化游戏;2)西方哲学人文科学界必须克服几千年来的哲学中心主义而朝向跨学科的人文理论方向探索;3)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主流必须关注中华伦理精神文明(而非儒教帝王专制意识形态)中潜存的伟大思想资源——中华现世人本主义伦理学方向,并将其有机融入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为主的人类人文科学整体重建的世纪性伟大任务之中(西方汉学既无语言条件也无理论知识条件为此)。简言之,中华精神文明提供的现世人本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学方向性与西方精神文明提供的科学逻辑知识性,二者应该密切结合以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推进这一首要精神建设任务的实践学框架。此一全球化时代第一重要的人类文明建设任务,其实正是今日唯物质主义时代人类普遍忽略了的一种精神性任务:关于人类精神生命真实形态和方向的理性主义探讨;其具体实践应成为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理性化重建的一项最伟大的文明世界之使命。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是精神而非物质!这正是孔子和马克思所共同持有的一种基本价值观。 我岂不知,这是一种多么不合时宜的学术呼吁呢?当全世界各地都在消减人文科学及文教的预算和规模时,当人文学术日益变成商业化时代之“文化附庸”并蜕化为无所事事的玩赏化职业时!如果我也是在西方文教体制培育下的众多中国留学生之一的话,我可能产生这类批评性的独立思想观念吗?正是家父自“反右运动”以来为我提供的独一无二独立治学条件,使我得以成为真实体践先秦故训“学为己”之教者,此即终生为之不倦的“学所当学,求所当求,言所当言”。这就是我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起以及其后长期居留西方时得以免除“时代痼疾”——崇洋媚外——的根本原因。如果按照通常的“学术成就”标准来看,我其实一无所“成”,因为我没有获得过国内外体制内加予的荣誉封号,自然也没有达到过(根本未曾追求过)学界等级化制度内的学术标准(通常所说的“学术成就”是指在准西方职场制度规范内加以认可的标准化作品,而我的人文科学认识论和实践论探索正是要对此职场制度本身进行批评性检讨的)。正是在彻底摆脱了国内外体制内的各种“利诱”后,我才得以完成独立的宏观认知:对于人类人文科学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化革新改造大方向的认知。既然持“学为己”治学观,学界社会加予的“公认成就”自然也非我所看重的成就。(这也是我最瞧不起黑格尔庸俗人生观和西方实用主义名利人生观之处:“学为己”是与今日“社会承认”与“国际认可”在根据与方向上根本不同的一种仁学人生观。) 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回应角度。如果按照现行体制内标准,我本人不在体制内自然没有资格在此“说三道四”;如果可以超越现行体制内规范扩大讨论,我则可将相关意见简述如下。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我们可以理解今日学界将学校和机构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是为了集中有限资源以进行重点支持。在此情况下,对于依存于物质资源的科技工商教育而言,自然会导致不同的教育成果和学术水平,在此情况下,师范院校的相应学术的发展也就不免受到结构性限制。但是,对于人文科学的教育而言,情况则大不一样,因为文科教育的过程百分之90基于个人对中外经典读物的研读和对之进行的积极思考。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今日,读物来源已经基本上可以解决。从技术上说,几十年前的文科留学的意义和今日文科留学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我可以断言:关于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研习,国内环境与西方环境之间的差异不仅已经大为缩小,而且甚至于可以预测:在国内环境下的西学理论研究成绩可绝不低于(甚至于实质上高于)在西方学界进行的研究。因为人的人文理论知识的获得,百分之九十靠的是个人的主观努力,而绝非什么“名师指导”!后者往往是急功近利者用来忽悠学界的工具!那些动辄说什么“师从xxx大师”的人,往往是借该西方名号进行国内忽悠之辈!