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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理论和符号学:“80年代”忆往-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本文刊载于《电影艺术》刊物,2009年第7期。文章主题大致按照编辑部要求拟订,侧重于个人早先参与电影理论工作的背景和过程。作者也想趁此机会传达以下个人见解:电影符号学是作者一般符号学和文艺符号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电影符号学研究开启了文艺理论研究和    本文刊载于《电影艺术》刊物,2009年第7期。文章主题大致按照编辑部要求拟订,侧重于个人早先参与电影理论工作的背景和过程。作者也想趁此机会传达以下个人见解:电影符号学是作者一般符号学和文艺符号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电影符号学研究开启了文艺理论研究和哲学美学研究的明确分界时代;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分属不同的文化实践范畴,二者应该明确分离,以便各得其所;80年代伊始,以往几十年、上百年,两岸四地对于现代西方人文理论的知识了解均极其有限,而新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朝向世界文化全面开放的全新阶段,学界理论人士对此大多欠缺知识准备;因此,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只能是初步的,尝试性的,不能以之作为进一步发展的现成“基础”,或者说:我们必须不断更新和重组这个学术理论社群的基础,以便使之更有效地朝向理论建设的未来。我们的根本目标是推进和创造高水平的文艺理论学术,而不应该是为过去和现在的学界名人“树碑立传”。学术实践是追求未来集体成就的,不是为过往和现在人士“争比高低”的。           ~~~~~~~~学术活动类别的名称,往往因包含相同的语词而彼此混淆。就“电影理论”而言,此“理论”既可相对于“创作实践”而指有关作品的内容思想研究,也可相对于此艺术门类本身而指有关其特性、结构、功能的一般科学研究。两种“电影理论”所指不是一回事。本文所说的“电影理论”主要是指后者。1。我与电影理论研究从1977年下半年为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翻译电影符号学文章起,到1989年6月参加法国塞里谢文化中心举办的克里斯丁·麦茨电影理论国际研讨会止,大约整个80年代,我的研究工作都与电影理论,特别是电影符号学,有所关联。一些偶然的外在因素使我与“电影理论”研究维持了十多年的联系。新时期起,最早的翻译(1977)是电影理论的,第一篇发表的短文(1979)是关于电影结构主义理论的。1982-1984在美访问期间,来往最多的外国学者都是电影学家。回国后完成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西方电影理论的(1986)。其后我在国内首次担任的刊物编委(1987)也是相关于电影理论的(《当代电影》)。我参加过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最具专业性水准的”也是电影理论方面的(1988)。我受聘担任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短期客座研究员(1990),也是由电影学家麦茨推荐的。而我与国外电影学界的最后一次接触,大概要算是1992年由日本电影美学家浅召圭司安排的东京访问了。对于一个哲学学术背景的我来说,毕竟与电影学界发生了不少的联系。但是我当然不属于“电影界”。我的相关经历却可表明,“电影理论”本来就有两方面的文化范畴归属性:电影界和人文科学界。导致我参与电影理论研究的是“电影界”,而促使我关注其学术的则是“人文科学界”。1976年因避地震去了南方。1977年夏初由南方返京后,国内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文革”期间关闭了10年的北京图书馆又开馆了,可惜我因无“工作证”竟不得像文革前时那样随意进入。正在此时,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找我翻译他们新到手的西方结构主义电影理论文章,并将该校的“北图集体借书证”交我,以备进馆查考之用。北影的这张借书证结果改变了我的一生命运。大约整整半年,我凭着这个证件每日出入北图,借阅了各语种大量的相关书籍,特别对全新的知识领域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做了密集的钻研。我的多种外语研习突然全部派了用场,包括我并未充分掌握的日语。可是恰恰是日语专业书对于符号学的复杂用语的汉字译法大大方便了我对一些法文专门名词的理解。外借的图书则入夜后在家中继续研读。我于是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发现了法国结构主义,包括其重要的分支—电影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样,在译出了资料室邀译的文章后,我并用了一个月时间突击译出了那本后来发行了数万册的小册子《结构主义》。更完全没想到,这部译稿成为我进入哲学所的“阶梯”。如果当初没有那张北影借书证呢?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如此迅速(比起美国文学界和电影界不过晚上几年)掌握结构主义思潮之趋势,更不会其后进入国内外学术机构了。有趣的是,在1978年我在社科院的工作转正时所能够拿出的“出版”成绩,竟然就是电影学院资料室油印的那本牛皮纸本的16开“内部资料”。可那时学术界又有多少人能判断这个翻译小册子“反映”了什么样的学术水平呢?我开始电影理论的翻译,兴趣如其说在于“电影”,不如说在于“理论”。这个理论直接相通于我一向关心的整个文艺理论(中学时代关心的俄国文学理论,大学以后关心的欧美现代派文艺理论)。而此理论中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部分,又直接相通于我的此前长达20年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独立研究。于是,电影学院这几篇电影符号学译文(先后共3篇)以及《世界电影》约译而未刊载的先锋派结构主义长文,成为我了解国外新文艺理论思潮的重要契机。同时,对法国电影理论接触越多,也越发现这个“专业领域”有其独特性,它与电影制作却并没有什么关系。对我而言,借书证是偶然到来的一份“知识通行证”,但我对此证件的有效使用却有着并非偶然的背景。这就是我此前近20年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独立研习。我想对关心的读者指出,为什么我会从哲学进入电影理论而许多其他国内外哲学家则没有这样做呢?一个直接的理由是我喜欢哲学,但我从不依赖一家之论,也就是不会误以为某一家“大师”的理论可以作为我治学的现成基础。我也从来不是以有朝一日成为某科专家、进入某一行业的想法来组织自己的研习的,于是才得以关注任何有益思想方法的吸收,使自己的心智始终朝向于充分开放的状态。我于青年时代即决心转入现代西方理论思想探索,正是发现它比西方古典思想的表述和推论方式更为精细。于是分析哲学的物理性分析方向和现象学的心理性分析方向成为我的主要兴趣所在。结构主义呢?可以说这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分析精神之发展。重要的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不是延续哲学分析的老路,而是建立了独立的方法论系统,于是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界。此外,就我对现代文艺理论的长期关注而言,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更是提供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更有效的思考方向,我也就自然地把电影理论研究当做我掌握一般文艺理论新方向的探索基地了。另一方面,自从我于42岁时才有机会“论学”以来,主要的译、著目标是将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较不熟悉的现当代欧陆理论思想方式尽先引进中文世界。80年来各地中国学界主要熟悉的是现代英美式哲学,而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理论部分一向关注不够。大多数文科留学生来自美国,而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偏于实用性方向。(读者可从我的80年代文集《结构与意义》看出我当时的思想关注方向和用心所在)。但在欧陆学术思想理解方面,又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分歧:如德国、法国的区别,哲学和理论的区别(也就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区别),列维-斯特劳斯和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区别,解释学和符号学的异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间接地与电影理论问题相关。例如,80年代的西德电影理家的出版物中还很少有关于电影符号学的讨论。1988年我刚到西柏林不久曾与一位德国电影学家晤谈,结果我谈自己刚发表的法国电影符号学问题,他则谈德国的几代电影哲学问题。彼此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认识论差距。而他处法国近邻,我则来自远东。我在1986年完成了《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后,纽约友人寄来一册安德鲁新版电影理论新著,为了表明我参读过此最新著作,曾打算援引一些引句在自己的书稿中,却几乎从中找不到一两句重要的引文。为什么?不是彼此学问高低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一些美国人文学者的思路总是偏于“粗犷”)。那时我的书稿责编告我需要有一位名人做序。本来以为是为了便于推销,后来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作用:通过出版社终审。当时的出版社负责人曾因书稿“像天书”而对责编抱怨,说为之做序者一定没有读过书稿,否则怎会为其做序?可见80年代电影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还不会有什么接受者。然而一年后情况有所变化。1987年《当代电影》一位编辑到我家里来,我在送他下楼时他突然对我说出几句不无感性的话:“你大概不知道你这本书对电影理论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吧?”那么他以及一些80年代青年电影学者为什么似乎比老一辈学人能更快地“接受”符号学的理论语词呢?因为,和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不同,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电影理论书刊中充斥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语言。所以国内学界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电影理论学界的“主流”。其实我那本书,对于中国美学界和一般文艺理论界,大概正像当时我译介的许多欧陆理论一样,都并未发生什么实际影响。因为大家所习惯听闻的五六十年代的外国理论言论,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主流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知识论鸿沟。80年代,我既然把符号学当做主攻方向,电影符号学自然成为其组成部分。