我们切不可为其糊弄。与自然科学的学习不同,人文理论的学习基本上来自个人志向的确立与勤奋习惯的养成。 至于余下的问题,一是师生治学人生观树立的问题,一是处理治学和职业规划关系的问题。人文学界存在着以成为合格教师为目标的大多数人和以成为专深学者和理论家为其志向的少数人,二者均可在现有体制内条件下达成各自的目标。为此,首先必须克服来自封建主义传统的等级观念遗毒,学人如不体悟和遵行“学为己”之教,而是习惯于按照外在加予的等级身份和地位来被动行事和规划自身前途的话,自然无所作为。古代于穷乡僻壤间读书人尚且可以学问大有所成,何况全球化时代物质条件普遍提高的今日?因此学人当然不必自我矮化,自行听任地域、级别、职称等外在条件的限制而怯于自觉朝向于高远目标(为什么五四时代读书人可纷纷成为杰出学者呢?此因曾经读古书而自幼立有大志的他们,均能因此而自动奋发图强,怀有远大目标,故其成果亦可大于今日)。所以我在此次西北师大讲演中不时强调人文学者的第一要义即是“立志”。立志也正是孔孟仁学的第一要义。有了个人朝向真善美正向价值观的志向之确立,其余的进展就仅只是技术性智慧的选择问题了。 今日西北师大不必热衷于迎合时潮,如仅以对校史资源的怀念或以提升学校历史形象的目的为足,而是应该从战时形成的特殊“西北师院精神”中汲取生存态度和治学精神上的养分。时当筚路蓝缕时期,西北师院的精神价值并非显著体现于导师们的学术成就实际方面(那样的话,我们恰在自我限制了学术眼光和进行了自我“矮化”。因为当时国内外高于师院学术水平者比比皆是),而是体现在学院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形成的昂扬心志和伟大理想方面。当时由故都播迁兰州的老师们岂能不知,在时代物质条件的限制下其治学成就必然受到的客观的限制?而师院师生的学行努力和朝向未来的理想精神本身,才是西北师院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这样的精神遗产岂非正可以与几十年后当物质条件具备后所可能朝向的全新学术实践结合起来?历史精神遗产可以作为日后学人的动力和方向,而其现实具体实践必然须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条件来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换言之,我们今天应该将西北师院师生们的战时奋斗精神和理想朝向,转化为在同一校址上的今日西北师大师生在学术理论实践上的一种精神促动力。作为西北师院院长之子,以及作为西北师院附小的首届学生,我自然更加期待今日西北师大师生能够延续中华精神文明的伟大传统,勇于介入今日国内外人文科学现代化改进的时代任务之中。这也正是我们成立“李蒸经典诠释研究中心”所朝向的长远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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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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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富士行 记东瀛购书-春之旅 李幼蒸 【附旧文七十泰山行:记符号学-秋之旅】 1.缘起 本来今年没有回国的计划,年初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研讨会的一封电邮竟然促成了一次东亚四周行。在前年索菲亚大会上告别了国际符号学后,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论语解释学 八十富士行 ——记东瀛购书-春之旅 李幼蒸 【附旧文“七十泰山行:记符号学-秋之旅”】 1.缘起 本来今年没有回国的计划,年初西北师大经典诠释中心研讨会的一封电邮竟然促成了一次东亚四周行。在前年索菲亚大会上告别了国际符号学后,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论语解释学》写作,打算趁既定翻译计划因故拖长的机会将此书稿一气完成,以便当余力尚存时投入另一部毕生“终结之作”——“西方伦理学史批判”。结果,尽管国内办事一贯进进停停,当最后收到机票时才意识到必须放下手边一个月的工作来规划另一次大陆行了。照例,除了参加兰州的会议和讲学及参访外,也须同时有效填满余下的时间。由于答允了陪同妻子再次去杭州访友,我遂在此行程规划内突然想到为什么不顺便去一次浙西呢?进而又想到妻子从来没有去过日本而我也从来没去过札幌,为什么不也抽出时间参加一次日本旅游团呢?