我把电影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当做我研究一般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以至于我在1982-1984两年在美期间竟然真地花费了不少时间贯注电影和理论。可以说来往最多的就是一些美国电影学者(特别是普大电影系Sitney和纽约大学电影系Michelson的讨论班;以及与先锋派电影家Gidal的长期来往。他因我〔实乃偶然地〕翻译了他的晦涩先锋派理论长文而视我为“知音”,实际上我完全反对他的文化意识形态观点,却欣赏他的视像文本分析技巧)。此外,我也把“电影理论”看作是我深入了解一切文艺现代派思想的门径之一。其结果是在回国后第一部完成的著作就是西方电影理论。与此配合,还把历年来翻译的电影理论文章结集出版。(这两部关于电影理论的书籍当时却不可能在电影出版界出版。2002年扩大再版时增加了一些法国方面的新资料)1988年二次出国以后,个人学术规划屡经变迁。1988年5月去德后的几年中我还曾把电影理论或电影符号学当做自己“符号学研究”总计划的一个分支,还为相关新写作计划做了准备。由于多次访问法国的方便,法国电影符号学自然继续成为我的研究项目之一(也因为我的法国思想研究明确地是跨学科方向的,远不限于当代法国哲学)。并因此与日本的电影美学家及法国电影学专家浅召圭司建立了长期联系。可是后来由于计划调整和相关出版条件不备,原打算对电影符号学进行更深入写作的计划还是放弃了(最近有出版界朋友建议我扩大改写该旧著,不知最后是否能够具体实现,因为手边还有不少待完成的工作)。这样,从1977年为电影学院资料室做翻译,到1992年访问浅召圭司(在东京共同追忆已故法国友人麦茨),与“电影学”的学术联系,前后整15年。2。80年代的人文学术和电影学的复兴问题30年前中国的新时期开始,其后十年“史称”“启蒙时代”。所谓“启蒙”,是相对于在前10年的“文化空白”而定位的。在此意义上,当然知识分子们都可以是“启蒙者”。这个特定的“启蒙”之对象乃封闭环境下之人为的文化停顿,而非历史上自然的某种保守文化阶段(如清末民初那样的情况;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因此 “启蒙”的涵义、目标、起点,从学术史角度看,都未免太过粗浅。这就掩蔽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学术任务:知识分子自己迫切需要补课和提高。如果人们只和文革时代比,他就会觉得自己原有的“知识”已足以“启蒙”失学的青年一代了。此外,很多人把敢于表达对新知新学愿望的言行也称作是“启蒙”言行。仅仅由于老知识分子不敢言行,一些敢言敢行的年轻人就成了“启蒙者”。我们不要忽略当初这段新旧交叉10年中的“启蒙学”之特点,它对于新时期文化学术的后来的发展至为关键。当时人文学界担任“带头人”的主要是文革前二十年的学术精英。他们之间大多数人在文革期间都耽误了时间,而其于文革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也曾经是与西方学术思想界相对隔绝之时期。因此这些恢复了学术工作的文革前之学术带头人,其有关现代西学理论的知识尚十分有限。新时期的最初几年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热点”是从“文革”禁锢中解放出来,故偏重于对历史的批判。与不少学人抓紧时机向后看(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名誉和地位)不同,我则抓紧时机向前看(学习新知和促进他人共学)。我当时在哲学、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电影理论等领域的各种工作都是按照这样一种展望未来的眼光来安排的。为此我清楚了解时代知识复兴的重任有待于在几个层次上进行突破或提高。中国的人文学术“复兴”问题绝不只是批判“文革”和恢复五六十年代学术那样简单。那时人文学界大约同时面对着4个不同层次的“知识准备”或知识补课问题:~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理论界内容(对此年轻人不熟悉)~三十年来港台人文学界的内容(对此大陆学者充满好奇)~战前西方人文科学总体(战前30年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刚开了一个头)~战后西方欧陆(主要是法国)人文科学理论化新潮(中国与西方文化界脱节以来30年间西方人文理论的更新,对于特别不熟悉“理论学术”的两岸人文学者来说,都首先是知识层次上的挑战。)由于当时学科带头人都是文革前精英,他们心理上的“对手方”是 “文革”极左思潮。面对着已被打倒的“文革”对手,几乎人人都是轻而易举的“胜方”。培养了人的,其实是他的“对手”。选择什么对手就选择了自己的规模和方向。当时学界未悉,“恢复过去学术”的知识论要求和新世纪“朝向世界未来”的知识论要求,并不存在于同一个认识论层次上。而当时国内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主流的知识论层级几乎完全属于五六十年代类型(后者又是以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史特定格局为基础的)。他们还沿用着五六十年代报刊争论上形成的门派系统进行思考。与此同时,在新政策下,新知新学不知不觉间逐渐允许自由引入了,老一代精英(不论左中右)同时面对着知识断层问题。结果是他们要靠自己召收的、知识训练不足的外语系研究生们来协助把握一些新知新学观念。对于大量有关文艺作品和评论等偏于直观性的国外资料,当然没什么问题。译介问题主要发生于理论翻译方面,因为这必然涉及各科知识的理论新发展部分。电影研究界内这个问题也最突出。6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西方新电影理论思潮,牵扯到众多复杂学术背景。一方面,新电影理论摆脱了传统哲学美学式研究,另一方面摆脱了新闻评论式影评研究。和美国人偏实用性的电影理论不同,法国理论是高度跨学科的,特别是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理论密切相关。而我国文艺学界百年来就是不关注高层理论研究。上一代西学名家主要熟悉欧美古典文论。五六十年代两岸搞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主要也是英美派。然而正是60年代以来法国学界才“陡然”跃居西方世界的人文思想前沿。法国电影理论也正好是此时应运而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于1977年连工作均无时期即觉得必须把当代法国思想传统尽先介绍出来的动机。根据我此前20年对各地中国人文学术半个世纪来的历史所做的反省,认为首须关注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最艰难的“理论部分”,特别是当代欧陆人文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理论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3。制作商业化和欣赏娱乐化本来“影评”就是传统的所谓“电影理论”或“电影研究”:一些人拍电影,另一些人评论电影。至今这也是国内外“电影界”的主要二分法。不过“影评”是否“属于”电影理论,甚至于“电影学”呢?影评主要涉及影视片内容思想方面,其表达渠道则属于新闻媒体,而其内容思想分析直接相通于众多社会文化领域,直通生活本身。因此今日“影评”工作甚至于主要应该由广义“文化研究”来承担。作为电影制作产物的故事影片及其评价又是高度市场化制约的。几十年来西方电影批评家和理论家主要批评的电影商业化倾向,今日已经成为当然的事实,以至于没有人再质疑其正当性了。这是世界电影文化20年来最大的变化:电影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消遣类文化商品。导演和演员都是此类商品制作的共同参与人。商品的消费者—广大观众,二十年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今日西方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广义技术人员,他们的训练、爱好、和资质都与三四十年前的观众大为不同。在此意义上,60年代的电影思潮和电影理论思潮今日几乎不可能再发生了。因为“新浪潮”一代的大众观众层次今日“消失”了。电子化、歌星化、股票化、体星化的“大众娱乐文化形态”席卷全球。生活方式充分技术化了的广大观众不再对电影文化抱有较高精神需求。电影于是成为名符其实的消遣品;消遣就是排除严肃思想。制作人作为观众娱乐需求的电影商品供应商,就是要满足这类娱乐型的文化品需要。从前为什么不是这样?试想:我们在80年代初还嘲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香港是“文化沙漠”,琼瑶是“低俗言情”,今天有没有人还有这种感觉了?试想20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中还有几部是我们打算看第二边的(电影家由于职业需要反复看片,这是另一个问题)?有没有一部是看了以后还“回味无穷”的。有水准的观众还有没有人在期待“好片子”出现?因为,不需要了!今日“经济规律”已经内在地制约了影片的内容质量:票房价值决定一切。而观众趣味决定了票房价值。生活方式和教育训练又决定了观众趣味。名包制作经济学和电影制作经济学已经没有多大美学性分别,电影艺术家的概念和服装设计师的概念可以等同,二者均为 “妆饰艺术时代”的文化商品。这类现象,当然也属于一门电影社会学或电影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其范围远不限于影片思想内容层次了。对于大众文化产品的批评(“影评”),今日主要属于媒体文化批评的范围。对电影内容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还算不算是“电影批评”专业呢?这个“媒体影评”和电影理论还有没有关系呢?应当说,关系极少了。这就进一步说明电影理论和电影制作的分离性。电影制作,媒体批评,电影市场,三位一体,它们今日均属于 “电影商品制作经济领域”。“电影艺术”也就在商业化时代完成了其职能性转变。新现实主义,新浪潮,五六十年代的好莱坞式抒情影片,黑泽明一代日本的人性论影片等都是对应于那个时代观众的文化教养特点的(我们今日批评萨特理论的肤浅,但萨特一代的西方还到处是读书人的时代)。今日则是电玩、动漫、名模、名包、“代言”的商业化、娱乐化、浅精神的时代。同时这也就是不看书的一代(不久前读到有关大陆学生们买书者极少的报导;再不久前也曾读到美国青年连读书者都极少的报导)。精神是一种抽象性活动,抽象性活动载于文字。现在他们不看复杂文字,除了“扁平化”文字:科幻、武侠、动漫。而这些青少年也正是电影文化的主要消费者群之一。我们能考虑为这些读完了数理化就去打电玩的一代观众构思什么“大制作”么?结果,电影家们只是花大力气制作娱乐商品而已。激发这类电影制作的动力也就单纯化为对商品市场价值的追求。票房价值概念就是电影的身份已蜕变为商品的标志。电影商品当然也同样需要其制造商和供应商。过去文艺家轻视名利,今日文艺家唯名利是问。奖评制度成为刺激此类电影商品制作循环的行销工具之一。所以过去的电影及其评价标准和今日的电影及其评价标准,已分属不同的文化范畴。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批评的职能也完全与从前不同了。因为影评必须与制作同样受制于同质性的观众群的趣味水平。电影家再也不可能心存什么用作品 “改善”观众心灵之类的天真想法了。因为观众的欣赏可能性已经内嵌于电影制作商业化机制之内。需要的只是如何迎合观众娱乐趣味以便增加票房价值的问题,其道理和其他文化娱乐商品(流行音乐等)的生产消费机制完全一样。今日电影家当然也就不需要有什么高层人文学术知识和精神修养,其文学修养达到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程度才可说是恰到好处。(正适合于拍娱乐故事片的“文学性”需要)他只需要把精神上的“小主题”借助电影科技的“大技巧”加以有效商业化操作即可。人们可以把票房价值指标和商业化奖项指标硬说成是“时代最高文艺成就”!4。电影学作为人文科学新学科总而言之,大约存在着三类不同的“电影理论”类型:相关于电影制作的,相关于媒体文化的,相关于人文科学的。我所关注的是后一类。今日我们需要从多学科角度来把握一门独立的“电影理论”学科。各种电影理论研究均以电影介质作为研究材料,但相应的学术运作对象和程序却各有不同:如电影制作机制、电影观赏机制、电影社会学、电影文化学、电影心理学、电影语言学、电影符号学、电影与文学的比较研究,电影与绘画的比较研究,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都是相互联系的,又分别与人文科学各部门相联系,特别是各文艺研究部门。电影由于是最具综合性的艺术,也自然成为一般文艺科学的核心。50年来的当代符号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即更新文艺理论的构成,其中“电影理论”不仅是其核心部分而且是其主要推动力之一。作为学科名称的广义“电影理论”,其性质和功能正如“文学理论”、“历史理论”、“人类学理论”等一样,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哲学—美学式理论框架。实际上,“电影哲学”代表着电影理论观的幼稚化时期。今日电影理论必须朝向错综复杂的真实文艺对象,采取多学科的新方法论工具,来进行科学式研究。因此,作为仅有40年生命的“电影理论”新学科或新“电影学”,居于人文科学大家庭的中心地位。它需要从各学科吸取知识和方法论养份,以达到各种综合性科研目标。电影是最具综合性的艺术,电影理论或电影学也就是最具综合性的人文科学和文艺科学门类,后者实际上涉及文史哲艺各领域,并要求各门类的电影学者之间展开广泛的交流合作。电影学的复杂性、综合性、广泛性,也要求着新型研究方式:开展跨学科交流和合作。对于作为电影理论方法论核心部分的电影符号学,这几乎是绝对必要的。电影制作是一个艺术商品经济学的问题,电影理论是一个对文化现象机制(制作机制,表现机制,观赏机制等等)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科学研究要求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准备。如果说,“电影艺术科学”为一涵括最广的总称,那么“电影理论”可相当于其理论科学部分。必然还会有相应的电影“应用科学”。(有如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之别)理论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也会对包括电影制作在内的各种电影艺术实践有所助益。但作为学科组织和运作,“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不能混在一起。电影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组成部门之一,电影理论作为文艺理论的主要分支,其生命力完全存在于人文科学大家庭之内。这样理解后,电影理论的意义将进一步深刻化和丰富化。强调新学科、新理论、新工具的电影理论建设,当然首先需要全面吸收国外重要的电影学成就,不过也须防止盲目跟风和追逐名人的舶来主义。如果自己没有独立学术判断能力,就只能够顺著外国名人的言论走。这样就会被一些外国的流行而肤浅的“名著”所蒙蔽。中国未来的电影理论界应该有全方位、高水平,独立性的创学抱负。电影理论如果把自身看做人文科学大家庭的一员,看做文艺理论工作中的一员,以及文艺符号学中的一员,其地位、意义和价值都将随之提升,而可明确朝向一个重大文化学术任务:建设新世纪的新文艺科学理论基础。对此人文科学的重要使命而言,电影学、电影理论、电影符号学等作为纯科研事业,均将发挥各自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作者现为:北美独立学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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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时我访龙泉山中天阁—–阳明学题外三记-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六七十年代每次赴甬探亲时必经余姚。当时余姚城关多为古旧房舍,故曾数次中途下车漫步于长街小巷。1971年9月结束探亲动身返京时,也是先在余姚下车,往访刚开放不久的龙泉山寺及王阳明讲学旧址中天阁。一来是为了瞻仰哲人故地,二来也为了亲泽我心仪已久的书 1。1971:在余姚一夜露宿 六七十年代每次赴甬探亲时必经余姚。当时余姚城关多为古旧房舍,故曾数次中途下车漫步于长街小巷。1971年9月结束探亲动身返京时,也是先在余姚下车,往访刚开放不久的龙泉山寺及王阳明讲学旧址中天阁。一来是为了瞻仰哲人故地,二来也为了亲泽我心仪已久的书院遗迹。六十年代初我曾经常去西单商场旧书店翻书,亦曾购得[阳明全书]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阳明全书]书后标价为2元5角。[近思录]“国学基本丛书版”仅3角)。从此喜读[传习录],信为近代人格学之不二典范。王阳明戎马倥匆之际念兹在兹者为携三五同志入山以求识悟人生真谛。传统书院的理想正是希望在社会制度之外(摆脱功名动机)去 寻求自由思考和自由生存的方式。记得余姚行那天曾先到城内阳明故居门前小留,下午才往游龙泉山碑亭楼阁;哲人永逝,却长存“真三不朽”于此间。动身来余姚 前我曾重温“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对所云“每予来归,咸聚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甚向往之。每读阳明师友临别赠言中的离情别绪(如“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觉古人真不可及也。徐爱言,“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这大概就是阳明“伦理诗学”的力量所在吧。 那天下午,龙泉山空空荡荡,我遂多待了一会儿,以畅思绪。不想等到赶回火车站时北行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没有手表,误估算了时间)。 余姚虽然距宁波仅一站之遥,但妻子所在学校远在东钱湖陶公山,转回宁波去并不方便。文革以来南北火车中转时,我也从未住过旅社。一来为了节省,二来也无入 宿资格,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而那晚另一令人尴尬之事是,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全国进入特殊状态。各地民兵必定日夜加强巡检,因此城关地段也不能久 留。我于是下决心躲到郊外田野中过夜,算是重温一次中学时代的野外露营吧。我于是在太阳下山前急忙在田间寻找到一处适合坐卧的地点。趁着夕阳余光,还曾读 几页笔记本中的诗词摘记,也算在浙东人文旧地,体验一下古人情怀。到了午夜,当我披裹着外衣渐渐入睡时,突然听见附近田地里有人声嘈杂和电筒光亮。当时不 免紧张,如被发现,肯定是“讲不清的”。幸而巡田社员没有发现我,我却再也不敢安卧田间了,决定改为在城乡之间来回慢走到天亮,如被发现,也可不至于古怪 得太出格。我就这样在城里城外走了几个小时。等到夜色渐退之时,困倦已极,不觉就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石阶上睡了过去。 睡 熟不久,几个民兵发现了我,把我叫醒查讯。民兵们发现我无证件,如获至宝,遂把我带到值班室,一方面彻底翻检我的物品,一方面进一步盘查,然后向宁波师院 挂去电话。那时刚刚早上六七点钟,学校人事科及妻子和余姚民兵接上了话,证实了我的家属身份。学校那边妻子非常着急,不知道我又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久之 前,在一次全面查户口运动中,和妻子作对的学校造反派故意将我扭送县拘留所,让我和各处抓捕到的“黑人”一起过了一夜。妻子曾到处托人疏通,次日才把我接 回来。适逢“紧急状态”,我的“身份”可能会带来麻烦,她遂在电话中劝我赶快回京,中途不要再逗留了。民兵们在核定了我的身份后,又对我进行了思想教育。 幸好我书包里仅有一本外文书和诗词摘抄笔记本。他们没有查出什么反动东西,就反问我为什么在革命年代看腐朽的封建诗词,要我今后加强思想改造。之后我赶到 车站取出行李,搭早班车离去,遂结束了文革期间往访阳明故地时的一段插曲。  2。1980:在京与秦家懿谈阳明学 六 七十年代时,可以说西学满足着我对理智的精神需求,孔孟朱王则满足着我对情志的精神需要。作为现代理论探求者,我当然不再会对前分析时代的朱王理学方法论 争辩感兴趣,而是要透过良知学体察其“意志哲学”的力度和品质。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实践哲学”及“意志心理学”,均是我文革期间主要精神力源之一。由于在 佛学思维之后形成,阳明学较古典孔孟老庄更具直接精神鼓舞力。我在阳明话语间吸纳的是(西学不可能给我的) 在逆境中朝向理想的意志力。 1977下半年在北图读书时,我在发现结构主义的同时,也发现了女哲学家秦家懿的英文阳明学著作。秦君不仅专研王阳明而且学兼中西,还翻译过巴斯卡的[沉思录]。当时我心中曾有着两位女哲学家“偶像”:法国的克莉斯特娃和美籍华人秦家懿。女性和理论的结合所具有的“美学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不久就都消失了)。七十年代末进入哲学所后我开始与若干西方学者通信。大约在1978或1979年前后我曾主动给秦君去信谈了有关阳明学和现代哲学关系的个人见解。后来,1980年 前后,秦君来信告知将访问社科院,下塌于附近和平饭店。那时虽然开始开放,象我这样“对外”自行其事的人大概还不会很多。秦君到京后,约我到饭店面谈。她...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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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偶获张东荪父子哲学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我虽爱书,但文革期间既无钱也无处购书。况且文革以来到处都在灭书,书已成了违禁品。1966年破四旧时,为避免在可能有红卫兵抄家时直撄其锋,也不得 不销 毁一些旧物。可是我自己十来年间积攒的各种社科类中外书籍,虽犯忌讳,却决不销毁。我采取了一种很幼 我虽爱书,但文革期间既无钱也无处购书。况且文革以来到处都在“灭书”,书已成了违禁品。1966年“破四旧”时,为避免在可能有红卫兵抄家时直撄其锋,也不得 不销 毁一些旧物。可是我自己十来年间积攒的各种社科类中外书籍,虽犯忌讳,却决不销毁。我采取了一种很幼稚的办法来保卫这些“精神食粮”,即将从内部书店购得的许多中文社科书的封皮撕掉,换贴上牛皮纸书皮,以使得红卫兵不至于“一眼”瞥见书名而动粗。当然我的紧要书一向也是藏在床底下的。摆在书架上的多是外文工具书一类。 文革开始以后,人所尽知,中国进入了一个恨书、毁书、无书的时代,遂成为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大景观。秦始皇时代固然也有灭书之举,但那时并不存在多少民间藏书。文革灭书运动则是发生在两千年爱书、读书、藏书的书香世代之后,其意义自然又与暴秦时期不同了。不想在此文化荒芜期间我竟于70年代初意外地从张东荪夫人手中获赠了几十本英文哲学书,那晚从海淀张宅用自行车将书运回我的小屋时,一定自认为我乃世界上最幸福之人了。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因时间所限,恕我只能在此略记梗概。 1961年秋初,当时热衷逻辑实证主义的我,为了增强数理基础,再次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我比同班同学都要大上四五岁,只有几位侨生和我年纪相仿。在班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张东荪之孙张鹤慈。当时他正翩翩美少年,以唯美主义诗人自居,并多少有些奇装异服,一双时髦的皮鞋大概是继承自其父张宗炳的。鹤慈诗人气质,不吝自我流露,乃有课间在走廊信步诵读谭嗣同诗篇之事。得悉其祖父为张东荪后,我遂肃然起敬。因为两年来的北图阅读之后,49年前的哲学家中张氏最为我所重。不想其孙竟有违逆时潮、继承家学之志,亲切之感遂油然而生。和刚从101“贵族中学”毕业的鹤慈相比,从年资和“阅历”两方面来说,我当然自认为比他识见深广许多,既然同为有志于西方哲学文学者,颇有一吐肺腑之愿。我们遂相约同游颐和园,记得那天两人曾沿昆明湖绕行一周,畅所欲言。作为“反右”过来人和北图客,我遂剀剀而谈社会和思想大势,并谆谆指陈利害和用功方向。这次长谈,也涉及我在北图初步反省过去40年之后、对其祖父一代思想和行事的重新评估,兼涉哲学和政治两方面。