妻子发现我又要把时间填塞满满,大不合其逍遥度假的习惯,因而最初曾坚决反对。然而,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我就非得试一下不可,后当看到一则将本州与北海道组织为一次游的广告后,意念就发展成实际的决定。在我的劝解下,妻子也就随之“屈从”,继而一同期待着成行了。 有了再次兰州行并顺带计划了日本行,这本来联想不到什么七十、八十年岁的问题,更没有联想到什么登山的问题。随着年龄迅速老化,体力明显衰减,虽然前两年的青海日月山行证明三千多米的高度还是能够适应的。不想,日本游的计划中包括着我最初没有注意到的北海道“昭和新山”行和富士山行节目。到了北海道地狱谷和昭和新山脚下,我才突然想起了两个观念间的连接:“八十岁”和“登山”!同时记起整整十年前自己写过一篇“七十泰山行”(曾蒙黄玉顺先生当即上贴于他的网站上)。年岁本身预示着事件可一而不可再;今所谓“登山”,当然不再会指体力上的健行,而仅是纯然象征式的“望远”而已;望文明之远,文化之远,学术之远,以及人类前途之远。如不登高望远,我们就会被眼前纷纷杂杂的现实包围着而随其波澜起伏,如此必难纵观生存之全景。结果,历经日本两山行后,我遂由十年前的“七十泰山行”文想到应该也写一篇“八十富士行”;的确,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已达八十之限。更深的写作动机当然也不是完成一篇什么我并不擅长的“游记”,而是意在牵连出相关于现实性与学术性的诸多联想,并期之以体制外的观察角度对话于体制内的友朋。 2. 东亚四周行 ——拉卜楞寺之游 大陆行的第一个节目也是向往已久的甘南拉卜楞寺行。这是我在两年前完成了青海塔尔寺行(四十年代初幼时曾随父母到此)后一直念想着的。这次趁参加兰州会议之便得偿宿愿。我和同行者乘公交车前往逗留仅两三小时,当天即须折回,自然属于走马观花。天生与宗教情感无一丝缘分的我,却一直对其怀抱着理性探索的兴趣,并极其尊重虔诚信仰者之虔诚心境本身。对于我,宗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宗教的需要,一如人类对音乐美术的需要,其根源自然不同于人类对科学的需要,但也不应该将“音乐”和“伦理学”等学术式思想混为一谈吧;人类对音乐具有的本能的需要,其肌理也无需逻辑性证明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将科学的“道理”与“音乐”的道理混为一谈。而人类的语言,几千年来都是在用同一名词表达着极其不同的所指。如“真理”一词,我们就绝不能像罗蒂曾经简单化地倡言那样——干脆“消灭”“真理”一词本身,而是必须在读解文本语境中区分“真理”一词的不同意指。今日人类谈论信仰时的混乱,从技术上说,岂非原因正在于此?是日雨过天晴,艳阳高照,曾遇一当地藏族出租车司机兼老板,在短短几分钟行程中,非常热情地向我们谈及寺庙和喇嘛的实际状况以及他本人如何未成为喇嘛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的故事。他还当即邀请我们到他附近牧场家中做客以便详述汉藏民俗问题。在获此邀请后我还真地犹豫了片刻:是否能够留宿一夜来聆听这位年轻藏民的经验谈:他是如何选择不随俗成为喇嘛而宁可过俗世生活的?这样的现身说法岂非是最可贵的认知来源?可惜次日会议报到,我抵兰后未通知主人而决意自行完成此次甘南行,已属失礼在先了,遂怅怅然失去了此一直接讨教的机会。 ——西北师大中心研讨会的主题发言 抗战期间故都高校成批撤退后方,战后自然也纷纷到原址复校,战时形成的临时性高校机构随之解散。家父于1945年离校赴渝转任新职,其动机之一则是希望因靠近中央而可增加北平师大复校的机会。师范教育毕竟是父亲自认为须毕生为之服务的领域。三年前我在西安西北大学访学时才进一步了解到,在“西北联大”争取其历史定位的努力背后牵扯到种种现存人事关系。而北平师大复校问题尤为其中最为复杂的一环。幸而1949年后大陆鼎革,此一源自三十年代初的“师大身份”定位的公案,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历史上的纠葛自然也就不了了之。简言之,北平师大在大部分教师战时集体西迁后,其后于沦陷区原址上出现了一个alternative教育机构。此机构在1945年后自然面临着尴尬局面。谁“代表”北平师大的问题就自然与复校问题缠结在一起。至于1949年后新组成的北京师大,其构成与战前的北平师大颇为不同,因其学术骨干部分乃为沦陷区时代的辅仁大学。家父自1949年起即实质上开始赋闲,与师范教育事业完全脱离了关系,对于战前北平师大,战时西北师院,战时留守的北平师大残余,以及1949年后的新组成的北京师大之间的“名号联系”问题等等,自然也不再关心了。记得中央文史资料馆曾经多次邀请他撰写师大校史方面的问题,他均一一婉拒,对师大往事不置一词。