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不忘叮嘱,彼此在学校时不可来往过密,必须严防同学中的告密者。 但是来往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的性格与我不同,很喜欢交友聚谈,特别是和101中学老同学们。我本想把他从那个我并不欣赏的“高干子弟”圈子里拉出来,让他象我一样,笃志力学。在我看来,那个圈子里“自由主义”活动,只是高干特殊家庭学校环境内的特殊产物;是“特权子弟”不识社会深浅的“青年叛逆期”行为,其中并无坚实根底。他们都应当立志读书,而不是高谈阔论。我一定反反复复告诫过鹤慈我的意见,包括“小圈子”活动所可引生的及时危险。结果发现他并未采纳我的意见,他需要朋友甚于需要安全的读书环境。后来我自己“重归社会”的尝试也再次失败,并决定再次退学。这个选择令我必须面对更多的“险滩”,也就是今后必须更加谨慎。我于是给鹤慈去信,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找我了。一年多后,在度过了我平生情绪波动最剧烈的时期之后,南下完婚,从此转入了人生下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与鹤慈也就断绝了联系。 大约十年后某天夜晚,鹤慈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斗室,问我知不知道这些年他在哪里?原来他因所谓“X社”事件,入狱十年。并告我家中诸人悲惨遭遇。当时祖父在狱中,父亲已然神智不清,伯父则已逝。鹤慈早年聪敏过人,为祖父最爱,而十年最好的岁月和锐志均消磨于劳改营之中了。 不久有一次鹤慈告我他们打算将家中残存的英文书籍捐献给学校。我于是请他问一下家里,是否可以在捐出前让我挑选一些。张东荪夫人欣然同意。我于是借了一部自行车到海淀张宅,会见了张东荪夫人。张夫人态度慈详,知我有志于哲学,似有赞许之意。但在当时气氛下,彼此仅能会意于无言之中。我遂挑选了几十本哲学书,大部分是其父张宗炳年青时购读的科学哲学一类。少部分则属于张东荪藏书,包括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来在美国时周礼全先生告我,五十年代初,张东荪出事后不久,就决定把个人藏书卖给学校。周则代表哲学系前去交涉。因此,张东荪的主要藏书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张鹤慈六十年代初时告我,其祖父當時仍在读国外友人寄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一类新书,让我了解到张氏文革入狱前仍在坚持其哲学研读。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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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摘-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我这一代多不能诗,而赏鉴诗词或可差近古人。剑南诗抄为我素爱,文革期间在抄录过的诗词中尤多放翁佳句。每年南下北上的火车途中,放下了平常抽象课业,一边观赏窗外江南风景,一边借古人诗词,抒自己情怀。后来发现我所最爱的诗句与古今诗家所录未必尽同,        我这一代多不能诗,而赏鉴诗词或可差近古人。<剑南诗抄>为我素爱,文革期间在抄录过的诗词中尤多放翁佳句。每年南下北上的火车途中,放下了平常抽象“课业”,一边观赏窗外江南风景,一边借古人诗词,抒自己情怀。后来发现我所最爱的诗句与古今诗家所录未必尽同,遂知各人性情有同有异。现将当初抄录中自认为殊佳者选录于次,以反映文革时代我每次南下时的心境。每年的杭绍甬之行,也是我借江浙舞台神游南宋的机会。陆游诗篇可以说总是我南宋怀古的第一阶,然后是辛弃疾和姜夔。什么是南宋精神?这就是在强大客观困境下凝成的强大主观不屈之意志。中华精神不在其儒教的集体性层面,而在其仁学的个体性层面,前者为帝王统御之具,后者为仁者追求自由之器。孔子之教在此非在彼也。放翁诗视觉意象组合不仅色彩丰富,层次多元,而且极富印象派动感。当初抄录时曾从其诗句中选出以下十个特具象征力的常用字,以作为情景型态的提喻:                  秋,夜,月,灯,酒,雨,雪,客,驿,湖 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 秋风弃扇知安命,小炷留灯悟养生 古佛负墙尘漠漠,孤灯照店雨昏昏 赖有春风能领略,一生相伴遍天涯 偶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御晚风 残年作客遍天涯,下马长庭便似家 残钟断角度黄昏,小驿孤灯早闭门 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 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 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 芳草有情届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 平羌江水接天流,凉入帘栊已似秋 唤作主人元是客,知非吾土强登楼 闲凭曲槛常忘去,欲下危梯更小留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 衰如蠹叶秋先觉,愁似鳏鱼夜不眠 病来酒户何妨小,老去诗名不厌低 花落忽惊春事晚,楼高剩觉客魂迷 访古每思春并辔,说诗仍忆夜连床 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风...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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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北京图书馆—–“反右”后我在北图七年研读现代西方哲学-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 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 1、退出社会 2、走进北图 3、遍览社科 4、外语工具 5、笃志进学 6、现代西哲 7、饥饿年代 8、安危之间 9、北图关闭 10、重进北图 1。退出社会     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 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并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在当时社会氛围 下父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我的自行其事。在当时“反右”、“大跃进”和随后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社会巨变过程中,不久前因香港报纸刊登其“右派言论” 而颇感压力的父亲,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我的“不识时务”和一意孤行。父亲是一个不好争辩、不喜解释、性情温和的人。在由津返京的火车上我准备好一整套理由 来说服父亲同情和同意我的决定,不想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问题,到头来就这样容易地解决了。于是,回京后的第二天我即去附近文津街北图办好了普通市民阅览 证。对我来说,天下虽无边,人生虽久远,当下生存中却只有一事急办:进入北京图书馆。    其实,1958年 春假返京时我已萌生退学之念,并试探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不表赞同,却邀我单独去颐和园一游,显有慰抚之意。因父子之间不便直言,我曾打算借此机会和曾获美 国哥大教育学博士的父亲共同分析一下反右后的局势,以及虽极不合时宜却对我来说重要无比的个人哲学志向问题。那天父亲请我吃了饭,并主动约我在万寿山前留 影纪念。而一天下来,却什么严肃话题也未谈及,似乎一切均宜在不言之中。父子之间存在着对时局的共识:我们已处于极度异常时期。但这并不等于  一个人就 有 理 由“脱离组织”。在当时,即使是“自动退学”,也意味着前途顿时一片灰暗。我本来正是要在此较轻松的气氛中向父亲“汇报”反右后我的观察和我的新人生哲...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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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文革前我与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交往二三事-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1)60年代初与马君因翻译理论争执而分手 1959年初我到北图读书不久,在楼上大阅览室里就结识了翻译家马元德君。罗素成了我们结识的触媒。当时马君正全力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近现代部分。而我每天抽一两小时正在对照着看罗素的中英文版《自由与组织 (1)60年代初与马君因翻译理论争执而分手 1959年初我到北图读书不久,在楼上大阅览室里就结识了翻译家马元德君。“罗素”成了我们结识的触媒。当时马君正全力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近现代部分。而我每天抽一两小时正在对照着看罗素的中英文版《自由与组织》。很快我们就发现彼此均属无单位人员,遂产生了结识意愿。此外,我们都是一早就到北图“报到”,闭馆铃响时才离去的全天侯读者,中午又一同在府右街北口排队吃素炒饼,所以很快就成为朋友。马君对罗素思想到了“崇拜”程度,把翻译商务的《西方哲学史》内部读物当成了极其重要的“使命”。他的翻译方法则是同时参考多种外语译本,务求准确畅达。每日一早穿著他那件从不更换的破旧黑呢大衣到馆后,就把存在柜台上的一大摞书搬到固定的桌子上,开始其一天的研读和译写工作。马君写得一手秀丽的钢笔字,稿面永远干净整洁,与我的潦草风格正相反。 马君从北大数学系因病肄业后靠译稿为生,虽也承译技术类稿件,但大多数时间均翻译他喜爱的哲学类稿件。除英语外,也译德文稿,特别是为内部机构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稿。我当时刚开始学德文,对马君的学养非常佩服和羡慕,并随时向长我十来岁的他请教。结果马君对我那几年热中科学派哲学起了很大影响。马君自称患有神经官能症,待人接物有些过敏,而我那时年轻,也欠缺修养。彼此的友谊,几年后却因此中断了。其导火线为一极可笑的有关翻译问题的争论。马君当时以他惯有的武断口气作了如下普遍式断言:  “凡在西方留过学的人其英文哲学翻译的程度必差” 马君用此“抬杠”的语气意图逼我对此断言认可。我则绝难认从,以为其论必错。因为虽然不能保证留过学的英译中能力均佳,但多半是能力佳的比例较高。而马君的意思竞是要说“留学者英译中能力必差。”马君又对自己断言的理由不加解释,只是重复此武断的“定律”。当然这仅是我们之间无数小争论的一例。马君因脾气 “古怪”,已与许多老朋友“断交”。表面上的“抬杠”为直接原因。就我的情况来说,肯定有我自己欠缺涵养的原因,未能体谅马君的健康因素。马君决定和我 “断交”时的方式是,坚持约我到附近小饭铺吃一次炒饼之类午餐,须由其付帐,已示从此决不欠我任何人情。这样我们就在六十年代中期某时断绝了来往。后来文革开始,大家都去不了北图,也就没有了经常碰面的尴尬。等到三十多年后返京时我们才再次见面。2000年底在京时我急于完办的一件事,就是看望马君。在电话中得其“谅解”后,我即去他在西直门宿舍拜访。首先为他后来在某工业大学英语教研室办理好退休手续、晚年生活可因此而无忧感到高兴(我进入哲学所后,对我尚怀怨怼的马君曾对张金言说:“他用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了”。2000年再见时我告他,我要求办理退休一事已遭社科院人事局拒绝。所以北图35年一别后,我又回到了“体制外”,而他却进入到体制内了。)我送给他一部译著《纯粹现象学通论》,他送我一部他译出的台版克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一卷。我们又在附近小饭铺共进午餐。我于是向他道歉,表示当时的“争论”应该说是我错而他对了。我并向他解释为什么他的断言是对的。六十年代初彼此辩论时,他的断言乃根据其大量直接观察和体验,故就实际情况言可谓“八九不离十。”马君的“责任”在于未对其断言加以解释,而是对我这样一个当时对翻译并无经验的人,仅据个人直观力申己意。几十年后,我却基本上“认可”了他的断言,或“解释”了他的“定律”,乃因此时我已有了大量理论翻译经验并对港台学术翻译有了不少观察。一个事实是:为什么西方博士资历未能使他们的理论理解和翻译的能力必然较高呢?马元德的“命题”应该调整为:外语阅读能力和英译中理论翻译能力二者之间是不同的。进一步解释:1)书面外语再好,语感的准确度与外国人之间还是大有差距的;2)还有一个中文修养的问题,后者更不是外语经验本身能保证的。所谓留过学和没有留过学之间的差异完全在于是否肯花时间去细读原文和勤于查字典;也就是:一个留过学而不勤于查字典者,比没留过学而肯勤查字典者的翻译能力肯定要差。在此问题上,可以说,留过学没有,并非问题所在。而不少留学者往往容易自以为“懂了”而不肯勤查字典,所以出错机会反而大得多。在我现在看来,马君之断言所涉及的更深的方面则为:~留学期间读书听讲固然机会多,但对理论细节思考的时间不多。文科答辩和考试往往不涉及专深的细节。 ~此外,理论“细节”又往往涉及知识广度,后者是攻学分的留学生无时间充分顾及的。一句话,理论翻译涉及到的知识方面中有许多都是译者需要在博士课业之外另行补充的。但是如果留学生一以完成课业要求为足,因此没有积极动机读“课外书”,其知识广度反而受到限制。但对此他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课业程序和就业要求与此并不相关。 ~留学生回国后也未必需要专深化知识来应付国内教学。于是国内教学过程反而是在低于外国教学水准情况下再次重复上述标准教学过程。国内留学回来的老师也就觉得“没必要”再花时间补课进修了。(个人求知好奇心和符合通行教学标准,分属不同动机和成就类型) ~如果说,“读懂”原文为英译中的首要条件,此“读懂”原则又可分为两类:1)真正读懂相关知识内容;2)字面上“读懂”。前者属“专家”工作,后者为“翻译家”工作。应该说大多数理论翻译者为后一类,他们虽有一般理论性知识,但不一定适巧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趣的是:“翻译家”可能比“专家”译得更准确,尽管他只是字面上“懂得”意思。因为专家虽然有系统的和专深的知识,他如不认真细致处理原著中每一句段的确义,往往会“望文生义”而发生不小的错误。许多“翻译家”对专家(包括留学者)的翻译能力有怀疑,即源于此。 ~马君也翻译过许多科技稿子,其准确度和文字处理大多数都比专家工程师更可靠,原因即在于此。工程师往往“望文生义”,不细“抠”文义或少查字典。此时如遇到翻译家说他误解了专业性原文,往往不服气。社会科学类翻译亦然。 ~社会科学界有许多翻译家,他们即精于在字面上准确把握句义者,虽然他们欠缺系统性知识,也不从事研究写作,但他们较善于处理理论类文句的翻译。在他们的经验里,“专家学者”往往会对本身专业性原典“囫囵吞枣”。“字面上的语言性准确读解”才是理论类翻译的最直接要件,对于准确翻译而言,它比专业知识甚至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专业知识范围有限,所译原典可能超出本人原有知识范围。此时他也必须先凭翻译经验把字面的确义搞清楚。) ~当然,如果专家能够认真读解原文和认真处理中文,其翻译成就必然会高于“翻译家”。马君的“道理”缘于他的实际经验观察;我当时的“道理”缘于对“一般性”规律的理解,而对马君断言中所“含蕴”的大量相关学术事理尚无体会能力。马君断言的重要意涵在于:“外文好”,“懂专业”和“留学博士”,都非理解原典和外译中的资格保证。其衍申含义是:文科留学博士制度本身并非专业精深的绝对保证。 ~对此如无正确认知,国家学术发展将受到全面损害。我们必须在高级教育制度之外另立以学术真理追求本身为目标的观念和行为标准,而不是简单化地以为凡纳入博士制度训练轨道者即以为学术“上了轨道。”自然科学教育也许可以如此纳入标准程序,社会科学则不如是简单。 总而言之,理论翻译有其特殊的运作规范和实践经验。马君的批评意识之扩大含义为:他发现了许多留洋专家和外语系出身者(当时指49年前回国的留学生)读不通文科理论性原典。马君偏激表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即为此一事实。我多年来对港台理论翻译的观察和批评也与此相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最后急于向他表达歉意的缘故。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相关方面:百年来中国留学西方并获得博士学位者的经历和成果,往往被视为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绝对根据。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学术理论方向和学术实践方式已成为学术体制内的规划和运作之标准了。外文好和洋博士,不是翻译好的必然保障;当然也不是“学问好”的必然保障。这样,马君的“夸张式”定律,虽表述武断,却暗含着一个比翻译能力争论远为深刻的问题方面。(2)马君曾误认我为数理长才而尽心助我以上有关马君对翻译能力的夸张式“命题”,本来只是打算作为本文的一个引子(每次回忆文开头都限定了主题和2000字数,而一写起来就超越了主题,而牵扯的事项却又有其它一方面的谈述价值,遂不顾体例,照旧存留备考。因此“忆往叙实”也仅可视之为“资料罗列”了。又因为 “明日还有新功课”,也不能再多花时间顾及修辞。)。本文的原定主题则是有关马君人格中常人不易看到的极其高尚的一面。马君在朋友中以脾气坏和好抬杠著称,连曾经最要好的马宗霍长公子史学家马雍,后来亦与其断绝来往。马元德君当然认为自己最重道义,友谊中断的过失都在他人。而马君也确有以道义自负的理由。现举一例以为马君重情义之证。我和他认识不久,他就对我讲述了北大好友傅正元的故事。解放后不久北大搞运动时,揪出了学生中一个亲美小圈圈,傅为其首,后来被逮捕入狱。(傅君70年代末释放,不久后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刚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所付研职,并在美国专家授课班担任翻译。其英语和学识令美国教授惊叹,并被美国一英语考试机构聘为中国区英语审订专家。傅君后来赴洛杉矶某大学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授,定居美国。)傅君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我和马君间经常的话题,乃因马君自愿担负起在狱外为傅君操办杂务之事。马君并不时提到傅君家人对其在狱中情况不大关心,为此愤愤不平。马君对傅君佩服之至,称其为一表人才,聪明绝顶,因毕业于美国学校,英文与中文均佳,此外德文造诣亦颇高。傅君为物理系高才生,兼长文史,在马君心目中,傅君几近完人。马君遂把替傅君办事当成了自己的本分。一次告我,傅君托他代购一册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他马上从旧书店买来送到了傅家。后来欣慰地对我说:看来傅君在里面能够看纯文学书,精神还没有垮掉。仅此一事,可见马君道义上过人之处。当时社会习气,遇此种情况,多避之惟恐不及,那有雪中送碳之理。而马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一日三餐难继之时,竞能心系遇难旧友,其人格之高洁,可谓万里挑一了。 马君的助人为乐风范,我自己也有深切体会。在另文中我曾谈过马君帮我卖了旧衣买到韦氏三版大字典的往事。那天马君在借到内部购书证跑到八面槽帮我办成此事后,吃力地把大字典提到我家里来,并得意地说:“有17斤重呵!”。就好象字典的重量可以代表内容价值的重量似的。在我们最初相识的两三年中,正是从大跃进尾声转化为大饥荒开始的时期。精神的饥渴和肉体的饥饿在时间过程上相互重叠,马君遂参与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戏剧性变化。马君见我有避世进学之勇,似乎大为感动,并把他因患病未能继续的学问事业寄托在我身上。为了帮助我自修现代数学物理,他竞专门到北大找老师江泽涵教授,请教如何选择最新概率论课本。马君为我热情规划了一个庞大的数理研习进程。从罗素的《数学原理》,抽象代数,量子理论,到概率论。马君告我的这些知识信息,也就是他在49年前后(马君49年前即入学,因病而时断时续,故在北大见闻特多)北大数学系和一群学兼中西文理的同学们的精神追求方向。也是从马君处,我首次知道了“三论”:控制轮,信息论,博奕论。在马君心目中,控制轮创始人维纳和博奕论创始人冯-纽曼是当世思想界大英雄,我们必须努力追随大师脚步前进。马君的英雄很快也就成了我的英雄。我大概为此又卖过不少“破烂”(将来我要专门回忆我和缸瓦市旧货商店的“一段情”:文革以前这是我每一两周就要光顾一次的宝地。),才在八面槽外文书店二楼先后买下了几十本影印数理类书籍。 马君见我进学有“疯狂”之态,遂误以为我亦具数理资质,故愿倾力相助。当然,一切最后要还原到我的进学初衷—-哲学;其基础,按照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施坦(马君某夜在小花园中为我生动描述了维特根施坦初见罗素时,两人在屋中度步长谈,从此导致维氏走向了哲学),首为数理逻辑的基础训练。我在自学了希尔柏脱和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中译本)与丘奇尔的《数理逻辑导论》卷一(影印本)后,打算继续向专家求教。在国内几十年我唯一写信求教过的专家是两位数理逻辑家:胡世华和莫绍揆。胡世华在回我的信时,先批评了我退学自修的个人主义,然后不无关怀地告我下一步该选何书。(马君本来劝我别找胡世华,因据说他“很进步”。结果胡世华的答复方式还算得体,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复信的)莫绍揆却把我误当成了数理逻辑的“苗子”,来信极诚恳细心。马君亦从旁不断为我提供各种学习建议。在那全国战天斗地的大革命岁月里,我们两个脱离社会而衣食匮乏的“书呆子”,成天操心的竞是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后来证明,我决非数理长才,其后大饥饿则“帮助我”提早脱离了数理之梦。其戏剧性结果是,在每月粮票不到半个月就用完的时候,我唯一还能变卖充饥的物什就是非社会科学类的书藉了(社会科学类书籍为精神生存基础,当然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变卖)。先卖掉的一批是中学时代起购存的一套套翻译小说;接着把较值钱的英文影印数理书一次次地也卖掉(只留下了数理逻辑类这些与哲学密切的)以度生存危机。马君见证了我大饥饿袭来时的窘态,也亲见我如何与现代数理 “调情”了两三年后,又将其放弃。哲学自修,数理自修,数学系读而复退,和大饥饿,这四件事缠绕在一起,构成了我一生最骚动不安的一段青年岁月。回顾起来,选择数理这麽沉重的“技术性准备”,纯因当时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方向之故;倒也反映了我骨子里追求“确定性”、“基础性”、“明晰性”的思想倾向。后来渐渐认识到,对于我的伦理学精神目标而言,我须选择更“适切的”技术手段。上述“三性”都是相对于特定的“领域”和“层次”来定位的。数学推理的“确定性”和伦理学和政治学内推理的“确定性”,在构成和功用上是完全不同的。有人以为掌握了现代化的数理逻辑,就能在各个领域强化思维能力,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正相反,很多在数理领域一流的人士,在社会人文领域内的思维能力,不仅不一定优秀,甚至于还会经常犯“逻辑性”错误。 在此段于艰困中求索真知方向的时期,马君把我的事当成了他自己的事。马君虽患神经气质类疾病,其孤立型记忆力却殊强。我借读过的英文书作者和准确书名如忘记了,他大多能代我记起,所以我曾戏称他为我的记忆库。他因不能系统读书,甚觉遗憾,往往在闭馆后一同走出时天真地对我说:“你看过的书,要对我说一说呵,别以为可以不用告诉我了。”我当然也正想发表一些读后感,两个人于是慢慢走向汽车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忆往叙实”,C 栏;2005,12,21初稿,12,22修改)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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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李幼蒸先生个人网站