考虑到复杂的历史变迁和机构的重组,对于“西北联大”历史定位方面的各校努力,历史背景迥异的北京师大竟然是牵连也不好,不牵连也不好,只得淡化处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北师大对于近在身边的家父始终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之一。此一态度倒也反映着一个历史事实:他们一直以来并不承认家父这个北平师大的校长与今日已根本上为新建的北京师大有任何关系。(直到世纪初师大所谓百年校庆时才不得不将家父的名号列入其“师大溯源学系列”之内,自然也只是点到为止而已)就学校实质内容言,北京师大与北平师大的确已不存在什么联系了,但是今日潮流是,各校被允许各自拉长其历史渊源,北京师大自然不能例外,家父的名号也就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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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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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判断之实与理论支持之虚(修订稿) (2015岁末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未来) 符号学附文: 2014 索菲亚大会讲演(载本期《国际符号学会刊》) General Semiotics as the all-round interdisciplinary organizer ― General Semiotics(GS) vs. Philosophical Fu 经验判断之实与理论支持之虚(修订稿) (2015岁末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未来) & 符号学附文:2014索菲亚大会讲演(载本期《国际符号学会刊》) “General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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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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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儒学印象记:兼谈汉学及国学现代化问题 (学术忆旧与反思随笔之一) 李幼蒸 《松阳讲义》(陆隴其):世间有一等人,惟知隐默自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 置不论。此朱子所谓 谨厚 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阉然媚世,将是非可否故意含 糊,自 海外新儒学印象记:兼谈汉学及国学现代化问题 (学术忆旧与反思随笔之一) 李幼蒸 《松阳讲义》(陆隴其):“世间有一等人,惟知隐默自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 置不论。此朱子所谓谨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阉然媚世,将是非可否故意含 糊,自谓无争。此夫子所谓乡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为高论,托于万物一体,谓在 己在人,初无有异,无所容争。此是老庄之论,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本文简目: (0)文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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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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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叙实