为什么要来回顾一下外语学习经历呢?长期以来我被一些朋友视作毕生专攻外语;我又的确靠外语哲学翻译进入了单位;其后我也用外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又靠外语条件与国际同行来往。即使如此,本来也不值得一提,因为外语科班出身的人都会有此类经历。值得一提    为什么要来回顾一下外语学习经历呢?长期以来我被一些朋友视作毕生专攻外语;我又的确靠外语哲学翻译进入了单位;其后我也用外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又靠外语条件与国际同行来往。即使如此,本来也不值得一提,因为外语科班出身的人都会有此类经历。值得一提的理由却是:我其实始终未在严格的意义上“掌握”外语。我也从未真正“喜爱”过外语;毕生和我在一起的外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纯然的工具,只能服务于某种特定用途(读学术书)的工具。现在,到了再也没时间提高外语能力的时候,可以来回顾一下我和它相处一生的故事。 1。我的外语程度 我家多有人出身于外语专业,且多自幼表现出外语学习能力,我则正相反,自幼不喜外语,更不善长学外语。我在自学英语20年后,参加教育部出国英语口语培训班时,在四个等级中被排在倒数第二级;排在我上面的竞有只学过一两年的年轻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英语程度”竞如此之低。一般说到“会外语”、“掌握外语”,大多是指这类标准的“读听说写”外语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弱点,一目了然。如果参加托福考试,相信我的分数也是中偏下的。然而别忘了,我又是一向享有“五种外语”虚誉者(马元德知我进社科院后曾对人戏说言李以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外语打交道。哲学所因非外语机构,对于一个人“会外语”的性质不多辨析,不少人也始终以为我以外语见长。以至于80年代中对青年研究员破格晋升的英语考试时题,还委托我来出的。直到今日,生活在英语世界多年,我这个学了一辈子英语的人也办不到完全听懂电影,对于速度较快的日常英语亦无法跟随,至于专业性英语(科技、医药)则完全无法应付。因此按照标准的“掌握外语”概念来说,我连一门英语都算不上掌握,更谈不到其他外语了。因为从50年代末开始同时学几种外语起,预定目标中英语是应该“读听说写”全面“掌握”的,其他外语则只要求达到读解社会科学文字的程度,至多涉及一些小说类读物。现在,我虽按照几十年的习惯还在每日单拨少许时间专来温习语言类材料,但已知此生外语程度到此为止了。其结果是,我毕竟仍未能达到对英语论文写作定稿的程度。我未能达到早年学习外语的理想程度,一方面证实我确非外语长才(因为花费的时间还是相当多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学习方法是“不得法”的。而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我又成为广泛利用外语能力在各地华人社会绍述西方人文理论者;一个没能“掌握”外语的人,却成为比许多确实掌握了外语者更多地“利用”外语来工作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谈到这里,就得牵扯到中国人与“外语”有关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个人特殊的“外语观”了:为什么学者需要学外语,又该如何学法?也想顺便在此做一些自我剖析或说明,并希望我的外语经验对于青年朋友有可借鉴之处。也希望通过我的极不正规的学习外语的经历,来说明我的外语学习和我的学术追求的关系。现在国内学外语成为了文化和教育的必需,人人都在花大力气学外语,以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对于这种社会潮流,我则不以为然,并确知我学外语的动机和80年代以来的追逐外语潮的世人,非常不同。 2。1957起开始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 我虽然一直喜读欧美文学翻译作品,但中学时期从来没想过应该学习外语以便将来有可能阅读原文作品。也就是说,到了中学毕业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步父兄的后尘进入外语系;那个时候,进外语系无疑是文科领域中热门选择之一。另一个证据是,我在1956年时也没想到过建议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报考英语系,而是建议她报考了中文系。 中学时代对外语没有特别注意,也说明我只是“生活在”小说世界里,却远远没有达到“研究”文学的程度,否则外语作为工具,乃文学研究必然的专业选择。到了大学后,才慢慢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可以说这完全是因为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探讨的兴趣突然猛增的结果。哲学,那时对我来说,完全属于欧美文化范围。为了学习哲学,必须掌握外语。反右运动的刺激导致我的知识追求冲动空前强化,1957年底,在历经多重公、私事务(将另记)剧变后,我的求知志向趋于成熟,并认识到英文的学习对我来说已属绝对必要,但对我而言,一切得从零起。我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时,大概学过一年英文,结果一无所得,只记得book、boy等几个字而已。中学到大学虽一共学过8年俄文,却也几乎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我是一个非常不用功的人,并甘于落后)。在关注西方哲学以来,所谓外语的需要,首先就指英语。我于是从1958年起已在着手学习英语之事。等到1959年初退学后开始自学阶段起,英语学习立刻成为自修计划中的主要科目。等到每日去北图“报到”时起,英语的学习已经跃升至首要地位,因为一个诺大的西文书库就横陈在眼前。为了有朝一日得以进入此精神富源,必须掌握外语“钥匙”。由于“目标”触手可及,每日在北图目录室翻阅西文和日文书目时,我的学习“野心”遂逐日膨胀,并开始认识到,为了充分进入此精神富源,单只一门英语是不够的。起码应当能够阅读英、德、法三种外语。我虽自知从无外语天赋,但习心炽烈,并不考虑个人能力条件,而是抱著非掌握外语不可的决心。所谓“掌握”,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读懂社科书藉”。在理论上,这应该比全面掌握外语要容易得多。我大致采取一种实用的方法,一开始选择科技外语读本,掌握基本语法,然后独立地记忆社科类单词,以期尽快地达到初步阅读原著的目的。当时这种不正规的想法,带有不小的感情用事成分,很像是为了亲近喜爱的女子,而迫不及待地设法先跳入门墙瞥上一眼,以解渴念,至于是否日后能够得到,并不多加思索。 不过,对于英文能力,我到底要求高一些,认识到应该全面掌握它,因此应该多少按部就班地前进,不应求快。对我来说矛盾的却是,英文原著又是我最想尽快能够读懂的。于是也只能采取多条路径学习,以应付不同的需要。大致说,这就是:1。像德法文一样,快速突进;2。采取大学文科英语教材,希望掌握些基本功;3。从英语简易读物开始,增加小说类阅读锻练。后来买到各种外语学习留声片,增加了英德法口语和听力的锻练。我也背诵过“灵格凤”程度的建简易学习课文,虽然成效不显。我的主观上的问题是,一直认为自己今后可能并无时间和必要掌握德法文的口语,何必花费此时间,所以不曾反复锻练,而只增加些听力的感性体验而已(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到德国法国去,否则至少真应该花上一个夏天背下《灵格凤》课文)。随著学习的延续和认识的扩展,对于外语阅读的范围和迫切性感则在逐渐增加中。由于我“按奈不住”阅读的冲动,在学习外语的同时,我均提前(超出个人语言的程度)借阅(最新的)哲学和社科类的英德法文读物,勉强 “泛读”,稍有所获,则心喜不已,以为自己这种“硬读”的办法是有效的。我学外语就是为了读现代西方文史哲,也必须能及早“验证”成效,外语学习才有意义,也就是待在北图读书才有意义。后来我的“外语热”发展为机械地背记单字,目标是:消极记住德法文各两万词,英文三万词,认为这样才能有朝一日顺利读通各种社科书藉,甚至文学书藉。为此我从字典上抄录了大量单词卡片,分类结扎,放到盒子里。几年前在京整理旧物,看到保存的大量单词卡片,还舍不得扔掉,因为它们成为我早先外语努力经历和伴随心境的纪念物。六、七十年代的十几年间,这些卡片和抄录的诗词笔记等等,都是每年在火车上伴我南来北往的必携物。 3。婚后外语意识的强化 1963年春节我赴杭州结婚,婚后随妻子回她那时任职的宁波骆驼桥镇宁波师范学校宿舍一起生活。学校和宿舍均位于一座旧式大宅院内,我们住在后院二楼,楼下就是教室。白天妻子去上课时,我一人在室内读书。记得身边带有外文书店购得的东德《新世界》刊物,作为德语课外阅读材料。学校背后是一片田野,我常独自到那里散步和背诵英文,心里想到有朝一日能够说写英文该多好。(我因为记住了当时的愿望,才连带记住了屋后田野的散步)记得我在妻子宿舍读书时,楼下教室里正好是地区小学女老师进修班上课。课间休息时常常听到她们忘情地合唱“十送红军”小调,这首歌遂成为我一直喜听的民歌之一。每一听到此曲,即联想到骆驼桥楼上读书的情境和气氛。夜间我则借助一台矿石收音机收听海外消息。某夜惊悉肯尼迪遇刺身亡,我还把此消息次日告知同事柯老师(他是傅作义部文书,后遣散来甬任教。我们常一同闲谈往事)。那些“新婚”日子里,晚上不时和妻子要好的一批“自由散漫”同事去河岸吃馄吞。那时我“对外”的“身份”就是“外语自学者”。谁又知道我那里会什么外语呢。(2004年4月初有机会赴甬一日游,曾雇车赶到地名已改的骆驼桥访旧。学校旧屋早已拆毁。在查对地址无误后,摄影留念,并请司机绕道河埠头,四十年前甬镇情景,还有些影子在)。  结婚以后,在通信时处处依顺于我的妻子,开始和我发生了“矛盾”。对她而言,两人在一起就好,而未预料到,和我在一起还得忍受另一层折磨:我开始在她工作之余逼他学英文。她原以为攻读学问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她对此能够认同和欣赏就可,没想到我竞趁婚后共同生活之便,要她参与其事。实际上我从中学和她恢复来往起就不断在信上建议她学这读那,她都“虚应”了事。现在到了一起则无法回避,只好抽时间学习我为她选择的一本苏联编英语教科书。不难想象,1963年时,英语和现实生活是凤马牛不相干的事,而我却视其为第一要务。在我“逼迫下”她最初竞也学了不少篇课文,我则每天为他计算她掌握了多少单词,并因此鼓励她前进。但是等到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她来信告我因学校事物繁忙而不得不放下学习时,我即去信责备,要求她应不顾一切坚持学习。因为外语学习是不进则退,原先的努力等于生命的浪费。后来断断续续,她的英文稍有长进时,还曾借助词典独立翻译了一篇莫姆的短篇小说,我自然非常高兴,认为从此可以逐渐提升。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学习”上,她毕生受我“逼迫”,我常对她理论说:在家务上我舍不得花费时间,但为了她的学习,我愿意多做家务。不过,她既不希望我逼他学习,也不希望我参加家务。记得1967年夏她来北京探亲时,我们坐在院子里,我在陪伴她复习英文的同时,读到参考消息上有关布拉格事变的报导,院子里过路的人奇怪地问“为什么要学英文呢?”我当时所看重的似乎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我记住了那个场景,因为有人问为什么要学此无用的东西,以及匈捷事件留下的鲜明记忆。 六十年代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外语。开始学外语的时期,也是我迈上毕生学习之路的开始。从此我惜时如金,不肯荒废分分秒秒。1963年夏我赴杭探亲,住在刀茅巷76号妻子家中。暑假时妻子的大姐夫妇也来住了几天,每天一起吃饭。我的身份在亲友面前当然不免尴尬,尤其是学外语成了我的居家不业的“招牌”,而别人完全不知道学外语怎么会对我这么重要。为了减少我在亲友眼中不劳而获的形象,妻子把饭后刷碗的工作交给我来做。