学术随笔——中西人文学术困境-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学术随笔:人文学术实践中的张力关系 李幼蒸 本随笔条目原为附于一专文文前的若干陆续记下的前言、感想与注解等,其长度与内容,和大体已完成的正文海外新儒家印象记渐行渐远。因此决定将此部分分出来单独成篇。惟因最初补写时多少欲以正文为基准,故句段间 学术随笔:人文学术实践中的张力关系 李幼蒸 本随笔条目原为附于一专文文前的若干陆续记下的“前言”、“感想”与“注解”等,其长度与内容,和大体已完成的正文“海外新儒家印象记”渐行渐远。因此决定将此部分分出来单独“成篇”。惟因最初补写时多少欲以正文为基准,故句段间颇为零碎,欠缺连贯性。但为了节约时间,也不拟修改使其真正“成篇”了,容其作为目前这样的随笔形式发表亦无不可。这样的随笔的“优点”是保持了本人学术思考的“原生态”,“缺点”不仅是欠缺连贯性,而且文字潦草。此笔记文中处处提到的本来应列于最后部分的“本文”,就与本“笔记文”不再连在一起了。(该文将另发)祈谅! 这份“随笔”系列,是在同一段时间内日常若干不同工作进行中“随时想到”、随时“插入”的,虽然零散,但涉及到很多不同方面,呈现出今日国内外人文学界许多不同的冲突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笔者亲自有所体验的,虽然不免为一管之见,却仍可作为一面小镜子“折射”出许多重要的“问题系列”。此笔记文的发布,当然是想将这些虽然未曾加以条理化整理(使其真正成篇)却表现出我当前最关切的(而国内读者因处境不同往往未曾关注的)“学术背景”上的诸多学界思想与实践中的“冲突点”。由于表达零散,所以期待读者自行将其中陈列的各种不同的、貌似关联不紧密的诸“冲突系列”,“一起”收入自己的思考视野,关注这些不同问题侧面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关联性整体。要认识我们今日人文科学创新事业所面对的“整体困境”!没有困境意识,就没有严肃的治学态度。 读者会发现,我的观察视角大致来说介于“西学中心主义”和“学术民族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国内外学者多倾向于其一或其他,我则坚持必须同时关注二者及其相关关系。显然,本笔记文是一个“问题系列”,而非解决系列。只有不断为自己设定“难题”,才能促使自己积极思考,而可不致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人云亦云。 不想最后“正文”未发,反倒先将作为前注随感的文字(类似于一份论学日记)先贴发了。 (补写于:2015-9-29) (注:每段文前的【】标题没有什么意思,为当初插入各随想时随意加写的,用以使前后随笔文彼此区分而已。) 【前注】本“杂文体”介乎(对他者的)“文章”与(对自我的)“笔记”之间。其内容超乎刻下“现实”而朝向“一般”、“前景”、“未来”,故不可能直接相关于学界读者各种现实的知识需求或眼前的求知兴趣。但仍可作为读者当前知识兴趣视界之“外缘”或“远景”,或可有助于读者在自身视界内的认知结构调整时之参考。仍然有必要首先强调一下本笔记文的“特色”:文中各种观点都是不同于西方学理主流的,原因无他,只因今已被百分之百全面制度化、组织化的西方理论学者都是在大体定式化的知识实践程序中经受定式化训练后开始工作的,本人的西学理论实践方向则是根植于“旧时期”二十年间独立探索的经历:彼此的“个人形成史”完全不同。同理,本文提供的各种讯息和观点自然也不同于海内外四地文科留学生的“共识”,因后者同样也是在西方学术制度内训练而成的。“五四”前后及“黄金十年”的人文留学生们其回国后的杰出贡献其实百分之八十相关于其留学前的国内学术知识修养,而“新时期”的留学生们的相应的留学前的国内“学术修养期”,则完成于“文革十年”。二者能是一回事吗?同理,49年后脱离了中华文明场域的海外三地,其人文学术实践也完全脱离了战前本土文化环境,其内容、方向、张力、势头等能够与战前大陆文化学术情境是一回事吗?(只是由于今日各地华人人文学界共同采取的“等级化权贵制度”导致了人们形成了纯粹按其于海外机构内的“名势”来评估其学力和资历的惯习,结果全面掩盖了今日人文学术理论界的名实不符现实。)为什么“两边”学人都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共识”从而故意忽略自身与集体具有的这种“时代特殊差异性”呢?因为不能准确认知自身的时空文化环境的真相而一味采取西方功利个人主义的“惟我为能”的商人化人生观,其治学态度虽然有助于现代学术职场内的名利竞争,却远远无助于提升中华精神文明为自身和为世界承担的新人文科学建设大业之启动。