记得我在水池子旁边的墙上,贴上法语动词变位表,刷一下,看一眼,似乎连这么一点时间都舍不得浪费,而亲友看得怪怪的,所得的印象必然是这个人大概太喜欢外语,以至于走火入魔了。为了“速成外语”,我制作了各种简易教具和各种笔记。六、七十年代间,我的实际外语实践等于由两部分构成:阅读原著和背记词汇。外语的正规训练是根本谈不到的。  几十年后回顾一下,应当说,对于学外语而言,语言训练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不得法,甚至浪费了不少时间。到是每天过目的外文阅读习惯让我逐日积累着一定的感性经验。学外语的往事只表明:我当时的心思全在现代西方思想上。我对西方语言学习的急切态度,反映了我内心对了解和深入现代西方思想的迫切感。结果,我和外语的关系成为纯然外在性的。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外语,如果不是说讨厌外语的话。因此我从来不可能把掌握外语本身看作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那时,我所并不擅长的外语以及我对外语的不得法的“硬拼”,成为我坚定朝向人类理论世界之心境的“符号”。今日,当人人学外语,并把掌握外语本身当作身份标志时,我甚至于开始不满那些“崇拜”外语者。“会外语”,竞有可能成为虚华的代名词,如果人们不是把外语当作追求更高精神价值的手段的话。  按照我的“实用主义”外语学习方针,英德法外语是主业,俄文和日文为副业。如果不是在校学过俄文,我大概不会继续自学俄文了。一方面,六十年代我作过一些俄语书面翻译,另一方面我对俄国古典文学的兴趣鼓励我把俄文学下去。记得我把兄姐的大学中级俄语课本作为教科书时,第一课的参考读物是《复活》中的一个断片,描绘涅黑留道夫的心境。记得每当打开课本看到这个片段时,心理都会“触动”片刻。为了俄国文学,我应当把俄文学下去,但我又明确知道,为此花费的时间,不如用来增加德法文阅读。我就毕生处于这类自我矛盾之中。其中也有一个实际理由:学过的东西如果放弃,就等于生命的浪费,这是不可宽恕的。 至于日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读解大意而满足于初等程度的,这样我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可大致读解社科类读物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意思(而如果要想达到更好的读解程度,就得多花费我绝对支付不起的数倍时间)。日文的外来语部分和我的英德法语结合了起来(没学过英德法的日文系学生,则须专门学习外来语部分),方便了许多。我相信,民国初不少留日学者的西方思想的绍介工作,都是通过日文办到的。他们也许会一些英文、德文等,但还办不到直接靠西文吸收西方理论。这不仅是外语程度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知识问题。他们是通过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语词来缩小与西方思想方式的距离的,虽然他们有些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知识的来源讲出来。 3。读解理论和外语掌握 我这种极其不正规的外语学习方式,虽然在掌握外语方面缺欠明显,却因为我的坚持长期读学术类书藉的习惯而获得某方面弥补,我的读书目的本来在于求知和理解学术思想。西方语言的语法严格性和语义结构限制性,使得文句的读解之路径,成为有迹可寻。我的外语读解是一半靠消极掌握的语法词法,一半考上下文中意思的贯穿。意思串不下去了,再反过来查考句法、词法,词典此时极有帮助。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欠缺“外语感”的自信,结果我在读书时必须紧靠文理读解的贯通。到了翻译时,更加需要依靠词典来决疑。又由于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文史哲理论,所以比外语系学生多了一些理论类书藉的阅读的时间和词汇量。等到我进入单位学以致用时,我的“强项”恰恰也正好符合工作的直接需要。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搞西学的人如果没有翻译的实践,其外语能力是靠不住的。但是,对于翻译绩效显著的人来说,也并不等于其外语条件已足已用来做研究,因为研究过程需要大量、准确、快速读解原著,这决不是靠字典工作的翻译家能够胜任愉快的。所以,所谓“会外语”包含着非常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擅长口语学习,可以不费力地会说多种外语,但未必能读书,更谈不到读理论书。反过来读专业理论书顺利的人,可能不会基本口语。人们常常对名人踵事增华,动辄说某某大师精通多少种外语,其中颇有名实不符者。人称陈寅恪先生会二十几种外语,我根据自己一生学习外语的经验可以推断,所谓“会”只是指特定的文字需要而言的,如查考历史文献的不同外语词语等偏于技术性的方面。专家学者以片面的方式掌握一些语种的词法句法知识,以有助于考证比较稀有文字文本中个别概念的确义,这是可能的。但这不叫做“会外语”。有传记作者提到陈氏年轻时在国外书摊上买下《莎士比亚全集》赠国内友人,据此推断陈氏年轻时就精通了英国文学。陈氏在致党中央信中提到自己在世纪初就曾在国外首次读过德文原本《资本论》一事,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看作是陈氏对官方的“负气”之言,以抗拒政治学习,而不可看作是那时陈先生已可掌握高深德语的自白。无论从哲学、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学术德语角度看,对于在海外主要读外国东方语史类资料的陈氏来说,这都是没有可能性的。汪荣祖在同余英时辩论陈氏短长时,未敢引用他自己书中的原话(“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 (大意)),因怕读者对他有不敬贤者的误会。但是记得陈氏另一位助手也曾婉转谈到,他从未听陈氏说过自己会二十多种外语的事。当然,陈氏必定在比较文献研究中用使过二十多种外语资料(后来可能因目疾日重而放弃了佛经研究,因此连带放弃了外语运用),所以才会有此赞语,但这不等于“会外语”。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一生的出版物中显示过他有相应程度的外语实践的证据,就不大可能“精通”外语。陈氏在中国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并不需要这类不相干的“美化”的。为什么要指出这类名实不符的现象?因为年轻人要知道,学术性外语能力是靠大量辛苦和实践积累而成的,绝对不是靠什么天才一蹴而就的。而中国人喜欢神化政治人物,正如喜欢神化学术人物。少数语言学天才的超常能力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多数平常人都须靠后天努力才能有效运用外语。也就是,必需花费大量时间于外语实践,否则难免名实不符。如今翻译作品多了,很多人的西学实践是靠两条腿走路:稍会一些外语,特别是一些口语,而实质性外语资料大量靠的是翻译读物。这很象一些汉学家,颇会说一些汉语,但其学术阅读大量靠的是中译西资料(如《四书五经》之类)。他们也可以有时中西文对比一下,以示“汇通”,实际上主要靠翻译读物。但很多人不肯坦然承认个人掌握外语的实际情况,而宁肯听任他人称颂自己“精通”多种外语的传言。这样,他们当然无法告诉青年掌握学术外语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自己不能真正掌握外语而又有资格主持他人翻译外语书藉者,其掌握外语的名声甚至于超出实际会外语的翻译者。就我自己而言,连说所谓“掌握”外语已觉不确,遑论“精通”。 4。外语读解和口语 我在国外就颇遇到过这类似是而非的情况。有一位法国汉学家在发现我不肯受其“指挥”后,决定“转友为敌”,处处排斥我在法国的机会。其反对我的理由之一就是李幼蒸“不会法语”,所以没有理由接待他。等到我越过她的控制(由于我在国内外始终处在“边缘状态”,有时就不得不支付额外精力设法摆脱“学界同行”的 “非学术性手脚”)联系到访法的机会后,一次在巴黎高等社科院大厅里相遇。她见我几年后又出现在她眼前,马上用法语对我说话。我则答以英语。她于是找到机会奚落我说“你原来还不会法语!”我不是一个善于即时“回击”的人,事后才想到我应该用中文反问到“你还不会中文!”我只是需要看法文书,而她是高等社科院的中国语言学教授,理应会说中文的。结果她应该会说中文而不会说反不觉理亏,而我不需要会说法文,反被她认为理亏。原因何在呢?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观念。中国人学外语就须“四会”,一般外国学者则只须“会读”即可,而不问工作是否需要。而就我和这位法国汉学家对比来说,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她作为中文语法专家连读复杂中文都不会,而我(由于西方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而非由于我的外语才能)可以读“高深”法文书藉。她对此并非不知道真情,但她故意通过此“占便宜”方式企图阻碍你的机会。这个例子绝非无关紧要:对于工作需要外语能力者而言,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实情”应该予以关注。如果明明不能用外语顺利从事专业性工作,却利用上述“掩饰方法”示人,就会使人们看不准他的相关“研究能力”究竟为何,就会发生相关误判。 在德国的类似经验就更多了(也许我在重复以前提过的事了)。有两件明显不平等的事却是中外通行: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外国菜名被认为教养不够,而外国人从来不屑于记住中国菜名?为什么长年居住中国的外国人不需要学中文,而长年住在外国的人就必须会说当地语言?本来一切取决于生活工作的需要,但会不会外语似乎成了具有独立性的“教养”标志或“归顺心态”标志。我大概已经在其他网文中说过,我在德国移民局辩解为什么自己待了许多年还不会说德语的理由:为什么德国人在中国待很多年不需要会说中文而没有中国人会因此责备德国人?他们会说因无此需要。我的回答也完全一样。他们接着问那你为什么要到德国来?我也可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在中国有业务,我在德国也有我的“业务”。我的业务也同样不要求我会说德文。接下去,他们也完全不能相信我不能“(口语上)掌握简单德文”,却可以“(文语上)掌握复杂德文”的事实。结果为了取得居留权完成写作计划,我竞须把我的德国现象学译作寄往他们的“最上级”以证明“会德文”是具有不同的类型的。但是西方人的头脑有时非常简单,非常标准化。他们不能理解口语和文语可以分离的事实,却不想一下有多少西方教授会阅读古希腊文而并不会张口呢? 总而言之,“会外语”和“读解学理”是两回事。在通常意义上“掌握”了外语,绝不等于能够读懂学术理论书;反之能够在文字上读懂学术理论书,也不得被认为是...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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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忆往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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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一篇网上旧文没有贴在自己的网站上,现在于补贴此文的同时,略赘数语于下。 在现代仁学经典中,除孔、孟外,首应加上《传习录》,用以强调心学和诚学的时代重要性。为什么要在孔孟之外增加上传习录?孔孟作为先秦文本,是远古时代的哲理诗,而传习录 最近发现一篇网上旧文没有贴在自己的网站上,现在于补贴此文的同时,略赘数语于下。 在现代仁学经典中,除孔、孟外,首应加上《传习录》,用以强调心学和诚学的时代重要性。为什么要在孔孟之外增加上传习录?孔孟作为先秦文本,是远古时代的“哲理诗”,而传习录是有史时代的真实记录,表达着真实人物的真实心态。阳明师徒在古代能够造成一大批士子之心态朝向真理而不朝向功名,创发出了巨大的人性潜能,至于其社会性和文化性效果,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说阳明学无助于社会政治改进,王安石和朱子学又能够产生什么具体事功呢?