本文各部分所谈均反映着“二者”间的差异性:一者是,在当下职场内急功近利(满足于当下可行的个人学界竞争资格),另一者是,关注人类和中华精神文明的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目标【因此可朝向于真实和理想,遂可勇于重新设计个人“按阶补课”的自强步骤,以便最终能克服小我而朝向于民族与人类集体之大我的理想精神目标。只有经此“尽其在我”(个人实践),方可达至 “无入而不自得”境界(以“大我”为最终目标)。如是,何虑之有?即不以和人争比为治学目的,否则即会:因高于他人而自满因低于他人而自馁!】。二者绝对不是一回事:即职场实践和真理追求完全不是一回事!(2015-9-13补) 【解释】从本人最近文章中以及本文中,读者可以感觉到本人思维方式变迁的动态,即因“合理读者对象究竟为谁?”问题而产生的反复犹豫之痕迹。这相关于“对自表达”和“对他表达”的关系问题。在此变迁过程中,前者越来越居于主位,后者越来越居于辅位。在此不无“动态性”的过程中两种“对象”和“动机”其实以比例不等的方式处于变动中,此一“动机与对象”比重游移过程中进行的思想组织方式也就必然呈现出混杂性。此一心理和实践状态是个人生存本身中滋生者,属于自然,而在理智层面则存在有一关于“可行性”的需要感:个人思想必须进行,无论是否有适当的读者对象,思想必须记录下来,无论未来有无产生作用的机会。不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今日世界已然空前地异于以往几千年,历史上存在的社会文化的长期持续同质性,今已不复存在。我们生活在对于未来不可预测的时代,特别是人类对相关的人生意义与价值观涵义的认知属于高度不确定的一个时代。历史上第一次,在新世纪,我们无法再以传统上的“守先待后”、“藏之名山”之类的格言自励了,因为,本质上,技术化和商业化这两大“化”,已经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化的格局、结构和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人又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集体文化学术积累之自然传继者,此一文明史加予我们的“承前启后”的客观责任又自然而然地(即为我天性内所固有的)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无法人为地(哪怕以自身的意志力)加以消除。(所以,注意这句老外们根本体会不了的仁学命令句:“择善固执”!即不因其理智性推论而因其精神性冲动故仍不得不成为我等“必须实践”之目的者) 不过历经三十年的国内外学界经历后,我已较前最明晰地看透一件事实:人类的新“客观条件”已然根本地决定着、控制着学者个人的自由度,使其几乎自动地(不得不地)遵循着技术化-商业化的学术制度轨道而选择和行动。他不再是自主决定者,而是被决定者。因此此一“被决定性”就体现于其成为按照固定标准和程式进行准机械化地“思想反应者”(如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应”模式,但此刺激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社会了)。在此情况下如何与其“交流思想”、“对话讨论”呢?“读解”遂只能成为按照人们所接受的或所受训练习得的标准答案进行的一种“准机械化反应”了。如是,学术对话还有意义吗,如果“读者”的读解效果只能是定式化的机械反应的话?因为,如果其可能的自我思想资源之幅度都已被预先限定了的化?例如,如果他已经于青少年时代的12年间被“毛毯厂中学”的军事化应试教育的严格程序“塑造完成”了化?不,(别以为可以例外)如果他已被哈佛、耶鲁的标准化西式理论化教育“严格训练”过了的化?虽然知识的内容、性质、范围互不相同,而按照某一固定价值、标准、规范、程序、方向进行了“考试化的训练”了的话?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按照既定教育生产程序完成的“预制精神构件载体”,就是比古人更具有思想能力的吗? 其实我的许多网文的临时写作动机都是受到最近或当前具体个人学术交流中偶然“遭遇”后的一种“升华版”的“反应”:将个人当前(主要是海外的)负面体验转化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描述和论述,以使此一负面遭遇获得正面效果。我曾不断描述自己三十年来在海外学术交流中的不公遭遇。我自认为是带有相当客观性地分析了遭遇的情境,最后确认了其中的“本质”:的确不是因为自己的作品不合规格,而是因为大多数西人学者的“党同伐异”逻辑性惯习所致【之所以容易发生,还因为一个社会性外在原因:因发现与我无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却白白帮助我发表与其自身学术定式不同的意见而觉得“无益”。