阳明学的意义岂能像明末清初人士那样去“实解”呢?把明王朝的政治腐败不放在封建主义的制度上,而怪在一批伦理诗学家身上,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前科学时代知识分子的因果分析能力。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只在于其论述域的“唯心性”,也就是其朝向“诚”之心学本身。在形成心学和诚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伦理实践学的技术性经验,后者可超过历史时空而施用于现代社会文化与学术。今日阳明学不仅是指赏读阳明师徒语录之美言,而是要领悟和吸纳其中的向真心志。具体来说,心学的对象即为心本身(其排除格物学正是为了直接面对心本身),从而在技术上自然排除了功名之念。当“功名心”(名利心)无处不在之时有人能够背其道而行,不论效果如何,只就摆脱名利心之实迹而言,就是心学的莫大成就。阳明学对于今日世界的意义岂非正在此处?如果阳明学当作心学和诚学的技术学,正可以上接孔孟学,而共同构成一个仁学动机学和实践学之整体。 我们推举的新仁学之目标,其实是全球化时代中的伦理思考产物。《论语》的首字“学”遂成为深富象征性的仁学总标记:仁学将成为引导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方向的伦理学;仁学也就成为一门学的伦理学。新仁学的“道”就从古代的政治性目标(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意像”)转化为新世纪的学术性目标;朝向学术真理之 “道”。仁学对人文科学世界的涉入,不言而喻,将可根本地影响人文科学的方向性:从追求功利转回到追求真理。其丰富的引申涵义将启示文化和学术的方方面面。仁学、心学、诚学,都是处逆学、都是对势学,都是在庞大学术功利场海洋中“乘风破浪”而进的择善固执者。而所面对的挑战不是古人所说的生死之决,而仅是义利之决。无“丧元”之危,无“陋巷”之虞,今日学术仁者的“代价”何其微也!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和希望。古典的抗势孔孟伦理学,今可用于学术功利世界中追求真理的“知不可为而为之!”人文科学是人类新思想的“生产基地”,而其方向关系到人文科学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其意义岂非无比重大和深远!结果,仁学的历史人本主义根源,使其最宜于成为人本主义之人文科学的“时代领航员”。仁学的心学和诚学,也就是阳明的良知学,于此新世纪开端,将可通向人类学术世界的四面八方(而绝非局促于中国古代儒教学术的“弹丸之地”)。 以下旧文略记早先读析阳明学之往事,重录于此,以为纪念。~~~~~~~~~~~                 林彪事件时我访龙泉山中天阁                   —–阳明学题外三记                        1。1971:在余姚一夜露宿 六七十年代每次赴甬探亲时必经余姚。当时余姚城关多为古旧房舍,故曾数次中途下车漫步于长街小巷。1971年9月结束探亲动身返京时,也是先在余姚下车,往访刚开放不久的龙泉山寺及王阳明讲学旧址中天阁。一来是为了瞻仰哲人故地,二来也为了亲泽我心仪已久的书院遗迹。六十年代初我曾经常去西单商场旧书店翻书,亦曾购得[阳明全书]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阳明全书]书后标价为2元5角。[近思录]“国学基本丛书版”仅3角)。从此喜读[传习录],信为近代人格学之不二典范。王阳明戎马倥匆之际念兹在兹者为携三五同志入山以求识悟人生真谛。传统书院的理想正是希望在社会制度之外(摆脱功名动机)去寻求自由思考和自由生存的方式。记得余姚行那天曾先到城内阳明故居门前小留,下午才往游龙泉山碑亭楼阁;哲人永逝,却长存“真三不朽”于此间。动身来余姚前我曾重温“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对所云“每予来归,咸聚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甚向往之。每读阳明师友临别赠言中的离情别绪(如“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觉古人真不可及也。徐爱言,“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这大概就是阳明“伦理诗学”的力量所在吧。 那天下午,龙泉山空空荡荡,我遂多待了一会儿,以畅思绪。不想等到赶回火车站时北行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了(我没有手表,误估算了时间)。余姚虽然距宁波仅一站之遥,但妻子所在学校远在东钱湖陶公山,转回宁波去并不方便。文革以来南北火车中转时,我也从未住过旅社。一来为了节省,二来也无入宿资格,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而那晚另一令人尴尬之事是,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全国进入特殊状态。各地民兵必定日夜加强巡检,因此城关地段也不能久留。我于是下决心躲到郊外田野中过夜,算是重温一次中学时代的野外露营吧。我于是在太阳下山前急忙在田间寻找到一处适合坐卧的地点。趁着夕阳余光,还曾读几页笔记本中的诗词摘记,也算在浙东人文旧地,体验一下古人情怀。到了午夜,当我披裹着外衣渐渐入睡时,突然听见附近田地里有人声嘈杂和电筒光亮。当时不免紧张,如被发现,肯定是“讲不清的”。幸而巡田社员没有发现我,我却再也不敢安卧田间了,决定改为在城乡之间来回慢走到天亮,如被发现,也可不至于古怪得太出格。我就这样在城里城外走了几个小时。等到夜色渐退之时,困倦已极,不觉就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口石阶上睡了过去。 睡熟不久,几个民兵发现了我,把我叫醒查讯。民兵们发现我无证件,如获至宝,遂把我带到值班室,一方面彻底翻检我的物品,一方面进一步盘查,然后向宁波师院挂去电话。那时刚刚早上六七点钟,学校人事科及妻子和余姚民兵接上了话,证实了我的家属身份。学校那边妻子非常着急,不知道我又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久之前,在一次全面查户口运动中,和妻子作对的学校造反派故意将我扭送县拘留所,让我和各处抓捕到的“黑人”一起过了一夜。妻子曾到处托人疏通,次日才把我接回来。适逢“紧急状态”,我的“身份”可能会带来麻烦,她遂在电话中劝我赶快回京,中途不要再逗留了。民兵们在核定了我的身份后,又对我进行了思想教育。幸好我书包里仅有一本外文书和诗词摘抄笔记本。他们没有查出什么反动东西,就反问我为什么在革命年代看腐朽的封建诗词,要我今后加强思想改造。之后我赶到车站取出行李,搭早班车离去,遂结束了文革期间往访阳明故地时的一段插曲。                       2。1980:在京与秦家懿谈阳明学 六七十年代时,可以说西学满足着我对理智的精神需求,孔孟朱王则满足着我对情志的精神需要。作为现代理论探求者,我当然不再会对前分析时代的朱王理学方法论争辩感兴趣,而是要透过良知学体察其“意志哲学”的力度和品质。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实践哲学”及“意志心理学”,均是我文革期间主要精神力源之一。由于在佛学思维之后形成,阳明学较古典孔孟老庄更具直接精神鼓舞力。我在阳明话语间吸纳的是(西学不可能给我的) 在逆境中朝向理想的意志力。 1977下半年在北图读书时,我在发现结构主义的同时,也发现了女哲学家秦家懿的英文阳明学著作。秦君不仅专研王阳明而且学兼中西,还翻译过巴斯卡的[沉思录]。当时我心中曾有着两位女哲学家“偶像”:法国的克莉斯特娃和美籍华人秦家懿。女性和理论的结合所具有的“美学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不久就都消失了)。七十年代末进入哲学所后我开始与若干西方学者通信。大约在1978或1979年前后我曾主动给秦君去信谈了有关阳明学和现代哲学关系的个人见解。后来,1980年前后,秦君来信告知将访问社科院,下塌于附近和平饭店 。那个时代,虽然开始开放,象我这样“对外”自行其事的人大概还不会很多。秦君到京后,约我到饭店面谈。她是我单独见过的第一个“外宾”,也是单独见过的第一位美籍华人。我们当然谈了阳明学,我表示钦佩之意后,主要谈了我的观点:中国古典哲学必须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话。还不仅和哲学,而且应和各种现代西方人文理论进行对话。我的后一观点不一定符合哲学科班出身的秦君的口味。我在中国大陆条件下的自学经历,显然也并未引起她任何好奇。(海外华人儒者虽盛言传统,而无不满足于他们自己所难能取得的西方教育学术资格。这种重视等级资格和在制度内安家立业的心态,其实是和古代重视科举出身的心态一致的。宋明书院世界,本质上则是对学术等级制度反向而动的一种精神性向。) 而我对她感兴趣之处在于,不仅因她是女性哲学家,而且因为其在西方教授阳明学必有特殊心得。巴斯卡和王阳明,的确可以有所沟通;正如圣托马斯和朱熹之间可以有所沟通一样。后来才知,这正是港台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是这种中西哲学沟通和结合方式,岂非仅只是将中西话语并存于心的一种横向扩展?如果欲用西方哲学之理以证宋明理学之理,这个“证”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怀着这个问题出了国,并首先找机会去听了刘子健教授讲宋史和听陈灼荣教授与狄百瑞合作讲朱子理学(此事将来或另记)。 1982年五月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后不久,就获得参加多伦多大学符号学国际会议的机会。秦君与其夫君适在该校宗教系任教。我在动身赴加前与其通话,希望再次会晤。六月到多伦多大学后,秦家懿即来报到处与我见面,并相约于会议结束后去她家作客。期间她还曾安排我与其子和同学同游大瀑布。等到会议结束时,我却因故未能践约,只是遗憾地电话告别,希望后会有期。一年后,我参加社科院哲学代表团再次赴加。秦君知道代表团将来加后,特别希望大家能绕道去多伦多一行。因为在世界哲学大会之前,几位港台美华裔哲学家们拟在秦君处先期聚会。那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是同年首次参加国际哲学大会,海外华裔哲学家们希能先行聚会一次(刘述先君后来在港撰文称此次多伦多中国哲学家聚会有“如沐春风”之感,与重功利的西人不同)。结果我们没有去成,此后我也就没再去过多伦多。在美两年我读了不少港台哲学书,对新儒家诸君学术增加了了解,包括秦家懿学术。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真诚的阳明学者,并且相信在西方传授阳明学颇具意义。我则越来越关注西方哲学授课方式和中国哲学精神之间的有效联系问题,因为二者之间在方向和方式两方面都存在有明显的不协调处。 十年之后居德期间,我们偶尔还通过信,因为我当时的主攻对象转为中国思想史了,彼此本应有更多的话题。不过,我们之间并未继续再有学术讨论的机会。加以随着我和外籍华人接触增多而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思想隔阂”是很难克服的。记得我曾在给她的信中谈到过,我对西方学术界的功利主义和对西人不懂“以文会友”之义感到遗憾。她的回应却令我有些诧异。大约是说,要象他们(指美籍华人学者)一样在美须经过长期历练才能融入西方学界。她当然完全误解了我的问题,想当然地以为我是因未能在西方学校落脚而有所不满(我后来则深以可不必受此制度性约束而大感庆幸)。同时我注意到,海外新儒诸公无不把古典理学研习和现代职业制度结为一体(如是,今日再昌言恢复书院,意欲何为?大学教授,特别是海外华裔教授,进山林书院讲学,不是显得怪怪的么?明明中外皆贵重洋学阶,却要把讲堂移进中土书院,莫非以示风雅乎?)。阳明学今日已非立身之资,而降为谋生和赏鉴之手段。读书和行事遂分为两截。在此商业化时代,无论从知识论还是从心志论角度看,都甚难期待未来在西方世界可以有效弘扬阳明学精神。                           3。1988:在伯尔尼与耿宁谈阳明学和现象学...
Author: team Date: August 2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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