正如国内一些现当代西方理论同行因发现我属于原单位要有意排挤的对象因此才“敢于滋生”其源自民族性的党同伐异对策一样。后红卫兵一代学人的最大负面特点就是:势力心。其总路线就是:趋炎附势!这是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最大教益:必须趋炎附势和党同伐异。不想此特殊历史经历正好与海外持同一趋炎附势学界一拍即合。因今日大家可不分彼此而共同卷入普遍商业化生活方式之中也:“你我原来一家!都是唯利是图的开明利己主义者。为此,你我何妨跨域联合形成国际学术党同伐异合作形态?如经济界已行之一世纪有余而足证其可行那样。”】。我现在又在这个已经不仅过长而且过于拖沓的笔记式“前奏文”中续加罗列,这也是源于日前一件海外“连环发表事件”,其最后一链为由一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我一篇新文在将发表前受邀写的“文评”。我在读后以及看到其引述的权威性根据(康德、韦伯、尼采之类)话语,不觉失笑。举一反三,这是对我以上关于“反应者读解法”的明显例证。我不觉联想到究竟什么是今日文科科班教育或“训练”?坦白告知:我的“个人问题”之所以不可解,乃因我参悟到今日西方开创的新学制下,教育服务于就职的总方针,必然导致人文学术交流成为根本上欠缺价值和意义的活动!(大家学一样的过往名人文本,通过考试记住这些文本,将来毕业后重复教授这些文本,在著作中不厌其烦地copy这些文本,大家均予认同,因同为受训时的同一教材!“康德说”,“黑格尔说”。。。这样有意思吗?我们仅只是古人的“现代鹦鹉”吗?)大家都说着被社会文化市场预先确立的权威标准下形成的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大家都在同一准封闭的学术思想体系内进行“相互流通”。而对在此体系外的各种不同思想话语表现,则一概以自己熟悉和遵循的东西为基准,进行着定式化的回应!这岂非正是今日人文科学难以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原因?结果,交流不是为了促进独立思想而是借助学术思想媒介追求“学术外”的真实治学目的:名利。好,和一个以维护自身名利为动机和目的的西方学术权威交流,意义究竟何在?所谓各种学术活动,大会小会之类,岂非都是各种“造势”过程,其真实目的实体现于“言外之意”也!对于此一现象反复“纠缠”之要点其实源于:我越来越展望到未来中西人文理论交流中中方的整体思维创造性潜能将因此日益弱化,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学人以其今已纳入(古代所纳入者约束力尚极弱)学术实践制度性藩篱的生存基础,致力于“借学术话语以遂行实惠”的话! (2015-9-7号补写) 【补接上段:2015-9-26】哪里仅只是追求个人实惠!此一人文学术生态的真正的“本质”是借助学术话语和国内外交流活动以追求“学术权贵间共同垄断学术舆论的特权”!这是人文学术追随商业化模式后达到的最精致发展!此一结果不仅直接有违仁学精神也有违马克思本人的(当然不是有违与马克思本人无关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1). 【小引】 今日看马先生在9月1日“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比喻的国人重实际、见小利的几个比喻,顿时觉得和我近来在有关学术界的根本问题所一再企图表述而总觉得未曾表述清晰的意思本质上何其相似。(以下仅述大意并辅以解释性引申)谈到偏好“具体性”,其比喻是:如“见到”饭菜后觉得不合口味弃之无碍,因当事人已于“对象”有了实感(味觉和视觉),但如当接触一精神性产品(如电影)不喜欢时就会大呼不值,因此时其“对象”为“空的精神”(非“实的物品”),因此感觉一无所“得”。在谈到国人急功近利时的另一比喻是:如告一求利者某方法可于次日获利,必雀跃以赴,但如告以可获大利之法却须多次筹划准备时,因非可及时获利其人必扭头而去,认为其言虽佳而与己无关。此两比喻岂非正与本人近来(包括本文正文)就不少学界读者只关注切近“小利”(指“快得”与“可见”;即相当于对学位获取及职称升迁有直接关系者——眼见为利得者)的学术课题,而对长远“大利”不感兴趣的状态如出一辙?其本质即人之基本性现已根深蒂固,该节目主持人甚至于将其“上纲上线”至千古长存之国民性?他称之为民族文化素来不关心“抽象性”问题。此话题虽然是百年来的老生常谈,其“抽象性”岂非正是“一般性”、“普遍性”、“长远性”、“概括性”之总称?...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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